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投入战团

第21章
投入战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的现身很快被他如此急于在其中收复失地的更大文学圈子所注意到。仅仅安顿下来几天后，他就被新成立的帮助困难作家和学者协会（通常称为文学基金会）选为会员。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基金会的活动提供了帮助，包括参加协会为筹款而组织的大量阅读会和其他活动。虽然看上去很难想象，但他还履行着一个高效而有良心的管理者的工作。1863年，他当选为基金会行政委员会的秘书，任务是管理会议记录，以及巧妙而高效地负责该组织的大量通信。

文学基金会组织的第一场慈善活动于1860年1月10日展开，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会被活动计划所吸引，计划中包括屠格涅夫朗诵他思想深刻和极富争议的《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这篇论文标志着19世纪60年代初那场社会—文化辩论中的重要时刻。慈善活动结束几个月后，两人通过便条的友好交流显示，他们已经至少暂时忘记了1845年的愤然绝交。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认同那篇论文，文中的理念在他本人的思想中留下了重要痕迹，也体现在他将自我牺牲的堂·吉诃德式形象投射到梅什金公爵身上。因为屠格涅夫的名作被证明是对堂·吉诃德这个有信仰之人的颂歌，相比世俗、怀疑和幻灭的哈姆雷特（“因为苍白的思想状态而显得病态”），他被标榜为赞美的对象。堂·吉诃德被一个超过他本人能力的理想所鼓舞（即便可笑地受到欺骗），这让他拥有了凌驾于优柔寡断的哈姆雷特之上的道德优越性。

屠格涅夫自称剖析了两种一直存在于人性中的永恒心理类型，但所有人都知道俄国文学中的哈姆雷特们是“肤浅的人”，即贵族自由派知识分子中那些虽然出于好意，但软弱无力和极其不切实际的成员。反过来，堂·吉诃德是那些在1848年死于欧洲街垒中的人（就像屠格涅夫本人的《罗亭》的主人公）和愿意为了人民而再次牺牲自己的俄国年轻一代。为了不让自己的分类所暗示的东西留下任何疑问，屠格涅夫不仅提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夏尔·傅立叶，还特别提到了基督，把他们作为堂·吉诃德类型的例证。也许是为了安抚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年轻一代的激进宣传家，屠格涅夫现在表示认同他们对俄国哈姆雷特们的许多指摘。但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他们对他的作品的敌视深深植根于社会—文化形势中，无法轻易克服。

1860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参与了文学基金会组织的一些业余演出。皮谢姆斯基想要排演由著名文学人物扮演角色的戏剧，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邀参加，扮演果戈理《钦差大臣》中的什佩金一角。当晚的演出大获成功，整个彼得堡文化界都观看了这些文坛大腕在舞台上的自娱自乐。屠格涅夫、克拉耶夫斯基、迈科夫的出现引发哄堂大笑——他们前来向所谓的钦差大臣送“礼”，控诉省长的巧取豪夺——想要观剧的人对这种不礼貌的喧哗提出了公开抗议。愤怒的观众中包括沙皇的弟弟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Grand Prince Konstantin Nikolaevich），他被认为在幕后推动了废除农奴制，这次也前来看看文学名流的风采。记者彼得·魏因贝格（Peter Weinberg，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很快与他交锋）写道：“我不相信任何熟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过去几年生活的人可能把他想象成一个喜剧演员……懂得如何引发纯粹的果戈理式笑声；但事实就是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饰演的什佩金……完美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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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要为新开始的社交生活分心，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把精力集中在重建自己的文学声誉上。1860年春天，他把所有时间用于构思和草拟两本新书，一部重要的小说和将成为《死屋手记》的草稿。此时，计划中的小说已经势在必行，它将被放在一份俄国“厚”月刊每期留给重要虚构作品连载的必要栏目中。6月18日，米哈伊尔向彼得堡书报审查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将周刊改成月刊，原刊名和计划保持不变。申请获得通过，当年余下的时间被用来筹备这份刊物。

即便不考虑稳定收入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乐于投入报刊界的战团。仅仅几个月前，《现代人》刊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中的人类学原则》（The Anthropological Principle in Philosophy），该文注定将成为激进的19世纪60年代那一代人的哲学圣经，它的出现在报刊界引发了一场猛烈的风暴。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一种思想单纯的唯物主义，认为人类服从于自然法则（就像今天的科学所定义的，特别是化学和生理学），就连一位认可其立场的总体要旨的评论者也承认，这种唯物主义“没有给人类行为中不可还原和非理性的元素留下空间，没有考虑到我们有时并非在与东西和对象打交道，而是涉及人类的意愿和选择以及它们的关系”。

事实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确试图消灭自由问题，因为他毫不犹豫地宣称不存在或不可能存在作为客观的自由意志。他写道，意志或“希求”的观念“只是我们头脑中出现的主观印象，伴随着之前的想法、行动或外在事实引发的想法和行动”。对于伦理和道德，车尔尼雪夫斯基采用了某种边沁式的功利主义立场，拒绝诉诸任何传统（基督教）的道德价值。善与恶通过“效用”被定义，人主要寻求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和满足其利己主义私利的东西，但由于人是理性生物，他们最终通过启蒙明白，最持久的“效用”在于把自己的私利等同于其他大部分人的。一旦意识到这点，经过启蒙的个体便达到了既自私又无私的“理性利己主义”，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那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形式。

上述观点很快在年轻一代中传播开来，为19世纪60年代的激进意识形态所宣扬的新道德提供了哲学基础。没有什么理念能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不安。因为如果他在过去十年的煎熬中获得了什么新的信念，那就是他相信存在两个不可回避的事实。首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的心理都不会放弃主张自由的欲望；其次，基督教的爱和自我牺牲的道德对于个人和社会而言都最重要的必需品。没有了这些传承的道德价值，农民罪犯的生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将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狱。让他不寒而栗的是，现在激进派试图破坏和摧毁的正是这些价值。因此，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19世纪60年代那代人中他的支持者们最终发生冲突是早晚的事。不过，这个决定性的时刻要几年后才会到来，等到大量社会动荡终结了一切和解的希望。

与此同时，《死屋手记》的前两章于1860年秋天在《俄国言论》上发表。后续连载因为审查问题而被拖延。1861年1月，杂志重刊了导言和第一章，随后以每周一章的速度又发表了三章。1月底，杂志宣布将继续刊登该作品，但这个承诺从未实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突然从人脉广泛的主编吉耶洛格里弗夫（A. Gieroglifov）的撰稿者名单中消失了。原因当然是《时代》在那年年初推出了创刊号，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意让如此宝贵的文学财产惠及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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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创刊声明于上一年9月发出，虽然没有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因为他曾是罪犯），但从启示录式的口吻中一眼就能看到这位作家火暴脾气的独特印记。声明的第一句话宣布：“我们生活在一个最不寻常和最为关键的时代。”俄国正在经历重大转变，人们等待着将最终解决“农民大问题”的重要社会—政治改变，但这只是更加基本的变革的外部症状：“这场转变涉及将启蒙及其代表同人民生活的原则融合起来……170年前，人民在彼得大帝的改革中退缩了，从那时起，他们就与受过教育的阶层分离，过着自己不同、隔离和独立的生活。”（18：35）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立场同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划清界限。他断言，人民反对彼得大帝的改革不完全是否定变革与发展，就像斯拉夫派所暗示的；相反，这促使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和主张来寻求改变。为了寻找人民的创造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了甚至比彼得大帝改革更早的时代，在分裂运动（Raskol）的宗教骚乱中找到了答案——由于很大一部分人口拒绝接受对俄国礼拜仪式的改革（受希腊人启发），导致俄国教会在17世纪发生分裂，并催生了各种旧信徒异议派别。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宗教分裂的结果“有时是可怕的”（18：36），但分裂者（raskolniki）仍然代表了创造独立于欧洲影响的俄罗斯本土文化的尝试。他暗示，上层阶级急切寻找的俄国生活的积极价值也许可以在异议派别中找到。

但与此同时，上层阶级正以同样极端的方式通过每一个毛孔吸收欧洲文化，选择了完全相反的方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这并不意味着，想要创造真正民族的文化，上层阶级必须放弃他们已经得到的一切。事实上，他们得到的这些东西为未来俄国将受命扮演的重要世界——历史角色奠定了基础：“我们……心怀敬畏地预言……俄罗斯的理念也许会综合欧洲各民族如此勇敢和锲而不舍地发展起来的全部理念；也许这些理念中一切对立的东西将在俄罗斯民族［narodnost］身上实现和解和进一步的发展。”（18：37）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名的俄罗斯“泛人道主义”主张在1861年的《时代》上已经得到了表达，尽管后来他的观点将带有更突出的斯拉夫主义色彩，他甚至对俄国西欧派做了积极评价，而非像斯拉夫派那样常常视其为无可救药地受到了欧洲影响的腐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那些后来他称之为“俄国西欧派”的人采取包容并蓄的态度，这让他始终不同于纯粹的斯拉夫派。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设想的未来俄罗斯文化的准确轮廓仍然模糊，在他后来的声明中也不会变得更清晰。重点在于融合的必然性，在提出这一要求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语调中回荡着囹圄岁月留下的仍在隐隐作痛的伤疤带来的痛楚。这些记忆现在让他坚持上层阶级必须着手“启蒙的传播，积极、迅速和不惜代价——这是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是所有活动的第一步”（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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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的刊物——先是《时代》，后为《时世》（Epoch）——在俄国文学界扮演了名为根基主义（pochvennichestvo）的独立社会—文化倾向的喉舌。“根基主义者”相信，最重要的是通过融合人民和受过教育的上层阶级来创造一种新的俄国文化。相反，对激进知识分子而言，用他们认为最符合社会正义的方式来改善农民的命运至关重要，其他一切问题都是次要的。不过，《时代》的主张足够广泛和模糊，可以迎合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不同观点；而鉴于赫尔岑思想的影响，“根基主义”口号在当时的激进派眼中没有特别的妥协意味。《时代》最初被认为只是另一本进步刊物，具有（十年后所谓的）鲜明的民粹主义（narodny）倾向。

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聘请了尼古拉·斯特拉霍夫和阿波罗·格里高利耶夫作为两大首席撰稿人，他知道他们都坚决反对19世纪60年代的激进意识形态。斯特拉霍夫后来将成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密友，当时刚刚开始了作为批评家和宣传家的显赫生涯——他在职业生涯中将倡导哲学唯心主义，为其略带斯拉夫主义和最终的泛斯拉夫主义社会—政治立场辩护。和其他许多将与他在铅字中交锋的激进派一样，斯特拉霍夫也来自一个教士家庭，在神学院接受过教育。但不同于自己的对手，他后来学了数学和自然科学，并在大学中获得了高等生物学位。上述学历让他具有远远超过普通俄国宣传家的科学能力，他把这些资历同对黑格尔和德国唯心主义的热爱结合起来，这让他强烈地意识到在面对人类存在永恒的“该死问题”时，科学知识有多大的局限。

斯特拉霍夫最早通过他发表在《火炬》（The Torch）杂志上的文章吸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注意：一系列名为“生命书简（Letters about Life）”的科学主题作品，对拉夫罗夫新出版的《实践哲学研究》（Studies on the Question of Practical Philosophy）的书评。拉夫罗夫很快将成为俄罗斯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最重要代言人，车尔尼雪夫斯基曾攻击此人不是一个足够积极的唯物主义者，并以拉夫罗夫的书作为由头在《哲学中的人类学原则》里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相反，斯特拉霍夫觉得对自己的口味而言，拉夫罗夫过于唯物主义了。他为此发起反击，以捍卫人的自由和道德自主不受一切让它们服从于道德条件的企图侵害。斯特拉霍夫宣称：“意志以关键和必然的方式只服从于一点——即它本身自由的想法，它的独立、原创和有意识的自我决定的想法。”

斯特拉霍夫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化和专业知识，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不具备的，他们的日常谈话让小说家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身观点的影响。斯特拉霍夫写道：“我们的谈话一发而不可收，它们是我人生中有幸参与的最好的谈话。”他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迷人之处在于“他不同寻常的头脑，只需片言只语或简单影射，他就能很快领会每一个想法”。斯特拉霍夫还指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思维面貌的另一个特点，这与后者伟大作品的意识形态特征有特殊关联。“他是个……特别容易激动和受到影响的人。一个简单的想法（有时极其常见和普通）也会让他突然大为激动，看到其中的全部意义。可以说，他带着不同寻常的活力感受思想。然后，他会用各种形式陈述它，有时采用非常犀利和形象的表达，尽管无法有条理地解释它，或者发展其内容。最重要的是，他是个艺术家，用图像思维，被感情引导。”

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斯特拉霍夫那里得到了某种智识教育，那么他从阿波罗·格里高利耶夫那里得到的东西对其人格的触动要深得多。格里高利耶夫早就是个知名文人，1861年时，他作为诗人和批评家（偶尔也写作散文体虚构作品）的动荡生活已经行将结束。这是个充满魅力的人，令包括斯特拉霍夫（他后来收集和发表了此人的批评论文）在内的一大批年轻撰稿人着迷，《时代》的每日编辑会议为交换看法提供了充足的机会。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会觉得，相比过于循规蹈矩和讲究细节的斯特拉霍夫，暴躁的格里高利耶夫更符合他个人的口味。因为格里高利耶夫是那种天性“宽广”的俄罗斯人——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时代的朋友和鼓励者，年轻的诗人施德洛夫斯基——既有最优雅和崇高的艺术和精神诉求，又过着酗酒和混乱的生活。

“神秘主义者、无神论者、共济会员、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艺术家、诗人、编辑、批评家、剧作家、记者、歌手、吉他手和演说家”——这些是格里高利耶夫在同时代人眼中的一些不同侧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格里高利耶夫“也许是同时代人中……最具典型俄罗斯性格的一个（当然，我并不觉得那是一种理想）”（20：136）。当时一些最好的评判者非常看重他的诗歌和批评，但他会一连消失几周，沉迷于酗酒和与吉卜赛人鬼混，他的许多最好的文章是在债务人监狱中写的。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诗人波隆斯基（Polonsky）写道：“我记得他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魔鬼——但他也曾跪在教堂里，用尽最后一滴血祈祷。我记得他是个怀疑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我还记得他既是朋友也是敌人，他和人斗殴，还吹捧库舍列夫伯爵（Count Kushelev）［一家期刊的拥有者］的幼稚文字。”有人暗示，格里高利耶夫的特点（他喜欢自称“最后的浪漫主义者”）后来被表现在同样暴躁和表现出惊人诗意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身上。

对格里高利耶夫而言，俄国生活的真正价值并不存在于彼得大帝之前那个虚幻和理想化的伊甸园，也不存在于被践踏的农民，而是存在于那些幸存的群体——就像奥斯捷洛夫斯基的戏剧中所描绘的莫斯科商人阶级，常常是坚定的旧信徒——他们成功地发展壮大，同时又狂热地坚持自己的生存方式。他本人是俄国民俗文化和吉卜赛音乐的大行家，觉得后者的魅力无法抵挡。他的一些最好的诗作（由亚历山大·布洛克［Alexander Blok］在本世纪初重新发现和收集）试图把他的吉卜赛狂欢的火热激情和绝望心酸转化成文字。

格里高利耶夫成熟期的论文勾勒了一种俄国文化的原创哲学，其中的重要论点无疑影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想法。这段历史中的核心人物是普希金，就像格里高利耶夫所阐释的，此人的作品标志着俄国文化自我意识的分水岭。在普希金之前，外国影响被接受、吸收和尊崇，但在普希金身上，我们可以第一次看到两种类型的斗争：一边是模仿西方范式的“掠夺式”类型——他早期诗歌中的利己主义浪漫者和拜伦式英雄——另一边是略显反讽的伊万·彼得洛维奇·别尔金或者《上尉的女儿》中那位心地纯洁的年轻叙述者，后者取代了前者。这些温和、淳朴和朴素的角色是纯粹的俄国式人物；他们显示在受到外国理想的诱惑后，普希金有了回归故土的愿望，那里有“真正的人，即基督徒”的价值。格里高利耶夫从这种“掠夺式”（khishchny）和俄国式“温顺”（smirenny）类型的斗争出发看待所有后普希金时代的俄国文学作品，他用令人瞠目的奇异和纷乱的风格提出了自己的文化类型理论，让人想起他钟爱的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他的文章对包括直到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皮谢姆斯基等同时代人在内的一大批作家进行了宽泛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概括和深刻的观察，现在他被普遍承认是俄国19世纪中期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

格里高利耶夫的理念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最亲身的体验获得了具体的文学—文化内容。“回归本土”的必要性在苦役营中已经如此迫切地呈现在他面前，现在更被证明是所有俄国作家中的最伟大者选择的道路——这也注定将是整个俄国文学要走的道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格里高利耶夫关于“温顺”类型真正承载了俄罗斯道德—社会价值的断言是对他本人艺术预感的宝贵肯定。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很多后期作品可以被看作对格里高利耶夫的“掠夺式”西方（或受西方影响的）类型和真正俄国式“温顺”类型之间冲突的戏剧化演绎——他把这场冲突的价值碰撞描绘成道德—精神绝对立场的对决，有朝一日会将其提升到崇高悲剧的高度。

格里高利耶夫还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把艺术视作形而上学认知的手段——是绝对真理的秘密在时间和历史中显示自身的首选载体。两人都在激进功利主义者的嘲讽攻击面前为艺术的地位辩护。和他的丹麦前辈克尔凯郭尔一样，格里高利耶夫也认定生命无法被包含在任何理性范畴内。他致信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我认为，‘生命’真正是某种神秘的东西，它是某种取之不尽的东西，用一本神秘主义老书上的话来说是‘吞噬一切有限理性的深渊’，是最聪明的头脑的逻辑结论在其中都会迷失的无限空间，就像大洋中的浪花；［生命］甚至是某种反讽的东西，但与此同时充满了爱，尽管带有这种反讽。”

格里高利耶夫写给阿波罗·迈科夫的一封信中的某个段落（写信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仍在西伯利亚，因此两人尚未有机会交换看法）将显示这种基本观点的相似性：“我不知道什么更令我反感：彼得堡人的进步思想……东正教对艺术的一知半解，或者赫尔岑愤世嫉俗的无神论。这些观点殊途同归，反映了同样的价值，‘三者’都源于同一个原因：对生命、理想和艺术缺乏信仰。它们都是感官快乐或精神奴役的功利主义乌托邦造成的，是缺少内在统一（即基督，或者说理想，或者说尺度和美，只有它包含真理，只有它能把真理带给人的灵魂）的情况下，外在统一的压力造成的中国式停滞。”这段话中将基督等同于理想和美，没有什么比这更符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了。

最让人吃惊的也许是脾性上的相似：格里高利耶夫曾在他的一句诗中提到“痛苦的疯狂幸福”，他还在一封信中强调“灵魂的某些痛苦能够变成无上的幸福感”。意大利的斯拉夫主义者沃尔夫·朱斯蒂（Wolf Giusti）问道：读了这些言论后，我们怎么能不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呢？两人都对自己祖国发展起来的基督教信仰十分虔诚，就像不久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提到基督教十字军东征时所宣称的“欧洲和它的人物将由俄国完成”那样，格里高利耶夫也相信欧洲的历史生命“已经耗尽，另一种生命正在开始；它将出自东正教，这种力量中隐藏着新的世界”。但同样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类似，他也是典型的浪漫主义产物和典型的现代人，无法不经过一番斗争就接受基督教信仰或东正教。他承认：“无论从哪里开始，我总是会来到同一个点，即信仰理想和彼岸［超自然］的这种深刻而悲伤的需要。”在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代的俄国人中，没有谁比格里高利耶夫更接近这种冲动和态度的纠结复杂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和这样的战友们一起突然加入了19世纪60年代的报刊战争。当然不能说胜利站在他的旗下，但只要“根基主义者”在战场上，他们就能对所谓的俄国虚无主义（就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而言，这种称呼并不准确）的胜利提出不容小觑的反对。此外，凭着自身的天才和个人想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会把这些战争提供的材料改造和升华成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伟大小说中的艺术—意识形态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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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创刊，陀思妥耶夫斯基未来五年的生活轨迹就此确定。他把全部精力投入编辑和撰稿人的工作中，无法把他的私人生活同杂志运营的日常任务分开。编辑办公室位于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寓所，费奥多尔和斯特拉霍夫也住在附近，为了住得更近，后者特地从另一处公寓搬来。这片城区是繁茂而人口稠密的下层阶级生活区，那里肮脏和泥泞的街道上总是有成群的商贩和劳工往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罪与罚》中对其做了描绘。此外，斯特拉霍夫怀旧地回忆说：“在这些让我们充满哀伤和反感的环境中，我们都度过了非常快乐的几年。”

斯特拉霍夫的回忆录描绘了不间断文学劳动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夜以继日地工作，只在睡觉时离开书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晚上写作，从午夜一直持续到早上五六点钟；然后他睡到两三点，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开始白天的工作。杂志社成员下午三点开会，“在那里［办公室］，我们翻阅报纸和杂志，了解所有的新消息，然后经常一起去吃晚饭”。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频频参加斯特拉霍夫每天傍晚的茶会，一群朋友在茶会上碰头交谈，其乐融融。

斯特拉霍夫还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和作者们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场内战，在那个动荡的时刻，它为俄国报刊界注入了如此不寻常的活力。当时，身为编辑是一项令人鼓舞的工作。像《时代》这样的刊物总是交火的中心，没有什么比分清敌友更重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阿波罗·格里高利耶夫和我可以确信，在每一期的新刊中，我们总是能找到自己的名字。各家杂志间的矛盾，对它们倾向的密切关注和论战——这一切把报刊业变成了如此有趣的游戏，一旦尝到滋味，你就会情不自禁地产生再次投身其中的强烈欲望。”

尽管本人身为宣传家，斯特拉霍夫对报刊界内部的混战怀有无法克服的鄙视。就像他骄傲地指出的，他属于19世纪40年代的文学圈子，对这个圈子来说，“文化的最高峰是理解黑格尔和把歌德牢记在心”。这两个名字（特别是后者）成了超脱于混战之上（au-dessus de la mêée）的社会—文化态度的象征，反映了对远离日常社会生活中琐屑争执的“永恒”问题的关心；与米留可夫小组第一次接触后，斯特拉霍夫对自己面对的全然不同的观点感到震惊。这个小组（陀思妥耶夫斯基结束流放后不久就加入其中）的倾向“在法国文学的影响下形成。因此，它强调政治和社会问题，吞没了纯粹的艺术兴趣。按照上述观点，这位艺术家应该去调查社会演化，让人们意识到其中正在发生的善与恶；因此，他应该去当老师、谴责者和向导。因此，几乎顺理成章的结论是，永恒和普遍的兴趣不得不居于短暂的政治兴趣之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完全沉浸于这种倾向中，直到生命的最后都对其保持忠诚”。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报刊业的热情源于他想要与当时新出现的社会—文化问题保持接触，将它们用于艺术目的。与更加自命不凡的斯特拉霍夫不同，他没有区分歌德所谓的“当下的需求”和他的文学生涯的需求。斯特拉霍夫承认：“我对报刊业相当鄙夷，带着某种傲慢参与其中。”正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区分“永恒”问题和当下形势中的问题——因为他能从眼前看似稍纵即逝的东西中感受到永恒的重要性——他最终得以写出那些奠定其主要荣耀的意识形态小说。

那些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大量不同的俄国社会—文化观点有了密切的亲身接触。事实上，在与融入刊物办公室的年轻一代成员谈话时（如果幸运的话，他们会受邀参加编辑会议，会上将朗读稿件和做出最终决定），他可以从他们身上活生生地看到这些观点的细微差别。《时代》一直在寻找新的年轻作家，始终特别乐意接受他们幼稚的努力。许多后来广为人知的名字（有的载入了极端左翼的史册，比如特卡乔夫［P. N.Tkachev］）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支持下发表了自己最早的作品。涅恰耶娃（V. S. Nichaeva）表示：“也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中，他再也没有机会像主持《时代》和《时事》时那样接触到具有如此不同的背景和情况，但出于对社会和文学问题的兴趣而团结起来的年轻人了。”

一边是对以激进青年为主的群体渴望社会正义和政治改革表示同情，一边是对激进意识形态的美学、伦理和形而上学的宗旨始终怀有敌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编辑策略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调和不可调和之物的努力导致《时代》撰稿人（由两个对立派系组成）的不同群体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矛盾。其中一次矛盾的中心是暴躁的格里高利耶夫，斯特拉霍夫是他的同路人，后者写道：“尽管影响他情绪的完全不是寻求根基，而是对唯物主义无法平息的憎恶。”另一方面，大部分年轻激进派聚集在拉辛（A. E. Razin）周围，后者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农奴家庭之子，他为学生们写的《上帝的世界》（God’s World）大受欢迎，介绍了科学的宇宙观。此外，他还是杜勃罗留波夫的密友。两派之间的一个团体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和19世纪40年代的贵族自由派圈子的幸存者组成，包括米留可夫、普列谢耶夫、阿波罗·迈科夫和其他不那么知名的人。

1861年春天，格里高利耶夫离开了彼得堡，部分原因是他对《时代》的编辑政策不满，特别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拒绝更加积极地攻击《现代人》上的激进派——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斯特拉霍夫也不满意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杜勃罗留波夫艺术观相对温和的驳斥，他表示：“我忍无可忍，希望尽可能快地与虚无主义理论进行直截了当和决定性的对峙……看到它出现在文学中，我满腔义愤。”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那样的仇恨，他对当下形势的观察显示他正在试图把对激进派的同情和批判态度变成某种极其不稳定的综合体。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关注催生了揭露时弊的“谴责小说”（比如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外省散记》）的相对出版自由。这些作品近来受到右翼（他们不喜欢对现状的批评）和左翼（他们相信这些批评还不够）的攻击。《现代人》以杜勃罗留波夫的名义嘲笑了自鸣得意的自由派记者，他们抨击官僚们轻微的不法行为，却拒绝对整个体制发表看法，或者暗示想要消除他们报道的恶行就必须彻底改变社会。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谨慎地绕过这些危险的浅滩，一方面对他所谓的“有益宣传”表示首肯，另一方面并未因激进派的嘲讽而发火。虽然在所有实质问题上保持距离，但他还是至少以这种谨慎和隐晦的方式展现了对19世纪60年代初社会—文化冲突中的激进立场的同情和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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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激进派的认同直到《时代》第一期的最后两部分才变得更加明显。在识字问题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坚称上层阶级有责任带头推动提高识字率，这种责任促使他对当时正受到激进派猛烈攻击的“多余人”——贵族自由知识分子成员——做了一番反思。他们不满足于对屠格涅夫的故事和小说人物的讽刺挖苦，而是由杜勃罗留波夫发动了更加猛烈的攻击，他引起轰动的新作《什么是奥勃洛莫夫主义？》（What Is Oblomovism？）（冈察洛夫发明了这个词，用于描绘他的主人公奥勃洛莫夫的冷漠）成了攻击的高潮。文中列举了俄国文学中最著名的多余人，均为最著名作家的最伟大创造——普希金的奥涅金，莱蒙托夫的毕巧林，赫尔岑的别里托夫，屠格涅夫的罗亭——杜勃罗留波夫无一例外地把他们描绘成软弱的奥勃洛莫夫的亲兄弟。

多余人常常抱怨说，俄国的状况让他们的能力没有用武之地。但随着1862年农奴获得解放，在俄国过上行为高尚的生活变得可能，事实上这已经成为所有善良者的任务。就连赫尔岑也乐意承认“奥涅金和毕巧林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找不到工作的人再不能抱怨别人”。杜勃罗留波夫坚称应该抛弃整个贵族自由派，但赫尔岑则认为他们仍然可能有用。这基本上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两人的分歧在于“工作”和“用处”在农奴解放后的新俄国意味着什么。

赫尔岑一直是激进的革命者，他认为“工作”并不意味着他对政权的敌意终结，他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名义从原则上反对那个政权。相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现在是时候让作为俄国知识分子美丽花朵的多余人（后来他会把赫尔岑本人也包括其中）投身到改善他们的俄国同胞的命运这项枯燥的工作中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玩笑般地写道，假设这些贵族每人都承诺仅仅教一个孩子认字。当然，这种建议会让他们的自负受到震动，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他反讽的对话方式表现了他们惊愕的回应：“那是像我们这样的人该做的吗！……我们的胸中隐藏着巨大的力量！我们希望并能够移山；从我们的心中涌出了对全人类之爱的最纯净泉源……当我们穿着七里长的靴子行走时，不可能迈出五寸长的步伐！巨人能教孩子识字吗？”陀思妥耶夫斯基又用自己的声音回答说：“像这样：为公众的福祉牺牲你们的巨人精神；迈出五寸而非七里长的步伐；全心全意接受这样的想法，即如果你们无法更进一步，五寸也好过一动不动。为了公众的福祉牺牲一切，甚至是你们的高贵和伟大理念；弯下腰，弯下腰，直到和孩子一样高。”（18：68）

因此，知识分子被责成放下自负，在现有（但发生了很大改变）社会—政治形势所决定的可能性边界中做力所能及的事。这种命令决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不遗余力地反对所有挑起革命动乱的企图，他坚信它们只可能是徒劳和自我毁灭的。

G. M. Fridlender，F. M. Dostoevsky-materialy i issledovaniya，6 vols.（Leningrad，1974—1983），4：243.

Strakhov，Biografiya，204.

Ibid.

只要可能，陀思妥耶夫斯基笔记的页码将根据《科学院版作品全集》（PSS）。英译采用The Unpublished Dostoevsky，ed. Carl Proffer，trans. by various hands，3 vols.（Ann Arbor，MI，1973—1976）。英文本的页码则不再标出。

pochva一词的字面意思为“土壤”，也附带表示“基础”和“支持”。

转引自A. S. Dolinin，“F. M. Dostoevsky i N. N. Strakhov，”inShestidesiatye gody，ed. N. K. Piksanov and O. V. Tsekhnovitser（Moscow，1940），240。

Biografiya，225，195.

B. F. Egorov，“Apollon Grigoryev-kritik，”Uchenie Zapiski Tartuskogo Gosudarstvennogo Universiteta98（1960），194.

转引自A. L. Volynsky，Russkie kritiki（St. Petersburg，1896），684。

V. G. Selitrennikova and I. G. Yakushkin，“Apollon Grigoryev i Mitya Karamazov，”Filologicheskie Nauki 1（1969），13—24.

Apollon Grigoryev，Sochineniya，ed. N.N. Strakhov（St. Petersburg，1876），247.

Ibid.，618.

1858年1月9日/21日（分别为俄历［儒略历］和新历［格里高利历］，前者比后者晚12天——译注）；选自Apollon Grigoryev，Materialy dlya biografii，ed. Vlad Knyazhnin（Petrograd，1917），217。

W. Giusti，“Annotazioni su A. A. Grigorev，”Annali（Istituto UniversitarioOrientale，Sezione Slava），1（1958），66.这是对格里高利耶夫的作品和人格极富洞见的评价。

Pis’ma，1：165；1856年1月18日。

转引自V. V. Zenkovsky，A History of Russian Philosophy，trans. George L. Kline，2 vols.（New York，1953），1：405。

Ibid.，403.

Biografiya，223.

Ibid.，224.

Ibid.

Ibid.，173.

Ibid.，172.

Ibid.，200.

V. S. Nechaeva，Zhurnal M. M. i F. M.Dostoevskikh，Vremya，1861—1863（Moscow，1973），65.

Ibid.，68.

Ibid.，68—69.

Biografiya，220.

N. A. Dobrolyubov，Selected Philosophical Essays，trans. J. Fineberg（Moscow，1956），199.

Alexander Herzen，My Past and Thoughts，trans. Constance Garnett，rev. Humphrey Higgens，4 vols.（New York，1968），4：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