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赫列斯塔科夫在威斯巴登

第32章
赫列斯塔科夫在威斯巴登

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急于出国旅行，因为在那里他有望见到自己的前情人阿波利娜里娅·苏斯洛娃，过去的两年间，这位年轻的女权主义作家从未完全从他的头脑中消失，即便当他的妻子快要死去时，他仍然和她保持着秘密通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俄国后，苏斯洛娃继续留在欧洲，两人间不断有书信往来。不幸的是，这些书信都已不知下落（除了保存在苏斯洛娃日记中的那篇草稿）。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她的妹妹娜杰日达（后来成为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的密友）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仍然梦想着与苏斯洛娃重归于好。娜杰日达·苏斯洛娃当时正在苏黎世学医，由于生活在蒙彼利埃的阿波利娜里娅即将去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同时写给了她们俩。

娜杰日达本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其赞赏有加，并经常在彼得堡拜访她）因为他据称虐待姐姐而严厉地批评过他，陀思妥耶夫斯基请求她用对他性格的第一手了解来消除阿波利娜里娅的抱怨造成的不利影响。他提醒娜杰日达，过去的几年间，“每逢艰难的时刻我都找你寻求灵魂的安宁，而最近，每当我心中充满痛苦时，我只会去找你。你见过我最真诚的时刻，可以做出判断：我会对别人的痛苦幸灾乐祸吗，我（内心）是否粗暴，是否残忍？” 他告诉她妹妹，阿波利娜里娅本人是个“深度的利己主义者。她的利己主义和虚荣心非常严重。她要求别人做到一切和尽善尽美，不会因为人们可能拥有的其他品质而宽恕最小的缺陷”。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她将永远不会幸福，因为“要求别人做到一切，但不承认自身责任的人永远不会幸福”。我们对阿波利娜里娅·苏斯洛娃以后生活的不多了解似乎印证了这个预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我仍然爱她，我如此爱她，但我已经开始希望不爱她。她不值得这样的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坚称，苏斯洛娃觉得他的信粗暴“是因为我胆敢反对她，胆敢告诉他我感到痛苦……她在与我的关系中毫无人性。她知道我仍然爱着她。那么她为何要折磨我呢？不爱我也罢，但也别折磨我”。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行为模式展现出包含了强烈的受虐倾向，那么这番话表明，对痛苦的所谓享受也有限度；但他也无法忘记苏斯洛娃曾经爱过他，不愿放弃她可能回心转意的诱人希望。尽管有种种顾虑，他仍然无法允许看上去是个人幸福的最后机会溜走，追求阿波利娜里娅无疑是他决心不计代价地在1865年的夏天返回欧洲的理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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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的主要障碍是缺钱，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收到当地警方的通知，提醒他偿还欠债主们的600卢布，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他当时的处境多么窘迫。如果违约，他可以预料警方将上门清点他的个人物品，为拍卖做准备。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文学基金会求助，后者借给他600卢布，避免了他失去全部家当。

由于不断受到此类骚扰，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迫切地想要出国一段时间。6月8日，他致信克拉耶夫斯基（19世纪40年代他的老编辑，当时仍担任《祖国纪事》的主编），向他提供了自己新作的计划，请求预支3000卢布。陀思妥耶夫斯基解释说：“我的小说名叫《酒鬼》，将以当下的酗酒问题作为主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诺在1865年10月前完成前几章；他把自己此前所有作品的永久权利作为担保，以防自己身故，或者没能赶上截止日期。但克拉耶夫斯基拒绝了提议，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提出了其他具体的条件来保护出版商的权利。无论如何，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酒鬼》的计划几乎仅限于他在信中提到的想法。《时世》的事务让他完全脱不开身，他很少有时间构思新的小说。《酒鬼》始终没有动笔，但提供了《罪与罚》中与马尔梅拉多夫家有关的一个次要情节。

走投无路之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找到一个名叫斯捷洛夫斯基（Stellovsky）的出版商，此人以压价手狠而臭名昭著。斯捷洛夫斯基曾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用2000卢布换取出版其作品单行本的权利，并不再支付版税。陀思妥耶夫斯基拒绝了这个吝啬的报价，但形势所迫，他重新找到斯捷洛夫斯基，现在他同意接受甚至更苛刻的条件。出版商将预支3000卢布，用于交换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权利。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同意在1866年11月1日前交出按照特定模式写成的新小说，如果不能做到，斯捷洛夫斯基将有权在不向作者提供补偿的情况下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未来的所有作品，期限为九年。尽管面对签署如此合同的风险，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接受了。在为斯捷洛夫斯基的新版做了修订，并从《读者文库》获得了有条件的预付款承诺（换取一个短篇小说或几篇游记）后，他于7月末出发前往欧洲。

过去，陀思妥耶夫斯基每次出国都会忙着去找轮盘赌桌，这次也不例外。7月29日，当他来到威斯巴登试试手气时，从斯捷洛夫斯基那里拿到的3000卢布已经被分给了催得最紧的债主，以及用来满足米哈伊尔家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继子帕沙的需要；他只带了175个银卢布踏上行程。但五天后，他输光了最后一文钱，甚至被迫当掉了自己的手表。他首先向巴登巴登的屠格涅夫求助，他上个月在彼得堡刚刚见过后者，与之保持着最友好的关系。

在从威斯巴登发出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解释了自己的不幸处境，然后抱歉说，虽然对打扰自己的小说家伙伴感到“厌恶和羞耻”，但他找不到其他人求助。“由于您比其他人更聪明，在道德上更方便向您求助。我的请求是：我作为一个人向作为另一个人的您求助，请借我一百塔勒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诺在一个月内用他预期从《读者文库》和“肯定会帮助我的某人”（也许是阿波利娜里娅·苏斯洛娃，后者不久之后将造访威斯巴登）那里获得的款项中还清这笔钱。

屠格涅夫很快送来了50塔勒尔，那是他当时所能筹措的全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笔借款十分感激：“虽然［它］无法完全还清我的欠债，但仍然帮了大忙。我希望很快还您。”除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向身在日内瓦的赫尔岑求助，两人的关系不久前曾非常热络，但他没有马上收到回复。与此同时，苏斯洛娃出现了，与她余情未了的前情人共处了几天，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境让他很难尝试重新赢得她的爱。在此前的两年间，苏斯洛娃在法国和瑞士过着的漫无目的和四处流浪的生活让她感到不幸和沮丧。她的第一段和最深挚的恋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共同度过，常常把自己无法与其他男人建立更满意的关系归咎于后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难想到，他热切期盼的与苏斯洛娃的见面会发生在这种不体面的情况下，他潦倒至极，生活在随时被从旅店赶走和送去警察局的恐惧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苏斯洛娃离开后写给她的信中充满了对她安危的关心，她可能尽自己所能地资助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时带的钱勉强够继续旅行。他写道：“亲爱的波利娅，首先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赶到［巴黎］的。我对自己的极度焦虑中现在又增加了对你的焦虑……在科隆，你需要住旅馆、雇马车和付路费——即便你有足够的钱坐火车，你也很可能会挨饿。这些想法在我的头脑中锤个不停，让我不得安宁。”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苏斯洛娃毫无隐瞒，我们从他写给她的信中获得了关于他羞耻的生活状况的最生动描绘，这种状况深深地伤害了他的自尊。他在信中继续表示：“现在我的状况恶化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你刚离开后的第二天清早，旅店就向我宣布：他们不会再向我提供任何食物，也没有茶水或咖啡。我找人要求解释，胖胖的德国老板对我说，我不‘配’吃饭，但他会给我送茶水。于是，从昨天开始我就不吃饭只喝茶……是的，所有的服务员都对我表现出一种难以表达的纯德国式的鄙视。对德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身无分文和不按时付钱更大的罪过了。”

两天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另一封未付邮资寄出的信中增加了新的细节。“我的情况糟糕得无以复加；再也难行寸步。肯定还有我仍然一无所知的另一个更加不幸和肮脏的世界……我仍然吃不上饭，已经是第三天依靠早晚的茶水度日了……奇怪的是：我完全没有真想吃饭。最糟糕的是，他们对我横加限制，他们有时［特别是］晚上连蜡烛也不给我，如果前一晚有剩下的话，哪怕只是一点点。我每天三点离开旅店，直到六点才返回，以便不让人看到我完全没有吃饭。多像个赫列斯塔科夫啊［果戈理《钦差大臣》中的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请求苏斯洛娃从她在巴黎的朋友那里为自己筹点钱，如果可能的话；他还在绝望的附言中表示：“现在我完全看不到我的未来会怎样。”

除了处境带来的沮丧之情，没能从赫尔岑那里收到任何回复也让他感到羞辱。他向苏斯洛娃承认：“如果他收到了我的信却不愿回复——那是多大的羞辱和什么样的行为啊！我真的应该遭受这一切吗？理由又是什么？”信的附言中如释重负地表示，赫尔岑终于回信了，他虽然无法提供请求的金额，不过还是愿意提供一部分，如果那样有帮助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疑惑为何赫尔岑不直接把那笔钱送来，但大度地认定他可能手头紧。不过，他告诉苏斯洛娃，现在自己不可能再写信求助了。

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描绘了孤独悲惨的凄凉画面，但他并不像我们可能想象得那么孤独。他在威斯巴登结识了其他俄国人，他们对帮助他走出耻辱的潦倒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负责俄国东正教会的雅尼谢夫神父（Father I. L. Yanishev）。雅尼谢夫神父学识渊博，因为致力于把道德神学建立在对人类性格的心理分析的基础上而在东正教神学圈子里广为人知，他在一本书中特别关注了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极其关心的问题，即意志的自由。格奥尔基·弗罗洛夫斯基神父（Father George Florovsky）在其关于俄国神学史的伟大著作中对雅尼谢夫稍有异议，因为后者的教义“首先是对尘世的辩护。‘尘世的幸福’被认为是必要的环境，在它之外不可能产生道德觉醒——‘那样的话就不可能产生美德’……在禁欲者的沉思式神秘主义中，雅尼谢夫只看到了无为主义”。

与这种“无为主义”相反，雅尼谢夫偏爱一种被理解成对他人的仁慈之爱的基督教——他把这种爱称为“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和王冠”。作为曾经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小说家显然无须雅尼谢夫教导他基督教首先是“仁慈之爱”。但如果两人谈起这些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会对这种观点得到如此杰出的神父的辩护感到高兴。当佐西马神父让他的弟子，年轻的见习修士阿廖沙·卡拉马佐夫离开修道院，以便在日常生活的喧嚣中考验其基督教信仰时，他指点阿廖沙遵循雅尼谢夫教义中的一个主要信条。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在离开威斯巴登后仍与雅尼谢夫神父保持着接触，两年后，他在写给阿波罗·迈科夫的心中提到了此人：“这是个罕见的人，他高贵，温驯，拥有自尊心和天使般纯洁的灵魂，还是个热烈的信徒。”当两人初次相遇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关心的自然是比神学更加近在眼前的紧迫问题，雅尼谢夫神父不仅向这位心烦意乱的作家提供了精神建议，还实惠地借给了他钱。

正是在这段漫长的羞辱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天徜徉在威斯巴登的椴树下，向同情他的沙利科娃公爵夫人（Princess Shalikova）倾诉了自己的苦恼，这位贵妇同样是雅尼谢夫神父的访客，本人也是作家，以不同笔名发表过作品。事实上，此人还是卡特科夫（《俄国导报》那位强大的反激进主义编辑）的远亲，她鼓励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卡特科夫求助，考虑在后者那里发表作品。沙利科娃公爵夫人可能还提到了卡特科夫不久前对作为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赞赏。无论她说了什么，结果都广为人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9月前两周的某个时候致信卡特科夫，提到了后来将成为《罪与罚》的构思轮廓。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考虑的不是长篇小说，而是一个短篇或中篇，他已经工作了“两个月”，作品即将完成。他向卡特科夫承诺在一两周里写完，最多一个月，然后勾勒了作品的中心主题，并向编辑保证，该主题“完全不有悖于贵刊［的路线］，而是恰恰相反”：

这是对一桩罪行的心理说明……一个被大学开除的年轻人，出身小市民阶层，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他受了某些荒诞的……“不成熟”思想的影响，下决心要一下子摆脱他的艰难处境。他决定去杀死一个老太婆，一个九等文官的妻子、以放高利贷为业的老太婆。她愚蠢、耳聋、有病、贪婪，她收取像犹太人那样的高利息。她凶狠，搅扰他人之生活，折磨在她家当女佣的妹妹。“她毫无用处，她为什么活着？”这些问题把这个年轻人搞糊涂了。他决定杀掉她，把她洗劫一空，目的在于让那个生活在县城里的他的母亲能够幸福，让那个正在地主家当侍女的妹妹摆脱这个地主家长的好色贪求……而且也使他本人得以完成学业，出国，以后终生做一个诚实的人，坚定而一贯地履行“对人类的人道主义的义务”。这么做当然“可以赎免罪行”——如果他杀死这个耳聋、愚蠢、凶狠、有病的老太婆也可以称之为罪行的话……此后，在发生最终剧变之前，他度过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他未受到任何怀疑，也不可能怀疑他，于是整个犯罪的心理过程就展示出来。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出现在杀人犯面前，出乎意料和突如其来的种种情感折磨着他的心灵。上帝的真理和人世的法律起了作用，他最后不得不去自首。他不得不这么做，为的是即使死于劳役，也可重新融入人群。他犯罪后马上感觉到的一种与人类分离和隔绝的感情将他折磨得非常痛苦，真理的法则和人的天性占了［此处原文无法辨识］……罪犯自己决定承受痛苦，以求赎回自己的罪行。

最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请求为每印张支付区区125卢布，尽管众所周知，像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获得的要多得多。他还恳切地请求马上预支300卢布来让自己脱离目前的困境，但没有给出细节。对方没有立刻回信，在雅尼谢夫神父（和弗兰格尔）的帮助下，陀思妥耶夫斯基付清账单并回到了俄国。当卡特科夫最终把预支款汇到威斯巴登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返回了祖国。雅尼谢夫神父转汇了那笔钱，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同《俄国导报》长期关系的开始，后者将出版他除了《少年》之外的全部重要作品。这还是一个漫长的文学劳动时期的开始，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诺在几周内完成他的“故事”时所想象的要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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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0月中旬回到彼得堡，马上重新陷入了成群债主的威胁中，当初他正是为了逃避他们的骚扰才逃到欧洲。更糟糕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在他回国后发作得更加频繁（他恨恨地对弗兰格尔表示，仿佛是为了补回他在欧洲期间享受的三个月缓期）。让这些痛苦雪上加霜的还有“家庭不睦，无数与我已故兄长、他的家人和我们死去的杂志的事有关的麻烦”。米哈伊尔的遗孀和孩子们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要对他们的经济困境负责，他们的敌意让他深感痛苦。

陀思妥耶夫斯基抱怨了在这种令人伤透脑筋的情况下进行文学创作的困难，我们可能以为他会避免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相反，虽然他向卡特科夫描绘的那个故事已经接近完稿，但他还是决定另起炉灶。两个月后，他对弗兰格尔解释说：“11月底，（原先计划的）大部分已经写完；但我把稿子都烧了；现在我可以向你坦白这事。我自己不喜欢它。我被新的形式和计划吸引，决定从头开始。”新计划是创作一部长得多的作品，小说分为六个部分，题为“罪与罚”。

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5年下半年维持任何正常的社交生活都是夸张，他表示自己“整个冬天都没拜访过任何人”。但事实上，阿波利娜里娅·苏斯洛娃现在生活在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追求她，尽管结果很难缓解他的孤独。1865年11月2日，苏斯洛娃在日记中透露：“今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了，我们一直在争辩和斗嘴。他长久以来一直把他的手和心交给我，但这样做只会让我生气。谈到我的性格时，他曾表示：‘如果你结婚的话，三天后你就会开始恨你的丈夫并离开他。’”当他的求婚被坚决拒绝后，两人的关系走到了尽头。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很快在《赌徒》中再现他们爱恨交织的斗嘴的紧张场面——在那里，他将在想象中取得自己在现实中没能实现的东西。因为在小说中，美丽和傲慢的波利娜爱着无能和自我毁灭的赌徒。

《罪与罚》的第一和第二部分连载发表在《俄国导报》的1月和2月各期上。尽管来自《现代人》的激进派的反应不出意料（该刊物的批评家叶利谢耶夫［G. Z. Eliseev］撰文谈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的“这一新‘想象’，在这种想象中，整个学生群体被无一例外地指责试图谋杀和抢劫”），但该书的连载在读者中取得了巨大成功。斯特拉霍夫回忆说：“1866年时人们只读《罪与罚》，文学爱好者谈论的只有它，他们常常抱怨小说令人窒息的力量和留下的痛苦印象，导致神经坚强的人们也近乎觉得反感，而神经虚弱的人则完全读不下去。”斯特拉霍夫还记得，“最令人吃惊的”是“与现实”的巧合。1866年1月12日，有个名叫达尼洛夫（A. M. Danilov）的学生为了抢劫一名放贷人及其仆人的寓所而杀害了他们，这起罪行马上让人想起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行径。

尽管最初的几章引起了轰动（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从卡特科夫那里获悉，《俄国导报》为此增加了至少500名新订阅者），但随着稿件长度的增加，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信号，即杂志编辑们希望降低价格，从而减少他们的总体支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有必要去莫斯科找卡特科夫个人谈谈，但他不愿在作品至少发表了一半之前动身。他激动地对弗兰格尔表示：“在上帝的帮助下，这部小说可以成为最精彩的东西。”就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生活在贫困的最边缘，不断感受到债主可能把他逼得走投无路和毁掉一切的恐惧。当弗兰格尔友好地建议他谋求公职，从而确保自己有稳定的收入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他描绘了自己希望可能从小说中获得巨额的经济回报。不过他悲伤地补充说：“但问题在于，如果我因为债务入狱，那么我肯定会毁了它，可能甚至无法完成；随后一切都将破灭。”

3月中旬，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了莫斯科，又获得1000卢布预付款的承诺。他还拜访了自己的大妹妹薇拉，后者的丈夫伊万诺夫（A. P. Ivanov）在康斯坦丁诺夫斯基土地勘探学院担任医生。热情的伊万诺夫一家总是宾客盈门，其中有一位20岁的可爱姑娘，名叫玛利亚·谢尔盖耶夫娜·伊万奇娜——皮萨列娃（Marya Sergeevna Ivanchina-Pisareva），是伊万诺夫家一个女儿的朋友。就在几个月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忧伤地致信弗兰格尔表示：“我亲爱的朋友，至少你阖家幸福；而命运至今仍然拒绝让我获得人类这唯一伟大的幸福。”在此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急切地设法缓解这种情感上的孤独，他深深地迷恋上了玛利亚·谢尔盖耶夫娜。一天早上，当这家人前去做复活节的晨祷时，他和玛利亚留在家中，正式向她求婚，但鉴于他们的年龄差距（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45岁），那个活泼的年轻姑娘用普希金《波尔塔瓦》中一句明显令人沮丧的诗回绝了他：“被岁月石化的/老人的心燃起了火花”（Okameneloe godami / Pylaet serdtse starika）。

从莫斯科回来仅仅一两天后，发生了震惊整个俄国的重大变故。沙皇习惯于每天在东宫附近的夏园遛狗，崇拜沙皇的臣民对此都很了解。1866年4月4日，一小群人看着他即将钻进马车。此时，一个面色苍白、穷困潦倒的前学生挤过人群，用手枪瞄准他射击。不知道德米特里·卡拉科佐夫（Dimitry Karakzov）不擅瞄准，还是有人（一个名叫奥西普·科米萨洛夫［Osip Kommisarov］的商人，他一夜间成了国家的英雄）推了他的胳膊，子弹射偏了，卡拉科佐夫被人群制服。警察把此人从愤怒群众的私刑中救出，将其带到亚历山大二世的面前，后者亲手缴了他的手枪，问他是不是波兰人。沙皇觉得无法想象除了外国人还有谁会想要自己的命，但卡拉科佐夫（来自一个贫穷的小地主家庭，和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他因为付不起学费而被大学开除）回答说：“纯正的俄国人。”

卡拉科佐夫企图刺杀沙皇的消息震惊了整个俄国，人们纷纷自发地表达了对皇室的忠诚，堪比像拿破仑入侵这样重大的历史灾难期间出现的爱国热潮。和其他许多人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被这则难以置信的报道惊得陷入了近乎歇斯底里的状态，他冲进最熟悉的老朋友阿波罗·迈科夫家，与后者分享了自己的焦虑之情。当时正在迈科夫家做客的彼得·魏因贝格留下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下列印象：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径直跑进房间。他面色非常苍白，看上去害怕极了，他浑身颤抖，仿佛在发烧。

他没有向我们打招呼，情绪失控地尖叫说：“有人向沙皇开枪。”

迈科夫用某种听上去不大像人的奇怪声音吼道：“打死了？”

“没有……他被救了……运气好……但向他开枪……向他开枪……向他开枪。”

我们给他吃了点东西压压惊——尽管迈科夫同样几近昏厥……我们三个一起跑上了街。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消息本身感到恐惧，但无疑也对随之而来的严重后果充满了不祥的预感。赫尔岑对卡拉科佐夫的行为表达了强烈的反感，他在《钟声》上带着不祥的预感写道：“我们从这件事只能等来灾难，被这个狂热分子让自己背负的责任惊得目瞪口呆。”屠格涅夫忙着致信安年科夫表示：“如果这种卑鄙的行为获得成功，俄国可能发生的事会让我们情不自禁地战栗。”

后来发生的事果真足够糟糕：曾在1863年用血腥残暴的手段镇压了波兰起义的穆拉维约夫伯爵（Count N. M. Muraviev）受命率领一个委员会调查这次刺杀企图，他几乎被赋予了独裁者的权力。与此同时，卡特科夫对所有自由和激进主义舆论喉舌发动了激烈的新闻战，指责后者的恶毒影响导致了这种可怕的罪行。就像赫尔岑准确地预见的，在卡特科夫的蛊惑性控诉的推波助澜下，现在政府将“铲平左派和右派的一切……铲平尚未完全出现的言论自由，铲平独立思想……铲平当下受到如此恭维的‘人民’，这一切都将以拯救沙皇和为其复仇的名义展开”。叶利谢耶夫的回忆录中描绘了这种盛行的恐怖气氛，此人曾在《现代人》上批评过《罪与罚》的前几章。他回忆说：“每天都有消息传来，晚上有这个或那个文人被捕，第二天早上他们又逮捕了某人和某人。渐渐的，我所认识的一半文人都被逮捕……所有这些传言，再加上不断加深的担心和无眠之夜，这一切让我如此紧张，使我接近完全精疲力竭，想要去求他们把我也关进要塞。”

在这种令人神经崩溃的状况下，《现代人》的另一位编辑，陀思妥耶夫斯基昔日的朋友涅克拉索夫以一种始终被认为特别不道德的方式行事。作为文人和诗人，涅克拉索夫个人曾与俄国激进观点的所有重要代表有联系，是涅克拉索夫把自己杂志的办刊命运托付给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他本人的诗歌充满了“公民主题”，即那些表达了激进派知识分子信念的社会——人文动机。尽管如此，为了不顾一切地保护《现代人》免受灭顶之灾，他在一家高档英国俱乐部为穆拉维约夫举办的宴会上朗读了一首向伯爵致敬的诗。他的赞歌以威胁性话语收尾：“不要放过有罪的人！”让他更增羞耻的是，他还为可怜和因酗酒而头脑迟钝的科米萨洛夫（Kommissarov）写了赞歌，处处称颂此人是“上帝的工具”，被选定保护俄国人民免受大灾。上述可耻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涅克拉索夫的名誉，并影响了他的余生，但白费功夫。听完诗歌的公开称颂后，不饶人的穆拉维约夫据说带着居高临下的鄙视告诉涅克拉索夫：“我乐意保护你免于为我们正在打击的邪恶承担共同责任，但我对此几乎无能为力。”他旋即永久关停了《现代人》。

在那段无情镇压的可怕日子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可能也感受到了恐惧的战栗。作为前犯人，他仍然受到警方监视；他还是一家因为政治上不可靠而被查禁的杂志的前编辑。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官方的甄别能力也不抱任何幻想；他知道他们过于愚钝，无法分辨社会—政治思想的各种差异，他会和他在《时世》上与之展开论战的激进派被归入同一个可疑的类别。不过，他本人并未遭遇什么麻烦，尽管他把难以获得出国护照归咎于“目前的情况”。

这番话出现在写给卡特科夫的一封重要信件中（1866年4月），信中对卡拉科佐夫决定性的那一枪后当局采取的措施所引发的国内情况做了大段评论。我们应该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是写给对各式自由和激进思想发起猛烈攻击的领导者，现在他在经济上要依赖卡特科夫才能维持下去。因此，他觉得有必要对席卷全国的镇压浪潮提出质疑就更显得难能可贵。陀思妥耶夫斯基坦陈：“我现在是，将来也很可能一直是信念坚定的真正斯拉夫派。”斯拉夫派一直坚称，俄国人民是敬畏上帝和恭顺的沙皇臣民，当局没有必要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们。

陀思妥耶夫斯基坚称，如果虚无主义者成功地影响了俄国青年，那也是因为很难被视作邪恶的理由。“所有那些高中生和大学生（我见过许多）如此纯粹和无私地以光荣、真理和真正公益的名义成了虚无主义者！你知道他们在这些蠢话面前多么无助，误以为那是完美。”被捕后的卡拉科佐夫接受了审讯和秘密审判，几乎找不到关于那些主张（“这些蠢话”）的信息；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会吃惊地发现，他多么准确地凭着直觉猜到了当时他正在描绘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那种道德信念的“不稳定”所造成的后果。卡拉科佐夫是尼古拉·伊舒金为首的一小群地下激进分子的成员，参加者均为学生或前学生，都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绘的19世纪60年代的极端革命理念的影响——包括自我牺牲的意愿。弗朗哥·文图里写道：“该团体的一名成员想要毒死［他父亲］，以便将其遗产捐给组织。”卡拉科佐夫正是诞生于这样的环境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坚持认为：“那些天真的人确信虚无主义让他们有了最完整的机会展现自己的公民和社会活动以及自由。”唯一的可能解决办法（尽管没有明说，但做了暗示）是为年轻人的理想主义提供更多自由，使其能以某种社会所允许的方式表达自身。他问道：“你知道人民在说什么吗？他们说4月4日像数学一样证明了沙皇与人民之间有力、非凡和神圣的纽带。这种纽带应该让某些政府成员对人民和社会表现出更多信任。但与此同时，所有人却怀着恐惧的心情等待着对言论和思想的进一步限制……没有言论自由怎么能同虚无主义斗争呢？如果就连虚无主义者也能获得言论自由……他们就会因为正面阐释自己的学说而遭到全俄罗斯的耻笑。而现在他们却具有了一副斯芬克斯的面貌，神秘、智慧而隐秘，这会迷住一些涉世不深的人。”

这封不寻常的信写于到处回荡着对激进派进行更严厉打击的喧嚣之时，让我们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自己的小说时所处的思想状态。在随后的几个月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把忍耐力发挥到极限，马不停蹄地工作着，尽管受到债主们的骚扰。4月末，他致信雅尼谢夫神父（他从卡特科夫给的1000卢布中拿出钱还了对神父的欠款）说：“我的癫痫大大加重了，只要不停地工作一周就会发作，下一周将无法工作，因为两三次发作的后果将是——中风。但我必须干完。我的处境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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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给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的一封信中——父亲允许她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帕里宾诺度假——他解释说自己的小说很可能使其整个夏天都无法离开彼得堡。稍后他又表示：“事实上，忧郁、肮脏和臭烘烘的夏天的彼得堡倒是符合我的情绪，甚至还可能给我的小说提供某些虚假的灵感；但这里太压抑了。”随着春天不断过去，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决定试试莫斯科，但几天后就受不了那里的炎热和孤独。他搬到了附近的柳布利诺（Lublino）村，那是一处距离莫斯科大约三英里的避暑胜地，伊万诺夫家在那里租了一幢别墅。伊万诺夫家的10个孩子都带来了朋友，还有受到仁慈的伊万诺夫医生庇护的其他年轻人。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需要安宁平静的工作环境，人们在附近为他找了一个宽敞的房间，让他可以静静地在那里休息。他和帕沙从7月初开始在柳布利诺安顿下来。

关于1866年这个相对惬意的夏天留下了两段回忆录：其中之一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外甥女玛利亚·亚历山大洛夫娜·伊万诺娃，她当时18岁，已经展现出杰出的音乐才能（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钢琴家），另一段来自当时15岁的冯——福格特（N. Von-Voght，或者按照俄语拼法写成Fon-Fokht），那是伊万诺夫家在康斯坦丁诺夫斯基土地勘探学院结识的一个学生。两人都描绘了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里轻松而平静的气氛，很多时间被用来在柔和的月夜里到附近的村中远足，或者用字谜游戏和业余戏剧打发晚餐后的时光，或者是兴致勃勃的年轻人不可避免地开着善意的玩笑和打趣。在这种使人返老还童的气氛中，平时阴郁和充满忧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了乐开了怀，年龄和令人敬畏的名望（那里的每个人都对他早年的作品和作为西伯利亚幸存者的传奇光环有所耳闻）没有成为障碍，他被描绘成津津有味地扮演了狂欢主持人的角色。

他的外甥女写道：“虽然45岁了，但他对年轻的同伴表现出惊人的真挚，是一切娱乐和嬉戏的最初组织者……他总是衣着优雅，衣领被浆洗过，穿着灰色裤子和一件宽大的深蓝色夹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的外貌一丝不苟，比如当看到自己的小胡子过于稀疏时，他就很不高兴。”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戏谑小诗的能力给人们带来很多快乐，大部分以伊万诺夫家的一个年轻外甥亚历山大·卡列宾（Alexander Karepin）医生为取笑对象，此人还是同样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即兴幽默短剧的主角。卡列宾医生仍然未婚，他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中倡导的关于妇女解放的新理念，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让此人大发雷霆：他声称政府设立了一个鼓励妇女离开丈夫和去彼得堡学习操作缝纫机的组织（影射了小说女主角组建制衣厂）。卡列宾医生把这一切当了真，对这种干预家庭稳定的行为怒火中烧，直到人们让他相信那只是个玩笑。

尽管享受了上述消遣，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很难忘记自己的小说，或者他在年初时向斯捷洛夫斯基承诺的新作品。就像他向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所透露的，他计划“做一件前所未闻和违反常规的事，即在4个月时间里在30个印张［各16页］上写成两部不同的小说”。他可能在上午构思《赌徒》，仅仅几个月后就完成了。根据一则传闻，深夜时间被毫无争议地留给了推进《罪与罚》。伊万诺夫的一个仆人奉命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别墅里，以便在癫痫发作时对他提供帮助，但此人几天后就拒绝再和作家同住了。他解释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正计划杀人——“他整晚都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高声说着此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每周都会前往莫斯科与《俄国导报》的债主们进行磋商，“回来时总是不满和沮丧。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被迫修改自己的稿子，甚至因为审查部门的压力而删掉整个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7月中旬写给米留可夫的一封信中提到，最大的“审查压力”不仅来自官方，也来自卡特科夫及其助理编辑柳比莫夫（Lyubimov），后者坚持要他改写某一章，其中包含了索尼娅为拉斯柯尔尼科夫朗读福音书中关于拉撒路复活段落的情节。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我是在真正的灵感冲动下写成这一章的，也许它不够好；但对他们来说问题并不在于文学价值，他们担心的是它的道德性。在这点上我占着理——没有什么不道德的，甚至恰恰相反，但他们可不那么看，更有甚者，他们看到了虚无主义的痕迹……我取回了稿子，就付出的精力和疲惫程度来看，这一大章的改写工作至少够我新写三章；但我还是改完交稿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在夏天一边写他向斯捷洛夫斯基承诺的小说，一边推进《罪与罚》，这项费时的工作是为何他的想法被证明过于乐观的原因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向米留可夫承认：“给斯捷洛夫斯基写的小说还没动笔，但我会的。我已经拟定了提纲——会是一部相当令人满意的小作品。”他补充说：“斯捷洛夫斯基让我烦恼得近乎受刑，我甚至连做梦也会见到他。”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没能实现进展，让他得以满足咄咄逼人的合同条款。

由于《罪与罚》的原稿已经无存，很难确定是哪些文字遭到了编辑们的反对。唯一能找到的另一条信息是1989年《俄国导报》的编辑们的一番话，他们在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时表示：“他很难放弃对索尼娅有意的夸张理想化，后者被描绘成一个将自我牺牲发展到近乎牺牲自己肉体程度的女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大大缩减了朗读福音书过程中的谈话，这在原稿中比在付印的版本中要长得多。”因此，似乎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个场景中原本为索尼娅安排了更加积极的角色，这导致卡特科夫觉得她被不可接受地“夸大理想化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记本上的一段话也许可以解释是什么让卡特科夫觉得不可接受，在那段话中，索尼娅有时被描绘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倡导的道德的发言人。在一个场景中，她向拉斯柯尔尼科夫解释说：“在舒适和财富中，你可能看不到人类的幸福。上帝所爱和他真正在乎的是那些他为之降下许多痛苦的人，因此他们更清楚地看到和通过自身认识到，为何在不幸中比在幸福中更能看清人类的不幸。”就在这番话之后，拉斯柯尔尼科夫马上恨恨地反驳说：“也许上帝并不存在。”（7：150）这个回答被包括在朗读福音书的那一章中，我们可以认为索尼娅的话是为了同一语境所说的。笔记中的类似讲话可能也包括在被否决的版本中。

如果这样的话，就不难理解为何《俄国导报》的称职编辑们要感到不安了。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一个堕落的女性描绘成受到启示的福音书诠释者，成为上帝意志神秘莫测之意图的解读者。此外，如果从字面上理解索尼娅的话的逻辑，那就意味着上帝最终是为了自己的意图而造成了她的堕落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罪行。对社会道德普遍信条的这种大胆颠覆很可能被编辑们认为带有“虚无主义”色彩，因为这会为隐晦地指责上帝本身提供借口。《白痴》中垂死的伊波利特·捷连季耶夫很快将提出这样的指责，后来的伊万·卡拉马佐夫同样如此。

如果上述猜测不无根据，那么它们可以帮助解释为何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编辑们指责模糊了善与恶的边界。他对柳比莫夫保证：“善与恶已经清楚地分开，不可能混淆或误读它们……你提到的一切都已经做了，一切都被分开，泾渭分明。朗读福音书的部分已经有了新的色彩。”卡特科夫很可能通过坚持要求缩短索尼娅的说教改进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稿子，小说家本人最终也可能认清了这点。7月中旬交还校样时，他表示：“20年来，我一直痛苦地感受到，并且比任何人更清楚地看到我在文学上的缺陷是拖泥带水，但我似乎摆脱不了。”不过，《罪与罚》毫不拖泥带水，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书中的每一个词都源于敏锐的艺术自我意识。

10月1日，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彼得堡后不久，米留可夫登门拜访，发现他的朋友正激动异常地在书房里走来走去。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向他透露了斯捷洛夫斯基合同的条款，承认自己已经陷入了绝望的困境。距离他的履约时限只剩下一个月，但他什么都还没写。即便他能写出初稿，实际上也几乎不可能按时誊写和修改完毕。米留可夫对可能发生的情况感到恐惧，建议他找速记员口授这部小说（《赌徒》）。幸运的是，米留可夫同一个速记教授有联系，后者刚刚在俄国为妇女开设了最早的此类课程。一两天后，他的一位明星学生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斯尼特金娜（Anna Grigoryevna Snitkina）带着新削好的铅笔和特地为这个划时代时刻所买的文件夹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寓所，准备履行自己的职责。这位外表冷静的年轻姑娘公事化的来访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生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PSS，28/Bk. 2：121—122；1865年4月19日。

关于苏斯洛娃（1839—1918）的信息来自她的丈夫罗扎诺夫，此人存在道德问题，曾经鼓吹恶毒的反犹主义，用不同笔名同时为进步和反动报纸撰文。洛扎诺夫和苏斯洛娃结婚时分别为20岁和40岁。六年后，她和从事图书业的犹太情人私奔，后者出身体面，受过良好教育。洛扎诺夫拒绝允许她合法分居，希望她能回到自己身边；后来，苏斯洛娃也拒绝同意他离婚，尽管他已经和想娶的女子生了几个孩子。当洛扎诺夫向她的父亲（当时和她生活在一起）求助时，老人回答说：“人类的敌人现在搬来和我同住，我在这里已经生活不下去了。”苏斯洛娃60岁时，洛扎诺夫的一位朋友向她提出请求，提到了她无法平息的强烈仇恨。在写于1902年的一封信中，洛扎诺夫描绘了他们的初次相逢，当时他17岁，她37岁。他写道，她“如此崇高……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俄国女人，如果是俄国人，那就是……鞭笞派的圣母。”（鞭笞派的圣母对本派教徒拥有绝对的专制权力）。见L. P.Grossman，Put’ Dostoevskogo（Leningrad，1929），154，以及Anatole Leroy-Beaulieu，L’Empire des tsars et les Russes（Paris，1990），1197。

PSS，28/Bk. 2：127；1865年6月8日。

Ibid.，128；1865年8月3/15日。

Ibid.，129；1865年8月20日。

Ibid.，129—130；1865年8月10/22日。

Ibid.

Ibid.，130—132；1865年8月10/22日。

Ibid.

Father Georgy Florovsky，Puti Russkogo bogosloviya（Paris，1983），390.

N. N. Glubokovsky，Russkaya bogoslovskiya nauka v eya istoricheskom razvitii i noveishem sostoyanii（Warsaw，1928），17.

PSS，28/Bk. 2：259；1868年2月18日/3月1日。

郑文樾、朱逸森译，河北教育出版社《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书信集》，第二十一卷。Ibid.，136—138；1865年9月15日/27日。——译注

Ibid.，150；1866年2月18日。

Ibid.

Ibid.，151.

Dostoevsky，The Gambler，with Polina Suslova’s Diary，trans. Victor Terras，ed. Edward Wasiolek（Chicago，1972），301—302.

转引自PSS，7：346。

Ibid.，349.

PSS，28/Bk. 2：150；1866年2月18日。

Ibid.，151.

Ibid.，152.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外甥女玛利亚·伊万诺夫娜在回忆录中记述了此事。见DVS，2：48。

见拉里的回忆（Z. K. Ralli），他认识伊舒金（Ishutin）小组和卡拉科佐夫本人，在自己的回忆中引用了魏因贝格的那段话。“Iz vospominaniya Z. K. Ralli，” in Revolyutsionnoe dvizhenie 1860——godov，ed. B. I. Gorev and B. P. Kozmin（Moscow，1932），143.

转引自A. A. Kornilov，Obshchestvennoe dvizhenie pri Alexander II，1835—1881（Moscow，1909），175。

转引自Henri Granjard，Ivan Tourguénev et les courants politiques et sociaux de son temps（Paris，1954），336。

转引自Kornei Chukovsky，The Poet and the Hangman，trans. R. W. Rotsel（Ann Arbor，MI，1977），40。

Ibid.，40—41.

Ibid.，18—19.

PSS，28/Bk. 2：154；1866年4月25日。

Franco Venturi，The Roots of Revolution，trans. Frances Haskell（NewYork，1966），332—334.

伊舒金的团体为几年后的谢尔盖·涅恰耶夫（Sergey Nechaev）铺平了道路，涅恰耶夫招募的许多成员都通过伊舒金的启蒙而开始革命活动。前一个团体分为两个部分：其一称为“组织”，负责煽动和宣传；其二称为“地狱”，致力于对地主阶级和政府的恐怖活动，刺杀沙皇是其终极目标。伊舒金表示：“‘地狱’的成员必须隐姓埋名生活，切断与家人的一切联系；他们不能结婚，还必须与朋友绝交；总而言之，他们必须带着唯一的目标生活：对祖国及其福祉付出无限的爱和奉献。”

伊舒金和像他那样的人坚决反对农奴解放以及任何推进或贯彻民主改革的尝试，因为这些会阻碍更彻底的革命。文图里表示：“对改革的这种激烈反对不可避免地与最反动贵族的想法不谋而合，后者始终反对农奴解放，现在仍然对其加以批评。”（Ibid.，334—338）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和《群魔》中，我们也将看到他在极左和极右翼之间划上这样的等号。

PSS，28/Bk. 2：154—155；1866年4月25日。

Ibid.，155.

Ibid.，156；1866年4月29日。

Ibid.，157；1866年4月29日。

M. A. Ivanova，“Vospominaniya，”DVS，2：41.

PSS，28/Bk. 2：160；1866年6月17日。

Ivanova，DVS，2：41.

N. Fon -Fokht，“K biografiya F. M. Dostoevskogo，”DVS，2：56.

PSS，28/Bk. 2：166；1866年7月10—15日。

Ibid.

转引自PSS，7：326。

PSS，28/Bk. 2：164；1866年7月8日。

Ibid.，167；1866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