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回家
回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部西伯利亚中篇小说的发表标志着他艺术流亡的结束和开始重返俄国文化生活的中心。这些作品在1859年付梓，同年12月中旬，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实现了回到彼得堡这一期待已久的梦想。不过，回家没能马上变成现实；虽然来到了俄国的欧洲部分，他还是被迫在位于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的铁路旁的特维尔（Tver）城停留了几个月。战争部拒绝允许他在那两座能让他接受合格治疗的城市生活，建议他通过第三厅向沙皇提出请求。
1859年7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踏上了从西伯利亚返回俄国欧洲部分的旅程，旅程耗时差不多一个半月，又需要他花一大笔钱（普列谢耶夫借了他一些钱，帮他筹齐了费用）。一行人在鄂木斯克停留数天，以便与离开西伯利亚军事学校的帕沙·伊萨耶夫汇合。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四轮马车（tarantas）穿行于乌拉尔山脉，抵达亚洲和欧洲的分界线时，动人的一幕发生了。10年前，作为身带镣铐的犯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呼啸的暴雪中穿过边境；现在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夏日午后，他们碰巧看到了“一根带铭文的精美柱子，旁边的小屋（izda）里有个残疾人［负责看管的伤残老兵］。我们走下马车，我为自己画了十字；上帝终于带我看到了应许之地。然后，我们拿出镀银酒壶，里面装满了辛辣的野橘白兰地……我们和伤残老兵一起喝了酒，作为向亚洲道别。尼古拉耶夫［向导］和车夫也喝了（他后面是怎么赶车的啊）”。
在特维尔的几个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大部分精力用于争取让自己获准搬到彼得堡，但作为自诩的“文学无产者”（唯一的生计来源是他的笔），他对自己的新作品念念不忘，还盘算着从过去出版的作品中再挤出点钱的可能性。虽然米哈伊尔接济了他，甚至提供了必要的衣物（且不提给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新皮帽），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痛苦地意识到，哥哥无法长期承受这样的经济负担。
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意吃老本，特别是因为他意识到，新一代读者的眼中已经几乎看不到自己过去取得的那些荣誉。既然如今他的两部中篇小说已经不再碍事，我们看到他开始杂耍般地周旋于令人眼花缭乱的一系列文学计划中，除了少数例子，它们与他实际写成的作品有何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能猜测。我们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了解到，他对《斯捷潘奇科沃村》中缺少“激情元素”感到不安（相比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A Nest of Gentlefolk］），但向屠格涅夫看齐的雄心很快被其他计划扫到一边，他兴奋地向米哈伊尔宣布，那些计划已经“确定”。不过几天后，它们又被别的计划取代。他希望想到或急需找到的是保证能够引起真正文学轰动和吸引公众注意的想法，从而提高他的声望和经济价值。
10月9日，他向米哈伊尔宣布，自己已经下定决心马上开始创作后来的《死者之屋》——这个计划让他可以利用一个归来的政治流放者在读者心中激发的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谈到其中“描绘了文学中前所未闻的人物，有动人的描写，最后还有最重要的——我的名字。你还记得普列谢耶夫把他的诗歌的成功归功于他的名字吧（你明白吗？）。我确信公众会如饥似渴地阅读这部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还透露了两兄弟正在就建立文学合作公司展开对话。在此之前，我们看到的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一个卷烟厂老板，曾经当过记者，写过不知名的短篇小说，他出于善良的心而资助了更有天赋的弟弟，并充当了其文学经纪人。不过，他的卷烟厂规模很小，主要依赖自己家人的劳动。米哈伊尔放弃文学只是迫不得已，他从未放弃有朝一日回归的想法。现在，俄国的新氛围让他有机会实现梦想。1856年初，自由派历史学家卡韦林（K. D. Kavelin）写道：“在彼得堡这里，再也不可能看到［之前］那种军管旅店、棍棒和愚昧了。所有的事情都在被谈论……有时很愚蠢，但毕竟有人讨论，也就意味着有人研究。”在这种令人陶醉的自由感的推动下，从1856年到1860年间创办了150家新的报纸和杂志。1858年6月19日，米哈伊尔向彼得堡出版审查委员会提交申请，计划创办名为《时代》（Vremya）的“政治和文学”周刊。1858年底，这份杂志获得了出版许可，被指派的审查者正是小说家伊凡·冈察洛夫。
米哈伊尔提交建议一个月后，他向弟弟解释了自己的想法；费奥多尔热情地回复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文学专栏，对杂志进行批判性评论……反对现在如此盛行的相互吹捧，更多的活力、热情、犀利的思想和坚定——那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我已经按照上述原则写好和草拟了几篇文学论文：比如，论当代诗人、论文学中的统计倾向、论艺术倾向的无用性——这些文章写得热烈甚至尖刻，但最重要的是可读。”
不过，直到几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才有机会把这些想法付诸文字。可能是出于经济原因，米哈伊尔在1858年没有着手创办他的新刊物，在1859年也仍然处于筹备阶段。1859年1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闷闷不乐地写道：“看看别人吧，他们既无天赋也无能力，却出人头地，赚了很多钱。我相信……比起克拉耶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你我要聪明和能干得多，对这一行也了解得多。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是文学的庄稼汉。但他们发了财，而我们却手头拮据……不要担心……我们必须冒险创办某种文学公司——比如一本月刊。”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想的不是周刊（gazeta），而是“厚”月刊（zhurnal），能够与克拉耶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的一较高下。
1859年12月，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抵达彼得堡时，一切都还悬而未决。家人为他以及新婚妻子和继子租了一间公寓，尽可能地配备了生活设施，甚至还雇了个厨娘。厨娘热切期盼他们出现，因为她害怕一个人住在那里。也有人更加谨慎地观望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的到来。12月2日，彼得堡的军事总督致信警察局长，表示根据沙皇的命令，前少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特维尔受到的秘密监视将延续到他返回首都后。
——※·※——
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归早年的文学胜场后，只有他的亲朋好友的小圈子里进行了祝贺。扬诺夫斯基大夫回忆说：“在彼得堡，我们都……见证他的乔迁之喜，有阿波罗·迈科夫、亚历山大·米留可夫、他的哥哥米哈伊尔一家和其他许多人，还有当天抵达彼得堡的斯佩什涅夫。”就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出乎意料地再次与曾被他称为“靡菲斯特”的人面对面，作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穆拉维耶夫（Nikolay Muravyev）的扈从，后者刚刚从流放地归来。穆拉维耶夫是个精力充沛、标榜开明的行政官员，喜欢结交他的远房表兄弟米哈伊尔·巴枯宁这样的政治流亡者。他任命斯佩什涅夫担任伊尔库茨克（Irkutsk）当地一家官方资助的杂志的主编，并让其加入了自己的扈从。在彼得堡逗留期间，穆拉维耶夫成功地帮助斯佩什涅夫恢复了贵族身份。当时，已经逃离西伯利亚的巴枯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穆拉维耶夫的疏忽）同样对斯佩什涅夫印象深刻，后者来到彼得堡是为了亲自考察新一代激进派的领袖。就像普列谢耶夫在写给杜勃罗留波夫的信中所说的：“今天是我的命名日，让我特别高兴的不仅是你的信，还因为一个与我内心非常亲近的人来访——斯佩什涅夫；他随着穆拉维耶夫从西伯利亚而来，肯定会去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他想见这个人。我还给了他你的地址。我要推荐他这个人……他是最高程度上的正直之人，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完全可以说，在我们所有人中间——他是最非凡的人物。”
遗憾的是，我们没能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多年分别后他对斯佩什涅夫的印象有何评价。我们只能满足于想象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欢迎那个曾经将他引上革命冒险道路的人时将做何感想。无论如何，两人都会感到高兴，因为他们解放农奴的远大梦想即将实现；他们还会相互祝贺，因为自己的牺牲没有白费。他们是否在其他问题上也意见一致则非常存疑，但在那些狂热期待的日子里，当整个俄国都处于对自由的伟大新挑战的边缘时，这点关系不大。
当时，一切看起来都有可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面对即将发生的变革，形形色色的社会—政治观点史无前例地统一起来。在新近出版的《现代人》（1858年2月）上，并非政府的谄媚者，而是不容妥协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表示：“相比我们过去的生活，现在开始的新生活将更加美好、繁荣、精彩和幸福，就像俄国过去的一百五十年要胜过17世纪。”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是否希望人们完全从字面上理解这番话可能存在疑问，但无论如何——它们反映和表达了在那个“活到黎明就是至福”的光辉岁月里，所有派别的俄国知识分子中间弥漫着什么样的情绪。
所有人都团结起来，一致支持解放和改革，反对顽固和自私的反动派，后者反对沙皇为了改良政体而提出的有益措施。参加祝贺陀思妥耶夫斯基归来聚会的那一小群人都沉浸在欢乐的情绪中，尚无理由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盟友们无法同时做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迈科夫的朋友。还要再过几年之后，事态才会陷入危机，使得这种关系（或者至少是昔日的热诚）永远变得不可能。矛盾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应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未来将会真心诚意地阻止事态发展到破裂的边缘，虽然没能成功。
因此，在俄国历史的那个时刻，空气中处处弥漫着欢乐的感觉，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自己充分的理由感到愉快和兴奋。他生命中的西伯利亚时期（从戴着镣铐离开彼得堡开始）现在画上了句号。虽然患有癫痫并对婚姻失望，但在刚刚度过的那些艰难岁月里，他还是活了下来，甚至获得了茁壮成长，经过最大的苦难——苦役营的四年——他相信自己在那里获得了新的力量，既作为作家，也作为一个人。
他知道自己不会再写那些“琐碎文字”，对于等待着自己的任何命运，即便不能泰然处之，至少也能无畏地面对：他已经接受了考验，被证明是合格的。他重新开始发表作品，无论最初的努力遭到何种相对失败，他都没有一刻怀疑过自己会恢复在文坛的声望。他的头脑和笔记中满是对新的故事、小说和论文的计划，他确信独一无二的经历让自己对俄国人民的灵魂有了无比宝贵的洞见，只有他能将其表达出来。作为一家月刊未来的编辑，他将在19世纪俄罗斯文化处于最令人激动和动荡不安的时刻加入战团。他刚刚开始新的生活——作为罪犯和士兵的他曾长久迫切盼望的文学生活——他等不及要开始工作。
作为自家刊物的文学编辑和主要撰稿人，他在随后五年间的工作包括读稿、采访撰稿人和给他们写信、校稿，与此同时，他还不断有作品问世，其丰富和多产几乎令人咋舌，如果我们考虑到不断复发的癫痫会让他每次一连几天不能工作。他在那些年里写了两部重要作品（《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和《死屋手记》），三部较短的小说（包括《地下室手记》）和一系列生动的欧洲游记（《冬天记的夏天印象》），另外还源源不断地推出各种文学论文和论战时评。
——这一切将把我们带到下一部分的深处，我们将不再越界。让我们在这个欢乐的时刻结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这个部分的叙述，老朋友们济济一堂，欢迎归来的流亡者，为他的健康和幸福干杯。趁着这次重逢油然而生的欢声笑语还没有被意识形态的对立打破，趁着将要承受的负担还没有压弯了他的腰，趁着他仍然沉浸在回家的强烈喜悦之中，让我们向他告别。
Pis’ma，1：270；1859年11月23日。
Ibid.，2：603.
Ibid.，605；1859年10月9日。
A. A. Kornilov，Obshchestvennoe dvizhenie pri Alexander II（Moscow，1909），31.
Pis’ma，2：593；1858年9月13日。
Ibid.，1：286；1859年12月22日。
见扬诺夫斯基写给A. G.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卡娅的未刊印书信残篇，LN86（1973）。
DMI，490—491.
William F. Woehrlin，Chernyshevskii：The Man and the Journalist（Cambridge，MA，1971），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