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罪与罚》
《罪与罚》
这个时代，当一切事物迅速
衰败，投机的诡计——
承诺从人的情感中分离
他的希望，从此将其
永远放进更纯粹的元素——
处处受到欢迎。诱人的世界
让热忱进入和恢复元气，
激情在那里有活动的特许，
永不听见它们自己的名字。
——威廉·华兹华斯《序曲》
《罪与罚》（Prestuplenie i nakazanie）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成熟时期的第一部真正伟大的小说。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心理被不偏不倚地放在作品的中心，并小心地同最终要对他的致命犯罪负责的思想交织在一起。其他各个特征同样揭示了拉斯柯尔尼科夫身处的痛苦困境，令人苦恼的激情和崇高的理性化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主人公周围的人物间接地反映了他的内心冲突，甚至次要情节也隐含地充当了对主题的评论。对情节发展的组织引导读者正确理解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罪行的意义。因此，书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帮助丰富了主题和解决了所提出的最深刻问题。情节的核心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内心的动摇以及他和波尔菲里·彼得洛维奇的对决所营造的悬念，但必须把这放在小说非常紧密的意识形态—主题结构所制造的所有那些“回响”的语境中来看待。没有哪个细节或事件看上去是偶然或无关的。
激进派不出意外拒绝承认自己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虚无主义理念的描绘并不在他们通常所倡导的层面上，而是经过了他的末世论想象的重塑，并展现了其最极端的后果。就像他所知道的，这些理念的意图是利他和人道主义的，受到对人类痛苦的怜悯和同情的启发。但想要实现这些意图就必须完全压制此类感情的自然流露，依靠理性（像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理解为功利主义的算计）来控制人的个性中所有矛盾和非理性的潜在元素。作为其最新的变种，巴扎罗夫主义鼓励在卓越个体组成的精英中发展原始的尼采式利己主义，未来的希望被交到了这些人手中。
创造拉斯柯尔尼科夫（来自俄语raskolnik，“异议者”）这个人物是为了展现上述理想中所包含的所有潜在危害，此人性格的道德—心理特征代表了两种力量的冲突，一边是本能的善良、同情和怜悯，另一边是骄傲和理想化的利己主义，已经扭曲成了对顺从的大众的鄙夷。书中其他的重要人物同样被整合进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这两极间的摇摆，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近似副本”，以更加鲜明的形象代表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性格和思想的对立冲突中的某一方。巴赫金贴切地表示，拉斯柯尔尼科夫所遇到的每一个人物“对他来说马上成了他个人问题的活生生答案，不同于他自己找到的答案；因此，每个人物都触及了他身上的一个痛点，在他的内心独白中扮演了坚实的角色”。这些人物对小说结构的贡献不仅通过“内心独白”，而是更主要地通过随着情节展开的一系列遭遇。这些遭遇向拉斯柯尔尼科夫呈现了他本人的这个或那个方面，推动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意图而言如此关键的自我理解过程。
《罪与罚》专注于解决一个谜题：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动机之谜。因为拉斯柯尔尼科夫本人发现，他并不理解自己为何要杀人；或者说，他意识到被认为促使他产生了杀人念头的道德意图无法真正解释他的行为。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侦探故事情节中通常的追捕变得内在化和心理化，将其转移到人物本身；现在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追寻他自己的动机。这种追寻营造了类似于传统上追寻罪犯的悬念，尽管前者在深刻性和道德复杂程度上无疑要大得多。事实上，书中也有一位名叫波尔菲里·彼得洛维奇的警探，他的任务是将拉斯柯尔尼科夫绳之以法，但比起这一纯粹的法律功能，他驱使拉斯柯尔尼科夫不断自我质疑和自我理解的角色更加重要。
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精彩地改造了侦探故事的另一个特征。此类叙事中总是包含着线索，有的指向真正的犯人，还有的指向完全无辜的人物，他们错误地受到怀疑，旨在暂时误导读者。由于核心谜团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动机，他用此类“疏忽”埋入了这个谜团的线索，既对读者提供指导，也误导了他们。提供指导的线索从一开始就被小心地插入情节的背景中（但如此不露痕迹，以至于很容易被忽视，特别是在第一次读的时候），指向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最终对自己的发现——他杀人不是向他相信的那样出于利他—人道主义动机，而是完全出于想要测试自身力量的纯粹自私需要。错误的线索（特别是在第一部分）暗示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行为是对物质、社会或纯粹心理原因的反应，但这种决定论观点在书中受到了公开批评。
这些线索是错误的，因为它们诱导读者偏离了对拉斯柯尔尼科夫动机问题的真正答案，但它们暗示的动机并非在决定意义上是错的。相反，此类所谓的可能性对拉斯柯尔尼科夫产生了巨大压力，并大大加强了他在读者心中唤起的同情。因此，此类线索也许不该被称作错误的，更应视其为附属或辅助性的，而非首要的；它们的合理性不断受到挑战，即来自剧情，也直接或迂回地通过拉祖米欣、佐西莫夫和波尔菲里·彼得洛维奇等人物。因此，《罪与罚》的叙事包含了应该如何阅读该书的看法，对其意义做了解读，这是该书反激进主义主题的组成部分，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表达的对思想的重要性及其影响人类行为之力量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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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罚》开始于故事中途，从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前的两天半说起，持续了大约两周。从拉斯柯尔尼科夫意识中的感觉来看，小说里的时间可以根据所描绘的事件对他的重要性而自由地压缩和延展，因此看上去不具备任何客观维度。时间还能被自由地操控，以便获得伊恩·瓦特（Ian Watt）在谈到康拉德时所说的“主题并置”——即将发生在不同时间的事件并置，从而在它们之间建立联系，但没有作者的解释介入——所产生的主题效果。事件的客观顺序（时间顺序在小说出于艺术意图对其进行重组之前的样子）为阐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动机之谜扮演了关键角色。随着与之对应的谜团情节的结构（当下行动的时间透露了过去发生的事）向前发展，这一顺序及其所有的心理—意识形态影响将逐渐显现。
《罪与罚》著名的开头同样具有微妙的结构，厘清其中的各条主题线索非常重要。它的核心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内心冲突，一边是他为了人类利益而犯罪的意图，一边是道德良心阻止他剥夺他人的生命。此人是一位敏感的年轻知识分子，他的细腻情感既体现在他对自己所目睹的周遭苦难本能的同情冲动，也表现在他对自身意图的强烈反感。当我们第一次遇到此人时，他已经为犯罪考虑了六周，虽然他生活在极端的贫困中，但显然他并未想过完全出于自私的理由而犯罪。他关心的是受苦人类的命运，就像在酒馆场景中所揭示的，他的犯罪企图的功利主义—利他主义理由在那里第一次得到了清晰表达。
为什么不杀死一个卑鄙、贪婪和“无用”的老放贷婆，用她的钱来缓解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世界中无所不在的人类痛苦呢？当他走进酒馆，听见一个学生和一位年轻军官同时谈及此事时，他的头脑中恰好也产生了这个想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发挥自己的全部艺术力量，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各种肮脏和人类的惨状，当拉斯柯尔尼科夫穿过满是酒肆、妓院和脚步蹒跚的醉汉的街道时，这些东西从他眼前闪过，或者渗入了他的情感。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而言，与无可救药的酒鬼马尔梅拉多夫（处境悲惨，对自己的堕落充满悔意）的遭遇代表了他在尘世间无法忍受的一切，特别是当马尔梅拉多夫向所有人解释说，自己忍饥挨饿的一家人都靠做妓女的女儿索尼娅的自我牺牲糊口。因此，在情节层面上，马尔梅拉多夫似乎强化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对周遭可怕的悲惨生活采取行动的愿望，但在意识形态主题的层面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这次遭遇事先揭示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本人信仰（尚未被具体介绍）的冷血，以及将用来反对它们的另一组价值。
当马尔梅拉多夫描述了他去向一个永远还不起的放贷人借钱时，他明白自己没能借到钱符合“现代”观点。放贷人应该出于“同情”而借钱给他吗？“但一向关注新思想的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前些天解释说，同情心在当代是科学所禁止的，在英国就是这样，那里推行政治经济学。”（6：14）拉斯柯尔尼科夫本人的思想恰恰基于同样的“政治经济学”的功利主义观点，这种观点排斥对于被选定作为牺牲品的“无用”个体表现出任何同情。相反，马尔梅拉多夫在倒下前选择了狂热的自我献身，与拉斯柯尔尼科夫梦想付诸实践的思想的冷酷主旨形成了最强烈的反差。在这里，马尔梅拉多夫引用了一系列经过随意改动的福音书经文，想象着基督在末日审判时重新降临，宽恕了甚至像他本人那样的“耻辱之子”，因为“他们中无人相信自己受之无愧”（6：21）。基督宽恕一切的爱遭到“智者和明理之人”（最后一个词的俄文为razumnie，俄文中称“理性”为razum）的反对绝非意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巧妙地把《新约》中的法利赛人变成了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激进派的前身。
这一彼得堡场景的象征意义强化了社会—人道主义动机，那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的名义理由。在重要的酒馆场景中（包括打台球的军官和学生的谈话），该动机得到了令人难忘的表达。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现了他们的讨论中所涉及的思想多么流行，即通过人道主义的暗杀来改善社会。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随即为这种不带个人色彩的煽动（“1条命换100条命——这是简单的算术”）（6：54）增添了更具亲情的动机：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母亲写来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获悉自己的家人处境困窘，完全是为了帮助挚爱的哥哥，他的妹妹杜尼娅决定嫁给吝啬和专横的卢仁律师。就这样，杜尼娅的决定把拉斯柯尔尼科夫置于和靠索尼娅挣钱养活的酒鬼马尔梅拉多夫差不多羞耻的位置（尽管外表上看要体面些），他非常深切地意识到这点。
在《麦克白》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良心与自我搏斗之痛苦的描绘无人能及，就像拉斯柯尔尼科夫奋力压抑自己的道德顾虑和坚定杀人决心时那样。他前往放贷婆家踩点（以便事先侦察地形）后的恐惧退缩只是一连串越来越强的反应中的第一次：“上帝啊！这多么卑鄙……这种可怕的东西怎么会进入我的头脑？”（6：10）第5章中那令人难忘的一系列梦境（他回忆起儿时曾看到喝醉的农夫米科尔卡野蛮暴虐地打死了一匹“无用”的老母马）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痛苦冲突的缩影。一边是那个“喜欢教堂和那些几乎没有了衣饰的古老圣像，以及那个晃着头的老神父”的小男孩（6：46），这个小男孩仍然存在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心灵深处，他怒不可遏地挣脱父亲的手，用手臂拢住死马的头，轻吻了她的嘴唇和受伤的眼睛，最后“发疯似的对米科尔卡挥起了小拳头”（6：49）。另一边是做这个梦的成年拉斯柯尔尼科夫，他现在正计划着和米科尔卡如出一辙的行为——并且不是在酒后的失控中，而是按照精心想出的“理性”理论。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这两个方面在他内心的冲突如此撕心裂肺，以至于他在恐惧和自责中惊醒，（错误地）相信自己最终征服了挥之不去的杀人诱惑。
在整个第一部分，读者一直沉浸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意识中，往往会认同他的观点。但与拉斯柯尔尼科夫内心斗争的重要情节交织在一起的是背景事件，它们的目的只能是为了表明，事实上拉斯柯尔尼科夫无法看清自己个性中被激起的潜意识的心理—情绪力量。在所有此类事件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行为显示，他的情绪被调动起来反对激发了其功利主义—利他主义目标的那种情感。比如，在这里我们看到，拉斯柯尔尼科夫刚刚还忙着帮助某个不幸的人，但下一刻他又成了漠不关心和鄙视他人的利己主义者，对曾经引起他怜悯的不幸无动于衷。
利己主义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性格的成分之一，早在他从臭气熏天的街道上“令人作呕的悲惨景象”中走过时，从他“带着最强烈厌恶的表情”（6：43）中就能看到这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心理和意识形态现在变得密不可分，行为的每一次突然变化都与对激进理论的某种指涉存在关联。刚刚从放贷婆那里踩完点，拉斯柯尔尼科夫浑身燥热，又对自己感到厌恶。他来到一家酒馆歇脚，在那里遇到马尔梅拉多夫，并喝了一杯啤酒。他马上觉得好多了，于是把之前的道德不适归咎为肚子饿了，对其不屑一顾；车尔尼雪夫斯基曾教导说，道德只是生理的产物。
第一次造访马尔梅拉多夫家时，拉斯柯尔尼科夫出于对他们悲惨处境的同情好心地留下了几个戈比，但后来他同样感到后悔。他反思说：“我做了件多蠢的事。他们有索尼娅，而我自己也需要那些钱。”（6：25）这种利己主义考虑阻止了怜悯的自发流露，他带着“恶意的笑容”思考了人类让自己适应最可耻环境的无限能力。与之类似，为了帮助一个被脑满肠肥的好色“花花公子”跟踪的醉酒姑娘，他报了警，但出人意料地马上又恶心地走开了。突然，“似乎有什么东西叮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一下；刹那间，一种完全的恶心感袭遍他的全身”，于是他转向了另一个极端，自言自语说：“让他们相互活吞了对方——与我何干？”（6：42）“叮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是这些达尔文式的反思，它们把强者的胜利视作天经地义，对弱者的任何帮助都违背了自然法则。这幕场景随后又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内心重演，他先是想象那个姑娘未来很可能沦为妓女和染上性病，在十八九岁就毁了，但随后又尖刻地否定了这种怜悯的回潮，因为“他们告诉我们，每年都必须有一定比例的人……在某个地方……走那条路…………去见魔鬼，必须如此，好让其他人保持纯洁，不受打扰”（6：43）。
就这样，在功利主义逻辑上与酒馆场景中所表达的那些思想如出一辙的激进理念继续对拉斯柯尔尼科夫性格中固有的利己主义火上浇油，把他变成了对人类同胞的仇恨者而非热爱者。不仅他的理念与他的道德—情绪情感的本能敦促背道而驰，而且这些理念还暂时把他变成了一个道德良心不再作为个性的一部分发挥功能的人。并非因为他的道德目标不真诚，而是因为在他下定决心实现意图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拉斯柯尔尼科夫必然会压制自己内心的道德—情绪情感，后者正是这一目标的源头。就这样，这些场景中发生的状况显示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念如何影响了他的个性，并对自从受到那些理念影响后，他的内心情绪经历了什么提供了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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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考察小说的客观事件顺序，暂时无视叙事结构的艺术操控（即该结构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顺序），那么我们会发现，激进观点从小说中的事件发生前大约六个月开始影响拉斯柯尔尼科夫。当时，他写了决定命运的《论犯罪》，在文中改造和扩展了皮萨列夫对巴扎罗夫的反思，将人分为“普通的”和“非凡的”两类。前者是大众，他们恭顺地接受现有秩序的一切；后者是一小群精英，他们“为了让世界更美好而千方百计地破坏现状”（列举了牛顿、开普勒、吕库格斯、梭伦、穆罕默德和拿破仑）。如果从这些“非凡”之人试图取代的老的道德准则来看，他们无一例外地犯了罪，但由于他们“为了让世界更美好”而工作，这些人的终极目标是改善人的命运，因此从长期来看，他们是施惠者而非破坏者。因此，拉斯柯尔尼科夫声称：“如果这些人因为自己的理念而被迫跨过尸体或蹚过鲜血，他们会从自己的内心和良心中获得蹚过鲜血的许可。”（6：199—200）自从写了那篇文章后，拉斯柯尔尼科夫就迷上了像拿破仑那样伟岸的形象，这些人为了更高的社会之善而相信自己拥有杀人的道德权利。
五个月后，拉斯柯尔尼科夫第一次造访放贷婆，然后偷听了学生和年轻军官在酒馆中的谈话。这标志着他的“奇思怪想”出现的时刻，即在更高的社会之善的名义下，良心可以批准谋杀。因此，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意图（“就像蛋壳里的小鸡一样啄着他的脑子”）突然降生的背后是长期的酝酿，他梦想成为拿破仑式的人物，获得杀人的特权（6：53）。他与放贷婆的遭遇只是让他潜意识中已经萌芽的这种野心被应用到其所生活的彼得堡当地状况中的可能性变得具体。
通过对叙事和逐步揭露真相的神秘故事技巧的把握，陀思妥耶夫斯基精心编排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步步自我发现的过程。拉斯柯尔尼科夫开始明白，模仿拿破仑式人物的诱惑与他所认为的无私意图格格不入。酒馆对话中第一次提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文章。叙事者提出需要拿破仑式人物来把正在讨论的思想付诸实践。因为当年轻军官抗辩称，放贷婆的存在这一不公正只是“自然”时，学生激动地反驳说，“我们必须纠正和引导自然，否则我们会被淹没在偏见的大海中。否则就永远不会有任何伟人”（6：54）。
因此，拥有为“责任”和“良心”赋予新意义的道德权利的“伟人”概念从一开始就被包括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奇思怪想”中，作品开头甚至还提到了这个宏大的抱负：拉斯柯尔尼科夫从女房东的门前溜过，担心因为没能付房租而受到责备，“我想要尝试那种事，但与此同时又害怕这些小事……［人］最怕迈出新的一步，说出自己的想法”（6：6）。后来，拉斯柯尔尼科夫将恰恰根据说出“新想法”的能力来定义他的“非凡”之人；他在这里已经从如此崇高的视角来看待自己意图犯下的乏味而肮脏的罪行。
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疯狂地为杀人做最后准备时，另一段更长的话中也提到了那篇文章。我们被告知，他很早以前就开始关注“罪犯的心理”（他后来如此描绘自己文章的主题），以及普通违法者为何在犯罪之前总是“理智和意志力失灵”。拉斯柯尔尼科夫相信，“在执行自己的计划时，他的理智和意志力不会失灵，原因仅仅是他的计划并非‘犯罪’”（6：58—59）。这种想法显然包含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文章中，文中的“非凡”之人没有犯罪恰恰是因为他们拥有无视现行法律的道德权利；“普通”罪犯感到良心的不安，因而露出了马脚。拉斯柯尔尼科夫相信自己不会产生这种不安，可见他长久以来一直把自己归入“非凡的”精英。
就这样，我们看到拉斯柯尔尼科夫越来越多地陷入偏执的狂热，这意味着他受制于向自己证明他真正属于“非凡者”行列的欲望。与此同时，他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个性中正在发生的致命辩证过程，后者需要他树立无情的利己主义，以便实现人道主义和道德上有益的结果。缺乏这种意识无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策略至关重要，拉斯柯尔尼科夫内心冲突最终解决的方式同样强调了这点。做了母马被杀的那个梦后，正当拉斯柯尔尼科夫相信良心已经获得胜利，自己最终摆脱了“那些魔法、妖术、幻觉和迷惑”时（6：50）（选择这些词显示了他在多大程度上觉得自己处于崇高心灵冲动的力量控制之下），他意外地从别人的对话中偷听到，自己选中的目标阿廖娜·伊万诺夫娜（与妹妹丽莎维塔同住）在第二天的某个时候将独自在家。获悉这个奇迹般的机会后，拉斯柯尔尼科夫“突然觉得整个人都失去了思考的自由，没有了意志……仿佛他的衣角卷入了齿轮，正把他拖进机器”（6：52，58）。命运就这样插了手，但作用的对象是因为意识形态上的自我陶醉而想要杀人的病态心理倾向。
拉斯柯尔尼科夫把自己交给了宿命，这一主题的功能是避免他被理解成在有意识、有意志和理性决定的基础之上行事的任何可能性。相反，他受制于通过克服良心之道德阻力的斗争所释放的心灵力量。因此，拉斯柯尔尼科夫被描绘成受到他不理解的冲动所左右（尽管读者可以窥见它们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他需要在全书剩下的篇幅中揭示其真正的意义。此外，一边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自欺欺人，一边是读者的观点，两者的差异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谋杀之前那章中对时间顺序的巧妙操控而进一步扩大。
至关重要的酒馆场景被放在叙事的第6章，尽管该事件的发生在客观时间顺序中早了六周。因此，一边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名义上的人道主义—利他主义目标（刚刚被第一次提出），一边是几页后将要描绘的血腥恐怖，读者对两者的巨大差异留下了最强烈的印象。紧随其后的又一处时间位移强化了抽象的理念和具体的人类现实之间的差别，这里提到的时间在时间上甚至更加提前——达到六个月而非六周。因为这个插入部分包含了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文章中已经提到的东西，他据此相信自己不会感到“非理性”的焦虑，因为就像叙事者相当嘲讽地指出的：“在道德问题上……他的分析现在已经完成；他的诡辩已经像剃刀般锋利，他从内心找不到任何有意识的反对意见。”（6：58）因此，他最初的理论及其在彼得堡的实现都与犯罪本身形成了密切的“主题并置”。
上述时间位移营造了深刻的戏剧反讽效果，对之前和之后的文本都有影响。在整个过去的六周里，我们看到拉斯柯尔尼科夫都表现出“普通”罪犯的症状，同样遭受了“理智的失灵和意志力的丧失……在实施犯罪前不久达到［它的］极致”（6：58）。高烧让他本以为自己可以避免的“意志力丧失”雪上加霜。因此，我们看到了他过去自欺欺人的程度，由于他完全没有成功征服自己“普通”的道德良心，他显然无法实现镇静的自我控制，就像理论上从他的主张中所得出的。
这一章中的戏剧式反讽在谋杀场景中得到了引人瞩目的确认，场景描绘中采用的残酷无情的现实主义震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时代人。一切都没有按照事先制订的那几个计划进行，拉斯柯尔尼科夫还出乎意料地不得不杀死温顺而善良的丽莎维塔，醒目地展现了他自以为能够轻易驾驭的人类现实的不可控性。他在惊惧的惶恐状态中作案，尽管表现出狡猾和偏执狂表面上的始终如一。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智能力无疑暂时完全失灵。直到最后一刻，当他杀害了丽莎维塔时，他才注意到自己没有锁门！
在这个残暴的谋杀场景中，叙事者大部分时间里仍然密切关注着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想法，展现了其行为近乎受到催眠的性质。但他曾指出“恐惧越来越多地控制了他”，并表示如果拉斯柯尔尼科夫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全部“绝望”和“可怕”，那么他会去自首，但并非出于害怕，而是“仅仅因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恐惧和厌恶。特别是在他内心涌起的这种厌恶感，正在分分秒秒变得更加强烈”（6：65）。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道德良心再次发动叛乱，不过他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用功利主义逻辑的诡辩压制它；事实上，正是这种逻辑让他犯下罪行。相反，现在出现了得到这种逻辑辩护的肆无忌惮的利己主义，在他的偏执狂热中被完全释放。当两个来找阿廖娜·伊万诺夫娜的男人把锁着的门摇得吱吱作响时，拉斯柯尔尼科夫正手持斧子站在门后，他“很想咒骂和嘲笑他们，只要他们打不开门！”（6：68）。
站在门后的那一刻，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利己主义达到了自我毁灭的高度，对所有人感到憎恶和不屑，那个时刻将作为倒叙重新出现，并成为主导动机。它代表了所有被他的理论激发和后来在犯罪时被释放的情绪力量，它们现在脱离了之前的道德基础。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个性中的两个对立部分先前被他的诡辩中如剃刀般锋利的辩证法维系在一起，让他相信谋杀和道德是有可能调和的。但现在这种信仰已经失去效力，在小说的剩余篇幅中，他将继续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只能依稀看到最终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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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柯尔尼科夫和读者的想法在第一部分并不一致——或者至少不应一致。虽然读者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距离可能不足以让他们看出所有的伏笔，但事件和他所标榜的目标和期待之间的差距还是让他们不可避免深感震惊。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即从犯罪之后到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家人抵达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开始缩小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意识和叙事者已经向读者灌输的意识之间的差异。
第二部分头两章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当拉斯柯尔尼科夫被传唤到警察局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与正常的道德—社会世界的全部关系都无可救药地改变了。“他的灵魂中浮现了一种永恒被孤立和疏离的痛苦感觉……他清楚地感到……他永远无法向这些人求助……即便他们是他自己的兄弟姐妹。”（6：81—82）他感受到向仁慈的尼科季姆·福米奇警官坦白的强烈冲动，这种克服自身冰冷疏离感的不自觉需求将继续与他的虚荣和利己主义的自尊发生冲突，这一需求很快将促使他通过索尼娅寻找人类同伴的慰藉。不过，当尼科季姆·福米奇与绰号“火药中尉”的下属（爱发火，但很容易平静下来）开始谈起阿廖娜·伊万诺夫娜被害一案时，拉斯柯尔尼科夫晕厥了。
通过偷听尼科季姆·福米奇与下级关于那两个前去拜访放贷婆并被作为嫌疑人逮捕的男人的谈话，拉斯柯尔尼科夫将逐渐获悉自己的行为。警察局的事件让拉斯柯尔尼科夫开始了探索自身动机的过程，这次犯罪让他意识到，动机几乎不可能像他之前想象的那样。他想：“如果这一切真的都是有意识［soznatel’no］完成的，而不是像傻子那样，如果你真有明确和坚定的目标，为何你甚至连那个钱袋也不曾看上一眼，对你获得了什么一无所知，或者说为何你承受了这一切痛苦，有意识地做了这件卑鄙、恶劣和可耻的事？”（6：86）这番质问标志着在酒馆场景中被赋予了如此重要地位的人道主义—利他主义理由开始动摇。作为对这种不确定性的反应，拉斯柯尔尼科夫觉得全身出现了“一种无法抑制的新感觉，对周遭的一切怀有无限和几乎是生理上的反感……他憎恶自己遇到的每个人”（6：87）。这种“无法抑制的感觉”包含了很大一部分他正在寻找的答案，尽管他尚未意识到那表示什么。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这种全新的道德—心理状况在他随后造访他唯一的朋友——热心、慷慨和热情洋溢的拉祖米欣时得以突显。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完全一样，但拉祖米欣“为了继续学业而绞尽脑汁地改善自己的状况”（6：44）。尽管拉祖米欣兴致勃勃地开着玩笑，并试图帮助自己“神智错乱”（他很快就意识到这点）的朋友，但此行却让拉斯柯尔尼科夫更加痛苦地感受到无药可救的孤独。相比过去，现在他甚至觉得与彼得堡的“壮观景象”更加疏离了（6：90）。他不假思索地把那个小女孩“以基督的名义”施舍给他的那个20戈比硬币扔进了运河，表明他本人很难再认同在酒馆场景中所表达的同情目标。现在只剩下随之而来的梦境中赤裸裸的恐怖，他在梦中想象自己听到脾气火暴的“火药中尉”在台阶上殴打女房东。
在这个当口，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意识不清的谵妄中躺了三天，只是含糊不清地意识到周围的情况，直到病势缓解后醒来。这一系列事件的高潮是彼得·彼得洛维奇·卢仁——杜尼娅的未婚夫，她经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在圣像前热忱地跪地祈祷后才接受了他——造访拉斯柯尔尼科夫简陋和肮脏的房间。卢仁本人靠自我奋斗出人头地，是个在文职部门担任高官的律师，对自己的重要性念念不忘。他还是个小暴君，试图让骄傲的杜尼娅服从他的意志。不过，卢仁喜欢标榜自己“认同年轻一代的信念”（6：31）。因此，拉斯柯尔尼科夫发现自己面前的家伙不仅为人可恶，而且显示了他曾经深信不疑并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那种功利主义逻辑的道德疑点。
衣着考究的卢仁试图给衣衫褴褛但无忧无虑的拉祖米欣留下深刻印象，但来访者的倨傲派头令人失望地没能打动后者，于是他宣称自己同情“年轻一代”，认同“有价值的新思想的传播……取代了空幻和学究气的旧思想”。他说教似的表示，世界正在“以科学和经济真理的名义”取得进步。比如，过去人们接受“爱邻人”的理想，结果就是“我把大衣撕成两半，分了一半给我的邻居，于是我们两人都衣不蔽体”。相反，现在科学告诉我们，“世上的一切都基于私利……当我仅仅为自己赚钱时，可以说我也是为大家赚钱，帮助我的邻居获得比大衣更多些的东西；这不是出于个人和孤立的慈善，而是普遍改善的结果”（6：115—116）。我们不难理解为何激进派憎恶他们的理念被放在向卢仁这样讨厌的人物口中，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准确地捕捉到了他们对功利利己主义的依赖，对个人慈善的反感（认为有辱接受者），以及对爱和自我牺牲等基督教道德的反对（如果不是在实践中，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卢仁在假意关心“我的邻人”时显得如此虚伪，以至于拉斯柯尔尼科夫不得不想到，自己所珍视的信仰可能同样隐藏了这种纯粹自私的意图。
卢仁的花言巧语中穿插了对那起犯罪的重新讨论，拉斯柯尔尼科夫从中了解到甚至更多关于自身失误和疏忽的可耻细节。在目睹自身失败所产生的情绪的压力下，他最终加入了关于犯罪率上升（特别是在受教育阶层中）的谈话。当寻求解释的卢仁开始谈及“道德……或者说原则”时，拉斯柯尔尼科夫打断了他：“但你为何担心这点呢……它符合你的理论——有逻辑地实现了你刚才倡导的理论，得出可以杀人的结论。”（6：118）当然，拉斯柯尔尼科夫曾经有逻辑地实现了这一理论，当他从卢仁的话中隐约看到了自己时，他意识到自己如此诚心诚意接受的思想同样可以（甚至更好地）被用来支持彻头彻尾的自私，支持对个人利益的贪婪欲望，支持暴虐支配的倾向。与卢仁的遭遇最终切断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功利主义思想和这种思想所谓的利他主义—人道主义目标间仅存的联系。
拉斯柯尔尼科夫带着“这一切必须在今天结束……他不会继续像这样生活下去”这种狂热和不成熟的情感冲上街（6：120—121）。街头的一系列遭遇复制了第一部分的情景，但显示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改变，他需要为自己的罪行造成的孤独寻求解脱，重新建立同人类的联系。他停下脚步聆听街头卖唱人的表演，给了她一个五戈比的硬币，事后没有因为功利主义而后悔。这一系列事件的高潮是遭遇了妓女杜克丽达，后者向他索要六戈比，但不愿为其提供服务。另一个妓女斥责了这种低三下四的乞讨行为，对自尊的这种奇怪主张让拉斯柯尔尼科夫想起了一本书（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书中的一名死刑犯想象自己宁可在小小的平台上生活一千年，也不愿意在几小时后死去。他想，“无论如何——只要活着！……人真是混蛋！”（6：123）。这些字眼与他离开马尔梅拉多夫一家和对自己本能的善举感到后悔时所说的如出一辙。但他已经不再是同一个人，这种反应变成了对全体人类的怜悯和负罪的痛苦：“‘为这个原因而称他们为混蛋的人也是混蛋’——他稍后又表示。”（6：123）
就这样，现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情感已经摆脱了功利主义辩证法的掌握，后者曾将他的一切同情的冲动变成了鄙夷的态度。与此同时，拉斯柯尔尼科夫性格中的利己主义元素不再受到对任何道义要求的幻想阻挠，而是完全被用来为他的自我辩护服务，成了对法律赤裸裸的无视。正是在书中的这个时刻，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现了他“绝妙的构思”（就像他在笔记中提到的），开始描绘拉斯柯尔尼科夫“撒旦般的骄傲”（7：149），这种骄傲此前一直被贫穷，被最初对他以利他主义为主的意图的强调，以及被他家人的困窘处境所掩盖：“然后，他的性格突然显露了自身全部的魔鬼般的力量，犯罪的所有理由和动机都变得清楚。”（7：90）
在那间反讽地名为“水晶宫”的咖啡厅里——拉斯柯尔尼科夫在那里通过读报寻求对自身的认识——他遇到了多疑的警察局办事员扎米托夫，后者对他表示怀疑，这让他勃然大怒。他情不自禁地用旨在进一步加深对方怀疑的话语来奚落和激怒扎米托夫。对拉斯柯尔尼科夫来说，与扎米托夫的危险游戏让他可以在微缩尺度上重演那场犯罪。叙事者将对扎米托夫的挑战与谋杀做了比较，描绘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神经质地哈哈大笑起来……他突然回忆起……当他手持斧子站在门后面时，门闩吱吱作响，门外的人破口大骂，想要闯进来，而他突然很想对他们尖叫，并且哈哈大笑，哈哈大笑，哈哈大笑”（6：126）。这一片刻的闪回有力地展现了驱使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强烈和自恋的利己主义，显示了其动机的真正性质。
不过，拉斯柯尔尼科夫只有在面临对其自由的具体威胁时才能保持这种好斗的态度。当他独自一人，并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自欺欺人时，他将重新陷入彻底的绝望。在警察局中侵袭过他的那种冰冷的孤立无援感使其无法忍受，他决定寻找那“一平方俄尺的空间”，也就是不久之前他拒绝谴责的那种可耻生活。当他转身向警察局走去，准备自首时，他意识到自己正从犯下罪行的那座公寓旁走过。他神秘地像梦游一样回到了谋杀现场，这把他从自己混乱纠结的行为中寻找真相的迫切需求推向了高潮。他“大为气恼”地发现有人正在更换旧墙纸，“一切都被改变了”。仿佛他希望让时间倒转，或者至少使其停止流动，回到当初出大岔子的时候。（6：133）他奇怪的行为引起了怀疑，于是他请那些质疑他的人一起上警察局。最终，他还是独自迈出了最后一步，但正当他还在“一片死寂，犹如他走过的石头，对他和仅仅对他而言，一切都已死去”（6：135）的世界中犹豫时，情节又一次发生了巧妙的转变，再次颠覆了故事的进程。他的注意力被一起意外引发的骚动所吸引，他跑到跟前，发现马尔梅拉多夫被路过马车的车轮碾压，已经奄奄一息。
拉斯柯尔尼科夫冲上前去救助马尔梅拉多夫，突然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他建立坚实情感纽带的迫切愿望可以得到充分满足的世界。他为了造福人类而犯下的罪行让他与其他人之间出现了一道看不见的隔墙。但现在，他把自己全部的利他主义（不受功利主义斟酌的限制）投身到帮助命运多舛的马尔梅拉多夫一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凝练和几乎无法忍受的感染力描绘了他们的悲惨遭遇。此外，一边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把自己的最后一个铜板交给他们的冲动，一边是被唤来举行临终仪式的教士虔诚的陈词滥调，他例行公事的安慰之辞使得精神失控和患有肺结核的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爆发出绝望的怒火，两者间的鲜明反差同样得到了描绘。那家人纷纷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表达了谢意和深情，从而打开了此前一直压抑着他的基督教情感的水闸，他请求小波列奇卡（索尼娅的继母同前夫所生的女儿）“有时能为我祈祷‘请宽恕您的仆人罗季昂’——这就够了”（6：147）。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到赎罪的需求，他很快将通过索尼娅寻找救赎。拉斯柯尔尼科夫被压抑的基督教情感的这种直接宣泄让他神奇地从绝望中恢复，他突然充满了“对无比充沛而有力的生命的陌生新感受——这种感受也许可以与死刑犯意外获得赦免相比”（6：146）。不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母亲和妹妹来到彼得堡后，他再次痛苦地意识到，那个可怕的秘密割断了他与他最爱的那些人之间的纽带。
——※·※——
现在，作为给全盘披露《论犯罪》一文做的准备，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补充拉斯柯尔尼科夫过去的某些方面，它们帮助解释了他为何认定自己是“非凡”之人。他的母亲回到他尚未变得激进的时候，回想起他曾计划娶女房东的女儿，不顾“我的眼泪，我的请求，我的病体，我可能死于悲痛和贫穷”（6：166）。因此，他对家人的关心总是从属于不变的自我肯定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此前被和对基督教价值（与无情的非人道行为截然相反）的全身心接受联系起来；不过，即便在这种信仰中也能看到拉斯柯尔尼科夫脾性中天生的极端主义。拉祖米欣有些困惑地表示，那个姑娘“非常丑陋……体弱多病……生性古怪”（6：166）。拉斯柯尔尼科夫解释，“她乐于向穷人布施，总是梦想着出家……我相信如果她是个瘸子或驼背，我会更喜欢她（他神情恍惚地笑了起来）”（6：177）。这番令人不安的话表明他想要拥抱令他人反感的东西，暗示了他想要做出近乎殉道的自我牺牲；仿佛拉斯柯尔尼科夫把自己的婚姻计划视作某种自我升华和道德上的英勇举动。信仰激进主义后，这些志向的道德目标并未改变，为他的利己主义提供了类似的出口，但也激发了遵循功利主义原则的英雄主义。埋葬了自己的未婚妻（他告诉杜尼娅，自己因为新的信仰而和她发生过争执）六个月后，他写下了这篇表达这种新的自我形象的文章。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拉斯柯尔尼科夫第一次与波尔菲里·彼得洛维奇见了面。波尔菲里受过良好的教育，自从他读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文章，并打听了作者的情况，他一直密切关注着最新的思想动态。因此，他了解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想法，再加上从扎米托夫等人那里获悉的一切，他确信拉斯柯尔尼科夫就是凶手。尽管拉斯柯尔尼科夫认为波尔菲里使用“老式的物质方法”调查犯罪，但事实恰恰相反：波尔菲里明白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的根本原因是“心理上的”（即意识形态的），无法从“物质”角度来理解。
当因为波尔菲里的质问已经心神不宁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突然听到街上有个工人喊他“凶手”时，我们看到了基督教良心的不安和拉斯柯尔尼科夫此前的“伟大”形象的无法兼容。这声直白的指控给了他已经摇摇欲坠的自控最后一击。现在他头脑中涌动的看似无关的思想把一直进行着的自我对抗的过程推向了高潮，拉斯柯尔尼科夫终于看到了自己深陷的矛盾——他不仅远远没有达到预期，更糟糕的是，他一面继续对自己想要实施的行为的道德意图念念不忘，一面相信自己能够成功，这多么愚蠢。像拿破仑这样的真正伟人完全不在乎这种意图，他们的行为完全出于对自己有权为所欲为的坚信不疑。“不，这些人不是这样。能够为所欲为的真正主宰者洗劫了土伦，在巴黎展开屠杀，把一支军队遗忘在埃及，在远征莫斯科时耗费了五十万人，在维尔纽斯用一句玩笑为自己开脱。他死后，人们为他设立祭坛，因此他可以为所欲为。不，这种人似乎不是血肉之躯，而是青铜铸就。”（6：211）
拉斯柯尔尼科夫现在自称“虱子”，因为一边是他本人行为的微不足道（“可恶、干瘪的老妇人，一个放贷婆”），一边是名字和命运像北极星一样浮现在他眼前的伟大形象（“拿破仑、金字塔和滑铁卢”）。不过，他意识到“整整一个月来我都在叨扰上帝，请求他证明我想做的事并非出于一己私利，而是为了崇高和可贵的意图”——正是这种不一致让他发出“我杀死了原则，但没有越过界限，而是留在了这边”的感慨（6：211）。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了不得伤害人命的旧有道德律法的“原则”，但这种意图和对受害者的选择表明他没能“越过界限”。他为自己成为“伟人”的愿望配备了道德目标；他仍然是血肉之躯，没能成为青铜铸就的人。
但拉斯柯尔尼科夫——即便他对自己感叹说：“啊，我现在多么恨那个老妇人！如果她复活，我还想再杀她一次！”——无法长时间维持这种敌意，他的思绪很快转向对丽莎维塔和索尼娅的回忆（“可怜、温柔的人，长着温柔的眼睛”）。他的内心斗争随后在第三部分结尾的梦境中结束，他在那里徒劳地试图让自己摆脱受害者的阴魂。他胆战心惊地重温了谋杀的时刻，试图再次杀死阿廖娜·伊万诺夫娜，但发现她不怕自己的攻击。她蜷缩在椅子上，低头掩面，当拉斯柯尔尼科夫加力击打时，她“沉浸在无声的大笑中……乐得浑身发颤”（6：213）。他在肉体上杀害了她，但没能在自己的精神中干掉她，阿廖娜继续萦绕在他的良心中。他没能成为一举超越善与恶的“伟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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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维德里盖洛夫在第四部分开头登场，当时拉斯柯尔尼科夫终于看到了试图让全能的利己主义为道德意图服务是不可能的。斯维德里盖洛夫像幽灵一样出现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房间里，仿佛是重温谋杀场景的梦境的一部分；拉斯柯尔尼科夫甚至询问了拉祖米欣是否真的看到活生生的斯维德里盖洛夫。卢仁来访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而斯维德里盖洛夫仿佛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潜意识中走出，暗示了相比代表了后者思想的卢仁，他来自拉斯柯尔尼科夫个性的更深层次。斯维德里盖洛夫反映了那种利己主义的根本动力，这种力量集聚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偏执狂热中，最终导致了谋杀。拉斯柯尔尼科夫发现面前的人接受了彻底的利己主义不道德，就像他现在开始意识到的，他自己也在无意中试图成为这种不道德的化身。
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具奇异魅力的人物之一，斯维德里盖洛夫是某种夸西莫多式的怪物，向往获得救赎和成为正常人，他的拜伦式厌世显示了一定程度的精神深度，而他个性中的矛盾（在最黑暗的恶和最仁慈的善之间摇摆）最好用拜伦的话来理解。他是不是像拜伦的拉拉（Lara），后者“最终混淆了善与恶”，因为完全无视它们的差异而能够同样行善和作恶？我们完全可以如此形容斯维德里盖洛夫：
对普通的自私过于高尚，他
有时会为别人牺牲自己的利益，
但并非出于怜悯，亦非应该，
而是因为某种奇特的反常想法
说服他怀着暗中的骄傲
去做很少有人会做的事；
因此在适当的时机，某种冲动
同样会诱使他犯罪。
因此，和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斯维德里盖洛夫同样代表了道德—心理对立元素的混合，但对其主导顺序的安排有所不同。主导年长者内心的是有意识地接受让不受限制的利己主义完全致力于追求个人和感官快乐，但对自己的反感让他的快乐蒙上了阴影。而主导拉斯柯尔尼科夫内心的是良心的阵痛和力量，即便是在为了维持他的自由而展开的激烈利己主义斗争中。
斯维德里盖洛夫紧追杜尼娅来到彼得堡，虽然他假装驱使自己的完全是感官激情的快乐，但他对杜尼娅的欲望现在已经成为对个人救赎的追求。这段情节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索尼娅的故事有明显的平行关系，如果斯维德里盖洛夫这个人物没有那么复杂，情节将很难展开下去。他把永恒描绘成一个小房间，从中可以看到他的自我反感使其失去了行动能力，他向拉斯柯尔尼科夫承认说：“类似被熏黑的乡下澡堂，角落里都是蜘蛛网……你知道，我有时把它想象成那样。”当后者“带着痛苦之情”提出反驳，表示他应该想想某种“更加公平和更让人宽慰的东西”时，斯维德里盖洛夫只是回答说，也许这就是公平的，“你知道吗，我一定会故意这样做！”（6：221）尽管自诩在道德上麻木不仁，但斯维德里盖洛夫还是无法摆脱自我厌恶感，他希望将其扩展到全人类。
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拉斯柯尔尼科夫—斯维德里盖洛夫关系的全面展开留给了以后的主题阶段。眼下，拉斯柯尔尼科夫和索尼娅一样认为自己是为了救助陷入绝望悲惨的人而承受苦难，因此他希望让她相信，他的罪行同她对传统道德可悲的违犯未必是一回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成功地描绘了索尼娅在堕落中的清白，以及她笨拙的举止和炽热而纯粹的宗教信仰。她提供给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是未受玷污的自我牺牲式基督教之爱的形象，这种爱曾在后者的内心深处涌动。她是那种对受苦人类之爱的存在现实（existential reality），当融入了激进意识形态的功利主义理性后，这种爱将变异为他的残暴罪行。
在两人之间展开的场景中，拉斯柯尔尼科夫流露出用基督教自我牺牲的光环来美化自身行为的愿望。正因如此，他非常容易受到“她脸上的每一个表情中所反映的……那种永不厌倦的同情”感染；正因如此，他跪下亲吻了她的脚，“因为你巨大的苦难”（6：243，246）。不过，即便他以这种方式膜拜她这个榜样，索尼娅的纯洁信仰还是唤起了他作为受过教育者的鄙视。当他得知她和被他杀害的丽莎维塔曾一起读过《新约》时，他称她们为“圣愚”（通常被认为头脑简单，甚至智力低下），但又觉得自己无法抑制地被她们对上帝终极之善的坚定信仰所吸引——当她竭力帮助精神失常的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和挨饿的孩子们时，正是这种违背理性的信仰神奇地支持了身处罪恶中的索尼娅。
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他要求索尼娅朗读丽莎维塔给她的一部《新约》上的段落。他希望聆听约翰福音中叙述拉撒路复活的那段话，后者象征性地代表了他本人道德复活的可能性。在这个引发了无数评论的段落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伦勃朗蚀刻画风格做了描绘，在暗淡的色调中流露出虔诚和朴素：“弯曲烛台上的蜡烛头早就剩不下多少，依稀照见了寒酸的房间以及凶手和妓女［bludnitsa］，他们如此奇怪地凑到一起读永恒之书。”（6：251—252）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了教会斯拉夫语的bludnitsa，而非更加口语化的说法，从而将索尼娅同抹大拉的玛利亚联系起来，就像拉斯柯尔尼科夫被混同为拉撒路。拉斯柯尔尼科夫对索尼娅的反应中混合了情不自禁的敬畏和带有自我意识的怀疑，也许我们再找不到哪个地方比这里更好地展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与宗教信仰纠结痛苦的关系。不过，当他摆脱了朗读福音书引发的情绪后，两人间的价值冲突重新开始。
拉斯柯尔尼科夫向索尼娅求助，因为他只能向她透露实情——因为她同样是个臭名昭著的罪人，在社会眼中成了弃儿。只有她（而非他品行端正的家人）才可能不带震惊和恐惧地接受他，甚至同情他的意图，尽管可能不认同结果。他对索尼娅说：“你也越过了界限……你能够越界！”（6：252）但事实恰恰相反：拉斯柯尔尼科夫曾希望“越界”，但因为残留的道德意识阻挠而没能成功。索尼娅完全不希望“越界”，但有违自身意志和愿望地触犯了道德法则。尽管索尼娅堕落了，但她的内心并未撕裂，因为纯洁的自我牺牲已经为她赎了罪。拉斯柯尔尼科夫迫切想要抹除的正是这一差别，他公然诡辩称：“你杀了你自己，毁了一条生命……你自己的（这都一样）！”一边是基督教的圣爱（agape）伦理，是彻底、直接和无条件的自我牺牲，这是索尼娅的生存法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最高价值）；另一边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性功利主义伦理，支持为了社会的更大福祉而牺牲他人。
在这幕场景中——他请求索尼娅把她的命运和他的联系起来（“好让我们必须一起走，走同一条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态度前后不一，反映了他的道德—心理斗争的新阶段。他首先摧毁了索尼娅的希望，即上帝会保佑小波列奇卡避免重蹈她的覆辙（“拉斯柯尔尼科夫带着某种恶意说：‘不过，也许根本就没有上帝。’”），然后描绘了这种想法的可怕，他称孩子们为“上帝的形象”，并引用福音书说：“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当索尼娅歇斯底里地哭喊着，绞着双手问“那么我们必须怎么做”时，他回答说：“一举摧毁必须摧毁的，让我们自己承受痛苦。”不过，这种受苦的假设马上遭遇了更加专横的利己主义主张，比他之前的任何表述更有意识。他告诉不知所措的索尼娅：“什么？你不明白吗？……自由和权力，但首先是权力！对一切颤抖的造物和蚁丘的权力……那就是目标！”（6：252—253）就这样，他不由自主地显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后者开始穿透他的意识。
在马尔梅拉多夫葬礼后的守灵期间，丑闻场景带来的高潮为索尼娅和拉斯柯尔尼科夫下次见面时（紧跟着吵闹的纪念仪式）两人道德冲突的加剧埋下了伏笔。卢仁偷偷地把钱包塞进索尼娅的口袋，试图栽赃指控她盗窃，拉斯柯尔尼科夫把此事当成了自我辩护的额外依据。他问道，如果索尼娅能够选择，她会觉得“卢仁应该活着和干坏事”吗，即便这意味着“毁掉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和孩子们”？对此，带着未受污染的道德情感的本能介入，心烦意乱的索尼娅只能回应说：“但我无法知道上帝的意旨……这如何可能取决于我的决定……谁让我来评判何人该生，何人该死？”（6：313）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白无误地描绘了未受过教育的索尼娅如何反驳拉斯柯尔尼科夫，她的理由是没人能够决定他人的生命，僭取这一传统上只有上帝行使的权力。
这个回应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最终坦白的前奏，他在恨与爱的情感交替中向索尼娅做了忏悔——当她终于明白了他无法说出的真相时，她扑进了他的怀抱，带着完全的认同喊道：“你……对自己做了什么？……整个世界上没有人，没有人比你更加不幸。”（6：376）但当索尼娅承诺跟随他去监狱时，他退缩了，他的利己主义，他“撒旦般的骄傲”（先是因为他的理念，后来通过犯罪及其后续而在他的个性中被释放）重新浮现。
拉斯柯尔尼科夫不仅向索尼娅，而且也向自己解释他犯罪的原因，这种努力在诗歌表现力上可与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最后独白相媲美。此时，拉斯柯尔尼科夫已经明白之前他给自己的犯罪找的所有理由都是假的，他最终承认：“索尼娅，我说了谎……我说了很长时间的谎……这里有完全不同的理由，完全，完全不同！”（6：320）现在他知道，只有力量能代表正义的“信条”并非他的出发点。于是，他带着自我折磨的讽刺开始转而描绘他与自己良心的内在斗争，他仍然相信自己服从着良心的力量，即便当他在谋划杀人时。正是因为受到“我［是否］有权获得那个权力——我当然没有”或者“人是不是虱子”等问题的困扰，他的失败变得不可避免。“如果那些天我一直感到担心，纠结于拿破仑是否会那样做，那意味着我一定清楚地感到我不是拿破仑。”（6：311）
正是“思想斗争的痛苦”迫使拉斯柯尔尼科夫最终彻底抛弃了它。带着后见之明，他突破阻碍，理解了在他的偏执狂热中发挥作用并通过其发挥影响的那种冲动。“我想要不带借口地杀人，为我自己，只为我自己而杀人！”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真正意图完全是检验“我是不是人，抑或和大家一样只是虱子……我是否有那种权利，抑或只是个胆怯的生物”。然后，拉斯柯尔尼科夫把所有其他动机扔到一边，只留下检验自己的力量：“我杀人既不是为了钱财，也不是为了成为人类的施惠者。胡说八道！我只是杀了人……无论我成了他人的施惠者，还是一生就像蜘蛛那样抓住撞进我网里的一切，吸干它们的养料，当时我肯定完全不关心这些……现在我都明白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真正意图完全是检验“我是否有那种权利”（6：321—322）。通过这些高潮式的字眼，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解终于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就戏剧化地表达的思想相吻合。
不过，这一自我认知之举没能说服拉斯柯尔尼科夫接受索尼娅的命令，即“现在就走，马上！站到十字路口，跪下亲吻被你玷污的土地，然后跪着向所有人大声说：‘我杀了人！’”（6：322）恰恰相反，虽然承认“当时”是纯粹的利己主义驱使了他，拉斯柯尔尼科夫还是拒绝想象向官方自首，他认为他们代表了在大得多的尺度上运作的同样的非道德利己主义。在法律眼中，驱使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力量的自相矛盾的性质（他刚刚完全意识到这点）将进一步羞辱他。他带着愤愤不平的微笑表示：“‘我该对他们说什么——我杀了她，但不敢拿她的钱，而是藏在了一块石头下？为什么，他们会嘲笑我，叫我傻瓜，因为我没拿钱。一个懦夫和傻瓜！’”（6：323）于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决定继续为自己的自由而战。
——※·※——
拉斯柯尔尼科夫对索尼娅的忏悔是他寻求对自身了解的高潮。从此，小说的情节将从揭示过去的意义转向未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记本上很好地界定了它的主题结构：“斯维德里盖洛夫——最绝望的愤世嫉俗。索尼娅——最难以实现的希望……［拉斯柯尔尼科夫］热烈地把自己同两者联系起来。”（7：204）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这两种选择间摇摆，他知道斯维德里盖洛夫偷听了他对索尼娅的忏悔，因此了解他的秘密。那两个人都知道他是凶手，事实上他们代表了他可以选择决定自己命运的相反道路。
在等待分享他命运的过程中，索尼娅所能想象的未来只有他自愿地接受惩罚。她的恳求得到了波尔菲里·彼得洛维奇的助力，后者在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最后一次会面中坦诚相告。一边是身为激进知识分子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一边是身为农民的教派信徒尼古拉（被错认为凶手的劳工），波尔菲里的话显示了两者的极端主义在社会—文化上的反差和相似，后者来自“奔逃者”家庭，在一位长老（starets）那里接受了两年精神指导，此人“充满热忱，每晚会做祷告，读古老的‘真经’，把自己都读疯了”（6：347）。拉斯柯尔尼科夫同样“把自己读疯了”，但尼古拉愿意为了给自己和世界赎罪而接受苦难，拉斯柯尔尼科夫虽然也遭受着良心的痛苦，但他无法遵循良心的指令。就像波尔菲里所宣称的，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罪行“是一件离奇和令人沮丧的事，一个现代案例，一桩发生在人心迷惘的今天的事例……我们从中看到了书卷气的幻想和被理论扰乱的心”。我们从中看到了“自视为诚实之人的凶手，他鄙视他人，摆出苍白天使的样子”（6：348）。波尔菲里温和地断言，拉斯柯尔尼科夫本人才是凶手，并敦促他在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自愿坦白——即让一个无辜的人获释，从而获得法庭的好感和宽大。此外，波尔菲里还告诉拉斯柯尔尼科夫，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件物证，准备在几天后逮捕他。
在最后这部分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注意力转向了斯维德里盖洛夫。斯维德里盖洛夫的过去被笼罩在可怕传言的阴云中，就像拉斯柯尔尼科夫所总结的，此人“显然非常堕落，无疑很狡猾和善于欺骗，还可能为人恶毒”。拉斯柯尔尼科夫拒绝承认斯维德里盖洛夫的邪恶过去和他本人的罪行有任何关联，他相信——无疑是对的——“他们的恶行不是一个类型的”。无论如何，我们还是看到他“忙着去找斯维德里盖洛夫”，不知为何“期待从他身上得到什么新东西，指示，出路”。（6：354）毕竟，斯维德里盖洛夫是唯一知道拉斯柯尔尼科夫有罪，但又没有要求他去自首的人；事实上，他似乎完全不介意，感到有趣而非受惊，正是因为这种玩世不恭，拉斯柯尔尼科夫才感到他也许能提供“一条出路”。不过，尽管表面上漠视道德，但当杜尼娅拒绝了他的求爱后，斯维德里盖洛夫与生命的最后纽带也断裂了。紧接着这幕场景的是他自杀前的最后几个小时，在此期间，代表他的过去的“地窖耗子”（6：392）从他的潜意识中游进了各种梦境。在他看来，世上已经没有天性无辜的东西，他触碰的一切都会受到无耻罪行的玷污。意识到自己所受的活生生诅咒后，斯维德里盖洛夫开枪自杀。
斯维德里盖洛夫对自己性放纵的嘲讽而挑衅口吻的描绘激怒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他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指责报以针对性很强的讥讽，让凶手意识到自己再没有任何权利在道德上同那个无耻的对话者划清界限。于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决定听从索尼娅的请求和接受波尔菲里的建议。他与母亲做了最后道别，当母亲画了十字祝福他时，“经过那几个月的可怕时光，他的心第一次软了下来。他跪倒在母亲面前，吻了她的脚，两人抱头抽泣”（6：397）。不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骄傲在杜尼娅面前最后一次被点燃，他拒绝承认自己犯了任何“罪”。他从失败中仅仅认识到了自己的软弱，无法完全克服良心，使其为自己的“理念”服务。不过，他本人的失败并非对这种“理念”的否定，他仍然看不到其中有任何逻辑漏洞；没有任何重要的理由让真正的“伟人”——他们安稳地享受着超越现存道德界限的绝对权力——无法同时成为“人类的施惠者”。“我同样想做好事，希望做成百上千件好事来抵消这一件蠢事。”他的失败完全是个人的：“但我……我连第一步都没有完成，因为我是个可鄙的人，这就是问题所在。”（6：400）他把自己放进了错误的类别，对自己的这一悲剧性误判与他的坚定信仰的正当性和公正性毫无关系。
在最后一章中，拉斯柯尔尼科夫跪倒亲吻了干草市场的地面，就像索尼娅所敦促的，他做出了分裂者的典型赎罪姿态，结果却遭到人们的讥笑，他们以为他是醉汉，或者准备前往圣地朝觐。然后，他准备去找“火药中尉”交代罪行，因为他不愿接受向波尔菲里投降的羞辱。在关于各种激进风潮的一段友好的唠叨中，他获悉斯维德里盖洛夫前天晚上自杀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如受重击，他一言不发，跌跌撞撞地走到院子里，但索尼娅站在那里，脸上带着“极度痛苦和绝望的神情”（6：409）。于是，他转回身前去自首。就这样，他和斯维德里盖洛夫的命运构成的平行线延续到了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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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19世纪小说的传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后记中描绘了主要人物在小说情节结束后的生活。后记的主要意图是提供作者对重要主题问题的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这些问题需要强化或补充。其中之一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念对其心理的决定性影响。通过使其陷入偏执狂热，这些理念最终为犯罪提供了驱动力；后记再一次指出了它们的中心地位。此外，一边是促使拉斯柯尔尼科夫忏悔的道德—心理情感，一边是他仍然相信自己的理念并未被证明无效，无论他本人遭受了什么失败，两者的分歧构成了另一个问题。
读者知道，拉斯柯尔尼科夫所谓的“衷心悔罪”事实上只是强烈的失败感，他在西伯利亚苦役营中的行为所表现出的抑郁（他甚至拒绝了索尼娅想要安慰他的尝试）并非命运艰难的结果，而是因为他内心的信仰崩溃。他病了很久，“受伤的自尊导致他生病”。令他深受折磨的是，“他恼怒的良知在他过去的行为中没有发现任何特别可怕的罪行，除了一个任何人都可能犯的小过失。他无法从自己的理念中找到任何漏洞，因此觉得自己所承受的‘徒劳无功的持续牺牲’毫无意义。他当然犯了罪，但‘犯罪意味着什么呢？我问心无愧……好吧，按照法律惩罚我好了……那就够了。当然，这样的话，许多权力是自己攫取来的而非继承所得的人类施惠者也应该在迈出第一步时受到惩罚。但那些人成功了，因此有权，而我没有，所以我无权迈出那第一步’”（6：416—417）。因此，拉斯柯尔尼科夫相信，一边是无情攫取权力的“非凡之人”，他们从未怀疑自己的自我要高于一切道德法则，一边是他们后来成为“人类施惠者”的可能性，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固有的不相容。
为了解决这个主题上的难点，陀思妥耶夫斯基求助于拉斯柯尔尼科夫最后那个著名的梦，他在梦中看到了“整个世界……都遭到从亚洲腹地传到欧洲的一场可怕而奇怪的新瘟疫的袭击”。和书中的其他梦一样，这个梦来自他的道德—情感心灵的深处，同样也是他的良心对他的理念的反应。他的逻辑得到的回应并非任何理性反驳，而是来自他的可怕潜意识的梦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通常具有道德色彩，与莎士比亚的情况类似）。这个梦代表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非凡之人”理论的普遍化，梦中的所有人都试图将这种信仰付诸实践。受到瘟疫感染的人变得“疯狂暴怒”，相信自己的智慧和自我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从未有人像这些受害者一样觉得自己如此有理智，如此完全地掌握了真理。人们从未觉得他们的决定，他们的科学结论，他们的道德信念如此万无一失。”这种病让每个人保持了“道德信念”，让他们产生了用这种信念的真理去为其他人启蒙的愿望，从而成为人类的施惠者。“每个人都认为只有自己掌握着真理，痛苦万分地看着别人。”（6：419—420）
然而，每个自我对自身万无一失的确定（以及这种确定所带来的绝对保证和权威）导致了所有共同准则和价值的解体。“他们不知道如何判断，也无法认同把什么看作好的，什么看作坏的。”（6：420）任何形式的社会凝聚力都无法抵挡这种瘟疫的感染；就这样，瘟疫破坏了隐含的共识基础，那是人类社会的根基，最终结果就是彻底的社会混乱。在这里，我们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摧毁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信念（至高无上的自我主义可以和对社会有益的结果结合起来）的最后遗存。让所有人都自以为是“非凡之人”，结果将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发烧时所做噩梦中的霍布斯式世界，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那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描绘的西方社会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作为自我辩护和独立的原则，这一自我与整个自然和其他所有人对立；它主张与自身之外的一切保持平等和拥有相同的价值”（5：79）。现在，每个自我所主张的不仅是平等，而且是绝对的高人一等；这正是从欧洲传到俄国，并感染了激进知识分子的瘟疫，它基于道德上的不道德，最终演变为某种形式的自我神化。就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他的末世论想象这一典型技巧对新的激进意识形态的所有隐含危险做了戏剧化描绘。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梦将小说的主要意识形态主题推向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高潮，事实上也是其合适的结局。同为事实的是，感受到梦中的无助时，拉斯柯尔尼科夫对索尼娅的需求愈发强烈；她带给他的不仅是获得个人新生的手段，也许还有某种程度上获得他人接受的方法（农民犯人拒绝承认他是真正的基督徒）。不过，在最后几页中，就在拉斯柯尔尼科夫拜倒在索尼娅脚下，抱住她开始哭泣之前，他正坐在河岸上凝视着草原，可以望见远处牧人的帐篷。时间仿佛停止了，他回到了“亚伯拉罕及其羊群的时代”（6：421），即信仰未被动摇的年代。直到做出这个比较后，拉斯柯尔尼科夫才转向索尼娅，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拉斯柯尔尼科夫不可能成为另一个索尼娅，或者回归“亚伯拉罕的时代”，为可能的新拉斯柯尔尼科夫找到合适的艺术形象将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任务。短短的最后几页很难胜任这项任务，因此后记总是无法让读者感到满意，即便不是完全失败。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也有同感，他的叙事者表示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逐渐重生”会是“一个新故事的主题”（7：422），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整个余生中都将继续对这个故事念念不忘。因为我们将一次次看到他重新接受创造一个重生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挑战——即创造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和在精神上成熟的俄国社会成员，他将征服自身的利己主义，真正皈依基督教的爱之道德。
Mikhail Bakhtin，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trans. and ed. Caryl Emerson（Minneapolis，MN，1984），258.
Ian Watt，Conra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79），280.
Lord Byron，Complete Poetical Works（Cambridge，MA，1905），371.
为小说提供了道德标准的索尼娅从未因身为妓女而自责，那是她对家人践行圣爱的唯一途径，但她对没能把买来装扮自己的一些袖套送给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深感后悔。卡捷琳娜曾向她索要袖套，但索尼娅用一个无情的功利主义问题回绝了她：“它们对你有什么用呢，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她从未原谅自己对圣爱的这次背叛，错过了给那个垂死女人片刻幸福的机会。（6：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