第4章　广州的“战局”

第4章　广州的“战局”[1]

虎门战败了。英军开始猖獗于广州内河。琦善罢免了。新的主帅正从江西和北京赶来。战争将在广州一带展开。

虎门之战的事实已经说明，清军拒战必败。但是，道光帝由内阁明发的革拿槛押琦善的上谕中，有这么一段措辞严正的话：

在此，道光帝将琦善对军情的如实陈词，统统当作“妄称”的虚情，“要挟”道光帝的“危言”，并予以道德的斥责。这实际上也下了一道钳口令，封住了杨芳和奕山的嘴巴：不仅不许败，而且不许言败。

这就把杨芳和奕山推上绝路，他们面前只有一条出路——捏谎。

广州到北京的河川山岭，成为谎话的天然屏障。整个广州战局，完全成为一个骗局。

一　杨芳的“果勇”

1841年3月5日，参赞大臣杨芳匆匆赶到了广州。当地的官绅士民就像盼到了救星一样。

自2月26日虎门横档一线战斗之后，英军于2月27日攻克清军重兵把守的乌涌炮台，3月2日，又克琶洲炮台，3月3日再克琵洲炮台，兵锋距广州仅有数公里。（详见图三）

已于2月28日与怡良共同出示，表明“自当亲统兵前往，实力扫除”[3]的琦善，此时竟不顾圣怒，作出一个惊人的举动，3月3日，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前往英舰，面见义律，要求停战，理由十分奇妙：琦爵即将罢黜。[4]这好像是一位输光了的赌徒，告诉讨债的打手，“别打啦，我已经没钱了”一样。义律让余保纯带回一纸《约议戢兵条约》，价码比先前的《善定事宜》高出许多：赔款增至1200万两，割地增加尖沙咀（即九龙），以及片面最惠国条款等等。由于知道琦善将倒台，义律指明要广州将军阿精阿、广东巡抚怡良、前两广总督林则徐、邓廷桢，在3天之内，“共同当面盖付公印”。[5]这样的条件，自然谁也不敢答应。

3天的期限，于3月6日到期，杨芳恰于3月5日赶到，怎能不让民众“欢呼不绝”，怎能不让官吏“倚为长城”呢？[6]

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杨芳的地位绝非一般。杨芳，贵州松桃人。15岁从军，至此已经戎马55载，身经百战。以参加平定川楚白莲教而官列总兵、署固原提督。以平定河南天理教而获云骑尉世职。因统部不严，曾多次罢免。但谁都知道他是个打仗的好手，一遇战端，即请他出山，果然战功卓著。他一生最显赫的业绩，在道光初年平定张格尔之役，是时他以参赞大臣的身份，率兵穷追，擒获张格尔，槛送北京。道光帝亲自受俘，给了杨芳一大堆奖励：封三等果勇侯；授御前侍卫；加太子太保；绘像紫光阁；赏用紫韁、双眼花翎、在紫禁城骑马；赐其子为举人。至于衣料袍褂扳指珊瑚等等赏赐，就难以罗列了。

1835年，杨芳已65岁，以病求退获准。可第二年湖南镇筸镇兵变，道光帝又启用他。[7]他来广东前，官位湖南提督，正准备进京请训，行至江西丰城，于2月12日奉到参赞大臣的任命，立即折道南下。[8]

道光帝此时的用意是很明显的，以亲信皇侄奕山为主帅，文有隆文（时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武有杨芳。在这三人之中，道光帝对杨芳的希望最大，冀求在南国的海疆，再展昔日西北的荣光。

与琦善相比，杨芳的优势是明显的：且不论他几上几下，征战遍及大半个中国，就同为侯爵，也不像琦善靠的是祖宗，而是硬碰硬凭着手中的刀矛弓箭打出来的。

然而，杨芳的战马从未涉足广东。他同所有的“天朝”大吏一样，遇到了陌生的敌人。

就在杨芳到职后的第二天，义律以约定的期限已到，于3月6日发兵进攻，陷猎德、二沙尾炮台，守军大溃。

猎德、二沙尾今已属广州市区，距当时的广州城东南角仅有3公里，英军已经看见了广州的城墙。可就在当日，义律发布告示，表示愿意停战。[9]据英方的记载，清方又派出余保纯前往谈判，表示：尽管广东当局也希望停战，但皇帝绝不会批准。余保纯的这一行动，无疑得到了杨芳的批准。这很可能是这位参赞大臣上任后的第一项决定。[10]

义律的要求虽未得到满足，但双方的交战却又停顿了几天。

在这段时间内，杨芳又做了什么呢？一私家记载称：杨芳到广州后，“终日唯购钟表洋货为事，夜则买俏童取乐，甚而姚巡捕等将女子薙发，装跟班送进……”该记录又称：

关于此中“购买马桶御炮”的情节，另一私家记载说杨芳认为英军取胜，“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12]以当时人视为最不洁的妇女溺器，迎敌“邪教善术”的“蛮夷”，即所谓以邪制邪的法术。这种方法是否采用，还不能得到证实，因为该记载提到“出征乌涌”，即在乌涌作战采用，而早在杨芳到达前，乌涌已为英军所据。但是，从“马桶”、“草人”、“道场”、“鬼神”背后表现出来的杨芳对西方利器的不解，我想应当是属实的。

据林则徐日记，杨芳的到来似乎使他情绪大变。从3月5日至18日，或杨芳来拜，或林拜杨芳，短短的14天内，见面就有11次之多。3月19日，因局势紧急，很可能杨芳认为如此来来往往，仍有不便商及之处，干脆搬到林则徐的寓所，同住了8天。3月26日，杨芳另迁寓所，但与林的交往仍十分密切。[13]由于林则徐在日记中记得过于简略，我们不知道林、杨商议的内容，但杨芳的各种行动，林则徐应当是知情者。

据杨芳的奏折，他到任后立即部署兵勇防守省城，并往省城之东的东盛寺和省城西南的凤凰岗各派兵1000名驻守。他还在省河上构筑塞河木排，排上安放木桶（不知是否即为民间传说的马桶），内储毒药桐油，准备火攻。[14]英方的记载称清方大作战备，也证实了杨芳的说法。[15]除此之外，广东当局还于3月10日发给美国商船准许入港贸易的红牌，以离间英、美，坐收“以夷制夷”之效。而义律闻讯，于当日宣布封锁广州，既然不让英国人做生意，那么谁也做不成！

英军此时也没有闲着，自3月6日攻克二沙尾之后，开始闯入河南水道，另辟通往省城的路线。3月13日，正当被押的琦善解离广州之时，战火又起，英军攻克了正在加紧设防的大黄滘炮台。[16]

义律的情报似乎慢了一些。他显然不知道琦善已经北行，于3月16日，再给琦善发出一份要求停战谈判的照会，[17]派一艘打着白旗的小船由大黄滘北上，准备送往省城。但是，途经凤凰岗炮台时，由杨芳派往该处的江西兵很可能还不知道白旗规则，发炮轰击，英船只得退回（此次战斗被描绘成一个大胜仗，后将详述）。

义律对此决计报复，发兵大肆进攻。自3月18日上午起，英舰由大黄滘北上，连克凤凰岗、永靖炮台、西炮台、海珠炮台[18]和河南的一座沙袋炮台。至下午四时，英军占领了广州西南角的商馆，在时隔两年之后，重新升起了英国国旗。

至此，广州城的东、西两路已全无屏障，完全暴露在英舰的炮火之下。据林则徐日记，英舰向省城“开放飞炮、火箭各数十”，[19]广州已经成为一座危城。

让我们回过头来，检讨一下自2月27日乌涌之战至3月18日英军重占商馆这20天的广州内河战斗。

自鸦片战争一开始，广州的各位主帅，林则徐、琦善、怡良、杨芳，都已注意到虎门一旦被突破后的广州内河防御，先后拨兵拨炮，并在河道狭窄处沉船或以木桩阻塞，以防英舰直逼广州。[20]其中，乌涌炮台琦善派湖南兵900名，合之本地守军700名，共计1600名，邻近又有林则徐购买的安炮34位的战舰甘米力治号（Combridge）和40艘战船，兵力不为不厚，结果大败，阵亡总兵祥福以下446名（大多在溃逃时被英炮击毙）；二沙尾、猎德一带，不仅有炮台，而且河道已阻塞，琦善先是派怡良前往坐镇，后改由江西南赣镇总兵长春驻守，然英军在拆除河道障碍时，守军竟坐视不顾，一经交战即大溃；凤凰岗一带，杨芳派兵1000名，然在3月18日战斗中一无所为。大黄滘炮台守军将领在临战前一天，竟派人与英军商议：

对于这样的军人，我们能作何评论呢？

据英方的记载，这20天的广州内河战斗，英军共摧毁清军大小炮台、军营十余座，击毁各种战船数十艘，缴获大小火炮共计约400位。[22]而英军的这些军事行动，每次仅出动几艘轻型战舰。如最为激烈的乌涌之战，为英舰5艘、轮船2艘。[23]又如最戏剧化的大黄滘炮台之战，为英舰2艘、轮船1艘。[24]就是3月18日横行省河令杨芳震惊的那次行动，英军也仅动用了5艘战舰、2艘轮船、1艘运输船和一些小船。[25]历来谓英军大舰不得入内河、小船无能作为的清朝官吏，此次饱尝了英军轻型战舰的威力。如同先前的虎门历次战斗一样，英军在内河战斗中伤亡极轻，3月18日的战斗仅受伤8人，其余各次战斗，我还没有找到相应的记录。

这里，还有必要提一下西江水道战斗。1841年3月13日，正当大黄滘炮台清军以空炮迎战英舰时，英武装轮船复仇神号拖带两只小船，驶入澳门西侧的西江水道。在3天的航行中，这支小小的船队，沿途竟打垮了6座炮台，击毁了清军9艘战船，毁坏了清军100多门大炮，并拆除了多道拦江障碍。于15日，顺利到达虎门之后的莲花山。[26]按照英军军官的记录，整个行动尤如假日郊外野餐。[27]

从3月5日至3月18日，战功赫赫的果勇侯杨芳，在这两周中终于弄清了一个事实，他手中并无制服这些“夷”人的招术。他已经从来粤途中的满腹韬略的迷梦中清醒过来了。[28]

就当时英军的兵力兵器而言，自1841年2月27日攻陷乌涌炮台后，完全有能力一鼓作气攻下广州。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义律不这么做？为什么他相反行事，于3月3日、3月6日、3月16日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停战，呼吁谈判？

义律的想法很简单，他不希望广州的战事吓跑了居住在广州的富商。

自1839年3月林则徐封锁商馆起算，中英贸易整整停顿了两年。对伦敦、孟买和广东的英国商人来说，这两年中仅茶叶、丝绸贸易的损失就极为惨重，更兼英国政府财政部每年高达百万英镑的茶叶税。作为对华商务总监督的义律，不是不明白此中的利害。而虎门口外始终徘徊未去的数十艘英国商船，[29]又似乎时时刻刻在敲打他的神经，赶紧通商，赶紧通商！正因为如此，自与琦善的广东谈判一开始，义律便谋求早日恢复贸易，以能让伦敦的绅士们继续保持午茶的优雅风尚。

可是，生意须在两国商人之间进行，若广州的商人被英军的大炮吓坏了，纷纷逃难，又跟谁去做生意呢？

军事上的胜利若不能带来经济上的利益，那么，再显赫的武功也就丧失其意义。盎格鲁—撒克逊人此行非为“宣威海徼”。他们把商业利润看得高于其他。

因此，义律在得知琦善被黜后，预料到中英两国条约一事不可能在广州达成，改而谋求先恢复广州通商，再领兵北上进攻，另寻缔约的出路。

于是，1841年3月18日英军重新占领商馆后，义律向广州“钦差大臣”（他尚不知此时的广州由杨芳当家）发出照会，要求当天立即与广州的“贵爵大臣”面谈，并限“半辰”（可能是指半个时辰，即1小时）答复。[30]至于该照会的由头“现在据有报知”，是指美国副领事多利那（Edward Delano）与广州知府余保纯的会谈。[31]余保纯并没有托美国副领事转告义律，希望与英方和谈，义律如此写来，显然是找个借口罢了。

在广州城岌岌可危的局势下，杨芳很快便作了答复。他本是军事统帅，无权与英方谈判，因此对于英方的面谈要求，只能予以拒绝。照会中有“公有战，我有守”一语，也有一些玉碎的气派。但是，杨芳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而是提出了书面交涉的方法。[32]

据林则徐日记，3月18日晨，林则徐“往晤”杨芳。而英军于当日下午4时占领商馆，因而义律与杨芳上引照会的交往，只能在4时以后进行。看来，杨芳的这一份照会，很可能并未经过林则徐。但是，据林3月19日日记，杨芳和怡良当日一起来到林则徐的寓所，“竟日议事”，共同商量对策。[33]

就在杨、怡、林共讨大计之时，3月19日，广州知府余保纯正在商馆中与义律进行谈判。针对杨芳的照会，义律亦发出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指出“若大清国未能施以公道善定事宜，足崇大英国威，则我必仍行率兵，与各省力战”云云；[34]此外，义律还交给余保纯一项备忘录，提出只要发告示优待外国人和恢复通商，英军将撤退，并停止军事行动。[35]余保纯要求给予考虑的时间，但义律没有同意。

余保纯带回的照会和备忘录，当时就在杨芳、怡良、林则徐这广州三巨头之间讨论。讨论的具体内容，林则徐在日记中没有详说，但从日记中可看到两项结果：

一、3月19日讨论后，“参赞移至余寓同住”，若双方旨趣不投，“同住”似为不可能。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三巨头得出了相同的意见。

二、3月20日日记称：“参赞委余守（保纯）赴夷船给回文”。这说明杨芳的行动林则徐是知情的，这又反过来说明杨芳在移往林寓“同住”时，并没有隐瞒自己的立场。

3月20日，杨芳派余保纯送去照会，同意义律备忘录中的两个条件。[36]同日，杨芳和怡良还联衔出具告示：“……现准各国商人一体进埔贸易，尔等商民与之交易往来，一如旧例，不得窒碍生事……”[37]

这就是杨芳—义律3月20日的停战协定。但是，义律并没有退兵。他决定用英军的武力，来保证这项对英国极富利益的商业活动的进行。

从今天的知识来检讨，杨芳、怡良、林则徐之所以屈服，同意恢复通商，主要是他们没有识破义律的真实意图。义律的强硬态度和言辞使之认为英军真的欲攻破广州。就另一方面来讲，他们也实无退兵之计。尽管3月18日战事正鏖时，林则徐在广州点验壮勇，分布各路，但他心中似乎明白，这几百名壮勇未必真能起作用；不然，他就不会早在3月1日得悉乌涌失陷后，就送眷属“登舟赴上游寄寓”，以避战难了。[38]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根据当时的情报判断，不论是杨芳、怡良、林则徐，还是清王朝中的其他人，此时若要保全广州，唯有同意恢复通商，别无选择。这与他本人内心是否主战或主和都没有关系。

战争的权威性，就在于强迫对方顺从。

与琦善相比，杨芳的违旨行为不知严重多少倍。琦善奉旨主“抚”，始终不肯与英人签订条约。杨芳奉旨主“剿”，却擅与英人达成停战协定。可杨芳的结局又不知好过琦善多少倍。这里面的关键，在于如何上奏。

1841年3月6日，杨芳到达广州的第二天，上奏道光帝，隐匿了琶洲、猎德、二沙尾等东路炮台的失陷，仅虚笔略提英军“前哨探至省城相距十余里游奕”，然后笔锋一转，大谈自己如何布防，宣称“可以仰慰圣廑”。道光帝于3月21日收到此折（正是广州恢复贸易的第二天），吃下了这枚空心汤团，上谕中称“览奏稍纾忧念”。[39]

3月12日，杨芳再次上奏，谎报乌涌之战中清军“砍毙逆夷，多于官兵”，即杀敌446人以上，并称其筹防措施已使“民心大定”，“军民鼓勇，可期无虞”。至于道光帝迫切希望的“进剿”，他寻出了一个延宕的理由：怕英军逃窜而不能全歼。他建议“暂为羁縻”，等奕山、隆文赶到后，“再为设法水陆兜剿”。[40]

杨芳的这一番本意拖延时日的托词，歪打正着，恰中道光帝的心思。我在第三章中提到，先前道光帝决议主“抚”，其中一条重要理由，便是担心在陆路上占有“优势”的清军一旦进攻得手，英军退往海上，便无法追剿，战争将拖延下去，不能获得如同西北擒获“夷酋”张格尔那样的彻底胜利。他一开始下令奕山、杨芳出征时，便提出了“剿捦逆夷”。[41]后又多次下令，不要放跑了英军，“务将（英国）首从各犯及通夷汉奸，槛送京师，尽法惩治”。[42]因此，当他得知英军由虎门深入内河，不以为忧，下旨“可期一鼓作气，聚而歼旃”[43]。当3月28日收到杨芳的这份奏折，对杨的“不趋小利而误大局”的做法非常满意，在该段上朱批：“如能设法羁縻，不令遁去，方合机宜。”又在该折尾兴奋地一连写下了两段朱批：

他还由内阁明发上谕，称赞杨芳“晓畅军务”，“著先行交部从优议叙”。[44]

道光帝所企盼的捷音果然不久而至。4月2日，他收到杨芳于3月17日发出的奏折。在这份奏折中，杨芳竟将3月16日凤凰岗击退英方打着白旗致送照会的小船，夸张成一大胜仗，称英军“大兵船两只、火轮船一只、三板船十数只，冲过大黄窖（滘）废营（用‘冲过’‘废营’的字样，掩饰了大黄滘炮台的失守），直欲闯过省河”，驻守凤凰岗的清军“奋不顾身，叠开大炮百余出”，击沉英三板船两只，击断英大兵船主桅一根，击毙英军多名，英船“畏惧退走，不敢遽行省河”。该折还提到了西江水道战斗，称清军的极力“抵御”，使英船当晚便“退出”。道光帝读及于此，如何能不喜悦，在上谕中称杨芳“调度有方，出奇制胜”，并再次将杨芳“交部从优议叙”。[45]

一直到了第五天，4月6日，道光帝仍未从前一天的兴奋中缓过劲来，谕令正在途中的靖逆将军奕山：

可是，杨芳的牛皮也吹得太大了。就在他出奏的第二天，3月18日，英军便肆虐于省河，省城深为可虞。尽管杨芳在3月20日的照会及告示中，都向英方保证“据实陈奏”，但3月22日他的奏折，仍是一篇粉饰的杰作。

在这份由杨芳、阿精阿（广州将军）、怡良合词恭具的奏折中，先称美国副领事多利那请求允许英国恢复通商，被正词驳回；再称英军于3月18日乘风冒死闯入省河，由于清军防守严密，不得不于18日至19日退出；最后称行商伍怡和呈递义律字据：“不讨别情，惟求即准照常贸易，如带违禁之货，即将船货入官”，请道光帝对是否准许恢复通商一事“指示机宜”。[47]

杨芳恐这份虚掩过分的正折说不清楚，随奏另附两份夹片，要求“留中不发”。第一份夹片婉转承认清军力量不足，防守广州有八难，于是，杨芳称经其深思熟虑：

第二份夹片称，英军退出后，立即在大黄滘、猎德垒石阻断河道，另派兵前往堵塞虎门内河，待奕山、隆文赶到后，“熟筹剿办”。[48]

杨芳的正折和夹片，隐匿了两项最重要的事实：一是完全不提广州内河各军事要点的失守和英军重占商馆，反而谎称英军因清军防守严密而退出；二是完全没有提到余保纯与义律的谈判及杨芳的照会和告示，将既成的事实作为尚待请旨的议案。为了使道光帝同意广州恢复通商，杨芳竟诡称如此将有利于将来的“剿办”。

若不知广州的真情，仅凭杨芳的折片，人们很难揣度当时的形势。智商平平的道光帝，对此更是不得要领，下了一道让今人莫名其妙的谕旨：

且不论其中的“设法羁縻”、“不为遥制”究竟该作何解释，就看看当时不和谐场景就使人哭笑两难：一边是兵败无策后屈服“夷酋”，一边是企盼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广州与北京，尤如现实与梦境。

3月31日，广州恢复通商已经10天，杨芳仍在奏折中欺骗道光帝，声称美国商船驶入黄埔引起英国商人的好一阵歆羡，由于得知杨芳已上奏请旨，义律等人抱有一线希望，所以“旬日间无一动静”。杨芳此折的目的，是以英方“无一动静”的驯服姿态，诱引道光帝尽早批准恢复中英贸易。可道光帝却发现了其中的漏洞，若美商代英商销售岂不是放纵英人得逞，于是，他一面下令杨芳严查有无蒙混影射等弊，一面明确宣布“断不准”英国通商。

广州到北京的驿递速度，让杨芳、怡良等得心焦。4月3日，他们再次上奏，试探道光帝的态度，声称3月31日因美、法两国的请求，已批准港脚（即英属印度）商人恢复通商，并请求道光帝批准英国通商，“暂作羁縻，以便从容布置，可期计出万全”。

15天后，这份奏折到达道光帝的案上。他观此勃然大怒，在该折上朱批达5条之多，其中有：

并由内阁明发上谕，斥责杨芳、怡良，将其“交部严加议处”。[50]4月23日，吏部议奏，杨芳、怡良照溺职例革职。道光帝因“现当剿办吃紧之时”，改为革职留任，“以观后效”。[51]

比起前任林则徐、琦善，杨芳的处分真是轻得不能再轻了。况且杨芳一生立的功大，闯的祸也大，褫花翎、摘顶戴已是多次，最重为革职遣戍，对他说来，“革职留任”不过是湿衣裳的毛毛雨。但是，杨芳未受重罚，并非是道光帝待人不公，而是他在奏折中施展了一整套粉饰夸大加躲闪腾挪的功夫。[52]他始终没有让道光帝知道广州内河战败的真情，始终没有让道光帝知道英国已恢复通商。

威风凛凛战功赫赫的果勇侯杨芳，在与英军的作战中，未露丝毫的“果勇”精神，而在对道光帝的捏谎上，却大显惊人的“果勇”气派。

但是，若将杨芳的谎言与后来的奕山相比，又只是小巫见大怪了。

二　奕山的“靖逆”

奕山是康熙帝第十四子允的四世孙。在康熙朝的立储纷争中，身为抚远大将军的允，本是最有力的皇位竞争者。雍正帝在迷雾中继位后，长期监禁允。允之子，奕山的曾祖父弘春，亦为此而受迫害。

经雍、乾、嘉三朝之后，百年前祖上的恩恩怨怨已经消褪色彩。自道光帝继位后，奕山颇得宠信，1821年以四品宗室充三等侍卫，历二等侍卫、头等侍卫、御前侍卫、伊犁领队大臣、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伊犁参赞大臣，迁至伊犁将军。期间曾参加过平定张格尔一役。1840年4月，道光帝召其回京，任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等职。[53]按照清朝的官位品秩，武职的领侍卫内大臣相当于文职的内阁大学士，为最高一级。然而，更重要的是，奕山久任内廷职位，平时见到皇帝的机会比较多，这又是一般官员不可企及的。

1841年1月30日，道光帝授奕山为靖逆将军，从湘、赣、鄂、桂、滇、黔、蜀七省调集大军，命其统率南下征战。这对奕山说来，正是一个机会，祖上的种种不平事，可由他这位子孙的戈马武功来洗雪。

奕山受命后，面聆圣训，于2月2日领受了御赏的“大缎袍褂料各二件”，[54]随后组成了由御前侍卫、京营武弁、部院司员共35人的参谋班子。在嘈嘈嚷嚷中操持了两周后，奕山一行于2月16日，浩浩荡荡，离京南下。[55]

前方的军情如此急迫，而主帅的准备似过于悠闲。当时任北京俄国东正教教士团监护官的俄国外交官柳比莫夫（此人后任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司长），目睹这一出征场面，给国内的报告中写道：

不过，在这位俄国间谍眼中极其荒唐的现象，在“天朝”恰是无人訾议的正常情景。

奕山出征了。他是继林则徐、琦善之后，第3位由京赴粤的大员。而从今天的知识来看，道光帝赋予他的使命，“剿捦逆夷”，如同他的两位前任，仍是无法完成的。

他是否也走上了与前任相同的道路？

从清代档案来看，奕山未出京前，道光帝就发给他3道谕旨；从奕山的奏折来看，他在途中至少收到了6道谕旨。检视这些谕旨，除通报广东、浙江的军情外，无非是催其加速前进，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字样为，“一意进剿”，“星夜兼程”。[58]

尽管道光帝催得很紧，但奕山赶路的速度并不快。据《广东军务折档》，他于2月26日到山东东平，3月17日到安徽宿松，28日到江西泰和，4月3日方进入广东境内。又据其自称，行程不快是沿途大雨，路上泥泞。而他一入广东，反在韶州（今韶关）停了下来，理由为：一、得知英军已逼近广州，放言等他到达后“即求定局”，而此时各路援兵未到，火炮未齐，速到广州，反会被英军所困。二、等候新任两广总督祁，一并前进。[59]

奕山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没有必要分析，因为从广州的局势来看，他早几天或晚几天到达，似为无关紧要。需要介绍的，是奕山所举理由的背景。

自1841年1月6日至3月15日，道光帝共调大军1.7万人援粤。[60]这是奕山倚以为战的军力。可至4月初，进入广东境内援军仅8000余人。[61]按照我在第一章第二节中谈到的清军调兵速度，援军的全部到达，须至5月份。也就是说，道光帝所期待的大兵进剿，最早要到5月份才能进行。

虎门之战、广州内河之战、西江水道之战，使清军在这一地区损失的火炮约1000位。[62]奕山若要发动反攻，需从广西、湖南等省调入火炮，这也需花费时间。

道光帝为了保证广东作战的后勤供应，于1841年2月10日派曾任广东巡抚的刑部尚书祁办理粮台，辅以江西、广东两布政使。[63]琦善革拿后，又任命祁为署理两广总督（后真除）。此外，为加强军事指挥，又于3月15日增派曾参加平定川楚白莲教、张格尔诸役，并获绘像紫光阁殊荣的四川提督齐慎为参赞大臣。[64]这样，广东的前敌班子由奕山（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隆文（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杨芳（湖南提督）、齐慎（四川提督）、祁（原刑部尚书、两广总督）五人组成，这在清朝历史上也是一个罕见的强大阵容。道光帝还慷慨地一次性拨给军费银300万两。而道光帝所赋予的任务，除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外，又增加了一项：收回香港。[65]

4月14日，奕山等人由佛山进入广州，途中共57天，比他的前任琦善多用了1天。但在这57天内，广州的局势已经大变。

奉旨“剿夷”的奕山，似乎很看重对英强硬的林则徐。在未进入广州之前，便写信给林则徐，约他面谈问计。4月13日，奕、林会晤于佛山。此后，他们在4月15日和18日，在广州有两次时间甚长的会晤。[66]

关于这些会谈的内容，史籍上有一些透露，谓林则徐向奕山提出了6条建策。[67]而在这6条建策中，我以为最重要的有两条：

其一，林则徐提议，密饬余保纯[68]和行商，用“好言诱令”英军退出省河，然后在广州以东的猎德、二沙尾一带和广州以南的大黄滘一带阻塞河道，构筑沙袋炮台，派重兵驻守。此两处办成后，再致力于黄埔[69]，最后筹防虎门。林的这一建策，就作战思想而言，仍是其战前的据守海岸坚强防御据点的战法。

实际上，林的这一战法已不新奇，3月22日杨芳奏折所附密片中，已陈此说[70]（很可能杨芳正是听从了林的建策）。但是，若从当时的实际出发，林的这一建策有两项操作上的困难。

据林则徐称，当时猎德一带的珠江河道，宽约660米，深6米以上，大黄滘一带河道，宽约350米，深约10米。如果只是简单的阻塞，将无济于事，因为前次广州内河战斗时，猎德、大黄滘都已阻塞，但水中障碍皆被英军清除。如按林则徐所要求的“巨石”堵塞，那两处的石方量不难推算，似在短期内难以完成。退一步说，即便阻塞了珠江河道（且不论此举会引起何种生态恶果），那也只是阻止英军舰船由水路直逼广州城下，又何以阻挡英军的陆路进攻？林要求堵塞的猎德，距当时的广州城约5公里，英军若从此处发起攻击，比后来的攻击路线只长3公里。

另外，林则徐堵塞河道的前提，是英军退出省河。可如何使英军退出省河，又是一件难事。林在此用了“好言诱令”四字，即虚假地应允英方的某些条件。且不论道光帝的“断不准提及通商二字”的严旨，[71]使奕山不敢同意英国通商；即便作此承诺，对英方也无吸引力，因为先前杨芳、怡良已经出具照会和告示。至于在其他方面作出承诺，更是违旨举动。

如果我们再看看道光帝的谕旨，便能知晓奕山绝不敢听从林则徐的这一建策。道光帝给奕山规定的战法是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其基本战略是进攻，而林则徐的战法（即便成功）只是保守的保全广州的方案。尽管我们有理由指责京师的旨意更加不切实际，但对统兵大员来说，不执行这一旨意，又是另一回事了。琦善、伊里布前鉴俱在，奕山不能不小心行事。

林则徐的这一建策，奕山没有采用。

其二，林则徐建议，对驶入内河的英舰船实施火攻，火船在佛山一带装配，于深夜乘风顺流放下，另以战船、水勇配合作战。

林的这一建策，仍脱胎于战前的“攻首尾跃中舱”之法，火攻是中国水战的传统战法，火烧赤壁等战例更是深入人心。奕山在路途中便存有此心。[72]林的建策，颇合其意。后来奕山采用的正是这一战法。

除此两项外，林则徐还提议准备战船、调集火炮、查拿汉奸三项，这些已属技术性的问题，在当时无特别之处，奕山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在此可不再分析。至于林提议建立外洋水师一项，因与奕山当时的条件差距太远，根本无法实施，我准备放在第六章中再作分析。

由此可见，林则徐的军事思想，仍停留在其战前的水平上，并没有从广东的一系列战事中，总结出真正的经验教训。他的6项建策，仍无回天之力。

需要说明的是，林则徐作为“天朝”中的一文臣，如此建言，并不足奇，也不必究其责任；然而一些论者对此未加分析，先作赞词，称作救时之方，指责奕山未能一一如计行事，反显足以为奇。这也是我写下这段文字的原因。

义律此时似乎也在等待奕山的到来。

自1841年3月20日广州开港后，义律策划了一个计划：在广州至香港一带保留7艘军舰和全部陆军，以威慑广州当局，保证广州通商顺利进行；主力战舰北上，进攻厦门，然后再南下广东；当主力战舰南下时，广州的通商可以大体结束，英军于5月北犯江、浙，迫清政府屈服。[73]

1841年3月27日，义律同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和陆军司令郭富（Sir Hugh Gough）[74]讨论这一计划，遭到反对。郭富提议将进攻厦门的行动，放到第二次北上总攻击时一并进行，并要求增援；伯麦也提出了增援的要求。于是，会议决定：推迟北攻厦门，英军以全力控制广州的局势，伯麦往印度求援（3月31日出发），义律进驻商馆（4月5日到达），探明情况是否会变化。[75]

义律很早便得到奕山即将到来的情报，也急欲知晓他对广州停战通商的态度。4月14日，奕山一入广州，义律立即照会杨芳，询问广州停战通商协议是否仍旧有效？奕山是否准备开战？[76]4月16日，广州知府余保纯带来杨芳的复照，词语含混：

我在前节已经谈到，杨芳的奏折，只谈到准许“港脚”贸易，并未报告实情；而道光帝的驳斥，此时尚未到达广州。从这份照会来看，奕山似乎同意通商停战协定，答应等待圣旨。“令问好”一语，也颇有亲善之意。

让人吃惊的是，余保纯在送交上引照会时曾与义律交谈，他提到这么一件事：余曾问广州的大员们，若道光帝不同意通商，决意开战，将会怎么样？广州的大员们答复，圣意不可违，但开战可在广州以外的地区进行，通商也不必因此中断而可继续进行。[78]

看来广州的大员们准备与英方联手，导演一场专门做给道光帝看的戏！

义律对杨芳的答复似乎很满意。他于4月17日发布告示，宣称英军不会进攻广州，通商可继续进行。[79]

通过在广州商馆里20多天的观察，义律得出结论，广州局势不会因奕山的到来而恶化。于是，他回到澳门后，于4月25日决定，除留下一部分兵力保持对广州的警戒外，主力于5月12日之前北上，进攻厦门及长江流域。[80]

可是，就在此时，广州方面又传来各省援军开到、炮台加强武备的情报，而杨芳又以“私信”形式劝诫义律罢手。[81]义律为此再入广州商馆，就近刺探军情。

5月11日，义律与余保纯会谈，一次付给三份照会，提出要求：一、撤退各省援军；二、撤回西炮台新设大炮；三、广州当局出示安民；四、奕山、隆文、杨芳联衔复照。[82]次日，义律离开广州去澳门。

义律的这一次广州之行，使之得出了完全不同于前的结论：他认定奕山必定开战，而英军须先下手为强。5月13日，他密令英军做好一切战斗准备。5月17日，他未收到奕山等人的答复，令英军开始行动。5月18日起，英军除留1艘军舰保持对香港的警戒外，海陆军全数向广州开进。

广州之战即将爆发。

从现有的史料中，我们似乎可以推断，奕山进驻广州后，心情一直处于矛盾之中。

一方面，他没有揭穿杨芳的谎言，也没有阻碍通商的进行，默许了杨芳、怡良先前所做的一切，甚至还派人招回逃逸避难的殷实商户，致使这种生意能更为兴隆。4月26日，他还为通商一事专上一折，明显流露出希望通商的倾向。[83]在作战指导上，他也似乎接受了杨芳的建策，“待机而动，不可浪战取败”。[84]此中的“待机”，实质上就是将进攻时间无定期地推延。

另一方面，他出征前面聆圣训，出征后又叠奉圣旨，都要求他一意“进剿”；他身为“靖逆将军”，非为祖上的“抚远大将军”，总不能顺着“逆夷”而无所作为。于是，他从广西和粤北调集木排，在佛山监制火炮，往福建雇募水勇，并在其下榻的贡院内日夜赶制大小火箭、火毬、毒火炸炮等火攻用具，准备在黑夜中，对停泊在省河上的英舰实施火攻。

就在奕山左右动摇之际，5月2日，道光帝批驳杨芳、怡良准许“港脚”贸易的谕旨到达广州，[85]该旨命令：

两天之后，5月4日，奕山又收到道光帝4月20日发出的谕旨，命令他“抄袭该夷前后路径，并力攻剿，不使逃遁”。[87]到了此时，奕山的面前也只有一条路了，“进剿”！

大约到了4月底、5月初，道光帝所调派的各省援军1.7万人全部到达。虽然其中有数千人已在乌涌、凤凰岗等战中被击溃，但战后又纷纷回营；合之广州原驻清军，[88]总兵力当在2.5万人以上。奕山亦细心地部署广州城防：

新城东水关至西水关，城垣上派兵4300名；四方炮台一带，派兵2500名；观音山（即越秀山）派兵1000名；小北门，派兵500名；贡院，留兵1000名；燕塘一带，派兵4500名；石门一带，派兵1300名；佛山一带，派兵2000名[89]（具体地点参阅后图）。

尽管奕山手中的兵力已数倍于英军，但全是陆师，无法施展于对英军舰船的进攻；因而从他的兵力部署来看，仍是由陆上防守广州，并不符合道光帝“分路兜剿”的要求。

可远在京师的道光帝，根本不顾及奕山在战术上的困难，催命般地接连下旨“进剿”，他根本不能想象，如此强劲的“天朝”大军，为何尚未全歼这群“丑类”。奕山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据奕山的奏折，他定于5月10日发动进攻，但由于连日大雨滂沱，毁坏了用于火攻的木排、战船，进攻不得不延期。[90]但从其他史料来看，广州方面用于进攻的准备根本就没有完成，奕山的这番话，很可能是应付道光帝的一种托词。

但是，时局的发展，又由不得奕山从容准备了。至晚在5月20日，奕山已经得知了义律下令进攻广州的情报；于是，他不顾所雇福建水勇1000名，香山（今中山）、东莞水勇3000名尚未到达，其他备战工作亦未完成，便于5月21日，下令进攻。[91]

从军事学的角度来看，奕山组织的进攻实谓可笑。广州清军兵力达2万以上，但对进攻一无用处。据奕山奏，用于进攻的是所雇水勇1700人[92]（道光帝所调大军真是白费劲）；又据《番禺县志》，用于进攻的兵力为四川余丁400名，水勇300名，数量更少。其方法是前面介绍过的火攻。目标是泊于珠江上的英军舰船。

道光帝期待数月翘首盼捷的“兜剿”，只不过是这种骚扰性质的战斗。

与新任两广总督甚有交情的梁廷枏，在其著作中透露：奕山的命令下得十分仓猝，甚至事先未与参赞大臣杨芳商量。此时仍幻想以通商换和平的果勇侯，得讯后大惊失色，拔剑奋呼：“事且败而局难收！”[93]

老将杨芳，已经看到了结局。

义律于5月17日下令进攻后，于18日赶至广州商馆，秘密部署快速结束通商、及时撤退侨民的工作。至5月21日晨，他判明局势已经相当险恶，便通告英商于当天日落前离开商馆。下午5时，他本人也从商馆登上省河上的英舰。这时离奕山发动进攻的预定时间，仅有6个小时。我们虽不知道义律是否获得了准确的情报，但是，不难看出，奕山部署的秘密进攻，已经失去了奇袭的功效。英方对此已有准备。

对于5月21日深夜至5月22日的战事，中英双方文献的记载，差别非常之大。

英方记载：5月21日晚，在广州商馆一带（包括白鹅潭）水域，泊有英舰摩底士底号、卑拉底斯号、阿尔吉林号，轮船复仇神号，义律的官船路易莎号以及颠地的商船曙光号（Aurora）。大约在夜间11时，英方发现约有百余只火船从上游放下，每二三只用铁链相连；火船之后，又有载运清军兵勇的船只，准备登舰与英军厮杀（由此看来，与林则徐的建策大体相同）。第一批火船已经点火燃烧，直逼摩底士底号；而驻守西炮台（位于商馆以西，大约今日之沙面）的清军，亦开炮轰击英方舰船。但是，英军舰船避开了这些火船，并开炮还击西炮台。第二批火船的攻击亦未得手，反被冲往河岸，船上的发火物引起岸上的大火。随后跟进的清军兵勇见势逃散。英舰船为安全计，向凤凰岗一带水域转移。在当晚的交战中，清方的火攻完全无效，但西炮台清军的火炮曾击中摩底士底号、路易莎号、曙光号，使之受到一些损伤。与此同时，清方还在广州以东的猎德一带水域，向英舰鳄鱼号发动火攻，亦未能奏效。5月22日，英舰摩底士底号、卑拉底斯号、阿尔吉林号和轮船复仇神号，进攻西炮台，驱散了该台的守军，彻底破坏了该台的火炮，然后撤回。轮船复仇神号随后拖带英舰所属的小船，溯江而上，又打哑了清军保障炮台，击毁清方为再次火攻准备的战船43只、火筏32只。[94]

清方记载：奕山奏称，5月21日晚，清军分路同时进攻，“弁勇伏身水上，直扑其船底，以长钩钩住船只，抛掷火弹火毬火箭喷筒”，英舰船被烧得火焰冲天，“逆夷号呼之声远闻数里”。当晚清军的战绩是：在商馆一带水域，烧毁英“大兵船二只、大三板船四只、小艇杉板数十余只；在猎德一带水域，烧毁英“小三板船数只”。此外，“逆夷被击及溺水死者不计其数”。5月22日，英军舰船进攻西炮台，清军固守，“未被攻坏”；英轮船上溯窥伺，清军击沉其三板船一只，迫其退回。除未经配兵的零星炮船被焚烧数只外，其余俱未受损。[95]

比较双方的文献，除交战区域、交战时间及何方主动进攻相同外，其余格格不入。我们今天似没有必要具体分清当时交战中的招招式式，但从英军后来的行动来看，奕山所称烧毁英军“大兵船”之事，实属子虚乌有，而西炮台在后来的作战中，也没有发挥作用。就此而论，奕山至少夸大了战绩，隐匿了西炮台被破坏的实情。

奕山关于5月21日至22日战况的奏折，发于5月23日，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向道光帝报捷。他如果知道5月23日之后的战局急转直下，在奏折中大概会留有更多的余地，不会显得那么信心十足、胜券在握的气概。

远在京师的道光帝，数月以来日夜盼望来自南方的捷报。得此佳音，虽未满足其全歼来敌、擒获“夷酋”的心愿，但亦可稍纾积郁在胸的愤懑，朱批“甚属可嘉”。他除了将奕山、隆文、杨芳、祁交部优叙外，还颁下白玉翎管、四善扳指、带钩、黄辫珊瑚豆荷包等一大堆御赏物件。[96]

尽管义律于5月17日下令英军进攻广州，英军于18日起便开始行动，但因兵力集结、风向潮水等情事，香港一带的英军，于5月23日方开抵广州附近。

此时，英军的主力为避开省河的清军炮火和浅滩，由河南水道（见前节广州内河作战示意图中第二次攻击路线）驶入，集结于广州西南的凤凰岗一带，共有战舰11艘，轮船2艘，陆军2300人，以及参加陆战的海军官兵1000余人。此外，英军在广州以东的黄埔，有战舰4艘。由此形成东西对攻的态势。[97]

就在英军完全抵达之时，英舰硫磺号（Sulphur）及一些小船，再次深入广州西侧水道侦察，进至缯步，击毁清方的各种船艇28只。此次侦察行动，确定了英军的作战计划。

5月24日下午2时起，英军开始进攻。

在凤凰岗一带的英舰宁罗得号等7艘轻型战舰及所附属的小船，分别炮击广州城以西的沙面、西炮台、商馆等扼守之处，并攻击广州城南省河中的海珠炮台，由西向东攻击；在黄埔的加略普号（Calliope）等4艘轻型战舰及所属小船，越过猎德、二沙尾，由东向西攻击。广州城南炮声隆隆，一直持续到第二天。英军舰炮在炮战中占据了绝对优势。

然而，英海军的进攻，只是一种牵制性的佯动。此次英军的主要作战手段，是“天朝”大吏们不太放在心上的陆战。

下午3时，在英海军舰船基本击垮广州以西的清军抵抗能力后，轮船阿打兰打号拖带小船启动，载送陆军右翼纵队360人（由第26团组成），于5时占领商馆。英军的这一行动，在广州城的西南角构成了军事压力。

然而，这还是一种佯动。

下午4时，轮船复仇神号拖带30余艘小船，载运陆军左翼纵队，驶入广州西侧水道，进至缯步，与先期到达的英舰硫磺号等会合。这支部队由第18团、第49团、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37团、海军陆战人员等部组成，共约2400人，其中包括一支约有400人的野战炮兵部队，携带各类火炮15门。

这才是真正的主攻方向。

24日晚9时起，英军在缯步登陆。至25日晨，全部登陆完毕。上午9时起，英左翼纵队向城北高地攻击前进，次第扫除沿途的障碍。当日占领广州城北越秀山上由4座炮台组成的四方炮台。[99]

当时的广州城，依江背山而筑。城北的一段城墙蜿蜒于越秀山上。步入今天的越秀公园，能依稀辨出昔日城墙的遗迹，著名的五层楼（镇海楼）便是紧靠着城墙。四方炮台位于越秀山的制高点，英军攻占此地，已逼近广州城墙，可俯视广州城内。可以说，英军已经将整个广州城置于其野战炮兵的炮火之下了。

如果我们联系起城南省河上的英海军舰船，那么，城北越秀山上的英陆军团队，恰好对广州城形成了背腹夹击的态势。清军此时已丧失了一切抵抗能力，战败已成定局。

就战术评价而言，英军的海军攻击正面、陆军抄袭侧后的战法，仍是其4个多月前的沙角之战的放大；而从奕山的布防来看，他根本没有想到英军会如此作战；他在21日下令进攻时，更没有料到4天后的这一结局。

我们不能过多地责怪广州清军的腐败。尽管许多部队在交战中一触即溃，但从英方的记录来看，也有一些士兵和军官进行了有效的抵抗。从5月21日至25日，英方宣称其死亡9人，受伤68人。[100]相对战役的规模，这一伤亡数目可谓微不足道，但毕竟创造了1840年7月中英开战以来的最高纪录。这个纪录一直到1842年7月的镇江之战才被打破。

我们也不能过多地责怪奕山统兵无方、指挥无策。尽管他下令反攻十分仓猝，但即使清方不进攻，英方也早已决定进攻广州，至于其抄袭广州城北的战法，更是在1841年3月便已作出，[101]当时奕山尚未到达广州。从另一方面来看，除奕山外，广州的其他大员，如杨芳、怡良等人亦无高策，奕山的统兵、指挥诸水准，并不在清王朝中的其他人之下。

由此可见，问题仍是清军没有取胜的能力。离开了这么一个大背景，就难以得出真实的结论。

在这种态势下，奕山只能求和了。5月26日上午，广州城升起了白旗，清方派出使者前往城北越秀山英军司令部求和，得到的答复是，英军司令官只同清军司令官谈判，也就是点奕山登场。这是奕山死活也不肯的。5月27日早晨，英军利用前一天的休战，调运了火炮和弹药，准备从城北进攻广州时，陆军总司令郭富和海军代理指挥官辛好士，[102]收到了义律的公文，称他已同清方达成了停战协议。

广州之战结束了。奕山的“靖逆”使命也自我终止了。

5月24日英军重新占领商馆，义律又回到这3天前离开的老地方。时隔三日，义律感到自己已经成为广州的主人。

5月26日傍晚，很可能奕山在城北求和受挫后，改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前往商馆，与义律谈判。义律开出了停战条件：[103]

一、奕山、隆文、杨芳在6天内率兵出城，至广州以外200里驻扎。

二、赔偿“使费”600万元，限7天交清。

三、赔偿商馆被劫焚和先前林则徐误烧西班牙船的损失。[104]

四、清方如期付款后，英军可退出虎门口外。

五、以上须由奕山、隆文、杨芳、阿精阿、祁、怡良联衔公文授权广州知府办理，方为有效。

第二天一大早，余保纯带来了奕山等人的公文：

奕山的这份文件，完全合乎义律的要求。奕山—义律的停战协定即由此而成立。但是，若从文字来看，这份文件将来会对余保纯很不利，对此，我放在下一节中讨论。

缴纳款项的事宜，进行得非常之快。5月27日的当天，便支付了100万元。至31日，全部付清，整整提前了两天。可见奕山等人退敌心切。

撤军事宜似乎要晚一些。据英方记载，撤军开始于5月31日，但从中文文献来看，似从6月1日开始，而且也没有退出200里外，仅至城北约60里的金山寺。

因此，从6月1日起，英陆军从广州城北越秀山四方炮台一带撤退。一周内，英海陆军全部退出广州地区，交还了虎门横档以上的各炮台，集结于香港。和平恢复了。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向道光帝交账。

与杨芳相比，奕山的违旨又不知严重多少倍。杨芳仅同意通商，奕山竟交出高达600万元“使费”，实为赎城费。堂堂“天朝”之“靖逆将军”，如此“靖逆”，圣怒下来将压为齑粉！

奕山对此的方法，与杨芳同，捏谎；但其胆量和水准超过杨芳。

5月26日，即广州城已被围困，清军已升起白旗时，奕山上了一道奏折，历数清军在5月23日至25日的频频胜仗，宣称击沉英军轮船1艘，焚毁英“三桅兵船”1艘。道光帝阅此极为兴奋，连批“甚好”、“好极”、“可喜”等字样。而在这份报捷奏折的最后，奕山又留了一条阴暗的尾巴，叱骂汉奸助虐，预留地步。[106]

6月4日，即停战协定达成9天、英军退离广州之后，奕山等人又上一折，称英舰全数驶入攻城，而“汉奸凫水登岸，自陆路抄赴我兵之后”致使英军占据城北炮台，“城内居民纷纷递禀，吁恳保全阖省民命”。写到这里，奕山编造了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如此丰富的想象力，真正愧煞戏剧家、小说家。且不论“以手指天指心”、“兵仗投地”等动作描写，可直接搬上舞台，仅是捏称英军从西侧抄袭城北越秀山，只是因为省河一带“两边炮火轰击，不能传话”，也足以堪称想象之绝唱。在这里，奕山完全颠倒了历史舞台上的正反角色，将自己扮演的乞和一角，转套于英方身上。而借段永福之口说出的一段自我表白的话，大将军“奉命而来，惟知有战”，一何壮哉！

于是，奕山又称，考虑到虎门藩篱已失，内洋无所凭依，不若俯其所请，先让英军退出虎门口外，再加强从虎门到广州的防守，以使将来办理有所措手。

在这份奏折中，奕山还公开挑明了准许通商一事，杨芳先前为隐匿真相而设置的种种遮挡手法，此次已全然不用。至于600万元赎城费，奕山换了个说法，改称“商欠”，广东当局只是为行商们暂行垫付了其中一部分款项。[107]

6月18日，道光帝收到了这份奏折。他虽然没有识破奕山的谎言，但毕竟从先前的“大兵兜剿”、“捦获夷酋”的梦幻中清醒过来。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英方的“桀骜不驯”使之由主“抚”转向主“剿”：一直到了杨芳奏称只要准许通商，便可达到和平时，[108]仍不依不饶；此次，他似乎打算就此罢手，在上谕中称：“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现又“免冠作礼，吁求转奏乞恩”，“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他批准了通商、垫付商欠两件事。[109]

奕山的欺骗成功了！

在道光帝的内心中，以准许通商而结束战争，原是他处理中英争端的底价；虽奕山又垫付了商欠银280万两之巨，但此数将来由行商分年归还，不用他出钱，且比琦善原允赔偿被焚鸦片600万元（当然也由行商支付）并不为多。尽管对肆虐的“逆夷”未能重创严惩，就“天朝”的颜面而言，也颇有一些“苟安”的意味，但道光帝在先前杨芳奏折中“不讨别情，惟求照常贸易”一语的影响下，在此奕山奏折中“不敢滋事”一语的蒙混下，将一省的停战误为全国的和平，以为事情将要解决，便意欲罢手，不再追求“尽歼丑类”的那一份威风和惬意了。

6月30日，奕山收到了道光帝的这一谕旨。7月14日，再次出奏，声称向英商宣布了准许通商的圣恩后，“夷目等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同时，因外省（主要是湖南）溃兵扰民，兵、勇械斗猛于战争，广州城厢内外不得安宁，奕山又奏称“粤省夷务大定”，要求撤退外省援军，以能节省粮饷。[110]

奕山这个谎说得太狡猾了。

本来奕山与义律达成的停战协议，范围仅局限于广东，义律在停战之后的6月5日，照会两广总督祁，谓：

而义律收到祁关于道光帝批准英国恢复通商的照会后，于7月15日的复照中再次声明：

由此可见，奕山与杨芳不同，完全知道英军将会北上进攻，可这么重要的情报却纹丝不向朝廷透露。“粤省夷务大定”一语，从字面上细看确也有广东一省的限制词，但在道光帝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诸如“闽省夷务未定”、“浙省夷务未定”之类的问题。就如通商仅限广州一口一样，在“天朝”的概念中，“夷务”也仅限广东一省。

道光帝收到奕山上述奏折后，果未细究，以为战争已经结束，7月28日，下令各省撤退调防兵勇。[113]这位生性苛俭的皇帝，平生最不爱听用银子的事，而盛京、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沿海数万兵勇，一天得花多少钱！

奕山与他的前任相比，无疑要幸运得多，林则徐是大体诚实的，此时被罪而遣戍伊犁（后改河工效力）；琦善也是大体诚实的，此时被罪在京城受审（后判斩监候）。广州的三位钦派大员，以当时的是非标准来看，奕山的罪孽最重，但却获得交部优叙、白玉翎管等赏赉。不仅仅如此，就是此次广州之败，奕山还保举了“出力”文武员弁兵勇共计554人优叙、升官、补缺、换顶戴！[114]战败后的广州，并没有像通常那样死气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气洋洋地互贺升迁。这些得利的554名有关人员（几乎囊括当时在广州的全部官员），又如何能不结成死党，竭力维护奕山的谎言呢？

谎言使是非颠倒，赏罚颠倒。就此功利的角度来看，清王朝若不变成一个谎言世界，那才真是咄咄怪事呢。

其实，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奕山的谎言并非天衣无缝，不难拆穿。

广州战败的消息，是时以多种方式传至各地官员。闽浙总督颜伯焘据广东按察使王庭兰致福建布政使曾望颜的信函，出奏弹劾奕山谎报广州战况。[115]道光帝此时并没有像上次锁拿琦善那样冲动，而是表现出异常的冷静，仅命由广西巡抚调任江苏巡抚的梁章钜，私下调查密奏。[116]官场老手梁章钜不愿开罪广东各大员，上奏时含混其辞，但却将其派往广州的密探收集的情报附奏上呈。[117]就这些情报的内容来看，虽不能完全反映真实，但也不难看出广州战败的事实。可是，道光帝没有继续究诘下去，仅在梁折上朱批“各报单留览”，便不了了之。他似乎已经倾意于奕山谎报的“和平”，不愿意继续打下去，[118]独自吞下了这枚涩果。

对奕山的谎言说来，另一幸运之事便是英军推迟了北上进攻。

英军自广州撤回香港后，痢疾和疟疾在军中流行，病员超过1100人，海军指挥官辛好士病死。如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37团，600名士兵中，仅约百人可以继续参战，18名军官中，病死2人，生病15人，只有1人能值勤。这场瘟疫使英军几乎丧失了战斗力，北攻厦门的计划只能推迟。[119]

当英军从病疫中缓过劲儿来时，正值南中国海的台风季节。1841年7月21日和26日，凶猛的台风两次袭击香港，共有6艘船沉没、5艘船被毁或吹至岸上，22艘遭到程度不同的损伤。其中，义律座船路易莎号沉没，英舰硫磺号折损桅杆，英军雇佣的运输船亦有被毁或受损。[120]两次台风再次推迟了英军北上的行动。

而台风过后不久，义律又收到国内的训令，知道自己将被免职，新任全权代表璞鼎查正在途中。义律的使命结束了，他精心策划的北攻计划只能留待新使来执行了。

若不是这些阴差阳错天灾人祸，英军舰队将于6月出现于厦门海面，至此，奕山的谎言也用不着颜伯焘来举报，将被英舰的大炮直接戳破。然而，时隔2个多月，英国又派新使，使得奕山滑过了最最难过的关键时刻。

这里，还应提一件有趣的事件。

1841年7月20日，由印度返回不久，继懿律而荣任全权代表的海军司令伯麦，[121]在澳门与义律一同登上了路易莎号，准备前往香港与英军会合，途遇台风，路易莎号沉没，义律、伯麦等20人爬上一个小岛。岛上的居民夺走了他们的衣物，义律提出付款1000元请他们用小船送之回澳门。双方的讨价还价持续了很久，从1000元升至3400元。7月23日，义律等人终于返回澳门。[122]看来这些村民并不知道“番鬼”们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价。在广州，奕山开出的赏格为：[123]

义律　10万元　奏赏四品翎顶

伯麦　5万元　奏赏五品翎顶

两桅船（路易莎号）　2万元

白“夷”　每名200元

黑“夷”　每名50元

这些村民若将落水“夷酋”等共20名送至广州，赏金总额将超过17.3万元，可他们只拿到了一点零头。

若是村民真的将义律等人执送广州，真难想象奕山又敢吹多大的牛呢？

三　三元里抗英的史实与传说

随着近十年广州城市的飞速发展，今日的三元里，已经成为市区。可是，在150多年前鸦片战争时，三元里只是广州城北约2公里的寂静的小村庄。它今天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名气，是因为1841年5月29日至31日，即英军占领城北越秀山时期，爆发了一场以三元里为中心的民众抗英事件。

150多年来，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的史实，已经经历了多次人为的放大。且不论别的，就是知名度甚高、时常被人提起的“平英团”，即非当时的真实，而是后人的称谓。作为今天的研究者，有必要对此进行一番清厘，区别其中的史实与传说，方可得出实在、牢靠、中肯的结论来。

据各种中文文献，三元里等地民众奋起抗英，直接原因有三：一、英军“开棺暴骨”，二、英军劫掠财物，三、英军强奸、调戏妇女。[124]

对照英方文献，其第一项“开棺暴骨”的指控当为事实。1841年5月29日，奕山与义律达成停战协定以后，一部分英军官兵进入了城北的双山寺。在该寺庙中，存放着许多外籍人权厝的棺榇，准备将来护送归葬故土，以偿亡人叶落归根之愿。英军打开了一些棺盖，观看里面的尸体。[125]尽管英方文献将此举的动机归结于好奇，但据中国的传统和宗教，此类将会降祸于死者子孙的不敬行为，只有禽兽才干得出来。当时还流传着“开棺戳尸”、“发掘坟墓”等说法，很可能由此而引申而传讹，并有着极大的鼓动效果。

英方文献中虽没有正面提及“劫掠”，但其中的许多痕迹又可使我们大致推测出其场面。1841年5月24日，英军开始进攻广州，陆军司令郭富下令，“各部须携带两天的干粮”。[126]由此推算，英军将于5月26日粮尽。对此给养的补充，英方文献中不乏“征发”的记载，并称他们“满载各种家畜而归”。[127]这种“征发”很难摆脱“劫掠”的干系。

最后一项，即对妇女的犯罪，较难考证清楚。这一方面是英方当时的记载中全无此类情节，另一方面是中方文献极其含混，只谓“轮奸老妇”云云。[128]案此类事件有损当事人的名誉，不宜张扬，中方文献作者隐去具体的时间、地点、姓名、情节，也属情理之中。但毕竟给人模糊不清的感觉。

事隔近8年之后，时任英国驻华公使兼对华商务总监督的德庇时，在1848年2月给巴麦尊的报告中，承认了印度士兵曾强奸过三元里附近的妇女。[129]再隔100多年之后，广东文史馆于1951年至1963年重新调查，发掘出新的说法，谓1841年5月28日或29日，英军10余人在三元里东华里，“恣意调戏”村民韦绍光之妻李喜。[130]

由此看来，英军在占领广州城北高地期间确有对妇女犯罪的事实，尽管“调戏”李喜一事在情节上还有使人生疑之处。[131]

以上事实，使当时和现在的人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英军的暴行激起了三元里等地民众的反抗。关于这个结论的意义，后面还将分析。

翻检中文历史文献，对整个事件的描绘，眉目不清，且各有说法，很难理出一个头绪来。其中比较典型的说法有：

一、广东按察使王庭兰在战后不久写给福建布政使曾望颜的信中称：1841年5月30日，英军从城北越秀山一带撤军，取道泥城回英舰，三元里等处一百零三乡民众数千人，中途设伏，歼敌百余名，斩兵目二人，围困英军。义律请广州知府余保纯弹压。余保纯私自出城解和，民众逐渐离散。[132]类似此种说法的还有《中西纪事》、《道光洋艘征抚记》等，但战果却有扩大，称斩英军将领伯麦、霞毕，歼英军200人至300人不等。

二、靖逆将军奕山对此曾上过三道奏折，说法完全不同。第一次奏称（6月13日）：他曾命城西北、东北各乡团勇首领，分路搜捕，结果“杀死汉奸及黑白夷匪二百余名，内夷目二名”，并称南岸义勇斩英军头目一名，可能是伯麦。第二次奏称（6月22日）：5月30日，英军在城北唐夏乡（三元里西北）焚掠，义勇与之相战，斩英军先锋霞毕及兵弁10余人。第三次奏称（8月6日）：5月28日，大雨冲没在城北抢掠的汉奸和英军官兵100余人；三元里等村义勇砍毙英军先锋霞毕及兵弁10余人（该奏未称具体时间，联系前奏，当为5月30日）。[133]奕山的奏折，将三元里抗英事件说成是团练、义勇所为，而战果也缩至10余人。

三、当时担任水勇头目的林福祥，于1843年写道：1841年5月30日，英军经由三元里往牛栏冈方向抢劫，由于林福祥事先与各乡约定联防，三元里等80余乡数万民众将英军包围，歼敌200余人，后由余保纯解围，英军方得出围回归。[134]林福祥将作战目的说成是反抗劫掠，同意这种反劫掠说的，还有《广东军务记》等资料。

四、时在两广总督祁幕府的梁廷枏于道光末年出版的《夷氛闻记》中称：由于英军的暴行，当地举人何玉成柬传各地，三元里等90余乡聚众数万人“率先齐出拒堵”。英军出战，民众佯退，诱至牛栏冈围歼，斩伯麦、毕霞。英军被围困而不得出，义律派人求救于余保纯，余保纯奉祁命而进行劝解，民众始退去。[135]

五、刊于1872年的《南海县志》称：1841年5月28日和29日，英军分扰三元里等处，民众愤甚，“歼而瘗之。”5月30日，英军大至，前来报复，民众十余万与之相战，斩其头领，歼敌数百人。5月31日，民众继续战斗，余保纯前往劝谕，民众离散。[136]

此外，还有一些零星记载，或内容不够系统，或资料的形成时间太晚，不再详录。

从以上五种文献对照来看，有关此次抗英事件的时间、地点、原因、经过、战果均有区别，这是因为：一、文献的作者除林福祥外，均未亲历，王庭兰、奕山、梁廷枏均在被英军围困的广州，而《南海县志》的作者又据30年后的采访；二、此次抗英斗争的组织者们没有留下有关的文献。因此，仅凭这些记载，我们无法判断孰是孰非，区别其中的史实与传说。

让我们对照一下英方的记载。

英方的记载可谓是众口一词，[137]又以其陆军司令郭富的报告最为典型。

1841年6月3日，郭富从广州撤往香港的途中写下了给印度总督的报告，称：5月30日中午12点左右，他在城北越秀山四方炮台发现，许多非正规部队在其阵地之后三四英里处的山脚下（似为白云山一带）集结列阵。他遂率军进攻。对方且战且退，随即又聚合反攻。由于大雨，英军的燧发枪无法射击，对方与之肉搏。郭富下令撤退，对方因作战不利亦后退。回到四方炮台后，他又发现有一个连的马德拉斯土著步兵未归，即派海军两个连携带不怕雨淋的雷击枪前往救援。救援英军发现该连被数千民众包围，开枪驱散民众，救回该连。5月31日清晨，郭富派人通知余保纯，若不停止此类行动，将中止先前达成的停战协定。至当日中午，民众聚集了1.2万至1.5万人，包围英方阵地。余保纯前往劝解，民众撤离。[138]

若将中英文献参照互核，还是有相同之处的，其中又以梁廷枏的说法与英方记载最为接近。由此，我们似可以认定：一、三元里等处民众于5月30日首先集结，准备一战；二、三元里等处民众且战且退，诱敌深入，有既定的战术；三、英军在与民众的交战中遭受了损失；四、5月31日获胜的民众包围四方炮台；五、由于余保纯的劝解，民众方退。从此五点中，我们可以大体辨明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的基本史实。

这里，还须说清两点：

其一，按照英方的记载，是民众方面的率先集结引起英军的进攻；而中方文献多称是英军的“撤退”、“抢劫”、“报复”而开战，未称民众方面的率先行动。这是为什么呢？

我以为，这一疑点不难解释。

1841年5月28日，即奕山与义律达成停战协定的次日，奕山发布告示：

根据这一告示，任何有组织的主动的军事行动，非但无功，而且有罪。三元里抗英斗争有许多乡勇和水勇参战，组织者自然不敢明言系其主动。就是叙事最详的《夷氛闻记》，对此也是含混其词“率先齐出拒堵”，用“拒堵”一词来表明没有主动进攻的意图。

其二，关于此战的战果。这里面又包括两项，首先是斩获英军的军官，其次是歼灭敌军的数目。[140]

有关三元里抗英斗争的中方文献，大多宣称斩伯麦、霞毕等英军主将。此非事实。

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于1841年3月31日去印度请兵，6月17日返回，此时他不在广州，自然不会有被击毙之事。中方文献最早提到斩伯麦，为奕山6月13日之奏折。该奏折称，系附城左近的南岸（似在城西）由义勇所为，非为三元里交战之时；又称义勇们将伯麦首级藏于密室，“夷人愿出洋银万元购求其尸”，很有一点待价而沽的味道。据奕山战前开出的赏格，伯麦的身价为洋银5万元另奏赏五品翎顶，这么高的赏格就使人怀疑此系冒领之事。实际上，奕山等人完全明白，被斩者绝非伯麦，但为了掩饰其败迹，取悦于道光帝，故意在此事上反复做文章，以至后来传讹。[141]

霞毕，在奕山奏折上的头衔是“先锋”，又在奕山赏格上的身价与伯麦相等。他很可能是指英前锋舰队指挥官、加略普号舰长荷伯特（Thomas Herbert）。自英军攻破虎门之后，轻型舰船驶入内河，组成前锋舰队，归其指挥。此职与奕山所称的“先锋”相似；而粤语中“霞毕”的发音，也与Herbert相近。当地民众根本不认识霞毕，却报称刀斩霞毕，也有冒领赏金之嫌。至于荷伯特本人，当时在省河的英舰上，未参加三元里之战，当无被击毙之事。战后又“功”封爵士。

三元里抗英之战中确有英军军官之死亡，其为英陆军少校、军需副监Beecher。据郭富的报告，他因中暑兼疲劳过度而倒在郭富的身边死去。Beecher一般译为比彻，齐思和先生译为毕秋，与霞毕毫无关系。但是，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将霞毕写作毕霞（不知何故，恐手民误植），姚薇元先生又将Beecher作毕霞，此后各论著多从姚说。

根据郭富的报告，5月30日的三元里之战，英军共有5人死亡，23人受伤。又据麦华生的回忆录，在该战中，第26团有3名死亡，11人受伤，第37团有3名死亡，31人受伤，此数再加上毕秋（Beecher），共计7人死亡，42人受伤。宾汉的回忆录称，第37团有1人死亡，15人受伤。《中国丛报》1841年7月号上的一篇文章的说法，与宾汉相同。[142]看来，数字的分歧主要在第37团的伤亡。但是，若不计较这些分歧，我们可以认定，英军的死亡为5至7人，受伤为23人至42人。相对于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定海之战、虎门之战，以及我在后面将要介绍的诸次战斗，英军在此战中的伤亡是相当大的。

但是，中方文献却有歼敌10余人、100余人、200余人、300余人乃至748人诸种说法，其中又以200余人占为多数，且为时下的许多论著所引用。可是，这些说法全无可靠依据。[143]

而在当时颇有消息来源的梁廷枏，可能对上述这些数字都有怀疑，干脆在其著作《夷氛闻记》中，不写具体歼敌人数。

从以上我们对三元里抗英斗争的史实的探讨中，已经可以看清，在许多时下盛行的宣传中，传说的成分究竟有多大。

即便按照英军的记录，毙伤敌28人至49人，仍是不小的战果，一支毫无训练的民军，已经取得了鸦片战争诸次战斗歼敌人数名列第4位的战绩。[144]以手执冷兵器的民众，与近代化的敌军相抗，不但没有像清军那般逃跑，反予敌以杀伤，并乘势包围了敌军营地——越秀山四方炮台，已经是非常足以称道的了。若对此提出更高的要求，则是无视时代局限。

即便按照中方文献的记录，歼敌10余名至748名，也算不上是一项大的胜利。因为战争的轨迹并未因此而改向，英军此后仍肆虐于中华大地，清王朝最终仍归于失败。

因此，从军事学术的角度来观察，三元里抗英之战虽有意义，但其作用十分有限，其战果大小的分歧并无决定性的意义。

然而，在当时和后来的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不是战斗的结果，而是战斗的可能发展趋势。这些论者们宣称，若不是余保纯的劝解，拥有获胜能力的民众就有可能消灭广州城北的英军。这在当时的文献中有着明确的表露。例如，三元里抗英之战结束不久的长红，[145]长红不久后的《尽忠报国全粤义民谕英夷檄》，[146]以及战后士子何大庚于1842年11月的《全粤义士义民公檄》[147]等。这三篇文献为当时流传甚广的民众方面的宣言，多为后人援引。然而，就此排比下来，我们会发现这些宣言的调门是越来越高。第一篇仅称若非余保纯劝解，英军首领不得下船。第二篇提升至民众方面完全有能力全歼英军。第三篇又再提升至英军因恐民军之威力，方肯以600万元退兵，否则将“破城焚劫”；若非余保纯的釜底抽薪，就不会再有“数省祸延”的灾难！

5月30日的三元里抗英之战所以获此战绩，主要原因在于天时地利。那天的大雨，打湿了英军的燧发枪和火药，使之不能发射，这就使民众在兵器上提升至与英军同等的水准，皆为冷兵器。又由于英军不谙地理，纵深追击，结果一个连迷路而被民众团团包围。如果离开了这些条件，像5月31日那样，以万余民众去攻打英军据守的四方炮台，局势完全会两样。

世界各国民众反对侵略的历史已经表明，他们最为有利有效的战法是游击战，即凭借地理环境的熟悉，抗敌斗志的高昂，设计消灭单独活动的敌军小部队，切忌使用正规的阵地战。以装备落后、缺乏训练、组织指挥不严密的三元里等北郊各乡的民众，强攻拥有先进武器的英军阵地，其结果将会与民众在宣言中的说法完全相反。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三元里等处民众的各种长红、檄文，都是写于英军退出广州之后的。这种事后的张大其词，很有可能就是鼓动民众的宣传，原本不必一一引用而作检讨。但是，这么一种宣传，不仅使广州地区以外的官绅民众所深信不疑，写入其他官私文献，为这场极有可能获胜的抗争被扼制而叹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延，宣传次数的增加，宣传者本身似乎也相信了这种说法，这可见证于1843至1849年广州民众反入城斗争时的各种官私言论；到了1858年底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广州陷落，相信这种宣传的咸丰帝，竟然命令在籍官绅组织民众收复广州并攻占香港！

时为两广总督祁幕客的梁廷枏，头脑稍为冷静，其著作《夷氛闻记》中并没有采用民众方面的这些宣传，而是提到另一种说法，即三元里等处民众的抗英，使“夷自是始知粤人之不可犯，克日全帮退虎门外”。[148]时下流行的各种论著，大多采用了梁氏的这一说法。

英军为何退出广州，我在前节中已经说明，是奕山—义律停战协定之规定。据英方的文献，至6月1日，广州当局已经付清了600万元赎城费，城内清军也已撤退，英陆军司令郭富认为，协定已执行，遂下令撤退，撤退时还雇佣了由广州当局提供的800名民伕。按照郭富的这一说法，英军的撤退与三元里抗英事件毫无关系。

但是，就细节来看，广州当局对停战协定的执行并非没有折扣。纳银600万元，其中100多万非为现银，而是行商的期票；撤军200里之外，据英方观察自5月31日开始，且未至200里，仅至距城60里的金山寺。无论是中方文献或英军记录都表明，6月1日英军撤退时，清军并非按照协定全数撤离广州城。

在停战协定并非完全执行的情况下，英军又为何迫不及待地撤离广州地区呢？

我以为，有下列几点原因。

一、英军占领城北越秀山一带后，炎热多雨的气候条件和简陋不适的宿营条件，对英军的身体非常不利。毕秋的死亡即是一个例证。

二、补给线路的增长，使英军有粮草不继之虞。当时英军临时性的“征发”，就军事常识而言，对人数超过2000的部队似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且有英、印独特的饮食习惯。

三、三元里等地民众的抗英活动，使自1841年5月19日便由香港开拔的英军，在连日作战之后，得不到及时充分的休整。

以上三点理由，可以用英军撤回香港后病疫大行来作为证明。

由此看来，英军撤离广州，主要是奕山—义律停战协定大体得以实现，其次是英军此时亟需休整，其中也包括了三元里民众抗英的作用。但是，我们似还不能夸大此作用，如梁氏所言，英军惧怕民众；而应当将其摆到恰当的位置上去。

实际上，真正值得分析的是，为什么规模和战果都有限、对战争进程并无重大影响的三元里抗英事件，竟能如此被当时的人们所看重，留下了如此之多的传说？

我在绪论和第三章中都提到，按照儒家的“天下”学说和“天朝”的既定国策，对于桀骜不驯的“逆夷”，“剿”是唯一正确之途。然而，道光帝派出的主“剿”将帅，杨芳和奕山，都屈辱地附和英“夷”，上奏通商；道光帝从湘赣鄂桂滇黔川七省调派的“征讨”大军，仍不免一触即溃，遇敌辄奔。由此，将帅无能更兼兵弁无力，清王朝又将以何种力量去战胜英“逆”，这是许多主“剿”且悉广州战况的官绅，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难题。

在这种背景下的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犹如黑夜中升起的一盏明灯，许多人由此而将他们心中的希望，转系于民众的自发力量之上。由此因情报的不确切、不真实而误导出来的种种传说，自然有其产生的土壤和滋长的营养。若非如此，人们就得回到承认失败的绝望境地。

1841年8月18日，由四川按察使调任江苏按察使的李星沅，在途中接到粤信，在日记中写道：

此种人云亦云的传说，激起了这位留心“夷”务官员的愤怒。感慨之意，溢于笔端。

1841年6月10日，以知识渊博、分析冷静而颇具影响力的江南名士包世臣，收到茶商探子送来的“三元里义民示谕”两件，“愤发如云，义形于色”，为“当事”（指余保纯）苦为“逆酋”乞命而扼腕。次日，他致书此时尚在广州的杨芳，谓：

包世臣也完全相信了这种宣传性的“示谕”，认为义民是一支可以替代已经废弛的清军水师而足与英军抗衡的力量，若将义民部勒成伍，编为水师，即可收固“吾圉”，复香港之神效。包世臣的这一建策，虽若构筑神话，却反映出他的真实心态。

由于余保纯的劝解，包围四方炮台的三元里等处的民众未遭英军的攻击而失败；由此不仅维持了这一神话的不灭，且推论出这种神话未获神效，只是由于余保纯的破坏。联系到余保纯先前与英“夷”的种种交涉，尤其是奕山—义律停战协定中所起的作用，余氏被推至百喙难辩的“汉奸”地位。战后3个月，广州开文童试，余保纯坐轿而来，文童哗然，宣称：“我辈读圣贤书，皆知节义廉耻，不考余汉奸试！”[151]在众怒难犯的情势下，广东巡抚怡良只得勒余去职。

这里似应为余保纯作几句辩解，以还历史的公正。余保纯，江苏武进人，1802年中进士，未入翰林，放广东高明、番禺知县，后迁南雄知州。他是一位资格极老的地方官吏，但官运不佳，总不得升迁。1838年奉旨以知府补用，但未遇缺出。林则徐赴粤禁烟，携其赴广州，与外人折冲。1840年初，林保举“办理夷务”出力员弁，余为第一人，林的评语是“巨细兼施”，“最为出力”。[152]从此之后，与“夷人”打交道成为余的专业。这一方面是其署理广州知府（后真除），身为首府，职司所在；另一方面是后任者多借用这位精明老臣的经验，琦善、杨芳、奕山无不倚为臂膀。[153]就余的表现而言，不过是奉命办事，一切责任都不应当由他而应当由他的上级来负。

1841年5月31日，余保纯劝解包围四方炮台的民众，但真相非如一些记叙所言，系其私自的行动。据梁廷枏透露，余保纯收到英方的书函后，立即向两广总督祁建议：调派新至广州的福建水勇，协助民众捉拿义律，“监而勿杀”，持为人质，挟令英军退兵，交出汉奸。余并称此痛惩之机失不可得。可是，在广州的各将帅无敢当此任者，祁命令其出城劝散民众。[154]余保纯此计虽未必可行果效，但据此记录，他绝非汉奸当属确定无疑。

从余保纯汉奸案中，我们又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时的文献会有这么多的对“汉奸”的指责。在鸦片战争中，“汉奸”是一个最不确定的称谓，一切不便解释或难以解释的事由、责任、后果，大多都被嫁移到“汉奸”的身上。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省文史馆组织力量对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进行实地调查。作为这一调查的结论，又提出一个新的说法：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的主要领导人是妻子受到调戏的农民韦绍光，参加斗争的主体是当地农民和打石、丝织工人，部分爱国士绅也发动社学参加了斗争。这一论点为后来的许多论著所引用。

广东省文史馆提出的以农、工为主体，以农民为领袖的三元里抗英的新说，明显地带有着当时的政治时尚和时代背景。此说依据的资料，是该馆组织的调查访问记。这种经历100多年的口碑，往往为历史学家所疑惧，恐其失真，更何况这些调查访问记的本身，又有着政治倾向性的痕迹。

严格地说起来，任何一种史料无不具有政治和时代的烙印，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史料尤其如此，倾向性特别强。

按照奕山的奏折，三元里民众抗英的领袖是“义勇头人职员邓彰贤、薛必高”，参战的主体是曾获清军火药资助的“义勇”。[155]奕山如是说，表明他竭力将此事件纳入官方抗英的轨道，从中攫取名利。

按照梁廷枏的著作，三元里民众抗英的领袖为当地举人何玉成，事件是由他“柬传”各乡而起。[156]梁氏曾任广州越华书院的监院，对在籍士子的举动，自然会有更多的关注。又据何玉成的族弟何壮能的诗注，参战的主体为乡绅领导的“社学”。[157]

按照林福祥的记录，三元里民众抗英的领袖是他本人，这里就不无自我标榜之嫌；而参战的中坚力量又是具有强烈家族色彩的林家水勇。[158]

此外，还有一些说法。

韦绍光、邓彰贤、何玉成、林福祥……谁是这次事件的领导者呢？

当每一种史料都流露出史料作者的倾向性时，历史学家似不应跟着史料走，去争论韦绍光或何玉成或其他人的领导作用，而应当进行分析或综合。

三元里民众抗英的主要领导人是谁，在当时或许是一个重要问题，在今天已全失意义；重要的在于，通过领导人的辨认，弄清参加这次事件的主体。

在短时间内组织起数千乃至数万的民众参加斗争，以社会学的角度来观察此现象，可以认定，此时广州北郊的乡村中必然存在着某种社会组织，否则不可能有此效率。

就此分析，邓彰贤的背后有官方色彩的“义勇”，何玉成的背后有乡绅色彩的“社学”；林福祥的背后有家族色彩的“水勇”；而唯独韦绍光的背后，似乎一无所有，只是一些自发的农民，尽管广东省文史馆的调查报告中提到参战的打石工人、丝织工人时，都指明了他们的“行会”组织。

但是，从广东省文史馆的调查中，我们又可看见一些迹象：当时参战的一些农民，后来成为天地会的重要领袖。广州附近农村的会党势力甚强，关于这一点，我们从19世纪50年代的红兵反叛中可以领略到他们的力量。由此，我们又可以推测，当地农民中的会党组织在此事件也起到了某种作用。到了这里，韦绍光是否为会党中的龙头老大似无关紧要，我们的注意力应置于农民的组织形式之上。

由此，我们可以简略地分类：官府的“义勇”，乡绅的“社学”，农民（或下层民众）的“会党”。

所谓“义勇”，即团练，是官府不出资不征调的由乡绅控制的保卫乡里的武装。当官府将组织“义勇”的责任和权力交付乡绅时，乡绅原先组织的“社学”（或其他组织）立即便获得了“义勇”的称谓。

“义勇”也罢，“社学”也罢，其主要成员为农民（或下层群众）。当“义勇”、“社学”、“会党”三方都在发展时，一个农民就有可能同时兼有三种身份。

“会党”虽属下层民众的秘密组织，为官府极力压制，但其首领中亦有中上层人士，某些人就是乡绅。因此，“会党”与“社学”之间也摆脱不了干系。有些表面上由乡绅组织的武装，实际上是公开化的变相的“会党”，这在后来的红兵起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由此可见，硬性地将上述三类组织析解为界线分明的阵垒是很困难的。实际上，当这些组织（尤其是官府压制的“会党”）进行抢劫、与官兵械斗、为外国人提供劳务或食物、从事鸦片走私、甚至仅仅不愿与官府合作时，立即又成为官府所指责的“汉奸”。

就三元里民众抗英的具体情况来看，组织能力当属士绅最强，各种长红、示谕、檄文都出自他们的手笔。他们的公开活动，也不会引起官府的疑惧，反而得到了事后的承认和赞许。作为秘密组织的会党，此时尚无挑大梁唱大戏之可能。但是，当何玉成的“柬传”能在一天之内于“南海、番禺、增城连路诸村”生效时，人们也不免怀疑，何氏的“怀清社学”能有这么大的号召力？有无“会党”的暗中操作？要知道，当时的天地会（三合会）是一支遍及南中国的地下军！

综上所述，我以为，参加三元里抗英的组织形式似为多样的，但“义勇”似无根基；其领袖也包含了各色人等，其中最活跃的是有功名的乡绅。这似乎是一个含混的结论，但对此的辨认越明确、越具体，就有可能越失真。

由此而推及，广东省文史馆提出的那一结论，似有片面性，伴随着当时人们的政治信念的一份牵强。

昔日寂静的三元里，因抗英事件而名扬天下。事隔百年之后，人们的注意力也不再纠缠于当时活动中的细微末节，而更注重此中反映出来的一种精神。

三元里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最近几十年的宣传，将之提升为人民群众（或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展示。

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民族主义。在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传统的“天下”观念、“夷夏”观念。三元里民众无法置身事外。尽管他们在外来侵略面前持武装抵抗的姿态，但此中体现出来的当属由屈原、岳飞、史可法等英杰代代相传的传统样式的民族主义；而他们在长红、谕示、檄文中毫无躲闪地公开宣布对一切外国人的鄙视，又与“天朝”的态度并无二致。当人们认知中国包含着“天下”，即中国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时，当人们还不能平等地看待中国以外地区的文明时，他们身上的那种传统的民族主义虽可以产生一些“尊王攘夷”的壮举，但毕竟不合时代节拍。

我以为，近代的民族主义的最基本的特征，便是国际观念，承认各民族的对等，反对异民族的压迫。而在中国，具有国际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大体萌生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经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阐发宣教，成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具有国际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在西方是伴随着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而产生的。在此期间的《圣经》翻译成被视为“土语”的民族语言，教会势力在日益壮大的世俗力量面前的退缩，各级封建领主势力被国家政府权力削弱诸环节，使得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地的人民，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认同了自己的民族。而这种民族主义又反过来催生、助长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

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中国人（主要是汉族人）很早便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就传统的民族主义而言，中华民族并不存在着民族意识觉醒的问题。问题的真正要害在于，具有国际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又如何从具有“夷夏”观念的传统民族主义的母体中胎生。

就这一层面进行讨论，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就不是毫无贡献的了。

若视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为正常现象，那么，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则是在非常状态中产生的。它主要不是由内部条件，而是由外部事件的刺激而萌生的。列强的侵略，直接导致了三元里、反入城等等在“夷夏”旗帜下的反抗，后来又发展到反洋教、义和团一类的排外主义的举动。可以说，正是由于列强的百般蹂躏，使得“夷夏”观念（传统民族主义）经由排外思想（也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形态）而进至近代民族主义。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排外主义本身的落后性，但它又确实是传统民族主义至近代民族主义异变过程中的不可缺少的阶梯。这是历史的合理性。同样，我们也不否认，排外主义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产生过程中的阶梯，使之一开始就带有容易走极端道路的血缘遗传性的毛病。三元里民众抗英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一系列异变过程中的最初的链环。

如果说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在客观上是一种爱国行动，那是绝无疑义的；但若推及三元里民众在主观上漾溢着爱国主义精神，似缺乏推理演绎的大小前提。

我在本节的起首就专门讨论并判明了三元里民众抗英的起因——英军的暴行。这一起因的真正意义在于：三元里等处民众进行的是一次保卫家园的战斗，而不是投身于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尽管其中的某些士绅，有着传统民族主义色彩的号召，但他们着力的重点且最具影响力的，仍是对保卫家园的宣传。

保家战斗与卫国战争，在观念上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无需过多的分析。就行动而言，前者只可能发生于英军肆虐的地区，如广州郊区，但在广东其他地区或广东的邻省，就不会产生民众的自觉，更何况后者是一场全国民众奋然投身的热浪冲天的壮剧。

以当时的客观条件，因无近代通讯手段和大众媒体，许多民众并不知情；民族主义（无论属何种）仅存在于士绅阶层而未深入下层民众之心，许多人还意识不到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存在；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满清统治者，对汉民族的民族情绪（若严格按儒家学说，满清亦属“夷”），进行了长达两世纪的压制，等等。而就人们的主观来分析，即便是在当时最有知识、深悉“夷夏”大义的儒生官吏之中，虽不乏左宗棠之类的忧国之士，[159]但绝大多数却如圆明园南挂甲屯中那位词臣曾国藩，孤灯研习圣贤，正心诚意修身，不问世事。而占中国人口之绝大多数的农民，整日为生计所困，眼界狭隘于几亩地、几间房、娶妻生子，此外的一切对他们显得如同天际般的遥远。他们终生未出所居住的乡村周围数十里的范围，甚至从未进入县城，对广州、厦门、定海的战事，又何来心思所动？

英方的文献又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场景。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英军虽有一时的供应不足之虞，但在总体上不觉困难。一些民众向他们出售粮食、畜禽、淡水，以图获利，另一些民众为他们充当苦力，从事运输，以求工值。这些被清方文献斥为“汉奸”的民众，在交战地区几乎无处不有。至于英军在行进甚至开战之时，成群的民众躲在远处观看这难得一见的“西洋景”，更是在英方文献中屡见不鲜。

中国的历史长达几千年，中国的老百姓在历史的变迁中对诸如改朝换代之类的重大变动都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动他们的眼前利益，逆来顺受又成为另一种传统。谁当皇上就给谁纳粮。满清的皇帝也未必比浮海东来的“红毛”统治者，更为可亲可爱。在三元里抗英事件之前，英军曾统治舟山长达半年，虽有俘获安突德的义民，而绝大多数还是作了顺民甚至“良民”。

但是，民众的利益一旦受到侵犯，如三元里一带的棺榇被开，财物被掠，妻女被淫，情势就立即发生变化。他们的愤怒转瞬间化作以牙还牙的武力相抗，如同千百年来因讨生无计而被迫“造反”一样。如果我们抽去侵略这一特定的内容，可以看出，三元里民众抗英在许多形式上类似于“官逼民反”。

以镇压而维持统治的清王朝，民众并不是他们的依靠力量。为了激劝民众奋起抗英，保卫与他们的利益相对立的社稷，林则徐、乌尔恭额、怡良、奕山以及下一章将要登场的裕谦，都开列了巨额的赏格，以金钱作为导向。参加三元里抗英的民众中，亦有为赏格而心动者。[160]宣称刀斩伯麦、霞毕，就是明显的事例。

因此，我们不能将保卫家园的战斗，与保卫祖国的战争混同起来，尽管家与国之间有着很深沉的联系。况且，保卫家园亦有其他形式，在鸦片战争后期，江南的官绅们主动付给英军“赎城费”，乞求他们不要骚扰本境，如同对待乱世中横行作恶的土匪一样。他们的做法与三元里截然对立，也有是非之别，但旨趣却有相通之处，即保卫家园。

在鸦片战争以及后来的诸次列强侵华战争中，绝大多数民众的基本态度，是置身事外。中国近代具有真正意义的民族战争、卫国战争，实始于本世纪30年代发生的抗日战争。近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此时已经熟透，并经过近代化的传播媒体和教育手段而深入人心，中国人民由此创造了史无前例宏伟壮观的历史。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当时仍有数以万计大大小小的汉奸和数以亿计背景各异的顺民。

综上所述，我以为，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无疑是一件值得百年称颂的事件，但将之提升至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精神展示，则脱离了当时的时代。那是一个让今人感到羞愧、厌恶和耻辱的黑暗时代，即便如三元里这样的昙花一现的光明境界，仍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本身的诸多缺陷。

中华民族无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但历史学家不能忽视或视而不见几千年历史沉淀积累下来的民族缺陷，而正视缺陷又是消除缺陷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