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痛苦中的怪物”
“痛苦中的怪物”
从入狱之初到最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其他犯人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作为伟大的心理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从不分析自己的内心精神状态，从不讨论其意识形态演化的具体模式，即从带有基督教社会主义倾向的博爱激进主义者转向坚信俄国人民是代表空想社会主义中如此吸引他的道德理想的唯一民族。在《作家日记》（1873年）中回忆“我的信念的重生”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表示：“这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渐完成的——经过了很长很长时间。”因此，他离开苦役营时并没有一组明确的新信念来取代那些被他所抛弃的。相反，他试图弄清与一系列同他此前的想法有冲突的印象接触意味着什么，直到后来才以更具自我意识的方式理解了这段经历如何改变了他的观念。19世纪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国生活重新有了接触，觉得有必要在那些动荡岁月突如其来的变革中确立一种思想立场时，此类“观念”可能开始成型。
《死屋手记》（Zapiski iz mertvogo doma）于1861—1862年间首先发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杂志上，作品的一个非常之处是，它没有包含对作者转变经历的记述。不过，由于作品的焦点是非个人和集体的，而非忏悔式和个人的，再教育过程从未被直接描绘。我们必须从暗示和弦外之音中加以推测——比如叙述者的吃惊反应，或者他有时要求读者特别注意这个或那个观察。直到26年后，在1876年2月号的《作家日记》里一篇题为“农民马列伊”的文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才补全了他囹圄回忆录中缺失的那几页，帮助揭开了“［他］信念的重生”之谜。
这篇文章的重要性早就得到认可，但没有人根据我们对他心理转变的了解来对其加以分析，探索在这个关键时刻汇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身体、精神和情感压力。不过，只有通过这样，我们才可能有望补充他本人的讳莫如深，进一步理解这个神秘而决定性的篇章。在这里，我们将把《死屋手记》和《农民马列伊》作为记录了他囹圄岁月经历的文献。等后文中我们来到这篇作品的创作和发表日期时，它将再次被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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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重新编排了自己的经历，以便表现他所了解的自身道德—精神改变的内在“真相”的客观关联性。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过去的记忆可能做了多少修饰，此类“改进”都致力于为其情感的这种深刻转变注入尽可能多的艺术和象征内涵。他还提供了线索，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他的重生背后的动机。
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年后强调，让他改变观念的并非流放和苦役的艰辛：“不，另一些东西……改变了我们的面貌、信念和内心……是与人民的直接接触，在共同的不幸中与他们兄弟般的融合，我们变得和他们平等，甚至等同于他们中最卑贱的。”这番话对远非“兄弟般的融合”（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让读者相信）做了理想化处理，但他还是指出了自己转变过程中的某些关键之处。因为他突出了自己所经历过程的最终产物，强调直到被迫与农民罪犯亲密共处，他才开始意识到自己被关于俄国农民和俄国社会—政治现实的幻觉欺骗了。正是与俄国人民的这次接触导致了他整个心理—情感平衡的崩溃，要求他孤注一掷地适应从各个方向袭来的令人不安的真相。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上述挑战的不寻常反应成了其重生的支点，做出这种反应后，他的信念逐渐发生改变，以适应对难友们的新看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苦役营生活的第一个阶段可能持续了超过一年或更久，让他进入一种可以被视作某种创伤性休克的情绪中。此外，尽管他本人并不承认，但狱方的严酷体罚几乎不可能不对他的整体心理状态产生影响。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在克里夫佐夫少校的持续恐怖之中。这种持续的焦虑解释了他在询问其他人被鞭打的感受时所流露出的病态好奇。他写道：“在某些事例中，我想要准确知道［痛苦］多么强烈，最终可以与什么相比。我并不真的明白为何我想知道那么多。我只记得一点：这不是无聊的好奇。我再说一遍，我深感不安，大受震动。”听到他询问的信息时，“我的心悬到了嗓子眼，剧烈地怦怦直跳”。（4：153—154）对遭受这种羞辱的担心，加上对自己是否能够勇敢承受的痛苦怀疑，这些足以解释为何此类对话总是能引起神经激动。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着一直以来他发现其他人无法忍受的东西，以及过去他甚至在听人说起时都必然会大发雷霆的东西，现在他就生活在这一切的恐怖阴影之下。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记录的最早的事件之一向他证明，可能对他施暴的不仅是克里夫佐夫。抵达后的第二天，他和杜罗夫走进厨房买了杯茶。两人喝着茶，假装对农民罪犯投来的怨毒目光视而不见，周围的人也忙着吃他们购买的食物。突然，醉醺醺的鞑靼人加金（Gazin）上前搭讪。此人身材魁梧，冷笑着问两位“贵绅”，他们被送到西伯利亚来是否就是为了享受喝茶。看到两人保持沉默，加金抓起一只巨大的面包托盘，恶狠狠地举在他们头顶。眼看托盘随时可能砸下，但不知是巧合还是故意，有人冲进来告诉加金（此人大量偷运伏特加）他的存货被盗，于是那个鞑靼人匆匆离开，没有造成破坏。
总是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对生命和肢体的威胁；根据犯人们对待彼此的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充分的证据相信，这种威胁随时可能变成骚乱。他写道，当犯人们喝醉和变得不服管束时，殴打司空见惯，程度严重到可能惹得“八只眼”训诫整个营房的人。加金就是这样一个严重惹事者，在伏特加的刺激下，他有时还会对别人动刀。陀思妥耶夫斯基多次见证了接下去发生的事：“来自他的营房的十多个人一起冲上去打他。你们无法想象比雨点般落下的拳脚更可怕的场景：他被不断地粗暴殴打，直到他失去意识和形如死尸时才停下。”（4：41）他觉得——从相互间的咒骂、侮辱、威胁和恐吓来看——仿佛总是随时会爆发流血斗殴，虽然让他最初感到吃惊的是，大多数情况下事情会在一波最下流的辱骂后结束。但无论如何，就像他在信中所写的，他无法躲避“周围无休止的敌视和争吵，还有口角、吼叫、咆哮和喧嚣”。逃到医院有感染的风险，还意味着被困在恶臭的病房里，但我们已经看到，那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避难所之一。“我要逃离监狱。那里的生活无法忍受；比医院更无法忍受，在道德上无法忍受。”（4：164—165）
让上述道德反感雪上加霜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发现了犯人们中间的惊人堕落。“我震惊而不安，仿佛此前从未怀疑或听到这种事，尽管我早就知道和听说过。但现实带来的印象与我们从书本和道听途说中获得的截然不同。”（4：65）诚然，审查制度不会允许他对罪犯的道德过于直言不讳，但他想说的已经基本都说了。他明确提到了女人和男人卖淫，特别是前者（在鄂木斯克可以找到女人，只要收了贿赂，看守就会对在城里干活的队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后者的描绘则较为拐弯抹角，但仍然明白无误。不过，没有什么比无处不在的偷窃更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吃惊了。他的吃惊毫不奇怪，因为他写过一篇动人的小故事《诚实的小偷》，讲述了一个绝望的醉汉为了弄到点伏特加而偷走了几乎和他一样潦倒的朋友的短裤，最后因为对此事懊悔不已而死去。但在苦役营中看不到这种懊悔。他写道：“他们马上开始巴结我，给了我一个带锁的箱子——当然是要钱的——让我放值钱的财物……以及我带进监狱的内衣。第二天，他们偷走了箱子，卖钱换了酒喝。”（4：25）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几年间，我从未见到这些人有忏悔的意思，对他们的罪行完全没有一丝懊恼的反思，大部分人内心觉得自己完全正确。这是事实。”（4：15）
在一个描绘漫长冬夜的段落中（犯人们被早早地锁进房间，在睡意袭来前要一起度过几个小时），他吐露了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困扰自己的强烈厌世情绪：“聒噪、喧哗、大笑、咒骂、镣铐的哐啷声、烟气和尘垢、光头、带烙印的脸、破烂的衣服，一切都是肮脏和堕落的……人是一种能适应一切的生物，我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最佳定义。”（4：10）除了这一切，甚至让情况更加糟糕的是，农民罪犯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贵绅”展现出根深蒂固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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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了解的最早的情况之一，一位曾是军官的犯人告诉他，农民罪犯“不喜欢贵绅，特别是政治犯，他们会活吞了你，这可以理解。首先，你出身和他们不同；其次，他们都是农奴或士兵。你自己想想他们是否可能喜欢你。”（4：28）在另一个地方，陀思妥耶夫斯基提道：“如果我开始试图通过巴结和套近乎来赢得他们的好感……他们马上会认为我这样做是出于恐惧和怯懦，于是将轻蔑地对待我。”（4：77）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试图与农民罪犯进行任何更深入的接触，而是决定保持距离；但似乎没有什么比发现他们天生和本能的敌意更让他吃惊了。
与本阶层的其他成员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可能曾认为，虽然农民们肯定会对人身伤害做出反击，但他们过于原始和头脑简单，不会对自己的地位和状况提出任何有意识的抗议。在1841年关于彼得大帝的那篇名作中（可以被视作俄国西欧派的意识形态宣言），别林斯基写道：“俄国的农民（muzhik）仍然是半亚洲式的……因为除了填饱肚子和类似的需求，处于自然状态的人是不会思考的。”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农民持有这种看法，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他们存在某种社会—政治意识的证据会让他如此震惊。最让他动容的是，这种自我意识反映在农民罪犯对贵族普遍（特别是对他自己）无法调和的敌意中。
在监狱厨房与加金发生冲突一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注意到，“没有人为我们辩护！没有人对加金喊叫，他们对我们的仇恨如此强烈！”这只是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意识到那位波兰政治犯所言不虚的众多事件中的第一件，他曾天真地问后者，为何农民罪犯似乎对他的茶耿耿于怀，即便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在吃着自己的食物。那位在监狱中经过历练的波兰贵族回答说：“并非因为你的茶。他们对你没有好感是因为你和他们不同，你曾经是贵族。他们中的许多人非常想攻击和羞辱你。你们在这里将遭遇许多不快。”（4：32）
这一预言在几天后就实现了。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随队外出干活时，他发现“我处处都被近乎粗暴地推到一边。地位最低的那个衣衫褴褛的人本身是个蹩脚的劳力……但他觉得自己有资格对我大吼，理由是我站在旁边会碍着他。最终，一个比较聪明的人直截了当和毫不客气地对我说：‘你在往哪里挤？走开！为什么你要凑到不需要你的地方！’”。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说，因此“我不得不站到一旁，当所有人都在工作时我却站到一旁，这让我感到羞耻。但当我真的走到驳船一头站着时，他们又马上嚷了起来：‘他们给了我们一个好劳力，我们和他共事能做成什么？’”（4：76）。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脸皮很薄而又极度脆弱的人，哪怕自尊受到些许刺激都会火冒三丈，现在他经受着无法摆脱的羞辱梦魇，不得不学会如何忍受。
在《死屋手记》中，他一次次强调这种无情的阶级仇恨造成的心痛。事实上，他开始觉得这是苦役营生活的各种折磨中最让人痛苦的，他意识到自己永远被敌人包围，永远有一堵无论他怎么做都无法冲破的墙把他和大多数人隔开。他解释说，普通农民罪犯“抵达后用不了两小时……就与其他人平起平坐，宾至如归，在社群中与其他人拥有同等权利，每个人都理解他，都视他为同志。贵绅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他们来自不同阶层。无论多么直爽、善良和聪明，他们都会遭受多年的仇恨和鄙视。”（4：198）
一个当过兵，名叫彼得罗夫的农民罪犯据说是监狱中最危险的人，他是自己阶层中少数几个试图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打交道的人。他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打听各种信息——有时是关于法国政治，有时则是地球另一头的人是否真的倒立走路。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但总体而言，我觉得他认为我……几乎是个新生婴儿，无法理解哪怕最简单的事……他认定……我对书本之外一无所知，甚至无法理解任何东西。”（4：86）陀思妥耶夫斯基确信，即便在偷他的东西时，彼得罗夫也对他心怀怜悯，因为他无力保护自己的财物。他回忆说：“一天他告诉我，我是个‘好心肠的人’，‘单纯，如此单纯，以至于让人对你心生愧疚’。”（4：87）
一位局外观察者形容，在苦役营的第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上去像是“落入陷阱的狼”。“他的帽檐盖住了额头，一直拉到眉毛上；他看上去凶狠、内向、不友好；他低垂着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面。”这个内向的阶段标志着他开始尝试修正自己此前的所有观念和信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在精神上的孤独中，我回顾了过去的全部生活，不放过哪怕是最小的细节……我严格而无情地检讨自己，甚至有时感谢命运给我这份孤独，没有它我就不会像这样检讨自己，也不会如此严格地回顾我的过去。”（4：220）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告诉我们这些自责式思考的内容，但他的狱中回忆录的某些篇章几乎只能被解读为伊索寓言式地曝光了自己作为革命密谋者新手的愚蠢。
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注意到，其他犯人在不寻常的时间集中到监狱的院子里。他马上像被点名似的加入其中，却遭到那群人的嘲笑，并被要求离开。他犹豫着是否要听从四面八方冲他的吼声，最终被人抓住胳膊带到了营地厨房。那里有几个农民罪犯和所有其他的贵绅正在旁观这场骚动，他们告诉他，人们因为食物质量而组织了一场针对克里夫佐夫少校的“申诉”。事情随即真相大白：农民罪犯们自发地一致拒绝让贵绅加入他们的抗议。
暴怒的少校轻而易举地平息了申诉，他随即要求鞭打一部分抗议者，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的待遇成了一直让他耿耿于怀和愤愤不平的回忆。他写道，尽管他受到了其他各种羞辱，但“我之前在监狱中从未遭到过如此的侮辱，这次我感到非常伤心”（4：203）。那天下午，他和彼得罗夫谈起了此事：
我说：“告诉我，彼得罗夫，他们是否生我们的气？”
他仿佛刚刚睡醒，问道：“为什么生气？”
“因为我们没有参加申诉。”
他仿佛在努力理解我，问道：“但为什么你们要申诉呢？你们自己买吃的。”
“天哪！但你们的参与者中有人也自己买吃的。作为同志，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他疑惑地问道：“但……但你们怎么可能是我们的同志？”（4：207）
这番交流的社会—政治影响最终深深印入了那位曾希望煽动一场农民革命的昔日革命密谋者的意识。现在他意识到，农民在任何争取自由的斗争中都会接受贵绅领导的想法纯属幻想。
在书中的其他地方，彼得罗夫被描绘成天生的革命者，正是斯佩什涅夫小组希望拉拢的那种农民。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的，他们“第一个翻越最艰难的障碍，不假思索和毫不畏惧地面对各种危险”（4：87）。现在他意识到，这样的人无法理解在社会反抗中，贵绅如何能够作为同志和农民并肩作战。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也不相信，激进知识分子的努力能够对煽动俄国广大民众产生任何效果。历史将在他生前证明他是对的——他死后半个世纪的情况当然另当别论。
人民永远不会追随知识分子，而他们自己的领袖只会在通往自我毁灭的道路上冲锋。因为这些“煽动者和带头起事者……过于狂热，缺乏精明和算计；……他们几乎总是会失败，结果被送进监狱或被罚苦役”（4：201）。这些无疑是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严格而无情”地检讨自己的过去时开始得出的悲哀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读者们，他们自以为对农民的一切了解都不幸地错了。“你可能一辈子都在和农民打交道，你可能在四十年间每天都和他们有联系……但你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他们。一切都只是视觉幻象而已……我从现实中得出了这个坚定的想法，有充分的时间证明它。”（4：198—199）在那些自省的时刻，他很可能想起了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的著名结尾，小说被安排在18世纪血腥的普加乔夫起义中。普希金的话表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得出的观点：“愿上帝保佑我们不要看到无益而无情的俄国革命。我们中那些谋划不现实起义的人要么是不了解我们人民的年轻人，要么是铁石心肠的人，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视若草芥。”
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前扮演着施惠者角色，对农民抱着同情的态度，现在他却憎恶周围的一切，特别是狱友。他在写给冯维辛娜夫人的一封信中承认：“有时我恨每个我遇到的人，不管无辜还是有罪，把他们视作夺走我的生命却不受惩罚的强盗。最无法忍受的不幸是当你自己变得不义、恶毒和卑鄙；你意识到这点，甚至责备自己——但就是身不由己。”几乎不可能夸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义信仰在苦役营中被摧毁一事的重要性，但他还是成功地设法走出了痛苦的心理陷阱，就像我们稍后将看到的，他的经历展现了转变的一切特征——无论是宗教的转变还是与政治效忠问题有关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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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服刑期间，鄂木斯克苦役营中还有其他12名贵族犯人。除了杜罗夫，还有三个俄国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我们的东西虽然拐弯抹角，但充分解释了为何他在他们面前如此不适。其中一人是个前俄国军官，陀思妥耶夫斯基叫他阿基姆·阿基米奇（Akim Akimich）——此人如此习惯于从属地位，以至于服从已经成了他的意愿和第二天性。他乐此不疲地坚持军队生活的程序，“声音始终四平八稳、端庄得体，犹如水滴”。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有时“我……会诅咒命运让我和他头挨着头地睡在同一张通铺上”（4：208—209）。
第二名罪犯只是被称为“弑父者”。此人的真名叫伊林斯基（D. I.Ilyinsky），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涯中是个有一定重要性的人物：他的故事后来为小说家提供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要情节，他本人还很可能为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提供了某些人物特征。伊林斯基曾做过官，被认定为取得遗产而杀害了自己的父亲（但只有间接证据）。他总是“精神上极其活跃和快乐”，坚决否认自己的罪行。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完全相信他有罪，表示“这种野蛮的麻木似乎不可思议”。（4：16）多年后，在为关于监狱生活的作品完成最后一稿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得知伊林斯基已经获释：有个罪犯承认自己才是凶手。就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基于对伊林斯基性格观察的心理直觉被证明是正确的。
第三位俄国贵族是帕维尔·阿里斯托夫（Pavel Aristov），在作品中只用首字母A称呼，他“最为令人反感地证明了一个人可以沉沦和堕落得多深，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毫无困难或悔意地摧毁内心全部的道德情感”。（4：62）70个完全无辜的人因为阿里斯托夫的告发而被捕，而后者则放荡地挥霍着第三厅提供的赏金，并继续揭发“颠覆性的政治密谋者”，只要给他钱就行。但一段时间后，第三厅开始产生怀疑，阿里斯托夫最终因为侵占和诬告而被送进了苦役营。在那里，他巴结了克里夫佐夫少校，充当监视农民犯人的间谍和告密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名副其实地对亲眼看到像阿里斯托芬这样的人感到惊骇，后者超过了他对人类所能刻意忍受和犯下恶行的最愤怒想象。他表示：“在我的整个服刑期间，我觉得A一直是长着牙齿和肚皮的行尸走肉，对最刺激和粗俗的快乐贪得无厌。”（4：63）
雪上加霜的是，此人“狡猾而聪明，相貌堂堂，甚至还受过很好的教育”。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名副其实地无法忍受阿里斯托夫的存在的是此人对自己的恶名洋洋得意：“看见他永远带着嘲讽的笑容让我多么恶心！他是个恶魔，一个道德上的夸西莫多。”（4：63）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忘记伊林斯基，阿里斯托夫也留下了无法磨灭的记忆。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笔记中最早提到斯维德里盖洛夫这个人物时（《罪与罚》中玩世不恭地嘲笑他人的贵族浪荡子），他称其为阿里斯托夫。更直接的影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阿里斯托夫加剧了苦役营生活带来的价值危机。他解释说：“此人毒害了我在监狱中最早的日子，让它们变得更加痛苦。我对自己陷入的可怕卑鄙和堕落感到恐惧……我想象这里的一切都是卑鄙和堕落的。但我错了，我根据A评判一切。”（4：64）
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把农民罪犯视作阿里斯托芬更粗鄙的翻版；他们丧失了一切甄别善恶的能力，似乎属于另一物种。另一个让他惊骇的个体是强盗头子奥洛夫（Orlov），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次在军医院住院时遇到了此人，他此前听说过后者的“非凡事迹”。奥洛夫“是个少见的罪犯，曾经冷血地杀害老人和孩子……此人拥有可怕的意志力，对自己的力量引以为傲”。与阿里斯托夫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奥洛夫完全没有因为臣服于肉欲而丧失了人性，而是“毫无疑问地表明肉体被彻底战胜。显然此人拥有无穷的控制力，他鄙视各种惩罚和折磨，对世间的一切都不畏惧”。很明显，他是一个具备非凡自制力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自己“惊讶于他的奇特傲慢。他带着难以置信的不屑鄙视一切，虽然他并不刻意保持自己的高傲态度——但那不知为何是天生的”。（4：47）
尼采第一次读到《死屋手记》时兴奋不已，他很可能把奥洛夫视作自己的超人的化身，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讲述的自己与这个著名强盗的对话出人意料地预示了尼采对主人和奴隶道德的区分。因为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向奥洛夫打听其“历险”时，后者意识到自己的对话者“正试图触及他的良心，在他内心发现某种忏悔的迹象”。奥洛夫的唯一回应是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眼，“带着强烈的鄙夷和傲慢，仿佛我在他眼中突然成了愚蠢的小孩子，无法像和成年人一样和我展开讨论。他的脸上甚至可以看到对我的某种怜悯。他随后对我哈哈大笑，完全坦诚的笑声不带任何反讽意味”。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表示：“他真的情不自禁地鄙视我，肯定把我视作软弱、可怜和顺从的生物，在所有方面都不及他。”（4：48）读到这段话时，我们不可能不想起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罪与罚》中激动的辩证法，虽然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尚未出现在俄国的社会—文化舞台上，但它的很大一部分生命力无疑来自这样的回忆。拉斯柯尔尼科夫完全可以被视作良心受到触动的知识分子——就像当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试图驱使自己像奥洛夫那样行事，但最终发现在道德上无法承受自己行为的可怕后果。
鄂木斯克监狱中还关押着八名波兰贵族，他们都是因为参与了让祖国从俄国统治下独立的阴谋而被送到西伯利亚。对于《死屋手记》中的其他狱友，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少像对与他交好的波兰囚犯那样不吝溢美之词。他在谈起B［约瑟夫·鲍古斯瓦夫斯基（Joszef Bogusławski）］时表示“我从未停止爱他”，这句话成了周遭黑暗中的突然闪现的一抹亮色。导致他们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失和的主要是政治分歧，因为显而易见，当谈话转向波兰囚犯为之遭受残酷惩罚的神圣主张时，他们拒绝忍受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出的可怕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托卡热夫斯基记录说：“这个密谋者为了自由和进步而被判入狱，当听到他坦言自己只有当所有民族都受俄国统治才会快乐时，我们多么痛苦……他断言［乌克兰、沃里尼亚、波多利亚、立陶宛和波兰］永远是俄国的财产；神圣的正义之手将这些行省和国家置于俄国沙皇的权杖下，因为［否则］它们将处于黑暗的蒙昧、野蛮和极端贫困的状态下……听到这些观点，我们相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染上了疯病。”
由于审查制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对上述政治观点讳莫如深，但他写道，波兰人对俄国农民犯人的憎恶让他深感不安，他们对这些人极度鄙夷。“他们……令人难堪地刻意表现得彬彬有礼，与农民犯人完全无法交流。他们永远无法掩饰对这些人的鄙视，后者清楚地看到这点，对波兰人以牙还牙。”（4：26）托卡热夫斯基描述了他刚刚进入营房（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将加入）时的情景：“这些人样的或该死的东西走近我们并伸出手，他们的手上曾多少次沾染过鲜血，多少次被违法和犯罪玷污……我撤回手，把所有人都推开，骄傲地扬着头走进营房。”
这就是波兰人的态度，陀思妥耶夫斯基远没有迟钝到无法意识到他自己的态度与之类似。但极度爱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开始为祖国和想必是大部分国民辩护，他面对的是他个人在苦役营中唯一喜欢的人，还曾在他们的帮助下缓解了令人麻木的孤独。不过，如果不克服对周围那部分有血有肉的俄国人的强烈反感，他如何能为祖国辩护呢？与波兰流亡者的争执加剧了他内心的危机（源于他对人类的人道主义信仰的毁灭），使其达到无法忍受的心理疾病程度。一边是对祖国无法磨灭的爱，一边是对苦役营中可憎居民的强烈反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感来说，没有什么比找到调和两者的方法更有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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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题为《农民马列伊》的文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他的囹圄回忆录中缺失的篇章，帮助揭开了“［他］信念的重生”之谜。之前在《作家日记》在的一篇文章中，他把人民描绘成“粗俗而无知，耽于醉酒和堕落……是等待光明的蛮族”，为了补救由此带来的幻灭，他回忆了苦役营中的一件事，此事把他从同样幻灭的沉重绝望下拯救了出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的事件发生在“复活节周的第二天”，由他对农民马列伊的记忆引发，后者是他父亲的农奴，他从儿时就与其相识。四旬斋期间，犯人们获准休息一周，每天两三次上教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证实：“我非常喜欢为圣礼做准备的那周。我从童年时在父亲家的遥远岁月开始就非常熟悉四旬斋的仪式，庄严的祷告，跪拜礼——这些都在我心中唤起了遥远的过去，让我回想起童年岁月。”犯人们站在教堂后排，就像农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时候做的，他想起了自己曾经如何从有利的位置看着他们“卑躬屈膝地分开，为一个戴着厚厚肩章的军官，一个敦实的贵绅，或者一个穿着过分考究的虔诚贵妇让路……那时我常常想象他们在教堂门口不会像我们一样祷告，他们的祈祷谦卑而热情，拜伏在地，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卑微地位”（4：176）。
就这样，复活节的筹备自然而然地唤起了他对信仰未受动摇的日子的记忆——当时他还觉得，比起傲慢的统治阶层，农民们在虔敬程度上更称得上真正的基督徒。“犯人们非常真挚地祈祷，他们每次上教堂都会带着可怜的一个戈比购买蜡烛，或者投进募捐箱。他想到‘我也是个人’，觉得给钱的时候也许‘我们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平等的’。我们在早晨的弥撒中接受了圣礼。当教士手持圣杯，念着‘主啊，接受我吧，哪怕我是盗贼’时，他们几乎都跪倒在地，铁链铿锵作响，仿佛祷词是对他们说的。”（4：177）这种印象无疑动摇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犯人的看法，即他们是许多阿里斯托夫的粗鄙翻版；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东正教复活节仪式本身的可能影响，对基督复活这个核心秘仪的庆祝着重强调了兄弟之爱和相互谅解，让所有的虔敬者在这个神奇的事件中快乐地团结在一起。
到了复活节周的第二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崇高情感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反复唤起，因此看到周围的骇人景象让他更加愤怒。“现在是营地‘节日’的第二天；犯人们没有被带出去劳动，许多人喝得醉醺醺的，处处都随时有咒骂和争执出现。丑陋而肮脏的歌曲；一群群赌徒们蹲在木板床下；人们一致同意将某些犯人打得半死，因为他们太吵了，这些人现在盖着羊皮，要在木板床上一直躺到苏醒；已经有好几次拔刀相向——在节日的第二天，这一切折磨得我几近病倒。”最终他被迫“像疯子一样跑出［营房］”，因为“为了制服喝醉的鞑靼人加金，六个强壮的农民一起压到他身上；他们疯狂地殴打他——这些拳头都能打死一头骆驼了，但他们知道很难杀死这个赫拉克勒斯，因此毫无顾忌地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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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也不能忍受这可怕的景象，他夺门而出，来到明媚的阳光下，头顶是闪亮的蔚蓝天空。就像他经常做的那样，他开始在栅栏和建筑物之间的空地上踱步，但美丽的阳光无法平息他胸中的怒火。他回忆说：“最终，仇恨在我心中燃烧”；就在此时，他恰好看到米列茨基（Mirecki）——波兰囚犯之一——在同一条偏僻的走道上闲逛，显然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忧伤地看着我，眼里闪着光，嘴唇开始颤抖：‘Je hais ces brigands ［我恨这些强盗］！’——他咬紧牙关，压低嗓门抱怨了一句，然后走开了。”
这句话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转身走回营房。米列茨基恰好说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怨毒想法，显示了后者心中同样的怒火；这让他受到一记重击。他意识到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和波兰人站在一起反对他的俄国同胞；他回到营房，以便表现出与同胞的团结。无论如何，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无法忍受屋内的群魔乱舞，他躺在属于自己的那几英寸板床上，假装睡着。“但现在我无法做梦：我的心脏怦怦乱跳，我可以听到米列茨基的话在耳边回荡：‘Je hais ces brigands！’”
他的内心冲突达到了顶峰；这就是为何他觉得很难无视现在，就像他常常习惯做的，而是通过非自愿的联想让自己的潜意识在过去自由徜徉。“我往往会分析这些印象，为早已过时的东西添加新的色彩。更重要的是，我常常会修正，不断地修正它们。”现在出现的是他对一件童年往事的记忆——这段生活刚刚因为东正教的筹备和仪式而在他的潜意识中被唤醒。那段经历涉及震惊、惊吓和恐惧的情感，与苦役营狂欢所引发的相同。一天，九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父亲杂乱的小“庄园”的树林里闲逛，他突然觉得自己听到有人高呼，说附近有狼出没。树林与山谷交错，谷中有时会出现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母亲曾警告他要当心。孩子吓坏了，他冲出树林，向正在附近地里耕作的一个农民跑去，那是他父亲的农奴，他只知道此人叫“马列伊”。吃惊的马列伊停下手中的工作，开始安慰脸色煞白和浑身战栗的孩子，安慰他没人在喊有狼出没。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说，马列伊“像母亲一样”温柔地对他微笑，画了十字祝福他，也给自己画了十字，然后打发他回家，向他保证会一路目送。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不知为何，这一切突然重现在我脑海中，清晰得让人吃惊，细节一丝不漏。我突然睁开眼睛，在木板床上坐起身，我记得自己的脸上还挂着回忆时的温柔微笑。”
这次接触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也没有和马列伊说过话，坚称自己完全不记得此事。“二十年后在西伯利亚，现在我突然如此清楚地回忆起那次见面，细节一丝不漏。”他确信“即便我是他的独子，［马列伊］看我时的表情也不可能洋溢着更多的真爱。有谁强迫他这样做？他是我们的农奴，我毕竟是他主人的儿子；没人会知道他有过这样的善举，并为此奖赏他……我们相遇在偏僻的空地，也许只有上帝从空中看到了何种深刻和开明的人类情感，何种细腻和近乎女性般的温柔可以充满粗鄙而野蛮无知的俄国农奴的心，他尚未期待，甚至尚未想到自己能获得自由”。
这段温馨的记忆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发现，他对其他罪犯的整个态度发生了改变。“我记得，当我走下板床环视四周时，我突然觉得我可以用截然不同的眼光看待这些不幸的人，一切仇恨和憎恶突然奇迹般地从我心中消失。我四下踱步，专注地盯着我看到的每一张脸。那个可鄙的农民剃光了头，脸上有烙印，喝得脚步蹒跚，醉醺醺地嘶吼着刺耳的歌——他可能就是那个马列伊，毕竟我无法看到他的心。”当天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见到米列茨基；这时，他觉得心里踏实了，现在可以带着些许对可怜而不幸的波兰人居高临下的怜悯来面对之前的控诉。“他不可能有关于任何像马列伊那样的人的记忆，对这些人的看法也不外乎：‘Je hais ces brigands’。不，这些波兰人要忍受的东西比我们多得多！”
威廉·詹姆士在他仍然未被超越的《宗教经验之种种》（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中，谈到了皈依经验带来的内心平静、和谐与安宁。虽然外表没有任何改变，但主体明确分明感受到了某种真理，即便以前曾依稀窥见过，也从未如此清晰而有力。农民马列伊的记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这种影响，他相信自己终于能够穿过世界的可憎表面，把目光投向此前一直对他的道德情感之眼隐藏的美。他写道：“由于几乎贯穿俄国整个历史的状况，人民……经历了如此多的腐化和诱惑，遭受了如此多的折磨，他们如何成功保持人类形象真让人吃惊，更别说保持它的美了。但他们的确还保持了自身形象的美。”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今发现的正是这种“美的形象”；他最终学会了如何“从沉积的野蛮中分离出［它的］美”和“在污秽中发现钻石”。
因此，发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事带有真正皈依经验的一切标志；就像我们看到的，它还包括恢复了对俄国普通人民的信仰，认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基督的人类形象。必须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重生的这个方面，它主要集中在其与人民的关系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想从人民那里寻求宽恕，既因为眼下他在狱中的复杂情感所引发的罪恶感，也因为在此之前，他认为自己对父亲的所谓被害负有一定责任。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民犯下了双重罪行，他希望由他们来宽恕自己，关于农民马列伊的记忆恰好起了满足这种功能。
就这样，在类似突然改变信仰时经常伴随的神经紧张、心理分裂和肉体疲惫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内心的惊人改变。恢复对人民的信仰同时也是重新发现东正教，或者至少是疏远了他此前的“进步”基督教，他很有理由指责后者的教义是其一切昔日幻觉的致命源头。这种教义的基本特征是天真地对人民进行乐观的美化，把他们视作道德美德的不竭源泉，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很难认同这种形象原先的感伤、田园和半卢梭式形式。不过，他还是坚持相信即使这个农民身上也有着优秀的道德品质，尽管与他的感官和理性证据相悖。为了维持这种想法，他需要一种在矛盾、非理性和不可能面前绝不退缩的信仰的支持，这种信仰愿意毫不犹豫地同时接受丑陋和野蛮，同时寻求和找到可怕外表下隐藏的人类救赎标志。我们也许可以说，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复活奇迹的信仰通过复活节仪式得到鼓舞和复兴，他对俄国人民的信仰也因为马列伊的“奇迹”在他的意识中复活而恢复。接受基督战胜死亡所需的飞跃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改变他对农民罪犯看法的飞跃。无论如何，两者的特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感中将永远融为一体，最终让他有朝一日宣布对俄国人民名副其实的“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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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屋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举例说明营地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基督教信仰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缓解了那里的残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谈到基督教时表示：“教会的重要节日从童年开始就在农民的头脑中留下了鲜活的记忆……对那个庄严日子的尊重已经成为罪犯们严格遵守的惯例；很少有人酗酒狂欢，所有人都……试图保持某种尊严。”（4：105）宗教节日往往以慈善的形式让人们纷纷表达在道德上与罪犯们的团结。“有大量食物被送来，诸如面包卷、奶酪蛋糕、糕饼和烤饼之类。我相信城里没有哪个中产和下层家庭的主妇不会趁着圣诞祝福的机会给‘不幸者’和囚犯们送上些她们烘焙的东西。”（4：108）陀思妥耶夫斯基否认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阶级会像这样参与圣诞精神，他在其他地方表示：“俄国的上层阶级不明白我们的商人、手艺人和农民多么关心‘这些不幸者’。”（4：18）
陀思妥耶夫斯基强调，接受基督教道德准则让农民罪犯的行为变得温和。“一切［礼物］被带着同样的感激收下……犯人们接过礼物时会摘下帽子，鞠躬致意，表达圣诞祝福，然后把东西拿到厨房。当东西被堆好后，年长的犯人会被叫来，由他们将礼物在各个牢房间均分。没有咒骂和争吵，一切在诚实和公正中完成。”（4：108）这与平时的斗嘴和不断的相互偷窃形成了多大的反差！
赈济在宗教节日期间达到顶峰，但全年都在持续，有时是趁着劳动队在鄂木斯克的街上穿行时直接把钱塞给犯人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入狱后不久”就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得到了赈济。一个10岁的小女孩从被人押着的他身边经过，跑回来给了他一个硬币。“她喊着‘可怜的人啊，看在基督的份儿上收下这个戈比吧’，一边追上来把硬币塞到我手里……我珍藏了这个戈比很长时间。”（4：19）从《罪与罚》中也许可以看到此事对他的意义：拉斯柯尔尼科夫切断了与人类的一切联系，为了象征性地表达他拒绝一切同情和怜悯的冲动，他把一个小女孩施舍的20戈比硬币扔进了涅瓦河。
俄国下层阶级生活的这些基督徒举动暗示，他早期作品中的人道和博爱理想（他曾将其归因于俄国西欧派的进步理念）事实上就体现在深受鄙视和诋毁的俄国农民的本能道德反射中。难怪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激烈地反对所有试图用其他道德观取代基督教价值的人。他深信这样做会破坏他所了解的俄国人生活的基本道德基础——在那样的局面下，任何一种道德的存活都只能被视作奇迹！营地里最坏的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阿里斯托夫，他完全没有传统道德约束的痕迹。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依靠他的信仰深入探索农民罪犯道德本质的过程中，有一件事具有特别重要的象征意义。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走进被用作剧场的军用牢房观看圣诞剧时，他对自己受到的尊重甚至敬意感到吃惊；有人马上为他提供了前排座位，尽管小小的空间内拥挤得“难以置信”。在解读犯人们的这种潜意识行为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其归因于自己在排演时帮过忙。“他们把我视作一定程度上的戏迷和鉴赏家……因此这天我有幸坐到前排。”（4：121—122）
此事表明农民罪犯有能力为了更高的价值而克服对昔日主人的本能怨恨。陀思妥耶夫斯基由此得出的道德结论是：“我国人民最重要和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正是他们的正义感和对其的渴求。平民中没有不分场合和不惜代价地像公鸡那样抢在前头的愿望，无论他们是否配得上。我们只需去掉覆盖在外面的壳，更加仔细、专注和不带偏见地看看里面的仁……我们的智者没什么可以教给他们的。相反，我觉得智者反而应该向人民学习。”（4：122）
我们再次看到了后西伯利亚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根深蒂固的信念之一的源头。因为他后来不是带着先知般的热情口吻宣称，俄国农民具备道德正直感，可以作为比他们“更体面者”的光辉榜样吗？虽然这种想法经常遭到他的反对者嘲笑，但它如此牢固地扎根于那段囹圄岁月的救赎情感中，以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未质疑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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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让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某些狱友的了解越是深入，他就越能理解有的犯罪是由他无法完全谴责的理由造成的。《死屋手记》中的一个大胆段落甚至笼统地为犯人们开脱（没有详细描绘他们的个人历史）：“有人犯罪是为了被送去做苦役，以便逃避外边苦得多的劳役生活。他们在那里备受凌辱，从没吃饱过，从早到晚为剥削自己的人干活。”（4：43）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对这种选择表示任何异议。
陀思妥耶夫斯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不同罪行间的道德差异，这同样造成“某个想法在我服刑期间始终萦绕在我心头，一个无法彻底解决的难题”。在法律下，同样的罪行将得到大致相同的惩罚；但从道德上来说，犯罪的原因千差万别。“有人可能只是因为一颗洋葱而杀人；他拦路杀死了一个农民，后者只有一颗洋葱。”（狱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一百次谋杀和一百颗洋葱［每颗值一个戈比］，你就有了一个卢布。”）“有人则为了保护自己的未婚妻、姐妹或孩子而杀了一个好色的暴君。有人是个逃犯［逃亡的农奴］，被一群追捕者包围，他常常饿得要死，只是为了捍卫自己的自由和生命而杀人；还有人为了杀人的快感而谋杀小孩子，他想要感受他们温暖的血粘在自己手上，喜欢享受他们的恐惧，看着他们最后像鸽子一样在他的屠刀下扑腾。但这些人都被判处苦役。”刑期的长短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性格有多少，罪行就有多少”。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失败，最终接受了不可能找到答案：“这本身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像化圆为方。”（4：42—43）
这番话预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对各种法律程序的公开厌恶，它们拘泥于法律的字面意义，很少为探究个体罪犯的内心和思想留下任何空间。最终，他将把对这个问题的全部焦虑注入描绘对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被推定的罪行的调查中，调查只关心“事实”，完全无视德米特里本人的反应。对狱友中人性多样性日益深入的理解大大扩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40年代的博爱信念——但没有导致他模糊善恶的区别。昔日对弱者和基本上逆来顺受者表示怜悯的感伤主义现在带有了悲剧复杂性，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不屈从的农民罪犯的同情将官方道德的界限扩展到崩溃的边缘。比罪行本身更重要的是动机，是犯下罪行时人的处境。我们必须将书中最重要的段落之一放到这种考虑的背景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宣称：“毕竟，我们必须说出全部真相；这些人是特别的。也许他们是我们的人民中最有天赋和最强有力的。”（4：231）。他们的罪行源于性格的力量，常常是为了捍卫本能的道德原则，当别人已经被彻底压垮时，他们仍能展现出这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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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岁月让他接触到各色人等，真正的圣徒和最卑鄙的堕落者在其中比邻而居。在某个关键时刻，几乎每个人都会超越正常社会生活的界限，犯下永远决定了其命运的暴行。这种接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人类经历充满想象力的理解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性格刻画后来在深度和广度上有了质的飞跃，这可能要直接归功于此。
苦役营生活的一个特别方面成了其天才的最独特标志。《死屋手记》包含了大量关于人类心灵之无意识冲动的分析，描绘了心灵不可抑止地肯定自身和维护其固有尊严的需求。这种需求不容商榷，当它在苦役营的压迫条件下无法找到正常出口时，它就会以各种非理性、荒谬甚至自我毁灭的形式喷薄而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关注因缺乏自由而形成的性格畸形，他在早期故事中探索过该主题，但仅仅触及了皮毛。苦役营的生活带给他独一无二的视角，让他可以研究生活在极端心理压力下，并用最疯狂的行为作为回应的人。一旦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足够了解，能够洞悉自身环境，他开始明白这些有违理智的行为是人的真正需求的产物——不再是一批完全不属于人类世界的道德夸西莫多可怕的离经叛道。
如果我们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和价值过于泾渭分明地从它们被重塑的心理约束背景中剥离，那么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他后来的世界观。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认定，没有哪种人类秩序最后能被证明可行，除非它承认人类精神的这些无法抑制的需求，并提供某种疏导。《死屋手记》对这种非理性力量的描绘如此丰富，在性质和重要性上如此多样，让人几乎不知从何入手。不过，让我们还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强制集体生活令罪犯们心理不安的说法开始。他相信这种比邻而居导致他们过于烦躁和易怒。他断言说：“我确信每个犯人都感受到这种折磨，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对于他本人，可能“监狱生活中最大的，几乎比其他一切都更可怕的折磨……［是］强制集体生活”（4：20—22）。他在另一个地方重复道：“比如，我根本无法想象在我［四年］的囹圄岁月中，从来没有机会独处一分钟会是多么可怕和痛苦。”（4：11）
他出狱后几乎马上写给冯维辛娜夫人的一封信证实了这番话的真实性：“五年来，我几乎一直处于众目睽睽之下，从未独处过一个小时。和吃喝一样，独处也是正常需求；否则，这种强制集体生活会让人仇恨人类。与其他人共处成了无法忍受的折磨，这是我在那四年中最痛苦的地方。”引人瞩目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早就把自己的苦役营生活与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圈子里的许多朋友曾经赞美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傅立叶、卡贝）等同起来。当然，他本人从未完全接受此类乌托邦，但他的反对现在发自肺腑地植根于对人需要保卫自己的心灵免受侵犯的强烈意识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了囚犯们等待鞭刑或挨打的情况，为非理性的冲动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提供了更加戏剧化的例子。“为了推迟受刑时间……犯人们有时会诉诸可怕的权宜之计；通过刺伤官员或狱友，他们将被重新审判，惩罚会推迟大约两个月，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即便两个月后对他们惩罚的严厉程度将是原先的两到三倍，他们也满不在乎。”（4：144）。为了推迟受刑，医院里的一个病人喝了一壶混有鼻烟的伏特加，结果送了命。就像我们看到的，过于强烈的恐惧让主人失去了日常的审慎。
上述例子中的非理性元素仍然源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另一些类型的行为则并非如此，它们的原因微不足道，完全与结果不相称，或者看不到直接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正天才在此得到展现，他探索了这些异常的极端状况，凭直觉感受到疯狂外表下深刻的人性意义。比如，农民罪犯生活的一个独有的特征是他们对金钱的普遍态度。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在狱中允许犯人们获得各种被禁的奢侈品——额外的食物、烟草、伏特加和性——具有“压倒性的重大意义”，能帮助生活变得更易忍受。因此，虽然有人以为犯人们会拼命地捂着钱，花起来却很节省，但事实恰好相反。每个设法筹足一笔钱的犯人总是会肆意将其挥霍在买醉中。因此，当犯人们“不择手段或者挖空心思，常常连偷带骗地”攒下钱后，他们又会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那样“像孩子般任性”地扔光。（4：65—66）
不过，他紧跟着又解释说：“虽然他花钱就像扔垃圾，但会花在他认为更有价值的东西上。”对犯人来说，有什么比他能用钱获得的物质好处更宝贵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答道：“自由或自由的梦想。”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犯人一词没有其他意思，仅仅表示没有自己意志的人，但花钱可以让他显示自己的意志”。通过买醉和寻欢，通过破坏监狱规章和欺凌苦难的同伴，犯人“向同伴假装，甚至试图说服自己，他拥有的权力和自由要远远超过人们所认为的，即便只是暂时的”。（4：66）但犯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感到他可以主张自身意志，从而行使自己的自由更重要了；为了这种暂时（和虚幻）但无限宝贵的满足，他不会拒绝冒任何风险或者忍受任何惩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不再仅仅强调非理性元素在人类行为中的主导角色；现在，人的个性行使自身意志，并在这样做的时候体验到自主感受的需求被视作心灵的最有力欲求。无法满足这种欲求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甚至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注意到：“在最意想不到的人身上的这种突然爆发不过是对自我表达的强烈而歇斯底里的渴求，是对自我的无意识向往，是主张自我和被压垮个性的欲望，这种欲望突然抓住了他，达到了狂怒或怨恨、精神失常、发作和神经抽搐的程度。因此，当被活埋的人在棺材中醒来时，他可能会拍打棺材盖，挣扎着想把它掀开，尽管理性无疑可能让他相信，他的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但问题是这并非事关理性，而是神经抽搐问题。”（4：66—67）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监狱之外，许多犯人来到苦役营正是因为对此的反抗。每个人都曾是农民、家奴、士兵或工人，长久以来过着平静和安宁的生活，耐心而顺从地承受着命运的重负。“突然，他身上似乎有某种东西折断了；他的耐心烟消云散，将一把刀刺进敌人和压迫者的身体。”（4：87—88）不堪压迫的人格歇斯底里地疯狂爆发了，对屈从地位发起反抗，这方面的描绘是书中最令人难忘的段落之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源头，有朝一日将成为地下人的反抗，但那部作品的动笔写作，要等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确信，在19世纪60年代的激进理念所展望的世界中，人的状况与他在苦役营中看到和感受到的相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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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屋手记》中的许多细节帮助我们理解了农民罪犯如何维持了心理的平衡，这里同样强调了非理性元素对犯人行为中其他方面的优势。犯人们更愿意被指派某个“任务”，而不仅仅是干满规定的时间；指派任务能促使他们工作得更加努力，以便获得一点点额外的自由时间，为自己的生活争取些许支配权。正因如此，所有人都憎恶强制劳动，觉得那特别辛苦，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吃惊地发现它相对很轻松。许多农民罪犯在原本的平民生活中工作努力得多，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自己“直到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苦役劳动的特点并非在于其艰难和没完没了，而在于那是强制、必须和强迫的”（4：20）。
大部分犯人是熟练的工匠，靠把自己的产品卖给当地人挣些小钱。所有的犯人都拥有被禁止的工具，陀思妥耶夫斯基猜测当局对这种违规行为“视而不见”，因为后者明白，此类工作是囚犯的安全阀。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要没有他全心全意投入的私活，人就无法在监狱中活下去。”比额外收入更重要的是这种自我施加的任务对心理的好处，它们出于自愿，保证个体能够感受到自我支配和道德自主。“没有工作，没有合法的正常财产，人就无法生存；他变得堕落，成为一头野兽……工作让他们免于犯罪；没有［私］活干，犯人们就会像玻璃罐中的蜘蛛一样相互吞噬。”（4：16—17）上述断言的社会—政治含义明确否定了乌托邦社会主义（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后者将私有财产视作一切罪恶的根源。
不过，就像人可能被驱使做出非理性行为和自我毁灭，他们内心也会产生非理性的自卫，避免自己沦于那种状态。这种自卫就是人的希望能力。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从囹圄生活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梦想自由。”而其他许多犯人，“他们惊人大胆的希望从一开始就让我印象深刻”。仿佛囹圄生活并非犯人们存在的一部分，他们在情感上无法接受现实。“每个犯人……都把20年看得好像两年，满心相信在55岁出狱时，他还会像现在35岁时那样充满生机和活力。”（4：79）甚至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也继续指望时来运转，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这种奇特的不安而强烈的希望有时被不由自主地吐露，有时几乎像谵妄一样疯狂，最惊人的是，它经常顽强地存在于表面上最具常识的人身上——让这个地方有了一种特别的模样和特点。”（4：196）
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奇幻的描绘之一，他回忆自己看到过一些犯人被铁链拴在托博尔斯克监狱的墙上，只能在不超过七英尺的范围内活动，就这样度过了五年，有时甚至是十年。但他们都很安静，表现得很老实，“所有人都非常急切地等待刑期结束。有人要问，为什么？我来告诉我你：他们想要走出那间闷热昏暗，有着低矮砖砌拱顶的房间，在监狱的院子里走走……就这些。他们永远不会被允许出狱……他们知道这点，但还是迫切渴望结束被铁链拴住的日子。要不是那种盼头，他们如何能被铁链拴住五六年却还不死或不疯呢？他们中的一些人将完全无法忍受。”（4：79—80）
因此，正是希望的能力让人们即便在最可怕的状况下仍能活着和保持清醒。陀思妥耶夫斯基尖锐地指出：“当人失去了生活的全部希望目标时，他们经常会在痛苦中变成怪物。”（4：197）幸运的是，被不断的自由梦想包裹的绝大部分犯人从未堕入这样的彻底绝望状态。无论如何，陀思妥耶夫斯基此时的想象不自禁地完成了将成为他重要特征的末世论飞跃——跃向他所考虑的任何实际情形的终极条件——为了戏剧化地表现希望对人类生活的至高意义，他有意创造了希望被系统性毁灭的环境。作为书中最令人难忘的段落，下面的话出现在他关于对自由和强制劳动不同反应的分析中。
我想到，如果有谁想要彻底压垮和摧毁一个人……只需让他从事绝对、完全无意义而非理性的工作……如果他不得不反反复复把在两个容器间来回倒水，或者捣碎沙子，或者在两个地方间反反复复地来回搬运一堆土——我相信犯人用不了几天就会上吊自杀，或者犯下一千桩罪行，宁愿去死也不想忍受这种羞臊、耻辱和折磨。（4：20）
只需稍稍调换这段话中的用语，我们就能看到它的形而上学含义。对后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不相信上帝和不朽就注定将生活在最终没有意义的宇宙中，当他的伟大小说中的人物的自我意识达到这个水平时，他们无一例外地毁灭了自己，因为他们拒绝忍受没有希望地活着这种折磨，在自己的痛苦中成了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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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创作模式已经包含在看似客观和不置可否，实则不然的《死屋手记》中，这部作品还为解释他最富争议的段落之一提供了合适的背景。这段话来自他获释后不久写给冯维辛娜夫人的一封坦诚而感人的信中，富有启示意义地展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仰问题上的纠结。当时，他昔日的女恩人已经回到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她的信中了解到，还乡带来的悲伤要远远超过喜悦之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安慰她说：“我理解这点，有时我想，如果有朝一日我回到祖国，我的印象将包含更多的痛苦而非欢乐。我认为，当每个流放者回到祖国后，他们将在意识和记忆中重温过去的全部不幸。这好比一架天平，我们在上面衡量自己遭受、忍受和失去的一切的真正分量，测量那些有德行的人从我们身上夺去了什么。”
就这样，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还乡的悲伤同流放者对“有德行的人”的怨毒愤恨联系在一起后，他又向冯维辛娜夫人提供了对这种痛苦的慰藉，那是他在自己的宗教信仰中找到的。他的话语暗示，接下去要说的东西帮助他控制了自身忧郁和愤怒情绪的奔涌。“我听许多人说过您是个信徒，N. D.……并非因为您是信徒，而是因为我本人经历和感受过［她的沮丧之情］，所以我才将告诉您，这种时候人会像‘枯草’一样渴望信仰，我们最终找到它是因为真理在不幸中显现。我将告诉你，我是世纪之子，是缺乏信仰和怀疑的孩子，不仅今天如此，而且（我知道）直到入土前都是这样。这种渴求信仰的可怕折磨让我付出了多少代价，甚至现在仍然如此，我越是找到理由反对它，它在我的灵魂中就越是强烈。不过，上帝有时会让我获得完全平静的时刻；那时我会爱和感受被别人爱，正是在这些时刻，我为自己树立了信条，其中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清晰和神圣的。这个信条非常简单，那就是相信没有什么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有同情心、更理智、更勇敢和更完美；我带着嫉妒的爱告诉自己，不仅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更有甚者，如果有人向我证明基督外在于真理，事实上真理外在于基督，那么我会宁愿和基督，而非和真理同在。”
就像在这封关键的书信中第一次透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答案源于其囹圄岁月中两段最重要的经历。首先是关于农民马列伊的梦，此人的启迪让他实现了内心的平静和对他人的有爱认同，在那段时间里得以树立自己的信条。另一段经历来自他对非理性力量在人们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和力量的新理解，这源于他明确选择了基督而非“真理”。现在，基督的理想和讯息意味着远比社会变革理论亲密和个人化的东西，深刻得多地同他个人情感的最迫切需求交织在一起。对基督的信仰在他面临死亡的时刻支持了他，被证明是他本人同俄国同胞的关键联系，把他从生活在一个没有希望的宇宙的可怕前景中拯救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世纪之子”的全部怀疑——他早在见到别林斯基之前就已经熟悉了这些——完全被他对人类精神的心理—情感需求的新理解所压倒。这些怀疑再也不能动摇他的信仰，因为死屋中的一切都否定了它们，宣称理性在面对人类存在的危机状况时是软弱无力和微不足道的。
经常有人质疑能否从表面意义上看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条。这样一个公认秉持无法消除的怀疑论思想的人真能被视作虔诚的基督徒吗？然而，理性和信仰的冲突从圣保罗开始（他知道自己的信仰“对希腊人是愚拙”）就一直是基督教传统的固有元素，从德尔图良到圣奥古斯丁，从路德到帕斯卡尔和克尔凯郭尔，一系列基督教思想家们都仔细思考过理性和启示的对立。在所有人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接近那位丹麦的伟大信仰捍卫者，面对左派黑格尔主义者将宗教批判为人类精神的自我异化所带来的全部冲击，后者选择接受这种批判，将信仰彻底同人类理性分开。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类似（甚至更加严格），克尔凯郭尔决定用自己关于信仰非理性的立场来对抗理性，将两者的对立推向悖论的程度。他表示信仰是“主观确定性”，将其定义为“凭着对最热情内在性的理解而把握的……客观不确定性”克尔凯郭尔笔记上的这些话进一步帮助阐释了那种“最热情内在性”的主观和存在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借此弥补他本人对基督信仰的“客观不确定性”。克尔凯郭尔写道：“我永远无法直接肯定地确认自己是否拥有信仰——因为信仰正是这种辩证的彷徨，不断处于恐惧和战栗中，但永远不会绝望；信仰正是这种对自身永无止境的担忧，让人保持警觉，准备好失去一切，这种对自己是否真正拥有信仰的担忧——看！这种自我担忧正是信仰。”
没有什么能更好地描绘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信仰永远不稳定的平衡点，就像我们看到其在他信条中的自发表达，它将永远岌岌可危地在怀疑的深渊之上“辩证地彷徨”。
DW（1873），152.
Ibid.
V. G. Belinsky，Se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Moscow，1948），125.
P. K. Martyanov，“V perelome veka，”Istorichesky Vestnik10—11（1895），11：448.
Alexander Pushkin，The Captain’s Daughter，trans. Natalie Duddington，reprinted in The Poems，Prose and Plays of Pushkin，ed. Avrahm Yarmolinsky（New York，1936），741.
Pis’ma，1：143；1854年2月20日。
阿基姆·阿基米奇，真名叫叶菲姆·别利赫（Yefim Belikh）。——译注
PSS，7：315，408.
格奥尔格·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告诉尼采本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了这位德国思想家通过哲学打击的那种奴隶道德。尼采表示认同，他在信中（1888年11月20日）回应说：“不过，我还是将其珍视为我所知道的最宝贵的心理学材料……我对他感激至极，尽管他总是与我的最深刻本能发生冲突。”引自Wolfgang Gesemann，“Nietzsche’s Verhältnnis zu Dostoevsky auf dem europäischen Hintergrund der 80er Jahre，” Die Welt der Slaven2（July 1961），142，刊于Die Welt der Slaven 2（July 1961），142。
沃里尼亚（Wolynia）位于今天的乌克兰西部，波多利亚（Podolia）位于乌克兰西南部。——译注
Waclaw Lednicki，Russia，Poland and the West（New York，1954），275.列德尼茨基的书有对托卡热夫斯基在《七年苦役》（华沙，1907年）中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章的大部分翻译。
Ibid.，272—273.
DW（1876），206.
Ibid.
Ibid.
Ibid.
Ibid.，206—207.
Ibid.，207.
Ibid.，209.
Ibid.，210.
Ibid.
William James，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New York，1929），172.
DW（1876），202.
指上文那个醉醺醺唱歌的农民罪犯。——译注
Pis’ma，1：143；1854年2月20日。
冯维辛娜夫人的名字娜塔莉亚·德米特里耶夫娜（Natalya Dmitriyevna）。——译注
Ibid.，142.
Walter Lowrie，Kierkegaard，2 vols.（New York，1962），2：138.
转引自Walter Ruttenbeck，S.ren Kierkegaard，der Christliche Denker und sein Werk（Berlin，1929），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