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从中篇到长篇

第33章
从中篇到长篇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早就确定了《罪与罚》构思的主要轮廓，但直到作品在他手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充，这一构思才呈现出多层面的丰富性。在苏联科学院出版的皇皇《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中，编辑们整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作《罪与罚》过程中所做的混乱笔记，大致按照各个创作阶段的顺序将其刊印。据我们所知，陀思妥耶夫斯基习惯于随意翻开笔记本，在看到的第一个空白处开写，由于他还用同一些页面记录各种备忘事项，提炼这种材料殊非易事。不过，得益于这些劳苦功高的工作，我们现在拥有了最初构思的短篇或中篇小说的工作草稿，以及文稿的另两个版本。它们分别被称为威斯巴登版本和彼得堡版本，最后的方案包含了从第一人称叙事者变成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自己的意图而发明的土生土长类型的第三人称形式。

——※·※——

威斯巴登版大致符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给卡特科夫的信中所描绘的故事，从他的笔记中复原了六个短章的草稿。该版本用日记或日志形式写成，其中记录的事件对应了定稿中第一部分的结尾和第二部分的1—6章（小说的这部分情节从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开始，到他在报纸上读到对罪行的报道和遇见警察局的办事员扎米托夫为止）。威斯巴登版的六章让人惊讶的地方在于它们中已经包含了许多后续文稿中的内容。在这里，几乎所有的配角都已经拥有了最终的形式；关于血腥罪行的细节已经被给出，叙事者的恐惧也得到了生动的呈现；但失踪的第1章是否包含了对谋杀本身的描绘不无争议。小说可能从罪行发生之后开始，通过叙事者叙述罪行对自身情感造成的无法忍受的影响而逐步倒叙地透露情节。

这一最早的草稿完全以叙事者在谋杀案发生后的道德—心理反应为焦点——他的焦虑和恐惧，不顾一切地想要控制自己的神经和假装保持理性的举止，尽管他已经被狂热吞没，始终处于极其激动的情绪摆布之下。在清醒的时刻，继续萦绕在他心头的感受是他已经彻底脱离了之前的自我，脱离了他所熟悉的思想和情感的整个宇宙。他渐渐意识到，让他与这一切分离的是那一击（杀死可恶的放贷婆的一击），是可怕的意外（长期受到磨难和完全无辜的放贷婆的妹妹丽莎维塔不巧出现，更糟糕的是，她据说还有身孕）。当然，强调这点对应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卡特科夫提出的犯人自首的最初动机：“犯下罪行后，他马上感到与人类隔绝和分离，这种感觉让他深受折磨。”

上述主题主导了早期的草稿，并在程度渐次加深的三个场景中得到了表达。第一个场景发生在警察局，叙事者对官方的傲慢做出了愤怒地回应，无视他与别人的关系已经彻底改变。随后，受到他所犯罪行的可怕重负的压力，他渐渐意识到自己在道德上不再有权要求别人尊重自己。叙事者在事后才意识到这点，但他在事发时就有所感悟：藏起了犯罪获得的赃物后，他决定拜访自己的朋友拉祖米欣。当叙事者上楼时，他感到“对我来说，仿佛（现在）在尘世间（特别）难以（和不可能）……与其他（人……）……交谈和打交道。（意识到这一切）也许是那个月里最压抑和焦虑的时刻，我在那段时间经历了那么多无休止的折磨。”（7：35—36）括号中的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本的不同草稿中加入和修改的。这些词显示了在那个时刻，叙事者意识到现在就连最简单和最普通的人际关系对他来说也变得不可能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给这段话画了圈，表明了它的重要性。这种经历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一连串事件中，事情的起因是当叙事者离开拉祖米欣，穿过繁忙的街道回家时，一个被他挡道的过路马车夫用鞭子抽了他。和在警察局一样，他的第一反应是自尊被激怒，但他几乎马上意识到在他们目前的窘境中，这种反应多么不合适。“我马上想到，如果马车（完全）压扁了我可就好得多了（也许甚至是好事）。”（7：38）

旁观者中包括一个商人的妻子和她的小女儿，后者把一枚20戈比的硬币塞进叙事者的手中，因为“鞭打唤醒了他们对我的同情”。叙事者抓着这枚硬币，顺着冬宫的方向朝涅瓦河走去，一边凝视着圣以撒大教堂的穹顶和“壮丽的全景”。作为学生，他曾经在同样的风景边走过无数次。现在，当他站在自己如此了解的同一地点，“突然间，与半小时前在拉祖米欣那里压迫着我胸口的同样（痛苦）的感觉也在这里压迫着我的心。”他意识到“我（再也）没有理由待在这里（或是任何地方）……从前的所有那些情感、兴趣和人都离我远去，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7：39—40）。叙事者把身子倾过一条运河的栏杆，让那个20戈比的硬币滑入水中，从而象征着与过去的一切此类情感和价值决裂。

尽管作者无疑试图让这些异化效果主导行动的解决，但另一些情节也起到了辅助作用。其中之一是叙事者在小说中几乎始终处于的半梦境半幻觉状态，显示了他自己对罪行的反感和对被追捕的恐惧。他躺在床上，突然听见“一声可怕的尖叫”，于是睁开了眼睛；他慢慢意识到那是自己刚遇到的一个警官在楼梯上殴打女房东。“我从未听见如此不自然的声音，如此的嚎叫、咬牙切齿、咒骂和击打……我想，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为什么（他在打她），为什么？寒冰般的恐惧钻进了我的骨子里……（我想，他们很快［也］会来找我）……”叙事者想象这一切都是真的，向纳斯塔西娅打听这件可怕的事，但他被告知什么都没发生——那只是错觉，尽管叙事者相信自己完全清醒。可能是因为这个表明他精神失常的证据，他写道：“我哆嗦得更厉害了。”当纳斯塔西娅告诉他“是你体内的血在嚎叫”时（7：41—43），她是从字面上理解这句俗谚，但对叙事者来说，“血”这个字眼马上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罪行。这种经历再加上他的异化无疑是为了给叙事者最终的忏悔提供更多动因。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何放弃了这个故事仍然只能进行猜测，但可能性之一是他的主人公的发展超出了他最初设定的界限。在现存的文本中，叙事者始终被自己谋杀行为的道德—心理影响所压制和征服，但就在手稿中断的地方，他开始展现出人物的其他特征。现在他不再恐惧和焦虑，而是对所有照顾病中的他的人展现出愤怒和仇恨，决定逃离他们压抑的照顾。他解释说，在他的床边谈论那起谋杀“让我感到无法忍受的恶意……更不寻常的是，在这些痛苦和这种恐怖中，我从未有片刻对自己犯下的谋杀有一丁点同情”（7：73）。这里的人物与之前所描绘的完全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处停笔，也许是因为这个人物的发展已经开始超出了他最初的构思。在关于这个版本紧随其后的内容的笔记中，他写道：“康复。冰冷的狂怒，算计。为何要那么紧张？”（7：76）最后一句话显然是叙事者鄙夷地对自己提出的问题。

一旦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他的性格，将其描绘成在绝望和“冰冷的狂怒”中摇摆，那么就越来越难以想象他的自首完全出于内在动机，这可能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故事同之前他为名为《酒鬼》的小说所做的构思融合起来。现在，情节的所有提纲中都提到了“马尔梅拉多夫的女儿”。“像个妓女……女儿帮助母亲。收钱。怜悯孩子。”（7：80）叙事者作案后，他需要怜悯，但他唯一可以想象的来源是索尼娅，后者甚至能够爱上和宽恕自己可耻的父亲。这些笔记中明确表述的东西在最终的文本中将变得含蓄（尽管完全可辨），成为拉斯柯尔尼科夫忍不住想向她坦白的原因。

虽然索尼娅·马尔梅拉多夫现在与叙事者的自首决定联系在一起，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很难想象如何为这一情节安排动机。在另一种构思中，叙事者想起了“黄金时代的画面”，然后问道：“作为一个卑鄙的杀人犯，我有什么权利渴望人的幸福和梦想黄金时代。我想要那种权利。（这章）之后，他前去自首。他只是顺路与她道别，然后向人们鞠躬并——坦白。”（7：91）不过，这种富于启迪意义的决定与叙事者开始变化时的举止相冲突。他对整个人类的鄙视（不仅是其中较为“无用”的样本）现在开始频繁出现。比如：“（他父母的不幸。）人类多么可恶！他们值得我在他们面前忏悔吗？不，不。我将保持沉默。”（7：82）最重要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把这种愤世嫉俗同权力动机联系起来。

上述笔记描绘了人物本身的思想和情感。而在另一些笔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自己确立了要点，它们暗示他开始看到可以如何把主人公的这两个不同方面不仅仅描绘成简单的改变。“注意：重要。病好后，一种残忍和对他自己的完全辩护。”（7：78）人物在谋杀和随之而来的生病后发生了重要改变。现在，此前被隐藏的一个性格方面出人意料地显现出来。还有一条笔记显示陀思妥耶夫斯基多么看重这个发现。他带着情有可原的骄傲写道：“所以有了一个绝妙的构思。首先是危险，然后是恐惧和疾病，他并未显露整个性格。然后，他的（整个）性格突然显露了自身全部的魔鬼般的力量，犯罪的所有理由和动机都变得清楚。”（7：90）因此，对人物的处理与其说应当被视作任何深层次的修改，不如说是展现了一直存在，但此前沉睡在背景中的潜在元素。

——※·※——

这些笔记本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多么细致地推敲文本的每一个细节，以及他如何总是拒绝在编辑的压力下牺牲艺术上的诚实；事实上，这种细致最明显地体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让拉斯柯尔尼科夫和读者意识到主人公罪行的真正动机。首先，他的罪行表现为利己主义逻辑的结果，动因为他本人的经济困境，家庭的极端窘迫，以及想要用谋杀获得的赃物帮助他人。很久之后，我们看到文中提及他为“了不起的人”进行辩护的那篇文章，认为他们有权为了造福全人类而违背道德法则。不过，在向索尼娅忏悔的场景中，拉斯柯尔尼科夫表示自己的动机仅仅是为自己获得权力的欲望，只是为了测试自己是否有资格在那些天生有权违背道德法则的伟人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像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的，我们引用的笔记暗示拉斯柯尔尼科夫提供的不同解释代表了他内心变化的不同阶段，这源于他逐步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整个影响。不仅他受惊的良心继续在道德—心理层面上活跃着，而且他还开始明白自己所信仰的理念的内在矛盾。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另一条笔记中所写的：“注意：他的道德发展始于犯罪本身；此类问题此前不可能被提出。”（7：140）

对于小说是否真的回答了为拉斯柯尔尼科夫提出的问题经常存在疑问。另一条题为“小说的主要结构”的笔记常被用来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举棋不定，但在我看来，它恰恰证明了相反的情况：“病好后，等等。绝对有必要明确而清晰地确立事情的过程，消除模糊的部分，即用这种或那种方式解释整个谋杀，让它的性质和关系变得清楚。”对“谋杀”一词所做的页边注写着“骄傲、个性和傲慢”。（7：141—142）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当时俄国激进意识形态典型的危险组合——一边是减轻社会不公和痛苦的利他主义愿望，一边是极端的巴扎罗夫式的对大众的鄙视——在拉斯柯尔尼科夫内心释放的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通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命运揭示的正是这种反常矛盾的组合中潜伏的自我欺骗和道德—心理悲剧的危险。

就像我们看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性格突然显露了“自身全部的魔鬼般的力量”；还有的地方则意味深长地将其改成“撒旦般的骄傲”（7：149）。三年前，皮萨列夫在《俄国言论》上发表的文章中对巴扎罗夫使用了同样的表述，虽然笔记中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时的意识形态背景的信息少得令人遗憾，但他使用这一表述绝非偶然。这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人物与皮萨列夫对“我们时代的英雄”——平民知识分子的神化有关，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念主要可以追溯到那位激进批评家的著名文章。此外，从《现代人》相对的人道主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以可笑、迟钝但好心的列别贾特尼科夫作为其代表）到皮萨列夫和扎伊采夫（Zaitsev）所展现的对傲慢的精英主义和对卓越个体的崇拜，激进意识形态本身的发展恰恰复制了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的变化，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把这种变化作为描绘其性格的基础。就这样，心理和意识形态再次融合成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称的“思想——情感”的无缝整体，他能凭借直觉看到情感和意识形态的这种结合是他作为小说家的独特天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卢仁（一个不择手段的商人，想要娶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妹妹杜尼娅）的一段发言的早期版本中特别影射了皮萨列夫的思想。在这条笔记中，此人仍被称为切巴洛夫（Chebalov），但他的话和第二部分第5章那个自负追求者的话完全相同；需要指出的是，拉斯柯尔尼科夫认为这段说教表达的恰恰是促使他杀人的那种思维模式。“切巴罗夫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说。只要我把自己的事打理好，我就能对别人有用，因此我越是个利己主义者，对别人就越好。至于那些旧信仰：你爱别人，为他人着想，让自己的事每况愈下，最终你成了你邻居脖子上的累赘。这只是个算术问题。不，你知道，我喜欢新一代的现实主义者，喜欢鞋匠和普希金；虽然我在某些方面不认同他们，但赞同总体趋势。”（7：151）最后这句没写完的话确定无疑地指涉皮萨列夫，后者在1864年将“现实主义”口号作为社会教旨提出，像巴扎罗夫那样引人瞩目地宣称鞋匠比普希金更有用。显然，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个特别的意识形态框架内构思拉斯柯尔尼科夫一生的痛苦过程，并将这些理念同他的心理交织起来。

——※·※——

1865年11月，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叙事者从第一人称变成第三人称后，《罪与罚》才得以诞生。这是一场漫长斗争的结果，在作品的早期阶段处处可以看到该过程的痕迹。从最早的版本中已经可以看到使用第一人称的某些问题，该版本的第1章被设定为写于谋杀发生五天后（作案时为6月9日）。叙事者的日记开始于6月14日，因为按照他的说法，鉴于他的混乱的精神和情绪状态，不可能更早动笔。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提醒自己：“在所有这6章中，（叙事者）都必须动笔和说话，而且在读者看来部分上失去了自己的理智。”（7：83）

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表现叙事者的部分精神失常，与此同时，他还将其作为外部世界的焦点，随着情节的发展描绘了他的罪行引起的反应。这一切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手稿版本显示，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对如何在叙事者的心理错乱和对其故事的需求之间实现平衡举棋不定。时间问题从一开始就困扰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让叙事者有更多的时间恢复理智，他把第二部分往后挪到了6月16日；但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距离仍然不够大，这导致叙事者身处的状况和他作为叙事者的功能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正如爱德华·瓦肖莱克（Edward Wasiolek）所指出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被认为……一门心思地决定躲避他想象中的追捕者。但‘我’的视角迫使他提供自己的解读，甚至是对他自己的风格加以精炼。任何风格精炼都会与剧情的现实主义相冲突。”此外，对于一个被认为处于半歇斯底里状态的叙事者而言，如果他能够回忆和分析，能够描述大段场景和对话，总而言之能够扮演一个可靠的观察者，那么他的真实性将受到严重质疑。随着马尔梅拉多夫登场，以及这个酒鬼的长篇独白开始出现在笔记中，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陀思妥耶夫斯基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一条短短的笔记显示了他想到的第一个权宜之计：“故事结束，日记开始。”（7：81）由于没能找到此类二元形式的痕迹，这个想法很可能很快就被抛弃了；但它让我们明白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路。一边是叙事者在事件结束后对它们的逐一陈述，一边是在同样的事件进行时对它们的叙述，他希望把两者分开。这将消除威斯巴登版中两者间令人不安的冲突。同样的意图催生了下一个选择，即彼得堡版，草稿题为“受审”，它的作者现在被执法部门羁押。

在这一文本中，叙事者首先表示：“（我接受了审判）我将讲述一切……我为自己写下这些，但请让其他人和我所有的法官们读读它。”（7：96）这个草稿随后让马尔梅拉多夫罗列了自己的痛苦（几乎被逐字逐句地搬到了小说里），此时情节已经过重新编排，这一场景显然发生在谋杀前。但最重要的是，叙事者的位置（坐在监狱里思考自己的错误）让他在不会过分影响可信度的情况下既能回应又能反思。但即使在这个方案中，所有事件的终结和叙事者动笔的时间相隔仍然很短（差不多一周），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感到不安。毕竟，叙事者不太可能完全平静，因为审判尚未开始。

因此，笔记本包含了第三种可能性，与关于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小说前三分之二中行动的一个近乎明确的提纲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宣称：“新方案，一个罪犯的故事。八年前（为了彻底保持距离）！”（7：144）括号中的话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多么重视这个叙事距离的问题，以及他多么清楚地看到了全部问题所在。在这种新方案中，叙事者将在服完刑期（八年）后动笔，可能是副标题的部分显示了时光的流逝带来的深刻道德改变：叙事者现在自称罪犯，不再坚持谋杀完全不算“犯罪”。现在，叙事者与之前的自我离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从第一人称叙事者转向第三人称只有一步之遥。

不过，这种叙事变化并非一蹴而就，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上述引文之后的几页中（很可能写于差不多同时）讨论了这样做的理由。他打趣说：“如果这是忏悔，那么一切必须极度清楚。”认识到这一必要性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所犹豫：“如果是忏悔，那么它在某些部分将不纯洁（tselomudrenno），很难想象为何要写它。”“纯洁”一词（也可以宽泛地译作“合适”）在这个语境中很可能指涉了为何叙事者会想要进行如此痛苦的自我曝光的问题。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出了他的叙事技巧必须做出改变的结论。

“但主题是这样的。故事来自某人自己［作者］，而非来自他［人物］。”（7：148—149）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主题”也许表示其对主要人物的构思，后者在犯罪后显露了自身意想不到的方面——他之前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方面。如果在第一人称的叙事中，时时刻刻都“必须让一切极度清楚”，那么很难取得这样的让自我吃惊的效果；启示最多只能被指涉和解释，但很难表现出其全部的戏剧力量。与为自己的叙事辩护的问题结合起来看的话，上述考虑可以解释为何陀思妥耶夫斯基忍不住另起炉灶和转向第三人称叙事者，尽管他处于极度的经济困境中。

但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叙事者仍然是一个问题。当代叙事学家们早就知道，作者式叙事者不仅是知道如何编织情节的松散而无定型的存在，更是“隐含的作者”，他们的独特形象和态度对小说观点的塑造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清楚这一重要事实，并试图确立他的作者式叙事者将要保持的距离。此前没有出现过此类问题，因为叙事者就是中心人物。一切都通过他自己的看法呈现，这意味着虽然犯下了可怕的罪行，但他总是会因为自己的利他主义冲动、内心的痛苦和最终的忏悔唤起一定的同情。什么样的第三人称叙事者能在与读者的关系中扮演同样的角色呢？在斟酌选择第一还是第三人称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但来自作者。需要太多的单纯和坦诚。”很难一眼看出为什么应该这样；但上下文暗示，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仍在考虑某种忏悔小说，即便采用第三人称，也会把叙事者同主人公完全等同起来。这种假设可以帮助解释下一句话中的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坚持将作者与人物分开：“必须假设作者是个无所不知和无可指摘的人，他向所有人呈现了新一代人的成员之一。”（7：149）

因此，叙事者将承担特别的历史任务：展现最新类型的俄罗斯人——巴扎罗夫和俄国文学中其他“新人”的继承者——供人检验。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觉得，这样的叙事者显得过于冷静和超然，对他的意图而言过于“无所不知和无可指摘”（“无可指摘”的俄语原文为ne pogreshayushim，字面意思为“无罪的”，也可以被用来暗示指责或谴责的态度）。因此，他在另一处笔记中将叙事者变成了仅仅是“某种看不见和无所不在的存在，片刻也不曾离开过主人公，甚至表示：‘这一切都是机缘巧合’”（7：146）。通过尽可能紧密地把叙事者同主人公的观点联系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保留了第一人称叙事的优点，即自动产生由人物的所有内心看法所制造的同情效果；他提醒自己尽可能地保留这些内心看法，即便当他从对意识的直接描绘转向总结和记述时。与此同时，他也保留了无所不知的自由，对于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自我发现过程进行戏剧化演绎，对逐步揭示人物，对必要时从外部对其加以评论，以及对情节拓宽后完全离开他而言，这必不可少。

这种叙事技巧将叙事者非常紧密地同中心人物和其他重要形象的意识与观点融合起来（尽管没有完全剥夺其作为控制视角的角色，就像米哈伊尔·巴赫金常常坚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在《双重人格》中用过类似的叙事手法，这种融合在小说史上也完全不是史无前例的（如简·奥斯汀）。但在《罪与罚》中，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记忆的时间位移和对时间序列的出色操控，这种等同开始变得类似于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以及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詹姆斯·乔伊斯等意识流作家的实验。这种技巧在那个时代具有精彩的原创性，为我们带来了一部激动人心的杰作，其精致的结构和艺术上的复杂性只会让我们对一个经久不衰的传说感到疑惑，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没有条理和粗心大意的匠人。本人也是小说家的德·沃古埃（E. M. de Vogué）的一番话也许可以解释这个传说，1886年，他在谈及《罪与罚》时有点出人意料地表示：“某个词……我们甚至不会注意到，只占据一行的某个不起眼的事实会在50页后产生回响……［因此］如果跳过几页就会看不到这种延续性。”这个敏锐的观察表达了习惯于更加有序和线性的说明式叙事的19世纪读者的全部困惑，帮助解释了这种批判性错误判断的根深蒂固。不过，我们现在开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开拓性的原创有了更准确的认识。即便如此，对《罪与罚》的阅读仍然不够仔细，不足以看清那些相互交织的“回响”，它们的联系是作品意义的基础。

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解，尽管我认为第二种解释似乎更加合理。很难想象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动机未知的谋杀开始写起。加里·罗森希尔德对叙事技巧的犀利分析是对《罪与罚》的最佳研究之一，他写道：“叙事者关心现在对过去的记忆，这也许表明《罪与罚》原本是对罪犯的心理分析，只能发生在谋杀之后。”见Gary Rosenshield，Crime andPunishment（Lisse，1978），15，17。失传的第1章很可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弄丢的一本笔记上。关于这本遗失的笔记，见PSS，28/Bk. 2：157；1866年5月9日。

见The Notebooks for Crime and Punishment；ed. and trans. Edward Wasiolek（Chicago，1967），101。我对笔记本的引用来自这部不可或缺的作品，略有修改。

罗森布里尤姆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纯洁”一词强调了用第一人称叙事者来如实描绘谋杀令人反感的残酷是不合适的。在她看来，这个词可能还与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最初的构思中迅速地决心通过忏悔来解决谋杀带来的道德问题有关。见Rosenblyum，Tvorcheskie dnevniki （Moscow，1981），272—273。

关于对巴赫金观点的讨论，见我的“The Voices of Mikhail Bakhtin，”in Through the Russian Prism（Princeton，NJ，1990），18—33。

见E. M. de V ogu.é，Le roman Russe（Paris，1910），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