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时代》的最后时光

第26章
《时代》的最后时光

1862年秋天回到彼得堡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斯特拉霍夫以全新的干劲重新投入《时代》的工作中。格里高利耶夫也结束了在奥伦堡（Orenburg）的自我流放，再次扮演了凝聚人心的角色。到了那年年中，《时代》的订阅量已经超过4000份大关，达到了《祖国纪事》这样的老牌刊物的水平。对身处巨大压力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来说——为了让自己的刊物拥有稳定的经济基础，他们像战船上服苦役的奴隶那样工作——财务保障终于近在眼前。更鼓舞人心的是，编辑部的文件夹里已经塞不下从俄国各个角落纷至沓来的稿件，证明《时代》在短短两年间就取得了蒸蒸日上的声望。

不过，《时代》的编辑们发现自己越来越陷入尴尬的困境中。1862年7月，政府查封《现代人》并同时逮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这导致社会—文化气候急转直下。批评激进理念变得不再可能——无论口气多么尊敬，或者满足多少条件——这样做总会显得是在为当局的打压站脚助威。停止与激进派争论意味着抛弃《时代》存在的理由，但继续同样的编辑策略则是自找麻烦，甚至自寻死路。

从涅克拉索夫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封坦诚得让人吃惊的心中可以感受到统治当时文坛的紧张而多疑的气氛，前者在信中解释了为何他没有按照约定撰稿。他承认有传言说“我［向当局］出卖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可以在彼得堡户外到处走动……鉴于这一切，我暂时无法再给这些暧昧的传言提供更多理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封信的暗示深感不安，有各种理由对信中影射《时代》可能被视作反动刊物感到不悦。虽然他在1862—1863年间的文章显示出他对激进派越来越失望和日益倒向斯拉夫主义，但《时代》没有在任何可能使其从当局那里获得好处的意义上变得保守。它继续提到分裂运动（被官方宣布为非法，遭到整个俄国国家机器的排斥），视其为俄国人民创造自己本土文化形式之能力的证据；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一次次把公社持有土地的制度看成这种能力的额外证据。事实上，他对赫尔岑的俄国社会主义基本宗旨的认同不能再清晰了。

《现代人》在1863年2月底复刊，同时为《时代》带来了一个过于可怕的新敌人，那就是尖刻无情的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此人现在加入了复刊后的杂志编辑部；他马上承担了曾经被交给好斗的安东诺维奇的工作，负责继续展开与根基主义者的斗争。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他的《外省散记》发表在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上，还有一些速写出现在《时代》上——此前并不被认为是狂热的激进派。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对此人的才能大加赞赏，他突然作为重要对手介入引起了强烈的憎恨。

虽然论争匿名展开，但所有人都能认出对方风格和语调中无法模仿的印记。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给《时代》的撰稿人们贴上了“温驯小鸟”的标签，说他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中，即便“没有人伤害你们，没有人反对你们，甚至没有人考虑你们”，他们也会瑟瑟发抖。他用这种颐指气使的口吻还表达了更多东西，包括预言《时代》将很快“卡特科夫化”，即完全加入反激进派阵营；但与此同时，《时代》还在试图维持不可能的立场。“你们杂志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没有。你们说了什么？没有。你们继续试图说些类似‘煮得半熟的靴子’［俄语中意为胡说八道］的话，你们总是坐在两张凳子之间，你们如此幼稚，以至于不希望注意到自己已经摔倒在地。”这只是这两位重要人物日益激烈的交锋的开始，一年后，双方的一大波你来我往的精彩戏谑小品将把论战推向高潮。在下一部作品《地下室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有忘记加入了两段对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挖苦。

不过，当时的俄国所关心的事件远比本国知识分子内部的龃龉迫在眉睫。1863年1月，波兰人对俄国霸权展开了新一轮的反抗。如果说俄国舆论曾倾向于支持波兰人获得更多地方自主权的愿望，那么随着起义的爆发和营房里的俄国士兵在睡梦中被屠杀，情感很快发生了转向。除了独立，波兰人还要求恢复1772年的波兰边界，包括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片土地在内。法国和英国为上述主张而施加的压力让俄国民族主义达到了白热化，激进派对波兰人的支持（一些年轻的俄国军官甚至调转枪口，和波兰人一起战斗）终结了极端左派在整个社会中仍然可能拥有的任何影响力。赫尔岑对波兰人的支持（完全不是他的本意，但他还是被不安分的巴枯宁说服，后者总是憧憬着革命）给了《钟声》致命一击。

国内的激进派很难在俄国报刊上表达对波兰人的支持。当然，人们不会无视如此严重的事件；不过报道仅限于——就《时代》的情况而言——中立地总结官方消息和报道国际外交斡旋情况。但在莫斯科，卡特科夫对波兰人和俄国激进派展开了一场言辞激烈的论战，把两者归为令人恶心的同类，他因此被当时的主流声音，即广受赞誉的俄罗斯爱国义愤的呼声大为推崇。彼得堡报界没能同样热烈地发出呼声招致了莫斯科人的强烈愤恨。莫斯科人非常乐意把这种相对的沉默视作叛国的标志，他们毫不犹豫地把指控的矛头对准了撞上他们怒火的第一个靶子。对不幸的《时代》而言，靶子恰恰是斯特拉霍夫的一篇文章，虽然本意是为了公开表达对俄国的支持，但文章写得如此拐弯抹角和难以捉摸，以至于可能被误读成为波兰人铤而走险的起义辩护。

《时代》在1863年5月被政府查封；令人悲哀的反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杂志在与《现代人》交火最为激烈的时刻被关停了。斧子落下一个月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给屠格涅夫的一封信中解释了发生了什么。“（斯特拉霍夫写的）文章的思想是这样的：波兰人如此强烈地将鄙视我们为蛮族，对我们如此自夸他们的‘欧洲’文明，以至于我们很难预见他们能长久地同我们维持任何（唯一可能持久的）道德和平。但由于人们没看懂这篇文章的论述，对它做了如是解读：我们自己这样认为，波兰人的文明远远优于我们，我们大大不如，显然他们是对的，而我们错了。”

《莫斯科新闻报》（卡特科夫主编）的一位作者的确马上提出这样的指控，并处处获得响应。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回应时，审查部门却拒绝允许他发表，而就像他义愤填膺地对屠格涅夫说的，“某些杂志（包括《日子》）一本正经地想要向我们证明，波兰文明只是流于表面，属于贵族和耶稣会文明，因此完全不比我们的好”，但这正是斯特拉霍夫文章的观点。已经对《时代》不满的沙皇决定是时候彻底消灭这家不断带来麻烦的刊物。1863年5月24日下达的查封令不仅基于斯特拉霍夫的文章，而且因为“该刊物的有害倾向”。

《时代》就此寿终正寝，它的死亡让米哈伊尔背负了巨额债务。此事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灾难，让斯特拉霍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更加紧张。事实上，不能把责任完全归给斯特拉霍夫，因为作为主编，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过并批准了他的文章。两人表面上仍然保持友好，尽管整个灾难郁积的怨恨很久之后将在两人相互敌视的私下话语中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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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被查封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人财富遭受重创，剥夺了他唯一的固定收入来源。幸运的是，他的未来并非完全没有着落，因为在该杂志上发表的各种重要作品已经成功地重新确立了他的文学声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让他重回公众视线，《死屋手记》让他的名声远远超过了1845年凭借《穷人》取得的短暂荣耀。我们之前已经分析了《死屋手记》的档案价值，现在让我们把它作为艺术作品来看待。

我们对监狱回忆录已经非常熟悉（现在的俄语文学中有大量的此类例子），以至于常常忘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祖国带来了第一部该类型的杰作。但事实的确如此：他的《死屋手记》在俄国开创了这一体裁，从而回应了公众对那些与国家反目的“不幸者”生存状况的巨大好奇，特别是那些被判政治罪的人。政治犯通常来自受过教育的阶层，对他们命运的任何公开指涉无疑都会引起人们最大的兴趣。1859年10月，陀思妥耶夫斯基致信米哈伊尔说：“我的形象将会消失。这些是无名氏的手记，但我保证它们很有趣。书中将……描绘文学中前所未闻的人物……最后，最重要的是我的名字……我确信公众会如饥似渴地读它。”陀思妥耶夫斯基指望读者们把这部作品视作对其囹圄岁月的准确报告，他们的确这样做了。但他作为政治犯的存在将贯穿全书，而非出现在前景中。这种双重视角被小心地维持着，我们必须记住这点才能避免错误地把这部作品当成不加修饰的回忆录或纯粹的虚构作品；事实上，它是两者的独特组合。

《死屋手记》的诞生显然要归功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命中的各种意外，但也非常契合当时俄语文学中的一种常见体裁。人们以松散和速写般的形式写了许多对个人经历的自述，然后用看似随意的方式连接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它们都很熟悉。离开苦役营时，他读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阿克萨科夫关于打猎与钓鱼的许多很受欢迎的小品文。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同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获释后不久出版，后者同样迫不及待地读了它们，以及出自托尔斯泰笔下的其他一切。赫尔岑精彩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钟声》上发表，后续连载持续了那个十年剩下的时间。

这种半时评模式的突然出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审查制度的暂时放松，这鼓励了作家们比过去更加自由地进行表达，不必借助“小说”这件防护衣（流亡的赫尔岑完全无须担心审查）。因此，作家们本能地回归在19世纪40年代（另一个文学相对自由的时期）很受欢迎的生理素写形式，这种形式强调对包含在他们环境中的各种社会类型的准确观察，把描绘日常生活例行活动中的人作为目标。此类早期速写大多聚焦城市人物和城市生活，但在19世纪50年代复兴后，该形式也把自己的主题范围扩展到农民生活。

由于此类速写的目标旨在营造真实印象，作者没有用任何可能导致人们对其所描绘生活的逼真程度产生怀疑的小说技巧把它们连接起来。后来，当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开始着手比速写和短篇小说更加复杂的体裁时，这种情节相对缺乏的情况成了俄国小说的独有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俄国散文这一潮流的重要异类，他已经开始试验情节复杂的连载小说技巧，并将很快把它带到新的高度。但《死屋手记》的众多意义之一是向他多样的文学才能致敬，证明他可以让技巧适应材料和他选择的任何艺术意图。最重要的是，读者毫不怀疑其叙述的真实性，因此通过放弃全部“小说”效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他所仰慕的俄国作家们使用的大段速写形式发展出他本人原创的变体。

与屠格涅夫或托尔斯泰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速写通过两个框架叙事者的叠置呈献给读者。首先是作品的所谓编辑，他出现在导言中，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好奇和善于观察的人；此人并非西伯利亚当地人，但在那里度过了很长时间——可能担任某种行政工作，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弗兰格尔男爵。这第一位叙事者口是心非地描绘了那个偏远地区的生活（“那里的居民是些单纯的人，不持开明观点；一切都按照老式、固定和历史悠久的传统运行”），散发出彬彬有礼的讽刺，向俄国读者表明这里实际上是罪恶的渊薮。（4：5）他的话还促使人们仔细地透过文句的表面，寻找藏在下面的意思，这个信号无疑是为了提醒读者，不要完全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第一位叙事者提供的关于第二位叙事者的信息。速写的名义作者是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戈梁奇科夫（Alexander Petrovich Goryanchikov，这个名字暗示他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俄语的gore表示“悲痛”或“不幸”）的前地主，在结婚第一年就因为妒火中烧而谋杀了妻子，被判处十年苦役。戈梁奇科夫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靠给当地孩子上课糊口，他拒绝与世界有一切接触，可能是因为多年的苦役让他无法回归正常生活。

当戈梁奇科夫突然去世后，第一位叙事者抢救了死者准备扔掉的一些文件。其中一捆上“断断续续地描述了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在苦役营的十年岁月”。叙述有时会中断，插入来自另一个故事的段落，“某些奇异而可怕的回忆”——很可能指萦绕在戈梁奇科夫心头的那次谋杀。因此，这部分遗稿不会被发表，编者认定只有戈梁奇科夫对囹圄岁月的叙述“并非索然无趣”。因为戈梁奇科夫揭示了“一个此前未知的全新世界”，编者决定把他的速写交给公众评阅。（4：8）

究竟应该多么严肃地看待这第二位叙事者一直存在争议。有的批评家倾向于非常严肃地看待他，总是反传统的维克多·什克罗夫斯基（Victor Shklovsky）试图提出主张让戈梁奇科夫在对该书的诠释中占据中心地位。但如果我们把他而非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看成《死屋手记》的真正叙事者，那么就无法不指责作者犯下不可原谅的疏忽。比如在第2章中，当阿基姆·阿基米奇告诉作为罪犯的叙事者，农民犯人“不喜欢贵族……特别是政治犯”时，他显然是在同后一类中的某个人说话；书中还其他各处也提到了叙事者的这个身份。（4：28）此外，如果我们认定戈梁奇科夫的叙述只是传统手法，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可能被指责允许一个令人不安的冲突在他作为一个整体的主题和它所包含的框架叙述之间发生。因为无论是叙事者在死屋中获得的任何给人慰藉的真理，还是他在获释时感受到的活力、希望感和开始新生活的可能——这一切都不符合被认为写了我们所读手稿的戈梁奇科夫的性格和命运。

更令人信服的公认观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引入戈梁奇科夫主要是为了避免审查部门找麻烦，他并不指望读者认为那不仅是一种权宜手法。事实上，他们也没有这样做：该书被普遍认为或多或少地忠实描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作为政治犯的过去，即便就像他很久之后带着一丝幽默所说的，他遇到的一些人仍然相信他被送去苦役营是因为谋杀了妻子。（22：47）在俄国的形势下，这种手法对此类书籍而言事实上是必须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另一名幸存者利沃夫也这样做了，此人几乎同时出版了他的西伯利亚回忆录。后来的一位流放者雅库波维奇（P. F.Yakubovich）——他的回忆录在19世纪末出版，透露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在信中解释了在让作品尽可能透明的同时，使用“伪装”仍然多么重要（“作者并不试图让他的伪装更成功：相反，他希望将其用作明显和陈旧的刻板印象”）。因此，最好考虑到外部形势的压力，不要把超过证据支持限度的“艺术”模式强加给《死屋手记》的叙事结构；书中的确有足够多的艺术手法，但属于另一种类型。

不过，即便我们认同戈梁奇科夫更多是手法而非叙事者，在正文中发言的毫无疑问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杰克逊（R. L. Jackson）仍然敏锐地暗示，发明这个人物可能仍有更深刻的意义。我们看到的戈梁奇科夫形象逃避与人类的几乎一切接触，似乎生活在惊恐状态中——仿佛受过严重到无法克服的创伤经历的影响——他显然代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苦役营遭遇的反应的一个方面。书的正文中很少能看到对这种态度的反映——或者说我们觉察到它逐渐变成理解和友好之情，尽管并没有对这些改变经历的内心过程的描绘。杰克逊相信，通过将焦虑的戈梁奇科夫放在作品开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某种意义上把他从该书的剩余部分抹去，从而“让《死屋手记》摆脱了强烈的个人和厌世主观性的摆布，摆脱了被在‘人畜群’中的多年强迫生活逼到恶意和绝望的极限，逼到道德上几乎完全精疲力竭的痛苦自我”。我认为这种猜测非常合理，戈梁奇科夫很可能在创作过程中起到了这种情感宣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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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死屋手记》没有明显意义上的情节，但无论如何，作品经过了精心组织，它的整体特征反映了叙事者逐渐深入陌生和令人迷失方向的苦役营世界——随着他慢慢克服偏见和成见，他对强大的人性有了新的了解，重新认识了那些起初只是让他鄙视和惊愕的人的道德特质。作品的编排遵循了这一发现过程，因此具有“动态”性质，复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经历的道德—心理同化和重固活动。

前六章描绘了他对置身其中的这个陌生新世界不知所措的第一印象。直到经过了这种启蒙，当他克服了对面前让人惊诧的景象的不知所措之后，个体才开始变得可辨，直到那时人名才出现在章节标题中。莫丘尔斯基（K. Mochulsky）很好地解释了作品形式的这个方面，他表示起初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外部的观察者，只注意到最醒目和显眼的特征”；直到后来，“他才深入到这个世界神秘的深处”，并“重新感知了看到过的东西，重固了他的第一印象，深化了他的结论”。雅克·卡托（Jacques Catteau）同样敏锐地谈到第一和第二部分的各章在组织原则上的显著变化。在第一部分中，作者突出了最初接触带来的冲击（“第一印象”），或者突然感知到个体人物（“彼得罗夫”），而第二部分的各章则以空间上的毗邻（“医院”）或是松散的主题归类（“狱中的动物”和“狱友”）串联起来。换句话说，叙事者的形象在前面的各章中非常突出，但随着他融入群体的日常生活而消失在背景中。

书中的重复以及人物和动机的不断回归组成了深化和改变负面第一印象的结构。此类重复还强化了读者对生活在日常程序一成不变的封闭世界中的感受，在这个世界里，人和时间本身不断在无尽的循环中运转，不允许真正的改变。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时间的处理特别微妙和低调，在速写形式看似缺乏艺术性的表面之下影响读者的感知；因此，他预演了我们今天将叙事的形状与主观经历配合起来的许多实验。在最初的各章中，时间名副其实地停止了，叙事者摸索着关注他被迫面对的陌生感知；但随后时间逐步加快，直到最后我们很难想象真的过去了十年。书中的许多内容还围绕季节循环编排（主要是囹圄岁月第一年的循环，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事件真实顺序的处理虚虚实实）。

也许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营造的这种更大的统一感让人们对《死屋手记》应该被归入何种体裁众说纷纭。这是一系列速写，是个人回忆录，还是像维克多·什克罗夫斯基坚持的那样是“某种特殊类型的小说”，是关于某个集体而非单一个体或家庭的纪实小说呢？合理的结论是，它融合了上述三种类型的不同方面，相比对其进行恰当的分类，更重要的是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这种独一无二的综合体。它的基础无疑是速写形式，就像屠格涅夫那样；作品中还有强烈的个人回忆录元素，就像托尔斯泰那样（遭遇和适应一个陌生、让人不知所措和害怕的场合），但什克罗夫斯基还正确地指出了书中赋予集体的重要性。《死屋手记》区别于其他类似作品的地方恰恰在于，一位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像这样史无前例地试图理解和描绘他被迫暂时接受为自己的农民世界的道德—精神本质。

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了对集体生活的这种担忧以及生活在自成一体和统一的世界中的感受，手段之一是通过对俄国的速写形式加以改造，强化了自我封闭的气氛。在对青年托尔斯泰的经典研究中，埃亨鲍姆（B.M. Eikhenbaum）指出，在典型的速写中，“一个典型的创作手法”是使用“抒情风景作为框架”。这种手法在《猎人笔记》中“特别为屠格涅夫所推崇”，在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中也被使用。在两位作家那里，对自然的抒情描写提供了摆脱主要情节压抑限制的可喜解脱。自然让人们有机会躲进一个和平与安宁的纯真世界，与农奴在塞瓦斯托波尔遭到的日常粗暴对待或不断的杀戮形成了反差。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速写中偶尔也能观察到这种辛酸的解脱，他把目光投向头顶的天空，感受着清新春日令人振奋的效果，或者透过监狱栅栏的缝隙凝视延伸到远方的草原。不过，由于这类段落很少被用来作为一系列事件的结尾，它们从未隐含地提供正被描绘的世界之外的其他选择。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速写中，由监狱生活（他与集体共度的生活）的限制结尾的情况要多得多。在《死屋手记》中可以一次次地看到，在描绘了某个打断令人窒息的乏味日常程序的节日或其他事件（比如狱中的戏剧演出）后，这种封闭和约束类型的结尾将为那一章画上句号。“但为什么要描绘这些乱糟糟的事呢！……期盼良久的假日结束了。明天又是例行的活动，明天又要工作。”（4：116）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监狱世界的“本性”，即不允许人们在这种不受限制和带来慰藉的宽松中消除自己的内心痛苦；相反，它只会让可能暂时感觉到自由高涨的个体更加绝望地回到作为其集体命运的囹圄中。

《死屋手记》的另一个方面使其与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类似作品有了显著区别。这三位作家都是用了同样的关键主题——受过教育的上层阶级成员遇到了俄国平民——但处理方法各自不同。屠格涅夫强调了俄国农民生活在精神上的美和富有，以及他们的迷信和习惯的诗意，从而使得农民的被奴役地位和对他们的任意残忍变得更加不可饶恕。托尔斯泰在被包围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发现了俄国农民，对他们朴实的英雄主义所流露出的平静安宁感到吃惊——这与占据那些梦想着勋章和提拔的上层军官意识的虚荣截然不同，这种理解让托尔斯泰产生了“对俄国人民力量的喜悦信念”。不过，对这种力量的描绘完全通过他们出于对上帝、沙皇和祖国母亲的本能忠诚而不可动摇和几乎兴高采烈地接受死亡。

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了反抗被奴役状态的俄国人民，他们不容和解地仇恨压迫自己的贵族，准备好当虐待变得无法忍受时使用自己的刀斧展开反击。此外，正是这些农民——他们的罪行大多是对别人拒绝把他们视作有完全意识的人而做出的暴力反抗——被陀思妥耶夫斯基选为了俄国人民的最佳样本：“毕竟，我们必须说出全部真相；这些人是特别的。也许他们是我们的人民中最有天赋和最有力的。但他们的巨大能量被白白地浪费了，被不正常、不公正和绝望地浪费了。谁应对此负责，这是谁的错？”（4：231）答案毫无疑问：可恶的农奴制，以及导致农奴被作为劣等物种成员对待的整个社会制度结构。难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国农民形象——他们被描绘成不屈不挠地不断与最残暴的压迫展开斗争——在19世纪60年代初的革命憧憬中成了俄国激进派的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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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纯粹的艺术角度来看，《死屋手记》可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不寻常的作品。我们很难看出囹圄回忆录和他纯粹的创造性作品出自同一人笔下。小说的强烈喜剧色彩在这里被平静的客观陈述所取代；很少有对内心思想状态的细致分析，但一些精彩的描述性段落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外部世界观察者的能力。事实上，《死屋手记》中这些“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特点正是让某些与他同时代的伟大人物更推崇他的囹圄回忆录，而非我们现在认为宝贵得多的其他作品的原因之一。在写给费特的一封信中，屠格涅夫提到了《罪与罚》“发臭的自残”，但认为《死屋手记》中的澡堂场景“完全是但丁风格的”。赫尔岑同样将其比作但丁，并表示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描绘西伯利亚监狱的习惯创造了一幅符合米开朗琪罗精神的壁画”。托尔斯泰认为该书是最具原创色彩的俄语散文体作品之一；在《什么是艺术？》中，他将其归入少数可以作为“受对上帝和邻人之爱启发的崇高宗教艺术”模板的世界文学作品行列。

屠格涅夫特别提到的澡堂场景的确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粗犷的笔触描绘群体画面的能力：

在整块地板上竟找不出一块巴掌大的空地来，到处都是伛偻着腰，从木盆里往自己身上泼水的囚犯……在蒸浴床和登上蒸浴床的阶梯上，全蜷缩着和伛偻着腰坐着洗澡的人。但是他们洗得很马虎。普通老百姓很少用热水和肥皂洗澡；他们全爱用桦树条扎的笤帚往自己身上拼命抽，然后再用冷水冲洗——这就算洗澡了。蒸浴床上约有五十把笤帚在一起一落地几乎同时抽打；大家都抽打得如醉如痴……在被热气蒸得冒汗的脊背上，过去因鞭笞和棒责留下的疤痕显得更突出，也更清楚了，现在看去，这些脊背倒像又受了一次伤似的。这些疤痕真可怕！我看着这些疤痕，简直感到毛骨悚然。人们往热石头上泼水——水汽就像一片浓密而又炽热的云雾布满整个澡堂；一切都在发出呵呵呵的声音，一切都在喊叫。在水蒸气的一片云雾中开始晃动着一个个遭受过毒打的脊背，一颗颗剃成阴阳头的脑袋，以及蜷曲着的胳膊和大腿……这时我忽发奇想，如果我们大家有朝一日同时进地狱，这地狱很可能就跟这地方一模一样。（4：98）

即使在看似纯粹描述性的段落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也选择了能够加强其某个主要动机的象征性细节（“这些脊背倒像又受了一次伤似的”）——鞭笞的极度不人道，既贬低了人的精神，又是对释放施虐本能的可怕诱惑。通过这种象征性的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巧妙地把看似偶然的事件和意外串联起来，书中包含的一批此类著名情节被同时代人大为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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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死屋手记》中多次提到苦役营的状况近来得到了改善，每个读者都明白，虽然没有给出日期，但作品描绘的是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的事。第一位叙事者的口吻像是从19世纪60年代初回顾一个相去不远但现在已经宛若传说的过去，还有几个段落（如有关“弑父者伊林斯基”的戏剧化情节）中出现了当下的观点。另一些有关写作时间的标志显然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19世纪60年代初的社会—文化形势的回应。事实上，可以认为全书都是作为对当前形势的回应而写，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绘的农民罪犯的本能基督教信仰，还是他们与受教育阶层之间怀有敌意的隔阂，这些都是为了显示由激进意识形态燃起的革命希望的标志性徒劳无功，如果农民们理解了这种意识形态，他们将反感地抛弃它。

有几个段落只能被解读为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力宣扬的某些观点的直白攻击，现在它们在年轻一代中被视作不容反驳的真理。比如，人们坚信环境有决定人类行为的巨大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这种理论。他表示：“是时候停止冷漠地抱怨我们被环境腐蚀了。诚然，环境的确毁了我们身上的许多东西，但并非一切，狡猾而工于心计的坏蛋（特别是如果他们能言善写）常常不仅以‘环境’的影响来为自己的弱点辩护，还用它来掩盖自己真正的卑劣。”（4：142）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愿意承认环境的压力，但不愿完全消除个人的道德责任。

作为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更为不加掩饰的攻击，他描绘了一个生活在苦役营附近的无私寡妇如何全身心地帮助犯人。他表示：“在西伯利亚，几乎一直有人仿佛把照顾‘不幸者’作为他们的生活目标，对那些人表现出纯粹而无私的同情，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她身上唯一可以看到的是无限的善良，是不可遏制地取悦、安慰和做一些让人愉快的事的愿望”。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了她朴素的礼物：一只硬纸板做的烟盒，外面糊了彩纸，边缘还装饰着金边；她知道他吸烟，觉得这个烟盒会让他高兴。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表示：“有人认为（我听说和读到过）对邻人最纯粹的爱同时也是最大的利己主义。我不明白这件事中能有什么利己主义。”（4：68）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难更坚定地驳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利己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新伦理学的尝试了。不过，除了这些段落对用功利主义思想重塑道德准则的企图提出的公然挑战，更加微妙和有力的反驳——很快将为《地下室手记》提供灵感——出现在描绘犯人们狂热地想要表达个性自由的段落中，即便他们为此将牺牲通常意义上的全部私利，才能获得对道德—心理自主的短暂而非理性的幻觉。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令人难忘地展示的，相比其他一切，犯人们更为珍视“自由或自由之梦”，让了把梦想保持下去，他们有时会做出看似疯狂的举动。

所谓的模范犯人有时会突然以自我毁灭的方式爆发。陀思妥耶夫斯基解释说：“这也是有原因的，这也许是一种苦闷的、阵发性的个性表现，一种对于自我的本能的烦恼，一种想要自我宣泄，表现自己备受屈辱的个性，这种愿望突然表现出来，以至于达到一种愤恨，一种疯狂，一种丧失理智，一种类似抽风般的突然发作。这也许就像一个被活活地装进棺材里的人，他在棺材里醒过来以后，就拼命敲打自己的棺材盖，用足力气想掀开它，虽然，不用说，理智会告诉他，他的一切努力都属徒劳。但是问题就在于，这里根本无理智可言：这是一种神经质。”（4：66—67）

看着窒息的人性像这样在眼前爆发，并能够如此痛苦而深刻地对其加以分析的人很难接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性利己主义”是人类智慧的终极真谛。我们将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开始象征性地用人类这种无法消除的需求——人们需要表现个性自由的需求——来反对19世纪60年代那一代人的社会主义理想，以及后者将这种理想同物质决定论和功利主义道德准则结合起来的独特俄国式尝试。

N. S. Nekrasov，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i pisem，12 vols.（Moscow，1948—1953），10：479—480.

M. E. Saltykov -Shchedrin，Sobranie sochinenii，20 vols.（Moscow，1965—1977），6：46.

Pis’ma，1：317—318；1863年6月17日。

Ibid.，318.

转引自V. S. Nechaeva，Zhurnal M.M. i F. M. Dostoevskikh，Vremya，1861—1863（Moscow，1973），308。

Pis’ma，2：605；1859年10月9日。

根据他的意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速写通常被认为是具有档案价值的可靠叙述，后来对俄军中央历史档案的研究往往能证明这种本能的评价，尽管档案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版本间存在某些出入。我们注意到，他倾向于把难友的罪行描绘得比记录显示的更加严重，有人暗示，他这样做是为了含蓄地为惩罚的极端严苛辩护。但由于他无从知道事实究竟如何，而是只能依赖他所听说的，他可能完全不是有意地歪曲。相比官方从阴沉和不怀好意的农民告密者提供的证据中所能确证的，可能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了解的更接近真相。

Victor Shklovsky，Za i protiv（Moscow，1957），101.

此外，就像图尼马诺夫所说的，对读者来说，“走出监狱的不是戈梁奇科夫，而是作者——叙事者，即陀思妥耶夫斯基。该书的‘结论’完全不绝望，显然我们不应夸大《死屋手记》的悲观主义……”。见V. A. Tunimanov，Tvorchestvo Dostoevskogo，1854—1862（Leningrad，1980），80。

Ibid.，75.

R. L. Jackson，“The Narrator inDostoevsky’s Notes from the House of the Dead，”in Studies in Russian and Polish Literature，in Honor of Waclaw Lednicki（The Hague，1962），197.

K. Mochulsky，Dostoevsky：His Life and Work，trans. Michael A. Minihan（Princeton，NJ，1967），186.

Jacques Catteau，“De la structure de laMaison des morts de F. M. Dostoevskij，”Revue des Etudes Slaves54（1982），63—72.

Shklovsky，Za i protiv，107.

B. M. Eikhenbaum，The Young Tolstoy，trans. Gary Kern（Ann Arbor，MI，1972），77.

L. N. Tolstoy，Tales from Army Life，trans. Louise and Aylmer Maude（London，1951），105.

I. S. Turgenev，Pis’ma，13 vols.（Moscow-Leningrad，1961），6：66.

转引自PSS，4：296。

转引自PSS，297页。

臧仲伦译文。——译注

臧仲伦译文。——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