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被解放的女性，被折磨的情人
被解放的女性，被折磨的情人
虽然遭受了《时代》被永久停刊的重创，但编辑和撰稿人们不相信引起此事的误会将长期存在下去。声誉受到威胁的斯特拉霍夫忙着给卡特科夫和伊万·阿克萨科夫写信，解释了自己对俄国的忠诚。审查部门不允许刊印斯特拉霍夫的信，但卡特科夫对悔过的敌人宽宏大量，回信称自己会撰文澄清此事。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6月中旬写给屠格涅夫的信中所说，人们重新燃起了希望，觉得当局的决定可能被推翻。一两周后，卡特科夫的文章让《时代》摆脱了支持波兰人的可怕指控，但他仍然反对根基主义原则，声称后者的模糊性是问题的根源。不过，这篇文章还是为当局改变主意铺平了道路，尽管时间比陀思妥耶夫斯基预料的更长。
与此同时，他决定在夏天再次出国旅行，尽管现在手头拮据。根据斯特拉霍夫的说法，陀思妥耶夫斯基亲口告诉屠格涅夫，自己前往巴黎和柏林主要是为了向癫痫专家问诊（他给出了两位医生的名字）。他绝望地写道：“但愿你知道我发病后多么抑郁，有时会持续数周！”陀思妥耶夫斯基急于出国还有另一个他很难公开启齿的动机。在巴黎有一位新旅伴在等待着他，此人和斯特拉霍夫一样也是《时代》的撰稿人，但是个迷人的女性：23岁的阿波利娜里娅·苏斯洛娃（Apollinaria Suslova），她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命中的第二位挚爱。
我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流放地返回彼得堡后同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夫妻关系所知甚少。但无论是信息的缺失本身，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该时期的书信和回忆录中只是非常短暂地提到她，这一切都暗示她主要独自生活，长时间住在彼得堡之外气候更加温和的其他城市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与我们一无所知的其他女人有染；只要有机会，他完全不反感这种偶尔的艳遇。斯特拉霍夫说过一些傲慢的话——作为常年的单身汉，他显然害怕女人——可能指涉了此类放纵，尽管它们被谨慎地扩大到用来刻画整个米留可夫圈子的态度。他写道：“这些人在道德关系上极为敏感，怀有最崇高的思想，大多远离任何肉体堕落，但非常平静地看待所有这方面的混乱，谈起它们时就像在说无关痛痒的趣事，在闲暇时完全被允许沉浸其中。”
无论如何，吸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仅是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肉体，还因为她的思维水准和性格的高贵，他在别的女人身上也寻找着类似的组合。《时代》第10期（1861年10月）上发表过苏斯洛娃的一个短篇小说，她不太可能错过这个造访该杂志编辑部的机会：无畏的苏斯洛娃当然21岁，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当时被认为对一位体面的年轻小姐而言非常大胆的举动。她的小说《暂时》（For the Time Being）描绘了一个年轻女性从她不爱的丈夫身边逃走，靠给人上课勉强度日。小说是19世纪60年代俄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典型产物，苏斯洛娃还希望把自己的变成这种抗议的活样本。
我们对阿波利娜里娅·苏斯洛娃——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爱的波利娜——不多的了解主要来自她了不起的妹妹娜杰日达（Nadezhda），后者是第一个获得医学学位的俄国女性，因此其生平成了对女性解放先驱研究的对象。姐妹俩出身农奴家庭，她们的历史反映了平民知识分子的崛起。她们的父亲原为谢列梅捷夫伯爵（Count Sheremetev）的一个有事业心的农奴，在农奴解放前就给自己赎了身，后来成为伯爵庄园的管理者之一。阿波利娜里娅在乡下的农民中间度过了童年，她的日记中骄傲地提到了与农民的亲近。她15岁那年，全家人搬到彼得堡，姐妹俩被送进私立学校，但除了外语显然很少学别的东西。很快，她们抓住彼得堡的大学向公众开放的机会，开始听那里的各位著名教授讲课。两个姑娘还尝试了文学写作，阿波利娜里娅因为向《时代》投稿而领先一步。
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可能在1862—1863年冬天成为情人。对于两人关系的私密细节没有任何可靠信息，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苏斯洛娃的关系在最初占有的兴奋和新鲜感过去后发展并不顺利。两人年龄相差21岁；对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担心让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堪重负，繁重的编辑和文学工作耗尽了他的精力，他还不得不面对癫痫发作带来的抑郁和精神萎靡（当时的发作间隔已经变短）。很难想象他可以成为一位热情而缺乏经验的年轻女孩的理想情人，有人怀疑他点燃了苏斯洛娃的欲火，却无法完全满足她。几个月后，当她突然被一个年轻帅气、正在拉丁区找乐子的西班牙医学生勾引时，她对后者的吻报以强烈的狂喜，反映了此前的不满足感。
两人间的另一种冲突很快让他们田园般的罗曼史蒙上了阴影。苏斯洛娃是19世纪60年代年轻的俄国女权主义者，反感公众对两性关系的传统看法。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朋友都是好人，但精神上虚弱而贫瘠；他们能说会道，但行动无力。我在他们中还没看到有谁不害怕真话，或者在生活惯例面前不退缩的……我无法尊敬这些人。我觉得言行不一是犯罪。”
这番话出现在她写给西班牙情人萨尔瓦多的书信草稿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苏斯洛娃如此鄙夷地谈到的“朋友”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罗曼史对哥哥米哈伊尔来说不是秘密，但他煞费苦心地瞒着别人。他害怕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会听到传言，导致他们的共同生活更添波折。我们还可以更加大度地认为，他不希望给那位肺结核病人造成任何额外的痛苦。就这样，他不得不偷偷地和苏斯洛娃见面，在世人好奇的目光下隐藏他们的情事——这正是那种让她反感到骨子里的对社会偏见的唯命是从。同样不可避免的是，由于其他各种紧迫的职责和责任，他被迫只能从更紧急的事务中抽出短暂的时间来看她。即便是对经历人生中第一场伟大爱情的普通女孩来说，这种有失尊严的情况也会让人气恼。对于暴躁易怒的苏斯洛娃而言，结果只能是对曾经臣服和膜拜的那个男人产生怨恨，她情不自禁地觉得是他背叛了自己的信任。
在她的文件中有一份未署日期的书信草稿，信是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但从未寄出：“我从未因为我对你的爱而感到羞耻：它美丽，甚至宏大……你表现得像个认真而忙碌的人，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你的责任，但也不远错过快乐；相反，你甚至觉得找些乐子是必要的，因为某个伟大的医生或这人曾说过，有必要每月都喝醉。”这番话无疑暗示了因为感到自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命中明显处于次要位置而产生的不满——她成了例行程序的一部分，包括他们的关系所提供的肉体释放。她的讽刺源于怀疑自己被“用来”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方便，他没能以恰当的方式回应自己“美丽”和“宏大”的情感。
20年后，苏斯洛娃的第二任丈夫，著名的哲人作家洛扎诺夫（V. V.Rozanov，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便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典研究）曾问妻子，为何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变得疏远了。他在写给第三人的信中描述了他们的谈话：“因为他不会离婚……我出于爱把自己交给了他，没有索取任何东西。他本应该也这样做！但他没有，于是我离开了他。”雪上加霜的是，当两人开始爆发争执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只会带着焦虑和负罪感绞扭双手。一年后的一篇日记里，在回顾同前情人萨尔瓦多的关系时，她写道：“现在我想要他做什么？他应该忏悔自己的罪，表达悔意，也就是成为一个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吗？”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被打上了轻蔑的烙印，用来形容某人什么都不做，只会怯懦地承认自己的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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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1863年初春，先行一步前往巴黎等待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来的苏斯洛娃的情绪。为了筹集旅费，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把自己的下一部作品交给另一家刊物（《读者文库》［The Library for Reading］），此举失败后，他又试图向文学基金会借款1500卢布。作为回报和担保，他愿意交出自己全部已出版作品的永久权利，如果没能在1864年2月还清债务的话。涉及如此担保的风险无疑是巨大的，显示了他决心不计代价地与心爱的波利娜在法国和意大利进行蜜月旅行。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在8月离开彼得堡时，我们可能以为他会急着从最快的路线前往。相反，他在威斯巴登耽搁了四天，前往赌桌上一试身手。他一开始赢了10400法郎，并足够自制地带着外快离开。他把钱放进手提箱，发誓再也不回赌场。但就像未来将常常发生的那样，他在轮盘让人痴迷的诱惑下回到赌场，把赢来的钱输掉了一半。在不久之后从巴黎写给大姨子康斯坦特（V. D. Constant）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解释说他把一部分钱留下自用，另一部分交给米哈伊尔保管，还有一部分随函交给她，用于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开支。后者正在弗拉基米尔（Vladimir）度夏，接受可能需要额外花费的治疗。
在威斯巴登的逗留可以被视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赌博狂热的真正开始，19世纪60年代，他每次前往欧洲都会被冲昏头脑。就像他对亲朋好友所解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赌博的直接原因总是希望赢得足够的钱来拯救自己，虽然他经常输得一个子都不剩，但不能说他的目标完全没有理性。他的确经常赢了很多钱，然后因为没能及时收手而失去。无论如何，赢钱总是让他相信成功——以及解决所有对物质的担忧——近在咫尺。他告诉米哈伊尔，自己如何很快在威斯巴登赚了3000法郎，他写道：“告诉我：在此之后怎么可能不忘乎所以，为什么我不该相信如果我严格遵循自己的制度，幸福就在我的掌握之中？我需要钱，为我，为你，为我的妻子，为了写小说……是的，我来这里是为了拯救你们大家和我自己。”
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赌博的狂热有什么心理源头，最有趣的特征无疑是他为此提出的理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给米哈伊尔的信中所称的“制度”仅仅是他相信，如果他能对自己的情感施加钢铁般的自制——如果他能压制心理的整个非理性部分——那么他肯定能赢！他告诉康斯坦特：“我真的知道这个秘密；它愚蠢和简单极了，要时时刻刻约束自己，不要兴奋，无论局面如何。就是这些；这样的话就绝对不可能输，可以确保赢钱。”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该最清楚，人类并非拥有完全理性和自制的生物；像他的理论所要求的那样控制自己是个极其艰巨的任务。写给康斯坦特的信中继续表示：“无论你多么聪明，拥有钢铁般的意志，你还是做不到。即使哲人斯特拉霍夫也会做不到。”因此，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赌博隐含了尝试让自己超越人类的不可靠程度，在这番朴实而愧疚的话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涉及了很快将出现在他本人作品中的一个西方文学的重要主题。因为我们在这里会情不自禁地想到马洛的《浮士德博士》，以及伊丽莎白时代悲剧中的马基雅维利式恶棍形象，他们不受管束地追求私利，用冷静而精心算计的理性来对付挡道的各种良知的道德命令。在欧洲文学的传统中，把这种冷冰冰的自我控制的梦想付诸实践的尝试一直被描绘成亵渎和可怕道德混乱的源头。它们代表了人类与基督教上帝的意志为敌，在许多个世纪来主导人们想象的伟大的存在之链中，上帝为人类安排了中间的位置和含糊的地位。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仍然留存着这种传统观念，在《罪与罚》中，他将很快描绘类似信仰的后果：有人相信纯粹的人类理性的力量至高无上，试图以其替代良知的作用。
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失败中学到的，从长期来看，他注定将在无法控制的兴奋中输掉自己赢来的钱。因为通过这样做，他矛盾地证明自己接受了他想象中宇宙的恰当秩序，获得了与地下人以及从拉斯柯尔尼科夫开始的全部伟大反面主角相同的教训，他们误以为自己能主宰和压制世代相传的基督教价值提出的非理性要求。无论如何，每次经历过这样的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会带着重新焕发的活力和解脱感回到书桌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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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8月14日，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抵达巴黎时，他与苏斯洛娃的浪漫史已经注定了不幸的命运。几天前，她刚刚投入那位无法抵挡的西班牙人萨尔瓦多的有力怀抱；由于她的日记正好从那时开始，我们可以了解事情的经过。她写在日记本上的一封信透露了此事，信的开头直截了当地说：
你来得太晚了……不久之前我还梦想着和你一起去意大利……但几天后一切都变了。有一天你曾告诉我，我永远不会轻易交出自己的心。不到一周时间，在第一声召唤下，我就交出了心，没有挣扎，没有保证，几乎没有希望我被爱着……别以为我是在羞辱你，我想告诉你，你不懂我，我也不懂我自己。再见了，亲爱的！
这番话无疑旨在造成痛入骨髓的伤害，它让人觉得苏斯洛娃的轻易委身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报复陀思妥耶夫斯基。无论如何，她对作为一个人（若非作为情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是暧昧的，将来也会如此。她的日记中继续写道：“他多么慷慨，多么高尚。一个多好的知识分子啊！一个多好的人啊！”
无论苏斯洛娃是否真的如此轻易地投入萨尔瓦多的怀抱，她都意识到后者的拉丁人激情在实现征服后就大大降温了。正当波利娜和她的拉丁情人上演这幕闹剧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现了，在没有收到她的信之前就去见了她。看到她颤抖和不安地迎接自己，陀思妥耶夫斯基问出了什么事，她张口就说他不应该来，“因为为时已晚”。然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耷拉下了脑袋”，几乎仿佛预感到这个打击，然后说：“我必须知道一切，让我们找个地方，告诉我，否则我会死。”两人坐上马车前往陀思妥耶夫斯基住的旅馆，她写道，他“一路上都握住我的手，不时紧紧地抓着，做出某种抽搐般的动作”。走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房间后，发生了一幕后来被苏斯洛娃如实用在一个短篇小说中的场景：“他跪在我的脚边，双臂抱住我的膝盖，开始抽泣起来，在抽泣的间隙，他哭喊道：‘我失去了你，我知道！’然后，他恢复平静，开始向我打听那个男人。‘也许他年轻英俊，又会来事。但你再也不会找到像我这样的心！’”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害怕被某个更加年轻和英俊的情敌击败，他最糟糕的不祥预感现在成了真。
她最终崩溃了，也开始哭了起来，表示自己的爱没有得到回报。苏斯洛娃继续讲述说，也许是被她对引诱者不太感冒的描绘所鼓励，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她：“他很高兴在世界上遇到像我这样的人。他乞求我继续做他的朋友……然后，他提议我们一起去意大利旅行，但仍然像兄妹那样。”对话以继续见面的承诺结束，苏斯洛娃感谢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保留对她的感情。“和他谈过话后，我如释重负。他理解我。”
随后的一周里，事情仍然处于这种悬而未决的阶段。苏斯洛娃一边经常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见面，一边既骄傲又恳求地给萨尔瓦多写信，但无法下定决心寄出。9月，当发现萨尔瓦多不和她见面的借口只是为了尽快永远摆脱她的伎俩时，她写道：“我变得歇斯底里。我嘶吼着要杀了他……我做好了一切准备，烧掉了我的一些笔记本和信件……我觉得好极了。”苏斯洛娃彻夜未眠，第二天七点就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穿着睡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吃惊地为她开了门，然后“回到床上用毯子把自己裹了起来。他惊讶而担心地看着我……我让他马上来我的住处。我想要告诉他一切，请他做我的法官”。
等陀思妥耶夫斯基赶来时，苏斯洛娃的情绪已经完全改变：她嚼着一片吐司前去迎接他，笑着表示她现在平静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是的，对此我很高兴，但对于你的事，有谁能说得准呢？”现在，苏斯洛娃第一次向他毫无隐瞒地讲述了整件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建议她忘掉这次不幸的背叛。“我当然玷污了自己，但……这只是个意外……作为年轻人，萨尔瓦多需要情人，而我正好合适，于是他利用了我，他为什么不该这样做？”苏斯洛娃现在承认：“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对的。我完全理解，但这对我有多难啊！”
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担心苏斯洛娃可能“干出蠢事”，告诫她不要鲁莽。她的回答告诉我们很多她本人的想法，以及有关她未来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还有后者在《赌徒》中对她的描绘。“我说：‘我不想杀他，但我想长时间折磨他。’”她的一段日记详细描述了这种冲动：“此刻，我突然产生了为自己复仇的念头，但怎么做？用什么办法？”苏斯洛娃最终决定给萨尔瓦多送去一笔钱，作为他替自己“服务”的费用，希望此举能让他的性格中曾经使她印象深刻的西班牙贵族式尊严受到伤害。这封侮辱性的信件被寄出，但和其他的一样没有得到回复。
几天后，苏斯洛娃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踏上了计划已久的意大利之行。如果说他没有抱过最终从朋友和顾问角色变回情人的希望，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不是人了，但苏斯洛娃的胸中沸腾着无法平息的报复欲望，由于萨尔瓦多不在眼前，她把矛头对准了倒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竟他也是背叛了她的期待的前情人，虽然对他继续的同情和关切心怀感激，但她从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方式中获得了施虐的快感，她无疑想象着如果萨尔瓦多在自己身边，她也会这样对他。
在9月5日的日记中（他们来到了旅程的第一站巴登巴登），苏斯洛娃承认：“此后很久，我的灵魂中都燃烧着对复仇的渴望，我决定如果意大利无法让我分心，我会回到巴黎按计划行事（可能指杀了萨尔瓦多）。”另一些日记显示她的自我正从为不幸过去造成的痛苦伤口寻求满足：“我们前往那里的途中，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我他抱着一点希望……我对此没有说什么，但我知道那不可能。”
苏斯洛娃的行为继续让他的激情燃烧，同时又使其无法得到满足。她无疑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热情献媚中获得了某种慰藉。她描绘了自己躺在床上，招呼陀思妥耶夫斯基握着她的手。她写道：“我感觉很好，我抓起他的手，长时间地攥在我的手里……我告诉他我在巴黎那样对他是不公平和不好的，可能看上去我只为自己考虑，可是我也在为他着想，但为了不伤害他，我不愿说出口。”
难怪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跳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表示他想去关窗，但随后面带“奇怪表情”地承认，他刚刚想弯腰吻她的脚。随后，苏斯洛娃想要更衣就寝，并含蓄地表达了这个意愿，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找出种种理由不愿马上离开房间，后来又以各种借口数次回来（两人房间相邻）。第二天，他为自己的行为道了歉，“表示我很可能觉得他打扰我的方式很讨厌。我回答说我并不介意，拒绝讨论这个话题，好让他既不抱希望又不完全绝望”。苏斯洛娃后来从笔记本上摘录了这个场景，连同对话在内整个儿用到了短篇小说里。
虽然苏萨洛娃的推诿无疑是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情绪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在轮盘上损失惨重也不可忽视。他告诉米哈伊尔：“我去了［巴登］的赌场，在一刻钟里赢了600法郎。这让我兴奋起来。突然，我开始输钱，我停不下来，直到输掉最后一个戈比。”他在寄回国内的信中请求米哈伊尔尽其可能地筹钱并马上汇给他，他还让大姨子从他之前汇给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款子里拿出100卢布。这场外交斡旋所涉及的人物极其复杂，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几页篇幅讲解了如何在不惹恼沾火就着的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情况下办成此事。
仿佛这一切还不够，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巴登本已经焦躁不安的日子雪上加霜的是，他不得不去拜访屠格涅夫，后者不久前在那里安顿下来，与保琳娜·维亚尔多（Pauline Viardot）及其丈夫和家人保持着三角关系。如果碰巧听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路过却不打招呼，屠格涅夫将会生气；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明白，如果屠格涅夫看到了苏斯洛娃，彼得堡将马上传言四起。他告诉米哈伊尔：“我在巴登见了屠格涅夫，我拜访他两次，他回访一次。他没有看到米哈伊洛夫。我不想让他知道……他对我谈起了他所有的道德折磨和怀疑。是些哲学上的怀疑，但损害了生活。有点荒唐。我没有向他隐瞒我赌博的事。他给我读了《幻影》，但赌博让我无心读书，没读就把稿子还给了他。他说这是为我们的杂志所写，表示如果到达罗马后我问他要，他会把书稿寄到那里。但我对杂志知道些什么呢？”
敏感的屠格涅夫仍然受到《父与子》所引起的风波冲击，特别是来自那部分认为该作品诬蔑了年轻一代的激进派刊物（《现代人》和《火花》）持续的敌意。没有读为《时代》或其他任何杂志所写的《幻影》当然是个巨大的错误，从回信中可以听到米哈伊尔在读到上面那段话时的痛苦呼喊：“现在你知道屠格涅夫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了吧？”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触怒屠格涅夫强烈的文学虚荣心了，特别是在他生涯的这个动荡时刻。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如此急切地要求把钱汇往都灵，那样的话，当这对时而情意绵绵，时而耍起性子的不般配情侣经由瑞士翻越阿尔卑斯山来到那里时就能有钱可用。不过，等他们抵达时却发现一个子也没汇到，两人不得不一直生活在被叫去付旅馆钱和拖去见警察的恐惧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米哈伊尔：“这里的作风就是如此，不可能有通融……而且我不是一个人。太糟糕了！”翘首以盼的汇款最终还是救了他们。与此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写点东西——可能是游记，也可能是为《赌徒》做些笔记，但他告诉米哈伊尔：“我把在都灵写的一切都撕了。我已经受够了按要求写东西。”
经过从热那亚出发的颠簸海上航行（中途在利沃诺做了停留），两人来到了罗马。他致信斯特拉霍夫表示：“昨天上午我游览了圣彼得大教堂！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它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让人背脊发凉。”我们认为，这种不寒而栗并非来自对美的欣赏，而是源于罪恶的强大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将其与罗马天主教联系起来。尽管旅途中不断受到干扰，但在斯特拉霍夫的敦促下，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抽时间学习。他告知米哈伊尔：“告诉斯特拉霍夫，我仔细地读了斯拉夫派的作品，并找到了某些新东西。”
他不可能通过别林斯基和赫尔岑发现的是斯拉夫派为他们的理念所提供的系统神学基础。斯拉夫派神学强烈反对天主教，将过去和现在人类的一切罪恶归咎于罗马天主教皇掌握了罗马皇帝曾经拥有的世俗权力。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对世俗荣光的主张有违基督教精神，圣彼得大教堂只能被视作这种主张的鲜活代表。因此，他的罗马之行恰逢其思想演变的一个重要阶段。现在，斯拉夫派思想给了他的个人偏见一个范围广泛的概念基础，直到第二次欧洲之行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开始主要从宗教角度表达俄国同欧洲的对立。1863年到1864年之间的冬天，他在日记本上写道：“波兰战争是两种基督教的战争——是东正教和天主教未来战争的开始，换句话说——是斯拉夫天才同欧洲文明的较量。”（2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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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苏斯洛娃一波三折的关系在罗马似乎进入了新的阶段，她的日记显示两人现在展开了奇怪的角力，已经预示了《赌徒》中的某些情形。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公开批评苏斯洛娃对自己的态度，直言不讳地指责她的道德施虐。她在他们于罗马停留期间写道：“昨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纠缠不休了。他说：‘你知道你不能那么长时间折磨一个人，他最终会放弃尝试。’”不久之后，他停止了幽默的游戏，承认“我不快乐”——她写道，这时“我热烈地拥抱了他”，旋转木马游戏重新开始。那天晚上，他直到凌晨一点才离开苏斯洛娃的房间，他的引诱者光着身子，撩人地躺在床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像这样离开令他蒙羞……‘因为俄国人从不退却’”。两人间对决的亦庄亦谐的味道非常接近《赌徒》的基调。
《赌徒》最初正是在这样的场景中被构思出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从罗马写给斯特拉霍夫的一封信中第一次提到它。他仍然手头非常拮据，为了筹点钱，他试图让朋友把一个新故事投给杂志编辑们，好预支点稿费。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勾勒的是《赌徒》的最初构思，在主题上比最终版本更加雄心勃勃：
故事的主题是这样的：某类住在国外的俄国人……它将尽可能地反映国家的现实……我想象了一个冲动的人，但很有教养，在各方面都不完善，他失去了信仰，但不敢没有信仰，他既反抗权威，又害怕他们……关键在于，他把所有的生命力、暴力和胆气都投入了轮盘赌。他是个赌徒，但并非普通赌徒——就像普希金的悭吝骑士并非仅仅是个商人……他是个自成一派的诗人，但对那种诗觉得羞耻，因为他深切地感受到了它的低贱，虽然冒险的需要让他在自己的眼睛里变得高尚。故事回顾了三年来他如何流连于各家赌场和玩轮盘赌。
上述梗概中包含了一个明显指向《地下室手记》的动机，该动机将先被用在这部较早的作品中。失去信仰但不敢没有信仰的形象让人想起《双重人格》中的戈利亚德金，他被自己大胆地僭越俄国等级制度的神圣界限吓坏了。1860—1864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为修正版的文稿做着笔记。给斯特拉霍夫写了那封信一年后，他把这个戈利亚德金式的人物变成了地下人，后者同样因为不敢不信仰某些他觉得与自己的道德情感相悖的理念而感到痛苦。这些理念不再涉及对俄国官僚体系的支持，而是有关入侵和重塑了俄国人道德—社会心理的西欧意识形态的基本宗旨。那时，留给《赌徒》的将只有民族主题，“冒险之诗”的快乐与危险，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苏斯洛娃纠缠不清的关系所带来的道德难题。
两人旅行的下一站来到了那不勒斯。此时，他已经彻底厌恶了这场愚蠢的游戏，想要返回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没能向屠格涅夫提供寄送《幻影》的新地址致以歉意，解释说“我在各处都只待很短的时间，晚上离开某个城市后，我通常不知道第二天会身处何处。某些情况导致这一切奔波并不总是取决于我，反倒是我要受制于那些情况”。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可能觉得自己成了苏斯洛娃心血来潮的玩物，因为两人的目的地由她无常的情绪决定。于是，他在罗马决定那不勒斯将是他们南下之行的最后一站；他计划在那里返回北方，经由都灵和日内瓦回国。虽然对她的性格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苏斯洛娃的激情并未消退，放弃她对他而言非常痛苦。两位旅人在和解中分手，撩人的阿波利娜里娅的迷人形象，她从未彻底排除两人恋情重燃的可能——看上去总是稍稍但不完全处于他的掌控之外——在随后几年中继续萦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心头。
幸运的是，抵达都灵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忙着考虑别的事，他向屠格涅夫描绘了自己预见的沮丧前景，但无论如何，他还是急切地想要重新加入：“在彼得堡有艰难的工作等待着我。虽然我的健康已经大大好转，但两三过月后，它无疑会彻底垮掉。对此无能为力。杂志必须从头开始。必须让它更加紧跟时事，更加有趣，同时又必须尊重文学——有些彼得堡的思想家认为这些互不相容。但我们有意激烈地同这种对文学的鄙视作战……我请求您支持我们［寄来《幻影》］和加入我们。”《幻影》果真出现在第一期《时世》上，证明了屠格涅夫对《父与子》的捍卫者们怀有好意。
这封信中还为两人在巴登的最后一次会面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可理喻的行为道了歉，他含糊地将其归咎为当时自己“激情涌动”。他自嘲地说：“如果我不能指望自己在未来做出更明智的事，那么我现在真的会非常羞愧。但随他去吧！我会向自己讨饶吗？”恰恰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汉堡再次赌博，再次输了个精光，不得不向巴黎的苏斯洛娃求助。作为忠实的朋友，她筹得了300法郎。11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狼狈地回国，发现杂志的筹办工作仍然悬而未决，而他的个人事务则比他料想的还要糟糕。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没有多做停留，11月10日，他已经赶到弗拉基米尔，与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重逢，后者的状况让他震惊。他给她在彼得堡的姐姐写信说：“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现在已经重病了两个月……她现在特别虚弱，因为这两个月来一直在发烧。”她的状况如此严重，以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不带她回气候恶劣的彼得堡，而是计划前往莫斯科生活，在那个北方的都城租一间小公寓，他可以住在那里打理杂志的事务。陀思妥耶夫斯基循规蹈矩地把妻子介绍给他在莫斯科的亲戚，希望他们在他不在的时候能照顾她。由于他在莫斯科的富有姨父不久前去世，在遗嘱中给他留了一笔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财政压力暂时得到缓解。但在迅速变得越来越痛苦的局面中，这份意外所得只是唯一的亮点。
Pis’ma，1：318；1863年6月17日。
Biografiya，173.
The Gambler，with Polina Suslova’s Diary，trans. Victor Terras，ed. Edward Wasiolek（Chicago，1972），365.。苏斯洛娃日记和书信的俄语原文来自A. S. Dolinin，Gody blizosti s Dostoevskim（Moscow，1928）。
Ibid.，364.
L. P. Grossman，Put’ Dostoevskogo（Leningrad，1929），154.
The Gambler，with Polina Suslova’s Diary，257.
Pis’ma，1：323—326；1863年9月1日（新历）。
Ibid.，330；1863年9月8日/20日。
Ibid.，324；1863年9月1日（新历）。
Ibid.
The Gambler，with Polina Suslova’s Diary，202.
Ibid.
Ibid.，203.
Ibid.，206.
Ibid.，207.
Ibid.，209—210.
Ibid.，211.
Ibid.，211—212.
Ibid.，213.
Ibid.，214.
Ibid.
Ibid.，215.
Pis’ma，1：330；1863年9月8/20日。
Ibid.，331.
DMI，543.
Pis’ma，1：329—331；1863年9月8日/20日。
Ibid.，335.
Ibid.，331.
在对俄国思想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篇文章中，伊万·基列耶夫斯基（Ivan Kireevsky）宣称“俄罗斯没有继承的古代异教的古典世界本质上代表了人类形式理性的胜利”，其后果之一便是“教皇［成了］教会而非耶稣基督的首脑……支持整个信仰的是三段论式的经院哲学；总而言之，无论是宗教裁判所还是耶稣会，天主教的一切独特产物都是通过同样的形式理性过程发展起来的，因此，被天主教徒指责为理性主义的新教本身也直接脱胎于天主教的理性主义。在形式理性对信仰和传统的这场最终胜利中，头脑敏锐的人会事先发现，欧洲现在的整个命运都是这一错误原则的结果：施特劳斯和新哲学的所有方面；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工业主义；基于算计的私利的博爱；被唤醒的贪婪的力量推动的教育体系；德国的诗歌之王歌德，文学界的塔列朗，他改变了自己的美，就像后者改变了自己的政府；我们时代的英雄拿破仑，无情算计的典范；数字上的多数，理性主义政治的果实；路易·菲利普，此类希望和昂贵实验的最新成果！”这番话展现了斯拉夫派思想所暗示的范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念吻合。见Nicholas V. Riasanovsky，Russia and the West in the Teaching of the Slavophils（rpt. Gloucester，MA，1965），96。
The Gambler，with Polina Suslova’s Diary，218—220.
Pis’ma，1：333.（1863年9月18日。——译注）
Ibid.，337；1863年10月18日。（应为10月6日。——译注）
Ibid.，338.
Ibid.
Ibid.，339；1863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