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寻找小说
寻找小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于8月13日—25日抵达日内瓦，途中在巴塞尔停留了一天。在有限的时间里，他们忙着外出观光，但只有巴塞尔博物馆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不虚此行，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有博物馆中展示的两幅画。安娜写道：
整座博物馆只有两幅真正无价的画，其中之一是《死去的救世主》，这幅非凡的作品吓了我一条，费奥多尔同样被它深深地打动，宣称小荷尔拜因是第一流的画家和创造者……［基督的］整个形象都十分消瘦，可以清楚地看到肋条和骨头，手脚上满是伤口，青紫肿大，仿佛即将腐烂的尸体。面部显出可怕的痛苦，眼睛仍然半睁着，但没有表情，感觉不到在看东西。鼻子、嘴和下巴都发青；整个形象非常像真正的尸体……不过，费奥多尔完全被其吸引，为了更靠近些看，他站上了一把椅子，我非常担心他会因此被罚款，就像在这里很可能发生的。
这次意外的巴塞尔博物馆之行将对《白痴》的创作产生重大影响，小荷尔拜因的诱惑在其中扮演了象征性角色。没有什么能比这种被拷打和腐烂的人体形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于作为神—人的基督的信仰构成更大的挑战，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在小说中写的，画中人物的脸上没有任何对基督的描绘中经常出现的“非凡之美”。相反，这幅画表达了超自然的基督服从自然的物质秩序，这种秩序被视作“结构最现代的巨大机器，无趣而无情，它抓住、毁灭和吞噬了一个无价的伟大生命，一个配得上全体自然及其法则，配得上整个大地的生命，大地也许完全是为那个生命的出现而被创造的”（8：339）。
就这样，小荷尔拜因创造的作品带着无畏的诚实不遗余力地探索了基督教信仰的基础，同时又很可能对其超自然教义保持忠诚。看到这样一幅画令陀思妥耶夫斯基兴奋不已，也许是由于他发现有一位艺术家同行在灵感上与自己如此接近。因为作为伊拉斯谟和托马斯·莫尔爵士的朋友，小荷尔拜因像他们一样受到源自古典学问世界的新思潮的困扰，一边是这些与基督教信仰的非理性教条截然相反的世俗思想，一边是宗教改革反传统热潮引发的此类信仰的复兴，他努力想要实现两者的和解。在小荷尔拜因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受到与自己非常类似的冲动，即不仅用一切否定基督教的东西来对抗它，而且通过重新的（即便对人类而言是悲剧性的）肯定来超越这种对抗。
——※·※——
抵达日内瓦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马上写信给他最忠实的朋友阿波罗·迈科夫，请求借一笔钱。他已经从卡特科夫那里收到了三笔预付金，后者的慷慨令人吃惊（“这个人心肠多好啊！”），现在他已经欠那位编辑4000卢布。他计划用自己的小说来还清这笔债；与此同时，在1月可以开始向卡特科夫供稿前，他必须活下去。他透露了安娜怀孕的消息，要求迈科夫暂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亲戚们保密，并请求借150卢布，为期两个月，这笔钱将直接由《俄国导报》偿还。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清楚迈科夫的手头不宽裕，他令人同情地写道：“但说真的，我快淹死了，彻底被淹没。再过两三个礼拜，我就将完全身无分文，溺水者伸手求援时不会考虑理智……除了你——我找不到人，如果你也不帮忙，我就会完蛋，彻底完蛋。”
他把自己对赌博的热情描绘成道德—心理面的性格缺陷，表示：“最糟糕的是，我的天性既卑鄙又非常狂热，处处事事走极端，我一生都在超过限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迈科夫接触，他敦促后者经常给自己写信；这些信“将代替俄罗斯并给予我力量”。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家乡的强烈怀旧和他对无法回国的绝望感反映了他极其担心长期住在欧洲会损害他的创造能力：“我需要俄罗斯，为了我的写作需要它……我多么需要它！就像离水的鱼，你失去了力量，变得束手无策……我曾想要马上开始工作，但发现完全不行，我的感觉完全不对……让我烦恼的不仅是德国人，还有我们俄国上层的生活以及他们对欧洲和文明的信仰！”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祖国的爱从没像在被迫侨居的那些年里一样达到如此狂热的地步。因此，由于距离制造的魅力，俄国在他眼中从未显得如此光彩夺目和充满了未来的希望。他在信中对迈科夫说：“说实话，当下的变化和改革几乎比彼得大帝的更重要……到处都将有真正的正义，那将是多么伟大的复兴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同一封信中痛斥了屠格涅夫和俄国“无神论者们”，他们以自己为模型确立的人之理想无法与基督带来的“人的崇高概念”相提并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人民即将实现的道德—社会复兴的信仰——流亡生活大大促进了这种信仰——融合了他的宗教信念和对那些向西方文明的外来之神顶礼膜拜之人的厌恶。仅仅几个月后，这种情感将促使他创造出体现了这种人类可能达到的最高道德之美的具体俄国人形象。
在给迈科夫写信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写一篇关于别林斯基的文章。安娜表示听写工作在9月初重新开始，文章很快被寄给迈科夫，要求他将其转交给年鉴的编辑。不过，虽然迈科夫遵循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指示，但年鉴始终未能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文章也下落不明。我们只能猜测文中写了些什么，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可能试图加入某些后来被写进《作家日记》（1873年）的回忆。他在《作家日记》中描绘了刚刚信奉左派黑格尔无神论时的别林斯基形象。面对基督在现代世界中是否仍然扮演任何角色的问题，别林斯基放弃了最初的立场，即基督“在当代科学面前将完全消失”，而是忙不迭地认同了其他人表达的观点：“就像你所说的，他会加入社会党人并追随他们。”（21：11）
在写那篇文章时，上述记忆很可能涌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心头，如果是这样，那么回归的基督（即基督重新进入现代世界，需要让自己适应新的道德—社会挑战）的形象在他开始创作新的小说之前很可能不断浮现在他眼前。梅什金公爵试图在现代世界中按照基督徒的最高价值生活，与认为他可笑落伍的年轻虚无主义者们（就像别林斯基眼中的基督本身）展开较量，我们可以并非不合理地设想，上述情节通过某种下意识的方式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努力讲述“我对别林斯基的了解”的真相联系在一起。
——※·※——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在日内瓦发作得更加频繁，他想过搬到别的地方，但由于钱刚够支付房租和购买食物（他们不断拖欠，情况糟糕时还被迫典当东西），搬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此外，安娜几个月后就将分娩，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生活在说法语的大城市里，那里拥有便利的医疗条件，还能让他用上自己的法语能力。
日内瓦生活着一大批作为政治流亡者的俄国侨民，他们经常光顾陀思妥耶夫斯基前去阅读俄文报纸的那些咖啡馆，但唯一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保持比较稳定关系的流亡者是尼古拉·奥加辽夫（Nikolay P. Ogarev），此人是赫尔岑的远房表亲和密友，本人还是激进派圈子里的重要人物。就在几年前，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的一个著名章节中描绘了两个只有十多岁的少年，他们爬上莫斯科郊外的麻雀山，“突然彼此拥抱……在整个莫斯科面前发誓为我们选择的斗争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场斗争涉及向暴政和专制宣战，赫尔岑和奥加辽夫遵守了年少时的誓言，成了俄国革命运动的领袖。
作为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的儿子，奥加辽夫是个温和仁慈的人，一直生活在赫尔岑更具活力和精力的个性阴影下。他的很大一部分财产被喜欢享乐的第一任妻子挥霍，但后者的不忠从未促使他与之彻底断绝关系。搬到伦敦后，他的第二任妻子成了他最好的朋友——刚刚丧妻的赫尔岑的情妇，并为其生了三个孩子。不过，婚姻中的洗牌并未干扰两人的亲密关系和密切合作——这很能说明奥加辽夫性格的温和。父亲去世后，他成了一处大庄园的主人，但他未被妻子挥霍掉的财富进一步缩水了，因为他以极其有利于农奴的条件释放了他们，令自己在经济上遭受重创。当奥加辽夫在日内瓦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他已经几乎像那个潦倒的小说家一样穷了，与他忠诚的伴侣（一个从良的英国妓女）和她的儿子一起靠富有的赫尔岑提供的一小笔补贴过活，后者的钱总是受到最小心的监督。
奥加辽夫热情地为了他在麻雀山上致力于效忠的事业工作。他和赫尔岑一起成了《钟声》的编辑，还主编了名为《公共大会》（Obschee Veche）的专刊，目的是在旧信仰者、下层教士、农民和士兵等不太可能关注用更加现代的语言和意识形态术语所做宣传的人群中激发不满。因此，奥加辽夫与令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恐惧的知识分子的革命骚动有公开关联，但此人很有教养，属于19世纪40年代的浪漫理想主义文人，尽管政见相左，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敬重他的优雅品位和情感。在政治上，奥加辽夫倡导通过“全体大会”（zemsky sobor，由全体人民的代表组成，包括农民）应对农奴解放带来的问题。后来，呼吁召开这种大会也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作家日记》的政治文章中的主要诉求。
两人可能在186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伦敦之行期间相识，当时他数次造访赫尔岑，被引荐给了后者的身边人。现在，和蔼的奥加辽夫来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做客。9月3日，他告诉赫尔岑：“我刚去了死屋。”一周后，正是因为奥加辽夫的缘故，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了由一个自称和平与自由联盟的进步和激进派团体在日内瓦召开的大会，会上指定巴枯宁、奥加辽夫和另一位不太知名的俄国侨民代表他们的祖国。
按照日程，巴枯宁将在大会的第二次会议上发言。人们一直认为，当那位著名的革命斗士——狮子般的性格让他在讲台上的表现振奋人心，哥萨克强盗的奇异装束更增添了效果——演讲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也在场。巴枯宁用法语做了激情澎湃的即兴演说，呼吁瓦解俄罗斯帝国，并表示希望它的军队在未来被打败。他还呼吁摧毁所有的“集权国家”，以便在旧的国家框架被毁后按照新的集群自由组建欧洲合众国。
在《回忆录》中，安娜错误地提到，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了大会的第二次会议。事实上，就像她的日记所证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参加的是第三次会议，因此不可能听到巴枯宁狂热地斥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珍视的一切。不过，当地和国际媒体全面报道了会议，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仔细地读了它们，因此非常了解巴枯宁在第二次会议上如此激动地倡导的东西。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并非所有代表都认同巴枯宁的设想，把彻底的毁灭视作新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降临的必要前奏；不过，这种设想主导了大会留在他的想象中的印象。他当时所写的几封信中提到了大会，全都嘲笑了其混乱和荒谬，以及巴枯宁所谓目标的自相矛盾。在写给最喜欢的外甥女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的一封信中，他做了最详细的描绘：
他们一开始就摆出这样的事实，即为了在尘世间实现和平，首先必须消灭基督教信仰；必须摧毁大国，把它们变成效果；必须消灭所有的资本，用命令让一切成为公共的等等。这一切毫无依据，二十年前就耳熟能详，现在仍然如此。最重要的是火和剑——在他们看来，当一切都被毁灭后，才会真的有和平。
三年后，上述反应将被写进《群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那里同样强调，当激进派试图彻底推导自己所珍视的想法的后果时，他们会遭遇自相矛盾。在那部小说中，革命团体的理论家将陷入绝望，因为他的“结论与我最初的想法完全矛盾。我从无限的自由出发，最终得到了无限的专制。”（10：311）
——※·※——
送走了关于别林斯基的那篇命运多舛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投入他更重要的工作。9月中旬，安娜记录道：“今天费佳开始构思他的新小说。”和往常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面临的是财务问题，他给所有可能愿意伸出援手的人写了信。迈科夫寄来了125卢布，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向老朋友扬诺夫斯基大夫求助，请求借75卢布。一天后，正为身无分文而忧心忡忡的安娜收到了回信，令人高兴的是，信中附上了100卢布。她写“我不得不去裁缝那里抵押我的蕾丝小披风。上帝啊！我多么希望自己不必去”，并表示她宁愿再挨饿三天，也不愿在盛气凌人的裁缝面前低声下气。
事情并不总是这么顺利，安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止一次地被迫在冷漠的瑞士人的注视下像贫民一样抵押自己的衣物。帕沙和艾米莉亚·费奥多罗芙娜的来信都抱怨他们缺钱，和往常一样，他们的迫切要求让安娜愤怒。他们刚刚从柳布利诺的夏日别墅回到彼得堡，搬进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旧公寓，公寓租金由他本人负责。令安娜勃然大怒的是，她在嫂子的抱怨清单中看到有一项是没钱赎回当掉的最好的外套。“这真是杀人，我的外套也被当掉六个多月了，我的必须比她的先赎回。”卡特科夫再次展现了一贯的慷慨，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终于获得了稳定但少得可怜的收入，让他们能够维持到小说开工。陀思妥耶夫斯基带着惯有的过度乐观估计，一旦动笔，他可以在五个月内完成。
尽管面对交稿日期临近的压力，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两次抽时间短暂前往萨克森莱班（Saxon-les-Bains），在轮盘赌桌上一试运气。赢一大笔钱的诱惑再次死灰复燃，安娜对此只能表现出难以置信和斯多葛式的无可奈何。9月17日，她记录道：“真是个怪人。命运对他的惩罚似乎已经足够严厉，那么多次让他看到不可能靠轮盘赌致富……但他还是坚信不疑……认为自己一定会发财，一定会赢，帮助自己摆脱困境。”结果还是和往常一样，经过第二次惨败，他在一封充斥着熟悉的疯狂道歉和自责的信中表示，自己计划向奥加辽夫借300法郎（他并不清楚那位老激进派自己的处境）。“毕竟他是个诗人和作家，有一颗善良的心，他还来我家找我，说明他尊敬我。”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奥加辽夫提出这个请求时，提到的数字“几乎吓坏了他”（安娜语）
，但他觉得自己也许能筹到60法郎。两天后，一贯慷慨的奥加辽夫拜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带来了不到60法郎，他们承诺在两周内偿还（不清楚他们是否守约）。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未来无疑都取决于他的下一部小说能否成功，这让他在创作过程中面对着更大的压力。《白痴》的笔记本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坚持不懈地努力从他堆积起的大量事件形成的迷宫中找到他的艺术道路。就像他对迈科夫所说的，他指望可以灵光一现，让自己在形形色色的场景中发现那个最有利于他展开的。整个秋天和冬天，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在寻找这个时刻，试图激发它的出现——但进展寥寥，以至于他担心频繁的癫痫发作可能损害了自己的创作能力。他在抑郁中给扬诺夫斯基大夫写了信，抱怨说“癫痫会最终毁了我。我的命星黯淡——我意识到了。我的记忆已经完全衰退（完全！）。我再也认不出人。我不记得前一天读过什么。我担心自己发疯或者变成白痴”。
不过，他依然顽强地工作着，尽管笔记本上没有闪现出必要的洞见火花让他变得日益沮丧。10月底的一天，安娜醒来时发现他躺在地上祈祷，他可能乞求上帝在许多方面祝福自己，为他的下一部小说提供灵感很可能是其中之一。不过，他首先下定决心不会放弃自己在艺术上的诚实，无论将付出什么代价。在向迈科夫解释为何他放弃了已经写了相当篇幅的初稿时，他声称：“我说，让它见鬼去吧。我向你保证，那样写也可能令人满意，但让我难以置信地厌倦的正是它令人满意，却并不绝对的好。”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愿创造令人满意的平庸之作，而是选择在几乎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让自己开始写一部在小说史上最不寻常和主题前所未有的作品。
——※·※——
陀思妥耶夫斯基每天读报，特别是俄文报纸，甚至可能比过去更加专注。他敦促外甥女索菲娅·伊万诺夫娜说：“请读报，因为一切公共和私人事务的可见联系会就此变得更加有力和……更加明显。”因此，我们并不意外地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至少是最初的那些阶段）使用了大量来自报纸的材料。他早期的笔记受到他读到的有关乌梅茨基（Umetsky）家的法庭案件的报道影响，那家人14岁的女儿奥尔加四次试图烧毁自家的房子，随后接受了审判。调查揭示了这家人无法描述的专制和残忍，以及父母令人作呕的漠视。他们的冷酷让那个可怜的孩子数次试图自杀，在走投无路下成了纵火犯。“我无比渴望回到俄国，”10月中旬，他告诉迈科夫，“我不会让乌梅茨基一案默不作声，我会发表自己的看法。”
最终，奥尔加·乌梅茨卡娅给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形象带去了灵感，后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女主人公中悲剧色彩最浓和最迷人的。
奥尔加·乌梅茨卡娅的悲惨命运并非唯一在《白痴》中留下痕迹的案件。早期笔记中没有提及的罗戈任这个人物与对莫斯科商人马祖林（V.E. Mazurin）的审判有关，后者谋杀了一名珠宝商。藏在房中的尸体上裹了美国油布；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尸体如出一辙，旁边的两个罐子里装着某种名为日丹诺夫水的液体，在俄国被用作消毒剂和除臭剂。《白痴》中还经常提到另外两起报纸上的杀人案。第一起是一个名叫高尔斯基（Gorsky）的来自贵族家庭的18岁学生杀死了六个人。高尔斯基被热马林（Zhemarin）家雇为家庭教师，他做了周密准备后才动手，杀死了看门人和厨子，还有那家的四口人，包括他的学生。在《白痴》中，列别捷夫谈到他年轻的侄子是个虚无主义者，也可能犯下类似的罪行。就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起灭门惨案纳入了自己的信念，即虚无主义理念会削弱年轻一代的力量和道德良心。
第二起被写进《白痴》的谋杀涉及一个因为银表而被熟人杀害的仆人。就在割开表主人的喉咙前，杀人犯（刚刚还在与被害者平静地交谈）做了祈祷：“上帝啊，祝福我吧，为了基督而宽恕。”杀人犯在现实生活中的动机是当掉那块表，回到他在村里的挨饿家人身边。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这个事件表现了俄国人民深刻和本能的宗教性，即便在他们最放肆的行为中。梅什金表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是自指式的暗示），如果这类细节是小说家发明的，批评家会指责它们“荒诞不经；但如果作为事实在报纸上被读到，你会觉得自己在通过它们研究俄国生活的现实”（8：412—413）。
除了仔细读报，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依靠来自迈科夫这样的朋友和直系亲属的来信，而他的回信一方面显示他对欧洲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反感，另一方面，与敌意相应，他日渐加深了对俄国的理想化。当迈科夫表示，自己正在将12世纪的著名史诗《伊戈尔远征记》译成现代俄语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因这个消息而兴奋不已。就像迈科夫所说的，这项工作是他的“小小纪念碑，将被奉献给‘祖国的祭坛’”，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白痴》的突然决定很可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同样的冲动驱使，即赞美他所理解的俄国文化的最高价值。否则，该领域将被留给那些陀思妥耶夫斯基怒气冲冲地声斥的人（“只要想想我们最好的自由派，想想别林斯基；难道他不是故意和祖国为敌吗，难道他不是在倒行逆施吗？”）
这种观点将很快被写进《白痴》，借非常聪明的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拉多姆斯基之口说出，并得到梅什金公爵的赞同。
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俄国生活——无论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多么截然相反——在道德核心上要优于广受推崇的欧洲文明，他不放过任何机会来证明自己的这种信仰。对他和迈科夫来说，这种优越性的一个引人瞩目的例证是克里希耶夫（V. I. Kelsiev）的人生沉浮，此人是奥加辽夫的前副手，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友人的来信中了解了他的情况。迈科夫讲述了经过多年难以置信的艰难和自我牺牲后——试图争取旧信仰的不同派别支持革命——克里希耶夫有一天如何出现在俄国边境，宣称自己是政治犯，并向官方自首。他被带到彼得堡，接受了特别委员会的问询，然后他的案子被呈交给沙皇。读了克里希耶夫的自白和其他材料后，沙皇下令无条件赦免了他。迈科夫继续表示：“你知道，这一切把我感动得落泪。这多么具有俄国特色！这比日内瓦的那群人道主义疯子要高出和好上多少。”迈科夫认为克里希耶夫的自白占据了上风，后者在自白中解释说，“只有在斯拉夫问题和俄国在斯拉夫世界的角色中”，他才能为“他本人为了自由和活动所做的全部理想和无根的努力”找到答案。
这个消息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欣喜若狂，他回复说：“这是正道，这是真理，这是做事的正道……我们所有的那些带有神学院—社会主义色彩的蹩脚小自由主义者们……会像野兽一样扑向他……现在他们会说，克里希耶夫出卖了所有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对年轻虚无主义者们的描绘与其说显得可怕，不如说显得可笑，而受到侮辱的梅什金公爵则非常宽容地对待他们，就像沙皇对待倒霉和懊悔的克里希耶夫（他骄傲地拒绝揭发任何人，为自己与赫尔岑和奥加辽夫的合作做了辩护）。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克里希耶夫人生的反应可能影响了他对年轻虚无主义者们的处理，那么克里希耶夫的形象无疑是《群魔》中那个十分诚实并真心悔过，从革命者变成民族主义者的沙托夫的原型之一。
刚刚寄出《白痴》的前几章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给迈科夫的一封重要书信中毫不掩饰地宣称自己狂热地信仰俄国精神的道德崇高性，以及未来为其安排的弥赛亚式命运。他提到了他们共同的朋友斯特拉霍夫对德国文化成就的赞美，他对此表示反对，因为“那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所决定的道路！而我们眼下正在组建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永远遏制了亚洲，经受了无尽的苦难，但得以忍受一切，没有失去俄国人的思想，这种思想将给世界带来新气象……我们的人民无比崇高，他们更加高贵、诚实、纯真和能干，充满了非常崇高的另一种基督教思想，那是信奉病态的天主教和愚蠢矛盾的路德教的欧洲甚至都无法理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刚决定在梅什金公爵身上表现这种“［俄国人的］崇高基督教思想”，信中的一些想法将出现在公爵在订婚宴会上的长篇大论中，特别是“俄国人的思想”同罗马天主教的对比。
陀思妥耶夫斯基强调了自己的信念，即“俄国人的思想正在为宏大地革新整个世界做准备（你是对的，这与俄国东正教密切相关），这将在大约一个世纪中发生——那是我热情的信念”。但想要实现这种革新，就必须明确和毫无疑问地确立伟大的俄罗斯人对其他斯拉夫民族的权利。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弥赛亚主义在某个语境中强调了可能会被莱茵霍尔特·尼布尔称为“伦理—普世”元素的东西——即认为俄罗斯注定将在尘世间建立善和正义的基督教统治——而在另一个语境中则成了“利己主义——帝国主义”元素，强调扩张俄罗斯政治力量的重要性。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两个方面是一体的：他把后者视作前者的先决条件，与后来的许多批评家不同，他拒绝承认两者间有任何无法解决的冲突。不过，对个体生命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民族主义傲慢有所缓和，他强烈地感受到人类容易犯错的特性，感受到任何尘世生命都不可能完全实现基督的理想，他将在梅什金公爵身上对此进行戏剧性的演绎。只有神—人一体的基督才能够做到这点，道成肉身向人类展现了他们必须永远追求的目标。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只有在不朽的来世生活中才可能完美实现基督的博爱理想，他当时的书信中数次强烈肯定了自己对这种来世生活的信仰。当他的妹夫伊万诺夫医生去世时，他安慰自己的妹妹和外甥女索菲娅·伊万诺夫娜说：“哀悼和流泪吧，但不要放弃，以基督的名义，请不要绝望……看，你们信仰来世生活……你们都没有受到腐朽和愚蠢的无神论影响。请记住，他现在知道你们的情况；永远不要失去重逢的希望，相信来世生活是必然的，而非只是慰藉。”
上述不朽主题萦绕在《白痴》的背景中，与无神论主题相伴——就像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两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感中密切相关。垂死的年轻无神论者凝望着荷尔拜因的《死去的基督》（这幅画暗示着盲目的自然对基督的胜利），让这幕绝望景象变成无可挽回的折磨的正是因为缺乏宗教信仰，从而没有了对不朽的希望。相反，在癫痫发作前灵光一现的时刻，梅什金公爵体验了“一切事物的普遍融合”——那是不朽的预备状态，尽管并未明言。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刚刚开始创作自己的小说，无法肯定他的头脑中是否已经非常明确地准备将梅什金公爵的癫痫或者与伊波利特有关的场景用作主题。
——※·※——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白痴》所做的笔记极其复杂和详细，他究竟有过多少不同构思属于学术争议，我们无须加入其中。我们也不必盘点他所设想的情节状况中的各种迂回曲折。从爱德华·瓦肖莱克（Edward Wasiolek）的话中可以大致了解它们的性质，他为厘清这些笔记，乃至为让英语读者可以看懂陀思妥耶夫斯基各部小说的所有笔记做了大量工作：
不同构思中的人物关系也不相同：姐妹变成非姐妹，侄子变成儿子，父亲变成叔叔。“白痴”有时是叔叔的儿子，有时是他的侄子，有时是养子，有时是私生子，有时是婚生子；记下的情节在下一个构思中，甚至几行之后就被放弃；有人上吊自杀，然后或许就不上吊了；同一些人死于上吊、服毒、心碎或溺亡。并不总是清楚谁是谁，他们来自哪里，去往何方。人物出现和消失，集中在边缘，一度进入作者的意识，然后消失不见；有的出现时没有名字和个性，逐渐变得丰满，然后渐渐消逝。有的就快坚持到出版，即将变得不朽，却没能在最终的构思中占据一席之地。
12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告诉迈科夫：“整个夏天和秋天，我都在考虑不同的构思（有的非常错综复杂）……最后，我选定了一个构思……并写了很多。但12月4日（新历），我把稿子整个扔了。”就像我们知道的，写出一部“平庸”之作的前景让他反感。“然后（由于我的全部未来取决于此），我开始痛苦地构思一部新小说。世上没有什么能让我按照原来的思路写下去。我完全做不到。从12月4日到12月18日，我在头脑里思来想去。可以说我每天（至少）能想出六个构思。12月18日，我最终坐下开始写新小说。”1月5日，他寄出了终稿的前五章，11日又寄出了随后的两章。
刚刚结束这波紧张的创作活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迈科夫承认：“我自己也完全不清楚交给他们的东西是什么样的。”但他解释说，它终于实现了自己长久以来的渴望：“有一个想法长久以来都让我苦恼，但我不敢把它变成小说，因为这是个很难处理的想法，我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对付它，尽管这个想法十分迷人，我非常喜欢。这个想法是——描绘一个美好得完美无缺的人……只是因为走投无路的处境，我才被迫着手处理这个尚未完全成熟的想法。和轮盘赌一样，我冒了险：‘也许它会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发展起来！’这不可原谅。”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迈科夫隐瞒了他的“主人公”在他的头脑中仍然只是模糊轮廓的事实。不过，10月中旬的某个时候，就在刚刚开始创作《白痴》时，他对外甥女索菲娅·伊万诺娃也谈起了这部小说，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多么深刻地思考了梅什金公爵与此前的文学类型的关系。他重复了对迈科夫说的话，解释说：“小说的主要思想是描绘一个绝对美好的人。世界上没有比这更难的事了，今天尤其如此。所有试图描绘绝对美好事物的作家……总是会放弃……美好是一种理想……世上只有唯一的绝对美好的形象——基督——因此这个无与伦比的无限美好形象的出现本身已经是无与伦比的奇迹。（整个《约翰福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仅仅从道成肉身，从美的显现本身中就找到了全部奇迹。）”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从人而非神—人角度再现的正是这种“美的显现本身”，这封信表明，他完全清楚在创作过程中自己必然会面对的某些问题。
他继续表示：“我想说的只是，在基督教文学的美好形象中，堂·吉诃德最为完美。但他的美好仅仅因为他同时也是可笑的。狄更斯的匹克威克（这个形象远远比不上堂·吉诃德，但仍然非同寻常）同样是可笑的，这是它成功的唯一理由。读者会对遭到嘲笑和不知自身可贵的美好之人产生同情。这种引发同情的能力正是幽默的奥秘。冉阿让是另一次有力的尝试，但他引起同情是因为他可怕的不幸和社会对他的不公。不过，我的小说中没有这些，完全没有，这就是为何我担心它会彻底失败。”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代人的回应证实了他最大的担心。不过，虽然《白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四部最佳小说中最不均衡的一部，但在这部作品中，他个人的生活观（体现在其全部的悲剧式复杂性之中）得到了最私密和最深刻的表达，并带有近乎崇高的抒情感染力。
Dnevnik A. G. Dostoevskoi，1867 g.（Moscow，1923），361—366.
PSS，28/Bk. 2：207；1867年8月16日/28日。
Ibid.，208，214.
Ibid.，207.
Ibid.，203，204，206.
Ibid.，206.
Alexander Herzen，My Past and Thoughts，trans. Constance Garnett，rev. Humphrey Higgens，4 vols.（New York，1968），169.
转引自A. G. Dostoevskaya，“Dnevniki i vospominaniya，”LN86（Moscow，1973），284n.26。
PSS，28/Bk. 2：217；1867年9月23日/15日。
Ibid.，224—225；1867年9月29日 /10月11日。
“Dnevniki，”197.
Ibid.，247.
Ibid.，227.
Ibid.，184.
PSS，28/Bk. 2：235；1867年11月6日/18日。
“Dnevniki，”276.
PSS，28/Bk. 2：358；1867年11月1日/13日。
Ibid.，239n.10.（引文应当来自书信正文，1867年12月31日/1868年1月12日。——译注）
Ibid.，222n.13.（译按：1867年9月29日/10月11日书信正文。——译注）
Ibid.，228；1867年10月9日。
DSiM，2：343；1867年11月3日。
PSS，28/Bk. 2：259n.23.（1868年2月18日/3月1日书信正文。——译注）
DSiM，2：341；1867年9月20日。
PSS，28/Bk. 2：227n.8.（1867年10月9日/21日书信正文。——译注）
Ibid.，243n.14.（译按：1867年12月31日/1868年1月12日书信正文。——译注）
关于这种区分，见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2 vols.（New York，1964），2：15—34。这一深刻的讨论强调了弥赛亚式梦想多么深入地植根于所有相信上帝的意图将在历史中和通过历史实现的文化之中。尼布尔还指出，这两种类型多么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
PSS，28/Bk. 2：254；1868年2月1日/13日。
Fyodor Dostoevsky，The Notebooks forThe Idiot，trans. Katherine Strelsky，ed. with intro. by Edward Wasiolek（Chicago，1967），7—8.。我的引文摘自该译本。
PSS，28/Bk. 2：240；1867年12月31日/1868年1月12日。
Ibid.，240—241.
这段话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8年1月1日—13日写给伊万诺娃的信中说的。——译注
Ibid.，251.
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