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逃避和流亡
逃避和流亡
婚礼后的日子里充满了各种新婚庆祝，安娜表示：“在那十天里，我喝的香槟比我一生中其他的时候都多。”她的丈夫同样如此，这些祝酒让安娜第一次目睹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可怕疾病发作时的恐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她的妹妹家发病，当时他“极其激动”，正在讲着某个故事。突然，“他发出非人的可怕尖叫，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嚎叫——俯身倒了下去”。虽然她的妹妹发疯般地“尖叫着”逃出房间，但安娜紧紧抓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肩膀，试图把他扶到沙发上。当这样做失败后，她又推开碍事的家具，让他的身体滑到地上。然后，她坐倒在地，抓住他的头，让其枕在自己的大腿上，直到他停止抽搐，开始恢复意识。这次发作如此严重，他几乎不能说话，只能吐出些语无伦次的字眼。一小时后，他再度发作，“这一次如此严重，以至于在恢复意识两小时后，他仍然在声嘶力竭地痛苦尖叫。太可怕了”
。幸运的是，这种反复发作并不常见，安娜将自己描绘的这次归咎于神经紧张和婚礼后四处做客时被迫饮酒过量。
安娜证明自己可以应付对她心理平衡的这种可怕考验，没有让它们影响自己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新娘的快乐。但在一种更加险恶和隐蔽的威胁面前，她最初觉得无能为力——这种威胁部分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状况，部分源于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其他成员的紧张关系，特别是他的继子帕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习惯使得她几乎不可能有任何时间与丈夫独处。他在夜间写作或读书，上午大部分时间睡觉，午后不久才起床。习惯早起的安娜在他睡着时忙着打理家务，但发现他的侄子和侄女们常常在临近中午时来访并留下吃午饭。下午会有其他朋友和亲戚到来，常常留下吃晚饭。安娜没有操持家务的经验，觉得这种不断的热情待客令人厌烦。唯一让她觉得有趣和乐于招待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人朋友们，但由于年龄更接近孩子们，她会被要求带着他们去另一个房间，并和他们做游戏。
陀思妥耶夫斯基令人讨厌的嫂子一有机会就抱怨安娜不擅持家——当然只是为了帮助她提高！——但比起帕沙的阴谋诡计就算不得什么了，后者发动了一场真正的战争，旨在破坏他们的婚姻，捍卫自己一直以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家不受挑战的管理权。安娜很快开始感到，每天的挑衅是更大计划的一部分，旨在“让丈夫和我陷入争吵，迫使我们分手”。最糟糕的是，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场时，帕沙会用表面上的和气隐藏自己的敌意；不过，每当他们独处时，帕沙就会毫无顾忌地当着安娜的面粗鲁地表达对她的憎恨。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对继子的缺点抱有无限的耐心，他完全被蒙在鼓里，甚至高兴地表示，帕沙的举止有所进步是受了安娜的影响。
上述矛盾让安娜开始怀疑自己婚姻的可行性。令她气恼的还有，“作为‘心灵的大师’，他却没能看到我的生活多么艰难，不断让我招待他讨厌的亲戚，还为对我深怀敌意的保罗辩护”。两人关系的性质让她的疏离感显得非常重要。就像安娜所揭示的，对她来说，这种关系更多是“头脑的”而非身体的；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激情“并非可能存在于同龄人之间的激情”。相反，这是“一种存在于我头脑中的想法……更像是对一个拥有如此崇高的精神品质之人的爱慕与崇敬”，也是“对一个如此深受苦难，从未享受过快乐和幸福，并被身边的人如此冷落之人的强烈怜悯”
。两人共同生活的状况威胁到安娜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之爱的基础。
矛盾在婚后一个月左右达到顶峰。那天，安娜觉得太累和太烦，没有陪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去参加迈科夫家的晚宴。继父刚离开，帕沙就比平时变本加厉地攻击安娜，指责她花了太多“本该我们大家用的钱”。孤立无援的安娜完全崩溃了，流着眼泪跑进自己的房间。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回来时，她还在黑暗的房间里伤心欲绝地抽泣。面对他焦急的询问，安娜终于将自己的痛苦全盘托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吃惊地听着。当安娜表示担心他不再爱自己时，陀思妥耶夫斯基马上安慰了她，并提出去一趟莫斯科，好让他们逃避彼得堡日常生活的压力。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就有意借此机会与卡特科夫见面和获得一笔预付金，以便他们夏天能够出国旅行。重归于好的夫妻俩第二天就启程了，抵达莫斯科后，安娜被介绍给伊万诺夫一家，后者惊喜地看到他娶了一个体面的年轻姑娘，而且她“不是留短发和戴眼镜的虚无主义者”（安娜的速记员身份让人产生了这种怀疑）。此行中的一件事让安娜接受了终生难忘的教训。一天晚上，她打牌时坐在一个活泼的年轻人身旁，和他谈笑风生。在另一个房间里打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不时地跑来看看安娜的情况，随着夜色渐深，他的脸色也越来越阴沉。回到旅馆后，当安娜试图让他高兴起来时，他大发雷霆地指责她是个“没良心的骚货”，整晚都在和年轻人调情，完全是为了折磨她的丈夫。
这场小风波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安慰安娜和请求她原谅自己的指责而告终，但此事显示了他无限的焦虑，安娜决心今后行事更加小心。
卡特科夫欣然同意再给陀思妥耶夫斯基1000卢布的预付金。出国的希望看上去终于要实现了，回到彼得堡后，隐秘的满足感和胜利感让安娜喜形于色。他们尚未提及计划，情况就很快发生了变化，艾米莉亚·费奥多罗芙娜建议夏天在巴甫洛夫斯克租一所大房子。面对这个建议，陀思妥耶夫斯基回答说，他和安娜那时候会去国外。对话戛然而止，艾米莉亚·费奥多罗芙娜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房和他做了密谈，而愤怒的帕沙则直白地告诉安娜，自己不会容许这种旅行。不过，他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抱怨徒劳无功，但家人们最终要求夫妇俩离开前给他们预留生活费。
他们计算出的数字远远超过了卡特科夫承诺的1000卢布。雪上加霜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债主坚持让他还一部分钱，威胁说否则就要没收和变卖他的财产。旅行似乎将面对无法逾越的财务障碍，陀思妥耶夫斯基愿意放弃计划，转而接受前往巴甫洛夫斯克。不过，安娜坚信“如果想要拯救我俩的爱情，我们必须独处，哪怕只是两三个月……那时我俩就会携手度过余生，再没有人能把我们分开”。带着她的行动中一贯的坚决，她决定典当自己的嫁妆来为旅行筹钱。老年安娜在回忆那段岁月时说：“财产——家具和时髦的衣服——对年轻人很重要。我极其钟爱我的钢琴，我迷人的小桌子和古董架，以及新购置的一切可爱的东西。”但她相信自己今后的婚姻幸福受到了威胁，这种想法对她行动路线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一切情感。
安娜马上去找她的母亲商量，后者也觉得为了让婚姻的未来有保障，这种激进的做法是必须的。安娜评价说：“她是个瑞典人，担心我们的俄国生活方式及其无度的好客会毁了我从小养成的好习惯。”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拒绝从安娜的财产中拿哪怕一分钱，他更加难以说服；直到安娜当街崩溃和开始抽泣，乞求他“拯救我们的爱，我们的幸福”时，他才匆忙同意了。
安娜熟悉丈夫摇摆不定的意志，坚持他们马上去申领出国护照。幸运的是，工作人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仰慕者，承诺在几天内准备好文件。安娜的母亲则在当晚整理好珠宝、银器和其他值钱的东西，第二天有人上门评估家具。
随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宣布他和安娜还是准备去国外——而且最晚在两天后动身！帕沙的抗议被打断，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他的依附者们，他们将得到要求的金额，但一个戈比也不会多给，剩下的钱是安娜的。夫妇俩很快整理好行装，把一切未来的财务安排托付给安娜的母亲，他们只带了最少的必要金额，因为他们预计此行不会超过三个月。事实上，他们要到四年后才会返回。尽管安娜后来写道“我会永远感激上帝让我有勇气下定决心出国”，但在更接近那段时光的岁月里，她的感激中也带有痛苦的后悔。安娜的忠诚和道德耐心受到了最大的考验，从长期来看，正是她应对挑战的能力为她的婚姻缔造了不可动摇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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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4月12日—2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开始了他们的欧洲“假期”，他们坐火车从彼得堡前往柏林，然后转到德累斯顿，在那里的一处私人住宅里租了三个房间，显然试图安顿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欠了卡特科夫很多钱，他计划在那里完成自己的下一部小说，并写一篇关于别林斯基的文章（他已经从另一位编辑那里收到了预付金）。但在国外生活的最初几周里，各种分心的事（特别是抵达刚刚一周后在洪堡［Hombourg］轮盘赌场的十天灾难之旅）让他的小说毫无进展。
安娜曾向母亲承诺记录旅途见闻，这本用速记符号写成的日记（一直记到一年出头后她的第一个孩子降生）记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每天发生的事。不幸的是，如果我们从她的日记来判断，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从不向她谈起自己的作品；即便当她对此有所了解时——比如他让她听写了丢失的那篇关于别林斯基的文章——她也只是记录事实，闭口不提其内容。她把一门心思都放在——并非没有好的理由——他们生活的窘迫状况，如何适应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断变化的情绪，以及在外国环境中生活的艰难（他们举目无亲，总是只能依靠彼此）。
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是个容易相处的人，而不断发作的癫痫总是会让他变得易怒、苛刻和爱吵架。极度的排外也无助于改善他的脾气，这种心理表现为对德国人的强烈不满，他生活在他们中间，只能磕磕绊绊地说他们的语言。安娜则要平和得多，也没有那么偏执，但她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声斥德国人天生的“愚蠢”，或者痛苦地抱怨他们在侍者、房东和商人那里遭遇的各种小骗局。安娜所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易怒和火山般的性格”还导致两人分歧不断。陀思妥耶夫斯基会因为自己的话受到挑战而恼火，当安娜和他意见不一时，他常常会严厉地指责她。又一次，当他在怒斥德国人时，“我为了搭话而抵触了他……但费奥多尔……告诉我，如果我那么蠢，最好还是闭嘴”。还有一次，他们因为“日落”而吵了起来！争执往往一场接着一场，安娜沮丧地写道：“这一切有何意义，我们之间这种不断的争吵？”
不过，安娜无比宽容丈夫坏脾气的反应，从未忘记——对于怜悯而痛苦地见证了他频频发作的癫痫痉挛的她来说，这怎么可能——他的易怒是由于神经状态失常引起的。她从未真正把这类辱骂放到心里去，她写道：“我就是无法对他生气；有时我会板起脸，但只要看他一眼，我所有的怒火就会烟消云散。”就像她描绘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愤怒都是表面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习惯在上床睡觉前叫醒她，和她道晚安（她睡得较早），然后“我们将聊上半天，他会对我说些好听的话，我们逗趣和嬉笑着，那是我们看上去最亲密的时刻，对我来说是一天中最宝贵的时光”。从安娜的日记来判断，他们的一切争执都会以这种新的爱情承诺告终。
安娜顽强地下定决心要让自己的婚姻成功。她最担心的并非他们的贫穷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无常的性格造成的困难，而是可能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对苏斯洛娃的激情而失去他。安娜警惕地关注着丈夫，知道他与前情人有书信往来。就在出发前往德累斯顿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收到了苏斯洛娃的一封信，他在抵达目的地后不久回了信。苏斯洛娃已经在国外生活了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其通报了自己的近况。对于安娜，他表示这个姑娘“性格特别善良和开朗……虽然年龄差距可怕（20岁和44岁），但我越来越相信她会幸福的。她心地善良，知道如何去爱”。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用含蓄的指责回应了苏斯洛娃对她本人的伤心事的抱怨：“你认为别人要么无比光彩夺目，要么下一刻就成了坏蛋和俗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安娜不会如此苛刻地评价自己，那种耗之不竭的宽容是他最需要的东西。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外出时——他独自在咖啡厅中度过很长时间，阅读法语和俄语报纸——安娜会毫不犹豫地读他的信。她愧疚地表示：“我知道，瞒着丈夫读他的信并不光彩，但我就是忍不住。信来自S［苏斯洛娃］。读完后，我全身发冷，情绪激动地颤抖和哭泣起来。我如此害怕他旧情复燃，影响他对我的爱。亲爱的上帝，不要让我遭受这种悲惨的命运！只要想到这点，我的心脏就会停止跳动。”遗憾的是，苏斯洛娃的信已经下落不明，后来安娜在送走陀思妥耶夫斯基前往洪堡之后不久从邮局收到的另一封信也已无处可寻。安娜小心翼翼地打开封口，以便能够重新封上，她认定“这是一封非常愚蠢和拙劣的信，显示出作者很不明事理，我确信她对费奥多尔的婚姻非常恼火……我走到穿衣镜前，看到我的脸上布满了因为兴奋而产生的小红点”
。对自己婚姻的这种可能的挑战无疑让安娜更加下定决心忍受婚姻带来的一切沉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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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娜在合作完成《赌徒》的过程中开始了他们的罗曼史，他们未来的结合由这部作品拉开序幕无疑带有某种反讽。当他们开始在国外生活后，没有什么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瘾发作更让安娜烦恼了。在德累斯顿安顿下来后仅仅三周，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开始谈起想去洪堡试试运气，尽管安娜对前景感到担忧（“想到他离我而去，留下我孤身一人，我就脊背发凉”），但她没有提出反对。相反，她向他保证自己可以很好地照顾自己，并在日记中透露：“我发现这个地方已经开始让他心生厌倦，导致他脾气暴躁……由于这个想法已经压倒了他头脑中的一切，为何不让他如愿呢？”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游戏中的激情和兴奋（就像他在《赌徒》中如此生动地描绘的）显然是其魅力所在，但他也总是能找到客观理由来为自己的欲望辩护，这些理由刚刚具有了新的紧迫性。就在动身前，他的两个债主提起了可能导致他被捕和入狱的诉讼。就像他不久之后在信中对阿波罗·迈科夫说的：“幸亏我跑得快才没被抓住。”因此，如果回到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必然会面临被监禁的风险，他能够返乡的唯一机会是赚得足够的钱来还债。此外，他还希望建立家庭，包括由此产生的所有新的开支（因为他们离开俄国后不久，安娜就怀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未像现在一样处于必须快速赚到钱的巨大心理压力下，别人在轮盘赌桌边轻松得手的画面不断浮现在他的眼前。
5月4日/1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坐上了前往洪堡的火车，当他在车站与安娜洒泪而别时，他的心中更多的不是兴奋，而是担忧与懊丧。一天后，他在信中对她说：“我的行为太愚蠢，太愚蠢了，而且非常糟糕，还暴露了我的弱点，只有很小的机会……该死的，够了。”尽管原计划只去四天，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洪堡待了十天，他有输有赢，但最终输得一无所有。他典当了自己的手表，因此就像安娜在他回家后所说的，她再也不知道现在是白天或晚上的什么时候。
他每天写给她的这些口气激动的书信读起来令人非常痛苦，他一面因为没能抵御诱惑而自责，一面又疯狂地保证，只要表现出与俄国人的民族性格截然相反的自制就有可能赢钱，在两者之间不断摇摆。“安妮娅，这是我明确的观察：如果有人能保持明智，也就是表现出大理石般的冷静和非人的谨慎，那么他确定无疑地可以想赢多少就赢多少。”赌场中总有人能做到这点；这次是个犹太人，他玩的时候带着“可怕而非人的冷静……大把赢钱”，每天带着1000盾离开。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自己无法长时间保持这种冷静，保持冷静时总能赢钱，但很快就失去了控制，陷入灾难性的鲁莽。与《赌徒》中的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一样，他也觉得赌博在道德上令人反感，请求妻子说：“安娜，答应我永远不要把这些信给任何人看。我不想让人对我的这种可耻状况说短道长。‘诗人还得是诗人。’”
除了令人怜悯地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弱点和自欺欺人的能力，这些信的引人瞩目之处还在于它们所表达的深刻负罪感。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也曾因为难以承受的赌博输钱而自责，但从未如此极端地声斥自己。事实上，此前从未有谁像安娜这样无助地依赖他，因为他的冲动而让她做出牺牲所引发的道德自责是他从未感受过的。就像他在承认自己输掉了她寄来的回程路费后所说的：“啊，如果这事只关系到我……我会一笑了之，离开这个烂摊子。但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让我恐惧：你会说什么，你会对我怎么想？失去尊敬的爱情会怎样？毕竟，我们的婚姻已经有过动摇。啊，亲爱的，不要永远指责我！”他请安娜再次给他寄路费，求她不要出于不信任而亲自前来。“你千万不要因为不信任我而考虑亲自前来。这种不信任——我不会回去——会杀了我。”
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越输越多，他的情况显然已经变得绝望，恢复工作这种万灵药似乎成了唯一的救赎手段。他写道：“亲爱的，我们的钱快花光了，但不要抱怨，不要沮丧，不要指责我……我会马上给卡特科夫写信，请他再汇五百卢布到德累斯顿……至于我，我会开始写那篇关于别林斯基的文章，在等待卡特科夫回复的时候就能写完。我的天使，这甚至再好不过了；我会摆脱赌博的该死念头和偏执。就像前年那样（创作《罪与罚》之前），现在我将再次通过工作来获得成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赌博失败后总是会下定这样的决心。
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回到了久受折磨和孤独的安娜身边，后者在他离开期间勇敢地试图不被绝望压倒。他按照承诺给卡特科夫写了信，请求再获得一笔预付款，生活恢复了日常秩序，夫妇俩等待着回信，一边靠安娜母亲寄来的钱（比他们预想的少得多）节衣缩食地生活。除了去公园听音乐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德累斯顿的少数消遣之一是参观当地的艺术博物馆——德累斯顿画廊（Gemäldegalerie）。安娜表示，陀思妥耶夫斯基会匆匆“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只会在他最喜欢的画前驻足”。除了克劳德·洛兰（Claude Lorrain）的《阿基斯与加拉提亚》（Acis and Galatea），那些画都描绘了基督或者基督与圣母。因此，在距离开始努力创作新小说只有几个月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让自己沉浸在凝视基督和圣母形象所产生的情感中，这些画是西方文艺复兴传统的最伟大画家们绘制的。它们不再是他在俄国教堂中看到的那些高度程式化的圣像，而是将基督描绘成有血有肉的人类，在存在金钱和必须纳赋的现实世界中生活和活动。他从未接触过如此丰富的此类形象，我们很难衡量这对他当时的情感可能产生的影响。直到他发现了在他的笔记本上被称为“基督公爵”的人物，直到他实际上试图在俄国文学中塑造出与他在德累斯顿画廊中大加赞赏的那些画相对应的东西，他的下一部小说才得以诞生，这只是巧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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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卡特科夫汇来的钱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考虑搬到瑞士，但安排行程时，在巴登巴登稍做停留，以便挽回赌博损失的诱人想法再次诱惑了他——特别是因为在他从洪堡写给安娜的信中，他抱怨说对安娜安危的担心干扰了自己的情绪，使他无法将万无一失的赢钱“方法”付诸实施。没有把她带在身边是个错误；但如果他们一起去巴登巴登，成功的这个障碍就不复存在了。安娜在回忆录中伤心地写道：“他说得那么在理，引用了许多例子来证明自己的理论，以至于把我也说服了。”她同意在巴登巴登待上两周，“指望有我在场的话，他在赌博过程中能有所约束。做出这个决定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平静下来，开始重写那篇让他觉得棘手的［关于别林斯基］文章”。
夫妇俩于6月21日—7月3日离开德累斯顿前往巴登巴登，一天后抵达——他们带的钱如此之少，只能在一家铁匠铺楼上租了两个房间，铁匠铺每天早上四点就开工。安娜出现了怀孕反应，经常感到虚弱和恶心，而且容易变得抑郁和冷漠。不过，大多数时候她勇敢地在丈夫面前隐瞒了自己的恐惧和担忧，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缺陷对她提出的伤透脑筋的要求，她表现出非凡的坚定。
陀思妥耶夫斯基马上开始了赌博，结果和平时一样，但偶尔也能赢得足够多的钱，让他们可以暂时获得某种安全感，也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用较小的赌注继续玩下去。这正是他的意图，他会把赢来的钱交给安娜保管；但如果他输掉了划出的金额，他总是会找安娜要更多。安娜觉得无法拒绝他的请求，因为对自己卑鄙的懊丧感和无法抵抗的痴迷之间的冲突让他深受折磨。典型的一幕在第三天上演，当时他们已经失去了一半的钱；又输了五个金币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激动异常，乞求我不要把他看成夺走和输掉了我最后一粒面包屑的坏蛋，而我则请求他务必保持冷静，我当然不会那样看他，他想要多少钱都可以。然后他走了，我痛苦地哭了起来，因为苦楚和自我折磨而沮丧至极”。
在安娜对未来的担忧中（她提高了自己的速记技巧，还开始练习翻译法语，以作为家庭收入的可能来源），她发现自己需要不断安抚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失意和自责。有一次他出去赌博，承诺会很快回家，但直到七小时后才身无分文和“失魂落魄”地回来。安娜试图安抚他，“但他不愿为了我而停止自责，称自己愚蠢软弱，并乞求我原谅（天知道为什么），表示他配不上我，说他是猪，而我是天使，以及其他许多这类蠢话……为了试图让他转移注意力，我让他去为我买蜡烛、糖和咖啡……他的状态让我烦恼极了，担心可能导致他再次发作”。
日记中描绘了一次这样的发作，帮助我们明白为何安娜觉得几乎无论什么——甚至是毫无异议地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狂热让步——都要好过承受他癫痫可能发作的风险。“我抹去他额头的汗水和嘴上的白沫，发作只持续了一小会儿，我觉得并不严重。虽然抽搐得厉害，但他的眼睛没有鼓出眶外……随着他一点一点地恢复了意识，他吻了我的手，然后拥抱了我……他热情地把我贴到他的心口，说他疯狂地爱我，简直是爱慕。每次发作后，他总是陷入对死亡的恐惧。他表示他担心自己会在发作中死去，让我务必照看他。”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请安娜在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查看一下他是否还活着。
安娜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寻常的宽容令他本人也感到惊讶，即便当他不仅典当了他们的结婚戒指，而且还有他送给她的耳环和胸针，最后还孤注一掷地当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外套以及安娜的蕾丝披肩和替换的连衣裙。他甚至对她说：“如果我年纪更大些……我本该表现得截然不同，告诉他……如果我的丈夫试图做蠢事，作为他的妻子，我绝不会允许发生任何这种事。”还有一次，当她再次向他的请求让步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半认真地说：“对他来说，也许有个爱抱怨的妻子会更好，她会……指责而非安慰他，我如此温柔的态度让他深感痛苦。”安娜拒绝责备或声斥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反而加重了他的负罪感，使他无法向一位控诉自己的法官发起反击。不过，这种负罪感最多只会引起片刻的道德自省。
在安娜看来，她的忍耐（无论需要她付出多大的自制力）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强烈的感激和日益加深的依恋中获得了充分补偿。有一次，当安娜表示自己可能影响了他的好运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回答说：“‘安娜，我的小福神，当我死去时，我只会记得我如何因为你带给我的好运而祝福你’。他还表示，他最大的好运是上帝慷慨地将我交给了他，每天他都在为我祈祷，只担心有朝一日这一切可能改变，担心虽然今天我爱他和怜悯他，但一旦我不再爱他，那么一切都将不同。”安娜忙不迭地写道：“不过，这永远不会发生，我非常肯定我们将永远像现在一样热烈地彼此相爱。”
多年后，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必须接受这点，把他对赌博的狂热视作一种无可救药的病。”这个结论只是把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易怒性格的态度延伸到了赌博上。尽管这种性格常常导致她和其他人受到粗暴对待，但她将其归咎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拒绝接受那是他的真正本性。日记中提到的那次发作的第二天早上，她记录说：“可怜的费奥多尔，他在发作后承受了那么多痛苦，总是如此易怒，很容易为小事而发脾气，因此在这些生病的日子里，我不得不忍受很多。这没有关系，因为别的日子会非常美好，他将如此甜蜜而温柔。此外，当他向我吼叫时，我可以看到那是因为疾病，而非坏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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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令人伤透脑筋的日子没有明显改变地一天天过去，仿佛永无止境时，就连安娜看似无限的宽容也开始枯竭。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前去典当她的胸针和耳环后，她写道：“我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痛苦地哭了起来。这并非普通的抽泣，而是可怕的抽搐式哽噎，让我胸口剧痛，完全无法减轻我的烦恼……我开始嫉妒世上的其他所有人，他们在我眼中都显得幸福，只有我们自己——或者在我看来——完全是不幸的。”安娜向自己承认，她希望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得越久越好；但当那天他回来时告诉安娜，他又输掉了典当她珠宝的钱，并哭着说“现在我偷走了你最后的东西，把它们输掉了！”时，她跪在他的椅子前，试图安慰可怜的丈夫。“我尽自己所能地安慰他，却无法阻止他哭泣。”
她只有寥寥几次公开批评丈夫，而且这些爆发总是他对去世哥哥的家人的不断关心引起的。安娜坚称，“如果我知道这一切苦难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她不会在乎当下处境的任何磨难，“但如果我们受苦是为了让艾米莉亚·费奥多罗芙娜一家人生活无忧，如果我典当自己的大衣是为了让她能有一件，那么我内心会产生一种与美好截然相反的情感，看到我那样挚爱和珍视的人如此考虑不周，如此缺乏体谅和人性的善良，我深感痛苦”。这是她在巴登巴登所写的日记中最极端的反抗，但就在几句话之后，安娜又对自己的大胆感到后悔：“我对自己很生气，居然对我亲爱、甜美和善良的丈夫产生了如此可怕的想法，我真是个可怕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致信卡特科夫，请求获得另一笔预付金，尽管他在巴登巴登时犹豫再三没有这样做，因为那个温泉赌场的名声会让他的新请求的理由不言自明；但出于迫不得已，他还是把自己的骄傲放到一边。与此同时，上文描绘的场景每天都在重演，当他们最后的资源——她的母亲——也似乎被耗尽时，安娜开始更加公开地表现出她的不满。“我告诉他……我已经忍了整整一个月，什么都没说，即便当我们已经一无所有时，因为我还能指望从妈妈那里得到些帮助，但现在一切都完了，再也不可能向妈妈索取更多，而且我耻于这样做。”
一收到母亲的来信和得知他们的家具可能不保，她就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商量。“当费奥多尔开始说起‘那该死的家具’时，我受到伤害，痛苦地哭了起来，他完全无法让我平静下来……我完全无法控制自己，表示通过轮盘赌赢钱的想法可笑至极，我在盛怒之下挖苦了他，称他为‘人类的施惠者’……我非常肯定，即便我们赢了钱，受益的也只会是那些讨厌的人，对我们连一点好处也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安娜的话刺痛，第二天指责她过于“苛刻”；这一指责引发了安娜在日记中的爆发，她罗列了自己的众多痛苦，遗憾地将自己的忍气吞声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任妻子的咒骂做了比较。她写道：“约束自己并不值得，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一直毫不犹豫地称他坏蛋、恶棍和罪犯，他对她却恭顺得像条狗。”
7月21日—8月2日，安娜收到了母亲寄来的又一张汇款单，再加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最近赢的钱，他们终于可以还清欠款，赎回典当的一切，筹齐前往日内瓦的路费，并在那里一直待到卡特科夫的下一笔预付款汇达。安娜提到，他们开始整理行李，准备“为旅行做各种准备”。在记下这些事项的同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忙着开始疯狂赌博；安娜身体不适，看到他回家时仍然说着那套陈词滥调和提出像平日一样的要求时，她勃然大怒。幸运的是，当晚他赢了钱，充实了他们的钱袋。
第二天，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早就出门去赎回安娜的首饰和婚戒，直到晚上八点才回来，他“马上怒气冲冲和泪流满面地找到我，说他把我给他用来赎回我们东西的钱都输光了……费奥多尔称自己是个无法名状的恶棍，表示他配不上我，而我不必原谅他，说这些话时他哭个不停。最终我还是让他平静下来，我们决定第二天离开”。然后，她陪着他去了当铺，不敢再把钱交给他，接着去火车站询问时刻表。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到最后一天还在赌博，输掉了安娜给他的50法郎和典当一个戒指得到的20法郎。现在他们没有了足够的旅费，只得再次典当安娜的耳环，然后赎回婚戒和购买车票。就在离开前一个半小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带着20法郎去赌场做最后一搏——当然没能成功。安娜言简意赅地写道：“我告诉他不要歇斯底里，让他帮着我捆箱子和付钱给女房东。”付清房租后（过程并不愉快），他们终于启程前往火车站。没有人——甚至包括女仆们，安娜觉得自己待她们很周到，指责她们忘恩负义——愿意向他们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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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烟》的开头，屠格涅夫生动地描摹了在巴登巴登谈话馆（Konversationshaus）周围涌动的时髦人群。这里是温泉疗养地的主建筑，中部坐落着著名的赌场，右侧有一间阅览室，左侧是一家著名的饭店和咖啡厅。衣装光鲜的贵妇们让屠格涅夫想起了“春天更加明媚的风光和轻盈地挥舞着翅膀的鸟儿，上面带有彩虹般的色彩”。可怜的安娜不喜欢去那里，因为她唯一的一条黑色连衣裙显得相当寒酸，尽管在百无聊赖之下她会去那间堆满了法语、德语和俄语报刊的阅览室。
咖啡厅不远处是个被称作“俄国树”的地方，众多俄国游客习惯于聚集在那里交换最新的流言，也许还为了一睹城中最杰出的俄国居民——屠格涅夫的风采。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不光顾“俄国树”，他也许是唯一一个对看到屠格涅夫或被其看到完全不感兴趣的俄国人——事实上，他强烈希望自己和屠格涅夫都不要看到彼此。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威斯巴登因为欠钱而被困时，屠格涅夫是他求助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巧合的是，抵达巴登巴登刚刚几天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娜在散步时遇到了《奥布拉莫夫》（Oblomov）的作者伊万·冈察洛夫（Ivan Goncharov），他曾形容此人拥有“小官吏的灵魂……长着煮熟的［vw1］鱼的眼睛，上帝开玩笑似的给了他横溢的才华”。冈察洛夫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昨天［如何］看到了费奥多尔；但什么都没对他说，因为知道赌徒很不喜欢有人搭讪”
。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去拜访屠格涅夫。“因为费奥多尔欠屠格涅夫50卢布，他必须主动去见后者，否则屠格涅夫会以为费奥多尔由于怕被催债才避而不见。”
屠格涅夫因为《父与子》引发的争执而遭受重创，于是避居巴登巴登养伤。即便像赫尔岑这样的老朋友和天然盟友也反对屠格涅夫温和而亲西方的自由主义，因为后者在革命的幽灵面前退缩。1862—1863年，赫尔岑在《钟声》上发表了题为“终点与起点”的一系列精彩文章，直接抨击了屠格涅夫最为珍视的信仰——并得到了同样著名的回应。屠格涅夫在一封私信中尖刻地写道，人不能脱离神明生活，而赫尔岑“在羊皮［俄国农民］脚下筑起了［他的］祭坛，我们对这个神秘的神明几乎一无所知”。《钟声》上一句刻薄的话对政治理想的这种强烈分歧火上浇油，屠格涅夫被形容为（没有提及他的名字）“失眠，没胃口，白发和牙齿纷纷脱落”，因为他担心沙皇不知道他的悔罪。
这段话影射了屠格涅夫写给沙皇的一封信，当时他的名字卷入了一起调查，他徒劳地请求不要把自己召回俄国作证，并谎称自己与通过赫尔岑的自由俄国出版社从伦敦传播开去的革命宣传毫无联系。
《烟》中处处可以感受到这种激烈争执的回响，它们促成了小说中一些最尖刻的段落，左派和右派的斯拉夫主义都成了靶子。屠格涅夫最犀利的讽刺被留给了那些还相信俄国和俄国人民拥有特殊命运的政治派别。屠格涅夫的代言人是一个名叫波图金的小人物，此人宣称如果俄国连同它创造的一切突然从地球表面消失了，此事“也不会弄乱一根钉子……因为即便是茶炊（samovar）、树皮鞋子、嚼子和鞭子这些我们最有名的产品也都不是我们发明的”。
屠格涅夫的小说在1867年4月发表后引发了甚至比《父与子》更大的风波，这一次，小说家受到各个方面和所有人的攻击。小说在《俄国导报》上发表后不久，安年科夫写给他的信中表示：“让大部分人害怕的是，这部小说让他们相信全体俄国贵族和全部俄国生活都是令人讨厌的。”上流社会勃然大怒（屠格涅夫因为出身和血统而成为其一分子），以至于专属的英国俱乐部的成员们想要集体给他写信，将其从他们中间驱逐（那封信从未寄出，但一个热心的“朋友”把这件事告诉了屠格涅夫）。1867年5月末，迈科夫在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向其通报了俄国人的最新反应，他表示：“只有在亲波兰分子中才能找到《烟》的赞美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部小说的反应（他在离开俄国之前就读过）也大同小异；因此，两人的争吵不完全出于个人和脾性原因，也包含了社会—文化因素。
一个月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从日内瓦写给迈科夫的一封信中描绘了他们在巴登巴登的会面和争吵。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表示：“我将告诉你真心话。甚至在那次［见面］之前，我个人就不喜欢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自己因为没有还清钱而更加难堪，但“我也讨厌他贵族式的可笑拥抱，他开始吻你，却只伸过脸颊。讨厌的贵族气派”。屠格涅夫的上层社会举止总是刺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经，他将把这一细节用到对《群魔》中的著名作家卡尔马津诺夫（对屠格涅夫极度夸张的描摹）的尖刻描绘中。不过，现在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敌意的并非主要是屠格涅夫的举止，“最重要的是，他的《烟》这本书激怒了我”。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他十分可怕和可恶地批评了俄国和俄国人。屠格涅夫说我们应该向德国人卑躬屈膝，一切试图保持俄国性的独立地位的尝试都是卑贱和愚蠢的。”当屠格涅夫表示“他正在写一篇抨击亲俄派和斯拉夫派的长文”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他们的交流中最常被引用的话做了反驳：“方便起见，我建议他从巴黎订一架望远镜。他问我：‘干什么？’我回答：‘俄国离这里太远了，请把望远镜对准俄国来观察我们，否则真的很难看清我们。’”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讽刺让屠格涅夫惊诧，后者“勃然大怒”；随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带着“极其成功的天真”模样暂时放下了敌对态度，安慰作家同行说：“但我真没想到对你的这一切批评和《烟》的失败会让你如此生气；说真的，不值得这样，忘了它吧。”但这个建议反而进一步激怒了屠格涅夫，“他涨红了脸，回答说：‘我完全没有生气！你想说什么？’”。最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拿起了帽子，但他告诉迈科夫，自己在离开前“仿佛完全无意地说出了这三个月来我心中郁积的对德国人的看法”。我们从安娜的速记日记中了解到，他心中郁积的是强烈的憎恨；陀思妥耶夫斯基谴责德国人是“坏蛋和骗子……比我们要恶毒和狡猾得多”。
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表示：“你在这里谈文明，但文明对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在我们面前可以吹嘘什么远远优于我们的东西？”这番话导致屠格涅夫突然变了脸：“他面色发白（名副其实的，我一点没夸张，一点没有），对我说：‘你这样说话是在冒犯我个人。你应该知道我已经在这里定居，我认为自己是德国人而非俄国人，对此感到自豪！’我回答说：‘我完全想不到你会那样说，因此请原谅我对你的冒犯。’然后，我们相当礼貌地道别，我发誓再也不上屠格涅夫家。”屠格涅夫可能同样决定再也不想看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天上午十点他来到后者家，留下一张卡片，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特别告诉他，自己在中午前不见客。
写给迈科夫的信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段落，因为它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了《白痴》。陀思妥耶夫斯基宣称：“此外，这些人还吹嘘他们是无神论者这个事实！他［屠格涅夫］在我面前自称是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无论原因是什么，屠格涅夫的话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迈科夫大发感慨：“但我的上帝啊，自然神论给了我们上帝，没有崇敬之心就无法理解人的这种如此崇高的想法，人们情不自禁地相信这种人类的理想将会永存！而屠格涅夫、乌京（Utin）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之流又带给我们什么呢？与他们唾弃的最崇高和神性之美相反，他们如此令人作呕地自私自利，如此恬不知耻地点火就着，如此粗鲁无礼地举止傲慢，完全无法理解他们想要什么和谁会追随他们。”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心中开始萌发的冲动，他想要在冷嘲热讽的无信仰者面前呈现“最崇高和神性之美”的形象，那些人的名字较为公平地代表了两代不信神的西欧派知识分子的所有观点。
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次会面很快广为人知，至少在文学圈中如此，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信中关于屠格涅夫的那部分被迈科夫发给了一家名为“俄国档案”（Russky Arkhiv）的刊物的编辑，后者被要求“为后世”保留这一资料，但不允许在1890年之前发表。屠格涅夫通过自己非正式的文学仆从安年科夫获悉了这份文件的存在，马上通过安年科夫给同一位编辑发去免责声明，授权他的中间人否定那些被归于他名下的观点。谈及“他归于我名下的那些关于俄国和俄国人的惊人和荒谬的观点……被认为构成了我的信仰”时，屠格涅夫否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前表达过自己的“私密信念”。他写道：“我认为，由于疾病发作的影响和其他原因，他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理性能力；许多人认同我的这种看法。”屠格涅夫从容不迫地解释说：“他粗鲁地谩骂了德国人、我和我的最新小说，发泄完毕后就离开了；我几乎没有反驳他的时间或愿望；我要重申的是，我把他当作病人。很可能是他紊乱的想象制造了那些他归于我名下的想法，他以此为基础为后世写下了那些反对我的话。”编辑在回信中安慰了屠格涅夫，并表示文件上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此事就此告终。陀思妥耶夫斯基“紊乱的想象”是否发明了被归于屠格涅夫名下的那些话只能永远悬而未决。
Anna Dostoevsky，Reminiscences，trans. and ed. Beatrice Stillman（New York，1975），6，79.
Ibid.，80.
Ibid.，86.
Ibid.，91.
Ibid.，90.
Ibid.，92.
Ibid.，97.
Ibid.，100.
Ibid.，109.
Ibid.，110.
Ibid.，112.
Ibid.，114.
Dnevnik A. G. Dostoevskoi，1867 g.（Moscow，1923），173，33—35，59.这部作品被从德语（Rene FülöMiller和Fr. Eckstein博士编辑）转译为英语（Madge Pemberton译，纽约，1928年），题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妻子的日记”（The Diary of Dostoevsky’s Wife）。我把这个译本作为我所引用的原文的基础。
Ibid.，35.
PSS，28/Bk. 2：182.
Dnevnik A. G. Dostoevskoi，28.
Ibid.，48.
Ibid.，40.
PSS，28/Bk. 2：204；1867年8月16/28日。
Ibid.，184—185；1867年5月5日/17日。
Ibid.，186；1867年5月6日/18日。
Ibid.，196—198；1867年5月12/24日。
Ibid.，192；1867年5月9日/21日。
Dnevnik A. G. Dostoevskoi，116.
Reminiscences，127—128.
Dnevnik A. G. Dostoevskoi，185.
Ibid.，184.
Ibid.，311.
Ibid.，189，186.
Ibid.，188.
Reminiscences，132.
Dnevnik A. G. Dostoevskoi，322.
Ibid.，223—224.
Ibid.
Ibid.，269—270.
Ibid.，280.
Ibid.，322—323，326.
Ibid.，339，342.
Ibid.，345—346.
Ibid.，352.
PSSiP，9：143.
PSS28/Bk. 1：244；1856年11月9日。
Dnevnik A. G. Dostoevskoi，185.
Ibid.，223.
PSSiP，5：67.
Ibid.，628.
Ibid.，232—233.
PSS28/Bk. 2：450n.31.
“Pis’ma Maikova k Dostoevskomu，”in DSiM，2：338—339.
PSS28/Bk. 2：210；1867年8月16日 /28日。
Ibid.，211.
Ibid.，203—204.
Ibid.
Dnevnik A. G. Dostoevskoi，214.
PSS28/Bk. 2：211.
PSSiP，7：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