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白痴》
《白痴》
完成《白痴》十多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一位通信人表示：“所有说这是我最佳作品的人在思维方式上都有某种一直让我吃惊和高兴的特点。”《白痴》是他所有重要作品中最具个人色彩的一部，书中展现了他最私密、最珍视和最神圣的信念。他一定觉得，衷心喜欢这部作品的读者是一群可以和他真正交流的知音。只有在《白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加入了对他在行刑队面前的煎熬的描绘——这种煎熬让他对生命有了新的理解，梅什金公爵努力想把这种启示带给沉沦于物质和日常惰性中的世界。梅什金公爵代表了人类在基督教博爱理想的现有形式下所能达到的最极端程度，但末世期冀和尘世局限的矛盾要求让他左右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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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白痴》第一部分的灵感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围绕一个“绝对美好”的人物创作一部重要作品，对梅什金公爵的奇特的精神迷恋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开头部分中的形象。小说的第一个场景中就展现了公爵周围的道德光环，他的行为完全不带虚荣或利己色彩；他似乎不拥有催生此类态度的自我关怀式情感。更有甚者，他展现出对交谈者感同身受的独特能力。这解释了为何公爵不会因为他人对待自己的态度而不快，他以这种方式超越自身的能力总是会让他遇到的人一改最初对其的嘲笑和居高临下的鄙视。
马克斯·谢勒（Max Scheler）在《同情的性质与形式》（The Nature and Form of Sympathy）这部出色的作品中区分了他所谓的“间接同感”（vicarious fellow feeling）——包括体验理解和同情他人的情感，但情绪上不被其左右——与导致丧失身份和个性的完全融合。《白痴》的基本情节发展可以有条件地被定义为公爵从第一种同感走向第二种，但在第一部分中还看不到这种身份的丧失。相反，重点都被放在公爵可以本能和一视同仁地产生完全清晰的间接同感，即便在巨大的压力下。我们可以把公爵介入加尼亚·伊沃尔金和他妹妹的激烈争吵这一场景作为例子，当他本人挨了原本打向那位年轻姑娘的拳头时，他的反应是捂住脸，面朝墙壁，断断续续地对加尼亚说：“啊，你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深感后悔的。”（8：99）
公爵的这种性格特质并非受到任何心理原因的驱使，而是以暗示性的象征方式同某些主导动机联系起来。一方面，公爵对死亡浮想联翩：在小说开头，他两次谈起自己不久前目睹的处决，还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先是被判由行刑队执行死刑，后来又被意外赦免的人的感受和想法。第三段描绘强调了当末日临近时，生存的每一个时刻所拥有的巨大价值。尽管在小说开头执着于死亡动机，但公爵也承认自己在来到彼得堡之前的那些年里曾经是“幸福的”，这两个动机的关系构成了他价值观的最底层。我们了解到，公爵的“幸福”始于他从癫痫发作的昏迷状态中苏醒之时。意识的突然冲击把他唤醒，让他回到像驴那样卑微和平凡的尘世生活。当然，驴带有明显的福音书意味，符合公爵的天真和幼稚，根据基督教的虚己论（kenoticism），这种耐心而勤劳的动物还强调，在公爵对生命奇迹的迷狂理解中没有等级之分。同样的反差也出现在公爵恢复初期说的话中，当时他坐卧不安，想要在抵达“天地相交的那条线”这种超验的渴望中找到“生命之谜的答案”；但随后他又表示：“我觉得甚至在监狱中，人也可能过非常充实的生活。”（8：51）
梅什金带着自己全部的意识情感，充满想象力地重新体验了普世和无法逃避的死亡悲剧，但与此同时，这无法阻止他在生命的快乐和神奇面前狂喜地表达惊叹。事实上，这种统一的辩证法正是那个处决前获得赦免之人的故事的主旨——故事表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人生中最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梅什金表示，在最后的时刻，最可怕的是可怜的死刑犯后悔虚度了一生，疯狂地想要再获得一次机会。“如果我不死……我会把每分钟变成一个世纪……我连一分钟都不会浪费！”但当被问及此人获得赦免后发生了什么时，梅什金懊丧地承认，他狂热的决心没有被付诸实践：
亚历山德拉·叶潘钦娜说：“所以看上去不可能真正‘精打细算’地生活。出于某种原因，这不可能。”
梅什金附和说：“是的，出于某种原因，这不可能。所以我也觉得这样……但还是有点难以置信。”（8：52-53）
在这里，梅什金对生命的爱与他萦绕着死亡的想象在他的性格中融合成了奇特的统一体。因为梅什金能如此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奇迹和神奇正是由于他对活着的每一秒都“精打细算”，仿佛那是最后的时刻。他对生命的喜悦发现和对死亡的深刻本能共同促使他把每个时刻都视作绝对和无穷的伦理选择与责任。换句话说，公爵生活在曾经是（现在也是）原始基督教伦理之灵魂的末世论紧张中，这种伦理关于完全无私的博爱之教义同样源于时间即将终结的观点。
围绕着公爵的不断用典将其置于这种基督教的语境中。作为仍然贴近俄国生活宗教根基的商人之子，罗戈任称他为“圣愚”，尽管彬彬有礼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公爵在外表上与这些怪诞形象没有相似之处，但他的确拥有他们传统的精神洞察天赋，这种天赋按照本能发挥作用，位于任何意识感知或理论承诺的层面之下。在公爵关于穷苦、受虐待和患有痨病的瑞士农家女玛丽的故事中有力地奏响了田园诗般的《新约》音符，这个姑娘被斥责为堕落的女人，公爵和一群孩子用宽恕一切的爱之光芒照亮了她最后的时光。就这样，公爵的形象被无处不在的基督教半影所环绕，不断照亮着他的人格，显示了他的道德和精神追求的崇高性质。
关于玛丽的故事还鲜明地突显了另一个主导动机，我们可以称之为“两种爱”——其一是同情、非占有性和普世的基督教之爱，其二是世俗、自我满足、占有性和特定的爱。亚历山德拉·叶潘钦娜暗示公爵一定“恋爱过”，这促使他讲了玛丽的故事。不过，这位年轻姑娘指的是第二种正常和世俗的爱，而公爵的“爱”只是第一种，就像他自己所解释的。就连聚集在公爵周围的孩子们也被这种差别搞糊涂了，看到他吻了玛丽时，他们都高兴地一位公爵和她“恋爱了”。但他解释说：“我吻她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同情。”（8：60）孩子们的混淆（梅什金也很有孩子气）预示着他本人将会被这“两种爱”所困，它们互不兼容的情感和责任后来将导致公爵灾难性地无法在纳斯塔西娅和阿格拉娅之间做出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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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爵意外来到彼得堡时所进入的那个世界被相互冲突的各种利己主义牢牢地控制着，在那里，对财富、社会特权、性满足和主宰他人之力量的欲望主导和清除了其他一切人类情感。上述动机都在情节中得到了充分演绎，第一部分的情节围绕着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故事（她将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女主角被后世铭记）和她与梅什金公爵的致命纠葛展开。
在她登场前，作者首先叙述了她的过去：她是一个贫穷但出身贵族的孤儿，被托茨基收养，16岁时遭到后者的侵犯，并与其保持着性关系。与遭到背叛和堕落，但最终可以救赎的女性这一传统文学类型不同——就像《茶花女》的女主人公，托茨基自然很喜欢小仲马的这部小说——纳斯塔西娅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成在世人眼里显得堕落，实际上却纯洁得无可指摘，与克拉丽莎·哈罗不无相似。20岁时，她怀着为自己复仇的意图来到彼得堡，决心反抗恐惧的托茨基为了自保而甘愿出嫁妆把她嫁给贪婪的加尼亚·伊沃尔金的计划。这将让托茨基本人可以迎娶叶潘钦家的两个女儿之一。面对内心的纯洁和外在的耻辱间无法逾越的矛盾，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这个人物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通过她自己的悲剧结局，她将把自己的“救世主”公爵拖下水。梅什金公爵在小说开头的火车场景中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他马上被伊沃尔金家展示的那幅令人难忘的画像迷住了，偷偷地吻了它，最终他也是在那里（和读者一样）遇到了她。
纳斯塔西娅的命运可能在她住所举办的热闹的生日宴会上就被注定了，这个场景是第一部分的高潮。当时，据说她会决定是否嫁给加尼亚，尽管她此前的行为显示她几乎不可能乐意接受托茨基的计划。相反，在间接揭露宾客们的奚落和贪婪后，纳斯塔西娅最终毫无隐瞒地回顾了自己过去的屈从和被迫的堕落（对那个时代来说非常生动，但为了满足审查者，也留下了足够的省略号）以及她的自杀冲动。纳斯塔西娅表面上向公爵求助，请他帮着决定是否同意她与加尼亚的婚姻，因为就像她说的，公爵“初见之下就信赖我，我也信赖他”（8：131）。但当善良和神魂颠倒的公爵宣称自己相信她的纯洁，向她提出求婚并要给她一大笔钱时，她也拒绝了，不愿向托茨基那样侵犯“纯真”和“老牛吃嫩草”，尽管梅什金奇迹般地实现了她少年时的绝望梦想。通过拒绝梅什金，现在她把自己外在的耻辱印记内化，当她不屑地把赎身钱（包在《证券交易所新闻》里）扔进火中，然后与狂热的罗戈任一起离开，注定走向自我毁灭时，她反复宣称自己是街头拉客的妓女。公爵满足了她对无私之爱的需求，并承认她本质上的纯洁，但羞辱自己，从而象征性地同时贬低托茨基和她所有体面的“爱慕者”被证明能够带来更大的满足。
尽管不再是活跃的主角，但她半疯癫和神秘莫测的形象还是不时出现，从梅什金追踪她前往巴甫洛夫斯克，到流产婚礼的哑剧式重演，以及最终自杀式地和罗戈任私奔，她间接地推动了情节的所有后续发展。作为她悲剧命运的神秘尾声，梅什金在她离开的房间里找到一本《包法利夫人》，那是另一个关于绝望自杀的故事，不过出轨女性遭到的是浪漫主义幻想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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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二部分开始，公爵被塑造成悲剧（或者至少是自我牺牲式）角色；现在，他性格的内在逻辑要求绝对的基督之爱与正常人类生活无法逃避的要求产生无法平息的冲突。公爵形象的这种改变还引入了一个新的主题动机，后者首先出现在梅什金与罗戈任关于宗教信仰的奇特对话中。荷尔拜因的《死去的基督》的一幅摹本有点不可思议地出现在罗戈任家的客厅里，第一部分中那个酒鬼无赖没有任何过渡地被描绘成不仅受到纳斯塔西娅，也受到宗教怀疑危机的折磨。我们在这里得知，“刚刚从十字架上被解下的救世主的画像”开始动摇罗戈任的宗教信仰，而梅什金试图用一段重要的长篇大论来缓解罗戈任的不安。
这段话由四则轶闻组成，它们两两成对，表明人类对信仰和基于信仰的良心之道德价值的需求超越了理性反思和经验证据的层面。一方面，梅什金无法反对博学的无神论者的观点；另一方面，杀人犯在割开受害者的喉咙前祈祷获得宽恕。这些故事旨在表明宗教信仰和道德良心是俄国人民的一种无法消除的特质，它们独立于理性，甚至独立于任何惯常的社会道德。梅什金解释说：“宗教情感的本质并不从属于任何理性或无神论，也与任何犯罪或过错无关……重要的是，在俄国人心中，你会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清楚和更快地注意到它。”（8：184）
这一主题动机对理解小说剩余的内容至关重要。因为通过把宗教信仰和良心不安描绘成“俄国人心中”非理性和本能的需求（一切看似拒绝或否定其出现的地方都显示了它的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指明了对梅什金的最终失败和悲剧性崩溃的恰当解读。梅什金所代表的基督之爱和宗教信仰的价值是俄国人精神中如此根深蒂固的组成部分，无论是他事实上的失败，还是理性、谋杀或亵渎都无法否定它们。如果说荷尔拜因的画和梅什金的长篇大论在这里显得非常别扭和突兀，那很可能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马上确立可以让等待公爵的悲剧性命运被正确理解的框架。
宗教信仰的主题动机避免让有关梅什金遭遇那群所谓青年虚伪主义者的情节成为仅仅对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激进派的尖刻讽刺。陀思妥耶夫斯基巧妙地把焦点放在垂死的年轻痨病患者伊波利特·捷连季耶夫身上，为了达到可观的高度，此人脱离了团体，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各种引人瞩目的形而上学反叛者中的第一个。因为伊波利特反抗的并非社会秩序的不公，与后来《群魔》中的基里洛夫和伊万·卡拉马佐夫类似，在他所反抗的世界里，死亡和无法缓解的人类苦难是不可逃避的现实。伊波利特是梅什金的一个近似翻版——他和后者一样念念不忘死亡，对生命怀有欣喜若狂的感觉，但他不像公爵那样始终对终极的世界和谐具有宗教信仰。由于这个原因，伊波利特无法实现自我超越，那是公爵的道德光辉和引起他人产生那种反应的秘密所在。
伊波利特半歇斯底里的《必要的解释》有意包含了梅什金世界观的所有主要特征——对无限之美和生命价值的尊崇——但也结合了相反的人类态度。他对死亡的执念并未减轻，而是加强了他对自我的关心，使其变成一种病态的妄自尊大，从他为《必要的解释》所加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après moi le deluge！）这一非常不协调的题铭中可以看到这点。（8：321）伊波利特的情感本能地站在社会不公的受害者一边；当他的心头涌起这种仁爱的情感时，他承认“我忘记了自己的死刑，或者不如说，我不去想它，甚至做起了事”（8：328）。只有这种对他人的关心才能缓解伊波利特在最后时光中的悲剧，但他最终放弃了所有思考自身状况的努力。他把人人有份的死亡视作“自然”或者说世界的创造者对他个人的攻击和“羞辱”，这个世界要求个人接受被摧毁的耻辱和不公。
伊波利特与公爵的主旨反差最有力地体现在他们对书中关键的宗教象征——荷尔拜因的《死去的基督》的不同反应。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荷尔拜因的画让梅什金确信，非理性的“宗教情感的本质”是人类精神无法消除的组成部分；但对青年虚无主义者来说，那幅画只是印证了他本人对生命残忍的无意义性的看法。在伊波利特看来，那幅画把自然描绘成“最现代的巨大机器的样子……漫无目的地抓住、压碎和吞噬了伟大而无价的生命，那个生命抵得上自然万物及其法则，抵得上整个地球，也许地球完全是为了那个生命的降临才被创造出来的”（8：339）。伊波利特完全无法理解，当基督的第一批门徒亲眼见证了他只是在艺术中看到的景象后，他们如何仍然能够相信基督所宣称的对死亡的胜利。这正是伊波利特无法理解的信仰之谜，信仰的缺失让他最后的岁月充满了痛苦和绝望。
与其他人物一样，伊波利特本能地把公爵看作自己良心的标准。不过，公爵的“卑微”与伊波利特的“反抗”在意识形态上截然相反，梅什金必须首当其冲地面对青年虚无主义者剧烈的情感变化。当伊波利特否定公爵的“基督徒式温驯”时，他尖刻地问道：“我能够只被吞噬，而不必被要求赞美吞噬我的东西吗？”（8：343）这个问题来自伊波利特痛苦的深处，无论他有何冒犯，他都有权无条件地要求其他人物宽恕自己。公爵明白，对伊波利特来说，他人无忧无虑地拥有生命是最大的不公，应该让他们充满负罪感和道德责任感。
公爵对伊波利特关于如何最好地死去的问题所做的动人回答就是这样：“从我们身旁走过，原谅我们的幸福。”他低声说。（8：433）与伊波利特相关的几个场景中出现的绞刑架笑话的可怕性质，以及一些人物对他的困境展现出的刺眼冷漠同样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把对伊波利特的极度同情和对可以被称作“死亡的利己主义”的无情描绘结合起来，他的作品中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具原创色彩。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展现激发了伊波利特“反抗”的自我中心主义如何也驱使他做出拒绝那种他迫切渴望的同情和爱的行为。这个不幸的孩子既可悲又非常可恨地在“异常激动的状态中”（8：508）死于舞台之下，没有得到也无法得到慰藉。
除了伊波利特，《白痴》中还充满了各式次要角色，他们与主要情节只有最微弱的联系。但不难看到大部分此类段落的主题意义，即便在结构上，它们的出现和结束很少存在动机。它们中的许多起到了中世纪神秘剧中喜剧插曲的功能，用带有敬意的幽默戏仿了神圣的事件，显示了其影响的普遍性。还有的则展现了公爵的另一些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法在小说的中心情节中表现它们。
列别捷夫、伊沃尔金将军和“拳击手”凯勒组成了一个具有共同特征的群体——这个群体证明（有时以怪诞滑稽的形式），公爵在主要人物身上催生的内心道德斗争也可以在小人物身上出现。事实上，在列别捷夫和凯勒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没有试图维持任何心理上的逼真性；一边是对公爵的忠诚，一边是各种小骗术和小花招，他们在两者间机械的摇摆有时达到了自我戏谑的程度。列别捷夫的情况尤其如此，他从第一部分的贪婪好色之徒变成了富有同情心的人物，和梅什金一样害怕死刑，为被斩首的杜巴丽夫人的灵魂祈祷。
虽然列别捷夫仍然是个不择手段的无赖，愿意为了一个卢布而出卖灵魂，但他还虔诚地解读了《启示录》，在连篇的醉话中声斥了现代世界的“物质主义”。他假装一本正经地讲了一大段关于中世纪饥荒的历史“轶事”，显然是为了戏谑地证明他和像他一样的人的重要性。与那个饥肠辘辘的中世纪“食人族”类似——他一生中吃掉了60个肥美多汁的僧侣，后来自愿坦白了罪状，尽管为此要遭受最可怕的酷刑——列别捷夫之流的行为证明，在最不可能的地方也能奇迹般地找到良心的存在。
另一个例子是伊沃尔金将军，一个失败的法尔斯塔夫式人物，在第一部分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有效地用他戏谑了围绕着纳斯塔西娅生活的“端庄得体”，他用对神话的巨大狂热来掩盖自己道德和社会地位堕落的肮脏现实。将军因为偷了列别捷夫的钱包而内心备受折磨，死于由此引发的中风，与其说折磨来自偷窃本身——他原封不动地归还了钱包——不如说是源于他担心从此被自家人视作小偷。将军还完全虚构地叙述了自己小时候如何成为拿破仑的侍从，并用自己的影响推动了1812年法国人从莫斯科撤军，这个极其吸引人的例子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极少使用的创作出色喜剧故事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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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之后，《白痴》的主要情节开始围绕公爵与阿格拉娅·叶潘钦娜的浪漫萌芽。通过当着公爵的面朗读普希金的《世上有过一位可怜的骑士》一诗，并直白地提到他为纳斯塔西娅所做的事，阿格拉娅显示了她崇高的想象因为公爵对一个（在世人眼中）可怜的“堕落女子”表现出自我牺牲式的宽宏大量而在多大程度上被激发。因此，阿格拉娅与公爵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包含了误解。在阿格拉娅看来，梅什金是普希金诗中的可怜骑士——她认为这首诗“在一个引人瞩目的形象身上统一了关于中世纪骑士的柏拉图式爱情的宏大思想，就像一位纯洁而崇高的骑士所感受到的”，那是一位“严肃而不可笑的”堂·吉诃德。（8：207）尽管这番话部分适用于公爵，但它们的作用是为了表现阿格拉娅心目中的公爵形象的虚幻性质。没有什么比效忠基督教信仰的可怜骑士在十字军东征过程中展现出的勇武举动更不符合公爵的特点了：
天堂的光辉，神圣的玫瑰！
他目光如炬，高声呐喊，
他雷霆般的威吓
阻挡了穆斯林的进犯。（8：209）
换句话说，可怜的骑士代表了西欧天主教在其荣耀的日子里以及在其精神信仰和世俗力量的腐朽混淆中所信奉的基督教理想。而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俄国的基督教理想对两者做了鲜明的区分，接受公爵的卑微、温驯和宽恕一切的爱所产生的全部矛盾乃至有失尊严的社会后果。
阿格拉娅的误解反映了她本人的性格，包括其与热烈的理想主义以及个人的高傲与傲慢的结合。阿格拉娅无法抵挡地被她在公爵身上感受到的精神纯洁和无私所吸引，但与此同时，她希望自己的理想成为社会主流，被世人所赞美。上述思想的融合让她受到尚武的天主教吸引，并错误地试图在公爵身上寻找它。通过在朗读《世上有过一位可怜的骑士》后马上引入青年虚无主义者的场景，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力地对阿格拉娅的形象与激发公爵行为的真实价值之间的对立做了戏剧化演绎。好斗的阿格拉娅欢迎那群人的闯入，因为就像她说的：“公爵，他们要抹黑你，你必须傲慢地为自己辩护，我会为你感到非常高兴。”（8：213）然后，梅什金完全没有显得“傲慢”，而是温顺和被动地接受侮辱和挑衅，这让阿格拉娅大发雷霆。
在公爵将被正式宣布与阿格拉娅订婚的宴会举行前，她试图与公爵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以确保他不会犯错。不过，在癫痫发作前的“灵光”的影响下，公爵以斯拉夫派的立场攻击罗马天主教“有违基督教义”，因为“罗马天主教相信如果没有普世的政治权力，教会就不可能在尘世间存在”（8：450）。就这样，他对罗马天主教的诟病之处在于其对世俗和精神的混淆，而那恰恰就是阿格拉娅希望他在个人层面上所体现的。这段讲话正好出现在他的个性看上去与她的要求已经完全无法相容的时刻，这并非偶然。
梅什金灾难性的长篇大论还包含了其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非常重要的动机。在描绘俄国人容易接受错误地信仰时——比如罗马天主教或无神论——梅什金再次强调了俄国人对宗教信仰的需求。他宣称：“俄国无神论者和耶稣会信徒不仅是虚荣的产物，而且还源于……精神的饥渴，渴望某种更崇高的东西……渴望他们因为从不了解而不再接受的信仰！……俄国人不仅成了无神论者，而且他们一直信仰无神论，仿佛那是一种新的宗教，却没有注意到他们正在否定自己的信仰。”（8：452）梅什金在这里说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最深刻的信念，作者知道，他的大部分同胞也会带着相当恐惧和同情的难以置信看待这点，就像叶潘钦家的宾客们那样。
尽管经历了公爵的爆发和在订婚宴会上癫痫发作这样的灾难，阿格拉娅仍然克服了自己的沮丧，因为她对梅什金的终极考验将是他和纳斯塔西娅的关系。和罗戈任一样，阿格拉娅也把公爵对纳斯塔西娅的“基督之爱”——他的无限同情和责任感——视作对毫无争议地占有自己所爱的男人的威胁。在这两个女人激烈对峙的场景中，梅什金被要求做出选择，但他完全无法这样做。纳斯塔西娅“疯狂而绝望的脸”促使他谴责了阿格拉娅对那个“可怜人”的残忍。与此同时，阿格拉娅带着“如此的痛苦和无边的仇恨”看着他，“他绝望地大喊着向她跑去，但为时已晚”。他被纳斯塔西娅抓住，留下来照顾这个晕厥和半疯的女人，她痛苦的脸庞曾经“永远地刺伤了他的心”（8：475）。
就这样，公爵发现自己无助地陷入了相互冲突的利己主义的冲突中，根据当时的形势，他对最迫切和最强烈的需求做出了反应。每个女人都对他的忠诚提出了不同但同样有力的主张；他的无力抉择戏剧化地演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主题思想的最深刻层面。因为公爵是基督之爱的信使，如果不是普世的，这种爱就一无是处；但他也是个凡人——作为有血有肉的生命爱上了一个女人。这两种不同的爱必将分裂，不可避免地把他卷入了无路可逃的悲剧纠葛，在这条死胡同中，普世的同情责任致命地遭遇了人类爱情，后者是公爵在道德上无可指摘的“利己主义”形式。
三年前，坐在第一任妻子灵床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表示，对于人类“最终理想目标”的未来性质，基督只向人们提供了一条线索——线索就在《马太福音》中：“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20：173）作为“人在尘世间最神圣的财产”（20：173），家庭也是自我的显现，阻碍了个人融入普世之爱的整体。因此，人类的“最终理想目标”是个体自我完全融合成名副其实地（并非比喻意义上）摆脱肉体的约束和限制的神秘集体；梅什金在癫痫发作前的“灵光”的喜悦中窥见的正是这种超越的“合成”。所以，即便是最贞洁和纯真的尘世之爱也意味着抛弃普世的爱之法则，就像基督所预示的，实现那种法则将是人类终极的超自然目标。《白痴》的结尾醒目地呈现了人与神的这种无法解决的冲突，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它，只有在梅什金公爵这样一个“绝对美好的人”身上，它才能得到最形象和最深刻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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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这些章节前，无所不知的叙事者经常可以描绘和解释公爵的所思所感。但现在，叙事者承认自己无法理解梅什金的行为，不得不仅限于“直陈事实”（8：475）。他提到的事实是这些：一方面，梅什金成了纳斯塔西娅的未婚夫，他们的婚礼计划正在推进。但另一方面，公爵仍然试图与阿格拉娅见面，仿佛什么都没有改变，他无法理解为何即将到来的婚礼会影响和她的关系。他告诉拉多姆斯基：“我准备娶她并不会造成什么不同。什么都没有，没有。”（8：483）走投无路的处境造成的压力最终让公爵失去了与现实的一切接触。一边是他对普世之爱的幻觉，一边是生命中必要的排除和受限的选择，他无法再分辨两者，被描绘成完全越过了常规社会规范的界限。为了表达这种僭越，陀思妥耶夫斯基装扮成困惑的叙事者，后者的迷惑不解突出了不可能用任何常规标准来衡量公爵的行为。
就这样，公爵的冲突所具有的道德深刻性被歪曲和降格到了恶意的流言蜚语和陈词滥调的水平，比如有关妇女解放的。现在，公爵的处境彻底变得忧郁而反讽。与克尔凯郭尔的《战栗与恐惧》中的亚伯拉罕类似（只有他能听见上帝要求献祭他儿子的密令），公爵现在成了信仰的骑士，对神明的服从让他的行为在他人眼中更多显得像是疯癫的标志。列别捷夫不出意料地得出了这个结论，试图在婚礼前把公爵送进精神病院。拉多姆斯基同样相信公爵“脑筋不正常”，不过他的想法更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题标志：“一个人怎么能同时爱两个？出于两种不同的爱？这真有意思……可怜的白痴。”（8：485）
小说的结尾向我们展现了公爵无助地被困在他的人类本性和神圣任务相互冲突的要求之间，失去了所有的理解力和近乎所有的同情，被他无法控制的事件弄得不知所措。他对现实世界的意识越来越弱，最终他的个性干脆瓦解了，抛弃了所有自身的主张，完全为他人的需求服务。在查看纳斯塔西娅尸体（她自愿选择死于罗戈任的刀下）的那个诡异而令人难忘的场景中，公爵在半疯的杀人犯的痛苦中完全失去了自我，真正陷入了精神的黑暗，那正是他一直担心自己会为幻觉启迪而付出的代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绝对完美之人”就这样结束了旅程，他曾试图凭着将人类变成爱之普世和谐的末世过程所发出的神圣之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于是，带着无论怎么赞美都不会过分的正直，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畏地让他自己最为尊崇的信念接受了与他为虚无主义者准备的同样的考验——即如果被严肃和确实地对待，并充分发挥其作为行为指南的功能，它们将对人类生活意味着什么。带着堪称典范的诚实，他通过公爵的形象描绘了自己的末世论理想的道德极端主义，显示它和日常社会生活的正常要求同样不合拍，会造成引起混乱的丑闻，就像基督本人出现在自以为体面的法利赛人中间时那样。
不过，最后的话被留给了阿格拉娅的母亲丽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这个人物在精神上一直最接近公爵，但始终能够保持务实。她用典型的激烈和女主人式的口吻批评了欧洲——“他们烤不出像样的面包；冬天，他们像地窖里的老鼠一样冻得发抖”（8：510）——为小说画上了句号，脚踏实地地肯定了梅什金在狂喜状态下用弥赛亚式雄辩所表达的同样的信仰。她抱怨说：“我们已经受够了被热情冲昏头脑，现在是时候变得理智了。”不过，无论梅什金公爵和那些受他影响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可能遭遇了何种悲剧，他都带来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并做出回应的更高世界的非凡启迪；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正是对“黑暗中的闪光”的这种回应为未来提供了唯一的希望之光。
PSS，29/Bk. 2：139；1877年2月14日。
Max Scheler，The Nature of Sympathy，trans. Peter Heath（London，1954），chap. 2.
《韦氏词典》上把虚己这个神学属于定义为：“基督在成为人时‘倒空自己’的行为，他让自己变得卑微，甚至不惜遭受死亡。”就像最伟大的俄国现代史学家费多托夫（G. P.Fedotov）所界定的，俄罗斯宗教传统的一个独特方面在于强调苦难和被羞辱的基督，后者占据着俄罗斯宗教世界的中心。谈到最早的俄罗斯殉道圣徒——鲍里斯和格列布王子时，费多托夫把他们恭顺地接受命运与俄罗斯虚己传统的缔造者狄奥多西修士的教义做了比较。“鲍里斯与格列布追随基督，用自己的死亡作为献祭——那是他虚己的高潮——就像狄奥多西通过自己的贫穷和羞辱所做的……从外部看来，这必然会给人留下软弱的印象，就像狄奥多西的贫穷在外人眼中必然显得愚蠢。软弱和愚蠢——这就是虚己的基督在尼采或者古代异教世界眼中的样子。”
见G. P. Fedotov，The Russian Religious Mind，vol. 1（New York，1946），130，and chap. 4（“Russian Kenoticism”）。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尼采熟悉《白痴》，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帮助塑造了他对基督教的整个诠释。见Ernst Benz，Nietzsche’s Ideen zur Geschichte des Christentums und der Kirche（Leiden，1956），92—103。
阿尔伯特·施韦泽的名著《寻找历史上的耶稣》（The Quest for the Historical Jesus，1906年）首先关注了这种末世论期待作为基督教爱的伦理之源头的重要性。此后，该理论饱受批评，但一直未受动摇地被作为理解基督教的博爱教义的更极端方面的心理学基础。
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人物，喜欢吹牛而且嗜酒如命。——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