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伤心欲绝的父亲
伤心欲绝的父亲
《白痴》前七章在《俄国导报》上的发表成功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个月来的痛苦酝酿画上了句号。但他对小说如何写下去的不确定远未结束。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为每一期连载创作提纲和最终文本，直到写作的最后阶段前一直处于不确定中。小说创作过程中，他还五次搬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被迫两次在日内瓦更换寓所，然后从日内瓦搬到湖对岸的沃韦（Vevey），因为据说那里的气候更加温和。三个月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前往意大利，先在米兰住了两个月，然后在佛罗伦萨一直生活到年底，小说的最后章节将在那里完成。
打断工作的还有他们第一个孩子的降生，但喜事因为女儿的夭折而变成悲剧——夫妇俩深受打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动人地表达了他们的痛苦。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一直担心继子帕沙的任性行为，以及已故哥哥家人的穷困生活。这一切和其他许多事不断让他分心，旁观者不难像迈科夫一样对此表达赞美和惊讶：“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的状况、贫穷、流亡和没有亲朋好友在身边，你是怎么忍受这一切的啊，竟然同时还写了一部小说！”这些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辛苦创作《白痴》时的处境；他有充分的理由声称，没有其他哪个同时代的重要俄国小说家在如此令人沮丧的困难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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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剩下的时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头等大事是写完向卡特科夫承诺的稿子，他夜以继日地坐在书桌旁，努力通过纸页上的鲜活形象表现自己的艺术直觉。他向索菲娅·伊万诺娃描绘了自己的工作日常：“我很晚起床，点燃壁炉（这里冷极了），两人一起喝咖啡；然后我开始工作。下午四点，我出门去餐馆吃饭，花上两个法郎，有酒喝。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更愿意在家吃饭［因为她已经快要生产］。吃完饭后，我回咖啡馆，一边喝咖啡，一边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读《莫斯科新闻报》和《呼声报》。读完报后，我会散步半个小时或者做些运动，然后回去工作。晚些时候，我再次点燃壁炉，我们一起喝茶，然后我重新开工。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表示，她幸福极了。”
不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完全相信安娜的保证，尽管他非常关心妻子的健康和精神状态。六周后，他告诉迈科夫：“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正心怀敬畏地在等待，她全身心地爱着我们未来的客人，勇敢而坚强地忍受着，尽管她最近有点神经紧张。她偶尔会产生悲观的想法，诸如担心自己可能死去。这样事情变得相当压抑和烦人。”他继续写道：“我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知道我多么高兴地一遍又一遍读着你的每一封来信！”只有迈科夫能和他交流文学想法和印象，而迈科夫信中热烈的民族主义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的爱国情感做了类似声明。他告诉迈科夫：“对于俄国，我已经完全成为毫不妥协的保皇党。”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支持过沙皇统治，但就像他所说的，主要是因为“如果有人能在俄国干成什么，那一定只有他［亚历山大二世］”。但现在，他看到某种植根于更深处的东西在发挥作用：“在我们国家，人民把自己的爱给了每一位沙皇，并将继续下去，他们最终信赖的只有他。对人民来说，这是圣事，是神品，是坚振。西欧派对此一无所知，他们自诩把理论建立在事实基础上，却忽略了我们历史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
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沙皇统治的所有反对者的怒火已经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当与老朋友巧遇时，他甚至不会表现出一点点真正的和颜悦色。他对迈科夫抱怨说：“遇到我们那些自以为是的同胞让我恶心。啊，可怜虫；啊，一文不值的家伙；啊，充满虚荣的垃圾；啊，狗屎。恶心！我在街上巧遇赫尔岑，我们用笑里藏刀的语气谈了十分钟，然后分道扬镳。不，我再也受不了他们……他们多么无知啊！你应该看看他们变得多么膨胀，膨胀得多厉害！”
在写这封信时（3月中旬），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寄出了第一部分剩下的九章。第二批章节刊登在2月份的杂志上，并附上了编辑说明，表示下一期连载要等到4月份。鉴于妻子即将分娩，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允许从不断发表的责任中暂时缓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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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内瓦居留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他们的女儿索菲娅在1868年3月5日降生了。安娜的日内瓦日记中大量提到这个受欢迎的孩子，夫妇俩经常温情脉脉地彼此谈论即将诞生的小索尼娅或小米沙。陀思妥耶夫斯基坚持让安娜去找奥加辽夫推荐的最好的妇科医生问诊，医生给了他们一个可靠的助产士的名字，将安娜托付给她。来到日内瓦后，夫妇俩一直住在同一个房间里，现在他们开始寻找有两个房间的寓所。鉴于他们手头拮据，这并不容易。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了合适的房子，除了雇佣一个护士照顾安娜直到康复，陀思妥耶夫斯基还邀请安娜的母亲前来同住（她在几个月后赶到），在分娩后最初的那段时间里帮助她的女儿。
经过几次虚惊，重大的时刻终于到来。不幸的是，那天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遭遇了一次严重的癫痫发作，完全动弹不得。随后的几个小时里，安娜默不作声地忍受着待产的痛苦，乞求上帝给自己力量和帮助，直到早上七点才叫醒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夜的睡眠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恢复了精力，他忙着去叫来了助产士，后者表现出的冷漠麻木让狂乱的父亲和焦虑的母亲都大为恼火。安娜的分娩过程极其漫长，按照助产士的说法，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激动和形于色的恐惧让妻子非常害怕。安娜回忆说：“我不时看到他抽泣，我自己也开始害怕我可能快要死了。”他最后被禁止进入妻子的房间，在宫缩过程中，安娜会让护士或助产士偷偷向外张望，报告她丈夫的情况。最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安娜的呻吟中听到了孩子的啼哭，尽管门锁着，他还是破门而入，跪在床前，兴奋不已地亲吻着妻子的手。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给家人和朋友的信中宣布了索菲娅的降生，他满足于说些宽慰之词和套话，但写给迈科夫的一封信是个例外，从信中可以看到更加忧心的画面：“2月22日（俄历），我的妻子（经过30个小时的可怕痛苦）生了个女儿，至今仍然身体欠安；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神经会多紧张……我的女儿索尼娅是个健康、结实、可爱和神奇的孩子，我每天几乎有一半时间在吻她，片刻都离不开。”对索尼娅所用的一连串形容词证实了安娜的话，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温柔的父亲”，他帮着给孩子洗澡，“一连几个小时坐在她的摇篮旁，时而为她唱歌，时而和她说话，确信她三个月大时就能认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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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下担心的是安娜可能会旧病复发，但他付不起看医生和买药的钱。尽管多亏了卡特科夫定期寄来的钱，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并非穷困潦倒，但他们每个月一点余钱都没有，经常因为意外开支而被迫典当东西。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因为安娜母亲的一则没有根据的消息而不安：帕沙·伊萨耶夫去了莫斯科，缠着卡特科夫把他继父的一部分补贴给他。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法确定消息的真实性，但他还是低声下气地给卡特科夫写了致歉信，错误地相信了岳母关于确有其事的保证。安娜的母亲决心不择手段地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停止对继子的资助，她的计谋让他在这个艰难的关头更加焦虑。他正在狂热地构思《白痴》下面几个部分的情节，不断的压力增加了他癫痫发作的频率。
尽管遭遇了上述磨难，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迈科夫的下一封信却显得不那么烦恼（无疑是因为在此期间，下一笔预付款已经寄达）。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带着一丝惊讶地提到索尼娅多么像她的父亲，达到了“有趣”和近乎“可笑”的程度。“孩子才一个月大，但她已经拥有了和我完全一样的表情，一样的面容，甚至包括额头上的皱纹——当她躺着时，完全就像在写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请求迈科夫负责把一部分新的预付款分配给艾米莉亚·费奥多罗芙娜和帕沙，迈科夫回复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你对这里的事热心得太过头了。所以我真不想去分配你的钱。我相信你戴着过于仁慈的眼镜看东西，让事情显得更加糟糕。”
迈科夫建议陀思妥耶夫斯基立一份遗嘱，以便在他去世后，作品稿费的继承权将不会出现疑问。显然他听到有传言说，米哈伊尔的家人和帕沙得知安娜生了女儿都很高兴，如果那是个儿子，他们将无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任何财产提出合法主张。
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了他的建议，当月就写了一份“声明”，明确将他所有作品的权利留给妻子。不过，对于他其他的依附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迈科夫解释了为何在他生前，他对他们的责任将仍然是神圣的。“帕沙是可怜的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临终前托付给我照顾的……如果我现在给他的心中留下善良和仁慈的印象，等他成熟起来时会对他大有好处。”对于艾米莉亚和她的孩子们，“这关系到我已故的哥哥米沙。显然我不必告诉你，从我有意识开始，那个人对我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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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导报》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一个月喘息不啻为及时雨，但他仍然只有20天时间来完成下一批要交的稿子，他对迈科夫承认：“我连一行都还没写！……但我能怎么办呢……我一连好几个晚上彻夜不眠，不仅因为精神紧张，也因为我事实上别无选择。这对癫痫病人是可怕的。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记本显示，在3月和4月期间（除了短暂地外出赌博），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为前16章中已经开头的情节勾勒了各种可能性。以这些笔记为证据，我们可以再清楚不过地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故事的未来走向完全不确定。爱德华·瓦肖莱克再次很好地描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困惑：
他甚至无法确定第一部分末尾和第二部分开头的情节之间相隔了多久。他在笔记中给出了三周、五周、五天、一个半月、三个月和六个月等不同说法……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确定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会嫁给罗戈任还是公爵；……不确定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会自杀、被杀还是自然死亡；不确定阿格拉娅是否会嫁给加尼亚；不清楚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和阿格拉娅会相互嫉恨，还是彼此和解；不知道罗戈任会成为杀人犯，还是被公爵的教诲所救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头脑中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但艺术和出版的暴政要求他做出抉择。
在我看来，最能说问题的一段笔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3月12日写下的：“小说中有三种爱：（1）激情和自发的爱——罗戈任。（2）出于虚荣的爱——加尼亚。（3）基督之爱——公爵。”（9：220）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前曾将这三种类型的爱定义为统一人物身上的变体，但现在他把它们安排在不同个体身上。爱情是小说的中心主题，特别是公爵的“基督之爱”中所隐含的悲剧性矛盾，当瑞士孩子们困惑于梅什金公爵对苦难的玛丽的“爱”究竟是什么性质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暗示了这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多次在笔记本的边缘写下“基督公爵”（9：246）；这个词暗示了梅什金将被迫面对人与神之间的矛盾——一边是作为公爵生活在世界上，希望娶阿格拉娅，一边是对纳斯塔西娅的自我牺牲式基督之爱所引发的天使般的想象。
另一段显示陀思妥耶夫斯基进一步反思的重要笔记源于两个月前他写给外甥女的书信——“如果让主人公的形象被读者同情？……如果作为博爱者的堂·吉诃德和匹克威克令读者同情，那是因为他们滑稽。作为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公爵并不滑稽，但拥有另一种令人同情的特质：他的纯真。”（9：239—240）堂·吉诃德和匹克威克同样纯真，但因为他人对他们的嘲笑态度而变得可笑。公爵则通过他的单纯所展现出的明显真诚——他满腔热忱，没有任何正常的社会虚荣，对人类的苦难怀有强烈同情（就像在他对死刑的讨论中那样）——克服了他人最初的怀疑，并含蓄地承认他的纯真（揭示他人竭力隐藏的东西）可能代表了某种更高的智慧，就像俄国的“圣愚”那样。因此，梅什金的奇特性格很早就带上了暗示的宗教光环。
4月1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记录了他始终没能完全解决的一个重大难题：“逐渐展现在活动场中（действии）的公爵……但小说的情节对此至关重要。”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情节”并非他能在艺术上表现的那个。“他［梅什金］对罗戈任占得上风。他让阿格拉娅谦虚，使得将军的妻子倾心……对他爱慕。”（9：252）除了最后提到的叶潘钦娜夫人对公爵的喜爱，梅什金影响的上述喜人结果都没有出现在小说中，此类情节在小说中间部分的缺失是一个重大的结构缺陷。除了努力对付主题和时间顺序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要考虑他作为叙事者应该使用的技巧。我们在这里可以参考罗宾·福伊尔·米勒（Robin Feuer Miller）的分析，她指出下面这段话是关键陈述：“请注意。为何不在整部小说中都把公爵描绘成神秘的人物，一次次用细节加以界定（更加难以置信和诧异地，引发好奇），突然在最后亮明他的性格……”（9：220）
以这段话为基础，米勒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的叙事立场描绘成“谜与解释”的组合，并援引了其他笔记，显示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平衡两者”。公爵周围将围绕着神秘的光环，饶舌叙事者的解释只会让光环更盛，而非将其驱散。陀思妥耶夫斯基敦促自己说：“写得更简练些：只要事实，不要论证和感情描写。”然后他又表示：“以人们说的口吻来写……”（9：235）换句话说，叙事者将描绘自己所了解的事实，但不会无所不知，许多“事实”只是围绕着公爵的行动和行为累积起来的闲话和流言——也就是传说。就像米勒敏锐地指出的：“这类叙事方法的效果是把事实放到传言和谜一边，而非描写和解释一边。”
勾勒了最后几章构思（公爵准备与纳斯塔西娅的婚礼）的一条笔记显示了更多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叙事立场的信息：“（根据大家的传言——公爵疯了），除了很少几个人，大家都抛弃了他。”（9：258）公爵因为自己引发的丑闻而被抛弃，这预示了叙事者在小说结尾的态度，他将继续散布对公爵决定的各种歪曲和恶意的解释。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预先设想了公爵被叙事者抛弃，后者仍然停留在“人们说”的层面上，对他而言，公爵成了一个不解之谜。不过，叙事者的这种局限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意图的一部分，旨在将梅什金的行为描绘成超越了一切种类的世俗道德—社会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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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下旬的某个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断了对小说整体的构思，而是写完了第二部分开头的两章，它们将出现在5月份的《俄国导报》上，他还将继续不间断地写完随后的三章。与此同时，在萨克森莱班的几天赌博让他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这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运气比往常还糟，在前半个小时里就输光了所有的钱。他写给安娜的信（同一天写了两封）中充满了惯常的半歇斯底里式道歉，这次还加上了额外的自责。提到妻子照顾索菲娅的“辛劳”时，他表示：“我配不上她。我是个什么父亲啊？”他曾向给卡特科夫写信，为自己经过一个月的休息却只勉强发去那么点稿子表示道歉，但出于明显的文学自尊原因，他推迟了这个有失身份的举动。不过，现在他为安娜给卡特科夫写了一封信，请求再获得一笔预付金，好让他把家搬到沃韦，从而能更高效地工作。“我可以完全不受打扰地一直住到写完小说……与此同时……我们还不用担心孩子因为当地突然降临的寒潮（bise，从山上吹来的北风）而着凉。”
然后，可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希望避免的危险还是发生了。安娜的母亲在5月初赶到，索菲娅在5月4日接受洗礼，斯尼特金娜夫人和阿波罗·迈科夫成了她的教父母。就在最坏的情况似乎过去时，不幸降临了。曾有医生建议安娜带着索菲娅去公园散步，好让她呼吸到有益的新鲜空气。5月初，当天气变得温和明媚后，医生的建议被热情地遵循。但又一天意外地刮起了可恨的寒潮，索菲娅感冒了；感冒在一周内发展成肺炎，虽然直到孩子死去前三个小时，医生还向焦急的父母保证她能够康复。5月12日，孩子去世了。妻子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像女人一样呜咽抽泣，他站在逐渐变冷的宝贝的尸体前，将滚烫的吻印满她苍白的小脸和小手。我再也没有见过如此的悲伤流露”。
一周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迈科夫的一封令人心碎的信显示了他多么悲痛：“阿波罗·尼古拉耶维奇啊，无论我对我第一个孩子的爱有多可笑，无论我在给那些祝福我的人的写的信中显得多么可笑，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三个月大的小生命如此可怜，如此渺小——但对我来说已经是个人，已经有了性格。她开始认出我，开始爱我，开始在我走近时微笑，当我用可笑的嗓音为她唱歌时，她很爱听。在我亲吻她时，她既不哭闹也不皱眉；当我走近时，她会停止啼哭。但索菲娅在哪里？那个小家伙在哪里？如果她能活着，我敢说我会乐意被钉上十字架。”
更具感染力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请求迈科夫暂时不要对自己的家人提起索菲娅的死，显示他陷入了孤独和凄凉的深渊。“我觉得他们不仅都不会对我的孩子感到遗憾，也许甚至会有相反的感觉，这种想法让我充满痛苦。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在他们眼里犯了什么过错？让他们恨我，让他们嘲笑我和我的爱——这没有区别。”5月24日，当他们埋葬了索菲娅后，日内瓦的氛围变得令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无法忍受。他们非常想离开这个国家前往意大利，但经济上没有可能。此外，这会占据《白痴》的太多创作时间，而他们的生计依赖把卡特科夫正在等待的这部小说写下去。卡特科夫的慷慨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感到吃惊，他同意了拖拉的撰稿人的请求，送来了要求的新预付金。在安娜母亲的陪伴下，心碎的夫妇搬到了沃韦。在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强忍无法慰藉的悲痛，继续不停地写着自己的小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沃韦写的第一封信是对帕沙来信的回复。“啊，帕沙，我感觉如此沮丧和痛苦，我宁愿死去。如果你爱我，请怜悯我。”信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实际问题的，不可能更糟糕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朋友们的帮助下（特别是迈科夫），帕沙先后在不同的公司获得过两份职员的工作，但他不久就离职了，因为他觉得上司对待他的态度很侮辱人。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迈科夫那里听说此事时，他怒不可遏地说：“什么样的思想啊，什么样的观念和想法啊，什么样的自负啊！这很典型。但话说回来——我怎么能抛弃他？”
小索菲娅的死不断萦绕在他的心头，他在写给迈科夫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究竟有多么悲痛。他令人同情地写道：“阿波罗·尼古拉耶维奇，我的朋友，我从未如此不幸……随着时间的俄流逝，离开的安娜的记忆和形象越来越鲜明地出现在我面前。有时几乎无法忍受……我永远不会忘记，永远不会停止折磨我自己！”除了他本人的痛苦，安娜“非常犹豫，整夜哭泣，这会对她的健康造成很坏的影响”。搬到沃韦是个可怕的错误，那里甚至比日内瓦更糟，特别是对安娜来说。她需要些文化消遣，但拮据的财务让他们无能为力。
7月中旬，陀思妥耶夫斯基致信迈科夫，抱怨说他确信自己的信被拦截和耽搁了。一些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抱有好感的人不愿透露姓名地告诉过他，秘密警察已经下令，只要他一踏入俄国境内就搜查他。这些指示在1867年11月底下达，无疑是第三厅文件中下面这段通知的结果：“目前身在日内瓦的狂热俄国人中，［我们的］特工提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与奥加辽夫非常亲密。”就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与那位著名的革命党人过从甚密而受到怀疑。
他告诉迈科夫：“彼得堡的警察会拆阅我所有的信，而且根据一切线索（注意这些并非怀疑，而是事实），日内瓦的东正教神父为秘密警察工作，日内瓦邮局（神父与其有秘密联系）会耽搁发给我的信，对此我心知肚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表示：“这就是为何我坚信要么我的信从未被送到你手中，要么你的信寄丢了。”然后，对形势的极度不满突然涌上他的心头，他怒不可遏地说：“注意：像我这样一个诚实的人，一个为了服从他们而不惜放弃自己昔日信念和崇拜沙皇陛下的爱国者——我怎能容忍被怀疑与某些波兰佬或《钟声》有联系呢！白痴，白痴！……事实上，他们应该知道，虚无主义者和《现代人》的自由主义者们三年来一直在抹黑我，因为我和他们断绝了关系，因为我恨波兰佬，爱自己的祖国。啊，混蛋！”
三个月前，迈科夫就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据说在俄国，甚至在上层圈子里，许多人也不清楚卡特科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区别，不清楚骨子里忠于俄国与君主的作家和革命者的区别”。为了安慰朋友，他讲了一则传言，表示卡特科夫和伊万·阿克萨科夫（斯拉夫派编辑）的信也被拆阅，在他们的嫌疑通信者名单中还发现了皇位继承人。迈科夫打趣地问道：“如果就连此人都受到暂时当权派的怀疑，我们又为何要生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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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迈科夫：“如果我去别的地方旅行，主要是为了救我的妻子。”安娜的身体每况愈下，9月初，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前往意大利。夫妇俩的钱只够到米兰，他们在那里住了两个月。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那里的气候比沃韦的更有利于他的健康，但雨水很多，而这座繁忙工业都市的总体氛围也显得沉闷和压抑。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怀念1862年时在佛罗伦萨的美好回忆，希望把那里作为意大利之行的目的地。“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是个非常活泼好动的人，但在这里无事可做。我看得出她百无聊赖，尽管我们对彼此的爱甚至比一年半前更深了，但让她不得不和我一起过这种忧伤的修道院式生活，我仍然于心不安。这对她很糟。”
令陀思妥耶夫斯基稍感兴奋的是，迈科夫告诉他“在彼得堡……一家新的俄文杂志”正在筹划中，名为“曙光”（Zarya）。迈科夫曾请求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的名字加入已经同意合作者的名单（提到了皮谢姆斯基、费特和托尔斯泰）。主编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老朋友斯特拉霍夫，曾担任过他自己的杂志的首席批评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迈科夫的消息做了热情的回应：“希望评论完全符合你我所理解的俄罗斯精神，尽管并非纯粹是斯拉夫式的。”
信的最后再次表达了对帕沙和艾米莉亚·费奥多罗芙娜的担心。他承认“我多么想回到俄国”，然后显示了他内心的创口不是别的：“此外，如果我们在俄国，索尼娅肯定还活着！”
11月初的某个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来到佛罗伦萨，在皮蒂宫正对面的圭恰尔迪尼街上租了两个房间。陀思妥耶夫斯基马上到著名的维约索科学——文学图书馆（Gabinetto Scientifico-Letterario Vieusseux）办了证（那里订阅有多种俄语杂志和报纸），把他的签名加入了亨利·贝尔（司汤达）、艾克托尔·柏辽兹、海因里希·海涅、拉马丁和弗朗茨·李斯特等人的行列。安娜在沃韦时就开始学意大利语，街头的勃勃生气和博物馆里的珍宝让她高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手脚都被《白痴》绑住，但抵达佛罗伦萨后不久，他还是抽时间和安娜游览了当地。他在从那里写的一封信中告诉迈科夫：“波波利（Boboli）花园里的玫瑰仍在露天盛开，美术馆里的珍宝太多了！我的上帝，1863年时我居然没注意到［拉斐尔的］《椅上圣母》……除了这幅画，那里还有太多了不起的东西。不过，我要把一切都延迟到小说完成后。我把自己封闭起来。”
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面临着完成《白痴》的第四也是最后一部分，他向卡特科夫承诺在年底前交稿。此外，他还指望第四部分（包含逐渐发展的高潮场景和令人难忘的结局）能够吸引出版商为再版权开出高价，如果以小段连载形式刊印将大大削弱这最后一部分的感染力。他告诉迈科夫：“如果《白痴》有读者，他们也许会对结尾的出人意料略感吃惊，但只要反思一下，他们就会最终认同只能这样结尾。”
六个月后，在回应迈科夫对读者反响的报告（“主要的批评针对人物的异想天开”）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做了关于他的“幻想现实主义”美学信条的著名声明：“啊，我的朋友，我对现实和现实主义的理解与我们的小说家和批评家们截然不同。我的理想主义——比他们的现实主义更加现实。上帝啊！仅仅理智地叙述我们俄国人在过去十年的精神发展中经历了什么——是的，现实主义者不会叫嚣这是异想天开吗？但这是真正和存在的现实主义。这是更深刻的现实主义，而他们则在浅水中游泳……他们的现实主义——无法揭示真实和正在发生的事实中的百分之一。而凭着我们的理想主义，我们可以预言事实。这已经发生过。”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他本人的“现实主义”变得“异想天开”是因为它深入日常表面之下，达到了人类个性的道德—精神深处，同时致力于表现超越司空见惯或老生常谈的道德理想。
这封重要的信中还包含了对迈科夫的劝诫，解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如何理解这种“理想”——以及我们应该如何解读他认为会令读者大为吃惊的结尾。“一句话：‘你是否信仰圣像！’（我亲爱的朋友，更加大胆和勇敢地去信吧。）”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迈科夫的劝诫指涉了斯拉夫派伊万·基列耶夫斯基所描绘的经历——他当时站在圣母的圣像前，充满想象力地沉浸在宗教信仰的神秘之中。当基列耶夫斯基凝视圣像时，他强烈地感到那不只是绘有图像的木板。许多个世纪以来，那块木板吸收了所有的激情和所有向它的祈祷，已经成为“活的机体，造物主和人类的会面所”。当他把目光从祈祷中的广大受难者转回到圣像时，“我亲眼看到圣母的五官活动了起来，带着怜悯和慈爱看着所有这些单纯的人……我跪倒在地，谦卑地向她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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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这些话曾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充满喜悦；它们描绘了他自己的皈依过程，并非从无神论，而是从半世俗化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转向对人民和他们“幼稚信仰”的尊崇。但现在，他甚至对这种尊崇也感到不满，因为它接受信仰只是为了获得其对人类生活的安慰和补偿作用。这种信仰不是自发和本能的，并不因为其本身而被珍视，不与它可能带来的任何实际结果相分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信仰现在成了完全内在、非理性和非功利的；它的真理性不会因为没能实现世俗改变而受到质疑，也不应该因为它可能为人的痛苦带来道德—心理上的缓解，我们就从理性角度为其辩护。梅什金的人生以悲剧告终，但对准备为作品收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完全无损于他试图带给世界的基督之爱的超验理想，完全实现这种理想超出了任何凡人的能力。
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通过将《白痴》的结尾作为整体发表来呈现尽可能大的美学力量，但他煞费苦心的努力没能成功。12月的杂志上只刊登了三章，剩下的部分作为增补发表在1869年的第2期上。在他预计稿件送达俄国的那天，他告诉外甥女：“我两次癫痫发作，比规定日期晚了十天。”命运再次对他开了恶意的玩笑。
“Pis ’ma Maikova，”DSiM，2：343.
PSS，28/Bk. 2：252；1868年1月1日/13日。
Ibid.，258；1868年2月18日/3月1日。
让我们把这段话与西方对俄罗斯文化最敏锐的分析者之一阿纳托勒·勒鲁瓦—波里厄的话做一比较，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仅仅两年后（1883年）谈到了俄国人民对沙皇的态度。他在提及俄罗斯帝国中教会和国家的关系时表示：“即便沙皇一直保持世俗身份，即便皇帝在宗教和公民事务上行使着作为国家元首的权力，他也不是现代或西方意义上的世俗国家元首。即便他没有神职身份，对民众而言，沙皇也拥有宗教身份。他受过主的坚信礼，由神圣之手委派保卫和领导基督徒人民。他在乌斯宾斯基大教堂的狭窄拱顶下接受坚信礼，这让他拥有了圣者的美德。他的尊贵普天之下无人能比。无论集体还是个人，来自各个阶级的臣民都凭着福音书向他宣誓效忠。”Anatole Leroy-Beaulieu，L’Empire des tsars et les Russes （Paris，1990），1033.
Ibid.，281；1868年3月21—22日/4月2日—3日。
《全集》，卷28，第2册，282页，注释12。PSS，28/Bk. 2：282n 12.（1868年3月21—22日/4月2日—3日书信正文。——译注）
索尼娅是对索菲娅的昵称。——译注
Anna Dostoevsky，Reminiscences，trans. and ed. Beatrice Stillman（New York，1975），142.
PSS，28/Bk. 2：272—273；1868年3月2日/14日。
Reminiscences，146.
PSS，28/Bk. 2：277—278n.12；1868年3月21—22日/4月2日—3日。
“Pis’ma Maikova，” DSiM，2：345.
PSS，28/Bk. 2：279—280n.12.（译按：1868年3月21—22日/4月2日—3日书信正文。——译注）
Ibid.，278.
Fyodor Dostoevsky，The Notebooks forThe Idiot，trans. Katherine Strelsky，ed. with intro. by Edward Wasiolek（Chicago，1967），160.
Robin Feuer Miller，Dostoevsky and The Idiot（Cambridge，MA，1981），79.
Ibid.，81.
Reminiscences，147.
Ibid.，286.
Reminiscences，147.
PSS，28/Bk. 2：297；1868年5月18日/30日。
Ibid.，298.
Ibid.，300；1868年6月9日/21日。
Ibid.，298；1868年5月18日/30日。
Ibid.，302；1868年6月22日/7月4日。
Ibid.，481n.3；1868年8月底 / 9月初。（这段话应该来自1868年7月21日 /8月2日书信的注释3。——译注）
Ibid.，309—310；1868年7月21日/8月2日。
“Pis’ma Maikova，”DSiM，2：350.
PSS，28/Bk. 2：482n.13.
Ibid.，310n.14.（应为1868年7月21日/8月2日书信的正文。——译注）
Ibid.，321；1868年10月26日/11月7日。
A. N. Maikov，“Pis’ma k F. M. Dostoevskomu，”Pamyatniki kulturi，ed. N. T. Ashimbaeva（Leningrad，1984），70.
PSS，28/Bk. 2：322n.21.（应为1868年10月26日/11月7日书信正文。——译注）
Ibid.，323—324；1868年10月26日 /11月7日。
Katherine Strelsky，“Dostoevsky inFlorence，”Russian Review23（1964），149—163.
PSS，28/Bk. 2：333；1868年12月11日/23日。
Ibid.，327.
Maikov，“Pis’ma，”73.
PSS，28/Bk. 2：329；1868年12月11日/23日。
Ibid.，333n.37.（应为1868年12月11日/23日书信正文和注释б。——译注）
Alexander Herzen，My Past and Thoughts，trans. Constance Garnett，rev. Humphrey Higgens，4 vols.（New York，1968），2：539.
PSS，29/Bk. 1：9—10；1869年1月25日/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