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时世》的终结
《时世》的终结
埋葬了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于4月底回到彼得堡，再次开始积极地参与《时世》的编辑工作。为了度过财政难关，他从文学基金会贷了一笔款，仿佛为了标志着生命中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他还花了一大笔钱，在彼得堡一家时髦的裁缝店定做了一套新衣服和夏天穿的外套。但如果说第一任妻子的死可以被视作实际上的好事，无论她死前经历的漫长折磨可能带来什么良心的阵痛和不安，那么他很快将要遭遇的另一场丧亲之痛则是十足的灾难。
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在巴甫洛夫斯克（Pavlovsk）的乡间别墅度夏，那是距离彼得堡不远的一处流行的矿泉疗养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和继子帕沙留在彼得堡，为自己再次出国休养做准备，他无疑从未放弃对与苏斯洛娃重逢的憧憬。但就在出发前，哥哥的病容让他决定推迟旅行。7月的第一个星期，他从巴甫洛夫斯克匆匆地给继子写了便条：“亲爱的帕沙，给我送些亚麻布来。我哥哥快死了。别告诉其他人。”
米哈伊尔不堪重负，因为他要单枪匹马地处理《时世》的发行工作，还要面对只有通过更多举债才能满足的偿债要求。由于操劳过度，加之患有间歇性的肝病，7月6日，当听说他寄予厚望的一篇文章无法通过审查时，他垮了，并于三天后去世。几周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给弟弟安德烈的心中表示：“那个人爱我超过世上的一切，甚至超过他挚爱的妻子和家人……我哥哥家的事情都一团糟。杂志事务（繁重而复杂）都将由我承担。欠了很多债。一点钱都无法留给家里，孩子们都还小……我自然会为他们效劳。为了这样的哥哥，我甘愿抛弃头颅和牺牲自己的健康。”
7月13日，米哈伊尔被安葬在巴甫洛夫斯克的公墓，陀思妥耶夫斯基随即面临着一个极其困难的决定。《时世》陷入了巨额亏损——既有长期债务，又有需要马上偿还的更紧急债务。八个月后，在写给老朋友弗兰格尔男爵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解释说：“我必须在两条路之间做出选择：放弃杂志，将其交给债主们……包括所有的家具和财产，并收留那家人。然后我将开始工作，继续我的文学生涯，创作小说，为孤儿寡母提供生活所需。另一种可能是：设法筹钱，不计代价地继续出版。真遗憾我没有选择前一条！”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莫斯科有钱的姨母那里得到了一万卢布，后者本来会在遗嘱中把这笔钱留给他，并尽可能地筹到了更多的款项。他相信，如果能坚持出版到年底，让每月的读者人数大致达到预期，他就可以吸引到足够数量的订阅者来支付开销和偿还债务。他计划将杂志打造成型，为其打下坚实的财务基础，然后把它交给米哈伊尔的家人，作为他们的收入来源，那时他将退出（他决心在未来这样做），重新开始写小说。《时代》的迅速崛起让他相信，他可以把《时世》打造得欣欣向荣。
如果辛勤的工作和坚定的决心足以确保成功，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将会如愿。但事实上，有太多的障碍需要他去克服，即便他名副其实地把自己逼到崩溃的边缘。他对弗兰格尔解释说：“必须鼓足精神干手头的活，我同时在三家印刷厂开印，完全不顾自己的健康和体力；我一个人担当主编和校对，一个人同作者和审查部门进行谈判、修改文章和筹钱，我熬夜到早上六点，每晚睡五个小时，我让杂志站稳了脚跟；但已经太晚了。”
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出了英勇的努力，《时世》仍然没能得到所需的订阅单。1865年的前两期之后，继续出版在财务上已经无法为继。在写给弗兰格尔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困境归咎于影响整个俄国出版业的订阅数普遍下降，再加上国家的经济危机让他很难获得贷款。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时世》的失败还有更加具体的原因。由于编辑和出版人的工作耗尽了他的精力，他在《地下室手记》之后几乎只写了几篇文章和一个未完成的讽刺故事（《鳄鱼》）。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时事问题的活跃供稿曾为《时代》提供了凝聚力和意识形态力量，而新杂志却失去了这些力量，它没有发表过像《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和《死屋手记》这样对大众有吸引力的作品（尽管发表了屠格涅夫的《幻影》、列斯科夫的《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和格里高利耶夫的《我的文学和精神漫游》）。许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著名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新的杂志有何关系。还有人对新主编感到困惑，那是一个名叫波列茨基（A. Y. Poretsky）的无名之辈（作为前犯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法正式担任责编），以“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家人”的名义主管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无法向每一位潜在的订阅者解释（甚至无法公开言说），波列茨基只是个傀儡，此人主要的用处是他的高级文官身份。
《时世》生不逢时，它短暂的生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未来的人生轨迹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当杂志破产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背上了昔日为了维持它的运营而欠下的巨额债务，他余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用来努力满足债主的要求。他对弗兰格尔感叹说：“啊，我的朋友！我可以自愿回到苦役营，服刑同样长的时间，只要能还清债务和重新感到自由。”随着《时世》的失败，加上之前他的妻子和哥哥相继去世，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命中的又一个阶段画上了终点。现在，他失去了世上最亲密的两个人；他陷入了失落和孤独，让自己成为能从月刊获得固定收入的编辑的希望最终破灭。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自己来到了人生的分水岭，他在写给弗兰格尔的一封信中强调了这点。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你可怜我，因为我致命的伤亲之痛，我失去了我的天使和哥哥米沙，但你不知道命运对我的打击到了何种程度！作为另一个爱我和我无比挚爱的人，我的妻子去年在她生活的莫斯科死于肺结核。”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了他们夫妻生活的样子，显示了两人在相互折磨中是被何种复杂的情感纤维始终联系在一起。“她去年4月16日去世……啊！我的朋友，她无比爱我，我也同样爱她，但我们在一起并不幸福。等我们见面时，我会告诉你一切——现在我不会说，尽管在一起完全不幸福（因为她古怪、多疑和不健康的奇特性格）——我们无法停止对彼此的爱；越是不幸，我们对彼此就越是依恋。无论显得多么奇怪，事情就是这样。她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可敬、最高贵和最宽宏大度的女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表示，妻子和哥哥去世后，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试图建立的个人和职业生活已经分崩离析。“当他们把土撒在她的坟墓上时，我无法想象自己的生活将变得多么空虚和痛苦。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我的感受仍然不变，完全没有减轻……将她埋葬后，我赶回彼得堡去找我哥哥——我只剩下了他，但三个月后他也将死去，他身患小恙已经整整一个月，因此导致他死亡的发病几乎没有预兆地发生在三天内。就这样，我突然发现自己孑然一身，陷入了恐惧。我的整个人生一下子碎成了两半。其中一半是我已经度过的，那里有我为之活着的一切；而在另一半中，一切都是陌生和新的，没有任何一颗心能够代替那两颗……我名副其实地没有了任何为之而活的东西。建立新的关系，计划新的生活！这种想法让我反感。我第一次深达骨髓地感到没有人能替代他们，我在世上爱的只有他们，不仅无法获得，也不应该存在新的爱。我周围的一切变得阴冷而空虚。因此，当三个月前我收到你充满昔日回忆的温暖而友好的信时，我变得如此沮丧，无法告诉你我的感受。”
过了一个多星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说：“距离我开始写信已经过去了九天，在这九天里，我的的确确没有一点时间来写完它。”随后的两段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描绘了《时世》的问题，然后再次停笔，直到五天后的4月14日才重新动笔。为了维持《时世》的运营，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陷入了绝望的经济困境：“签署过合同的债务达10000卢布，口头欠下的达5000卢布；3000卢布必须马上支付，无论情况如何。此外，还需要2000卢布购回出版我作品的权利，好让我开始编辑它们，因为该权利现在被作为贷款担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计划是写一部新的小说并分期发表，“就像在英格兰那样”；他还希望重新编辑《死屋手记》，做成“带插图的豪华版”，并在第二年出版作品全集。不过，在这种绝望的压力下完全为了还债而写作的前景让他充满了焦虑：“现在我将开始在鞭子下（即出于迫不得已）创作一部小说。它将产生效果，但那是我需要的吗？出于迫不得已，仅仅为了钱而工作，这会压垮和摧毁我。”
转回眼前的形势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自己的处境是绝望的：“但想要开工，我需要至少3000卢布，并且得马上到手。我为了筹到钱到处奔走——否则我就完了。我觉得只有意外能拯救我。我的灵魂中剩下的全部气力和能量储备都受困于烦恼和不安，近乎绝望。担忧、苦涩、完全无情的勤劳，我处于最不正常的状态。此外还有孤独——我过去的40年什么都没剩下。但我仍然感到自己正在准备活下去。这好笑吧？猫的生命力。”
没有什么比最后这句话更出人意料，但对于一个不允许自己被死屋压垮，无论情况多么绝望都永远不愿陷入听天由命的沮丧的人来说，也没有什么更符合他的特点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竟信仰自由意志，对他而言，这种信仰源于其个性的最深刻资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中，我们从来看不到他在某个时刻完全放弃，看不到他在某个时刻——无论他的何种希望遭遇破灭，或者他陷入了何种灾难——没有在为未来做着计划，感受着同样的能量和憧憬地奔涌，就像他在这里如此惊人地表达的。
时间已经开始了它的疗伤工作，在给弗兰格尔写这封信前的一两个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可能已经有了艳遇——很难说清时间多长——对象是一位名叫玛莎·布朗（Martha Brown）的女人，她深谙世故，在情感上遭受过重创。同样是在那个4月，正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要完成给弗兰格尔的这封信时，他向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Anna Korvin-Krukovskaya），一个来自富有和显赫家庭的美丽而叛逆的年轻女儿求婚，他曾在《时世》上刊登过她的作品，并赞许过她的天赋。信中如此明显的突然转变——猛地从过去转向现在——可能与这些事件有关，对未来重新燃起的信心突然闯入了他正在回忆的忧郁过去。事实上，一年出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开始全新的生活，他将迎娶另一位年轻女子，然后为了躲避债主而长期流亡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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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早从一个名叫彼得·高尔斯基（Peter Gorsky）的《时世》撰稿人那里听说了玛莎·布朗，后者当时正与那个男人同居。高尔斯基是彼得堡的文学寒士街（Grub Street）的众多居民之一，他们集聚在各家出版机构周围，在穷困潦倒的边缘过着乞丐般的生活，除了文学劳动还常常从事体力工作。我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玛莎·布朗关系的全部了解都包含在后者于1864年11月到1865年1月之间写的几封信中，它们让人觉得两人可能成了情人。
她的真名（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从不知道）叫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赫列布尼科娃（Elizaveta Andreyevna Chlebnikova），是一个来自地主家庭（娘家姓帕妮娜［Panina］）的任性女儿，她受过一定的教育，可以用文学俄语写作。她曾经过着冒险生活，在各式男人（包括匈牙利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等等）的陪伴下游历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第一次来到英格兰时，她身无分文而且语言不通，在绝望中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但被警察救下。她和其他流浪汉们一起在泰晤士河的桥下住了几周。多亏了各种传教团热情地想要拯救她的灵魂，她很快学会了英语；一位好心的卫理公会牧师对她的《圣经》知识和用英语背诵主祷文的能力印象深刻，带她来到根西岛上和自己的家人一起生活。在庇护者的帮助下，她嫁给了一个姓布朗的水手，然后（想来是以布朗夫人的身份）在韦茅斯、布莱顿和伦敦生活。我们不清楚这段婚姻何时和因何终结；同样不明的还有玛莎·布朗因何回到俄国，因为就像她所说的，那里的许多人完全不再把她看成俄国人。
她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第一封信是对后者提供的翻译邀约的正式回复，其他书信则是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请求，让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道德权威干预高尔斯基的事，使其恢复理智。此时，她正在彼得保罗医院住院，高尔斯基现身表达不满，还耍了酒疯。有两封信显示，虽然已经完全康复，但她还是宁愿留在疾病丛生的医院里，而不是回到与高尔斯基充满痛苦和虐待的同居生活。最后一封信的日期为1865年1月下旬，披露了新的情况。布朗现在生活在城里，已经离开了高尔斯基。信中暗示，两人之前曾谈到玛莎作为情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居的事。她继续表示：“不管怎样，无论我能否在肉体意义上满足您，无论我们之间是否会存在那种作为我们继续交往基础的精神和谐，当我表示我会永远感激您对我的友谊时，请相信我……我对您发誓，迄今为止，我对任何人都不曾决定像对您那么坦诚。”
她接着说：“请原谅我这种自私的坦白，但在过去的两年间，我的灵魂中积聚了如此之多的痛苦、沮丧和绝望，我在俄国的生活犹如身陷囹圄。上帝可以作证，遇到一个拥有如此平静的灵魂、耐心和正义感的男人，我是多么幸福和幸运，这在弗莱明［她之前的情人］和高尔斯基身上都找不到。我现在完全不关心我们的关系将是长是短。但我向您发誓，我所看重的是您对我个性的堕落方面大惊小怪，您对我的评价比我自己的都高，任何物质利益都完全无法与此相比。”我们无从确定这封信是否促成了她如此渴望的恋情，还是这样的恋情已经开始。
收到布朗这封来信的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收到了来自另一位年轻女子的信，他将很快与后者坠入爱河。女子名叫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她的两个故事发表在之前几期的《时世》上，但都用了笔名。因为秘密把这些故事寄到杂志的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小姐是一位退役准将的长女，将军对女眷的行为有严格要求。此人是个老派贵族，对自己的身份和家庭尊严拥有强烈的意识，他与年轻得多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一起生活在帕里宾诺（Palibino）的庄园里，庄园位于波兰——俄罗斯边界上的维捷布斯克（Vitebsk）附近的偏远乡下。年轻的安娜当时22岁，她向父亲隐瞒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尽管可能没有对妹妹索菲娅隐瞒——妹妹后来成了第一位在欧洲获得数学教席的女性，以科瓦列夫斯卡娅的名字广为人知——并在庄园管家的协助下将作品送出。索菲娅的回忆录让我们得以窥见这个生活在俄国外省偏远地区的贵族家庭的内部情况，从那里将诞生两位了不起的女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整个余生中都将与她们保持热情友好的关系。
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基将军对彼得堡的轻佻社交场很不感冒。但出于尊重更喜欢热闹的妻子的愿望，以及让女儿接触到范围更广的求婚者，他允许她们每年有一个月可以投入彼得堡的时髦漩涡。陀思妥耶夫斯基收到的安娜在2月28日的来信表明每年一度的彼得堡探亲近在眼前，并告诉他如果事先表达来访意图，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基一家将欢迎他做客。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著名作家接受了他们女儿最初的文学尝试，这种邀请应该显得再基本不过。但事实上，面对多疑的母亲和不满的父亲根深蒂固的偏见，安娜与他们做了好一番斗争才获得许可。
将军年轻时曾遇到过一位俄国的文人名媛，即当时走红社交界的美人罗斯托普金娜伯爵夫人（Countess Rostopchina）。几年后，他又在巴登巴登的赌桌上巧遇了她，看到她的举止明显有违名媛身份。这是所有俄国女作家无法逃避的命运，当他意外发现自己的安纽塔也对这个可疑的头衔扬扬得意时，将军勃然大怒，以至于家人都担心他会中风倒下。更糟糕的是，他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写来的鼓励信，发现其中夹着《时世》给安娜的稿费。他怒不可遏地表示：“能够瞒着父母和陌生男人通信并收他钱的年轻姑娘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现在你出卖自己的故事，但将来你也许会出卖自己！”
经过最初的这番雷霆之怒，将军闷闷不乐地陷入了沉默。经过女人们的好一番斡旋，安娜才被允许在下一次前往彼得堡时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见面。不过，虽然在严厉的外表下有一颗足够善良的心，将军还是感到不安，他谨慎地叮嘱妻子要小心。他在出发前告诉她：“丽莎，记住你责任重大。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我们圈子的人。我们对他有何了解？只知道他是个报人，曾经坐过牢。这是什么介绍啊！务必注意！我们一定要对他非常小心。”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收到的让他在彼得堡造访他们一家的邀请信的由来。
1865年初春，当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基一家抵达彼得堡后不久，他们第一次接待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场让安娜满怀着热情和忐忑期待良久的会面结果却成了灾难。安娜的母亲严格遵循临行时丈夫的嘱托，坚持要求在场；同样充满好奇的索菲娅也获准留在客厅里；两位年长的俄裔德国人阿姨不时寻找这样或那样的借口偷偷窥视这位著名作家，最后干脆坐着不走了。安娜对这些肃穆的听众感到愤怒，用沉默表达了自己的不悦。被迫面对如此吓人的阵势，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大吃一惊，没能对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夫人的礼貌谈话做出回应。索菲娅回忆说：“那天他看上去苍老而令人生厌，他偶尔精神不佳时总是如此。”经过半个小时的缓慢煎熬，陀思妥耶夫斯基抓起帽子匆匆离开。安娜跑进了自己的房间，失控地哭了起来，她的责备很快让母亲也开始流泪。
五天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意外地再次来访，发现只有两位姑娘在家。他和安娜马上开始了热烈的交谈，仿佛他们已经是老朋友，事情不能再顺理成章了。在索菲娅看来，他仿佛完全成了另一个人，比之前年轻得多，而且友善和聪明极了；她很难相信此人已经足足44岁了！当她们的母亲回家时，她吃惊而略感恐惧地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正与她的女儿们单独坐在一起，但两人如此兴高采烈，她赶忙留他吃完饭。坚冰终于被打破，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每周两三次造访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基家。
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客人有时会让循规蹈矩的那家人感到震惊，他们非常警惕他们女儿的这位出人意料的朋友有什么不端行为。根据索菲娅的说法，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对他着迷的女性听众讲了他年轻时试图创作的一部小说。他表示，他曾想描绘一个受过教育和有教养的贵族。此人在国外旅行，有一天在阳光明媚的旅馆房间醒来时，他自觉充满了肉体的满意感和自我满足。但他突然又开始感到不安，他集中思绪，回忆起很久之前的一件往事。有一次，结束了夜晚的纵情狂欢后，他在喝醉了的同伴们怂恿下侮辱了一名10岁的女孩……此时，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夫人恐惧地尖叫起来，打断了他的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请行行好！这里有孩子！”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到的他“年轻时”的这一文学构思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作确有其事，我们只能加以猜测；直到19世纪60年代从西伯利亚返回后，优雅的审美主义和纵欲的堕落才在他的作品中被鲜明地放在一起。但几乎没有疑问的是，他一生都对这种有伤风化的主题念念不忘，有人甚至认为那是他病态的执迷。19世纪70年代末的某个时候，当什么应该被视作尘世间最大罪行的问题被提出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坐在另一家人的客厅里。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起话来快速、激动而结巴……侮辱孩子是最可怕和最残忍的罪行。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杀人很可怕，但夺走对爱情之美的信仰是最残忍的罪行。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讲述了一段童年遭遇。他说，小时候，当我住在我父亲担任医生的莫斯科济贫医院时，我曾和一个小女孩玩耍（车夫或厨子的女儿）。她是个纤弱而优雅的九岁孩子……某个可耻的坏蛋酒后侮辱了那个女孩，她死了，血流如注。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记得自己被人派去医院的另一头找我父亲，但为时已晚。我终生都对这段记忆念念不忘，把它视作最可怕的犯罪和最残忍的罪行，对此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宽恕，我在《群魔》中用同样的残忍罪行惩罚了斯塔夫罗金。
正如从索菲娅的回忆中可以看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言谈可能让安娜的母亲后悔不该让他进入自家的亲密小圈子。另一次让她无疑对自己的宽容感到后悔的事发生在一场告别宴会上，来宾大部分是俄裔德国人，非常古板、一本正经和沉闷——正是最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不舒服的那种人。安娜也让他生气，因为作为长女，她和母亲分担了接待任务，无法把注意力都留给自己。更糟糕的是，他对在场的一位英俊的年轻军官妒火中烧，后者显然被安娜所吸引。他还相信，安娜将违心地被迫与此人订婚。他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有失体面地高声说了些不好听的话（比如，《圣经》不是为了供社交界的女性阅读而写的），行为也大多很粗鲁。索菲娅表示，正是在这晚之后，安娜从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尊敬突然变了。两人间的私人谈话变了基调；现在他们像是在争论，有时还相当激烈，而非在友好地交换意见。
随着安娜返回帕里宾诺的日子临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变得越来越爱挑剔和粗暴，安娜也变得不那么温顺，而是更有主见。索菲娅写道：“他们不断激烈争论的主题是虚无主义。有时，关于该问题的辩论持续到午夜之后很久。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次吼道：‘现在的年轻人全都既愚蠢又落后！对他们来说，闪亮的靴子比普希金更值钱！’对此，安娜冷冷地反驳说‘普希金在我们的时代的确已经过时’，她知道没有什么比对普希金不敬更能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发怒。”
不过，一天晚上，当索菲娅费力地弹着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时（她知道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爱之一），他和安娜不为人知地偷偷溜进了另一个房间。当闷闷不乐的演奏者去寻找她失踪的听众时，她撞见了求婚。我们无法确定安娜是否在一时冲动下接受了求婚，后来又经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允许而收回了承诺（这是他对自己第二任妻子的说法），还是她从未给出过回答。索菲娅没有提到两人订婚，如果我们假设确有其事的话，安娜的家人一定会知道。无论事实是什么，安娜告诉索菲娅：“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没有达到要嫁给他的程度。”除了年龄和理念的差异，安娜目光敏锐地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需要一个完全服从他意志的妻子。她告诉妹妹：“看，我有时会吃惊地发现我无法爱他！他是个多好的人啊！……但他完全不需要像我这样的人！此外，他如此紧张，要求如此之高！”一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找到他真正需要的那种妻子，但仍然与安娜姐妹一直保持着热情友好的关系。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他经常与安娜见面，尽管此时她已经嫁给了一个名叫夏尔·维克多·雅克拉尔（Charles Victor Jaclard）的著名法国激进主义者，全身心地将生命投入革命活动中。她不仅第一个将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节译成法语，还与马克思建立了热情的个人关系，并在1870年特别英勇地保卫巴黎公社的女性中（包括数量惊人的俄国人）扮演了领军角色。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以对她的追求为原型塑造了《白痴》中的阿格拉娅·叶潘钦娜，她与梅什金公爵的订婚让她体面的家庭非常不安，就像安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的友谊最初让她的家庭不安那样。不过，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安娜的追求以友好但无法逆转的结局告终时，他再一次陷入了自己如此痛苦地希望摆脱的孤独。
与此同时，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时世》的失败感到多么悲伤，结束徒劳的工作无疑也是一种解脱。即便在他仍然相信《时世》可以成功时，他已经开始憧憬自己回到作为小说家的本职创造工作中。现在他被迫这样做，对我们来说，作为编辑和报人的失败拯救了作为艺术家的他。随后的五年中，在迫不得已的压力下（但从未牺牲艺术上的诚实），他写出了自己三部最伟大的小说——《罪与罚》《白痴》和《群魔》——一举确立了自己在俄国文学最高峰的地位。因为这些作品将证明，正是在争论和论战激烈的你来我往中，他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立场，找到了他整个余生所关心的伟大主题——激进俄国知识分子想要在新的“理性”基础上建立人的生活，代替仍然活跃在俄国人道德情感中的神授秩序，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了这种愿望带来的道德—心理危险。
Pis’ma，1：375；1864年7月第一周。
Ibid.，4：272—273；1864年7月29日。
Ibid.，1：399；1865年4月5日。
Ibid.，400；1865年4月14日。
Ibid.，401.
Ibid.，396；1865年3月31日。
Ibid.，397—398.
Ibid.，398.
Ibid.，1865年4月9日。
Ibid.，401；1865年4月14日。
Ibid.，401—402.
19世纪伦敦的一条街道，那里生活着大量贫寒的作家和诗人。——译注
玛莎·帕妮娜的书信由G. Prokhorov发表在“Nerazvernuvshiisya roman F.M. Dostoevskogo，”Zvenya5（1936），582—598；引文见第600页。
Ibid.
S. V. Kovalevskaya，Vospominaniya（Moscow，1974），70.
Ibid.，73.
Ibid.，50.
Ibid.，77.
S. V. Belov，“Z. A. Trubetskaya，Dostoevsky i A. P. Filosofova，”Russkaya Literatura3（Moscow，1973），117.
Kovalevskaya，Vospominaniya，81.
Ibid.，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