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列兵陀思妥耶夫斯基

第17章
列兵陀思妥耶夫斯基

1854年2月15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从鄂木斯克监狱获释，但他等待了那么长时间的自由仍然微不足道。就像他在写给冯维辛娜夫人的信中提到的：“穿上士兵的外套，我还是和从前一样的囚犯。”出于健康原因，他被允许在鄂木斯克停留了一个月，和杜罗夫一起住在好客的康斯坦丁·伊万诺夫（Konstantin Ivanov）夫妇家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他作为下等士兵的窘境。他完全依靠其他人的好意甚至慈悲，被迫不断乞求帮助。让他的处境雪上加霜的是，他相信自己出狱时是一个拥有了新力量的作家，只要被允许发挥自己的才能，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在鄂木斯克康复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米哈伊尔的信中没有试图掩饰个人计划，要求提供一份关于他全部亲戚和米哈伊尔准确财务状况的全面报告（米哈伊尔用他分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的财产开了一家小香烟厂）。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心打回俄国文学圈，他知道这意味着一场持久战。在此期间，他的生存将依靠他能够从亲友那里获得的帮助。他直率地告诉米哈伊尔：“我需要钱。哥哥，我必须活下去。这些年不会一无所成地过去……你为我花的钱——不会白费。如果我能活下去，我会连本带利偿还……现在我将不再写些无足轻重的东西。你会听到别人谈论我。”

对米哈伊尔的另一个请求是寄书，用词更加迫切。即便当克里夫佐夫少校被推翻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文学的关系也还是充斥着太多情感，让他无法轻易地拿起一本书。他回忆了“我在狱中读的第一本书带来的奇怪和让人不安的印象”——那是一本“厚厚”的俄国期刊，收录有文学作品、批评和社会评论。“我从前的生活栩栩如生地出现在面前，我试图根据我读到的东西推测我已经被落下多远……现在什么情感正在让人民激动？什么问题萦绕在他们的脑海中？我全神贯注于每一个词，试图在字里行间发现隐藏的意思和对过去的暗示；我还寻找着当年让我们激动的东西的痕迹。我多么悲哀地意识到，我与这种新生活已经多么遥远，与这一切多么隔绝。我不得不重新适应一切，再次熟悉新的一代。”（4：229）

因此，他乞求米哈伊尔给自己寄书，这些书足以组成一座小型的研究性图书馆。不出我们意料，他请求寄来“当年的杂志，至少是《祖国纪事》”，但他似乎更急于跳回过去：“我（非常）需要古代（法译本）和现代历史学家——维科、基佐、梯叶里、梯也尔和兰克等等，还有经济学家和教父。”他继续写道，“给我卡鲁斯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如果你能够秘密送达，请务必捎上黑格尔，特别是他的《历史哲学》。这关系着我的整个未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提醒米哈伊尔烧掉他的信；但他对书籍如此渴望，为了得到它们不惜冒险违规。一年多后，米哈伊尔仍然没有寄来书，虽然曾把一批东西委托给他们共同的朋友运送。有的可能在1855年春末抵达目的地，他向米哈伊尔致谢，表示收到了包裹。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得不到任何他索要的东西：当时他正和弗兰格尔男爵（Baron Wrangel）同住一间小屋，后者表示“我们的藏书少得可怜”，还描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每本书都重读了无数遍。

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考虑几个他希望能加速自己回归的计划。他写道，其中一个与“基督教的艺术使命”有关。他希望把这部作品称为《艺术书简》（Letters on Art），将其题献给尼古拉一世之女玛利亚·尼古拉耶夫娜公主殿下，后者当时是美术学院的主席。他解释说：“我希望请求获准把我的文章题献给她，并且匿名发表。”教父作品可能为他提供了关于神学和早期教会对待艺术之态度的信息，而康德和黑格尔则与另一项计划有关，即通过翻译低调地重新闯入出版业。在1854年11月写的一封信中，年轻的弗兰格尔告诉父亲，他和自己的新朋友想要“翻译黑格尔的《哲学》［？］以及卡鲁斯的《心灵》”。陀思妥耶夫斯基索要过卡鲁斯名噪一时的心理学论著《心灵：灵魂发展史》（Psyche zu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Seele，1846年），这部作品有时被视作心理分析的前身。弗兰格尔告诉父亲，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懂德语”；这无疑就是为什么他要求助于某个德语如同作为母语的俄语一样熟练的人。

卡鲁斯的科学资质无可挑剔，陀思妥耶夫斯基推崇他的地方在于此人完全了解最新的生物和生理学理论，但也用谢林《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中的老式术语解释它们。卡鲁斯认为自然和人类生活都源于“神圣理念”，表示个体灵魂是不朽的，因为它们分享着这种神圣创造原则的永恒性。19世纪40年代中期，与别林斯基倾向于无神论、唯物论和决定论的“科学”主张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热切地把卡鲁斯的著作用作证据，证明人们既可以是与时俱进和“科学的”，又不必抛弃对某种超自然原则或基督教道德训诫的信仰。因为他在卡鲁斯那里找到了对这种道德之基本宗旨（即爱的法则）的热烈赞美，并得到一句《新约》经文的支持。卡鲁斯认为，正是贯穿整个自然和从性分化开始的爱的法则最早让人类产生了虔诚和自我牺牲的冲动，从而促成了对利己主义的最终征服（“无条件地服从盘旋在一切意识之上的神性之物，简而言之，服从于对上帝的爱”）。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类生活中存在非理性力量的更深刻认识验证了他现在从卡鲁斯那里了解的非理性和无意识的力量：“理解灵魂有意识生活之本质的关键在于非理性区域。”不过，卡鲁斯所说的“非理性”不仅指心灵生活，也指涉整个自然，他认为后者具有灵魂——生命，与心灵只在意识和自我意识的程度上存在差异。卡鲁斯强调，更高形式的意识必须与存在的无意识力量保持平衡，否则就会失衡。在这种原荣格主义的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到与几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阐释的根基主义（pochvennichestvo）理念的某种相似性，无疑还对后者起到了推动作用。一边是受到理性主义和启蒙等西方理念启发的知识分子，一边是在俄国人民未受玷污的心中沉睡着的无意识道德力量，根基主义要求将两者融合起来。

卡鲁斯将道德罪恶比作一种心理疾病状态，两者都是调节有机体健康的无意识力量偏离了正常状况。但就像在生理疾病中，自然有办法恢复自身的平衡，道德意识同样拥有自己的“无意识”办法——人的“良心”——可以恢复人的道德健康。良心被描绘成人类心灵（它的扭曲或反常会导致名副其实的自我“疾病”）自然和本能的调节器，这种形象将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未来伟大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

不过，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文学活动可能有过什么计划，在严峻的生存需求面前，它们都不得不被放弃。惬意的生活随着离开伊万诺夫家而告一段落，他满心真诚地向哥哥赞美了那家人的善良。他承认：“要不是遇到这些人，我可能已经死了。”“K. I.伊万诺夫是我不折不扣的弟兄……而且他不是唯一的。哥哥，世上有许多高尚的人。”3月中旬，他前往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加入了西伯利亚军团第七线列步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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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弗兰格尔男爵所描绘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半城半乡”，分布在额尔吉斯河陡峭河岸上的一座古代蒙古城市的废墟中。大部分房屋是没有粉刷过的一层木结构建筑；唯一用石头砌成的是一座东正教教堂，一座带顶棚的巨大市场中停歇着在俄国和中亚间展开繁忙贸易的骆驼和驮马商队。河对岸可以看到大片帐篷，里面住着半游牧的吉尔吉斯人。街上满是松散的浮沙，俄国官员称这里为“魔鬼的沙盒”。塞米巴拉金斯克仍然是草原边缘的边区的一部分，不时有蒙古人和敌对的吉尔吉斯人劫掠者入侵，虽然要塞城市不会受到直接威胁。

通过不知疲倦行善的伊万诺夫夫妇的一些朋友，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准在城里自行生活。至少他有了几个小时的独处时间，这是他在苦役营中如此迫切渴望的！他在营房附近找到一座单间的小屋，主人是个老年寡妇。屋中陈设极其简陋，而且蟑螂成群，根据有洁癖的弗兰格尔的描绘，蟑螂在桌子、床上和墙上肆无忌惮地爬行。家务由那家人的长女负责，她22岁，是个军人的遗孀。女人悉心照料着他，似乎不时待在他的房间里。弗兰格尔回忆说，有一天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室外喝茶，女管家漫不经心地加入进来。他小心翼翼地表示，女人衣衫非常不整（en grand négligé）（只穿了一件罩衫，束着红腰带）。经过四年的牢狱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能抵挡如此唾手可得的女性魅力吗？这再自然不过了，我们知道他还对那家人的事展现出个人兴趣。因为他试图（但没能成功）说服母亲不要让16岁的漂亮小女儿偶尔上兵营卖淫来补贴家用。

渐渐的，塞米巴拉金斯克的俄国人社群中较有文化的成员开始知道此地有一个名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前犯人，在文坛曾经有过一定的名气。受过教育的人在当地很宝贵，形形色色的流放者（多为波兰人）被聘为家庭教师，以补充甚至取代俄国儿童少得可怜的公共教育。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被找去教各种家庭的孩子，就这样他开始与不同人家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他结识了自己的营长——和蔼而精力充沛的别利霍夫（Belikhov）中校，后者是从普通士兵一路晋升上来的。这位可敬的军官厌烦读东西，于是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前来为他读报纸和杂志。一天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在别利霍夫家第一次见到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伊萨耶夫（Alexander Ivanovich Isaev）和他的妻子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Marya Dimitrievna）。

伊萨耶夫是又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描绘过的无可救药但富有魅力的俄国酒鬼，《罪与罚》中的老马尔梅拉多夫将让这类形象变得不朽。伊萨耶夫当初作为海关官员来到塞米巴拉金斯克，但出于某种原因，也许是酒鬼越发严重的傲慢，他辞了职。就这样，当挣钱养家者名义上寻找其他工作时，伊萨耶夫一家（包括一个七岁的儿子帕沙）的生活上顿不接下顿。与此同时，他将自己和妻子攒起的一点点钱挥霍一空，用于同他结交的城里地痞们纵酒。弗兰格尔告诉我们，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弱点和缺陷无比宽厚。在写给米哈伊尔的心中，他表示伊萨耶夫“尽管有各种缺点，但还是特别高贵”。不过，很快吸引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伊萨伊夫一家形影不离的并非丈夫，而是妻子，后者注定将成为他生命中的第一个挚爱。

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父亲当时在里海边的港口城市阿斯特拉罕（Astrakhan）主管对抵达旅客的检疫。他的女儿们都在私人寄宿学校接受过教育，伊萨耶娃夫人的思想和精神能力无疑要比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军嫂或官员配偶的平均水平高出一截。弗兰格尔写道：“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是个非常漂亮的金发美人，中等个子，非常苗条，生性热情，经常产生崇高的感情。那时，她苍白的脸上已经出现了不祥的红晕，几年后肺结核把她带进了坟墓。她博览群书，很有教养，渴望知识，为人善良，特别活泼，令人印象深刻。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感兴趣，待他很好，我认为这并非出于很看重他，而是因为她对一个被命运击倒的不幸之人感到难过。她甚至可能对他很有好感，但不会是爱意。”

和城里的其他所有人一样，她无疑知道他有“病”，但他本人对诊断还不置可否。他在信中对米哈伊尔说：“我和你谈起过我的病。奇怪的发作，类似癫痫，但还不是癫痫。”弗兰格尔写道，她认为他“潦倒至极……说他是个‘没有前途’的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将怜悯和同情视作两情相悦，带着全部的青春之火坠入爱河。”他成了“那家人的密友”，担当他们儿子的家庭教师，而且就像弗兰格尔说的，“整天和伊萨耶夫一家待在一起”。这就是1854年11月当弗兰格尔登场时的情况，他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比后者此前所能得到的更亲密的友谊和更有力的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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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谢苗诺夫斯基校场的行刑台上度过那痛苦的20分钟时，他的眼睛很可能曾转向围观的人群。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一一分辨他们，他一定会被某个年轻人打动，此人刚满17岁，穿戴着亚历山大中学的三角帽和制服外套，那是一所坐落于皇村的精英高中——年轻人正带着悲哀的关切之情看着行刑过程。这个年轻人名叫亚历山大·耶格洛维奇·弗兰格尔男爵（Baron Alexander Yegorovich Wrangel），来自波罗的海的一个俄罗斯——日耳曼贵族家族，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这些家族曾在政府和军队担任要职。

年轻的弗兰格尔在家中听人提起这个案件——他竖起了耳朵，因为他刚刚度过《穷人》，正在读《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对其大为赞许。任何有关天才而不幸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消息都会引起他的好奇，虽然他小心翼翼地不在公开场合显露自己的文学品味，那在他所处的环境将被认为是政治上可疑的。执行假死刑的那天，虽然有个亲戚呵斥他离开校场，但弗兰格尔还是等到这幕恐怖喜剧演完，直到人群散去才离开，“他们在胸前画着十字，赞美沙皇的仁慈”。

高中毕业后，弗兰格尔对司法部的乏味忍无可忍，决定和几个同学一起申请赴西伯利亚任职。年仅21岁的他被任命为包括塞米巴拉金斯克在内地区的公诉人。他在彼得堡时几次见过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很高兴在踏上旅程前拜访后者，并接过了捎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以及一些衣物、书籍和50卢布。1854年11月20日，他刚抵达塞米巴拉金斯克就派人邀请列兵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天和自己一起喝茶。弗兰格尔回忆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知道是谁和为何召唤他，他走进房间时极为拘束。他身穿灰色的军大衣，配着红色硬领和肩章，神情忧郁，苍白的脸上带着病容……他用犀利的蓝灰色眼睛凝视着我，仿佛想要看透我的灵魂……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埋在弗兰格尔捎来的信中，一边读着兄妹的家书，一边开始默默抽泣。弗兰格尔同样有一包书信要处理，当家人和朋友的记忆浮现在他眼前时，他也开始无法控制地抽泣。“我们面对面坐在那里，被命运遗忘……尽管地位显赫，我还是觉得如此哀伤……我仿佛身不由己和不假思索地扑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脖子上，他站在对面，带着悲哀和忧愁的表情看着我。”年长者安慰了后辈，两人承诺经常见面。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弗兰格尔成了好朋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米哈伊尔解释说：“他非常有礼貌，虽然很傲气，善良得难以置信……导致其他人恼怒和发火的事也会让他痛苦——这是心地很好的标志。举止非常得体。”两人开始一起度过很长时间，以至于在被弗兰格尔称作“贪贿的官僚”中出现了流言，他注意到自己的信开始比别人的晚到四天。考虑到弗兰格尔少不更事，军事总督觉得有责任警告他不要受到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革命者影响。弗兰格尔自有主张，他让那位官员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去自己家，亲自对其做出评判。结果，来访非常成功，客人再次获邀；通过弗兰格尔的好心斡旋，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此被塞米巴拉金斯克能找到的全部体面的圈子所接受。

弗兰格尔抵达塞米巴拉金斯克三个月后发生的一件事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未来变得更加光明。1855年2月18日，尼古拉一世突然驾崩，他倒下时，俄国的高加索军队仍在同土耳其作战，消息差不多一个月后才终于传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前哨。许多政治流放者马上想到了大赦的可能，这是新政府上台时的传统。此外，“关于新沙皇生性温和、人道和善良的传言早就出现在西伯利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大家一样有这种期待；现在，他的身边陪伴着有影响的弗兰格尔，后者的家族与宫廷的最高圈子有联系，这样他很有理由相信那些期待可以成真。

不到一个月后，弗兰格尔在写给父亲的信中第一次提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说：“命运让我和一个在内心和头脑上都很罕见的人走到一起，他就是我们年轻而不幸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对他深怀感激，他的言辞、建议和想法将会让我受益终生。”然后他转入正题：“亲爱的父亲，你知道会有大赦吗？那么多不幸的人正在等待和期盼，仿佛溺水者抓住一根稻草。”两周后，他写信给姐姐，敦促他向父亲打听政治犯大赦的可能性，并暗示可以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杜贝尔特将军或奥洛夫亲王求情。“让这个了不起的人在这里作为士兵死去吗？……我对他感到哀伤和难过——我像爱兄弟一样爱他，像尊敬父亲一样尊敬他。”

写这些信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弗兰格尔已经同住在城郊的一座别墅中，他们亲切地称之为“哥萨克花园”。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夏天酷热难当，弗兰格尔决定在初春草原开始开花和变绿时逃走。他在一片茂密的林地中的河岸边找到了一座空屋，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部队的夏季营地就在附近，很容易安排后者和他同住。弗兰格尔对他们共处生活的描绘带有田园色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以后的许多年里都将无法再次享受到这些。作为热情而多才多艺的园丁，弗兰格尔决定让当地人看到，各种当地没有的花果都能在那里栽培，与这项工程相关的工作“让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高兴和投入，他不止一次地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和家族的农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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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越来越沉湎于与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不伦浪漫，完全占有她的需求很快赶走了他头脑中的其他全部想法。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亚历山大·伊萨耶夫成功地在库兹涅茨克（Kuznetsk）找到了工作——那是位于西伯利亚荒野深处的一座寒碜闭塞的小城。这个消息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头一棒，突然击碎了他苦心经营的那个相对满足的脆弱世界。他伤心地告诉弗兰格尔：“看，她同意了，她不反对，这让人如此震惊。”

由于伊萨耶夫一家穷困潦倒，为了帮助他们筹备旅途的必需品，一贫如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向乐于助人的弗兰格尔借了钱。他们在5月一个沐浴着月光的温和夜晚出发，当那家人最后一次造访哥萨克花园后，弗兰格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按照俄国人的习惯陪他们走完了第一段旅程。告别时刻来临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彼此相拥，抹着眼泪，而烂醉如泥的一家之主则被抬回敞篷马车，伊萨耶夫家将不得不坐着这辆车上路。弗兰格尔回忆说：“马车开动，路上扬起浮尘，已经几乎看不到车辆和乘客，驿铃声越来越轻……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像长了根一样站在那里，他一言不发，低着头，泪水从脸颊上滚落。我走上前拉住他的手……他好像从漫长的睡眠中醒来，默默地走进马车。我们在拂晓时回到家。”

塞米巴拉金斯克和库兹涅茨克之间马上开始了每周的通信，得益于留存下来的一封，我们可以获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第一个挚爱的感情的一手印象。他写道：“我从未等闲看待我们的相遇，现在失去你后，我懂得了许多东西。我过了五年与人世隔绝的生活，孑然一身，没有完全意义上的人可以让我倾诉肺腑……女人向我伸出手这个简单的事实翻开了我生命中的新篇章。在某些时候，甚至最优秀的男性（如果我可以这样说）也不过是笨蛋。女人的心，她们的同情和兴趣，我们想象不到这些东西的无限好处，而且由于愚钝，我们经常忽视它们，但它们无可替代。我在你身上找到了这一切。”

他们的关系已经有过紧张时刻，风波不断的过去很难预示着美好的未来。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大部分责任归咎于自己，将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爆发解释为高贵的天性“被无法珍视或理解你的肮脏社会这一现实所触怒，对于拥有像你这般性格力量的人而言，无法不对不公进行反抗；这是诚实和崇高的特质。这是你性格的基础。诚然，生活和磨难夸大和激怒了你体内的许多东西，但上帝啊！这一切已经连本带利地进行了百倍补偿”。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永远恭维地看待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认为她的火暴脾气表达了对生活不公的高贵义愤。有朝一日，他会通过《罪与罚》中激愤的悲剧人物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马尔梅拉多娃让她性格的这个方面变得不朽。

陀思妥耶夫斯基同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分离标志着一段激动而痛苦的关系的开始。每周的来信充斥着对他心爱之人病情的描绘，她生活的乏味和孤独，照顾酗酒丈夫的负担（后者的健康现在急转直下）以及试图体面地养大帕沙——这一切让陀思妥耶夫斯基陷入了绝望的疯狂。信中还日益频繁地提到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年轻教师，此人开始扮演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在她的生活中承担的角色，这同样无助于减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痛苦。弗兰格尔写道：“信中提到此人时的语气变得越来越热情，赞美其善良、忠诚和灵魂的高贵。陀思妥耶夫斯基妒火中烧，阴郁的精神状态影响了他的健康，看着让人生怜。”他的情绪变得如此低落，以至于忧心忡忡的弗兰格尔安排这对昔日恋人在两地之间的一座小城见面。但当这对朋友经过艰苦跋涉抵达时，他们没有见到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她在一封信中解释说，自己无法赴约，因为她丈夫的状况恶化了。

1855年8月，伊萨耶夫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留下疾病缠身而又身无分文的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孤零零地在库兹涅茨克的泥沼中挣扎。获悉这个消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变得抓狂，他写信给当时正出差的弗兰格尔，请求他给那个潦倒的女人送去些钱，但要做得特别巧妙和小心；感恩的义务只会让她更加在意语气上的任何不当疏忽。没有谁比《穷人》中杰符什金的创作者更能理解有教养者的情感遭到贫穷和低下社会地位羞辱的痛苦。

伊萨耶夫的去世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可以梦想合法和公开地占有他的心上人，但以卑微士兵的身份向她求婚是无法想象的。事实上，在此期间他一直竭尽所能地争取晋升。刚加入西伯利亚军团时，他就让米哈伊尔找到彼得堡当局，说服他们把他调到高加索的现役兵团。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如果能通过在战区服役展现出自己的忠诚，他未来可能更有希望获得完全赦免。此外，现在弗兰格尔也请求加斯福尔特（Gasfort）总督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1855年7月1日》一诗献给刚刚丧偶的皇后。在这首诗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鼓励她从亡夫的伟大功绩中寻求慰藉，同时也请求赦免自己：

宽恕我，宽恕我，宽恕我的愿望；

宽恕我斗胆对您进言。

宽恕我竟敢怀有这样荒唐的梦想，

想要慰藉您的悲伤，减轻您的痛苦。

宽恕我这个忧伤的被逐者，胆敢

在这神圣的陵墓边发言。（2：407）

诗歌最终被送达皇后。1855年1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晋升为军士（unter-ofister，无军衔），在未来有望获得更重要的恩赏。一个月后，弗兰格尔离开塞米巴拉金斯克前往彼得堡，在首都期间，他一心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奔走。因此，从弗兰格尔抵达首都到他能够在信中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去某种希望之间隔了很久，后者身处苦闷的流放中，正焦躁不安地等待着将决定他未来的消息。与此同时，他听到有传说，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已经接受了另一位追求者。忧心忡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坐了下来，试图在信中倾诉自己的痛苦，但被她的一封来信打断。他告诉弗兰格尔，信中找不到“我们未来希望的任何痕迹，仿佛她完全抛弃了这个想法”。信的最后是他长久以来担心的问题：如果有某个男人向她求婚，“他上了年纪，品行良好，担任公职，未来有保障”，她应该怎么做？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封长信中兄弟般建议的请求的反应，揭示了他小说中人物的爱情纠葛常常表现出的戏剧性张力。“我仿佛遭到雷击，脚步蹒跚，头晕目眩，整夜哭泣……我一生都没有那么痛苦过……我的心被死亡般的绝望吞噬，晚上我做噩梦，尖叫，喉头的抽搐让我窒息，有时一滴眼泪也没有，有时则泪如泉涌。”我们可以理解为何陀思妥耶夫斯基要高喊：“啊！让上帝保佑所有人都远离这种可怕而骇人的情感！爱情的欢愉是巨大的，但它的痛苦如此可怕，最好永远不要爱。”

不过，最糟糕的还是他陷入的冲突。当他自己的前途都如此不确定时，他有权阻止她缔造合理的婚姻吗？但当他想象着“疾病缠身、易受刺激、内心脆弱、有教养和聪明的”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永远把自己埋没在库兹涅茨克，嫁给一个可能“认为打老婆是完全合法的男人”时——这简直把他逼疯了！他奇怪地感到正亲历自己第一部小说的悲伤结局，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陷入了“我的《穷人》女主角的处境，嫁给［粗暴的］贝科夫（我多么有预见性！）”他确信她真的爱自己，只是因为走投无路才考虑别人。“但她爱我，她爱我（Mais elle m’aime，elle m’aime），我知道，我看见了——从她的哀伤、她的痛苦、她的忧郁、她信中的不断爆发，还有其他许多我不愿写下的东西。”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近乎歇斯底里的迫切心情向弗兰格尔求助，要求其在彼得堡加倍努力，争取把他调到文职部门或者晋升为有军衔的等级。最重要的是，他需要获准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宣称他在9月完成了一部“小说”和一篇文章）。他还违反军规，让弗兰格尔给托特列边（E.I. Totleben）将军捎去一封私信，后者是他在军事工程学院时的老熟人，现在因为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为塞瓦斯托波尔设计了出色的防御工事而成为民族英雄。弗兰格尔已经代表陀思妥耶夫斯基拜访过此人，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孤注一掷地想要直接向这个红人求助，利用其巨大的声望来加速获得有利的决定。

简单地描绘了自己被捕、受审和被判刑的事实后，他向托特列边承认：“我有罪。”“对我的判决合法而公正；长期的痛苦而残酷的磨难让我变得清醒，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的思想。但当时——当时我瞎了眼，相信理论和乌托邦。”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将他早前对“理论和乌托邦”的信仰归咎于自己从1846年春天开始直到两年后被捕期间的神经疾病。“我得了一种奇怪的道德疾病，一病就是两年。我患有疑病症。有时我甚至会丧失理性。我极其易怒，敏感到病态的程度，可以扭曲最普通的事实，把它们变得面目全非。但我觉得，即便这种病对我的命运产生了强烈的不良影响，这仍然是非常遗憾甚至可耻的辩解。”现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精神疾病被和意识形态上的谵妄联系起来——既是原因也是症状——对那些容易受其有害影响的人的命运产生了“强烈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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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档案在俄国官僚机构的拜占庭式迷宫中左弯右绕时，这对分离恋人的情况变得更糟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向米哈伊尔解释自己的结婚决定——他很清楚，鉴于他自己处境的岌岌可危，这个决定在他的家人看来显得疯狂——并请求哥哥帮自己向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保证，如果成为他的妻子，他的家人将热情欢迎她。面对弗兰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自己情感纠葛的难处更加坦诚。那个“上了年纪的男子”的幽灵已经消失，因为这个体面的绅士只是为了试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情而编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解释说：“如果我的回答漠不关心，她就有证据认为我真的忘记了她。收到那封信后，我写了绝望而可怕的回信，能够撕裂她的内心，然后是另一封。当时她正生病，我的信让她真正崩溃了。但似乎我的绝望让她觉得甜蜜，尽管她为我感到痛苦。”他安慰弗兰格尔说：“我理解她：她的心高贵而骄傲。”

弗兰格尔对大度的托特列边将军的造访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昔日战友的巧妙书信最终成功地为他的姻缘克服了第一个障碍。这位很有权势和影响的英雄同意介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请求战争部提拔他为少尉，或者让他复员，去民事部门担任最低级别的职务。无论如何，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将有权在法律的正常条件下发表文学作品。这条消息是他迄今从彼得堡获得的第一个积极信号，他为此在1856年5月23日做了欣喜若狂的回复，相信“如果我理解无误，事情已经走上正轨”。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从弗兰格尔那里听说的新皇帝的情况做出了热情回应。“愿上帝赐福宽宏的君主！因此，真的就像每个人都在说的，大家都热爱他。这让我多么幸福！如果有更多的信仰、团结和爱——那么一切都能实现！”最后这句话几乎可以被视作表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为之付出一生的政治理想——用信仰、团结和爱团结俄国人，号召他们支持亚历山大二世统治的理想。因为1856年3月，亚历山大二世在对莫斯科贵族的讲话中发表了著名的宣言：“自上而下废除农奴制要好过等它开始从下面推翻自己。”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革命者只是为了废除农奴制，而且只是因为“由沙皇亲手”（普希金语）终结的一切希望都看似破灭了。不过，现在普希金只能梦想的光辉日子降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余生将会狂热支持的沙皇就是那位沙皇——解放者，他最终决定从俄国人的意识中除去这一无法忍受的道德病灶。

虽然收到了好消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状态很快又回到了无法改变的忧郁。按照计划，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将搬到阿尔泰地区的矿区中心巴瑙尔（Barnaul），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在那里找到工作，但现在她拒绝前往。更糟糕的是，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弗兰格尔的，她在信中暗示“她无法让我幸福，我们俩都太不幸了，我们最好……”（在这里，信稿有两页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报复心重的第二任妻子撕去）。当书信重新开始时，我们获悉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前往库兹涅茨克，亲自调查情况。“只要能看见她，我宁愿进监狱。我的情况非常危急。我们必须谈一谈，一次性决定所有的事！”

赶到那里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被取代的怀疑得到了充分证实。他写信给弗兰格尔：“多么高贵，多么天使般的灵魂啊！她哭了，亲吻我的手，但她爱上了别人。”那人是年轻的教师尼古拉·维尔古诺夫（Nikolay Vergunov），他在伊萨耶夫一家抵达后与之成为朋友，并和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无疑对自己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进展缓慢开始失去耐心，也许她对前景已经完全不抱信心。手边的年轻教师（即便收入微薄）总好过同样一贫如洗的作家，后者对荣誉和财富的美好憧憬可能永远不会实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可能认为这是背叛，但他本人拒绝对此做出任何指责。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逗留库兹涅茨克的两天里，三个人之间发生的事堪比三部曲小说中最跌宕起伏的场景，几年后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移植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他描绘了自己（或者小说主人公，一个创作了《穷人》的年轻作家）在移情别恋的心上人面前无助地退缩；但在现实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角色并非如此。他完全不愿拱手相让，而最好的武器是他作为小说家的想象力。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技艺，描绘了未来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和她的年轻恋人（28岁）因为年龄和性格的不匹配而可能遇到的问题。甚至在向弗兰格尔叙述这些事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激动异常，以至于字迹难以辨认。

他告诉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现在又向弗兰格尔复述）：“而且［阙文］今后他难道不会，几年后当她仍然［阙文］时，他难道不会希望她死吗？……今后他会不会指责她贪图自己年轻，接管他的生活只是为了满足她的肉欲？”这些激动的警告在面对面的谈话中自然不会如此直接；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含蓄，把自己威胁式的想象描绘成猜测，一边坚称维尔古诺夫不可能这样做。他评价说：“我没有说服她相信任何东西，但我散布了某种怀疑；她哭了起来，陷入了痛苦。”

此时，情况发生了反转，让我们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从相互仇视突然变成两情相悦的高潮时刻。“我可怜她，然后她突然回到我身边——她也可怜我！我的朋友，如果你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天使就好了！你从未了解过她；她总是有主见、敏感、聪明但矛盾、无比善良和真正高贵（是个巾帼骑士），她有一颗骑士的心；她会毁了自己。她不了解自己，但我了解她！”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和维尔古诺夫见了面，后者崩溃了，当着他的面哭了起来。他带着一丝不屑表示：“我见了他；他哭了，但只知道怎么哭。”在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建议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给维尔古诺夫写了信，总结了他反对两人即将到来的联姻的所有重要理由。她像风向标似的转个不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前，她对他说：“不要哭泣，不要悲伤，一切都还没有决定；你和我，再没有别人！”他向弗兰格尔保证：“这些是她的原话。这是最大的幸福和无法忍受的折磨！第二天晚上，我满怀希望地离开。”

与此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努力让帕沙·伊萨耶夫加入西伯利亚军事学校，他让弗兰格尔看一下能否说服加斯福特将军发挥影响力，帮助那个年轻的申请者谋得一席之地。他还请求弗兰格尔帮另一个忙，同样和伊萨耶夫家有关。“看在上帝和天堂之光的份儿上，不要拒绝。她不该受苦。如果她嫁给了他，至少让他们有点钱。”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让弗兰格尔在加斯福特将军面前把维尔古诺夫说成是个“能力一流的年轻才俊，把他夸上天去，说你认识他，给他更高的职位未尝不可……这一切都是为了她，只为了她。仅仅为了让她不要落得悲惨的结局，仅此而已！”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个人和文学上对贫穷贵族痛苦的悲惨处境拥有如此强烈的感受，对于他所痴恋和深怀感恩的那名女子未来可能的困境，他被真心触动了。几个月后，他告诉弗兰格尔：“她在我生命中最悲伤的时刻出现，让我的灵魂复苏。”

——※·※——

1856年初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提拔终于获得官方确认，他成了有委任状的军官，获得了体面的社会地位和固定的收入。收到这个消息时，他第一个和唯一的想法是这可以让他去和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见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试图掩盖病态痴情对自己的伤害。他乞求弗兰格尔：“不要摇头，不要怪我。我知道自己在和她的关系中有许多方面表现得缺乏理性，我几乎没有希望——但是否有希望并无区别。我无法思考其他任何的事！只想着见她，听到她的声音！我是个可怜的疯子。这种爱情是病。我能感觉到。”他抱着一线希望，认为再次见面能像上次那样让旧情重燃。他对自己挥霍如此急迫地向哥哥讨来的钱深感内疚，请求弗兰格尔不要告诉米哈伊尔他计划再次踏上让自己的情人回心转意的旅程。

与此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敦促弗兰格尔打听是否能让他（现在已经是个军官）寻求以健康为由退伍。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中第一次提到他对自己身心状况日益严重的担忧。他表示：“如果我想要回到俄罗斯，那只是为了拥抱那些我爱的人，以及拜访有资质的医生，以便确定我得了什么病（癫痫）和反复不断的发作是什么，它们一次次削弱我的记忆和各种功能，我担心有朝一日会让我发疯。我是个什么军官？”

1856年12月，他再次踏上前往库兹涅茨克的漫漫旅程，最终成功地赢得了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首肯。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全部精力转向为婚礼筹钱，对于一个已经债台高筑、只能靠军官的微薄薪俸过活的人来说，这意味着惊人的数额。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要筹措让他自己再次前往库兹涅茨克的路费，还要用封闭马车（时值隆冬）接回新婚妻子和继子，运送他们的家居用品，以及购买一切成家的必需品。此外，他还要为自己的晋升花钱，需要添置从头到脚的行头，这在偏远的西伯利亚名副其实地与相同重量的黄金等价。幸运的是，矿区附属工程营一名友好的上尉主动借给他600卢布作为长期贷款，而他的一个妹妹不久前也送来200卢布作为贺礼。由于他估计自己未出版的手稿价值约1000卢布，他确信一旦获得出版许可，自己的麻烦就会烟消云散。“但如果来年他们再禁止我发表——我就完了。”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请求弗兰格尔，“只要有关于出版许可的一点点消息”就马上告诉他。他如此迫不及待，以至于愿意匿名或用笔名发表，如果有必要，可以永远如此。

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了两个月才完成婚礼筹备，在此期间，他措辞谨慎地给莫斯科的有钱叔叔写了封信，请求把借他的钱转作礼金。然后，他出发前往库兹涅茨克，在那里待了两周。1857年2月7日，婚礼在各位当地体面人物的见证下举行，包括维尔古诺夫，此人最后一次现身，目睹了自己爱过的女人和阻挠他求婚的男人的婚礼。蜜月中的夫妇随即踏上了返回塞米巴拉金斯克的疲惫旅程，在巴瑙尔做了停留，以便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老朋友彼得·谢苗诺夫伯爵的款待。这次停留期间发生的事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注定不幸的婚姻从一开始就蒙上了阴影。他在信中对米哈伊尔说：“回家途中，不幸降临了：我完全出乎意料地癫痫发作，把我的妻子吓得要死，也让我充满了悲哀和沮丧。”

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此前从未见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剧烈发病时的非人尖叫、晕厥发作、脸部和四肢的抽搐、口吐白沫和尿失禁；她恐惧地发现自己糊里糊涂地将命运同一个罹患这种疾病的丈夫联系起来。更糟糕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时第一次获悉自身疾病的真正性质。“医生……告诉我，与此前的医生们所说的一切相反，我得的是真性癫痫，我可能在某次发病时因为喉头抽搐而窒息，并因此丧命。我乞求和力劝那位医生，作为一个以诚实闻名的人，他应该详细而坦诚地告知情况。总而言之，他建议我在新月时要小心。”

即便有理由怀疑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对自己不久前的婚姻誓言感到后悔，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感情却毫不暧昧。他对米哈伊尔承认说：“我完全相信那些告诉我这只是神经发作的医生，他们认为这会随着我生活环境的改变而消失。如果我知道自己患了真性癫痫，我就不会结婚。为了让我的精神保持安宁，为了找真正的医生看病和治疗，我必须尽快退伍和回到俄罗斯，但怎么能做到呢？”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本人回到塞米巴拉金斯克时也病得很重；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更好地理解她的身体和情感平衡多么岌岌可危。“她善良而温柔，有点急性子，容易激动，极其敏感；过去的生活在她的灵魂中留下了痛苦的痕迹。她的情感变化快得难以置信，但她始终不失高贵和善良。我非常爱她，她也爱我，目前一切都有条不紊。”

新婚夫妇租下了一座四个房间的舒适寓所，当他们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安顿下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可以在军队事务之余投入自己的文学事业（虽然他的出版权仍不确定）。他勇敢地承担了自己的新职责，让帕沙进了西伯利亚军事学校，并尽责地给新岳父和大姨子写信（但从未谋面）。结婚将近一年后，在写给未见其人的大姨子的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了源于对生活深深失望感的厌世之情。他奇怪地表示：“你知道我，我有种预感，觉得自己会很快死去……我非常平静地确信死期将至。我觉得自己似乎已经经历了在这世上需要经历的一切，在没有什么可以期盼的了。”这番话无疑与他的癫痫引发的恐惧有关——1858年1月中旬，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式以残疾为由申请退伍，以便在彼得堡找有水平的医生看病——但也表达了内心的疲倦，最可能的解释是，他想要逃避和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共同的生活重负。

随着时间的流逝，除了可以让我们推断出背后的争吵和责难的片言只语，信中几乎完全不再提及她。最明显的一次提及可能来自写给弗兰格尔的一封信，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不对其隐瞒自己妻子的情况，他知道，前者一直把这位年长者的痴情视作不幸的灾难。结婚两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如果你想知道我近况如何，我怎么对你说呢？我让自己背负了照顾一个家庭的责任，拉着他们前行。但我相信生活尚未终结，我不想去死。”事实上，五年后死于肺结核的将是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日益恶化的病情加剧了她性格的暴躁易怒，正是这种敢于义愤的性格曾经如此吸引陀思妥耶夫斯基。公平地说，我们必须承认她本人有充分的理由对第二任丈夫心怀怨恨之情和背叛他，因为后者东山再起的承诺遥遥无期，而他的癫痫发作频率则高得可怕。

1854年2月20日到月底之间。

Pis’ma，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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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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