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冬天记的夏天印象》
《冬天记的夏天印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时代》上发表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是《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他在这一系列文章中对激进派主张的重要支持者发动了全面攻击。陀思妥耶夫斯基利用第一次欧洲之行的机会探索了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同欧洲文化之间整个错综复杂的关系史。在这个框架内，他还讨论了当时由激进派意识形态提出的各种更重大问题：新的道德—社会秩序的基础；社会主义问题；人类未来的命运。当他完成这部作品时，他所确立的文学和意识形态立场将在两年内促使他写出第一部后西伯利亚时代的杰作：《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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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霍桑、爱默生和亨利·詹姆斯等美国人非常相似，有教养的俄国人觉得有必要通过把他们同欧洲进行比较来界定自己的民族身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冬天记的夏天印象》属于一长串作品之一，俄国人在其中审视了自己的文化之根从彼得大帝开始在欧洲一波接一波的影响下经历的演化。只有通过对西方展开例行的朝觐，只有当不再透过距离的迷雾将欧洲视作魔幻的土地时，俄国人才能发现他希望保留和抛弃欧洲对他祖国影响的哪些方面。因此，旅行日记一直是俄国人的自我意识得到加深和肯定的主要手段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便是典型，相比此前公开发表的任何东西，它向我们更加全面和坦诚地表达了他的信念。
与造访外国土地的绝大部分游客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和感受到的许多东西令人满意地符合他出发前的期待。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风趣地指出，在超过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俄国游客的作品中对欧洲的反应有相似之处，特别是对法国。无论是在1800年还是1900年，无论是社会主义激进派、爱国的斯拉夫派、死硬的反动派、温和的自由派，还是完全无关政治的象征主义美学家——俄国人总是对某个如出一辙的“法国神话”做出回应，就像前文引用的一封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中出色地描绘的。他对斯特拉霍夫说：“我们国家的人只是些吃人的恶棍，但大部分时间清楚这点，完全相信就是这样。法国人友好、诚实而礼貌，但他们很虚伪，金钱对他们意味着一切。”
早在开始旅行之前很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认定欧洲是个丧失了精神统一纽带的垂死文化。因此，他可以轻易刺穿欧洲光鲜表面的幻象，马上察觉到隐藏在下面的腐朽。诚然，这种腐朽在法国有时表现得和在彼得堡类似；骗子和恶棍无疑到处都有。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显示了他将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使用的策略，这能帮助他避免受到这种非常偏颇的反思影响。俄国人能意识到自己的道德过错，他们实事求是，从而保留了必不可少的道德基础。欧洲人则已经变得如此堕落，已经无法意识到自身行为的真正意义，得意扬扬地把坏的当成好的。对欧洲人道德愚化的这种断言成了贯穿《冬天记的夏天印象》的主题，并成为其最终结论。不过，我们现在更关心的不是这种不太出乎《时代》的常规读者意料的归纳，而是它的表达方式与手段。
《冬天记的夏天印象》用第一人称写成，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那些他所谓的“我的朋友们”的不断对话。（5：49）他们一直敦促他谈谈对欧洲的印象。很好！“印象”就是他对他们要求的答复。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专心传递他“真诚的观察”，虽然他确信朋友们事先就确定了对欧洲的态度，即不会出现在他自己反应中的“敬畏”。在德国，他与欧洲生活的第一次接触就违反了“著名权威”的全部规则和规定。没有什么——无论是菩提树下大街还是科隆大教堂——能让他产生卑躬屈膝的应有念头！这一切非常令人不安，甚至无法解释，直到他有一天回到旅馆房间时感到难受，并检查了自己的症状：“我舌头发黄，显得情况不好……我想：‘可能吗，作为万物主宰的人真可能如此依赖他的肝脏吗？多么卑贱！’”（5：48）
如果不是出于其他原因，这里提到肝脏无疑会让人想起《地下室手记》的开头；虽然这种解剖学隐喻乍看之下似乎只是偶然的巧合，但进一步的审视显示了更深刻的关系。事实上，这里使用的修辞策略预示了那部虚构作品中运用如此巧妙的策略，作者在后者中同样用第一人称写作，同样对他的意识中的裂痕（一边是可能被视作正常和合理的行为模式，一边是出乎意料的情绪反应，源于个性的某个本能和内在的层面）做了戏剧化演绎。此外，两部作品还都保持着与读者（“我的朋友们”）同样密切的“对话”关系，读者成了被包含和牵扯进文本内部的存在，不断作为交谈对象被提起。
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的第1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读者间的情形正是他后来将为地下人重新创造的。这些读者期待看到在欧洲荣光面前的惊诧敬畏，作者也足够认同这种期待，当他不由自主的反应没能与之相符时，他只能取笑自己的无能。但与此同时，他觉得相比读者期待的自动服从，他的不敬是一种更加真实的反应。因此，他的反讽既针对自己（没能符合对欧洲的期待），也针对读者（只能融入陈腐和因循守旧的观点）。这种“反转的反讽”正是《地下室手记》中将会使用的，它抛弃了作者，以便反对以读者形象出现的想象中的法官和批评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读者明白，他的反应完全不像看上去那么反常。恰恰相反，这直接源于俄国精神同欧洲文化的整个矛盾的关系。它表达了教育引发的对欧洲的崇拜，这种崇拜引起的自我憎恶，然后是无法压制的主张独立的需求，即便只是采用自嘲的方式。俄国人拒绝承认与欧洲的矛盾关系这个秘密被反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转的反讽”中，后者开玩笑似的预见了这种愤怒的反应，与此同时又将它们克服。
陀思妥耶夫斯基思考了俄国人对欧洲态度中的不正常，这自然促使他开始回想这种命运攸关的关系的源头，并用一整章简单描绘了它的历史，虽然被贴上了“完全多余”的标签，但那一章包含了事情的真正核心。他表示：“我开始思考这个主题：在不同的时代，我们是如何对欧洲进行反思的，以及欧洲如何不断凭借它的文明闯入我们的世界……现在我们中有多少人真的彻彻底底地开化了？”（5：55）在过去，尽管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宫廷拥有法兰西的光鲜表面，但俄国的地主和年轻庭臣仍然保留了旧的习惯和情感。这些东西被公认为粗暴、野蛮而令人作呕，但它们毕竟是他们自己的，它们毕竟是俄国的；相比他们更加“人性”的后代，人民在这代人面前更加自在。然后出现了格里鲍耶陀夫（Griboyedov）的喜剧《聪明误》（Woe from Wit）中的主人公恰茨基（Chatsky），此人吸收了欧洲文化，回到俄国后，他觉得那里的生活无法忍受。作为第一个多余人，恰茨基逃回了欧洲，慨叹家乡再没有他的容身之所。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我无法理解一件事，恰茨基毕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一个聪明人怎么会觉得这里无事可做呢？在两三代的人的时间里，他们都觉得无事可做。”（5：62）
至于进步派和激进派这些最新类型的俄国人，他们既没有像叶卡捷琳娜的庭臣那样上演闹剧，也不受自我怀疑的困扰；他们彻彻底底和洋洋得意地成了欧洲人。“我们现在对自己的教化使命多么自信……完全没有祖国的土壤和人民这样的东西。民族身份？——那只是一种税收制度罢了！灵魂——只是一块白板，是一团可以马上捏出真人的蜡，一个普遍和一般的人，一个荷蒙库鲁斯——只需应用一下欧洲文明的果实，读上两三本书就可以了！”（5：59）我们在上述句子中已经可以听到地下人嘲讽和挑衅的声音，它们包含的正是他的口吻：部分认同（“我们”）他真正反感的思想，通过讥讽地肯定来含蓄地否定它们。显而易见，通过对欧洲被俄国人心理吸收的方式的思考，以及试图通过把自己作为一个代表性形象来让这种共生关系戏剧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风格上来到了他的下一部创作的门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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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的第4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穿过了法国边界，就像我们记得的那样，他发现自己的火车包厢里闯进了警方的密探。他无疑希望他的俄国读者们能感受到对这种监视应有的恐惧战栗，从而认定西方自夸的自由只是许多谎言：俄国人没有理由羡慕欧洲人的“自由”。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就此罢手，为了强化对欧洲人虚伪的这种揭露，他把假定的俄国人的反应同欧洲人对政治体面准则的违背做了对比。他在巴黎期间住在一对老夫妇开设的旅馆里，他们为警方向他了解个人信息，忙着解释说这一切登记都是绝对“必要的”——这是一对非常可敬的夫妇，是资产阶级体面行为的典范。“可是说出‘必要’一词时完全没有抱歉或不敬的口气，而是显得完全理所应当，仿佛那就是他们个人的信念。”（5：67—68）俄国的情况想必不是这样，那里的人们向历史必要性的强权和压力低头，但并不允许它们抹去自己的道德意识。
然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迅速转向伦敦，在这座城市中，没有灵魂和心的西方生活——粗俗的物质主义，不知羞耻地鄙视除了贪婪地追求世俗财富之外的一切行为——以最厚颜无耻的方式得到反映。关于伦敦的那章把《旧约》中遭到诅咒的肉欲伪神“巴尔”（Baal）这个炫目的名字作为标题。整个西方文明现在跪地崇拜的正是这个化身为现代物质主义象征的神明；可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画布上看到这样做的结果，比起受到这座城市的贪婪和大众的悲惨境遇启发的本土诗人狄更斯，他使用的调色板的色调甚至更加黑暗。伦敦不过是野蛮、半裸和痴迷的无产者生活的无情荒野，他们用堕落和酗酒阴郁地淹没自己的绝望。这里有不安而心事重重的人群，有呼啸轰鸣的机械，有让人心碎的残暴堕落，在这一切之上统治着那个受到所有人致敬的巨大偶像——辉煌而宏伟的伦敦世博会代表了巴尔的灵。
在伦敦的八天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随大流地前往著名的水晶宫参观第二届伦敦世博会，世博会于1862年5月召开，旨在展示最新的科技成就。水晶宫由约瑟夫·帕克斯顿爵士（Sir Joseph Paxton）为1851年的第一届伦敦世博会设计，是现代建筑的丰碑，这座巨大的铸铁和玻璃建筑占地19英亩，坐落于城外不远处的高地上，后来被改建成博物馆。就这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水晶宫代表了危险的现代精神，不祥地笼罩着伦敦；在他的想象中，这种精神化身为《启示录》中预言将要到来的可怕怪兽：
“这难道真是达到了理想的境界吗？——你们会这样想——这里就是终点吗？这真的就是‘合成一群’吗？”是不是应该把这些当真认作是十分正当的，而可以完全默认？所有这一切是如此庄严，如此得意，如此足以自豪，以至于使你们激动不已。你们看着这些从全球恭顺地来此的几十万以至于几百万人，他们抱着同一种思想，平静地顽强地默然挤在这个巨大宫殿里，你们就会感觉这里正完成着某种最后的事，事情不但完成了，而且达到了终结。这是某种像圣经的景象，是近似巴比伦的故事，是《启示录》上的某种预言在你们眼前实现了。你会感觉到，只有在精神上不间断地加以抗拒和否定，才能免受影响，才不会屈服于印象，拜倒在事实面前，才不会对巴尔崇拜得五体投地，也就是说，才不会把现存的事物视作自己的理想。（5：69-70）
就这样，通过对其圣所的惊惧描绘，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了这个偶像的力量，但在描绘其受害者和牺牲品时，他的话同样悲哀。人类情感在他们身上似乎已经荡然无存，他所能看到的只是狂热地追求感官快乐和遗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对一些伦敦的街头场景做了速写后表示：“人民总是人民，但这里的一切如此巨大，如此惊人，你似乎有形地把握了此前你只能想象的东西。在这里你再也看不到人民，只有系统性的、心甘情愿的和受到鼓励的意识缺失。”（5：71）在这一切外在荣光的底部，以如此之多的人类痛苦为代价所取得的是“同样顽强、无声和根深蒂固的斗争，这场殊死斗争的一边是普遍的西方个性原则，一边是设法共同生活，设法建立社会和组建蚁丘的必要性。哪怕变成蚁丘只是为了组织某件东西，只是为了不相互吞噬——否则人会变成食人族！”（5：69）。
因此，英国（西方）社会被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所主宰，最好的情况（因为必须创造某种社会秩序）只是组建“蚁丘”——人的意志没有思考地服从社会魔王的命令。我们很容易想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法：统治俄国农村的精神与此多么不同，无论那里的资源多么落后和贫瘠！仅仅一年前，他本人不就写过，西方无法将集体原则付诸实践，因为它在那里“还没有被赋予生命”，而在俄国，它已经作为被接受的社会现实存在，只是等待着进一步的有利发展吗？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会面后不久，在一组写给屠格涅夫，题为“终点与起点”（欧洲处于历史生命的终点，俄国处于起点）的公开信中，赫尔岑更加彻底地重申了同样的结论。他直言不讳地表示：“小资产阶级国家是以财产的无条件统治为基础的文明的最终形态”，而俄国将在世界历史中创造新的“形态”，因为它从未将这种财产原则奉若神明。就这样，激进的俄国社会党人赫尔岑和根基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西方社会怀有同样的反感，对俄国农民的所谓社会主义倾向抱有同样的希望。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此类社会主义倾向植根于对基督教自我牺牲的崇高理解，而作为开明的无神论者和老于世故的开放人士，赫尔岑很难接受这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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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记的夏天印象》的最后三章被留给了巴黎，这部分最接近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提供某些包含在俄国人对欧洲描述中的常见内容。他的所有印象都是高度风格化的，采用以讽刺资产阶级著称的法国作家亨利·莫尼埃（Henri Monnier）的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时对此人的作品非常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7年前的一封信中引用过莫尼埃最著名的话——我的夫人和雨伞（ma femme et mon parapluie！）——而被莫尼埃抨击的自得、自满和傲慢可笑的法国资产阶级形象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中重现，一支饱蘸讥讽鄙视的笔对他们做了甚至更加尖酸刻薄的描摹。
总而言之，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的形象是一个因为对金钱的贪婪而烂到骨子里的社会，但又对自身的道德完美性充满虚荣。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的整个法国生活被视作一出不怀好意的喜剧，上演的意图只是为了让资产阶级既能享受他们持续积累的财富，又能欣赏他们妙不可言的美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他们［工人］的理想是成为有产者，拥有尽可能多的东西。”（5：78）虽然资产阶级害怕所有人——工人阶级、共产主义者、社会党人——但这些担心都是可笑错误的结果。在西方，没有哪个群体能真正对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精神原则的霸权构成任何威胁。
那么，在第二帝国的统治下，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理想变成了什么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短暂地认同卡尔·马克思和社会党人，把无关经济平等的政治自由和法律平等完全视作令人反感的虚构，是资产阶级为了欺骗无产阶级而编造的。对于博爱，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它的位置最为有趣。欧洲人一直在讨论博爱，甚至将其提升到普世理想的地位，但博爱与欧洲人的天性恰好相反：
事实上，在法国人乃至在一般西方人的天性中，博爱并不存在。相反，在个人的自我边界内，我们看到了个人原则，独来独往的原则，强烈的自我关心，自我主张和自我决定。作为自我辩护和独立的原则，这一自我与整个自然和其他所有人对立；它主张与自身之外的一切保持平等和拥有相同的价值。（5：79）
随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了什么是真正的博爱；虽然他是从纯粹的道德角度谈论此事，但每一位俄国读者都能马上明白，他提到的社会现实是俄国的农民公社，包括那里的公有土地和造福所有人的民主管理。就像在公社中那样，真正的博爱是个体和集体间本能的相互关系，双方都只考虑对方的福祉。与西方不同，个体并不坚持自己作为独立自我的专有权利；不必有人要求，他就会自愿地做出牺牲，把这些权利交给集体。反过来，集体不会对个体提出或强加任何条件，并保证他拥有和所有人一样的保护和地位。
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个体和集体的对话形式描绘了这种理想。个体表示：“我最大的快乐是为你牺牲一切，同时又不伤害你。”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的集体回答说：“你给了我们太多……也带走我们的一切吧。我们将永远全力争取增加你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满足……我们都支持你；我们保证你的安全；我们永远看护着你。”然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重新转向怀疑的读者，用地下人的嘲讽口吻表示：“先生们，这里有个为你们准备的乌托邦！一切都基于情感和天性，而不是理性。为什么呢？这实际上贬低了理性。你们觉得如何？这是不是乌托邦？”如果乌托邦表示尚未实现的理想，那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他刚刚描绘的交流就完全不是乌托邦；他坚信这种道德崇高性的芭蕾真实存在于俄国农民生活的核心——虽然形式上经常不完美或扭曲。对于欧洲人的个性而言，这种社会和谐的状态不仅不可能，而且无法理解，他们无法想象不与他人争夺的情况下自己能获得任何东西。“他们的要求咄咄逼人，坚持自己的权利，主张平等地位——这意味着博爱的终结。”（5：80—81）
陀思妥耶夫斯基坚持认为，博爱需要的个性发展程度比西方已经达到的要高得多：“请理解我：在我看来，自愿、完全有意识和不受任何强迫地为了所有人的利益牺牲自我是个性最高发展的标志。自愿为所有人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或火刑柱上死去，这只有在个性得到最有力发展的时候才可能做到。”（5：79）此外，这种牺牲必须不带对补偿的哪怕最轻微暗示或想法；如果存在这种想法，那么它将毁掉一切，摧毁自我牺牲行动背后的道德性质，使其变成功利主义的算计。陀思妥耶夫斯基解释说：“我们的牺牲必须是付出一切，甚至不希望获得任何回报，必须不因为你而剥夺别人的任何东西。”由此可见，真正的博爱不可能是人为建立或创造的：“它必然无意识地存在于整个民族的天性中，总而言之：想拥有兄弟般的爱的原则——我们必须去爱。我们必须本能地被博爱吸引……尽管国家遭遇了漫长的苦难，尽管野蛮的残暴和无知已经在那里扎根，尽管经历了长久的奴役和外族的入侵——总而言之，兄弟般沟通的需求必然存在于一个民族的天性中，必然与生俱来，或者从久远的时代开始就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被吸收。”（5：80）因此，只有俄国人民有博爱的能力；在西方确立这种原则，用其替代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可怕战争的一切尝试都注定将会失败。
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社会主义问题的背景，该问题刚刚在欧洲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但在俄国仍然至关紧要。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真正认真对待博爱的是社会党人，他们试图设法将其付诸实践。这些人宣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意，想象不出有什么比这种理想更好了。但当社会党人面对欧洲人的天性这个他们的巨大障碍时（在精神上与博爱原则格格不入），他们诉诸理性，试图说服欧洲人，一旦树立博爱，所有人都将获益。社会党人说理、劝诫、解释、制订方案和计划，还非常具体地指出这样做会有什么好处，以及“每个人必须为了集体自愿牺牲多少个性”。（5：81）
公平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未指责社会主义理想涉及任何强迫。相反，他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党人希望人们自愿接受他们的目标，但他坚信的公理是，社会主义——19世纪中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包括建立理想社群和改变人际关系的尝试——包含了对个性权利的侵犯。这条公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如此不言自明，以至于他完全无意解释，对它的理解必须从他将其与俄国公社的含蓄比较着眼。俄国人把博爱视作关键本能，无法体会农村生活所要求的自我牺牲引发的内心冲突。但利己主义的私利是欧洲人的首要本能，他们只会觉得社会主义公社的要求是对个性完全自主的侵犯。因此，私利的理性动机——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俄国激进派把这种动机视作他们的世界观的基石——正是那根一旦掉进机器就将摧毁俄国人固有的真正博爱本能的“头发”。
为了支持这个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到了社会主义社群兴衰历史上的几个例子（卡贝和维克多·孔西德朗的），他对它们非常熟悉。这些尝试大多因为内部龃龉而很快分崩离析，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中得出了在他看来中肯的教训。
当然，即使不是生活于博爱基础之上，而完全生活于理智基础之上，那也是很大的诱惑，就是说您的一切都有保障，只要求您工作和赞同，那是很好的呀。可是，这样又出现了一个难题：看起来一个人完全得到了保障，答应给他吃，给他喝，给他工作做，反过来只要求他为共同利益牺牲自己一点点个人自由，只是很少一点点。可是不行，他也不愿意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因为这点点牺牲对他来说也难办到。他总是愚蠢地认为这是监狱的生活，还是自己单独过舒服，因为这是完全的自由。可是自由的时候有人打他，不给他工作，甚至饿得要死，自己也没有任何自由可言，但他偏不，这个怪人总觉得自己能做主最好。（5：81）
在这段非常重要的话中，我们可以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囹圄岁月中获得的苦涩教训（包括那些梦魇般的证据，证明了人类对于感受自由的需求是无法消除的）与他对社会主义、俄国公社以及俄国同欧洲的关系结合起来，创造出地下人的轮廓。引文中提到的“怪人”（chudak）不愿为了加入社会主义集体而牺牲哪怕一点点个人自由，这无疑让我们第一次窥见了那个令人难忘的形象。
一边是保持个性的完全自主，一边是为了获得某种自身利益而放弃一部分自主，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当人们面对这样的选择时，他们会本能地为了自由而选择痛苦和艰辛。这就是为何理性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公社注定将要失败，为何俄国激进派接受欧洲理念（强调人类心理中的利己主义元素）的后果将是如此灾难性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怪人”的反抗不可避免，甚至是有益的（这解释了他看上去与地下人对自然法则的类似反抗如出一辙）。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都看到了对道德—心理自由的正面价值的辩护和主张。但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暗示的，这种行为意味着个人和社会之间没有任何和解的可能，其结果将必然是自我毁灭的；只有被仍然活跃于俄国公社中的基督教道德—社会理想统治的世界才可能避免混乱。只有在这样的世界中，个性的自由才会获得尊重；只有在这里，个体才会出于爱的精神，出于所有人的福祉而非私利的功利主义原则而牺牲个性。因此，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无论我们觉得它多么合理）来看，他反对“理性利己主义”是为了给俄国公社辩护；这种公社是天意选定的，将成为未来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他相信，一旦在俄国得以实现，这种社会将发展成世界历史中一个光辉的新时代。
就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冬天记的夏天印象》带领我们来到了他伟大的创作阶段的门槛前，该阶段从两年后创作出《地下室手记》开始。与其说《冬天记的夏天印象》包含了《地下室手记》的某些重要象征和主题——肝脏不适、蚁丘和水晶宫，以及“怪人”愚蠢地拒绝为了人造和理性的社会主义社群而牺牲哪怕一点点个人自由。更重要的是倒转的反讽修辞，地下人只是在更高的哲学和心理自我意识的层面上将其内化。因为他本人的内心中将聚集因为俄国对待欧洲的暧昧态度而产生的全部矛盾，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前遇到的两种激进意识形态所代表的：19世纪60年代的理性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以及19世纪40年代的博爱和浪漫的空想社会主义。
Roman Jakobson，“Der Russische Frankreich-Mythus，”Slavische Rundschau 3（1931），636—642.
Pis’ma，1：310；1862年6月26日 /7月8日。
homuncule，欧洲炼金术师创造的人造人。——译注
沃尔特·霍顿指出，1851年的世博会因为“将进步等同为上帝的灵”而受到普遍欢迎，他引用了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一段话，后者写道：“他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觉得［走进水晶宫时］就像走进了圣地。”几天后，金斯利做了布道，把水晶宫所象征的一切视作“上帝之国的证据，实现了基督为人类接受的礼物，比他们［我们的先人］梦想的任何东西更加宏大”。
Walter E. Houghton，The Victorian Frame of Mind，1830—1870（New Haven，1957），43.（本段译文出自刘逢祺。——译注）
我们惊讶地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伦敦的评价与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存在相似点。“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和等级的数十万人［在街上］相互挤在一起……与此同时，没有人觉得其他人值得看上哪怕一眼。这些个体越是被推进一个小小的空间，他们各自在追求私利时的这种粗暴的冷漠和无情的孤僻就越是让人反感和生厌。我们非常清楚，个体的这种孤僻和思想狭隘的追求私利在任何地方都是现代社会的根本原则……由此可见，社会战争——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已经公开宣告爆发。就像施蒂纳所说的，这里的人只把彼此当作有用的物品。”引自斯蒂文·马库斯，《恩格斯，曼彻斯特与工人阶级》（纽约，1975年），147页。转引自Steven Marcus，Engels，Manchester and the Working Class （NewYork，1975），147。杰弗里·卡巴特（Geoffrey C. Kabat）详细比较了恩格斯的这部作品和《冬天记的夏天印象》，见他的Ideology and Imagination（New York，1978），74—91。
Herzen，My Past and Thoughts，trans. Constance Garnett，rev. Humphrey Higgens，4 vols.（New York，1968），4：1688—1689.我的译文与书中的略有差异。
Pis’ma，1：78；1845年5月4日。
埃蒂安·卡贝（Étienne Cabet，1788—1856），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曾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和伊利诺伊州建立空想社会主义公社。维克多·孔西德朗（Victor Considérant，1808—1893），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得克萨斯州按照傅立叶的原则建立过公社。——译注
刘逢祺译文。——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