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赌徒》
《赌徒》
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提到把赌博作为一部中篇小说的主题可以上溯到1863年夏天，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和昔日的情人阿波利娜里娅·苏斯洛娃在欧洲旅行。整个旅行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在疯狂赌博，为了挽回损失，他试图将其变成文学作品。在罗马时，他在写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勾勒了一部作品的构思，希望后者能争取到预付款。他写道：“我想象了一个冲动的人，但很有教养，在各方面都不完善，他失去了信仰，但不敢没有信仰，他既反抗权威，又害怕他们。”信中继续表示：
关键在于，他把所有的生命力、暴力和胆气都投入了轮盘赌。他是个赌徒，但并非普通赌徒——就像普希金的悭吝骑士并非仅仅是个商人……他是个自成一派的诗人，但对那种诗觉得羞耻，因为他深切地感受到了它的低贱，虽然冒险的需要让他在自己的眼睛里变得高尚。故事回顾了三年来他如何流连于各家赌场和玩轮盘赌。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使用信中勾勒的构思时，宗教动机已经被抛到一边，他转而开始发展此前只是作为补充想法的东西，即俄国侨民的赌博“具有某种（可能还是相当重要的）意义”。在这部中篇小说中，这种意义被和赌徒是“自成一派的诗人”这一说法联系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援引普希金的悭吝骑士解释了这种独特的“诗歌”概念，那位骑士并未为了钱本身而敛财，而是完全因为钱让他在别人面前拥有心理上的权力感。这种陀思妥耶夫斯基意义上的“诗歌”意味着不为眼前的私利或满足任何肉体的物质欲望而行动，而是完全为了满足对人的个性（无论善恶）的强有力的心理渴求。
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俄国人的性格特别容易受到这种“诗歌”的影响，大部分故事——基调轻快而活泼，充满了某种年轻人的昂扬精神——被用来描绘俄国人同其他人（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在民族性格上的差异。《赌徒》（Igrok）因此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唯一的“国际性”（在这个词通过亨利·詹姆斯等人的小说而为人熟知的意义上）作品。在这个故事中，人物的心理和冲突不仅源于他们的个人性情和品质，而且反映了不同的民族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内在化。在俄国文学中，《奥勃洛摩夫》反映了德国人和俄国人的差异，《战争与和平》反映了法国人和俄国人的差异，《哥萨克》反映了高加索人和俄国人的差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徒》也属于此类作品，充满热情但也不失批判性地思考了俄国人的民族性情在国外表现出的执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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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下室手记》一样，《赌徒》也用第一人称的忏悔或日记形式写成，讲述了叙事者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生命中的一系列决定性事件。这位有教养而且非常聪明的年轻俄国贵族担任着暂时旅居国外的俄国将军扎格梁斯基的家庭教师。他自以为爱上了将军的继女普拉斯科维娅（波利娜），他们的罗曼史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评论家们对小说与作家生平的相合之处如此着迷，以至于干脆把阿列克谢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画上等号，把波利娜等同于所谓“恶魔般的”苏斯洛娃。但事实上，阿列克谢是个不可靠的叙事者，他对波利娜的描绘遗憾地受到他本人的挫折和抱怨的歪曲。作为道德标尺的两个人物——有钱的俄国女族长“阿姨”，她从天而降般地出现在场景中，还有英国爵士和成功的工厂主阿斯特列先生——都对波利娜评价极高。他们对她性格的看法与所谓陷入相思苦恼的阿列克谢的截然不同，后者始终坚信，社会地位更高的她极度冷漠地看不起自己。
很容易把《赌徒》中的人物分成两类——俄国人和欧洲人——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分类，“诗意”和“乏味”的差异构成了两者的分界线。欧洲人中有冒牌的（或者十分可疑的）德·格里欧伯爵或侯爵，以及他所谓的表妹布朗什·德·科蒙日小姐；她所谓的高贵出身完全是骗人，此人事实上只是个高级妓女。这两个法国人都和丧妻的将军一家有联系，将军住在名叫“轮盘赌堡”的德国温泉赌场，过着家长派头十足的奢华生活，挥霍无度。为了借钱，他不惜以自己在俄国的所有产业作为抵押开出期票，完全被那个法国男人控制。性感迷人的布朗什小姐则很想通过成为将军夫人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只要神魂颠倒的将军还有钱，她就允许他献殷勤。将军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阿姨”身上，后者被认为不久于人世，有一大笔钱将流入将军的腰包。还清债务后，他仍会是个极其富有的俄国老爷，德·格里欧没有拿走的将被留给布朗什小姐。
因此，德·格里欧和布朗什小姐完全被金钱动机驱使，布朗什小姐与将军的关系对应着德·格里欧与波利娜的关系。德·格里欧曾经引诱过波利娜，以为她是个富有的女继承人，但随着将军的财务前景渐趋黯淡，他也变得日益冷淡。与被布朗什小姐迷得神魂颠倒的老将军不同（那是他成为“诗人”的方式），波利娜对德·格里欧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她告诉阿列克谢：“等他发现我从她［阿姨］那里继承了某些东西后，他会马上向我求婚。”（5：213）剩下的唯一一个重要的外国人物是阿斯特列先生，此人的确是所有贵族美德的典范，但他也是一家制糖公司的合伙人，因而受到推崇务实和常识的英国世界的局限。
相反，所有的俄国角色都受到感情的驱使，这些感情的结果可能几乎是灾难性的，但总是包含某种超越金钱的激情。将军和波利娜都为爱烦恼，波利娜后来把感情转移到阿列克谢身上——尽管他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不明白只要他不再坚持对波利娜的所谓专横奴颜屈膝，她表面上的冷淡就会马上消失。阿列克谢念念不忘的是，作为将军家中一名卑微的家庭教师，他的社会地位低下。虽然他拥有教养、文化和俄国贵族的身份，但在那里，他受到的对待比仆人好不了多少。事实上，无论是德·格里欧和布朗什小姐的二人组还是酒店员工都完全把他当作仆人，他还彻底误解了波利娜，因为他相信后者出于同样的理由而鄙视自己。他无法想象她会青睐自己，而非德·格里欧和阿斯特列先生这两位气派得多的追求者。他对她表现出怨毒的刻薄，并得到了她同样的回应。两人间的对话充斥着这种爱恨交织的关系的紧张气氛，尽管所谓的“恨”事实上是由阿列克谢对波利娜感情的错误看法引起的。
甚至在抵达之前，阿列克谢就确信轮盘赌将“剧烈和决定性地改变我的命运”（5：215）；当波利娜问道他的生命中将发生什么变化时，他解释说：“有了钱，我在你眼里就会是个不同的人，而不是个奴隶。”（5：229）阿列克谢开始赌博，表面上是作为赢得波利娜的手段，但更多出于利己主义的自我肯定的需要，而非真正的爱的欲望。当波利娜正确地指责他指望“用钱买我”时，他愤怒地驳斥了指责，但她的回答正中他的要害。“如果你不想用钱买我，那么你一定认为可以用钱买到我的尊敬。”（5：230）波利娜已经意识到，德·格里欧的“爱”随着此人对她未来可能得到的财富的估计而升温和降温，而让她痛入骨髓的是，阿列克谢认为她对他的感情也会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摇摆。在情节的高潮处，阿列克谢对波利娜的行为事实上对应了德·格里欧对她的行为。
不过，与那个圆滑优雅的法国人所表现的不同，阿列克谢的行为并非同样的贪婪动机的结果。因为当阿列克谢开始赌博时，游戏的兴奋让他完全失去了所谓的目标，即为改变自己的生活和赢得波利娜而筹钱。当获得好运眷顾时，他完全没有停手，而是继续赌博，因为“我体内产生了某种奇怪的感觉，某种对命运的挑战，某种想要刮刮命运的鼻子，或者对它吐吐舌头的愿望”（5：224）。这种“奇怪感觉”（可以被视作他克服自己永恒屈辱感的手段）带来的刺激战胜了其他一切考虑，他总是继续赌到把钱输光。
相反，赢钱的人表现得就像那个典型的法国女人，在一幕场景中，她“不动声色地下注，冷静而心中有数；用铅笔和纸记录下出现的数字，试图找出在一定时间内出现的概率模式……她每天赢一两千，最多三千法郎……然后马上离去”（5：262）。但有一次，阿列克谢感受到了“诗意”赌博的兴奋，即“挑战命运”的兴奋，他觉得这种感觉如此激动人心，以至于永远不希望结束。就这样，他不仅成了无可救药的赌徒，还成了积习难改的输家。
阿列克谢被描绘成一个热忱的俄罗斯爱国者，在外国批评者面前激动地为祖国不受欢迎的政策辩护。当德·格里欧“刻薄而恶意地”表示“俄国人……甚至没有赌博天赋”时（指家庭教师输钱），阿列克谢把这种侮辱性的观点转变成了赞歌，回应说俄国人拒绝将自己的生命完全投入财富积累中。他宣称“轮盘赌完全是为俄国人发明的”，因为“随着历史的演进，在文明的西方人关于美德和品质的教义问答中，积累资本的能力事实上已经成为重点”。俄国人从未学会把这种资本积累本身作为目标而尊敬它，但他们也需要钱，因此“很喜欢和很容易被轮盘赌之类的方法所吸引，这会让他们在两个小时内突然发财，不费吹灰之力。由于我们的赌博没有目的，也没有真正下功夫，结果常常成为输家！”（5：223）。
阿列克谢的长篇大论不仅对格里欧的鄙视做了巧妙的回应，在关于“阿姨”（也称为“奶奶”，她不仅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在莫斯科去世，而且从天而降地出现在轮盘赌堡，让所有觊觎她遗产的人希望破灭）的一个滑稽片段中，可以看到它的更广泛应用。这位直率的年迈女族长为人专横，但非常人性和善良，她代表了未受外国品味和时髦影响的俄国贵族传统上的朴实美德。她威严的形象马上赢得了尊重和敬意。
“阿姨”的行为像教科书一样诠释了阿列克谢关于俄国人容易受到轮盘赌吸引的观点。她马上被这种神奇和看上去不费劲的致富手段所吸引，无视阿列克谢的警告，立刻玩了起来。“阿姨”满脑子都是习惯于发号施令和受到服从之人的专横骄傲，这是一个在自己的庄园里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的骄傲。“奶奶愤怒地表示：‘见鬼，我还要等多久，那个该死的小小的零才会出现。’”（5：263）零最终出现，她被迷住了。在轮盘接受了自己的意志前，她不愿停手，结果损失惨重。为了继续玩下去，她固执地以极低的价格变现了自己所有的证券，最终输得一个子都没留下。依靠阿斯特列先生借的钱，她深感懊悔地灰溜溜回到了俄国，为了给自己的赌博行为赎罪，她计划重建当地的教区教堂。
“阿姨”片段的另一个方面对阿列克谢—波利娜的罗曼史的结局提供了重要征兆。第一次造访赌场时，“阿姨”让所有人感到尴尬地坚持要求管家波塔佩奇和农奴女仆玛尔法陪护自己走进宏伟的场地。面对将军关于这样做有失礼节的警告，她反驳说：“她是仆人，所以我不能带着她？但她也是个人，不是吗？……除了和我在一起，她还能上哪去？”（5：259）后来，当她沉醉于赌博时，她不再关心玛尔法，当女仆再次开始忠诚地陪护女主人时，“阿姨”愤怒地将她赶走。一旦赌博的热情占得上风，其他一切人类情感和关系都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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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的到来和离开在其他人物的生活中制造了危机，因为她显然不会给将军一分钱，而且她的葬礼弥撒几乎不可能在明天举行。于是，德·格里欧宣布自己将前往俄国接收将军的财产。临行前，他给波利娜送去一封信，彬彬有礼地表示他将放弃对他们未来的一切希望，但作为堂堂君子，他会代表她给将军留下五万法郎。那天晚上，阿列克谢发现她坐在他的房间里，意识到她的出现只可能意味着一件事。“那意味着她爱我！……她在众目睽睽之下置自己的名誉不顾，而我只是懵懂地站在那里！”（5：291）第二天，阿斯特列先生的话说出了他本该采取的行动，此人表示波利娜“昨天来过这里，我本该把她送到我的一个女亲戚那里，但因为她病了，她错误地去找了你”（5：300）。但阿列克谢完全没有去想如何保护他所谓的情人的名誉，而是忙着去玩轮盘赌，想要赢得五万法郎来洗刷德·格里欧的侮辱。他们的关系毫无改变，他仍然表现得仿佛必须“买到她的尊敬”。
在赌场，阿列克谢令人激动地连战连捷，他用“任性、随意和什么都不想”的“俄国”风格疯狂地玩着。他的运气在继续，“现在我觉得像个赢家，对世上的一切都不惧怕，我在黑色上押了四千弗洛林”（5：293）。当他下了这个不可思议的赌注后，他平日里受到压力的个性被从不堪承受的限制下释放；他什么都感受不到，只剩下这种释放带来的陶醉感，只有当听到旁观者对他赢的钱发出惊叹，他才会偶尔停下来。他表示：“我不记得在整个过程中哪怕有一次想过波利娜。”（5：294）
正如他在赌博时忘记了波利娜，在回家的路上，他意识到自己现在的感受与她的困境几乎没有关系。主导他情绪的是“一种巨大的兴奋之情——成功、胜利或力量——我不知如何表达。波利娜的形象也在我的头脑中闪过……但我几乎记不起她之前告诉过我什么，以及我为何去了赌场”。当他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关于藏钱的最佳地点时，她“发出了我常常听到的讽刺笑声……就像我每次对她热情表白时那样”。波利娜之前就在他的慷慨陈词中察觉了虚伪，现在她更清楚地确认了它们的虚情假意。正是在这个时候，当她意识到阿列克谢的态度与德·格里欧的并无真正区别时——两人都用钱来衡量她最亲密的感情——她受伤的骄傲和尊严歇斯底里地爆发了。她憎恶地盯着阿列克谢，尖刻地表示：“我不会要你的钱……你给得太多了……德·格里欧的情人不值五万法郎。”（5：295）不过，我们随后看到了她的处境真正的悲怆：她彻底崩溃，神智失常地抱住阿列克谢，不断重复说：“你爱我……爱我……你会爱我吗？”（5：297）
阿列克谢在自己的房间里和波利娜一起过夜，当她“带着无限的厌恶”醒来时，她把那五万法郎扔到了他的脸上，就像她曾经想对德·格里欧做的。一个月后，阿列克谢在笔记中对此事仍然表示困惑，他假意的不解（实际上是愧疚下的自欺欺人）让人想起了地下人为捉弄前来向自己求助的妓女丽莎而做的自我辩护。阿列克谢足够诚实地承认：“说实话，这一切都发生在神智失常的状态下，我非常清楚……但我拒绝考虑这个事实。”不过，当他试图让自己相信“她的失常和疾病并没有那么严重……因此她肯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5：298—299）。但波利娜真正知道的是阿列克谢的爱并不足够真挚和无私，可以阻止自己在她神智失常和孤立无援的状况下占她的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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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身处赌场收获带来的心理光环下，阿列克谢在布朗什小姐的陪伴下带着赢来的钱前往巴黎。布朗士小姐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得足够诚实，她一边大把花着阿列克谢的钱，一边把他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奥尔唐丝，后者用她的绰号“哲学家特蕾莎”（Thérèse-philosophe，18世纪一部著名情色小说的名字）所暗示的方式让他忙得不可开交。不过，布朗什小姐的宴会让他觉得无聊至极，他被迫款待那些最无聊的暴富商人，以及“一群可怜的无名作家和虫子般的报人”，他们的“虚荣和自负程度就算放在彼得堡也是无法想象的——说得已经够多了！”（5：304）当阿列克谢所有的钱——他对此次表现得完全不屑一顾（布朗什小姐赞许地表示：“一个真正的俄国人，一个卡尔梅克人！”［Un vrai russe，un calmouk！］）——被挥霍一空后（让布朗什小姐的社会声望大为受益），整场闹剧戛然而止，阿列克谢被打发走了。（5：308）
虽然《赌徒》的主体部分随着这个片段而画上句号，但被设定为一年零八个月后的最后一章提供了尖锐的评论。现在，阿列克谢已经赌博成瘾，他在欧洲各地靠给人当差干些零活，直到有足够的钱回到赌桌旁。他完全依赖赌博带来的“奇特感觉”，这种刺激让他肯定了自己的身份，暂时克服痛苦的自卑感。“不，我贪图的不是钱……我只希望第二天所有的辛策们［另一个雇主］，所有的酒店服务员们，以及浴场所有的贵妇们都在谈论我，相互说着我的故事，对我表示惊叹和赞美，拜倒在我新赢得的钱面前。”不过，他也觉得“我变得麻木，仿佛被埋在某种泥沼中”（5：312）。与阿斯特列先生的见面特别引发了他的这种感觉，这次见面看似偶然，实则是在波利娜的要求下精心安排的。
在此期间，“阿姨”去世了，留给波利娜一大笔遗产，后者一直在暗中关心着阿列克谢。阿斯特列先生被偷偷地派去看看阿列克谢是否有所改变，他发现后者基本上还是老样子——如果没有变得更糟。阿斯特列先生透露，他是特意代表波利娜来见阿列克谢的，她真正爱着的一直是阿列克谢。“更糟糕的是，即使我告诉你她仍然爱着你，你还是会留在这里！是的，你已经毁了自己。你颇有才能，性格活泼，品性也不坏。事实上，你本来还可以为国效力，国家急需人才……我觉得所有的俄国人都是这样，或者乐于如此。如果不是轮盘赌，也会是某种类似的东西……你不是第一个不明白什么是工作的人（我说的不是你们的平民）。轮盘赌是特别为俄国人准备的游戏。”（5：317）阿斯特列先生仅仅是在重复阿列克谢之前关于俄国人“诗意”天性的话，但他现在揭示了拒绝约束个性和迫使其取得理想结果的负面后果。如果不加限制，俄国人性格的“诗意”特点不仅将带来个人的灾难，也将毁掉一切公民或道德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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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民族—心理角度来解读，《赌徒》可以被视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人民族性格精彩而矛盾的评论，受到他本人在赌场的失败经历启发。虽然俄国人的性格可能显得混乱和“不体面”，但比起德国人狭隘、非人性和市侩的吝啬，抑或法国人世故、优雅和完全不可靠的外表，甚至是英国人非常有用但乏味古板的美德，它仍然具有人性的潜能。就像阿列克谢对波利娜说的：“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俄国人如此有天赋，以至于我们需要天才来改进自己的行为准则。但常常没有天才，因为天才在任何时候都是罕见的。只有在法国人或是其他某些欧洲人那里，行为准则才得到如此优美的界定，人们可能拥有尊严的外表，实际上却没有任何道德尊严。”（5：230）
但如果俄国人尚未确立自己的行为准则，如果这种缺失的危险变得明显，那么他们只能低声下气地试图模仿欧洲的某些模式。尽管有各种缺点，但阿列克谢还是让人同情，既因为他对自己的坦诚（除了在与波利娜过夜一事上，想来得到了后者的原谅），也因为他一贯正确的眼光，以及他对欧洲人用来掩盖自身端出的虚伪、借口和谎言始终表示不屑。迷人的莽撞和真诚为他赢得了所有“正面”人物的友谊（波利娜、“阿姨”和阿斯特列先生），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希望读者也能认同他们的某些情感。从当阿列克谢获悉阿斯特列先生是被波利娜派来后的反应来看，我们也不应把他看成完全无可救药的人——“我喊道：‘是真的，真的！’泪水夺眶而出。我怎么也控制不住眼泪……”（5：317）他的眼泪可能预示着未来的某些东西，它们无疑表明，阿列克谢拥有了之前他所不具备的正常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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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该把《赌徒》视作纯粹的传记式作品，但还是可以从中窥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如何为他本人赌博成瘾寻找理由。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作品可以同时被视作自我谴责和自我辩护。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可能做的那样，相信自己输钱（总是因为没能在赢钱时收手）是由于受到积极的俄罗斯民族特征过于强烈的影响，而非仅仅是个人的性格缺陷使然，这无疑会带来一定的慰藉。毕竟，他是字面和象征意义上的“诗人”；他的“诗歌”证明他无法让自己的个性服从于金钱这位肉欲之神，而就像他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提到的，整个西方文明现在都拜倒在那位神明的脚下。他在物质上遭受了损失，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从那些损失中重新确认了自己的民族身份。我们还应该记住，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作《赌徒》时，这一弱点伤害的只是他自己，因此他在提及赌博时仍然表现出某种理直气壮。直到他有了第二段婚姻，赌博成瘾才开始带来强烈的负罪和懊丧感。
无论如何，《赌徒》都是一部熠熠生辉的小作品，它的风格和技巧都沿袭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西伯利亚中篇小说中耳熟能详的社会讽刺喜剧。无论是阿列克谢与波利娜的关系，还是对赌博的暗藏危险的诱惑力的描绘，它们都比那些早前的作品更加深刻；不过，虽然阿列克谢的赌博可能是“对命运的挑战”，但这种挑战并没有像在他的重要小说中那样发展成道德—宗教质问。归根到底，《赌徒》颇为有趣的一个方面是，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发展中同时指向了过去和未来。阿列克谢对赢钱的执着有点类似拉斯柯尔尼科夫对他的犯罪理论的着迷，这两个人物都无法对情感保持彻底和理性的自制，后者是成功的先决条件。波利娜的形象则指向了未来，因为自己的最深刻情感被亵渎，发现自己成了买卖的对象，这位心灵纯洁的女性受到侮辱，并几乎被逼疯。在这里可以看到《白痴》中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雏形，这个女王般的人物出于同样的原因而对自己和他人怀有病态的怨恨；此外，虽然不那么清晰，但在阿列克谢说起“年轻的俄国女性”和她们对欧洲人的感伤幻觉时，我们还可以看到阿格拉娅·叶潘钦娜的身影。在顽强长寿的“阿姨”这个虽然专横，但又热情而可爱的女族长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同样令人同情但性格暴躁的叶潘钦娜夫人的雏形。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开始摸索他下一部伟大小说中的某些人物，但在写作《赌徒》时，他对这部新的重要作品会是什么样还全无概念。
原文作两年多，从俄文（третий год）。这封信写于1863年9月18日，本书397页也引用了同一封信，英译略有区别。——译注
PSS，28/Bk. 2：5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