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的发表引发的轰动甚至超过了五年前的《死屋手记》,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生涯进入了新时代。他再次站到俄国文学的最前沿,现在可以看到,他、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正在竞争最伟大俄国小说家的头衔。小说的最后几章在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斯尼特金娜的帮助下完成,后者就是和他合作完成《赌徒》的那位速记员。此时,他的个人生活中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向安娜求婚,并获得成功。
在安娜去世后编辑和发表的她的《回忆录》中描绘了两人相识和追求的动人故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充斥着黑暗和不幸的一生中,这是最为美好的时光之一。他和新娘将继续面对大量的困难和艰辛,特别是他们婚后在国外生活的那段时间。但得益于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优秀的道德品质和坚定的理智,喜怒无常和性格暴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将获得他对旁人如此艳羡的那种相对平静的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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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10月4日上午11点半,这位矜持而迷人的年轻姑娘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公寓,准备开始听写。安娜来自一个殷实的家庭,祖上有乌克兰和瑞典血统,她在严格但(根据她本人的描述)和谐的家庭氛围中长大,孩子们(她有一个姐姐和弟弟)受到良好的对待。“我们家的生活平静、节制而安宁,没有争吵、活剧或灾难。”9岁到12岁之间,她被送去一所全部课程(除了宗教课)都用德语教授的学校,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在婚后不久前往德国生活时,她流利的德语帮了他们大忙。安娜成长的时代还正值俄国女性可以开始接受更高等的教育。1858年,彼得堡出现了第一所向她们开放的中学,安娜在那年秋天入学,1864年带着优异的成绩毕业。第一所女性师范学院于1863年成立,安娜在1864年秋天就迫不及待地入学。她写道:“当时,俄国社会产生了对自然科学的热烈兴趣,我同样不能免俗……进入学院的数学和物理系就读。”
但她很快发现科学并非自己的擅长。她最喜欢的是一位名叫尼科尔斯基(V. V. Nikolsky)的教授开设的精彩的俄国文学课,孜孜不倦地前去听讲。
这时,安娜的父亲病了,而且显然已经无法康复。她为照顾父亲而退了学,展现出后来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妻子的责任感和自制能力。看到一则速记员课程的广告后(每晚在她父亲通常的就寝时间后上课),她在父亲的鼓励下报名参加,但觉得课程很难,只是因为父亲的坚持才继续上课。父亲的死让她深受打击,于是中断了课程,但善良的奥尔辛教授(Professor Olkhin)通过书信继续为她授课。当有人请奥尔辛找一名速记员去帮助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他马上想到了年轻而意志坚定的安娜。
安娜自然对开始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兴奋不已,这对当时的女性来说是件大事。她的第一份工作(标志着“我从女学生变成了我中意职业的独立从业者”)将是协助一位作家,她仰慕此人的作品,而且深受其影响。安娜和姐姐争相阅读每月都买的《时代》,15岁那年,她就眼含热泪、如饥似渴地读起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连载。好心而不幸的叙事者伊万·彼得洛维奇特别吸引她,她把伊万的悲惨命运与作者的等同起来。后来她告诉丈夫,她从那些早年岁月开始就爱上了这种形象的他。后来,她又读了《罪与罚》,当她走进陀思妥耶夫斯基居住的公寓楼时,“我马上想起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住的房子”
。
安娜走进的公寓装饰简朴,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房里摆了两只美丽的中国大花瓶(西伯利亚岁月的遗物)。她觉得书房本身“昏暗而安静,在这种昏暗和静谧中,你会感到某种压抑”。除了女仆,她看到的第一个人是位衣着不整的年轻人,“头发凌乱,胸口的衬衫敞开着”,他从旁边的房间里走出,看到她后又迅速消失了。让安娜难过的是,当她取代帕维尔·伊萨耶夫的母亲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后,她将对他有太深刻的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不久现身,但很快离开房间去叫人泡茶,留下安娜回味着她的印象。他第一眼看上去显得很老,但当他返回和开始说话时,他突然“一下子变得年轻”。“他栗色的头发略带些红色,抹了很多发油,细心地梳理得油光锃亮。但真正让我吃惊的是他的眼睛。它们并不一样——其中一只是深棕色,另一只的瞳孔放得如此之大,你完全无法看见瞳仁。[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久前在癫痫发作中摔倒,暂时弄伤了右眼。——原作者注]这种差别让他的脸上带有谜样的表情。他面色苍白,带有病容……他穿着蓝色的棉布夹克衫,已经相当旧了,但领子和袖口雪白。”
陀思妥耶夫斯基迫不得已才同意和速记员合作,他紧张而心烦意乱,显然不知如何对待这个新的外来者。他不断抽烟,前一支烟还没抽完就被掐灭,紧跟着点燃另一支,还递给安娜一支。19世纪的女士当然不抽烟,至少在公开场合不会——但她们也不会受雇为速记员,孤身出入陌生人的寓所。通过向安娜敬烟,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他觉得她可能是库克申娜(屠格涅夫《父与子》中的人物,总是在吞云吐雾)式的完全解放的虚无主义者。当安娜拒绝时,他又询问她这样做是否只是出于礼貌。她写道:“我很快让他相信,我不仅不抽烟,而且甚至不喜欢看到其他女性抽烟。”不久,他告诉安娜,“我对正确举止的了解令他感到惊喜。他经常在社交场合见到虚无主义女性并观察其举止,对她们感到恼火”
。
这个尴尬的时刻过去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攀谈,但显得无精打采。善于观察的安娜觉得“他看上去筋疲力尽,身体有恙”,难以集中思绪;他不断问她的名字,但不久就忘了。这种失忆在他癫痫发作后经常出现,令安娜吃惊的是,他坦然承认自己患有癫痫,几天前刚刚发作过。最后,他终于想起了她为何而来,于是给她读了《俄国导报》上的一段话,她将其速记下来并誊写好,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当严厉地修正了两个小错误。不过,第一次听写试验后,他绕着房间走了一会儿,陷入了沉思,“仿佛没有意识到[安娜的]存在”,然后彻底放弃了集中精神的努力。他告诉安娜自己的状态不适合工作,让她晚上八点再回来,那时他将开始口授自己的小说。
当晚她返回时,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为她端上茶和蛋糕,就像他之前做的那样。他再次询问了她的名字,并递上一支烟,显然完全忘记了几个小时前刚刚发生的事。就像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与他人套近乎时经常发生的,他开始回忆自己的过去,生动地描绘了自己的被捕和假死刑。当年轻而易受感染的安娜怀着崇敬之情着迷地聆听时,他描摹了当时仍然披着传奇外衣的所有细节,并详述了自己当年的某些情绪。“生命对我来说多么宝贵,我本可以完成多少美好的东西啊!”直到后来,安娜才明白了这种令人不安的坦诚的原因。“当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极其孤单,身边人都对他怀有敌意。他如此急切地感到需要与那些他觉得善良和对他感兴趣的人分享自己的想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开始口授《赌徒》的开篇,但很快停了下来,安娜则回家去誊写文本。第二天,她晚到了半小时,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激动。他以为她不会来了,他失去的不仅是一个速记员,而且还是他已经创作好的一小段稿子!每一页对他都十分珍贵,因为就像他解释的,他已经同意在11月1日交出一部小说,“但我甚至还没能制订提纲”。这是安娜第一次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危险困境。她写道:“斯捷洛夫斯基的行为让我怒火中烧。”她决心尽自己所能地帮助那位被盯上的受害者脱离此人的虎口。得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岌岌可危的实际处境的险恶细节后,前一天晚上安娜对他产生的感情反而变得更加强烈。“这是我第一次认识这样的人,他智慧、善良而又不幸,显然被所有人抛弃。我体内产生了强烈的怜悯和同情感。”
第二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更加坚定地进行口授,但“他显然很难投入工作。他经常停下思考,让我重读一遍他已经口授的部分”。一小时后,他觉得累了,决定休息一下,再次开始和安娜攀谈。他再次忘记了她的名字,并心不在焉地又递烟给她。当她向他打听当代俄国作家的情况时,他变得明显兴奋起来。“他直言不讳地称[涅克拉索夫]为骗子和可怕的赌徒,表示此人嘴上说着人类的苦难,一边却坐着快马拉的马车兜风。”他认为屠格涅夫“才华一流,但遗憾的是,由于长期住在国外,此人已经丧失了对俄国和俄国人民的部分理解”
。一年后,《烟》(Smoke)的发表将证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述观点,这是屠格涅夫的所有小说中对祖国的最尖刻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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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娜冷静的决心鼓励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确立了例行日程。安娜每天12点到他家,一直待到下午四点。“期间,我们将进行三次听写,每次持续半小时或更久,我们在两次听写之间会喝茶和聊天。”安娜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比她刚来时要平静许多,而且随着书稿堆得越来越高,他变得日益开朗。她预计可以赶在指定日期前准备好稿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绪也好了起来,在完全的孤独中,他开始向一位热心、专注和满心同情自己的聆听者倾吐内心。“每天他都像朋友一样和我聊天,透露他过去的某些不幸的场景。我情不自禁地被他对困难的描绘深深触动,他从未,也无法摆脱那些困难。”他对安娜(已经不再忘记她的名字)的态度也变得日益友善、热情和亲密。“他经常称我为‘小鸽子’(他最喜欢的爱称)”,在安娜的请求下,他还描述了自己过去生活的许多细节。就这样,他们的谈话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向关于他当下的艰难处境和沮丧的精神状态的问题,因为他债务缠身,需要苦苦维持生计。当中国花瓶突然不见,而餐桌上的银匙也被木勺取代时,安娜意识到情况多么糟糕。陀思妥耶夫斯基解释说,它们被拿去典当了,用来偿还一些催得很紧,无法再拖延的债主。
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开始向安娜透露一些他近年来的情感生活细节——比如他被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吸引,据说还和她订了婚。他对故事做了加工,把他们的订婚说成事实;他无疑希望暗示,非常迷人的年轻女子也可能同意把自己的生活同他的联系起来。根据这种说法,他让另一位安娜收回了承诺,仅仅是因为两人社会—政治观点的巨大分歧让他们不可能幸福。《回忆录》中没有提到苏斯洛娃,但日记显示,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安娜看过她的画像,当安娜称其为“非凡的美人”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轻蔑地表示,她在过去六年里变了很多。
随着两人的谈话越来越集中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状上,他充分发挥了情节剧能力,将自己描绘成来到了人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这个时刻将很快永远决定他未来的命运。他颇有拜伦浪漫主义之风地告诉安娜,“他正站在十字路口,面前有三条道路”。他可以向东走,前往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并留在那里,“也许是永远”;他也可以“出国玩轮盘赌……把自己献祭给这种他觉得极其引人入胜的游戏”;或者他还可以“再结婚,在家庭生活中寻找快乐和幸福”。由于安娜已经对他表现得如此友好,她能否为他提供建议?他应该走哪条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是在准备入水前测试水温,他从始终通情达理的安娜那里获得的答复正是他所希望的。安娜向焦虑的提问者保证,婚姻和家庭幸福正是他所需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随即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安娜表示他仍然可以找到妻子,那么他应该找个聪明的还是善良的伴侣呢?安娜倾向于聪明的,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远比当时的她更了解自己,他回答说自己更喜欢“善良的,这样她就会怜悯和爱我”。当时的安娜还几乎不知道,未来她需要给予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少怜悯和爱!
安娜在日记中透露:“甚至在当时,我已经感到他一定会求婚,但我真不知道我是否会接受。我对他很有好感,但他的易怒和疾病也让我同样害怕。”她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向女仆费多西娅咆哮,尽管也承认这些批评总体而言是罪有应得。现在,每天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见面成了安娜生活的中心,相比之下,她此前知道的一切显得无趣而乏味。她写道:“我很少见朋友,完全专注于工作和我们在听写结束后休息时的那些极其迷人的谈话。我情不自禁地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我在自己的社交圈子里遇到过的年轻男子相比较。比起我最喜欢的作家永远新鲜和原创的观点,他们的谈吐显得多么空洞和平庸……我离开他家时仍然受到那些新观点的影响,在家时我会想念他,只靠期盼第二天和他见面活着。我悲伤地意识到,工作行将结束,我们的关系不得不终结。”
11月1日的截止日期很快临近,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感受到即将到来的分离,他说出了萦绕在两人心头的话。他承认自己多么享受安娜的陪伴和“我们一起的活跃谈话”,表示如果这一切现在结束的话将是多么遗憾。安娜何不邀请他上自己家做客呢?这个请求无疑预示着严肃的求爱意图,安娜当场同意了,但只有等书稿完成后,她才会为来访确定时间。
现在,对《赌徒》将在规定日期前完成已经没有了疑问,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担心斯捷洛夫斯基……会找借口拒绝接受书稿”。机智的安娜咨询了律师,后者建议请公证人或者斯捷洛夫斯基居住地的警官登记书稿。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是在安娜的敦促下)找到的律师也给出了同样的建议,这一招帮了他大忙。与此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能够完成这个中篇小说兴奋不已,他计划在一家饭店请朋友们参加庆功宴,安娜当然也在受邀行列,就像他恰如其分地说的,如果没有安娜,他不可能成功。但安娜拒绝了,因为她一生中从未上过饭店,她担心自己的害羞和尴尬会影响大家的兴致。
斯捷洛夫斯基果然没有辜负自己的名声,他不择手段地试图阻挠陀思妥耶夫斯基按时交稿。听写在10月29日完成,安娜在30日将书稿交给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天恰巧是他的生日;他将在31日进行最后的修改,准备第二天交稿。30日那天,安娜到来时遇见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祝寿的艾米莉亚·费奥多罗芙娜(Emilya Feodorovna),那是他的哥哥米哈伊尔的遗孀;这个女人毫不客气地怠慢了作为雇员的安娜,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热情地赞扬了她不可或缺的帮助。这是那位受扶养亲戚带给安娜的众多不愉快经历中的第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任妻子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也十分讨厌这个女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嫂子的傲慢无礼感到不安,在门口向安娜道别时,他坚持让她马上确定自己去她家做客的日子。日记显示,他在道别过程中用充满热情的方式对她说话,甚至戏谑地暗示两人一起逃到欧洲;对此,安娜总结说:“他非常爱我。”
两天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把稿子送到斯捷洛夫斯基的家中,但被告知后者已经出发去了外省。出版公司的经理也拒绝接受,理由是他没有获得这样做的具体授权。此时,请公证人已经太晚,而当地的警察要到晚上10点才会回到办公室。手足无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眼睁睁看着宝贵的时间流走,最后在到期前两小时赶上了截止日期。不过,他最终还是拿到了无比重要的收据,煎熬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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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束工作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诺来访的11月3日,安娜在沉闷和焦虑中度过了几天。不过,无聊的时光终于过去,尽管她忐忑不安,但来访进行得非常顺利。陀思妥耶夫斯基殷勤地吻了斯尼特金娜夫人的手(后者无须解释就能明白他的意图),然后马上开始讲述自己和斯捷洛夫斯基的冒险。说完这个话题后,他又提议安娜继续与自己合作完成《罪与罚》。她同意了,如果能获得奥尔辛教授首肯的话(教授可能希望推荐另一个学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附带条件很不满意,表示“也许事实是你不想再和我合作了吧?”。
安娜无疑明白他指的不仅是速记;三天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宣而至的来访消除了最后的疑问。没有她的陪伴,他连一两天都过不下去;虽然他下定决心不向来访的冲动让步,但他意识到,如果“决心无论如何都不来”,安娜母女可能会觉得“奇怪”,所以“你们看到,我来了!”在这件事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法抵挡情感的驱使只会让安娜觉得充满魅力和完全可以原谅,但她很快将遇到同一性格特征的其他证据,并被其逼到绝望的边缘。
11月8日,即这次意外来访的第二天,安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本在名义上约定为完成《罪与罚》确定日程,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有别的计划。安娜到来后发现他脸上的表情“幸福、热情洋溢、几近狂喜”。他把自己的激动情绪归因于一个幸福的梦。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着一位西伯利亚朋友给他的黄檀木箱子,解释说他梦见自己正在那里重新整理文件(换句话说,他试图重新排列自己的过去),突然他在纸堆里发现了“一颗小钻石,很小,但熠熠生辉”。这个发现让他兴奋不已,因为他为自己的梦赋予了“重要意义”,坚信“我的梦总是预言式的”。每当他梦见自己的父亲或是哥哥米沙,他知道即将有灾难降临,但“小钻石”的梦似乎预示着目前的严峻处境将发生某种令人高兴的改变。
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自己的梦预示什么(假设不是为了向安娜暗示将要发生的事而编造的)很快就清楚了。他有意写一部新的小说,“一位年轻姑娘的心理”将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他觉得很难想出如何结尾;他需要一些帮助,于是向安娜求助。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未老先衰的男人,身患不治之症(一只手瘫痪),忧郁,多疑;诚然,他拥有一颗善心,但他一生中从未能够用他梦想的形式表现自己的思想,这个事实让他从未停止折磨自己”。就在生命中的这个关键时刻,作家遇到了和安娜年龄相仿的安妮娅,这位年轻姑娘“温柔、聪明而善良,充满了生命力,在人际关系上十分老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幸作者自然爱上了这个无法抵挡的年轻姑娘,开始为她能够对自己的感情做出回应而苦恼。“这个年老、多病和债务缠身的男人能给一个年轻、活泼和热情洋溢的姑娘带去什么?”把两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想法本身不是相当于要求她做出“可怕的牺牲”吗?正是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安娜为自己提供她作为女性的建议。她觉得这样一个年轻姑娘爱上艺术家在心理上可信吗?
安娜用自己热情期冀的全部情感力量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可能呢?……她哪点做出了牺牲?如果她真爱他,她也会幸福,永远不会有任何后悔!”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自己的全部文学才能让她说出了这番话;听到此言后,他亮出了底牌。他说:“设想那个艺术家就是——我;我向你表白了我的爱,请求你成为我的妻子。告诉我,你会怎么回答?”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表情中所显示的内心折磨,安娜明白“如果我的答案含糊其词,他的自尊和骄傲将受到致命打击。望着他那不安的面庞(对我来说已经变得如此宝贵),我说‘我将回答,我爱你,会一辈子爱你’”。安娜甚至拒绝有片刻犹豫,请求对这个毕竟是重大和冒险的决定稍加斟酌,这既显示了她性格的坚定果敢,也反映了她最关心的是不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受更多煎熬。他的福祉——很少有其他女性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如此坚忍地承受——将一直是她的头等大事;她将矢志不渝地忠于自己的承诺,即她会一辈子爱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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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悦的兴奋时刻过去后,刚刚订婚的情侣决意将自己的决定保密一段时间,只透露给安娜的母亲。两人的保密决定表面上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状况让他们尚无法确定婚礼日期;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希望尽可能长地不让他在彼得堡的各位亲戚知道此事。如果是这样,那么他的意图因为他无法控制地想要告诉某个人(任何人,而不是通常应该分享他快乐的人)自己的幸福而失败。每天接送他来往安娜家的出租车司机成了他的亲信,他对后者提起了未来的婚姻。还没过一周,这个信息就很快传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女仆费多西娅耳中。就这样,所谓的秘密很快被泄露,那些习惯于依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收入养活自己的人对此非常不悦。
安娜早就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身处严重的财务危机,但直到两人订婚后,她才完全意识到他的贫穷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别人对他的索取引起的。他的继子完全靠他养活,帕沙当时已经21岁,满足于让这种状况无限期延续下去;他为哥哥米哈伊尔的遗孀艾米莉亚·费奥多罗芙娜(有四个孩子)提供了很大一部分开支来源;他还要帮助自己的弟弟尼古拉,后者是个专业建筑师,但也是个积习难改的酒鬼,经常穷困潦倒。安娜生动地描绘了他们联手索取的结果:11月末的一个寒冷冬夜,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家时快冻僵了,他喝了很多茶,然后又灌了几杯雪莉酒。他穿着轻薄的秋装外套,而不是冬天必须穿的毛皮大衣。他承认自己在几天前把大衣拿去典当了,因为三个靠他赡养的人同时向他求助。安娜非常愤怒,淌下了眼泪,“我语无伦次,像女疯子那样说话”
。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诺在赎回大衣前不再出门,这才让她平静下来。这只是安娜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摆脱那些人的斗争的开始,她相信他们过度利用了他的慷慨和责任感。
安娜惊愕地发现“只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拿到钱,他所有的亲戚……就会马上提出他们突然但紧急的需要;在他靠《罪与罚》从莫斯科受到的三四百卢布中,第二天只有三四十卢布还留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手中。这点钱只够支付期票的利息”。如果这种情况延续下去,陀思妥耶夫斯基永远都不可能还清自己的债,无论他写多少东西,或者他的作品有多成功。安娜决定,一旦成为他的妻子,她将把他们的财务抓在自己手中,停止这种适得其反的善举,但除了埋怨,她暂时无能为力。
筹备婚礼需要一大笔钱,《罪与罚》的稿费并不够。由于文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唯一的收入来源,他决定在圣诞节期间前往莫斯科,用自己的下一部小说向卡特科夫换取足够婚礼和新家花销的预付款。仍在发表过程中的《罪与罚》继续为《俄国导报》牢牢地吸引住读者,因此卡特科夫欣然同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请求,承诺预支2000卢布,在1月分期汇到。就这样,婚礼日期被定在2月中旬。但第一笔700卢布的汇款马上就以惯常的方式消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估计婚礼将花费400—500卢布,于是明智地把第二笔汇款交给安娜保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场婚礼在穷苦的西伯利亚村子里举行,当时的状况非常寒酸,周围都是他几乎不认识的人,新娘的前情人也是见证者之一。他的第二场婚礼则在光鲜的伊斯梅洛夫斯基大教堂举办,教堂内为婚礼特别点亮了炫目的彩灯,回荡着一流合唱团的歌声,他置身于亲朋好友之中,身边是光彩照人、对作为人和艺术家的他深怀敬意的新娘。他很难想象自己的好运,在女方母亲家中举行的婚宴上,当他向朋友们介绍安娜时,他不断重复说:“看看我的那位迷人姑娘吧!我的那位姑娘,她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中,我们很少看到他享受过纯粹的幸福,现在无疑就是那样的时刻之一。不过,也许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已经不安地意识到的,安娜需要“一颗金子般的心”才能应付和克服等待着她的事。
所谓的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的回忆录并非由她本人完成,其中一部分手稿由L. P.格罗斯曼发表于1925年。修订版于1917年问世,由别洛夫(S. V. Belov)和图尼马诺夫(V.A. Tunimanov)编辑,以“回忆录”(Reminiscences)为题被译成英语。1973年,文学—历史年刊《文学遗产》发表了安娜的一段此前未能解读的速写日记,来自她被追求期间。这份记录补充了她晚年在回忆录中的描述,有时也与后者存在差异。
Anna Dostoevsky,Reminiscences,trans. and ed. Beatrice Stillman(New York,1975),10.
Ibid.,4.
Ibid.,15.
Ibid.,16.
Ibid.,16—17.
Ibid.,18.
A. G. Dostoevskaya,“Dnevniki i vospominaniya,”LN86(Moscow,1973),222.
Reminiscences,21.
Ibid.,19.
Ibid.,22.
Ibid.,24—26.
Ibid.,26.
“Dnevniki,”225.
Reminiscences,27.
Ibid.,27,28.
“Dnevniki,”262.
Reminiscences,30.
Ibid.
“Dnevniki,”243.
Reminiscences,32.
Ibid.
“Dnevniki,”263.
Reminiscences,36.
Ibid.,40.
Ibid.,41—42.
Ibid.,44—45.
Ibid.,46.
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有一个名叫普拉斯科维娅·彼得罗夫娜·安妮基耶娃(Praskovya Petrovna Anikieva)的情人,并育有一子,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接济母子俩。A. G.Dostoevsky,Dnevnik A. G. Dostoevskoi 1867 g.(Moscow,1923),111中提到了此人。
Reminiscences,65.
Ibid.,69.
Ibid.,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