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乌托邦的监狱

第29章
乌托邦的监狱

整个夏天和秋天，米哈伊尔都在不断请求当局允许杂志重新出版。9月中旬，他终于获得了许可，但不是让《时代》复刊，而是推出一本新杂志——条件是它必须保持“无可指摘的倾向”。失去之前刊名意味着无法从《时代》在过去两年间已经获得的声望中获益，不得不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筹备过程中不遗余力，两座城市间不断有书信往来。新刊最终定名为《时世》，请求订购的公告于1864年1月底发出，这意味着大部分潜在的订阅者已经把钱用到了其他地方。此外，第一期（双创刊号）直到4月才问世，给人留下了编辑人员组织混乱和不可靠的印象。斯特拉霍夫毫不留情地指责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个关键时刻缺乏热情，但他忘了提到米哈伊尔最小的女儿瓦利娅（Varya）在2月死于猩红热，可怜的父亲被哀伤击垮。

陀思妥耶夫斯基向米哈伊尔提出，他将写一篇封面文章来确立杂志的立场，此外他还提到了其他两个人：“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皮谢姆斯基小说的批判将产生可观的影响……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同时被推翻。结果就是真理。”皮谢姆斯基的《混浊的海》（The Unruly Sea，1863年）曾在《俄国导报》上发表，是所谓的反虚无主义小说（构成了19世纪俄国散文体小说的一个门类）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此类小说不同于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它们把虚无主义者描绘成彻头彻尾的恶棍，只受到最卑鄙的个人动机驱使。反过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乌托邦小说《怎么办？》（1863年）则描绘了这些被屠格涅夫用虚无主义者标签抹黑的“新人类”非凡道德美德的光辉画面，包括他们未来的空想社会主义乐园的诱人图景。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选择反动派的诽谤和激进派的白日梦之间的意识形态路线，把独立于两者的“真理”作为目标，又能同时公正地对待两者。

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862年7月7日被捕，看到他现在被称作1863年出版的一部小说的作者可能让人有些困惑——而且这部小说的内容显然具有颠覆性。但该书的确在审查机构的官方许可下出版了，当时车尔尼雪夫斯基正身陷囹圄，它的出版可能是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文化领域官僚拙劣工作的最惊人例子。看上去同样让人意外的是，作为文论家、哲学评论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居然会写起小说。不过，当囹圄生活打断了他平时的文学劳动时，他毅然决定以他所欣赏的两位作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和哈里叶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为榜样，通过小说的方式继续他作为激进派意识形态导师的工作。《怎么办？》应运诞生，尽管艺术上存在各种明显的缺点，但该书仍然是以小说形式写成的最成功的宣传作品之一。很少有书能像它一样对如此广大民众的生活产生如此有效的影响：首先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直系门徒试图建立类似他所描绘的社会主义合作公社，直至被列宁当作个人灵感的来源。

从1863年3月开始，该作品分三期刊登在《现代人》上（与《时代》刊登《冬天记的夏天印象》的时间部分重合），造成了无法形容的骚动，很大一部分源于它和《父与子》的论战关系。车尔尼雪夫斯基坚信，屠格涅夫的杰作完全是对杜勃罗留波夫（1861年因肺结核去世）的卑鄙丑化，而他本人的作品试图呈现被认为遭到屠格涅夫诬蔑“新人类”（杜勃罗留波夫第一个如此称呼年轻的激进派）更加准确的形象。在小说开头，两位主要的男性人物罗普霍夫和基尔萨诺夫都是平民知识分子和医学院学生——完美地对应了巴扎罗夫。两人与女主角薇拉·巴甫洛芙娜陷入了三角恋，但当巴扎罗夫发现奥金佐娃对自己的致命吸引力要强过他的意志时，他一蹶不振，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物则相反。由于遵循“理性利己主义”宗旨，他们在解开痛苦的爱情难结时可以丝毫不带毁了巴扎罗夫的那种过时的浪漫主义“悲天悯地”，甚至全无像怨恨或嫉妒这类原始情感的痕迹。

对屠格涅夫的这种反驳本已足够确保该书取得巨大成功，但通过为19世纪60年代的激进知识分子所关心的所有问题提供答案，它甚至更有力地抓住了年轻读者们的想象——它向他们保证，这些答案可以被出奇容易地付诸实践。理性利己主义是为一切人类难题提供最终答案的神奇法宝——无论是两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获得个人生活的满足，蒙蔽愚蠢的沙皇当局，或者在未来的地上乐园中同时从肉体上和精神上改造人类。人们所需做的只是把严格的利己主义作为自身行为的准则，然后相信通过逻辑的无声力量，“理性”利己主义将驱使他们总是将私利与最多数人和最大利益等同起来。

当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道德大师们郑重地说服自己相信只有严格的利己主义能够决定他们的一切行为时，我们几乎不可能忍住笑。事实上，虽然一有机会就嘲笑自我牺牲的伦理，但他们的行为完全符合该伦理的宗旨。不过，他们并不觉得这种行为是自我牺牲，因为按照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描绘的人类天性，一旦理性利己主义的原则被内化，“非理性利己主义”的过时反应就会不复存在。因此，激情和情感将总是按照符合启蒙理性要求的方式做出反应，后者一劳永逸地证明，造福他人事实上是最高程度的为自己考虑。想象不出有什么更大的自我否定，但这种最纯粹美德的展现却被描绘成最彻底和最糟糕的自私。

我们可以用罗普霍夫作为例子，他决定马上和薇拉·巴甫洛夫娜结婚，从而把她从家庭的压迫下解救出来，而不是像曾经计划的那样直到他获得医学学位；于是，他为薇拉放弃了光明的学术和从医生涯的机会。车尔尼雪夫斯基意识到，堕落和愤世嫉俗的“普通”读者可能会认为这对“利己主义者”而言是个奇怪的行为。他忙着解释说，罗普霍夫“下定决心，有意识和坚决地放弃了一切物质地位和荣耀，以便造福他人，他觉得这样做带来的快乐是对他最有用的东西”。带着这种信念，罗普霍夫现在可以轻易放弃他曾经全身心追求得到的一切。他所关心的只是自己是否完全始终如一。他实际上可能只是在向敌人让步和做出牺牲吗？他没有把自己的行为诠释为牺牲，而是反过来用它们证明利己主义的无所不在。他评价自己说：“多么虚伪的家伙！我为何应该拿到学位？……依靠上课和翻译，我也许能比医生挣得更多。”基于这种理由，不安的罗普霍夫不再害怕自己可能违背了理性利己主义的神奇信条。

对这种由理性控制意志的最完美写照是超人革命者拉赫梅托夫，作者巧妙地用委婉的说法描绘了他作为组织者的地下活动。拉赫梅托夫是个效率和自制的怪物。他通过睡钉床让自己坚毅，把对别人的一切关心都置于他未言明的伟大意图之后，那就是革命。拉赫梅托夫是全心全意投身事业的巴扎罗夫，拥有无法动摇和不可征服的力量，他甚至连仅存的些许自我怀疑和情绪反应都失去了，而正是这些东西让他的前身有了让人同情的人性。为了迎合社会功利的冰冷逻辑，这种钢铁般意志的理性主义革命者的理想形象摧毁了一切个人同情和倾向的痕迹，他们构成了巴扎罗夫和拉斯柯尔尼科夫之间的一环。

对于刚刚写出《死屋手记》和《冬天记的夏天印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中对功利主义理性动人而幼稚的信仰几乎只会被视作直接挑战。让挑战更加令人恼火的是，在薇拉·巴甫洛夫娜著名的第四个梦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用巴朗什（Ballanche）和拉梅内（Lammenais）等19世纪初法国社会浪漫主义者的伪史诗风格描摹了人性演化的画面——演化以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实现告终。这个乌托邦不出意外地类似傅立叶想象中的法伦斯泰尔的理想生活，可能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记忆带回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日子，当时他们在坦诚而兴奋的气氛中热烈讨论了傅立叶的理念。14年后——这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俄国是段多不寻常的岁月啊！——这些幻想的回潮只会让他觉得荒谬透顶。他再次面对这种未来的梦境，人们在其中征服了天性，确立了一种可以让全部欲望得到自由和完全满足的生活方式。一切冲突，一切不幸，一切内心斗争和精神不安都消失了。这是名副其实的历史终点，它的实现标志着人类将最终停留在无尽的快乐和满足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这种世界的理想让人想起了希腊—罗马人的堕落，为了逃避对饱食终日的纯粹厌倦，不可避免地将产生最反常的激情。

更糟糕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选择伦敦世博会的水晶宫作为这个光辉的满足世界的标志——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把同一座建筑视作现代物质主义的可怕化身，是肉欲之神巴尔的当代版本。但在眼花缭乱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这座建筑代表了未来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代表了一切人类憧憬的显眼目标的闪亮视觉形象。因此，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重温了他曾经非常熟悉的19世纪40年代的乌托邦旧梦，现在这些梦想同对功利主义理性的新信仰联起手来，与他如此艰辛地获得的对人类生命的理解完全背道而驰。我们不难理解，当有必要为《时世》提供一篇艺术作品时，他原先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小说撰文的意图为何发展成了做出更加富有想象力和艺术性的回应的想法。

屠格涅夫的《幻影》确定在《时世》上刊登，但杂志还需要更多的散文体小说。在编辑部的压力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在2月的截止日期前提供一篇新作，虽然他的生活状况完全不适合艺术创作。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莫斯科来信表示：“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时时刻刻看到死神浮现在眼前：她饱受折磨，陷入了绝望……她的神经疲惫不堪。她胸口很疼，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太可怕了！看到这些太糟糕了！”

帕沙·伊萨耶夫被派去安慰母亲，但他的出现只是让人更加痛苦地意识到她的情况已经无药可救，于是又被送回了家。1月，阿波罗·迈科夫前往莫斯科时造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一封信中罕见地提供了外人眼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形象。他告诉妻子：“看到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情况恶化到这种程度真是太糟糕了：她面色蜡黄，只剩下皮包骨头，俨然就是死神的样子。她看到我非常非常高兴，还问候了你，但咳嗽让她说不了多少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用各种小东西、小手提袋、储蓄罐分散她的注意力，她似乎很喜欢它们。两人共同组成了一幅非常悲哀的画面：她患有肺结核，他患有癫痫。”

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尽其所能地创作了一个故事，尽管没有标题，但显然是《地下室手记》的第一部分。不过，他本人的健康也大大恶化。2月初，他告诉米哈伊尔，自己已经病了两周，不仅是癫痫（他说“那还不算太糟”），还有膀胱感染，导致他坐卧不安。“我的工作进展糟糕，这点我不想瞒你。我突然对自己的中篇小说感到不满。不过，这是我自己的错。我在其中该砸了某些东西。”虽然把截止日期延后到3月，他还是没能按时交稿，这让他非常沮丧，他还担心自己可能已经江郎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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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中旬，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了彼得堡（米哈伊尔的小瓦利娅在他停留期间去世）。2月29日回到莫斯科后，他在信中安慰了丧女的哥哥，同时为《时世》勾勒了更多的计划和方案。他提到自己“想写一篇针对（《现代人》的）理论家们的理论主义和幻想的绝妙文章”。虽然未能付诸实践，但这个想法很可能被吸收进了《地下室手记》，作品的第一部分于2月底左右完成。3月20日，作品通过审查，几周后出现在《时世》的双创刊号上。

在写作针对《怎么办？》的那篇文章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已经开始采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熟悉的第一人称风格，并使用了同样的人物形象——接受西方理念的俄国人，但在情感上和潜意识里反抗它们。这一次，“西方”理念将是19世纪60年代的激进派思想，就像《怎么办？》中所展现的，或者说从更加理论化的角度来说，就像《哲学中的人类学原则》中所描绘的，包括对自由意志的彻底否定。当不久之后他需要一个“故事”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保留了原来的形式，但通过借鉴为《双重人格》的修改稿准备的计划，他给了叙事中的“我”更多的社会具体性。我们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记本中了解到，戈利亚德金的形象不断朝着对激进意识形态的内心同化演进；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新作品中的叙事者成了戈利亚德金形象的发展。这种叠置——地下人和戈利亚德金在某个阶段的融合——得到作品中一处小细节的支持：两人都在安东·安东诺维奇·谢托契金科长手下工作。

还有迹象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写一系列以地下人为中心人物的故事，但他的计划止步于《地下室手记》现存文本中的那两个部分。正如第一部分脱胎于针对《怎么办？》所写的文章，随后吸收了为重写《双重人格》而准备的某些材料，第二部分很可能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写一部题为“忏悔”的作品（1863年初的《时代》上宣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下一部作品将以此为题）。该计划于1859年10月被首次提及，他在写给米哈伊尔的信中形容其为“一段忏悔——一部我想在体验了一切必需的经历之后再写的小说……我在苦役营……在悲伤和自责的痛苦时刻构思了它”。这段忏悔可能包含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40年代曾经的意识形态的失望思考。由于这正是我们在第二部分中所看到的，我们可以猜测这个计划也被纳入了《地下室手记》，这种融合并非偶然。尽管充斥着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无情算计的字眼，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还是大体再现了类似19世纪40年代的感伤和理想主义氛围，与后者一样对人类的救赎和进化抱有博爱的幻想。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很容易地把过去的意识形态和个人方面的材料整合进新作品，第二部分中的地下人与1845年凭借《穷人》大获成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恰好同龄，这绝非巧合。不过，无论这部分中包含了多少自传元素，一切都被吸收进了整部作品中凌驾一切的艺术主旨。

1864年3月2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致信米哈伊尔，表示自己正在遵循严格的养生法，饮食上加了万分小心，他的感染状况正在好转。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姐姐也从天而降般地从彼得堡赶来打理这个家。他表示：“如果没有她，真不知道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一天天衰弱下去，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告知她随时可能死去；但她仍然极度渴望求生，还令人感伤地安排着夏天的计划和为自己选择未来的居住地。这种令人心碎的状况一定对情绪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向米哈伊尔保证“我已经重新开始写作我的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的第二部分］……它绝对必须成功，这对我是必须的。它拥有极其怪异的基调，残忍而暴力；它可能不招人喜欢，需要用诗来让它整个变得柔和，使其可以被忍受；但我希望它会好起来”。

一周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收到了刊有《地下室手记》第一部分的第1期《时世》，他几乎认不出面前自己的作品。他的构思被审查部门弄得面目全非。他表示：“与其这样，还不如不发表整个倒数第二章（那是作品的关键所在，表达了它的本质思想），词句被篡改，变得相互矛盾。天哪！该怎么办？那些猪一样的审查者：有的段落中我嘲笑一切，时而还装模作样地渎神，他们却放过了；而当我得出需要信仰和基督的结论时，倒被他们查禁了。审查者们在干什么？他们是在密谋反对政府还是别的什么？”这番评价对第一部分的解读非常重要，我们将在后文讨论它们提出的问题。

与此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勇敢地创作第二部分，但觉得越来越难以克服几乎无法承受的生活重负。4月初，他致信米哈伊尔：“我的朋友，我病了大半个月，然后渐渐好转，但即使现在也没完全康复。我的神经受到震动，气力也无法恢复。那么多东西让我深受折磨，我甚至不愿提及那些。我的妻子名副其实地濒临死亡。每天总有某个时刻，我们相信就要看到她去了。她承受着可怕的痛苦，这也影响了我，因为……”句子就像这样变得支支吾吾，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假定米哈伊尔能理解他没说出口的话；也许他在想着和苏斯洛娃的恋情，这个秘密想来只有米哈伊尔知道。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表示：“每天早上我都写啊写啊……故事越来越长。有时我觉得它一文不值，但还是会热情地写下去；我不知道它会带来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他不久就能把第二部分送去排印，但坚持只能整个发表，而不是采用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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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写给米哈伊尔的其他几封信中提出了迫切的借钱请求，他还勾勒了如何从有钱的莫斯科姨母那里为《时世》借到一笔钱的详细计划。4月1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描绘了自己的可悲处境（“我的情况吓人，紧张，道德上处于病态”），但也提供了故事的更多信息。现在他将其分成三章：第一章已经基本完成；第二章有了草稿，但混乱不堪；第三章尚未动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考虑能否将第一章独立发表，尽管他相信那会破坏整体效果：“没有了后续部分（另外两章至关重要），它将失去全部味道。你知道音乐中的过渡段吧，与这如出一辙。第一章看上去只是闲扯，但在后两章里，这种闲扯化作了突然的灾难。”这番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最后一次提到《地下室手记》的创作，写于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去世前六天。

随后的几天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忙于其他更加深沉的思考。他在一个笔记片段中问道：“我会再见到玛莎吗？”（20：172）在亡妻的灵床边守夜时，坐在遗体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专注地回想着他们的共同生活，由此也开始思考尘世生活及其意义的重大问题，思考彼岸世界存在永恒的可能性。在这个艰难而肃穆的自省时刻，他试图给这些古老的谜团提供自己的答案。没有其他哪个地方可以看到他像这样毫不含糊地说出他对上帝，对不朽，对基督在人类存在中的角色，以及对尘世间人类生活之意义的真实想法。

他不仅试图让自己相信存在不朽，还想要解释作为尘世间人类生活的必要补充，为何不朽必须存在。提出这个深刻的问题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永恒话题，把目光转向人类状况的沧桑变迁。他不容商榷地宣称：“像基督的训诫那样爱人如己是不可能的。人们受到尘世间的个性法则束缚。自我阻止了他们。”（20：172）这番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刚完成《地下室手记》第一部分后写下的，他在书中描绘了人类自我拒绝放弃自我主张的权利——拒绝任何否定这种无法压制的人类需求的哲学，即便要付出疯狂和自我毁灭的代价。

看上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倾向于认同斯特拉霍夫和基督教教义，认为人性已经无可救药地腐烂，无法满足基督的法则，除非得到圣恩的相助。但东正教一直更加强调人的自由意志，而非圣恩；在笔记本上紧随其后的一段话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澄清说，他不认为任何特别的恩典是必须的：基督的道成肉身足以激励人们与自身的局限展开永恒的斗争：

只有基督能爱人如己，但基督永远是人们追求和根据自然法则应该追求的永恒理想。与此同时，自从基督作为活生生的人类理想出现，事情就变得昭若天日……人们对个性和充分发展的自我的最高利用是消灭那个自我，把它全盘交出，不分割和不自私地交给所有人。就这样，自我的法则与人道主义的法则融为一体，在这种融合中，自我和全体（显然是两个极端）相互消灭了彼此，同时各自实现了自身最高程度的发展。（20：172）

陀思妥耶夫斯基声称，人类努力追随基督的榜样是“自然法则”。这种信仰曾是唯一能穿透苦役营中包围着他的道德黑暗的希望之光；如果就连囹圄生活的黑暗也无法掩盖这道光芒，那么可以认为它的光辉将继续在每个基督徒的胸中闪亮。这无疑是他在出狱后不久给冯维辛娜夫人的那封感人肺腑的信中为何要说出那番话的原因之一，他宣称“如果有人向我证明基督外在于真理，事实上真理外在于基督，那么我会宁愿和基督，而非和真理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确认了自己对基督的存在主义忠诚的深度和力量——具体来说，是对基督带到人世间的爱和自我牺牲的道德讯息的忠诚。

事实上，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所说的，基督的唯一意义是作为这种道德的神圣宣告者；他无法满足其他目的，甚至是从罪恶和死亡的泥沼中救赎人类这个传统目的。实际上，相比1845—1846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别林斯基面前为之辩护的那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基督，或者那个之前被他描绘成由上帝派到现代世界（就像荷马被派到古代世界），以便提供“精神和世俗生活的秩序”的基督，笔记本上的那个基督与两者没有多少区别。不过，在随后的那些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阻止基督的讯息呈现在这种“秩序”中的所有障碍有了新的认识——其中最主要的是人的自我本身，以及它对自身权利获得认可的强烈要求。

五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他眼中自己创作生涯的最重要计划勾勒了方案——题为《大罪人传》的系列小说，这一构思的源头便是上面所引的那段话。因为只有当个性的利己主义被扩张到最大程度，只有当某人真正成为“大罪人”，“基督圣范”（imitatio Christi）的所有崇高性——个性出于爱所做的自愿自我牺牲的全部荣光——才能得到最有效的呈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种自我牺牲将把个性的法则同“人道主义”的法则统一起来，费尔巴哈和左派黑格尔主义者20年前曾用这样的字眼表示基督教爱的法则在世俗和社会中的实现，这证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抛弃他之前的理想，现在他正试图把它们纳入自己新获得的信念中。但曾经被视作世间可能性的东西现在退入了无限的未来，他还宣称“一切历史，无论是一部分人的还是每个人自己的，都只是为了这个目标［利己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融合］的发展、斗争和实现”。不过，一旦实现了这个目标，人类将真正来到“基督的乐园”。（20：172）

作为他对思想富有想象力的操控的一个典型活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其进行了彻底思考，展望了它们完成时的情况。他推断说：“但如果那是所有人的终极目标（一旦取得就无须再发展，即……永远追求的）——即不再有必要生存——那么当人实现了这点时，他在尘世间的存在也就画上了句号。所以，尘世间的人只是发展中的生物，因而他并非完成的，而是过渡性的。”因此，由于必须面对利己主义和爱的法则间未解决的冲突，尘世间的人性并非人的最终状态，这种信念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回答他在开始冥想时提出的问题。“如果取得这个伟大的目标后一切都将毁灭和消逝，即如果人们在达到目标后没了生命，那么实现它将毫无意义。因此，未来存在着乐园的生活。”（20：172—173）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不朽的必要性提出的理由——如果没有这种信仰，人类在尘世间为满足基督的法则而展开的无尽斗争将失去意义。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反思的首先是——他甚至无法忍受将其视作一种可能性——人类生活的全部艰辛和动荡最终却毫无意义这种可怕的前景。和另一位充满怀疑的基督徒布莱斯·帕斯卡尔（同样是他那个世纪的孩子）一样，没有什么比生活在无意义的宇宙中这个幽灵更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恐惧。在《死屋手记》中，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的自我揭示色彩最强烈的段落之一，他富有想象力和令人战栗地描绘了这种恐惧。他形容强迫劳动是“性质上绝对无用和荒谬的任务”（4：20），并凭直觉指出，自杀式的自我毁灭将是不可避免的结果。那本书中并未直接提到不朽的问题，但令人难忘地描绘了人类无法遏制地想要在宇宙中生存的欲望，那里的无限空间并不沉默，而是会对包含在每个人灵魂中的期冀做出回应。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谈到强迫劳动时提出这种观点，但他的结论能够同样甚至更好地适用于人类生活是否具有任何终极价值或者只是“白痴说的故事，没有意义”的问题。生活在一个全无意义的世界中将是对人类尊严无法容忍的羞辱，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在那个世界里，死亡仅仅意味着毁灭——人类生活的辛劳在那里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在这里，我们深入了心理学与宗教形而上学间的密切联系，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非常典型。这种联系解释了他用于证明不朽存在的理由为何具有那么出人意料的性质。

然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把矛头指向他所称的“敌基督”，这些人自认为可以通过指出基督教没能改变尘世生活来对其进行反驳。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谈起了这种改变：“会有的，但最好等到取得那个目标之后，等到人们最终按照自然法则重生为另一种样子，既不娶也不嫁。”（20：173—17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没有哪个段落比这更清楚地阐释了为何他的小说几乎总是让人类生活无法摆脱地卷入悲剧冲突。普通人的欲望总是不可避免地同基督教爱的法则的命令发生冲突，即便是最合法的欲望，即便是通过婚姻和家庭满足社会最神圣义务的职责也不例外。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他方面如何，他并非现存制度的无条件捍卫者，这番话显示了他如何不断在想象中超越所有的尘世定规。

一个至关重要的总结性段落随后回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发点，同时让我们深入窥见了这些动人的尝试性反思的个人根源：

因此，尘世间的人追求与其天性相反的理想。当他没能遵循追求这一理想的法则，即没能通过爱为人们或另一个人牺牲他的自我（玛莎和我）时，他会陷入痛苦，并把这种情况称为罪恶。于是，他必将不断感到痛苦，对它的补偿来自遵循该法则所带来的天堂般的快乐，即来自牺牲。这是尘世的均衡。否则，尘世将失去意义。（20：174）

这番话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心正在努力接受基督神性、个体不朽、复临和复活的基本教条。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教的最高目标并非个人救赎，而是个体自我和集体在爱的共生中融为一体，他认可的唯一罪恶似乎便是没能遵循爱的法则。痛苦源于意识到这种失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不仅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何痛苦在他的作品中扮演着如此突出的角色，也让我们明白了为何推断他相信任何痛苦都必然是好的有误导之嫌。只有一种痛苦是好的，通过证明人们意识到自己没能对基督的榜样做出充分的回应，它还宣示了人类个性的道德自主；由于人类自我总是阻止基督的理想在尘世间充分实现，这种痛苦在时间终结前不会（也不可能）停止。

在他的艺术作品中，个性法则的镣铐在大多数情况下被有失偏颇地认为是人类状况中无法摆脱的元素。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未将基督教理想描绘成人类生活中积极的有益力量，通过它可以摆脱那些镣铐；这种理想的效果有时甚至相反。比如，《白痴》中出现的基督式人物只会导致冲突加剧，而非帮助缓解或解决它们。但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赋予道成肉身的重要意义恰恰在于产生唤醒和激励的作用：上帝派基督前来不是为了赐予人类赦罪的平安，而是为了鼓动他们同个性的法则展开斗争。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基督本人只是把他的训诫作为理想宣示，他亲口预言，斗争和发展将一直持续到世界末日（刀兵的训诫）。”［圣徒马可引用基督的话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20：173—174）和济慈一样，生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是“缔造灵魂的山谷”，基督走进那里，要求人类同沉湎于物质的死亡作战，激励他们为了最终战胜利己主义而斗争。

与西方的奥古斯丁传统不同，东正教一直认为，人类并非在被逐出伊甸园之前就已经从完美状态堕入了无法救赎的罪恶之中，而是在尚不完美和成形的状态下开始尘世生活；人类拥有上帝的“形象”，但与他并不“相似”，大马士革的约翰将后者定义为“通过美德与上帝同化”。圣徒爱任纽把尘世上的人比作需要成长和发展的孩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人类的生活是铁砧，命运之锤在上面锻造灵魂，这个无止境的过程只有在永恒中才会停止。只有在永恒中，个性的法则才会最终被战胜，这无疑就是为何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仍然效忠的19世纪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永远无法真正想象出这样的胜利。

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后的所有重要作品都将受到笔记本上这条记录所表达的价值框架的控制，它们将戏剧化地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理解的基督法则和个性法则间命运攸关的对立。但这样说很难让我们看出与从但丁、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开始的欧洲文学传统中其他任何一位伟大作家的区别。想要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必须试图弄清他对这一重要主题的独特理解，他对其做了增删修改，通过自己时代的社会—文化问题和冲突将其变得戏剧化。这些冲突为他的作品提供了鲜活的材料；正是通过它们，他得以提出那个主导了他的精神和点燃了他别出心裁的想象力的伟大论点；他的天才正是在于能够把这两个（乍看之下）如此不同的层面统一起来。不过，现在是时候展现他如何在《地下室手记》中实践这些，作品的第二部分于1864年5月完成，发表于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去世两个月后。

DMI，543.

新刊曾被定名为《真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封信中也如此称呼它，但该名未能过审。——译注

Pis’ma，1：341；1863年11月19日。

安杰伊·瓦利茨基写道：“刊载该作品的那几期《时代》被极其虔诚地保存着，仿佛它们是传家宝。对年轻一代的许多人来说，这部小说成了真正的‘生活和知识百科全书’。普列哈诺夫宣称：‘在俄国，没有什么出版物取得过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那样巨大的成功。’”——译注

Andrzej Walicki，A History of Russian Thought，trans. Hilda Andrews -Rusiecka（Oxford，1975），190.（应为斯坦福，1979年。）

N. G. Chernyshevsky，Chto delat’？（Moscow，1955），129，135.

Pis’ma，1：345；1864年1月10日。

L. P. Lansky，“Dostoevsky v neizdanoi perepiske sovremennikov（1837— 1881），”LN86（Moscow，1973），393；January 1864.

Pis’ma，1：347；1864年2月9日。

Ibid.，349；1864年2月29日。

在杂志上，作品标题旁的脚注表示第一期连载“应该被视作整本书的引子，差不多就是前言”。这句话在重版时被去除。关于评注和变体文本，见PSS，5：375；342。

Pis’ma，2：608；1859年10月9日。

Ibid.，612；1864年3月20日。

Ibid.

Ibid.，2：353；1864年3月26日。

Ibid.，355；1864年4月2日。

Ibid.，362；1864年4月13日。

Ibid.，365.

Ibid.，1：142；1854年2月20日。

Ibid.，58；1840年1月1日。

应为圣徒马太，见《马太福音》10：34。——译注

Timothy Ware，The Orthodox Church（Baltimore，1963），224—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