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宣言时代

第24章
宣言时代

俄国历史学家把1861年2月16日农奴解放后的一两年称为“宣言时代”。自从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彼得堡和莫斯科街头第一次上演了针对当局的公开骚动。到处都出现了煽动性的传单——不仅在门把手上和邮箱里，也撒在涅瓦大街等主要街道上。它们的出现这一事实本身已经是非常重要和史无前例的事件——更别提写作和分发它们的那些人的勇敢了。这场宣传战的突然爆发显示了激进派知识分子对沙皇的强烈不满，而仅仅几年前，他们还因为他有意终结奴隶制而对其大加溢美之词。

甚至在解放敕令颁布前，激进进步主义者就确信，敕令中提出的经济条款从长期来看将会导致农民穷困潦倒。声明中的复杂条款让农民们自己不知所措（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显然看不懂），广大农村地区有传言说，由沙皇宣布的“真正解放”被贪婪的地主藏了起来。作为文风浮夸和内容含糊的解放敕令的“翻译”（在农民希望的意义上），识字农民在轻信的听众中获得了大批追随者，他们特别乐意相信自己的领主是诡诈和虚伪的。俄国农民早就在末世想象中对这种“真正的解放”满怀希望，他们梦想着无偿分得所有他们认为是自己的土地——弗朗哥·文图里（Franco Venturi）写道：“特别是他们的村社（obshchina）与地主完全分开，断绝两者间的全部联系，从而让村社自成一体。”

几个地区都发生了拒绝服从当地政府的情况，范围最大的混乱出现在喀山省的别兹德纳（Bezdna）小村。在这里，一个名叫安东·彼得罗夫（Anton Petrov）的分裂者获得了对当地农民的巨大权威，根据所谓在神明启示下对声明的另类解读，他宣布了“真正的解放”，自诩传递了神圣沙皇的真实意图。1861年4月，当局最终派军队前往逮捕这个告诉农民不要履行他们对地主的任何义务的煽动者，当他的追随者们拒绝交出他时，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和平民众开了枪。官方的统计数字中有51人死亡和77人受伤，但传言说有数百人伤亡。在附近的喀山，大学和神学院的学生为别兹德纳的遇害农民举行了安魂弥撒，神学院教授历史的一位很受欢迎的年轻教士做了演讲，宣称安东·彼得罗夫是“新的先知……他同样以上帝的名义宣布了自由”。

这个教士名叫阿法纳西·普罗科菲耶维奇·夏波夫（Afanasy Prokofievich Shchapov），因为对俄国教会的宗教分裂做了斯拉夫派的诠释，他已经小有名气。他把宗教分裂描绘成本国人对外国强加的习惯和理念的一种反抗；当分裂者拒绝彼得大帝施行的外国式政制改革，甚至宣称沙皇本人就是可怕的敌基督时，夏波夫认为此类反应是一场文化独立的斗争。他因为在喀山弥撒上的颠覆讲话而受审，被判处监禁在修道院，但在亚历山大二世的干预和命令下，夏波夫在内务部的分支机构获得了一个职位，负责处理与旧信徒的关系。

一年后，他发表了自己最著名的作品《土地与分裂》（The Land and the Schism），第二部分刊登在《时代》上。作品的大部分内容与一个名叫Beguny（“奔逃者”或“流浪者”）的派别有关，夏波夫把他们的信仰解读为一种社会抗议。Beguny派拒绝按照法律规定携带国内通行证，因为这些人相信世界被敌基督统治着，他们作为徒步旅行者在俄国土地上到处流浪，顽强地拒绝接受不敬上帝的国家强加给他们的义务。夏波夫的理论无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关于异议派别的看法产生了一定影响，后者试图从他们的异端神学中窥见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固有本质。日期为1862年8月的一张书店账单显示，他订购的许多书中包括五本关于分裂者（Raskol）的，其中就有夏波夫的重要历史研究。

别兹德纳枪击案发生三个月后，作为一场真正风暴序曲的第一份传单先后出现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这份语气温和的传单名为“伟大的俄罗斯人”（The Great Russian），它受到别兹德纳和其他农村地区的事件引起的恐惧启发，以受过教育的阶层为对象。第一期上宣称：“政府正把俄国引向普加乔夫式的起义。”它暗示，政府应该为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支付赎回费用，同时取消对各民族的限制。为了帮助沙皇更直接地接触全体国民，还应该召开国民大会。《伟大的俄罗斯人》的作者仍然不明，但所有的怀疑对象都属于聚集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现代人》周围的学生和年轻军官圈子。前军官奥布鲁切夫（V. A. Obruchev）加入了《现代人》编辑部，他在分发传单时被抓获，被送去西伯利亚流放了几年。

与第二和第三期《伟大的俄罗斯人》同时（1861年秋天发行），又出现了名为“致年轻一代”的另一份宣言。现在我们认定它的作者是谢尔古诺夫（N. V. Shelgunov），他也为《现代人》撰写社会—经济类文章。米哈伊洛夫（M. L. Mikhailov）对宣言做了修改，此人以在《现代人》上为女性权利辩护而声名鹊起。赫尔岑在自己位于伦敦的自由俄国出版社刊印了它们，他非常不情愿，而且怀有强烈的不祥预感。1861年9月14日，已经受到监视的米哈伊洛夫被捕，对他流放西伯利亚六年的判决引发了一波巨大的愤慨。

《致年轻一代》只是米哈伊洛夫和谢尔古诺夫（也许还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撰写的一系列传单之一（致农民和士兵的其他传单从未刊印），语气上比温和的《伟大的俄罗斯人》严厉得多。现在作者们毫无疑问在设想政治变革，他们已经同沙皇永远决裂：“我们不需要压迫我们的政权，我们不需要阻碍国家精神、公民和经济发展的政权，我们不需要把腐败和徇私作为旗帜的政权。”俄国需要的是“选举出来和领薪俸的领袖”，亚历山大二世应该被告知，他统治期间的最大成就——农奴解放——创造了一个让他变得多余的新秩序：“如果亚历山大不明白这点，不想自愿为人民让路——那对他来说就更不妙了。”如果沙皇放弃宝座，普遍的不满就仍能得到控制；但“即便在通过把土地分给人民来实现我们目标的过程中必须杀掉数十万贵族，我们也在所不惜”。

在《致年轻一代》中可以注意到赫尔岑的“俄国社会主义”的强烈影响，包括俄国将拥有在欧洲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社会—政治未来的弥赛亚式想象。“我们相信俄罗斯的力量，因为我们相信自己注定将把新的原则带进历史，把我们自己的信仰传给后人，而不是出没于古老的欧洲花园。”他们设想了完全的民主；所有属于国民的土地将被分割成公社（obshchinas）；所有人都将是自治公社的成员，是否会继续有任何形式的国家存在则尚不清楚。传单攻击了“制宪主义”和想把“俄国变成英国和为我们注入英国式成熟”的“经济学家”。传单宣称：“我们对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模仿已经够了。我们还需要模仿英国人吗？”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到过《致年轻一代》的名字，无疑很熟悉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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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别兹德纳等地的事件及其后续，政府收紧了对所有近年来他们有所放松的领域的限制。大学一度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宽松的地方，入学限制被取消，课程向所有希望加入的人敞开。学生们还有权建立自己的图书馆、设立互助基金、出版报纸和管理自己的事务。针对大学的新规章取消了学生所有的社团自由，并恢复了几年前刚刚废止的向穷学生收费的要求。这些规章在秋季学期开始时施行；但学生们拒绝接受，让一大群旁观者喜形于色的是，他们不顾警察和军队在场，组织了上街游行抗议。许多人当晚就被逮捕，还有人事后被抓，由于骚乱没有停止，大学被关闭整整一年。参与上述事件的一些学生后来在俄国革命运动中成了响当当的名字。

大部分知识分子同情学生，包括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当被捕者被关入彼得保罗要塞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想起了自己在同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中被单独监禁的漫长日子。但学生们并未被怀疑有政治阴谋犯罪，探视者可以自由来去，大批涌入的祝愿者礼物让他们的生活更加舒服。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中烤了一大块牛肉，以“《时代》编辑部”的名义和几瓶干邑与红酒一起被送出，从而为该刊物的自由主义做了公开宣言。

到了1861年秋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已经以连载形式发表了几期，这些速写让俄国公众第一次看到获刑政治犯将要面临的可怕景象。谢尔古诺夫几年后写道：“当时我们通过《死屋手记》了解了西伯利亚，这足以让我们为米哈伊洛夫的命运感到恐惧。”现在，没有哪个作家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知名，他的名字被他昔日苦难的光环所围绕，他的速写更增添了他作为政治殉道者先驱的声望，年轻一代的许多成员可能被迫走上同一条道路。他经常受学生团体之邀和为了有价值的慈善活动而朗读自己的作品，他总是接受此类要求，因为他相信与自己潜在的读者保持接触至关重要。随着名望越来越大，他还希望这也许能让他对舆论施加某些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2年春天之前参加的各种活动都没有发生意外；但在3月2日那个激动人心的“文学—音乐之夜”上出现了风波。活动在3000名容易激动的观众面前展开（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用《群魔》中的精彩节日场景使其被人铭记），是代表文学基金会为帮助有困难的学生而组织的。但就像谢尔古诺夫在回忆录中所写的，所有人都知道，文化界精英们希望为之筹款的“困难学生”中包括米哈伊洛夫和奥布鲁切夫，而其他细节也突出了晚会的社会—政治特征。

被邀请参加的文人都属于进步或激进类型：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激进讽刺刊物《火花》（Iskra）的编辑库洛奇金（V. S. Kurochkin）——还有主日学校运动的发起人巴甫洛夫教授（Professor Pavlov），他最喜欢的口号“由学校发动革命”（La révolution par l’école）被一些老师完全理解成字面意思，他们利用课堂向学生灌输无神论和颠覆思想。亨里克·维耶纳夫斯基（Henrik Wienawski）、安东·鲁宾斯坦（Anton Rubinstein）和意大利歌剧的首席男高音答应负责音乐间奏——鲁宾斯坦演奏了被他改编成钢琴曲的贝多芬的《雅典的废墟》（1811年），因为众所周知，这首作品是为了向希腊人反抗土耳其帝国致敬。

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个登台，他朗读了《死屋手记》中尚未发表的章节选段，其中描绘了一个士兵在监狱医院中死于肺痨。那个士兵的名字恰好也是米哈伊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自己喜欢的狄更斯式细节对死亡场景做了渲染。他详细描绘了那个25岁年轻人的消瘦身体，以及按照监狱规定不得打开的铁镣。被叫来搬出尸体的头发灰白的哨兵被这幕悲惨的景象深深触动，他取下头盔和佩剑的腰带，为自己画了十字。我们很容易想象这个段落和其中反复提到的那个名字对在场许多人的感动效果，他们与另一个米哈伊洛夫熟识，对他的未来充满了不祥的预感。

但比起巴甫洛夫教授的发言引起的真正骚动，观众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应算不得什么，前者发表了一篇题为“俄国千年历史”的演说。那一年，官方大张旗鼓地庆祝了俄国诞生一千年，巴甫洛夫的讲话在按照规定提交审查后获得了批准。但神经质和情绪变化特别剧烈的巴甫洛夫——左翼人士潘特利耶夫（L. F. Panteleev）在回忆录中表示他“不是完全正常的人”——用自己的演说方式让观众陷入疯狂。他用时而变成尖叫的颤抖声音强调了自己讲稿中的某些字词，把它们变成对俄国千年专制统治历史的无情控诉。谢尔古诺夫提供了第一手报道：“在大厅里可以听到越来越高的隆隆声，传来强烈兴奋的尖叫，座椅噼啪作响，还有咚咚的跺脚声。我和其他人一起坐在舞台上，包括正在等待发言的涅克拉索夫。激动的科瓦列夫斯基（E. P. Kovalevsky）［文学基金会主席］跑了上来，冲着我们说：‘制止他！制止他！明天他会被送走！’但不可能把巴甫洛夫赶下舞台；他越来越忘乎所以，在人群震耳欲聋的呼喊中结束了演说，然后离开舞台。”观众陷入了无法描述的高涨热情，鼓掌声不仅把耳朵都要震破了，而且被嘹亮的《马赛曲》合唱推向高潮。科瓦列夫斯基的预言被证明是对的：第二天，巴甫洛夫被流放到外省，直到几年后才被允许回到首都。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的以群情沸腾告终的节日场景不同，大厅里的听众们最终平静下来，晚会在对格林卡的《卡马林斯卡亚幻想曲》鼓舞人心的演奏中落下帷幕，这首作品象征了农民的朴实和自我肯定。不断有人要求返场，以至于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秘密警察在报告中气呼呼地写道，“没教养的人”把晚会拖得如此之长，让夫人们被钉在座位上长达七个小时。

作为对巴甫洛夫被流放的抗议，彼得堡的学生们抵制了院系用来取代常规课程的非正式课程。教授们被要求取消讲课和加入运动，拒绝从命者遭到了无情的骚扰。当局最终决定停办非正式的大学，后者曾被允许使用某些官方建筑教授课程。斯特拉霍夫在19年后写道：“［自由］大学被毁灭的原因是著名的‘文学—音乐之夜’……喧嚣和热情如此猛烈，此后我一直认为那场晚会是我们社会的自由运动的最高点，也是我们的空中楼阁式革命的最高峰。”斯特拉霍夫解释说，经过这场可耻的示威，可以看到“各种自由举措引发了这样一场利用那些举措为自己服务的社会运动，它并不自由，而是完全激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开始得出这样的结论，但他没有加入反对激进派的鼓噪，而是急于试图警告他们注意自己愚蠢行动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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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们并不认同斯特拉霍夫关于“文学—音乐之夜”是1862年春天那波剧烈的社会—政治动荡最高峰的判断。宣言时代的真正顶峰在两个月后的5月中旬到来，一份名为“青年俄罗斯”的传单开始流传。正是这份不同寻常的文件将当时的革命骚动引向抽搐式的高潮。

沙皇当局始终没有发现它的作者是一个名叫扎伊奇涅夫斯基（P. G.Zaichnevsky）的20岁年轻人，尽管年龄不大，但此人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地下生活经历。1859年进入莫斯科大学后，他的第一个举动是建立秘密的印刷厂，刊印了赫尔岑、奥加辽夫、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和毕希纳（《力与物质》）的作品。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激进主义倾向，曾试图在1861年夏天组织农民抵制解放的条件，后来因为一封宣扬了自己革命理念的信件被秘密警察截获而遭到逮捕。不过，扎伊奇涅夫斯基享受到了和彼得堡学生一样宽松得让人吃惊的监禁条件。朋友们可以带来书报杂志（有些是非法的），让他了解最新的政治形势。在一小群朋友（都是经常来访者，参加了1861年秋天的莫斯科学生示威）的帮助下，扎伊奇涅夫斯基在狱中撰写了宣言。手稿在看守的帮助下被偷偷送出，由扎伊奇涅夫斯基的同志们在自己的印刷厂刊印，他们把彼得堡作为分发中心，以便转移对真正源头的注意。

《青年俄罗斯》毫不讳言地宣示了自己的目标，完全不像另外两份声明中那样不愿走向极端。它要求“一场革命，一场血腥和无情的革命，一场必须从最根本处改变一切的革命，彻底推翻现有社会的一切基础，摧毁所有当下秩序的支持者”。那意味着彻底改变这个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拥有资本的一小群人掌控其他人的命运”，因此“一切都是虚假的，一切都是愚蠢的，从宗教……到家庭”。相应的，传单还要求彻底解放妇女，废除婚姻（被视作“不道德的”），禁止家庭（被视作对个人充分发展的障碍），解散男女修道院（被视作“堕落的中心”），以及世俗化教会的全部财产。

《青年俄罗斯》的终极目标是民主共和国，但相比未来，扎伊奇涅夫斯基对准备革命的当务之急更感兴趣。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也确信由于农民对解放条件的不满，革命一触即发。因此，第一步是攻击向赫尔岑和《伟大的俄罗斯人》的作者等提倡达成某种开明妥协的人发难。对赫尔岑在《钟声》上倡导的政策进行批判性分析时，扎伊奇涅夫斯基加入了1848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发起的对多余人的论战。《青年俄罗斯》宣称，所有妥协的想法都被否定，因为过去的革命失败的原因是缺乏决心，“我们将不仅比1848年那些可怜的革命者，而且比18世纪90年代［法国］的恐怖统治者更进一步”。当然，终极目标是把权力交给人民，他们最终将以完全民主的方式统治自己，但最高权力的这种转换只会发生在革命胜利之后。在此之前，所有权力必须交给革命专政，后者将“无所畏惧地”建立“新的社会和经济基础”。扎伊奇涅夫斯基熟读革命历史，他为自己的政治观点贴上了合适的标签：俄国雅各宾主义。

不过，与对如果战无不胜的革命遇到任何抵抗时可能会发生什么的描绘相比，上述笼统的表述完全失色。“我们挥舞未来伟大的旗帜——红旗的那一天将很快来到。伴随着‘俄国社会和民主共和国万岁’的嘹亮口号，我们将冲向冬宫，铲除生活在那里的所有人。”流血将尽可能地局限于沙皇和他的身边人，但如果“整个保皇党”胆敢庇护皇室，那么“我们将高喊着‘受死吧’，然后我们将……在广场上消灭他们，如果怯懦的猪胆敢逃到那里。我们将在他们家中，在小城的小街上，在首都的大道上，在村子里消灭他们。记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任何不和我们站在一起的都是我们的反对者和敌人，必须不择手段地消灭敌人。”这种对大规模杀戮和灭绝的想象（加上对沙皇家族的直接威胁）为《青年俄罗斯》注入了邪恶的意味，让大部分读者感到恐怖，导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作者的心智能力绝望。

可以用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话来生动描述《青年俄罗斯》带来的第一反应，在发现自己的门把手上被塞进这份传单的11年后，他写道：“在这点上，我全心全意地不认同这些人和他们的运动的意义——我突然对他们的无能感到恼火，甚至是羞耻：‘为什么他们的一切都如此愚蠢和无知？’”让他深感不安的是他们的“教育和心智水平，以及缺乏哪怕是对现实最微不足道的理解——这让我感到非常压抑”（21：25）。如果说这种宣言在一个黑暗反动的时代曾经可以被解释为铤而走险的最后一击，那么它在农奴解放后的大胆发布只会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是个灾难。就像他无疑马上预见到的，它的社会影响将不可避免地是迫使公众对激进派和他们的所有目标心生厌恶。

《青年俄罗斯》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段落让人有理由怀疑它的作者及其朋友们（宣言以“中央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布）要对与传单的流行几乎同时在彼得堡发生的一系列火灾负责。城中有整片整片的区域被毁，包括许多较贫穷的地区，数以千计的受害者无家可归。1862年春天的彼得堡大火在破坏程度和神秘的无力控制火势上前所未有。舆论（当局完全没有对其进行压制）马上将火灾同《青年俄罗斯》上鼓吹的彻底毁灭的要求联系起来，让这种联系更加不可避免的是，被农民称作“红鸡”的火一直是他们对付地主的传统武器之一。

阴郁和恐惧的气氛笼罩着全城。从伊万·阿克萨科夫（Ivan Aksakov）写给另一位著名的斯拉夫派尤里·萨马林（Yury Samarin）的信中可以对当时流传的受惊者轶闻有所了解。阿克萨科夫告诉对方，每个店员都读了《青年俄罗斯》，“这份宣言（甚至在火灾发生前）就名副其实地让人们充满恐惧……它让农民更加怀疑识字、科学和启蒙等来自我们这些贵族的礼物”。据说沙皇曾告诉军队下层和士官们有人要谋害自己，他解释说自己完全仰仗他们而不是军官，因为军队上层不再信仰上帝。阿克萨科夫还表示：“当然，人民并不理解宣言，但只知道它宣扬不虔敬，不尊重‘生身父母’，鄙视婚姻，想要隔断皇室成员的喉管……屠格涅夫告诉我（休金市场着火时他在场）——他亲耳听说一个最普通的头发花白的农民喊道：‘教授们烧毁了这里。’‘教授，学生’——人民已经知道了这些词！”

就这样，《青年俄罗斯》激起了对受教育阶层及其所代表的一切愈演愈烈的仇恨。相比同时代的其他任何人，人民和受教育阶层两者心态的这种分裂更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切肤之痛，他的杂志比其他人的更致力于创造统一的俄罗斯文化，农奴解放让这最终成为可能。他目睹了身边两大集团之间的敌意日益加深，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加预示着未来的不祥，没有什么比这让他所希望取得的一切更受挫折。

陀思妥耶夫斯基或米哈伊尔（也许是两人合作）为《时代》撰文，断言没有任何证据将火灾同《青年俄罗斯》联系起来，或者想象作为一个整体的学生同情宣言中倡导的可怕理念。当这篇文章被审查部门否决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又写了一篇，但也没能过审。两篇文章都无法发表，但数年前，有人从内务部堆积如山的文件中找到了两份校样，上面有沙皇的亲笔批注。第一篇被禁止刊发的文章讥笑说：“三个道德败坏的学生（最大的一个事实上还不超过13岁）刊印和分发了最愚蠢的传单，他们甚至还不能很好地理解自己从中剽窃了一切和对其进行嘲笑的外国书。对这份愚蠢的传单应该报以哄堂大笑。”文章继续说，但相反，各种心态如同老农妇的昏聩贵族陷入恐慌和手足无措的恐惧，马上开始了一场现在影响到所有人的疯狂传言。

鉴于当时这种私刑暴民的心态，这些文章代表了了不起的政治勇气之举。事实上，被审查部门禁止刊发后，沙皇又特别下令把它们送交秘密警察和为调查火灾原因而设立的委员会。吸引他们注意的一句话是“三个道德败坏的学生”，当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于6月8日被传唤时（作为《时代》的责任编辑），他被要求说出他们的名字。可怜的米哈伊尔不得不费力地解释说，这句话只是“文学表达”，并非指《时代》编辑们认识的真正学生。他义正词严地表示：“我与写了《青年俄罗斯》这种东西的人全无关系。”就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知，事情就此了结，尽管事实上《时代》差一点就被查禁。有关部门秘密做了这样的决定，然后又取消了，条件是《时代》将受到严密监视。就这样，无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已经开始在倒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头上晃悠，正好在一年后落下。

另一些人则无须等待。在公众对被怀疑破坏首都的革命者的怒火推动下，当局决定在城中烟雾还未散去时就采取行动。6月15日，彼得堡审查委员会将《现代人》和同样属于左翼的《俄国言论》停刊8个月。7月7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新的革命组织“土地与自由”（Zemlya i Volya）的一位重要成员尼古拉·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Nikolay Serno-Solovievich）同时被捕。此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正远在海外，他在1862年夏天踏上了第一次欧洲之旅，但我们将看到他的思绪不断回到祖国，那里的形势让他充满了焦虑和沮丧。

Franco Venturi，The Roots of Revolution，trans. Frances Haskell（NewYork，1966），218.

Ibid.，199.

ZT，116.

Venturi，Roots of Revolution，237.

N. V. Shelgunov，Vospominaniya，2vols.（Moscow，1967），1：333—334.

Ibid.，338—339.

Ibid.，336.

Strakhov，Biografiya，232.

Shelgunov，Vospominaniya，1：164.

Ibid.，186.

L. F. Panteleev，Vospominaniya，ed. S.A. Reiser（Leningrad，1958），228.

Shelgunov，Vospominaniya，1：187.

这些细节来自G. V. Krasnov，“Vystuplenie N. G. Chernyshevskogo s vospominaniyami o N. A. Dobrolyubove 2 Marta1862 g. kak obshchestvennoe sobytie，”in Revolutsionnoe situatsiya v Rossii v 1858—1861，ed. M. V. Nechkina，vol. 4（Moscow，1965），148。

Biografiya，232—233.

Ibid.，233—234.

转引自Venturi，Roots of Revolution，292。

Ibid.

B. P. Kozmin，Iz istorii revolyutsionnoi mysli v Rossii（Moscow，1961），252.

Venturi，Roots of Revolution，293.

Ibid.

Ibid.，295—296.

转引自N. G. Rosenblyum，“Peterburgskie pozhary 1862 g. i Dostoevsky，”LN86（Moscow，1973），30。

Ibid.

Ibid.，49—54.

ZT，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