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虚无主义者的肖像

第25章
虚无主义者的肖像

尽管年轻的激进派心怀过于热切的期待，但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统治的稳定受到任何严重威胁。在别兹德纳和其他地方，除了少数个例，农民对解放条件的不满特别和平与非暴力，而且是源于对沙皇从未间断的忠诚；暴力完全来自政府方面。从《群魔》中的一个场景可以猜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当局在这个关键节点所作所为的看法，那段描写可以被解读为对官方缺乏判断力的批评。当一个忠诚的工人代表团受同志们的委托前来申诉一个骗走他们工资的恶棍工头时，冯·列姆布克省长却被吓得丢了魂，下令对他们进行鞭笞。他错误地把他们的正义诉求理解成革命起义，用暴力作为回应，他自欺欺人的严厉只会释放所有的社会混乱，使其失去控制。

不过，即便革命在19世纪60年代初的俄国并未迫在眉睫，我们记录的那些事件也表明，全力以赴和作为主导群体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已经轰动性地登上了俄国的历史舞台，他们在社会组成上与之前的一代截然不同，并带来了一套全新的理念和价值。所有人都意识到了变革，米哈伊洛维奇（他现在取代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成为最重要的激进宣传家）在那个十年之初发人深省地表示：“发生了什么？——平民知识分子到来了。没有别的发生。但这个事件……创造了俄国文学的新时代。”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话局限于文学，因为在这方面公开谈论政治是危险的，但他的读者当然很容易领会他的意思。

平民知识分子是何许人？他们是教士、小官吏和贫穷地主，也有的是农奴的后代，无论是否拥有选举权，他们都设法接受了教育，生活在俄国等级制度的缝隙中。他们受到赫尔岑、奥加辽夫、格拉诺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等老一代贵族自由派和贵族激进派作品的滋养，但认定脾气火暴的别林斯基（“愤怒的维萨里昂”）才是他们唯一真正的先驱和前辈，后者和他们一样是平民知识分子，他吸收了贵族丰富的文学和哲学文化，但他拒不妥协的社会行为表现出对虚伪传统的无视，这让他的贵族朋友们既震惊又高兴。作为贵族价值的顽固维护者，年轻的托尔斯泰伯爵在1856年写给涅克拉索夫的一封信中马上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批判语调提出反对，他准确地找到了文学风格堕落的源头：“这一切都是别林斯基造成的！他声嘶力竭，用愤怒的语调说话……而……这位［车尔尼雪夫斯基］觉得傲慢无礼才是好的说话方式，为了做到这点必须让自己激动。”

起先，新的一代在文学杂志上发泄对现实状况的怒火；现在他们不仅散发暴力宣言，而且被广泛认为在彼得堡纵火。恰在此时，得益于历史的机缘巧合，一部以自诩拥有叛逆精神和不可抗拒的力量的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伟大小说应运而生。1862年，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刊印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小说创作于之前的两年间，被题献给已经去世的别林斯基。当时正值《青年俄罗斯》的前两期之间，与文学—音乐之夜同时。屠格涅夫的中心人物巴扎罗夫——和别林斯基一样，是个卑微的军医之子——马上被认为是19世纪60年代那种新的社会类型的最逼真文学形象。七年后，屠格涅夫写道：“当我在阿普拉克辛市场发生那场著名火灾的当天回到彼得堡时，成千上万的人都知道了‘虚无主义者’一词，我在涅瓦大街上遇到的第一个熟人口中发出的第一句感叹就是：‘看看你的虚无主义者在干什么！他们点燃了彼得堡！’”

屠格涅夫的小说马上成为社会—文化争议独一无二的风暴中心；围绕着巴扎罗夫这个人物——他代表了19世纪40年代的贵族自由派知识分子和19世纪60年代的激进派平民知识分子的分歧——展开的辩论引发了激进派阵营内部两派间新的裂痕。这些辩论确定了那个十年的剩余时间里主导俄国社会—文化和文学生活的基调，成为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些最重要主题的不可或缺的背景。

赫尔岑的《多余人与坏脾气》（1860年）创作于1859年夏天车尔尼雪夫斯基秘密造访伦敦之后不久，揭示了将总是被归于平民知识分子类型的两个特征：攻击性和咄咄逼人的基调，对艺术的摒弃。赫尔岑形象地展现了新一代人对多余的贵族自由派的态度。他表示，他那位“坏脾气”的对话者“看我们的样子就像看着猛犸的优美骨架，看着一块从地下挖出，属于不同的太阳和树林的有趣骨头”。赫尔岑尖刻地评价了“涅瓦河的但以理们，他们忧心忡忡地指责人们进餐时没有咬牙切齿，欣赏画作或音乐时没有想起世界的不幸”。相反，他承认让自己深感恐惧的是“他们［坏脾气们］很轻易地对一切感到绝望，他们克己禁欲时的报复性快乐，以及他们可怕的粗鲁”。因为赫尔岑相信，“他们放弃的一切个人权利，忍受的各种攻击和羞辱”让“坏脾气们产生了吞噬一切、过于敏感和扭曲的虚荣”。相比上述初步速写，屠格涅夫对同类型人物的描绘更加丰满，反讽的敌意也不那么强烈，他在写给卡特科夫的一封信中称其为“我们时代的真正英雄”，并表示“你会说，这是什么英雄和什么时代啊……但事情就是这样”。

屠格涅夫仔细研究了新一代人表达对老一代人鄙夷否定的作品，并非常精确地刻画了从中看到的理念。书中如此准确地反映了当时所有的社会—文化问题，以至于一位苏联批评家正确地称之为“对当代生活如同宝石雕刻艺术般的记录”。不过，屠格涅夫对这些问题的描绘受制于他本人的艺术目标和暧昧的态度；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他可以既同情年轻人火热的道德热情，又对他们的缺乏节制感到遗憾，既讨厌他们的理念，又对他们的命运感到惋惜。巴扎罗夫倡导的许多立场与其说是对《现代人》的共鸣，不如说对其做了微妙的变形和夸大，以便揭示其终极影响乃至潜在的危险。如果这些理念的拥护者觉得屠格涅夫的改编无法接受，我们将毫不奇怪；而哪怕只有一个激进派发言人宣称巴扎罗夫是点亮通往未来道路的灯塔，我们反倒觉得意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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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与子》开创了19世纪60年代俄国小说的主导主题：这种冲突的一边是新一代人所拥护的狭隘的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另一边是他们拒绝承认的所有“非理性”情感和价值的现实。但如果说屠格涅夫用这种方式揭露了平民知识分子世界观的缺陷，他所刻画的巴扎罗夫刻画仍然在活力、性格力量和未来前途上远远超过了其身边的贵族人物。两位老基尔沙诺夫（Kirsanovs）（阿尔卡季的父亲和伯父，巴扎罗夫的贵族朋友）显然是老古董。阿尔卡季和他的父亲无法应付即将冲破旧有界限的俄国新社会，享受着自家庄园里惬意的中庸生活，而生性叛逆的巴扎罗夫的高大形象无疑让他们的“家庭幸福”（托尔斯泰语）相形见绌。当两位朋友分道扬镳时，巴扎罗夫告诉阿尔卡季：“你们这些贵族永远无法礼貌的服从或礼貌的义愤，这实在无关痛痒。你们不会斗争……但我们想要斗争……我们想要打倒其他人！”（8：380）

在整部小说中，屠格涅夫对两代人关系的描摹巧妙地捕捉了在个人接触和新闻交流中逐渐形成的对立的真正程度，他对这种冲突的刻画为不久之后的论战奠定了意识形态基调。老一代人的过时体现在尼古拉·基尔沙科夫对普希金的钟爱和演奏中提琴的业余爱好。巴扎罗夫表示：“是时候抛弃那个垃圾了”（指普希金），他建议阿尔卡季让父亲“读些理智的东西”。两位朋友屈尊降贵地认定，毕希纳的《力与物质》适合作为更严肃思想活动的入门，因为它“用大众的语言写成”（8：239）。

巴扎罗夫精力充沛地对艺术展开攻击，在当时见多识广的读者看来，其中显然指涉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点。但车尔尼雪夫斯基只是宣称艺术应该服从生活，并非否认其具有某种次级用途，而屠格涅夫则将“审美”和“有用”之间的对立推向完全的否定。当阿尔卡季的伯父帕维尔·彼得洛维奇（Pavel Petrovich）抱怨俄国年轻艺术家们认为“拉斐尔是个白痴”时，巴扎罗夫反驳说：“在我看来，拉斐尔一文不值；而他们也不比他好。”（8：247）巴扎罗夫没有区分不同艺术种类的有用程度，他的另一句话用警句般的简洁阐述了这种观点：“一个好化学家的有用程度是任何诗人的二十倍。”（8：219）

巴扎罗夫显然代表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信念，即物质科学及其普世的物质决定理论为一切问题的答案提供了基础，包括那些道德—社会性质的。但对科学的这种信仰（仍然暗示了对某种普遍原则的信仰）被巴扎罗夫分割成各种具体科学。他宣称：“存在不同种类的科学，就像存在不同的行当和职业；但完全不存在抽象的科学。”（8：219）最终，甚至科学本身也被还原为“感觉”，正是这种具备无限形态的感觉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巴扎罗夫带着某种惊诧冲阿尔卡季喊道：“没有普遍原则——你甚至还没意识到这点！”“存在各种情感……为何我喜欢化学？为何你喜欢苹果？……这些同样取决于我们的感觉。”巴扎罗夫所说的“情感”完全是生理感觉，而非心理或情绪上的，他坚称“人们永远无法比这更深入”（8：325）。就这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科学主义成了某种唯我论的实证主义或感觉主义，一切普遍原则或价值都在其中被分解为（非常类似马克斯·施蒂纳的理论）个人品位或偏好。

正是对一切普遍原则的这种攻击构成了屠格列夫为巴扎罗夫贴上的“虚无主义”标签的基础——这个词刚刚因为激进派的关系而被使用，由于屠格涅夫的小说，它注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阿尔卡季热切地解释说，虚无主义者“不向任何权威低头，不信仰任何原则，无论那个原则可能多么受人尊重”（8：216）。在书中最著名的段落里，巴扎罗夫向不愿轻信的老基尔沙诺夫兄弟解释了这种否定的普世范围：

尼古拉·彼得洛维奇首先说：“恕我直言，你否认一切，或者更准确地说，你摧毁一切……但我们也必须建设，你知道吗？”

“现在那不关我们的事……必须首先清理地基。”（8：243）

事实上，阿尔卡季马上插口说“人民现在的状况要求这样”——从而将这种否定同革命社会变革的目标联系起来。但在巴扎罗夫看来，这个遥远的目标还是显然要服从于否定和摧毁工作，服从于把个人从一切继承的原则和偏见中解放出来，并鼓励他人也展开这种解放。因此，屠格涅夫在这里颠覆了《现代人》追随者中真实的优先顺序，在后者的目标中，社会—政治方面远远超过个人方面。不过，他很可能已经了解到皮萨列夫和其他《俄国言论》的撰稿人的文章中的另一股激进潮流，就像斯特拉霍夫所指出的，他们对自我肯定和自我解放要重视得多，他们的哲学偏好事实上非常接近巴扎罗夫的“感觉主义”实证主义。

巴扎罗夫对“人民”的态度同样混合了相互冲突的理念，没有代表任何一种流行观点，最终再次强调了单独个人主义。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平民出身感到自豪，当帕维尔·彼得洛维奇对他的话感到震惊，指责他不是“俄国人”时，他回应说“我祖父种过地”（8：244），并指出农民与他交谈时比与贵族交谈更加自在。但他同时也是坚定的西欧派，拒绝把农民理想化，还嘲笑他们的落后和迷信。即便最神圣的农村公社也没能逃脱巴扎罗夫的攻击，在这点上他不仅反映了自己的创造者，西方自由派屠格涅夫的看法，还体现了刚刚出现在《俄国言论》上的新观点。

《父与子》中没有什么比屠格涅夫对巴扎罗夫与人民爱恨交织的关系中各种暧昧方面做的精彩戏剧化演绎的场景更有预言性——他的内心冲突中一边是自我肯定的思想，表达了对个人自我实现的急切需求，另一边是历史强加给他这代人的义务，要求他们把生命投入改善落后农民的命运中去。巴扎罗夫回忆说，有一次在走过某个殷实农民的木屋（izba）时，阿尔卡季虔诚地表示，俄国将在“最贫穷的农民也拥有［干净而舒适的］小屋时臻于完美”，“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致力于实现这点”。这种义务迫使巴扎罗夫承认，他强烈地感到“对这些最贫穷农民，对这个菲利普或西多尔的憎恨，我为了他们拼死拼活，他们却连一声谢谢都不说……他们的感谢对我有什么用？为什么，假如他们真的生活在干净的小屋里，而我却感到烦恼——那又如何呢？”（8：325）。

在这里，屠格涅夫用完美的洞见深入剖析了19世纪60年代年轻俄国激进派的痛苦困境，他们全心全意地为对他们的文化完全陌生的人民服务——他们必须为了人民放弃自己对快乐的一切主张，但后者甚至不理解他们的自我牺牲的性质或意义。对知识分子遭到悲剧孤立的此类意识——这种孤立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苦役营岁月中最震惊的发现之一——尚未被充分理解为俄国社会—文化形势的客观基础。它在随后几年中将大大扩展，一定程度上因为人民的行为方式不像知识分子所预料的那样，一定程度上因为屠格涅夫把该问题提升到了意识层面。于是，巴扎罗夫作为个体对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力量的理解，以及他意识到自己独自站在人民之上和之外——这些东西将走上前台，决定19世纪60年代整个剩余时间里平民知识分子的主导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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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早在《父与子》发表前，彼得堡就有传言说，屠格涅夫的新小说是对杜勃罗留波夫的报复性嘲讽。车尔尼雪夫斯基直到临终那天都相信这点，直至1884年还在重新提出这种控诉。取决于对文本的解读方式，作品既可以被视作对巴扎罗夫的“神化”（援引卡特科夫），也可以被视作对他所代表的那个类型的谴责和曝光。大部分读者持第二种观点，调查1862年文化形势的秘密警察报告也很有洞察力地附和了这点：“凭借这部作品……屠格涅夫为我们的青年革命者打上了‘虚无主义者’的烙印，动摇了唯物主义理论及其代表。”为了确保屠格涅夫因为自己的大胆而受到应有的惩戒，车尔尼雪夫斯基委托22岁的安东诺维奇（M. A. Antonovich）为小说撰写书评，此人是杜勃罗留波夫的门徒，以好斗著称。

安东诺维奇的《我们时代的魔王》（The Asmodeus of Our Time）一文与其说是有关屠格涅夫小说的文章，不如说是对它的正面猛攻，旨在阻止其被人们当成对年轻一代的目标和理想的描绘。文章的大部分内容是不择手段地诋毁屠格涅夫。无论他关于巴扎罗夫的某些话多么有道理，它们都被淹没在中伤的洪流中，导致安东诺维奇的文章成了批评失当的代名词。

德米特里·皮萨列夫的反应则截然相反，此人是《俄国言论》的主要批评家，该杂志被认为是《现代人》的忠诚盟友。斯特拉霍夫发现，这位年轻批评家喜欢从他在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学到的东西中得出最极端的结论——那正是巴扎罗夫很快将在屠格涅夫书中提出的“虚无主义者”结论。皮萨列夫自然觉得屠格涅夫的英雄完全符合自己的口味，他特别欢迎巴扎罗夫身上那些被安东诺维奇视作诽谤性的方面，认为它们是“我们时代的新英雄”的特点。帕维尔·彼得洛维奇曾表示巴扎罗夫拥有“撒旦般的骄傲”，皮萨列夫忙着认同“这一表述选得很好，完美地刻画了我们的英雄”。巴扎罗夫还鼓吹基于“实证主义”的世界观，将一切原则问题归结为个人偏好，皮萨列夫轻率地认定这种观点是“科学”的真谛。“因此，所有地方和所有行当的巴扎罗夫都只做他希望的事，或者在他看来有用和有吸引力的事。他只受个人任性或个人算计的左右。无论是在他之上，在他之外还是在他内心，他都不认可任何调节器、道德法则或者原则……只有个人口味能阻止他杀人和抢劫，只有个人口味能促使这些人在科学和社会存在领域做出发现。”三年后，《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将显示当对巴扎罗夫类型的这种解释让人羡慕地被付诸试验后会发生什么。

在皮萨列夫的整篇文章里，他特别强调了作为个体的伟大，他不仅凌驾于受教育阶层的其他所有成员之上，甚至更加高大地矗立在人民之上。因此，皮萨列夫对巴扎罗夫的道德—精神孤立十分敏感，甚至将其描绘成普世社会法则的形式：

所有时代的大众都满意地生活着，与生俱来的温和让他们满足于现有的一切……这些大众既不会有所发现，也不会作奸犯科；其他人为自己思考和受苦，寻找和发现，斗争和犯错——其他人永远与他们格格不入，永远鄙视他们，同时永远为了让他们的生活更惬意而劳作着。

《现代人》上找不到类似的东西，在那里，知识分子和人民总被认为团结一致地追求实现共同的社会—政治目标。超验的平民知识分子英雄形象——他们独自行动，并情不自禁地鄙视自己希望为之改善和提升生活质量的人民——在俄国的社会—文化舞台上前所未见。无论皮萨列夫的称颂让人多么心满意足，屠格涅夫都很难在前者的赞美中认出自己的复杂构思，巴扎罗夫被描绘成超越善恶的形象，被吹捧为几乎达到了尼采超人的境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番评价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象最终构思出拉斯柯尔尼科夫和《论犯罪》，文中同样将世人分成“普通”和“非凡”之人，宣称后者有权“僭越”道德法则。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3月初读了发表在杂志上的《父与子》，毫不迟疑地向屠格列夫表达了赞美之情。3月底之前，他收到回信，屠格涅夫在信中表达了感激和满意：“您如此充分和敏感地理解了我希望通过巴扎罗夫表达的东西……仿佛您溜进了我的灵魂，甚至凭直觉感受到那些我认为不必说出口的东西。我向上帝祈祷……让每个人都能看到你所看到的哪怕一小部分！”一个月后，他再次致信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没有人想到我试图把他［巴扎罗夫］描绘成悲剧形象——所有人都说：为什么他这么坏？——或者——为什么他这么好？”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原信已佚，但一年后他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写下的几句话为他可能给屠格涅夫写了些什么提供了暗示，他提到屠格涅夫的“巴扎罗夫尽管崇尚虚无主义，但还是感到不安而痛苦（伟大心灵的标志）”（5：59）。在这里，巴扎罗夫正是被理解成屠格涅夫希望描绘的那种悲剧形象，这位英雄的悲剧在于他的西方理念（他的意识形态）和“伟大心灵”之间的冲突，他无法压制或否认后者的冲动与欲求。

可以猜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委托斯特拉霍夫在《时代》上为屠格涅夫的小说写书评时与他进行过讨论，作为同时代对该书最出色的回应之一，斯特拉霍夫的分析无疑传递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许多看法。斯特拉霍夫的书评出现在4月刊上，文中考虑了安东诺维奇和皮萨列夫两人的回应，但在他看来，无论是皮萨列夫的热情还是安东诺维奇的敌意都误解了作品，理由正是屠格涅夫本人所给出的：他们都根据作者是否真正站在父亲或儿子，过去或未来一边提出问题。但小说的真正意义要深刻得多，关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斯特拉霍夫写道：“对生活和思想不一致的感受从未像现在这么强烈。”屠格涅夫对这种不一致做了戏剧化演绎，小说的终极道德教训恰恰在于这里，而非在于代际冲突。就像皮萨列夫正确地指出的，巴扎罗夫作为个体显然要超越了书中的其他所有人，包括父辈们。但他没有超越他们所代表的生命力，无论其形式多么不足道；他无法超越他徒劳地试图压制的内心力量，因为后者不符合他所接受的生命理论。巴扎罗夫反对回应自然的甜言蜜语，屠格涅夫则描绘了自然的全部美好；巴扎罗夫不看重友谊或浪漫爱情，屠格涅夫则显示了两者在他心中多么真实；巴扎罗夫否定家庭情感，屠格涅夫则描绘了溺爱他的父母无私而痛苦的爱；巴扎罗夫鄙夷艺术的吸引力，屠格涅夫则描摹了他拥有作为伟大天才诗人的才华。斯特拉霍夫写道：“巴扎罗夫是反抗大地母亲的提坦”；但没有哪个提坦强大到能战胜那些力量，因为它们永远植根于人的情感天性，提供了人类生活的永恒基础。

斯特拉霍夫的书评刊发后不久，屠格涅夫从巴黎回到彼得堡，马上造访了《时代》编辑部。斯特拉霍夫回忆说：“他发现我们都在，于是邀请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我一起和他去克列亚酒店（Hotel Clea）用餐。迎面而来的风暴显然让他感到不安。”他被反动派奉若神明，被大部分激进派诋毁，也因为吹捧了虚无主义而受到皮萨列夫的赞美——但只有在《时代》的编辑们中间，而不是俄国的其他任何地方，他才能为自己文学生涯中最伟大的小说找到懂行的同情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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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格涅夫以作为保守主义者的和蔼可亲著称，在克列亚酒店气氛活跃的席间谈话中，他说起了如果俄国人幼稚地沉湎于在欧洲生活的快乐时将遭遇什么危险，把同伴们都逗乐了。也许他们还谈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即将开始的第一次海外旅行。此类旅行是任何受过教育的俄国人生命中的重要事件，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久前在写给诗人波隆斯基的信中对此表达了渴望。“多少次……我梦想自己来到了意大利。自从我八岁那年读了安·拉德克里夫（Ann Radcliffe）的小说后，各种卡塔丽娜、阿尔方索和露西亚们就开始在我的脑袋里转悠……然后是莎士比亚——维罗纳、罗密欧与朱丽叶——只有鬼知道那里有什么魔力！意大利！意大利！但我没能去到意大利，而是去了塞米巴拉金斯克，在此之前还落入了死屋。在我还有力量、热情和诗意时，我永远去不了欧洲了吗？”

现在，《时代》的财务状况足够让他能够实现由来已久的梦想；他还想为自己的癫痫病向欧洲专家求诊。他写信给弟弟安德烈，表示自己将不带妻子同行，既因为缺钱，也因为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希望监督帕沙的高中入学考试。按照计划，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斯特拉霍夫会合，后者在7月中旬也将踏上第一次欧洲之旅。1862年6月7日，他在欧洲的多次“漫游时代”拉开了序幕。

陀思妥耶夫斯基此行的第一站从俄国出发，穿过德国和比利时，最后来到法国巴黎，他计划在那里待一个月。沿途的部分见闻可以在第二年他创作和发表在《时代》上的《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找到。与标题所显示的不同，这一系列文章充满了最严肃的文化和社会反思，尽管这些思想夹杂在随意的旅行速写中，后者的轻松基调营造了误导性的轻浮氛围。虽然他一次次试图插科打诨，但这些速写还是帮助我们理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欧洲生活面貌的第一印象中的某些重要方面。

他对柏林、德累斯顿和科隆的第一印象都是失望，经过必要的观光，他急着赶往巴黎，“指望法国人会更加和善与有趣”（5：48—49）。不过，在抵达巴黎前，他在沿途做了停留，很可能是在威斯巴登，那里有诱人的轮盘赌场，他赌了几把试试手气。我们仍然不清楚这第一次放纵的情况，但斯特拉霍夫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赚到了1.1万法郎，并暗示轻松赢钱将其推上了堕落的道路。后来，米哈伊尔的一封来信告诉弟弟，他已经通过一家出版商寄去了钱，暗示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没钱了。他的哥哥恳求道：“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别再赌了。鉴于我们的运气，你怎么能赌博呢？”这段插曲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轮盘赌上瘾的最早证据，赌瘾后来将让他无法自拔。

巴黎是所有俄国游客的圣地——无论是像赫尔岑和巴枯宁那样前来革命起义圣地朝觐的人，抑或数量更多，前往马比耶舞场（Bal Mabille）一展舞姿和在拉丁区追逐风流女工（grisettes）的人。他在6月中旬抵达巴黎，马上就嗅到了第二帝国令人不安的政治气候——四名法国警方的间谍登上火车，在他的包厢里坐下，他们受命检查所有到来的外国人，并通过电报把描述发给有关部门。他在巴黎待了两周，足以充分沉浸在有序和繁荣的氛围中，他给这座城市的标签是——当然带有戏谑意味——“地球表面最有道德和美德的城市”（5：68）。“巴黎人喜欢做买卖，但似乎即使在做买卖和像剥一只鸡那样在店里活剥你时，他们也不是为了赚钱而剥你，而是像过去一样出于美德，以某种神圣必要性的名义这样做。”（5：76）

赫尔岑根据欧仁·斯克里布（Eugene Scribe）戏剧中所反映的情况对法国资产阶级做了诊断，陀思妥耶夫斯基追随他的脚步，急着赶往剧场调查情况有了何种发展。在小仲马、奥日埃（Augier）、萨尔杜（Sardou）和不知疲倦的斯克里布的全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找到了具有不可言状的高贵和完美无瑕的美德的人物；一切都围绕着某个年轻人展开，他在第一幕中为了最崇高的动机而放弃了财产，但在最后一幕中总是会娶一个突然继承了无法胜数的财富的贫穷女孩——或者他最终被证明不是一文不名的孤儿，而是某个罗斯柴尔德的婚生子。在结束观光和为自己的癫痫向各位医学权威问诊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起身赶往伦敦的前一天致信斯特拉霍夫，总结了自己对法国人的印象。他写道：“上帝啊！法兰西是个令人恶心的民族……法国人友好、诚实而礼貌，但他们很虚伪，金钱对他们意味着一切。没有任何理想的痕迹。”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完全吻合练达和见多识广得多的赫尔岑在妙趣横生的《法国和意大利来信》（Letters from France and Italy）中对法国人的描摹，我们可以将其视作俄国人对法国资产阶级生活的一贯反应的又一例证。

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巴黎沉浸于资产阶级秩序和繁荣的窒息感，那么他在伦敦则被那座城市的喧嚣活力所淹没，各种相互冲突的不和谐都赤裸裸地呈现在眼前：“即使从外表上看也和巴黎形成了如此之大的反差！城市日夜运作着，广阔犹如海洋，耳边是机器的轰鸣声，铁路从屋顶上方穿过（很快还会从屋子底下经过），这里有大胆的进取精神，有看似无序但本质上是最高程度的资产阶级秩序，这里有被污染的泰晤士河，空气中弥漫着煤尘；这里既有瑰丽的公园和广场，也有像白教堂区一带的可怕街道，那里的居民衣不蔽体、举止粗野，食不果腹。这里还有伦敦城成百上千万的财富和遍及世界的商业，有水晶宫和世博会。”（5：69）

对于一个有社会意识的俄国人来说，伦敦是贫穷无产阶级的经典国度的首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注意力被下层生活的这个方面牢牢吸引。有人向他描绘了（若非客居伦敦的赫尔岑，还能是谁呢？）每周六晚上，50万工人如何携妻带子地涌入市中心的街道，以庆祝他们唯一的休息日到来：“所有人都带来了一周的薪水，那是他们靠苦力在诅咒中挣得的。”所有的地方都开着，所有的肉店和饭店都继续营业，街道被明晃晃的白炽灯点亮，夜晚变成了白天：“仿佛为这些白皮肤的黑人组织了舞会。人群涌入露天酒馆和街道。他们尽情吃喝。啤酒店被装潢得如同宫殿。所有人都醉了，但没有兴奋，而是带着悲伤的醉意，苦恼、阴郁和奇怪的沉默。只有偶尔的对骂和流血斗殴才会打破这让人充满忧郁的可疑沉默。所有人都忙着尽可能快地喝得酩酊大醉，以便失去意识。”一个周六的夜间，陀思妥耶夫斯基于凌晨两点在这样的人群中漫步，他表示：“我所目睹的东西留下的印象让我足足痛苦了三天。”（5：70—71）

另一个晚上，他穿行在干草市场上数以千计的揽客妓女中间；咖啡馆的奢华（那里可以出租供人留宿）和某些女人的魅力让他惊叹。他看到好几个人长着“完全适合作为纪念品的脸庞”。（5：71—72）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搭讪的不仅是妓女，也有从事慈善工作的妇女，她们试图救赎这些堕落的灵魂。这些人的黑色服装暗示她们是三年后正式组建的救世军的早期志愿者，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借机表达了自己的反天主教偏见。他写道：“这是巧妙和考虑周到的宣传。天主教神父亲自找到几个悲惨的工人家庭……他带给他们吃的穿的，提供取暖，照顾病人和买药，成为那家人的朋友，最后让他们都皈依天主教。”（5：73）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罗马天主教的思想已经等同于背叛基督教信仰的真正精神，用世俗物质和舒适的诱惑取代了基督的仁爱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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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伦敦期间的最重要事件是与赫尔岑会面，在英国停留的八天左右时间里，他可能多次造访后者。赫尔岑的杰作《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On the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ary Ideas in Russia）（1851年）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列为因政治理想主义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中“最高贵和最出色”的之一。他特别提到《穷人》是19世纪40年代俄国文学的社会主义转向的证据，而最近赫尔岑又对《死屋手记》展现出最大的兴趣。两人对《青年俄罗斯》传单的看法同样不谋而合。7月15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来访仅仅几天后，赫尔岑在《钟声》上撰文，口吻在所有人看来就像是个根基主义者。谈及传单的作者时，他表示：“他们无畏的逻辑是俄国天才脱离人民的最典型特征之一……由于我们身处的奴役，由于我们对自己的疏离，由于我们同人民的隔阂，由于我们的行动无力，我们还保有痛苦的慰藉……——我们赤裸裸的否定，我们无情的逻辑，我们带着某种喜悦说出那些最终的和极端的话语。对于这些话，我们的老师只敢窃窃私语，同时脸色煞白，不安地左顾右盼。”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赫尔岑精彩的半论文半对话作品《彼岸书》不吝溢美之词，当着作者的面夸奖了它。事实上，很少有其他赫尔岑的作品能像这样贴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心。这部作品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幻觉做了尖锐的控诉，对固守旧的社会—政治形式和无法超越它们局限的欧洲文明做了谴责，还对欧洲激进知识分子大加嘲讽，因为他们想象大众会真的关心他们高深的学究气思想。

随后，赫尔岑提出了自己的俄国社会主义理论，不再只是表达对欧洲工人阶级及其领袖们的失望，而是代之以对建立在俄国农民传统的平等社会主义及其土生土长的公社基础上的希望。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点上难道不会对赫尔岑表示认同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过于热情的话语面前，多疑的赫尔岑甚至有所畏缩）？赫尔岑在写给奥加辽夫的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在一两天前造访过后者）谈到这次谈话时似乎表达了这种意思：“陀思妥耶夫斯基昨天来了这里——他既天真，头脑也不完全清醒，但是个很好的人。他热情地相信俄国人民。”

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意识到，造访赫尔岑的举动可能让他陷入危险。第三厅严密监视着赫尔岑家的活动，当密探报告说赫尔岑冒失地提出在伦敦刊印《现代人》后，车尔尼雪夫斯基旋即被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来访也没有逃脱严密监视赫尔岑的密探的眼睛，消息被从伦敦送回俄国，表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流亡者赫尔岑和巴枯宁建立了友谊”。喜欢卖弄的巴枯宁当时也生活在伦敦，不久前刚刚轰动性地经由美国从西伯利亚脱逃。

格罗斯曼认为，巴枯宁是《群魔》中斯塔夫罗金的直接原型，作者用很多笔墨描绘了他们在现实中的见面。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象虽然无疑从原型出发，但总是融入了各种暗示，使其成为代表性形象；他从不把某个人作为唯一的灵感来源。因此，就作为艺术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两人是否真的见过面一直是个小小的疑问，尽管很有可能确有其事，因为巴枯宁非常热衷于参加赫尔岑在周日下午的招待会。无论如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上了赫尔岑访客的名单，他们的造访不仅出于好奇，而且因为“对此人的犯罪意图多少”表示同情。当局特别下令在回国时搜查他的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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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斯特拉霍夫在日内瓦会合，一同游历了瑞士和意大利北部，沿途经过都灵、日内瓦和利沃诺，最后来到佛罗伦萨。他们在佛罗伦萨待了一周，住在托内布奥尼街（Via Tornebuoni）的一间简陋的小旅馆里。两个俄国人形影不离，斯特拉霍夫还留下了关于扮演不熟悉的游客角色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有趣形象：“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人的身上，放在理解他们的本性和性格，放在对街上他周遭生活的总体印象上。”这番描述符合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的话，但我们怀疑他是否真像斯特拉霍夫说的那样对乌菲齐宫如此不感兴趣（当然，后者把自己描绘成有教养的艺术爱好者的形象）。两人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当时刚刚问世），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迫不及待地买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然后把它们交给斯特拉霍夫。他们最主要的活动是散步和交谈，斯特拉霍夫描绘了那些悠闲的谈话的田园式画面。

不过，在斯特拉霍夫档案中找到的一篇题为“观察”的文章的未完成草稿挑战了这种相处和睦的画面，文章揭示了两人的某些矛盾，它们最终导致斯特拉霍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前不久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充满污言秽语的信，对昔日的朋友大加申斥。这篇文章被献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创作于在佛罗伦萨期间或此后不久，它首先回忆了一段后来被作者用强烈的怀旧色彩描绘的对话。他写道：“我们在佛罗伦萨的一次散步中，你非常激动地对我表示，我的思想里有个让你憎恨、鄙视和想要至死攻击的缺陷。然后，我们紧紧地握了握手，各自走开。”关于斯特拉霍夫后来向轻信的世人展现的两人未受影响的和睦表象就是这样！

为何陀思妥耶夫斯基要做出如此激烈和无礼的反应呢？斯特拉霍夫一直倾向于对激进派态度强硬，他的话似乎与这一立场有关。他宣称，没有人应该被允许逃避自己的信念和行动的逻辑后果；不能把人们没有理解自己想法的全部影响作为借口。斯特拉霍夫写道：“你觉得我无法忍受和令人厌恶，我经常把我们的分析引向这样的结论，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就是：‘但事实上，2加2不可能不等于4。’”

因此，斯特拉霍夫坚持要求激进派承担他们信仰的全部后果。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还不想把他们逼到墙边，他回应斯特拉霍夫说，应该对他们看上去的前后不一做出更加宽厚的解读：“显然说2加2不等于4的人完全不是那个意思，而是无疑想要和希望表达些别的东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缺乏逻辑不能证明有错，而是表明所说的和真正想说的之间存在冲突；以错误为线索可以找到隐藏在思想之下的某种东西，那才是它的真正意思。这番话显示了到此为止陀思妥耶夫斯基拒绝彻底谴责激进派的理由，无论他多么反对他们所表达的观点。因为在这些观点之下，他仍能感受到向善的欲望，应该对其加以认可和肯定。

斯特拉霍夫充满暗示的文章中的另一个段落突然从社会政治领域跳到道德的终极基础。他突如其来地问道：“人真是善的吗？我们真能勇敢地否认他的腐朽吗？”对于这个问题，他断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并援引基督教信仰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结论：“基督教向我们展现的完美之人的理想不是死的，不会在我们的灵魂中死去；它将永远和灵魂一起成长。因此，当现代人类的画面在我们眼前展开，当我们被问道‘人是善的吗’时，我们马上在自己身上找到了决定性的答案：‘不，烂到骨子里了！’”这段话足以让我们明白，为何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所谓的“朋友”如此大发雷霆和充满敌意。

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认同斯特拉霍夫关于人“烂到骨子里”的“基督教”观点（只代表了极端的奥古斯丁派或改革派基督教），尽管人们普遍不这样认为。他相信由于人（特别是俄国人）会产生懊丧和悔意，永远都不应抛弃对他的救赎希望。斯特拉霍夫无疑明白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拒绝一举放弃对激进派的全部同情，以及他回答说自己“憎恨、鄙视和想要至死攻击”这种观点的根本原因。斯特拉霍夫在这里触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内心最深处的虔敬，触及了他对隐藏在无知的俄国人民灵魂中的宝贵基督之爱的根本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法容忍这种亵渎。

在佛罗伦萨共同度过一周后，两人各奔东西，斯特拉霍夫启程赶赴巴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想要南下前往罗马和那不勒斯。出于未知的原因，他改变了主意，在9月初回到彼得堡，准备重新开始自己作为《时代》事实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的工作。

转引自Istoriya Russkoi literatury XIX v.，ed. N. D. Ovsyaniko-Kulikovsky，5vols.（Moscow，1915），3：45。

B. Eikhenbaum，Lev Tolstoy，vol. 1（Leningrad，1928），223—224.

I. S. Turgenev，Literary Reminiscences，trans. DavidMagarshack（New York，1958），194.

Alexander Herzen，My Past and Thoughts，trans. Constance Garnett，rev. Humphrey Higgins，4 vols.（New York，1968），4：1574—1584.

Ibid.

I. S. Turgenev，Pis’ma，13 vols.（Moscow-Leningrad，1961），4：303.

G. M. Fridlender et al.，Istoriya Russkogo romana，2 vols.（Moscow-Leningrad，1962），1：501.

比如皮萨列夫在《 19世纪的经院主义》（1861年）一文中的话：“俄国农民可能尚未成长到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人格，产生合理的利己主义和对本人个体性的尊重”（或者更加按照字面意思，他的自我）。Dimitry Pisarev，Selected Philosophical，Social and Political Essays（Moscow，1958），77.

转引自V. E. Evgenyev -Maximov，Sovremennik pri Chernyshevskom i Dobrolyubove（Leningrad，1936），514。

P. V. Annenkov，Literaturnye vospominaniya（St. Petersburg，1909），549—550。

Evgenyev -Maximov，Sovremennik，548.

D. I. Pisarev，Sochineniya，4 vols.（Moscow，1955），2：8—9，10—11.

Ibid.，11，10.

Ibid.，15.

Turgenev，Pis’ma，4：358—359.

Ibid.，385.

Nikolay Strakhov，Kriticheskiya stat’i，2 vols.（Kiev，1902—1908），1：201.

Ibid.，37.

Biografiya，237.

Pis’ma，1：302；July31，1861.

Biografiya，259.

DMI，536.

Ibid.，310；1862年6月6日/7月8日。

赫尔岑写道：“资产阶级在剧场中哭泣，被自己的美德（就像斯克里布所描绘的）所感动，被他们的重商英雄主义和开店的诗学所感动。”

转引自A. S. Dolinin，“Dostoevsky i Gertsen，”Poslednie romany Dostoevskogo（Moscow-Leningrad，1963），220—221。

A. I. Gertsen，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30 vols.（Moscow，1954—1966），26：203—204.

Ibid.，27：247.

G. F. Kogan，“Razyskaniya o Dostoevskom，”LN86（Moscow，1973），596.

L. P. Grossman and Vyacheslav Polonsky，Spor o Bakunine i Dostoevskom（Moscow，1926）. 关于对相反观点的有趣总结，包括格罗斯曼的说法只是神话，见Jacques Catteau，“Bakounine et Dostoevski，”in Bakounine：Combats et débats（Paris，1979），97—105。

Kogan，“Razyskaniya，”596.

Biografiya，243—244.

L. P. Lansky，ed. “N. N. Strakov o Dostoevskom，”LN86（Moscow，1973），560.

Ibid.

Ibid.，560—561.

Ibid.，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