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地下室手记》

第30章
《地下室手记》

如果哲学的妄想中包括认为人们可能会想要按照它的教导行事，那么我们可以把这编成一部古怪的喜剧。

——索伦·克尔凯郭尔，《战栗与恐惧》

很少有哪部现代文学作品拥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Zapiski iz podpol’ya）那样广泛的读者，或者作为揭示了我们时代的情感隐蔽深处的关键文本被如此频繁地引用。“地下人”一词已经成为当代文化词汇的组成部分，和哈姆雷特、堂·吉诃德、唐·璜和浮士德一样，这个人物现在已经跻身伟大的原创文学形象行列。本世纪最重要的文化发展——尼采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危机神学和存在主义——都宣称地下人是自己的，或者通过热情的诠释者与他建立联系；当地下人没有被称作预言式的期待时，他曾被认为展现了可怕而令人反感的警告。就这样，地下人走进了现代文化的脉络，他的进入方式证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西伯利亚时代的第一部伟大创作的哲学暗示性和催眠力量。

《地下室手记》刚刚发表时没有多少人注意（俄国的任何刊物上都没有它的书评）。1883年，米哈伊洛夫斯基（N. K. Mikhailovsky）在他影响巨大的《残酷的天才》一文中引用了书中某些施虐色彩最明显的段落，声称这个人物的言行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虐待倾向”。八年后，洛扎诺夫从相反的意识形态出发，认为作品主要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意识到人类灵魂的深处是非理性的，存在向善和向恶的各种相互冲突的冲动。任何基于理智和理性的世界秩序都不可能包含人类心理的这种沸腾的混乱；只有宗教（东正教）能帮助人们克服自己的喜怒无常和毁灭性的倾向。

从发表的那一天就能清楚地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特别是第一部分）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性利己主义”哲学的攻击，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很少有诠释者关心当年的这场争执，人们认为它只是次要的，不具备艺术价值。他们认为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反对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动力，但他只是将激进派理念用作陪衬。车尔尼雪夫斯基相信人天生是善的，并服从理性，一旦通过启蒙明白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们将在理性和科学的帮助下建设一个完美的社会。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也相信人能够向善，但他认为他们同样充满了邪恶、非理性、喜怒无常和毁灭性的倾向，或者就像诠释者们所声称的，他用地下人呈现的这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来回应车尔尼雪夫斯基幼稚的乐观主义。

这种过分简单的解读很难经得起哪怕一点点推敲，因为这需要我们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作整个文学史上最糟糕的论战者。毕竟，他的写作目的被认为是说服读者们不要接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念。他真的可能想象有神智正常的人会偏爱地下人的生活，而非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乌托邦居民的光鲜幸福吗？显然不可能，鉴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傻瓜，可以认为发明地下人并非受到任何此类弄巧成拙的想法启发。事实上，就像另一种诠释将很快开始揭示的那样，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激进派的攻击远比此前所怀疑的更加复杂和狡猾。

对《地下室手记》艺术逻辑的第一次真正洞察出现在科马洛维奇（V.L. Komarovich）的文章中，他在1921年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中篇小说在结构上参照了《怎么办？》。第二部分的整段内容——比如，地下人试图在涅瓦大街与一名军官相撞，或者他和妓女丽莎的著名相遇——都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书中的情节为模板，显然通过颠覆那些情节在原文中的意思对其进行了戏仿。但科马洛维奇仍然把第一部分中地下人对“理性”的诅咒仅仅视作与功利主义的直白争论。地下人仍然代表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话，可以被与作者本人的立场等同起来。

更加决定性的进展由斯卡福季莫夫（A. Skaftymov）在几年后做出，他没有提起戏仿的问题，而是断言对地下人的负面看法完全不能代表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立场，因为将两者等同起来意味着骇然摒弃他在报刊界所推崇的一切道德理想。斯卡福季莫夫写道：“《地下室手记》中的地下人不仅是控诉者，也是被控诉者”，他对别人的攻击同样（甚至更多地）指向他自己，他自我毁灭的存在完全不代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认同的任何东西。斯卡福季莫夫还富有洞见地表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策略是“从内部”摧毁他的对手们，“根据他们的逻辑前提和可能性得出一以贯之的结论，来到一条毁灭和无助的死胡同”。

这番话为作为意识形态小说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技巧的一个主要特征提供了关键洞见，但虽然完全清楚这部中篇小说是“论战作品”，斯卡福季莫夫还是没能看出论战意图如何融入地下人这一形象的创作之中。因此，斯卡福季莫夫的文本分析仍然停留在对道德—心理笼统概括的层面上，没能深入陀思妥耶夫斯基构思的核心。一边是科马洛维奇关于《地下室手记》中戏仿元素的观点，一边是斯卡福季莫夫关于地下人如何在自己内心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反对的立场的最终结果做了戏剧化演绎，在我看来，只有将两者融合起来才能达到那个核心。换句话说，地下人不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暴露其利己主义的某种道德—心理类型，而且必须看到他的心理同他所接受和试图践行的理念密切相连。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标题的脚注中明确指出了人物的这个方面。他写道：“《地下室手记》的作者和《地下室手记》本身当然都是虚构的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我们的社会赖以形成的环境，那么类似这些回忆录作者的人不仅可能，而且肯定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他是仍然与我们同在的那代人的代表之一。”（5：99）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显然指涉了俄国社会的形成，他可以指望《时世》的所有读者都知道——他在《时代》的文章中不是不断做着解释吗？——这个社会是在从彼得大帝开始的连续一波波欧洲的影响中形成的。地下人这种类型必然存在，因为他是这种文化形成不可避免的产物，事实上他的性格的确代表和反映了这场历史演化的两个阶段。简而言之，他被构思成一个戏仿角色，他的生活代表了俄罗斯民族的心理因为这种影响而陷入的悲喜剧式困境。

因此，他在第一部分的抨击并非因为他否定理想，就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相反，它们源于他接受了以当时在俄国流行的形式出现的理性的全部可能影响——特别是像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的理性鼓吹者轻描淡写地选择无视的一切后果。而在第二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同样的技巧扩展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识形态中更具感伤和人道主义色彩的元素，后者复兴了一部分19世纪40年代的气氛。

就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脚注试图提醒读者注意他的构思的讽刺和戏谑性质，但因为过于语焉不详而无法达到目的。和其他许多第一人称的讽刺戏仿作品一样，《地下室手记》通常被误读和从字面理解。事实上，当这种形式被用于此类目的时，固有的危险在于它们常常消弭了叙事者与读者间的批判性距离，导致很难透过人物看到讽刺的目标。避免这种危险的唯一方法是像《格列佛游记》那样通过场景的不协调或其他方式——语言上的夸张或明显的怪诞行为——从一开始就让读者晕头转向，使其意识到作为叙事者的“我”不仅是真实人物，同样也是文学上的传统手法。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尝试让自己的脚注在这方面做出补充，但这些努力不足以平衡地下人强大的心理存在，以及他对现代文明最为珍视的某些信条进行诅咒与谴责的力量。因此，他的人物的戏仿功能总是被其艺术化身的强大活力所掩盖，矛盾的是，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人物的天才对正确理解《地下室手记》造成了最大的干扰。

如果我们对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观点（在尽可能重建的基础上）感兴趣，那么我们必须从《地下室手记》的初衷来看待它——这是一部斯威夫特式的精彩讽刺之作，因其构思的精妙和行文的生动而引人注目，作品对试图按照那两种欧洲法则（陀思妥耶夫斯基探索了其不幸的影响）生活的典型俄国人的困境做了戏剧化演绎。虽然各部分之间有松散的叙事联系，但这部中篇小说首先是一幅双联画，描绘了俄国知识分子的象征历史中的两个故事。

第一部分 1.决定论的辩证法

《地下室手记》的第一部分从第1章到第6章，开篇处著名的长篇大论给我们带来了关于地下人的难忘画面，描绘了他在彼得堡的“角落”里发愁，思考着自己性格和生活中的不同寻常：“我是个病人……我是个恶毒的人。我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我觉得我的肝脏病了。”他生病了，但拒绝去看医生，尽管他尊重医学：“此外，我极度迷信，可以说迷信到尊重医学。”当然，在巴扎罗夫、罗普霍夫和基尔萨诺夫看来，医学是最重要的科学，但地下人却讽刺地对本身只是作为一种非理性迷信的医学表达了过度的尊重。他知道自己应该去看医生，但不知怎么——真的没有好的理由，只是出于恶意——他更想待在家里不接受治疗。为什么？他表示：“你们很可能不理解，但我理解。”（5：99）无论做何解释，理性的行为方式和某种被贴上“恶意”标签的费解情感间存在清楚的冲突。

我们随后获悉，地下人担任过公务员，现已退休，过去曾不断吓唬工作过程中遇到的卑微申请人。不过，虽然享受对自我的这种安慰，他也承认“我可能唾沫横飞，但只要带给我某个玩具或给我一杯加了糖的茶，我就会平静下来”。地下人的天性完全不恶毒；他对任何友好举动的反应不同寻常地敏感，但这种反应被小心地压制，无论他可能多么强烈地感受到：“我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体内有许许多多元素与那种［恶毒］完全相反……我知道自己一生中都会感受到它们在我体内涌动，乞求被放出来，但我不会放出它们，故意不会放出它们。”（5：100）

一边是性格中的利己主义方面，一边是他同样具备的同情和外向方面，地下人被描绘成陷入了两者的冲突，但他不断为了前者而压制后者。我们看到他被内心的失调撕裂，无法按照可能被认为“正常”的方式行事——即在地下人自言自语或者同某个想象中的对话者交谈的第一部分，他没能按照私利和“理性”行事，或者在他与别人共同生活于社会中的第二部分，他没能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利他主义（或者至少亲切合群）冲动。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阐明和探索的正是什么阻止他这样做。

在第一部分中，这些障碍的本质随着地下人不断将自己的所有缺陷暴露在他所谓读者的鄙视目光下才变得逐渐清晰起来。因为我们发现，内心矛盾冲动的斗争已经名副其实地让他的性格瘫痪。他表示：“我既不能变成恶毒的人，也不能变成善良的人，既不能变成骗子，也不能变成诚实的人，既不能变成英雄，也不能变成虫子。”对地下人唯一的慰藉是“19世纪的智者必须是，在道德上也应该是大体缺乏性格的人”，他自夸地把自己没有性格归咎于他“意识过多”。由于这种“意识过多”，他“最善于认识到我们曾经”（19世纪40年代）“所说的‘一切崇高和美’的所有精妙之处”。但“陷入自己的泥沼越深，我就越容易完全沉没。”（5：100，102）

地下人对自己道德无能的奇特状态既加以辩护，又表示鄙夷，让这种状态显得更加复杂的是，他还承认自己明显享受自己的堕落经历。他坦白说：“我羞愧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能感受到某种隐秘的、反常的、有点下流的快感；这快感就是，在某个最令人厌恶的彼得堡之夜回到自己的角落，往往强烈地意识到今天又做了件卑鄙的事情；而做过的事情又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挽回的，这时，心里便会暗自因这一点而对自己咬牙切齿，责骂自己，折磨自己，直到那痛苦最终转变成了某种可耻的、该诅咒的乐趣，最后，它竟变成了明显的真正的快感！”（5：102）

地下人坦陈自己是无耻的受虐者，太多评论者高兴地接受了这种自白，认为那对他的行为提供了充分解释。不过，这样做完全罔顾了地下人的心理同他的社会—文化形成的关系。因为他接着解释说，自己的快感源于“对［他］自己的堕落意识过多”，这种意识过多让他相信自己无法变成别的样子，或者即便想要也无法按照别的方式行事。他表示：“因为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它们都按照意识过多的正常和基本法则发展，在于作为这些法则直接后果的惰性，因此我不仅无法改变，而且什么都做不了。”（5：102）

这段话常被视作指涉了地下人的“哈姆雷特主义”，把他同类似于屠格涅夫的《希戈罗夫县的哈姆雷特》和《多余人日记》主角的形象联系起来，两者都因为意识过多，导致他们不适应生活提供的可能性而毁灭。这种主题上的相似无须否定，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19世纪五六十年代俄国文学中的这一普遍动机做了特殊处理，将其描绘成那些最猛烈攻击“哈姆雷特们”的那些人（即19世纪60年代的激进派自己）所提出主张的意外结果。因为地下人所谓的“意识过多”这个伪科学术语戏仿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段声明转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哲学中的人类学原则》中的断言，即不存在或不可能存在自由意志这样的能力，因为人们认为是自发的一切行为实际上只是“自然法则”的结果。地下人揭示了由于这种对“法则”的知识而造成的“意识过多”对自身性格的影响，从而嘲讽地展现了这种主张在实践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比如，他想象自己希望大度地原谅扇过自己耳光的人，但他越是这样想，这种意图就变得越不可能。“最后，我很可能永远用不上自己的大度了——既不能原谅，因为攻击者可能是出于自然法则而打我，但我们无法原谅自然法则；也不能遗忘，因为即便那是自然法则也同样侮辱人。”或者假设他希望反过来——拒绝大度地原谅，而是复仇。可是如果没有人可以怪罪，我们如何复仇呢？“你定睛一看，对象消失了，理由挥发了，罪犯踪迹不见，侮辱成了命运而非侮辱，有点像牙疼，没有人可以怪罪。”就像地下人所断言的，这就是为什么“意识的直接、合理和最明显的果实是惰性——即有意识地袖手旁观”。即便我们并不袖手旁观，而是有所行动——比如复仇——那“也只是出于恶意”。（5：103，108—109）恶意不是任何行动的正当理由，这是当自然法则导致任何正当的回答变得不可能后留下的唯一选择。

在这些段落中，作者用出色的心理洞见描绘了全盘接受决定论造成的道德真空。作为训练有素的知识分子成员，地下人在思想上接受这种决定论，但他无法真正忍受它的结论。“由此可见，作为意识过多的结果，没有人会因为是个坏蛋而受到指责，仿佛当坏蛋意识到自己真是坏蛋时，他能够获得某种慰藉。”或者就像被扇耳光的例子那样，人们不可能忘记，因为“即便那是自然法则也同样侮辱人”。（5：102—103）就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人的全部反应——对自己身为坏蛋的厌恶，对被扇耳光之耻的怒火中烧——放在了科学合理性的对立面上，后者消弭了一切此类道德—情绪感情，从而消灭了人的反应的可能性。理性告诉地下人，内疚和愤怒完全是非理性和无意义的，但良心和尊严感继续作为人类心理不可消除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着。

这就是对地下人所谓的受虐狂心理的解释。为何他不去找医生看肝病，或者坚称无必要和无目的地抱怨牙疼会让人感到快乐？因为在这两件事上，某种神秘而非个人的力量——自然法则——让个体陷入了完全的无助，他们对这种力量做出人性反应的唯一方法是拒绝默默地服从它的暴政，对它的压力做出反抗，无论方式多么可笑。拒绝被治疗就属于这种反抗，虽然可能弄巧成拙；地下人表示，抱怨牙疼表达了“你们的痛苦全部无目的性，这让你们的意识深受羞辱；你们当然可以唾弃自然法则的整个体系，但你们还是会受苦，而它却不会”（5：106）。

地下人在自己堕落后仍能感受到羞辱，他承认自己对此怀有可耻的“快感”，上面的两个例子都与这种快感类似。他拒绝通过借口归咎于自然法则来安慰自己，他可疑的快乐展现了人性对苍白空虚的自然法则的道德—情绪反应。这种情感事实上完全不是心理异常的标志——鉴于他所生活的混乱世界——而是证明了地下人矛盾的精神健康。因为它表明，尽管对理性抱有信念，但对于良心或者感到愤怒和羞辱的能力，他还是拒绝放弃拥有它们的权利。

2.行动之人

只有认识到正常的道德—心理视野发生了这种反讽的错位，我们才能准确把握地下人同他想象中的对话者的关系。对话者显然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追随者，一个行动之人，相信自己是真正的自然与真理之人（l’homme de la nature et de la vérité）。地下人认同这位绅士的理论，即人的一切行为不过是自然法则的机械产物。但他也知道人的行为不是什么——这种理论让人的一切行为变得不可能，或者至少无意义。地下人表示：“我对这样的人嫉妒到肝火上升。他们是愚蠢的，对此我不想争辩，但正常人也许就应该愚蠢——你是怎么知道的呢？”正常的人，或者说行动之人，他们幸运地没有意识过多。比如，当被复仇欲驱使时，他们“像低下犄角的愤怒公牛一样径直向目标冲去，只有墙才能挡住他们”（5：103—104）。他们不明白无论自己心中的冲锋理由是什么——比如正义的需要——那都是过时和不科学到可笑程度的偏见，已经被自然法则所取代。只有愚蠢让他们保持了自满的正常，并且完全不像地下人那样陷入了让自己动弹不得的困境。

面对所谓自然科学的信条——比如“事实上，你自己的一滴油脂对你来说必然比十万同类还宝贵，这个结论是一切所谓的美德、责任和所有此类胡话与偏见的终极答案”——行动之人会停止他们的一切提问和推理。而意识过多的地下人没有愚蠢带来的这唯一的好处，他仍然情不自禁地表现得仿佛某种人的自由反应仍然是可能和有意义的；“因此又只剩下了唯一的出路，即尽力撞击墙壁”（5：103—105）。他知道和其他所有的道德理念一样，负罪感也已被自然法则抹除，但他非理性地坚持做出道德反应。由于他无法把道德责任归于其他任何地方，通过最无法反驳的推导过程，他把一切都归咎于自己。但与此同时，他非常清楚自己并无过错，他希望可能足够长时间地忘记自然法则，让自己相信可以自由地选择成为任何人——浪子、老饕，或者将生命用来祝一切“崇高和美”的东西保持健康的人。

地下人在这些章节中所有自相矛盾的回应都源于这种决定论的辩证法，受到地下人内心矛盾的驱使：一方面他在思想上接受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决定论，另一方面他同时又否定这点，他的人格的整个本能——情感层面被等同于道德良心。因此，不能从字面上理解他的自嘲和自虐。与《冬天记的夏天印象》类似，地下人的修辞包含了颠倒的反讽，通过把矛头对准自己来嘲笑他可鄙的对话者，即行动之人。因为地下人的生活是对行动之人生活的归谬，他越是把自己的状况描绘得令人反感和厌恶，他就越能揭露那个自信的评判者如此盲目地珍视的东西的真正意义。只有冥顽不灵的迟钝才让激进的行动之人无法看到地下人正是他们的镜像，让他们无法认可他可能向他们发出的致意：“虚伪的读者，我的同类，我的兄弟！”（波德莱尔语，hypocrite lecteur，mon semblable，mon frère！）

3.最有益的利益

在解释了人类心理天生无法适应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的“理性”世界后，地下人又更直接地把矛头对准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行动之人为自己辩护的论点。他承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始终冷静地意识到自己的基本准则不符合人类经验的规则，这种矛盾在第7—9章提出的论点中得到了更清晰的阐述。

地下人满腹狐疑地问道：“啊，告诉我，是谁第一个声称人做坏事只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如果他获得启蒙，如果他能看到自己真正和正常的利益……他会发现只有行善才对自己有利，由于我们都知道没有人会有意识地做对自己不利的事，因此可以说，他将出于必要而开始行善。”（5：110）这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立场的实质——一旦被接受，“理性利己主义”将让人们完全获得启蒙，非理性行为（即违背自身利益）的可能性将不复存在。不过，就像地下人尖刻地指出的，这种论点有一个缺陷：它忽视了人拥有并将一直拥有一个他永远不会放弃的最高利益，即能够行使自由意志。

地下人在这几章中的论述由几部分组成。首先，他反复描绘了“统计学家、智者和人类的热爱者”在行为上最终如何频频与他们经常标榜和庄严崇高的理性原则背道而驰。此外，他还回顾了人类的历史，问及人类是否曾经是完全理性的，或者希望那样。“简而言之，我们可以对世界历史发表任何评价——即便属于最混乱的想象。唯一的例外是我们不能说它是理性的。这个词让人如鲠在喉。”第三部分与当下的情况关系密切得多，并附带抨击了当时在俄国激进派中很受欢迎的英国历史学家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他相信可以根据自然科学的法则推导出历史的法则。巴克尔断言“人类通过文明而变得温和，因此不再那么嗜血和适合打仗”，这让地下人忍俊不禁，他呼吁读者“看看巴克尔所生活的整个19世纪。看看拿破仑——那个大帝和现在这位。看看北美——永恒的联邦［当时正受南北战争蹂躏］”（5：111，116，112）。

上述例子显示了理性主义者和逻辑学家为了自己的体系多么容易对最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出于某种原因，所有此类体系总是完全“从统计数字和经济——科学公式”来定义“人的利益”，“因此，你的利益是幸福、财富、自由和安宁等等。因此，在你看来（对我当然也一样），公开和有意识地反对整个清单的人都是蒙昧主义者和绝对的疯子，难道不是吗？”。（5：110）不过，虽然地下人并不反对幸福、财富、自由和安宁本身，但他反对实现它们的唯一途径是牺牲人的自由和个性。

他同情地表示：“先生们，是不是真的存在某种东西，它对于几乎所有的人来说都比他们最大的利益（我们刚刚谈到的那种被忽视的利益）更加珍贵，如果有必要，人们不惜反对一切法则，即反对理性、荣誉、安宁和幸福——简而言之，他们不惜反对一切美好和有用的东西，只要他们能获得那个基本和最有益的利益，那对他来说胜过其他的一切？”（5：111）这个问题的答案（插入语戏谑了《哲学中的人类学原则》中某些较为艰涩的段落）可以在第6章中找到。对人类“最有益的利益”是保有自由意志，后者的行使可能符合理性，也可能不符合，但总是希望保留选择的权利，这种基本的“利益”不可能被纳入人类热爱者的体系中，因为这会导致他们把人性改造成只向往理性的梦想永远无法实现。

4.水晶宫

我们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用他对水晶宫的想象表现了这种改变的梦想，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把这一象征用来代表地下人的观点。在这个富足的未来乌托邦中，人们将接受彻底的再教育，“科学本身将教会人们……他们并不真正拥有意志或任性，而且从未拥有过，他们本身不过是某种钢琴键或管风琴的塞子；……他所做的一切完全不是他的意志的结果，而是按照自然法则自行完成的”（5：112）。

这里的音乐意象直接来自傅立叶，后者相信自己发现了“社会和谐的法则”，他的信徒们喜欢把法伦斯泰尔内部对激情的组织比作键盘上的琴键结构。此外，当地下人谈到在水晶宫中“人的一切行为都将……按照这些［自然］法则做成数学列表，就像一直排到108000的对数表”（5：13）时，他并未夸张。傅立叶绘制过在他看来组成（人类）天性不变法则的激情的完整列表，任何模范社会秩序中都必须满足它们的需求。就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傅立叶的激情列表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物质决定论结合起来，抨击水晶宫的理想隐含了彻底消灭个性。因为个性的实证表现包括选择无论哪种行动道路的权利，如果人们通过遵循不可能被否定的自然法则而变得善、理性、满足和幸福，那么就没有了选择。

但幸运的是，地下人向我们保证，水晶宫并不可能，因为“人如此忘恩负义……把尘世的一切幸福赐予他……使他在经济上如此富足，让他只需睡觉、吃蛋糕和操心世界历史的延续就行了——但即便那样，出于纯粹的忘恩负义，人还是……甚至不惜冒险失去蛋糕，故意想要做出最致命的有害行为和最不划算的荒谬行径，只为了向自己证明（仿佛这如此必要）人就是人，而不是钢琴键”（5：116—117）。因为如果水晶宫真的存在，“即便人事实上只是钢琴键，即便自然科学和数学已经向他证明了这点——他还是会制造破坏和混乱，想出各式各样的痛苦，坚持我行我素！”。如果这一切痛苦和混乱可以事先被计算出来和列成表格，“那么人会故意发疯，以便摆脱理性和我行我素！”。在这两种情况中，混乱的原因都是个性为了反抗一个自由意志（乃至任何道德范畴）不再有存在理由的世界。这段话清楚地表明，自由的自我毁灭式反抗本身并无价值，它只是被视作孤注一掷地抵抗假定中水晶宫理想的完成。地下人如释重负地写道：“这样的话，人怎么可能不犯罪，庆幸情况还不是那样，庆幸欲望暂时仍然依赖只有鬼知道的东西！”（5：117）

这就是假设的水晶宫理想完成后的可怕前景，地下人又继续质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追随者的乐观保证，即这种理想是人的真正欲望。他否认人性向往实现水晶宫这种静态和世俗的末世，后者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以及所有进一步努力、向往和希望的停止。“会不会……他只喜欢远远地看着那栋大厦，而不靠近它；也许他只喜欢建造它，但不愿在其中生活，而将其留给了蚂蚁和羊等等家畜（aux animaux domestiques）。毕竟蚂蚁的口味完全不同。他们拥有此类永远坚不可摧的惊人大厦——蚁丘”（5：118）。

虽然这种将社会主义理想比作蚁丘的做法在当时的俄国报刊界司空见惯，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把这种意象同历史的终结联系起来，作为对赫尔岑的影射。赫尔岑在《彼岸书》中写道：“如果人类径直奔向某个目标，那么就不会有历史，而是只有逻辑；人类将停留在某种完成的形式，像动物一样停留在某种自发的现状……此外，如果存在剧本，历史将失去一切趣味，它将变得徒劳、乏味和可笑。”上述文字间明显的相似点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他如此钦佩的作品中吸收了多少东西；它们还显示了他多么准确地将自己那代人和19世纪60年代那代人在意识形态上的深刻反差变成了主题。因为19世纪40年代那代人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面貌受到浪漫主义文学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滋养，与19世纪60年代那代人的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赫尔岑也始终坚决拒绝接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物质决定论和对自由意志的否定。因此，地下人后来正确地指出，他对水晶宫理想的反对一定程度上源于他所成长的年代。

上述论点随后被集中起来，对水晶宫做了最后的否定，指责它没有给“痛苦”留下空间。地下人表示：“说到底，我并不真的强调痛苦或者任何幸福，我强调的是……自己的任性，强调在必要时能确保我享有任性。”与疯狂或混乱一样，痛苦本身并非目标，仍然服从于主张道德自主的最高价值，但它能帮助我们在一个人的意义被决定论剥夺了的世界中保持这种道德自主感：“在水晶宫中，甚至［痛苦］都是无法想象的：痛苦是怀疑和否定，什么样的水晶宫会允许存在怀疑？”怀疑的能力意味着人尚未变成只会按照理性行事的理性——伦理机器。这就是为何地下人宣称“痛苦是意识的唯一来源”（5：19）；痛苦和意识密不可分，因为后者不仅是心理上的，而且主要是人类个性的道德特征。

5.宫殿般的鸡窝

《地下室手记》的第10章提出了一个特殊问题，因为它遭到审查部门的大肆篡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声称在这一章中表达了作品的“本质思想”，他将其定义为“信仰和基督的必要性”，但这些段落被查禁，在后来的再版中也没有恢复。需要指出的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中，他从不喜欢冒风险和费时地试图说服审查部门收回之前的裁决。这样做只会危及和拖延作品再版和文集的发行，而他急需从中获得收入。

尽管遭到篡改，让我们还是来分析一下这“词句矛盾”的一章，看看还能找到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更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本质思想”。我们知道，地下人反对水晶宫是因为不可能对其表示不敬，但他表示：“我［这样］说完全不是因为我多么喜欢吐舌头……相反，如果我失去了吐舌头的全部欲望，我愿意仅仅出于感激而让人割掉它。”（5：120—121）就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暗示，地下人完全没有为了某种无限的利己主义而否定一切道德理想，他迫切地寻找着某种道德理想，后者不会导致个性疯狂地发起反抗，而是使其自愿地顺从。因此，这种新的理想需要认识到意志的自主和个性的自由，需要诉诸人的道德本质，而非其被认为与自然法则相和谐的理性和私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种新的理想可以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找到，通过文中仍然存在的一个困惑之处，我们可以窥见他可能曾如何试图将这种新理想纳入自己的意象框架。

这个困惑出现在对水晶宫和鸡窝进行比较的过程中。地下人表示：“你看，如果没有宫殿而只有鸡窝，又正好开始下雨了，那么我可能爬进鸡窝避免被淋湿，但我仍然不会把鸡窝当成宫殿，作为对它让我避雨的感激。你笑了，你甚至会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鸡窝和华厦别无二致。是的，我回答，如果人活着只是为了避免被淋湿。”地下人所质疑的并非鸡窝的有用，而是为了它的实际好处而将其升华为人类的理想这个现实。“但如果我坚持认为这［避免被淋湿的用处］不是生活的唯一目标，如果人必须活着，他更应该住在华厦里呢？那是我的选择，是我的欲望。你只有改变了我的欲望才能消除这种看法。好吧，去改变它，用别的东西诱惑我，给我另一个理想。”（5：120）

就这样，地下人提出了“另一个理想”的可能性，随着作品的深入，他似乎设想了另一种水晶宫——那将是一座真正的华厦，而非满足纯粹物质需求的鸡窝。因为他继续说道：“而暂时，我还不会将鸡窝当成宫殿。即便水晶大厦只是个不符合自然法则的虚幻梦想，我只是出于自己的愚蠢，出于我这代人的某种过时和非理性的习惯而杜撰了它。但它符不符合法则与我何干？如果说它存在于我的欲望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存在于我的欲望存在的时候，又有什么区别呢？”（5：120）在这里，我们注意到文中转向了“水晶大厦”，作为其基础的原则与文中其他部分由水晶宫所代表的原则截然相反；这座新的水晶大厦不符合自然法则（而水晶宫则是它们的代表），它的存在出于欲望而非理性。改变如此突兀，与之前的内容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我们只能猜测，从一种水晶建筑到另一种的过渡材料被从手稿中删去了。

我们可以猜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一定曾试图阐明真正的水晶宫、水晶华厦或水晶大厦（他的说法并不一致）的性质，将其与那座事实上只是鸡窝的假货进行对比。从他的信中，我们得知他采用的方式是把真正的水晶宫同“对信仰和基督的需求”等同起来，但这种尝试很可能让审查部门感到困惑和恐惧，不久前在《怎么办？》上犯的错让他们仍然心有余悸。现在，他们习惯于把水晶宫视作无神论的社会主义的可憎意象。因此，他们可能删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将自己的基督教意义赋予这一象征的句子，他们或许觉得这些句子既有颠覆性又渎神。上述假设可以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字的奇特历史，解释仔细阅读就能清楚看到的赤裸裸的矛盾，这些矛盾让他愤怒地抗议说，自己的整个意思都被扭曲了。

虽然这种新的理想本来可能被描绘得更加清晰，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构思仍然需要将地下人困在反抗的消极阶段。新的理想只是作为遥远和对地下人而言无法达到的可能性而被暗示。原稿中的每个故事都被安排了自己的高潮形式，第一和第二种理想间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异。到了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只是作为不可能的梦出现在地下人思想中的东西成了活生生的现实，通过戏剧性行为得到了有力的表现。因为第一部分中的地下人憧憬着另一种理想；他知道那必然存在；但他如此坚信物质决定论和自然法则，以至于无法想象那可能是什么。“无论如何，我知道自己不会仅仅因为它的存在符合自然法则和真正存在着就满足于妥协，接受不断循环的零。我最大的愿望不会是建造一大片房子，把房间租给穷人一千年，为了以防万一还挂上牙医的招牌。”（5：120）那东西是什么以及为何地下人无法找到它将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中篇小说第二部分的内容。

第二部分 1.“关于湿雪”

1864年，当地下人开始写《手记》时，他40岁；当第二部分的事件发生时，他24岁，因此那些事发生在1848年——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热情地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聚会的那年。地下人仍然主要是一种社会—文化典型，但在他成为对19世纪40年代的态度之戏仿的第二部分中，他无疑融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其本人作为那代人成员的评判。185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给托特列边将军的信中评价自己当时的思想状态：“我相信理论和乌托邦……我患有疑病症……我极其易怒，敏感到病态的程度，可以扭曲最普通的事实，把它们变得面目全非。”这段话的每一个字都适用于我们看到的他对地下人年轻时心理的描绘。

这部分的标题“关于湿雪”同样帮助第二部分牢牢确立了自己的象征背景。安年科夫在1849年提到，自然派作家们都喜欢把“湿雪”作为彼得堡沉闷风景的典型特征。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这个标题再现了19世纪40年代的彼得堡形象——在第一部分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称这个形象为“世界上最抽象和最蓄意的城市”（5：101），这座城市的存在本身（自从普希金写了《青铜骑士》之后）被俄国文学用来象征俄罗斯向西方文化转型的暴力和无情的成本。

19世纪40年代的氛围（包括其所有的社会人文方面的喜悦）也在被引作第二部分题铭的一首涅克拉索夫的始终得到了清晰的描绘。这首写于1846年的诗正是《斯捷潘奇科沃村》中曾反讽地提到的那首，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部明确与自然派和他的过去划清界限的作品，现在他觉得那些只是幼稚的幻觉。诗歌从一名悔过妓女的（男性）施惠者的视角出发，后者通过热烈而没有偏见的爱把她从罪恶的生活中救出，诗中描绘了良心对她的折磨：

当我用信念的炽热话语

将一个堕落的灵魂拯救，

使它步出了迷误的黑暗，

你，满怀着深深的苦愁，

搓揉着双手，在将那

纠缠着你的恶习诅咒；

当你用回忆来谴责

那遗忘了往事的良心，

你向我讲述了在我之前

所发生过的一切事情，

突然，用手捂住脸，

你充满了恐惧和羞愧，

你在愤恨，你在颤抖，

你流出了不尽的眼泪……

等等，等等，等等。（5：124）

通过用三个“等等”结束引文，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表示，说话者为标榜博爱的那些学究气的诗句不过是平庸乏味和墨守成规的老生常谈。救赎妓女的主题的确在19世纪60年代变得司空见惯。它作为一个小故事出现在《怎么办？》中：一位主人公将一名堕落的女子从耻辱的生活中拯救出来，与她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并将其变成薇拉·巴甫洛夫娜的合作者，直到她死于肺结核。《地下室手记》第二部分中的高潮故事——地下人与妓女丽莎的相遇——反讽地戏仿和颠覆了社会浪漫主义的陈词滥调。

因此，《地下室手记》的第二部分嘲讽了19世纪40年代的感伤社会浪漫主义，就像第一部分嘲讽了19世纪60年代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此借鉴了他曾在《时代》上描摹的19世纪40年代的形象。来自开明贵族知识分子的多余人生活在“造福众生”的梦中世界，却无视最简单和最明显的道德责任。他指出，这些人必须践行自己的主张，把他们对人类抽象的爱变成面向有血有肉的个体的具体行动。这正是《地下室手记》第二部分的主题，这部分的背景被转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作品中的官僚世界，通过一个地位低下，但和多余人一样拥有极度自我意识的人物得以表现。

第二部分中的这种主题变化反映在基调的明显改变中。第一部分中关注的是终极问题，反对“假”水晶宫的最终论点只可能是一时的疯狂和自我毁灭，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讽也相应地尖刻而古怪，他的口吻严厉而生硬。地下人青年时的不幸遭遇则不涉及这种终极问题，而是都由那个标准的喜剧根源引起——过分的虚荣。因此，第二部用更加轻快的玩笑和讽刺基调写成，全部段落只是大篇幅的讽刺，嘲讽了地下人对于最简单人际状况的夸张而学究气的反应。

2.虚荣的辩证法

第二部分的开篇让我们想起了第一部分的开头。一边是主宰的冲动，一边是与他人建立更友善关系的愿望，两者的冲突之前完全没有被展开，但现在走上前台，为相对抽象的第一部分提供了更加细致的背景。沉浸在无边虚荣中的地下人具有如此敏感的自我意识，无法与任何人建立正常的社交关系：“当然，我从上到下恨我所有的同事，我鄙视每一个人，但与此同时，我又害怕他们……不知怎么会突然出现这样的情况：有时我鄙视他们，有时却把他们放到自己之上。”（5：125）地下人的虚荣让他相信自己的高人一等，他鄙视所有人，但由于他希望这种优越性得到他人认可，他憎恨世界的冷漠，陷入了对自己可耻依赖性的自责。这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利己主义的心理辩证法，它寻求世人认可，结果却招致不满和敌意。这种虚荣的辩证法对应了第一部分中决定论的辩证法，效果同样是将自我封闭在一个与他人没有任何接触的世界中。正如第一部分中的决定论消弭了人性反应的可能性，第二部分中的虚荣阻碍了一切社交情谊。

除了描绘这种虚荣的辩证法的活动，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回溯了它在19世纪40年代的普遍文化氛围中的情况，那种氛围营造了一种生硬和造作的浪漫利己主义以及对普通俄国人生活的优越感，通过地下人的每一个毛孔进入他体内。事实上，他从少年时就开始显得与众不同的是他突出的思维能力。他写道：“此外，他们［同学］慢慢地都开始明白，我已经在读他们都读不了的书，我理解的东西……他们甚至闻所未闻。”在描绘自己后来的生活时，他表示：“我在家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阅读……我试图依靠阅读来平息体内不断涌动的东西。当然，读书大有裨益。”（5：140，127）就这样，读书要为地下人的真实情感遭到压制负责——这些情感与他的虚荣和主宰欲相反。书籍在他和别人之间织成了一章习得和不自然的回应之网，而由于我们身处19世纪40年代的俄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这些书只可能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社会浪漫主义者及其俄国信徒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曾经从中吸取养料。

一边是控制地下人的虚荣的辩证法，一边是他的思想文化，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再强调两者的联系。他表示：“若没有对自己过分的苛求，若不是在某些时候鄙视自己到了憎恨的程度，有教养和体面的人是不可能虚荣的。”在比较自己与办公室同事的特征时，他想道：“甚至可以让我的脸变得丑陋……但要让它高贵和富于表情，最重要的是让它显得极其聪明。”（5：125，124）作为吸收了19世纪40年代流行于俄国的欧洲文化的结果，地下人失去了任何产生简单和直接的人际情感的能力。相反，他的虚荣和自负感已经膨胀到与他的现实社会状况完全不匹配的程度，这种失衡引发的冲突与西方社会中因为利己个人主义原则的主导而产生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手足战争形成了有趣的类比。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描绘自尊和羞辱心理的大师，当羞辱来自某种真正的压迫或苦难时，他知道如何将其变得非常动人，但把地下人视作此类受害者将完全是误读。因为他生活在纯粹想象的世界中，歪曲和夸大了他所接触的一切东西。他表示：“现在我完全明白，由于无边的虚荣，很可能还由于对自己的苛求，我经常对自己产生疯狂的不满，乃至接近于自责，于是我的内心也把同样的看法加诸每个人。”（5：141）

即便他的羞辱完全是自找的，它们也会令他同样苦恼。无法与他人打交道让他陷入了狂暴的孤独，他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行为是可耻和羞辱的：“我在夜间一个人偷偷摸摸、提心吊胆、卑鄙龌龊地沉浸于放荡，羞耻感始终伴随着我，即便在最丑恶的时刻也不例外，羞耻感在这种时刻还驱使我发出诅咒。那时我的灵魂中已经有了地下室。”（5：128）这里提到的放荡预示着最重要的丽莎的故事，但在之前这些怪诞可笑的章节中，重点被放在地下人试图通过纯粹的社交（而非性交）冲破他的孤独。

上述故事展现了地下人尝试确立自我存在时的痛苦，因为他首先希望有人——任何人——按照符合其膨胀到可笑程度的自我认知的方式来认可他。正因如此，他卷入了戏谑英雄式的荒唐闹剧，试图鼓起足够的勇气在涅瓦大街上冲撞一位军官。他对这个可笑问题的执念只是展现了他的虚荣对微不足道的事情念念不忘；但这段故事也戏仿了《怎么办？》中的一个情节。那本书中的一个主人公严肃地下定决心，不在街上给“老爷们”让路，当有个愤怒的贵族开始指责衣着寒酸的学生撞到他时，那位老爷马上摔了个狗啃泥。

陀思妥耶夫斯基反讽地颠覆了对这种公开的不平等羞辱的民主反抗所显示的价值尺度，把地下人主张“平等”的狂热愿望描绘成可笑的虚荣，而非坚定的独立自尊。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戏仿还搭上了对果戈理《外套》的影射：当地下人激动地为其史诗性的会面做准备时，他决定用更加体面的水獭领子换掉外套上丑陋的浣熊皮领子。这个细节不仅让时代气氛更加浓烈（果戈理的故事发表于1842年），还丰富了此事的意识形态意味，因为果戈理的作品为年轻的自然派作家们（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是其中一员）的博爱主题提供了最初的灵感。

在第一部分中如此突出的受虐主题在第二部分的第1章中重现。因为当地下人走在涅瓦大街上时，他感受到“不断的受难，某种变成无休止和直接感受的想法带来了连续和无法忍受的羞辱，即我在整个世界眼里是一只苍蝇，一只肮脏而恶心的苍蝇——诚然，我比所有人都更聪明、更有教养和更加高贵，但我却是一只不断给所有人让路，受到所有人攻击和羞辱的苍蝇……那是我已经开始感受到我在［第一部分］第1章中提到的快感了”（5：130）。不过，我们必须再一次注意避免把这种心理刻画视作不言自明的。地下人的受虐心理是虚荣的辩证法的一部分，它的功能比仅仅展现自我菲薄更加复杂。

受虐心理在作品的两个部分中的功能大同小异——就如受虐在第一部分中招致了痛苦并让良心保持活力，它在第二部分中同样具有积极意义。地下人对受虐“快感”看似病态的培养最终支撑了他的自我，让他拒绝听话地顺从世人的判断。正是这种自我主张让地下人在20年后抵挡住了水晶宫的诱惑，在后者中，自然法则完全消灭了人的个性。因此，在作品的两个部分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为19世纪40年代的意识形态赋予了相对价值——保护自主和个性的价值——无论它在其他方面有什么弱点和短处。

3.宴会上的曼弗雷德

第二部分的第2章终于凸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讽刺的真正目标。我们终于发现——当然是经过小心变形的夸张形式——地下人从那些塑造了他梦想的书中究竟读到什么。因为在这里，他表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作品中描绘的浪漫主义梦想者的特征，在《地下室手记》的第二部分中，梦想者受到非常粗暴的对待。他不再是纯粹的文学浪漫主义者，迷失在对情色满足和艺术荣耀的奇异幻想中，就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前西伯利亚时期作品中那样，而是成了满怀改变世界的宏大计划的社会浪漫主义者。但新的社会使命没能成功改变梦想者特有的自我执念，从他相信启发了自己的社会良心来看，他没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道德要求变得更加无法原谅。

在这章中，我们注意到当被虚荣的辩证法的跷跷板弄得精疲力竭的地下人寻求“和解一切的逃避手段”，即当他在“梦里的‘崇高与美’中找到了庇护所”时发生了什么：

比如说，我战胜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当然都已化作灰烬，都不得不心甘情愿地承认我所有的美德，而我也原谅了他们所有的人。作为一个出色的诗人和宫廷侍从，我恋爱了；我获得了万贯资产，又立即将资产全都给了人类，并在众人面前忏悔自己所有的耻辱，当然，那些耻辱也不全是耻辱，其中也包含有非常之多的“美与崇高”，包含有某种曼弗雷德式的东西。所有的人都在哭泣，都在吻我（不然他们怎么会是傻瓜呢），而我则赤着脚、饿着肚皮前去宣传新的思想，并在奥斯特尔利茨附近击溃了反动派。（5：133）

在这些愉快的插曲中，地下人感到“突然有某种合适活动的景象——有益而美好，最重要的是现成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活动，但重要的是对我来说完全现成）——浮现在我眼前，我应该来到日光下，仿佛骑着白马，头戴桂冠”。这些梦想无疑取代了他本人的任何现实道德努力；更有甚者，它们让他无法意识到此类努力不一定非得以陈腐和“现成”的形式存在。在这些时候，地下人感到对人类的强烈的爱，“尽管它从未被用到现实中的任何人身上，但这种爱如此强烈，我甚至感受不到将它用于现实的冲动；那将是一种多余的奢侈”。此外，这种对宽宏大量的崇高想象还满足了良心的不安，因为“对普通人来说，玷污自己是可耻的……［而］英雄过于高贵，无法被完全玷污，因此他被允许玷污自己”。就像地下人亲口说的，他“在一切问题上都有高贵的缺陷”。（5：133）

不过，他无法长久地满足于这些孤独的快乐；他总是感到需要把它们（和他自己）展现在人类艳羡的目光下。经过三个月的梦想，他的梦总是“达到了如此幸福的状态，以至于必须马上拥抱我的同伴和全人类。为此，我需要身边有个真实存在的人”（5：134）。这番话引出了那个关于地下人和老同学相遇的怪诞而有趣的故事。（第3章和第4章）当然，当地下人看到真人时，他对尊敬的非分要求总是会遭到回绝。他过于殷勤地想要拥抱人类，但发现人类更愿意握手和保持礼貌的距离；这种拒绝引起了虚荣的辩证法，以及与之相伴的主宰决斗。地下人与昔日同学聚会的超现实主义喜剧源于他“降服所有人”这一无望但不可阻挡的冲动。强行加入他们友好的小聚会后，他完全出于憎恨和嫉妒而侮辱了主宾兹维科夫，然后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三个小时，而其他人则完全无视他，继续着自己的庆祝。

庆祝的校友们最后前往妓院打发夜晚剩下的时间，把地下人孤零零地留在宴会的残席上。这时，他开始觉得只有决斗才能实现贵族的各种和解！“要么是他们全都跪下乞求我的友谊，要么我给兹维科夫一记耳光！”（5：148）一说起决斗，我们立刻能想到一长串文学典故（俄国文学中充斥着著名的决斗），地下人对待同伴的态度戏仿了普希金的故事《射击》。

地下人想象着如果他把攻击兹维科夫的计划付诸实施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他在心中自言自语道：

我会被抓起来，我会遭到审判，我会被赶出机关，会坐牢，会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去。没关系！十五年过后，当我被释放出狱，我会身穿破衣烂衫，像个乞丐似的跟踪他。我将在一个外省城市中的什么地方找到他。他已经结婚，很幸福。他有了一个成年的女儿……我会说道：“看，恶棍，你看我这瘦削的面颊和这破烂的衣衫！我失去了一切——仕途，幸福，艺术，科学，心爱的女人，而这一切都是由于你。手枪就在这里。我来这里是为了卸空我的手枪……并原谅你。”于是，我向空中开了一枪，后来，我就无踪无影了……我甚至哭了起来，虽说在这一时刻我十分确切地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来自西尔维奥和莱蒙托夫的《假面舞会》。（5：150）

正如可以预见的，这些陈词滥调的英勇举动仍然纯粹是想象，当地下人走进“时装商店”的沙龙时，所有人都已经不见了。

4.丽莎

正是在地下人最终遇到一个比他本人还要脆弱的同类时，喜剧变成了悲剧。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清楚这种基调的改变，我们之前曾引述他提到过的类似于“音乐中的过渡段”：“第一章看上去只是闲扯，但在后两章里，这种闲扯化作了突然的灾难。”终稿后来被分成更短的各章，灾难从第5章延续到第10章。在《地下室手记》中，没有其他哪个部分像这里一样被从上下文中割裂，以便支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或那种理论，即便这部分的功能无疑是为了阐明某种反差：一边是想象、自我放任、自我陶醉和感伤的社会浪漫主义，一边是真正的爱之行动——这种爱源于彻底忘记自我，现在已经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高价值。通过反讽地颠覆了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和《怎么办？》中的情节，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揭露知识分子“理想”中隐藏的全部狭隘的虚荣心，将它与对利己主义的胜利对立起来，他在俄罗斯人朴素灵魂的自发基督教本能中看到了这种胜利。

当地下人抵达妓院时，老鸨像对待老主顾一样（他确实是）唤来了一个姑娘。带着她离开妓院时，他看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那张惊恐的脸庞让我极其厌恶，苍白、凶恶而恶心，头发乱糟糟的。我想，‘随它去吧，我喜欢这样’；‘我喜欢自己让她觉得厌恶；我喜欢那样’。”（5：151）地下人无法制服同伴，或者让自己的攻击足以令他们认真对待，于是顺理成章地希望对这个无助的姑娘进行报复；越是让她觉得厌恶，他的利己主义就越能从迫使她服从自己的欲望中获得满足。不过，地下人对丽莎的征服不仅是通过肉体服从。因为在交欢后，当他意识到她的敌意和沉默的憎恶后，“一个可怕的主意在我脑中诞生，犹如某种恶心的感觉般流遍我的全身，就像我们走进潮湿发霉的地下室时那样。”（5：152）这个主意就是玩弄丽莎的情感，意图不仅在肉体上，也在精神上征服她。

就这样，地下人非常巧妙地打破了丽莎为了在羞耻的生活环境中保护自己而用假装的冷漠和愤世制成的铠甲。他解释说：“我开始感觉到我在说什么，渐渐喜欢上了这个话题。我希望表达藏在内心角落里的小念头。”地下人把堕落的可怕细节和忠贞的形象混合起来，陈词滥调使它们显得更加辛酸（在此过程中戏仿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他成功地让丽莎真正的羞辱感浮上了水面，加速了她情感的彻底崩溃。当然，他所有表面上的关心都不是认真的；地下人只是被自己冠冕堂皇的话所左右，因为“其中的消遣最吸引我”。但丽莎过于年轻、单纯和无助，无法看穿他的恶意，那些话听上去像是真的，其实却半真半假。“我的情绪如此高涨，以至于喉头开始哽咽……突然我停了下来，惊恐地坐起身子，忧心忡忡地弯下腰，心脏怦怦乱跳，开始听了起来。”因为丽莎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她整个年轻的身体抽搐般地战栗着”。（5：155，156，161，162）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地下人忍不住试图践行崇高的英雄和施惠者的角色，就像他在想象中常常扮演的。离开时，他极其大度地把自己的地址留给了丽莎，鼓励她来找自己，放弃可耻的生活。正是这个举动导致了他的失败，也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作品的结局。因为当装模作样的地下人从自我恭维的光环中走出时，他感到了恐惧。他无法想象丽莎看到自己真正的样子——裹着破旧的睡袍，住在肮脏的“地下室”，完全听凭他的仆人，那个冷漠、骄傲和喜欢读《圣经》的农民阿波罗摆布。不过，他也从未想过自己会真的试图帮助丽莎；他如此关心他在她的眼中看上去怎么样，完全看不到她的真实处境。或者并非完全：“我心中还有些东西没有死去，在我心灵和良心的深处，它拒绝死去，表现为强烈的焦虑。”（5：165）

几天过去了，丽莎没有出现，地下人变得越来越兴奋；和往常一样，“有时我甚至开始做起相当甜美的梦”。这些梦都围绕着对丽莎的再教育，她对他的爱情表白，以及他本人的告白：“我不敢首先图谋占有你的心，因为我对你有过影响，我怕你是出于感激才强迫自己回应我的爱情，在你的心中勉强唤起那种也许并不存在的感情，我不希望这样，因为这是……专断独行……这是不光彩的（一句话，我在这里信口开河起来，带着某种欧洲式的、乔治·桑式的、神秘高贵的细腻感情），但是现在，现在，你是我的了，你是我的创造物，你纯洁、美丽，你是我美丽的妻子。”（5：166—167）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引用了涅克拉索夫的两句诗。

夹杂在上述令人陶醉的幻想中的是地下人试图让固执和倔强的阿波罗服从自己意志的滑稽剧。陀思妥耶夫斯基娴熟地把这两个情节交织在一起，他把丽莎的到来安排在地下人正因为被泰然自若的阿波罗激怒而发泄自己全部的歇斯底里但软弱的怒火之时。当时，地下人的沮丧和焦虑恼怒已经达到无法控制的程度；看到不知所措的丽莎时，他失去了控制，抽泣和抱怨说自己正被阿波罗“折磨”。这一切如此令人蒙羞，以至于丽莎结结巴巴地表示自己想要离开妓院，并提醒他之前发生的一切时，他把恶毒的怒火对准了丽莎。他用残酷的长篇大论作为回答，告知了对方他们之前关系的真相：“我拿你出气和嘲笑你。我受到了羞辱，因此我需要羞辱别人；我被当作抹布对待，所以我要展现自己的力量。”作为对其利己主义逻辑的典型颠覆，他喊道：“我永远不会原谅你，为了那些刚才我在你面前情不自禁流下的眼泪，我也永远不会原谅你！”（5：173—174）

这时，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发生了——至少在地下人的经历中前所未有；丽莎没有发怒和反击，而是投入了他的怀抱来安慰他。两人都潸然泪下，完全忘记了自己，但地下人无法战胜的虚荣心（使他无法无私和自然地回答别人）很快重新占据上风：“在我过分激动的头脑中，我还意识到现在我们的角色已经完全颠倒，现在她是主角，而我只是被压垮和羞辱的生物，就像那天晚上在我面前的她——四天前。”然后，并非出于爱而是出于恨，地下人当场对她胆敢试图安慰自己进行了报复。为了让报复更加彻底和完全压垮她，他在两人结束拥抱时把一张五卢布的钞票塞进她的手中。他承认：“我可以保证：虽然我故意做了那件残忍的事，但并非出于心的冲动，而是来自我邪恶的头脑。那件残忍的事如此做作，如此刻意而为，完全是头脑，是书籍的产物，我一分钟也忍受不了。”（5：175，177）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可能说得更明白了：地下人的心，他的本性的感情核心尚未完全失去道德情感。是他被自己如此彻底地吸收的教育所滋养的头脑——这种教育基于西方的原型，并参考了被吸收进俄国文学的此类原型的形象——导致他性格的变态，要对他可鄙的行为负责。

不过，丽莎在离开前偷偷地把钱留在了桌子上。看到那张皱巴巴的钞票后，地下人充满了悔意，他跟着丽莎跑到静谧和满是积雪的街上，想要跪在她的脚边乞求原谅。但随后他停了下来，他意识到这一切的激动都是徒劳的：“我想：‘为什么呢？难道因为今天我吻了她的脚，明天就不会开始恨她吗？’”后来，当他在家中“用怪诞的幻想压抑［他］心中活生生的痛楚”时，他为自己全部的恶行想出了最残忍的理由。他想：“她永远心怀愤怒不是更好吗？愤怒——为什么，毕竟那是一种净化：是最锐利和最痛苦的意识！明天我可能会玷污她的灵魂，劳累她的心，但既然羞辱感将永远活在她的内心，无论多么可憎的肮脏等待着她，那种愤怒都将升华和净化她——通过仇恨——嗯——也许还通过宽恕。但这一切会让她感到轻松些吗？……事实上，我此时会给自己提出一个无聊的问题：什么更好——廉价的幸福还是崇高的痛苦？嗯，什么更好呢？”（5：177—178）

通过最后这段强烈的反讽，陀思妥耶夫斯基让地下人把通过受苦获得净化的想法作为其道德—精神施虐的借口。他由此回到了第一部分的主要主题，并对其有了新的理解。当地下人为了维护自己的人类身份而斗争，宁愿折磨自己也不愿服从自然法则时，意识和痛苦被作为价值得到肯定。但只要这种斗争仅仅源于利己主义为了肯定自己的存在而进行的负面反抗，它就不可避免地面临遭遇可怕反转的风险；始终存在的危险是，只关心自己的利己主义者会以帮助他人净化他们的灵魂为借口来让他人受苦。《地下室手记》最后顺带引入的这种可能性将在《罪与罚》中得到精彩的发展，拉斯柯尔尼科夫将试图说服索尼娅，他为了崇高的目标而牺牲他人的做法在道德上相当于她出于同样的目标而牺牲自己。

5.结尾

随着《地下室手记》第二部分接近尾声，地下人再次回到了孤独的沮丧中。因为他一度窥见了如何摆脱虚荣的辩证法：丽莎对自身羞辱的无视，她全心全意地对他的折磨感同身受——简而言之，她具有无私之爱的能力——是打破自我中心主义魔咒的唯一途径。当她投入他的怀抱，想着他而非她自己时，她展现了他的利己主义永远无法获得的“另一些东西”——个性出于爱而自愿牺牲自我的理想。在与丽莎的相遇中，地下人活生生地见证了这种理想，他无法对后者的吸引力做出回应，这不可改变地注定了他未来的命运。不过，如果把《地下室手记》作为整体看待，我们会看到19世纪40年代的利己式社会浪漫主义（包括它对精神贵族意识的栽培，以及对个人道德责任的强调）并非只有负面的价值。虽然这种感伤的社会浪漫主义可能是自我中心的，但它仍然强调了自由意志的重要性，保留了个性内在自治的意义，如果没有这种意义，人类将不可能有真正的生活。

一如既往地意识过多的地下人完全清楚他的问题根源在哪里：“如果没有了书本，我们将马上迷失方向和不知所措——我们不知道该加入什么，依恋什么和憎恨什么，尊敬什么和鄙视什么。我们甚至因为自己是人而感到压抑——对身为拥有我们自己的真正血肉的人感到羞耻，我们认为这是耻辱，试图成为某种不可能存在的一般化的人。”（5：178—179）因此，这暗示了唯一的希望是否定所有这些书本的、外来的和人为的西方意识形态，回到自发地融入无私之爱这一基督教理想的俄国“土壤”。

这部不寻常的小书就此结束，它无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迄今对自身作为讽刺作家的天赋的最有力和最集中表达。《地下室手记》经常被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最终成熟的伟大时期的序曲，毫无疑问他在这部作品中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度。他第一次完全用激进意识形态塑造的心理作为行动的动机；书中的每一个特征都展现了某种理念对个人行为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世界完全被视作这一目标的功能。现在，心理被严格地置于意识形态之下；不再有烦人的拉锯战，就像《被侮辱与被损害》中作品结构的道德—心理和意识形态元素间的冲突。

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最终找到了他以后小说的重大主题，那些作品的灵感都将来自反对俄国激进派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道德—精神权威这相同的雄心（取决于写作时那种意识形态的突出形式）。在这点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核心可以与18世纪法国的“哲学故事”（conte philosophique）相提并论，它们的人物同样大多是理念的代表；但与憨第德（Candide）和查第格（Zadig）等没有血肉的抽象形象不同，19世纪社会现实主义小说的栩栩如生和心理细节以及城市哥特连载小说的戏剧张力让他们有血有肉。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些看上去对立的叙事风格融为一体的天赋构成了他作为小说家的艺术原创性。

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也不会尝试像《地下室手记》那样神秘和充满影射的作品。他很可能认为这部作品是个败笔——如果我们从它作为论战之作完全缺乏效果来看，那么的确如此。没有人真正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做什么（我们将会看到，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是个例外），虽然拥有艺术天赋的格里高利耶夫对小说表示赞赏，并要求他的朋友以这种方式继续写下去，但文学圈其他人的沉默显然让人无法忍受。苏斯洛娃在信中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写“可耻的中篇小说”和“愤世嫉俗的东西”，这代表了普遍的反应。由于她还没有读过作品，她转述了从小说家叶甫盖尼娅·图尔的文学沙龙（她在巴黎期间光顾过那里）中听来的话，那里的常客们只是复述了彼得堡文学圈中的流言。这些反应很可能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他对读者辨别自己意思的敏锐程度也许期待过高。他再也不会让他们的文学和意识形态洞察力接受如此困难的挑战。

N. K. Mikhailovsky，“Zhestoky talant，”in F. M. Dostoevsky v Russkoi kritike，ed. A. A. Belkin（Moscow，1956），306—384.

V. V. Rozanov，Dostoevsky and the Legend of the Grand Inquisitor，trans. Spencer E. Roberts（Ithaca，NY，1972），35.

V. L. Komarovich，“‘Mirovaya garmoniya，’ Dostoevskogo，”in O Dostoevskom，ed. Donad Fanger（Providence，RI，1966），119—149.

原文发表于捷克语期刊上，重刊于A. Skaftymov，Nravstvennie iskaniya Russkikh pisatelei（Moscow，1972），70，96。

刘文飞译文。——译注

A. I. Gertsen，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30 vols.（Moscow，1954—1966），6：36.

去世前不久，赫尔岑写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给儿子小亚历山大，在信中把这点说得一清二楚。小赫尔岑当时是一位著名的生理学家，他在发表的讲稿中关于动物和人类活动解释成神经反射系统的功能，从而得出像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的结论，即自由意志只是幻觉。他的父亲回复说：“在任何时代，人们都寻求着自主和自由，尽管为情势所迫，他并不希望按照自身意志以外的东西行事，不希望成为过去的被动掘墓人，或者未来的无意识助产士；他把历史视作他的自由和不可或缺的作品。他相信自己的自由，就像他相信呈现在自己面前的外部世界真实存在，因为他信任自己的眼睛，因为如果没有这种信心，他将寸步难行。因此，道德解放是一种心理现实，如果人们愿意，也可以称之为人类学上的自由。”没有什么话能更好地表达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解放和道德自由的存在主义看法。见A. I.Gertsen，Izbrannye philosofskie proizvedeniya，2 vols.（Moscow，1946），2：283。

Pis’ma，1：178；1856年3月24日。

刘文飞译文。——译注

作为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Voyage en Icarie）的主人公，那位崇尚改革的慈善家同样在奥斯特里茨击溃了反动君主的同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已经暗示了激进派社会改革者倾向于把自己和拿破仑等同起来。见PSS，5：386。——译注

刘文飞译文。——译注

Pis’ma，1：353；1864年3月26日。

刘文飞译文。——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