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Unizhennye i oskorblennye）从《时代》的创刊号开始以连载形式出现，在杂志上共计刊登七期。作品获得的评价褒贬不一，但被人热情而专注地阅读，取得了让读者等不及下一期连载的目的。杜勃罗留波夫在其最后的一篇论文，即题为“被践踏的人”（Zabitye lyudi）的俄国批评的经典之作中深入盘点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直到这部新作在内的全部作品。这显然是对几个月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攻击的回应，他表示该书“低于美学批评标准”，但承认所有人读到的是1861年问世的最有趣的俄语小说。
我们这个时代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不可能与杜勃罗留波夫的相同，但没有理由否认他的评价：《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无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六部主要的后西伯利亚小说中最一般的。就连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对自己的作品质量不抱任何幻想。几年后，他公开承认说：“我完全意识到，我们的小说中有许多人物只是木偶而非人类，只是徘徊的书本而非具有艺术形式的人物（这真的需要时间，让思想在头脑和灵魂中孕育）。”（20：34）不过，无论有什么明显的缺陷，《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都让我们看到了处于转型阶段的作者，他正试图第一次掌握连载小说的技巧，同时赋予新的人物类型、主题和动机它们初见雏形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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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由相互交织的两条情节线组成，乍看之下相互关系不大，但随着故事的展开逐渐汇拢。第一条线具有典型的感伤浪漫主义小说的特点，描绘了潦倒的贵族伊赫缅涅夫（Ikhmenyev）一家。这家的女儿娜塔莎（Natasha）与富有的邻居瓦尔科夫斯基公爵（Prince Valkovsky）之子阿廖沙相恋；由于公爵对他们的恋情不满（他准备让阿廖沙娶一个富有的女继承人），这对年轻人私奔和未婚同居了。结果，愤怒的父亲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伊赫缅涅夫与娜塔莎断绝了关系，不仅因为她败坏了门风，还因为昔日的朋友和所谓的施惠者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现在成了他的死敌。这条线的关键点是娜塔莎和她父亲的双双不幸，尽管她对家族荣誉带来了致命打击，而父亲也对她的丑行进行了愤怒的谴责，但他们还是深爱着彼此。
第二条情节线引入了神秘、密谋和见利忘义的背叛等连载小说元素。故事的中心是13岁的彼得堡乞儿小涅利（Nellie），作为叙事者的年轻小说家伊万·彼得洛维奇（Ivan Petrovich）——伊赫缅涅夫家的养子，曾与娜塔莎订婚——巧遇了她。这位年轻的生活观察者被咖啡馆中一位老人的怪异外貌所吸引，跟着他走上街道，当老人突然倒地身亡后，伊万·彼得洛维奇搬进了他简陋的屋子。死者是小涅利的外祖父，她跑来看他，却发现屋子里住着伊万·彼得洛维奇。小涅利的新识和他的朋友马斯洛博耶夫（Masloboev）——曾经做过老师，后来在彼得堡地下世界的边缘干着非法营生，但还是保留了一些年轻时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痕迹——从老鸨手中救下了小涅利。伊万·彼得洛维奇让涅利搬来和自己同住，照顾她的生活，逐渐了解了她可怕生活的伤感故事。
作为连载小说的典型巧合，她被发现是——我们在书末得知——那位公爵的弃女。瓦尔科夫斯基勾引了她的母亲，说服被爱冲昏头脑的年轻妻子抢走她富有父亲杰里米·史密斯的财产，但得到钱后又抛弃了她和他们的孩子。两个情节最终走到一起：为了让娜塔莎和她的父亲和解，在伊万·彼得洛维奇的鼓励下，涅利讲述了自己令人心碎的故事。当涅利讲到即便她潦倒的母亲奄奄一息地躺在彼得堡一间肮脏小屋的地上，外祖父也拒绝原谅时，这个凄惨的故事让娜塔莎得到原谅，挫败了坏蛋瓦尔科夫斯基想把那个孤立无援的姑娘推入老色鬼纳因斯基伯爵魔爪的计划。
所有事件都通过伊万·彼得洛维奇的眼睛被呈现，他显然是两条情节线的物理纽带，就像瓦尔科夫斯基在更隐蔽的意义上所做的。伊万·彼得洛维奇在上述事件发生差不多一年后讲述了这些，他动笔时的处境为故事增添了额外的伤感元素。他解释说：“最终我进了这家医院，我相信自己很快将死去……我想把一切都写下来，如果不这样做，我会在痛苦中死去。”（3：177）故事讲述了他本人的悲惨生活，他即将带着无用和绝望感死去。但他还是成功地拯救了别人（伊赫缅涅夫一家），让涅利在爱恋的温柔中度过了最后的日子，并忠于他自己和他所相信的善良与同情的价值。
对复杂阴谋的这段简要概述显示，陀思妥耶夫斯基利用了最老生常谈的材料——慈爱的父亲愤怒而心碎，对犯了错的女儿勃然大怒；富有而强大的贵族玩世不恭，堕落到了骨子里，用自己的意志伤害无辜和心灵纯洁的人；操行良好的年轻人（叙事者）爱上了女主角，愿意为了她而慷慨地牺牲自己；可怜的乞儿暴露在彼得堡地下世界无法言状的罪恶面前，被慷慨的拯救者从毁灭中拉起，她掌握着瓦尔科夫斯基丑恶过去的秘密。上述动机都是连载小说最老套的元素，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坦然发挥了它们触动读者心弦的最大力量。
比如，下面这段关于涅利母亲的话被安插在第二部分的最后，以便调动读者对下面情节的胃口：“这是一个走投无路的女人的故事，她领着她认为还是娃娃的女儿，在彼得堡寒冷而肮脏的大街上向行人乞讨……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但像这样令人揪心的悲惨故事却屡见不鲜。在彼得堡黑沉沉的天空下，在这座大城市阴暗角落里，在花天酒地的生活中，在自私自利的愚钝中，在种种利害冲突中，在黑暗的罪恶和秘密犯罪中，在最底层地狱的无理性和非正常的生活里，它们在人们的视野之外近乎神秘地上演着……”（3：299—300）陀思妥耶夫斯基像欧仁·苏或弗雷德里克·苏里耶一样用重重的笔触和混浊的调色板让气氛变得凝重，过于强烈的感伤基调是导致该书最早的批评家鄙夷地表示其缺乏艺术质量的主要原因。
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前从未用过连载小说的元素和技法，但这种类型的小说早就被与“进步”和社会主义理念的传播等同起来（《巴黎的秘密》［Les mystères de Paris］对傅立叶的一系列主张做了戏剧化演绎）。因此，批评家们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使用这种形式完全符合他作为颠覆者的过去，甚至表明导致他遭受苦役和流放的社会人道主义原则更加强了。这正是杜勃罗留波夫的观点，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过去和现在没有显著区别，甚至还以此为理由攻击那位小说家。这位批评家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依然在描绘无法主张自身权利的“软弱”人物，虽然他们并非多余的人，但就像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对屠格涅夫所做的，他还是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没能意识到俄国生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文学被要求描绘具有更强意志力量的主人公。
新作品中到处都有让人想起《穷人》的地方，这让它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的这种延续感更加强烈。在某个场景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了志得意满的年轻作家伊万·彼得洛维奇向收留他的伊赫缅涅夫一家朗读自己刚刚付梓的处女作，得到他们的交口称赞。娜塔莎感动得流下眼泪：“她突然抓起我的手亲了一下，然后跑出了房间。”（3：189）《穷人》处处被作为道德情感的试金石；所有“善良的”人物都报之以恰如其分的同情，就连声名狼藉的酒鬼马斯洛博耶夫也承认：“当我读它的时候，我几乎重新成为可敬的人。”（3：265）而恶棍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则对制造了该作品的文学模式（其灵感在更晚近的“谴责”文学中得到复兴和加强）大加嘲讽。他鄙夷地对伊万·彼得洛维奇说：“现在贫穷是你的全部风尚。”他还建议这位年轻作家为自己的前途考虑，加入“更高的”圈子。
瓦尔科夫斯基公爵是个如此做作和夸张的贵族恶棍，现在我们很难完全严肃地看待他，但这并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早读者的反应，他们认为公爵是可信和熟悉的社会类型。即便像小说家叶甫盖尼娅·图尔（Evgenia Tur）这样严厉的评判者——她直言不讳地宣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作为艺术品经不起最轻微的批评”——也毫不犹豫地写道：“任何对世界有所了解的人都会遇见许多此类人物，但幸运的是（对我们的社会而言是件幸事），像伊万公爵［瓦尔科夫斯基］这样的人正在逐年死去，而且不再出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公爵的描绘被视作对整个社会阶层之堕落的犀利曝光。此外，作者“对弱者和被压迫者的同情”显然表现在——就像在19世纪40年代——从道德视角将自己的卑微人物描绘得远比公爵高尚，事实上活生生地反驳了他对人类同胞极端鄙视的看法。
对当时的俄国读者而言——他们认为“软弱”的角色因为过多的道德有点而注定将要失败——公爵是个彻头彻尾的恶棍，而深受打击但未遭玷污的伊赫缅涅夫家（更别提遭受各种不幸的伊万·彼得洛维奇）则是杰出价值和正直的典范。公爵能够动用的任何力量都无法破坏他们对彼此坚不可摧的爱和忠诚，就像在高潮部分的和解场景最后，从伊赫缅涅夫激动得过分的宣言中所显示的：
啊，上帝，我感谢您，为了这一切，为了这一切，为了您的愤怒和仁慈！……为了您在暴风雨后重新照耀我们的太阳！……啊，我们可能受到了侮辱与伤害，但我们再次团聚，现在那些侮辱与伤害过我们的骄傲和傲慢的人可以洋洋得意了！让他们对我们扔石头！娜塔莎，不要害怕……我们将手拉手前进，我会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宝贝，是我心爱的女儿，你们侮辱和伤害的我无辜的女儿，但我会永远永远爱她和祝福她。”（3：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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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得益于后见之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将不可能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陈词滥调中看出未来小说家的萌芽。有一两位批评家不安地感受到书中有些“新东西”；但这种感受表现为负面批评的形式。一位批评家对书名提出异议，因为这让他期待一部真正的社会小说。事实上，就像他正确地指出的，人物的行为方式如此怪诞，他们的大部分困难都是自身的愚蠢造成的。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的阴谋对他们的两难处境而言只是额外因素，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物的处理方式让他不断在削弱该书所谓的社会人文意义。决定他们命运的是他们自身的人格特征，而非连载小说情节的外在机制。在陈腐情节的社会人文主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正开始摸索通往他后来的理念式小说——悲剧的道路。透过陈词滥调的间隙，我们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可以窥见的是一部关于年轻作家伊万·彼得洛维奇（叙事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化身）的未成熟小说，他代表了19世纪40年代的“博爱”意识形态，他的世界和生活遭受重创，因为他的信念被证明不足以应付人类激情和利己主义的更深层力量，它们打败了他好意的天真和浪漫主义理想。
小说之初关于伊赫缅涅夫的一些半反讽的话中已经触及了这种有关天真及其自欺的主题，伊赫缅涅夫同瓦尔科夫斯基的关系源于某种热心的自欺欺人，类似《斯捷潘奇科沃村》中无私的罗斯塔涅夫上校与恶毒的福马·福米奇的关系。伊赫缅涅夫拒绝相信关于公爵的不光彩传言，宣称“他不可能做出卑鄙之举”（3：182）。伊赫缅涅夫更愿意生活在一个不存在道德缺陷的世界，他对女儿娜塔莎也抱着同样的态度，即便当女儿到了适婚年龄，他仍然坚定不移地视其为天使般的孩子。另一个此类“天真浪漫主义”的例子来自涅利的母亲，尽管更多体现在字面意义上而非本能上，她和瓦尔科夫斯基私奔，因为“她从一开始就梦想着某种类似地上天堂的东西和天使；她拥有无边的爱和无尽的信任，我相信，她发疯并非因为他不再爱她和抛弃了她，而是因为她被他骗了，他懂得欺骗并抛弃了她，因为她的天使变得肮脏、唾弃和羞辱了她”（3：437）。
就像总是发生的那样，当这种类型的浪漫主义者被生活欺骗时，他们的反应是维护被伤害的自尊，不顾这可能对他们本该最爱的人造成的伤害。就像伊赫缅涅夫咒骂了心爱的女儿，因为她公开败坏了自己的名声，成为瓦尔科夫斯基儿子的情人，涅利的母亲同样导致女儿过着极其悲惨和深受折磨的生活，因为“出于骄傲，特别是她的自尊，她怀着无比的鄙视离开了他［瓦尔科夫斯基］”（3：438），拒绝用她掌握的文件证明他们的婚姻。这些遭受挫折的浪漫主义者骄傲而利己主义的反应导致他们自虐式地加深了自己的痛苦，同时对他人进行某种施虐（娜塔莎和涅利）。在伊赫缅涅夫的例子中，这种内心的冲突最终被爱的活动战胜，后者击溃了自尊，征服了背叛造成的怨毒愤恨。这里还涉及接受一个善与恶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世界，“理想主义破灭”（引用莫丘尔斯基［K. Mochulsky］恰如其分的表述）是宽恕与和解的不可避免乃至有益的先决条件。
娜塔莎与阿廖沙的关系中发生了类似的冲突，尽管娜塔莎并非真正的浪漫主义者。她被形容为拥有“那种好心人的特征，可能继承了她父亲——她习惯于把别人想得很好，总是觉得他们远比事实上好得多，热情地夸大他们身上的一切优点”（3：270）。不过，对阿廖沙的感情摧毁了她的“天真”，显示了她性格中出乎意料的复杂方面，这让她感到困惑和恐惧。
娜塔莎完全不是典型的贵族引诱者的无辜受害者；相反，正是她，决定公开与情人共同生活。事实上，她对意志薄弱、轻佻和不专一的阿廖沙的热情到达了如此地步，以至于愿意遭受任何羞辱，只要能陪伴在他身边，“成为他的奴隶，自愿的奴隶”（3：200）。但她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迷恋是“卑鄙无耻”和不正常的，更多出于主宰的欲望，而非平等双方之间的真正爱情。她的自尊被阿廖沙的寻花问柳所伤害，驱使她不仅羞辱了父亲，也导致自己陷入自虐的贬低和自我折磨的深渊。她的冲突同样通过成功的内心斗争得到解决：娜塔莎征服了利己主义，她自愿把阿廖沙让给远比自己更适合的竞争者——年轻的女继承人卡佳，从而恢复了自尊。
在小涅利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种类型的道德—心理冲突变成了最大的焦点，包括其从受伤的情感到自虐式的自我伤害和施虐的独特转变。在所有“被羞辱与被损害”的人中，涅利最有资格被如此称呼，在母亲当初激烈的不妥协的推动下，她发展出了强烈的自尊和对人类的不信任。就这样，涅利的性格中既有年轻人对情感和爱的需要，又有怀疑和仇恨，她最初甚至拒绝对慷慨或善良做出回应。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她的情绪变化以及她的精神逐渐被软化和驯服的描绘是该书中最出色的部分。涅利心理深处的自我折磨在一个关键场景中得以展现：关于过去的所有痛苦回忆一股脑地涌回心头，涅利冲出了伊万·彼得洛维奇栖身的房间，作为反抗之举，她开始在街上乞讨。当伊万·彼得洛维奇巧遇她时，他潸然泪下：
是的，为可怜的涅利流泪……她并非因为需要而乞讨；她没有被抛弃，没有被某人抛下任其面对命运的无常。她不是从残忍的压迫者那里，而是从爱她和珍惜她的朋友们那里逃走……她曾遭受虐待；她的伤无法治愈，她似乎故意试图通过这种神秘的行为，这种对我们所有人的不信任来加重自己的伤；通过这种受苦的利己主义（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述），仿佛她以苦为乐。这种刺激伤痛并以此为乐的心理我能理解；许多被侮辱与被损害，受到命运压迫和感到命运不公的都以此为乐。（3：385-386）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为“受苦的利己主义”标了斜体，以便突出它的重要性，因为这包含了将三个主要情节中心联系起来的内在主题纽带：娜塔莎和伊赫缅涅夫，娜塔莎、阿廖沙和卡佳，涅利和伊万·彼得洛维奇。在各组关系中，总有一个或多个人物用这种方式来回应伤害或羞辱；每次，冲突都是当受苦的利己主义在对外的爱之举动中被克服时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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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尚未完全抛弃过去的博爱理想和价值，但还是有明确的迹象显示，他正在继续修正自己的过去，这从《诗歌和散文中的彼得堡之梦》就已经开始了。这种修正是该书中最出色场景的显然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中强调了伊万·彼得洛维奇在面对狡诈而邪恶的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公然挑战时的无能为力。这幕场景让我们第一次窥见了即将出现的伟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充分展现利己主义主题的形而上学维度，通过暗中将利己主义同激进意识形态的主题融为一体，他在这里暂时将肥皂剧情节提升到新的庄严高度，最终找到了很快将成为其新的灵感来源的矿脉。
瓦尔科夫斯基对伊万·彼得洛维奇夸夸其谈的大段“自白”充分证明了早前对于他是个无耻浪荡子的暗示；他不仅对通常形式的罪恶感兴趣，还特别喜欢刻意亵渎社会的道德准则。瓦尔科夫斯基自己摘下面具，完全是为了享受看到让他理想主义的年轻对话者震惊的样子，他把自己这样做的乐趣比作性变态在公共场合露阴（显然指涉了卢梭的《忏悔录》）。当然，这种自我暴露旨在为了让瓦尔科夫斯基在读者眼中名誉扫地，但也揭示了其他人物的行为中同样展现出的某些性格深处的“非理性”。瓦尔科夫斯基解释说，没有什么比故意激怒“某个永远年轻的席勒”更让他兴奋了。他首先假装一本正经地对待“那些庸俗和一文不值的天真，还有田园诗式的胡扯”，然后“突然把热情洋溢的面容变成一副鬼脸，在他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对他吐出舌头”（3：360）。
正如我们看到的，瓦尔科夫斯基就这样批评了伊万·彼得洛维奇，与那位年轻作家对伊赫缅涅夫和涅利母亲的批评在措辞上大同小异。《穷人》的真正创造者现在把自己昔日的艺术自我和启发他早期作品的价值归为那种“幼稚的浪漫主义”的表现，他的新小说致力于揭露其缺陷。当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展现出对交谈对象的想法—情感非常熟悉时，对伊万·彼得洛维奇的揭露变得更加尖锐。因为我们发现公爵并非只是积习难改的恶棍，他本人也是个幻灭的理想主义者，就像他嘲讽地表示的，“很久以前，在我青春的黄金岁月里”，他也有过“成为形而上学家和博爱主义者的幻想，得出了几乎和你一样的想法”。他同样曾经“想要成为人类的造福者，建立一个博爱的社会”，甚至在自己的庄园里建立过一所模范医院。但厌倦最终战胜了他——厌倦，一种对生命最终的徒劳感。他感叹道：“我们将死去——那时又会怎样！好吧，所以我开始追求姑娘们。”唉，“一个小牧羊女”的丈夫因为抗议而狠狠地挨了鞭子，最后死在模范医院里（3：361）。
面对形而上学的厌倦和无法逃避的灭绝，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发现博爱的“快乐”很难填补生活的空虚。和克娄巴特拉一样，他开始寻找更大的刺激。此外，社会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现在变得完全过时，瓦尔科夫斯基得意地告诉伊万·彼得洛维奇，取代它的东西非常符合公爵的意图。当他的“禽兽行径”遭到义愤填膺的叙事者指责时，公爵反驳说，所有那些可敬的抱怨均为“胡扯”。道德责任是可耻的，因为“只有我本人，我自己——不是胡扯”。对于自己，他宣称：“我早就摆脱了一切镣铐，甚至是道德责任。只有在能给我带来某种好处的时候，我才认为我有这些责任……你向往理想和美德。我亲爱的朋友，我愿意承认你告诉我的一切。然而，如果我确实知道，构成人类一切美德的基础是极端的利己主义，那叫我怎么办呢？一件事情越是合乎道德，其中的自私成分就越多。爱自己——这是我承认的唯一准则。”（3：365）
就这样，通过主张用绝对的利己主义来取代伊万·彼得洛维奇“博爱的”自我否定，瓦尔科夫斯基将“善良”人物们与之展开道德斗争的本能和冲动具体化，成为一种邪恶的罪恶哲学，并对其做了辩护。陀思妥耶夫斯基戏仿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性利己主义”，瓦尔科夫斯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艺术上对19世纪60年代的激进理论第一次做出回应。因为他利用瓦尔科夫斯基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性利己主义”逻辑贯彻到底——没有接受利己主义通过理性的计算把自己奇迹般地变成善行的条件。陀思妥耶夫斯基记得他在苦役营中见证过利己主义受挫后表现出的非理性狂热，他也读过肖德洛·德·拉克洛（Choderlos de Laclos）和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和他们一样，他相信把道德建立在利己主义之上可能会释放出人类性格中很难被功利主义理性所控制的力量。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到上述两位作家表明他认识到自己受惠于法国18世纪文学中的浪荡子传统，在后者中，类似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的人物同样戏剧化地演绎了（无论表示赞同抑或失望）将不受道德约束的利己主义逻辑付诸实践可能产生的后果。
与他的18世纪原型一样，当瓦尔科夫斯基公爵服从于感官的诱惑以及亵渎和主宰的施虐快感时，他发现可以方便地利用手头的某种关于利己主义自私的理论来为自己最恶的本能提供哲学依据。由于所有人都有这类本能，即便是信仰爱和自我牺牲道德的“善良”人物也很容易成为“利己主义”激情的猎物，瓦尔科夫斯基展现了如果“利己主义”被严肃地当成普遍的行为准则，那么将会发生什么。就像人们早就认同的，瓦尔科夫斯基预示了后来的斯维德里盖洛夫和斯塔夫罗金等人物；他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60年代激进意识形态的启发下第一次试图描绘“理性”无法掌控人类心理中包含的全部可能。
小说的其他方面也暗示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认为自己过去的道德—政治态度令人遗憾和无法原谅地幼稚。书中谈到了每周聚会一次的“小组”（同样与《穷人》的世界相联系），就连轻浮的阿廖沙也被其吸引。他语无伦次地说：“伊万·彼得洛维奇，他们都认识你。也就是说，他们读了你的作品，对你的未来期望很高。”（3：308—309）阿廖沙对他们的讨论的描述显示该小组属于19世纪40年代的“进步”理念阵营（略有更新）。他透露，他们谈论“一切总体上带来进步、人性和爱的东西，都与当代问题有关。我们谈到出版自由的必要，谈到正在开始的改革，谈到对人性的爱，谈到今天的领袖，还阅读了和讨论了他们的作品。”（3：310）人们通常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借鉴了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的亲身经历（多少带着亲切感），把这一切变成了伊万·彼得洛维奇和更极端的阿廖沙所代表的同一个虚幻而天真的宇宙的一部分。
由于对小组的描述来自轻浮而不稳重的阿廖沙，他的话马上将其刻画成自己的区区又一段短暂的热情，洋溢着动人的朝气和清新氛围，充满了不谙世事的少年活力。他表示：“我们都谈了自己的现在和未来，科学与文学，而且谈得如此坦诚而单纯……还有个高中男生参加。”（3：309）瓦尔科夫斯基公爵没有忽视最后这点信息的暗示，他听着儿子的描述，“露出不怀好意的冷笑，脸上现出恶毒的表情”，公爵笑得全身抽搐，“只是为了尽可能深地伤害和羞辱儿子”。但阿廖沙在书中唯一一次对父亲反抗，带着“极度的真诚和某种严厉的尊严”做了答复。他回答说：“是的，我热衷于崇高理念。它们也许错了，但它们的基础是神圣的。”（3：311）
我们可以猜想，这番话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他激进过去的理想中感到了复杂的暧昧——他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刚刚让那些理想复活。它们无疑“错了”，或者至少在对人类状况的看法上令人遗憾地短视；但他仍然相信，它们的基础——同情和爱的价值——是神圣的。不过，现在阻止这些价值实现的不再主要是压迫而不公的社会制度和沉重的政治专制造成的人格畸形。相反，罪魁祸首是沉睡在每个人心中的利己主义和自尊的隐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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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到处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处于新的创作阶段的边缘。在这部小说中，我们一次次可以看到对确定无疑地预示着未来杰作的人物类型和动机的暗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经常在心理上带有家族的相似特点，可以不太夸张地指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衣衫褴褛的小涅利同《白痴》中的美丽的娜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Nastasya Filippovna）存在联系。两者都沉湎于“痛苦的利己主义”，还都展现出强烈的自尊，自虐式自我贬低的倾向，以及对她们的迫害者和压迫者无法消除的仇恨。涅利最终以生命为代价战胜了利己主义，而娜斯塔西娅则通过让自己成为罗戈任（Rogozhi）刀下的牺牲品做到了这点。前者中只是催人泪下的情节在后者中变成了悲剧。
同样的程度差异也体现在阿廖沙·瓦尔科夫斯基身上，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描绘自身道德理想的最动人努力中的初稿，这种努力最终归结为梅什金公爵的形象。两个人物给人的印象有巨大差异，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如何用几乎相同的特征获得截然不同的意义，因为虽然在阿廖沙身上可以依稀看到梅什金公爵的轮廓，但他身上还没有梅什金的极度圣洁。阿廖沙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也是他作为梅什金前身的最清晰印记）是他可以如此彻底地生活在每个时刻，或者每一段经历和遭遇中，完全没有延续或后果的概念。因此，他无法对任何东西负责，甚至不在乎无意中在别人生活中造成混乱；他的举止完全像个孩子，书中对他的刻画也是这样：“就他的年龄而言，他太单纯了，没有现实生活的概念。”（3：202）
因此，阿廖沙是个纯粹的“幼稚者”，存在于善与恶和社会责任的范畴之外。他真的无法在娜塔莎和卡佳之间做出选择，就像梅什金无法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和阿格拉娅·叶潘钦娜之间做出决定，这两个女人也在这里相遇，以决定优柔寡断的意中人的未来。这种激情之爱与同情之爱的冲突有朝一日将撕裂梅什金公爵，但在阿廖沙的故事中完全不见踪影，他轻佻地周旋于姑娘们之间，爱她们所有人。可以说，阿廖沙是仍然缺乏宗教光环的梅什金，完全受到普通的人类欲望和本能驱使——一个儿童般的纯洁中混杂了如此之多的自我放纵的梅什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大费周章地对他做了正面描绘，以符合该角色的情节需要。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还第一次使用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小说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情节主题。在谈到与父亲的关系时，娜塔莎说：“我们需要通过受苦获得未来的幸福，通过新的苦难来偿付它。一切都被痛苦净化。”（3：230）对于恰当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什么比准确地理解这番话更重要了。娜塔莎在这里回答了伊万·彼得洛维奇提出的问题：为何她不直接回到父亲家并乞求他的怜悯呢？她的回答是，因为他会坚持“不可能的赎罪”，会要求她谴责自己的过去和对阿廖沙的爱——她不愿这样做。她的父亲仍然沉浸在受伤的愤恨中，只有延长他的不幸才能最终软化他的心，让他做出真正的宽恕。娜塔莎指的不是物质上的艰难或肉体上的困苦，而是骄傲、利己主义和受伤自尊的壁垒被击碎以及宽恕和爱的道路被开辟的过程。只有在这种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才认为“受苦”是好的。
事实上，仿佛为了避免任何误解，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没有什么比对他人的痛苦表现得无情或无动于衷（或者更有甚者，为了自身利益而无情地施加痛苦）更可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类堕落的谷底是为卑鄙或邪恶的行为辩护，认为它们造成的痛苦对不情愿的受害者是“好的”。瓦尔科夫斯基公爵正是这样做的，他玩世不恭地解释了对涅利母亲的行为：“我在想，如果把［她的］钱还给她，我可能会让她不高兴。我将会剥夺她享受到完全因为我而痛苦和终生诅咒我的乐趣……当然，这种痛苦的兴奋可以在席勒式天性的人身上找到。我不想剥夺她的这种快乐，于是没有把钱还给她。”（3：367）在《地下室手记》最后的场景中，地下人将用完全相同的推理（尽管信念没有那么强）来为自己令人作呕地羞辱忏悔的妓女丽莎辩护。
这些简单的思考展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部重要的后西伯利亚小说中的期待式兴趣。它的缺陷直到几年后才会被克服，那时他将把利己主义主题完全放在情节的中心，将19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的激进意识形态描绘成鼓励了这场可怕的道德瘟疫在俄国的发展和传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继续使用连载小说情节，这种情节夸张的惊险小说的技法由司各特、狄更斯和巴尔扎克（乔治·斯坦纳称之为“城市哥特作家”）从哥特小说引入，依赖悬疑效果和戏剧意外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不过，他将对其进行彻底改造，以去除其通常的动机，甚至让这些动机完全服从于他本人对激进信仰的终极道德后果的创造性探索。
A. A. Belkin，ed.，F. M. Dostoevsky v Russkoi kritike（Moscow，1956），42.
I. I. Zamotin，Dostoevsky v Russkoi kritike，1848—1881（Warsaw，1913），36—37.
转引自PSS，3：529。
Belkin，Dostoevsky v Russkoi kritike，94—95.
K. Mochulsky，Dostoevsky：His Life and Work，trans. Michael A. Minihan（Princeton，NJ，1967），210.
尼采在读《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时对其大加赞赏。事实上，根据一位友人的描述，尼采告诉她，他在阅读过程中“热泪盈眶”。令人敬畏的尼采完全拜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拨动读者心弦所做的努力。就像沃尔夫冈·格泽曼所暗示的，这位德国哲学家可能同样着迷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美丽灵魂”（schone Seele）的感伤理想主义的攻击，以及与瓦尔科夫斯基公爵身上“创造性的亲切优雅的施蒂纳主义相遇时的兴奋”。见Gesemann，“Nietzsche’s Verhältnnis zu Dostoevsky auf dem europäischen Hintergrund der 80er Jahre，” Die Welt der Slaven 2（July 1961），135，147—150。
George Steiner，Tolstoy or Dostoevsky（New York，1961），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