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传单与诗
传单与诗
《白痴》的完结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暂时喘一口气（他已经不停地写了一年半），但也意味着他不会每月再从卡特科夫那里收到补贴。雪上加霜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计算后发现，他交出的印张数量让他仍然欠卡特科夫的杂志1000卢布。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提出各种新的计划和项目，这些错综复杂的想法与他后来所写作品的关系有时很难理清。
甚至在完成《白痴》的第四部分前，在写给迈科夫的那封定义了自己的“幻想现实主义”美学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已经勾勒了一部重要新小说的构思。构思就出现在他的美学声明之前，它的出现也许不仅是回应《白痴》所受到的批评，也是为了概括他在新的创作计划中对俄国生活与现实的表现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考虑：
一部篇幅巨大的长篇小说，名为“无神论”……主要任务是：一个我们社会的俄国人……他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他一生都……循规蹈矩……失去对上帝的信仰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穿梭于年轻一代、无神论者、斯拉夫人派和欧洲派、俄国狂热信徒、隐修士和教士之间；他还受到一群耶稣会成员、传道者和波兰人的强烈影响；离开他们后，他又滑入了鞭笞派的深渊——最终找到了基督和俄罗斯的上帝。
这部小说从未写成，但它的构思很快发展成一部长得多的作品——《大罪人传》，不过同样未能写成，两者后来都为《群魔》提供了材料。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野心是要呈现一幅关于俄国人观念和宗教经验的巨大壁画，通过这些相互竞争的观点和意识形态（包括“年轻一代”的）对主要人物进行戏剧化演绎。
他在从佛罗伦萨写给外甥女的信中表示：“我一定要回到俄国，在这里我最终会失去任何写作的可能，因为没有我必不可少和惯用的材料——俄国的现实（为我的思想提供了材料）和俄国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致信《俄国导报》，请求为他承诺在一年内写成的新小说预支稿费。面对不时之需，他在1月底
回应了斯特拉霍夫的另一次为《曙光》撰稿的邀请，卡特科夫的钱汇到前，这笔预付款将让他可以满足最紧迫的需求。陀思妥耶夫斯基建议马上给他预支1000卢布，他将写“一部小说”作为回报。
10天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收到了卡特科夫的预付款，当时他已经被迫向某个不知名的施惠者借了100法郎，并用他和安娜所有可以腾出的东西典当了另外100法郎。（安娜回忆说，他们甚至开始对自己无法缓解的贫穷开起了玩笑，互称米考伯先生和夫人。
）收到这笔钱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松了一口气，不仅是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也因为他担心自己在该杂志的地位。他告诉外甥女：“我不相信《白痴》会给他们带来新的订阅者；对此我深表遗憾，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高兴看到他们没有放弃我，尽管我的小说明显没能成功。”
经过好一番讨价还价，《曙光》的编辑们最终接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步后的要求，他们只需马上汇出300卢布，用于交换一个“很短的故事，大约两个印贴”。佛罗伦萨的天气正在变得炎热，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曾被建议离开那里，因为安娜又怀孕了，将在四个月后分娩。他们计划搬到德累斯顿，在那里可以找到“语言相通和业务精通”的医生和护士。
他们正在等安娜的母亲几天后到来，计划一旦有了钱就马上离开。
不过，等预付款汇到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额外开支已经耗尽了他所收到的钱。由于想要马上离开佛罗伦萨，夫妇俩已经搬出了公寓，以便节约租金；但因为长时间等待，他们租的单间反而花去了更多钱，而且安娜的母亲此事已经赶来照顾他。5月中旬，他致信迈科夫表示：“佛罗伦萨酷热难当，城市闷热不堪，让我们神经紧张——这对我的妻子特别不好；现在我们挤在（仍然翘首以盼）一个面向市场的窄小房间里，逼仄闷热，我甚至无法写作。我极其焦虑——更糟糕的是，这是在欧洲；我像野兽一样看着这里的一切。”逃离那里后，他写道：“我最为我可怜的安妮娅感到抱歉。可怜的人啊，她已经怀孕七八个月，因为炎热而痛苦不堪。”
卡特科夫再次伸出援手，向他们提供了足够的旅费，喘不过气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在7月底离开佛罗伦萨，但前往了布拉格而非德累斯顿。突然改变路线是安娜的主意，她想让因为脱离文学或思想氛围而心情沮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振作起来，而且他们在那里可以重新沉浸在斯拉夫世界中。他们取道博洛尼亚，在那里稍做停留，欣赏了拉斐尔的《圣塞西莉娅》，然后在威尼斯住了几天，几乎没有离开圣马可广场和大教堂，但也参观了附近的公爵宫和总督府。他向外甥女描绘了“安娜看着宫殿和广场时［如何］只知道发出赞叹和惊呼。在圣马可大教堂（惊艳绝伦！），她弄丢了自己钟爱的瑞士雕花扇子（她的首饰寥寥无几！）我的上帝，她哭得多么伤心！”离开威尼斯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坐船去了的里雅斯特，海上的颠簸让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为怀孕的安娜担心。随后，他们上岸换了火车，在8月初抵达布拉格。不过，由于找不到住所，他们在布拉格过冬的计划搁浅了。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之外寻找意气相投的生活圈子的希望泡了汤，他和安娜重新把德累斯顿作为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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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于8月中旬抵达德累斯顿，很快找到了住所。安顿下来10天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给迈科夫写了信。“我非常担心［安娜的］健康……她的身体一直不好，此外还忧虑、紧张和敏感，目前非常害怕自己会在分娩时死去（想起了初次生育时的痛苦）。”在这些阴郁的不祥之兆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抱怨说：“我必须开始写作，首先是为《曙光》，然后是《俄国导报》的那部重要作品。我已经八个月没写过东西了……目前的情况让我觉得与其留在国外，还不如被关进债务人监狱。如果我在这里再待一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写作，更别说写出佳作了，因为我和俄国脱离得太久了。”此外，安娜也非常想念祖国，两人都相信索尼娅的死“完全是因为我们无法适应外国人养育孩子的方式”
。就这样，他们把对自己幸福的这次重创归咎于欧洲，如果他们失去第二个孩子，他和安娜将陷入彻底的绝望。
幸运的是，他们的第二个女儿柳波芙（Lyubov）在9月26日顺利降生，但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担心安娜的精神状态，藏起了《战争与和平》中描绘安德烈公爵的妻子死于分娩的那卷。安娜母亲的在场同样是一种保障，因为她可以按照被认为如此重要的俄国方式照顾孩子。不过，柳波芙的出生带来的大笔新开支远远超出了这家人有限的经济能力；孩子出生后三个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迈科夫，现在他将不得不卖掉（或典当）自己的床单和大衣，甚至可能还有他的外套，除非他收到请求《曙光》预支的那笔款子。
到了9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完成了一半尚未命名的作品，鉴于其超出预期的篇幅，他再次请求预支200卢布。他让迈科夫拜访卡什皮列夫（Kashpirev），重申请求马上收到回复。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告诉卡什皮列夫，“援助的时间的速度几乎比钱本身更重要”，如果出现拖延，“我将被迫立即卖掉我剩下的和非常必要的东西，值100塔勒尔的东西只能卖得20塔勒尔……以便拯救三口人的性命”。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偷偷地告诉迈科夫，他撒了谎，所有价值100塔勒尔的东西早就典当了。
卡什皮列夫不到一周就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从一家彼得堡银行给一家德累斯顿银行发出了信用证，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曙光》的财务关系始终伴随着不幸。由于信用证书写方式的错误，需要另一份文件才能提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徒劳地等待着文件寄达，每天都去银行大厅，后来被告知这种信用证有时是捉弄人的。对安娜和新生的柳波芙健康的担心让陀思妥耶夫斯基陷入绝望，而且他已经名副其实地身无分文。一周后，他致信卡什皮列夫，请求改正错误，马上寄75卢布来。直到12天后，他才收到回信，尽管彼得堡的来信通常三天就能送达，而且没有那75卢布。因留意到卡什皮列夫的信署于10月3日，而邮戳标示至6日才发出，他便给迈科夫草就一封意态狂暴的信，请求其代为说项。
陀思妥耶夫斯基给迈科夫此信是其书写愤怒最炽烈者之一——信中释放了郁积的所有愤恨，直指贫穷和岌岌可危的文坛处境给他带来的不断羞辱。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卡什皮列夫语气恭敬，几乎可以说低声下气；他坦陈自己和家人正被迫典当和卖掉自己的财产，却遭到了明显的无视，这让他满腔怒火：“他明白这对我是多大的侮辱吗？毕竟我对他说起了我的妻子和孩子的需求——然后却是如此的漫不经心！这不是侮辱吗？”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卡什皮列夫对他的行为“就像老爷对待仆人”，在痛苦和受伤自尊的作用下，他倾吐着激烈的言辞，一遍遍地重复这种比较。“我不停徘徊，撕扯我的头发，夜不能寐！我时时刻刻在想这事，变得怒不可遏。”详述了自己和安娜受到多么大的侮辱后，他蔑视地表示：“在那之后，他们还要求我注意艺术性，必须是不带紧张和压力的诗，并提到了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就让他们看看我在什么条件下工作吧！”
迈科夫伸出了援手，他寄出100卢布和另一份信用证，并转达了卡什皮列夫的歉意，表示编辑愿意支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额外开销。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种悔过之举很满意，坚称只要有此意愿就够了，“我不要任何赔偿，我不是放高利贷的！”尽管激动不已，他还是继续创作着那部中篇小说，准备将其命名为《永远的丈夫》（Vechny muzh），篇幅甚至比之前告知的更长。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担心的还有，卡什皮列夫想要预先给这部作品打广告。他曾向《俄国导报》承诺在1870年1月前交出一个新长篇的开头几章，但他知道已经不可能守约，而且卡特科夫会发现自己在给《曙光》写东西。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9月到12月不间断地创作着自己的中篇小说，在12月的第一周完成了《永远的丈夫》。他再次变得非常拮据，甚至付不起这样一包稿子的邮费，要求迈科夫敦促卡什皮列夫马上汇50卢布来。此时，他已经非常对《曙光》的业务能力彻底绝望，更愿意通过他的朋友来和编辑们打交道。他还表示，自己尚未从《俄国导报》收到更多预付款，而《曙光》可以随时发表他的稿子。
两周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寄出了书稿，然后再次恳请迈科夫向卡什皮列夫施压，要求从他挣得的钱中预支一部分。即便不能做到，“由于我不可能身无分文地度过圣诞节”，那么也请马上汇来至少100卢布。必须给柳波芙和安娜买毛衣，还要给孩子做洗礼——由于缺钱而拖延至今。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告诉他：“三天后，我将开始为《俄国导报》创作长篇小说。别以为我只是随便写写［俄文的字面意思是‘煎油饼（blinis）’］：无论我可能写得多么糟糕和蹩脚，对我这个可怜的作者来说，这部小说的思想和写作仍然比世上的一切更加重要！这不是煎油饼，而是我最珍贵和最由来已久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指的只可能是他的《无神论》计划，此时已经变成了《大罪人传》。现在他开始创作的正是这部小说或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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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斯特拉霍夫可以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永远的丈夫》的预告得到了一致好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声誉因为《白痴》而遭到重创，但这部新作品成功地恢复了其部分光辉。不过，尽管这个好消息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自尊感到非常受用，他在寄出手稿后还是对外甥女说：“我从一开始就讨厌这个故事。”即便被认可写出了一部小小的杰作也无法减轻他对重要长篇的创作被耽搁的恼怒，他确信那部长篇将一举让他跻身重要俄国作家的行列。
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创作伟大作品的计划被耽搁感到沮丧，但这部看上去并不复杂的中篇小说可以被视作他对托尔斯泰日隆声誉的第一次艺术回应。《永远的丈夫》最重要的潜台词来自阿波罗·格里高利耶夫关于俄国文化的理论。两个主要人物——韦利恰尼诺夫和特鲁索茨基——都谈到了“温顺”（smirny）和“掠夺”（khischny）类型的人格。格里高利耶夫用这些术语来描绘俄国文学和文化的特点，视其为这两种类型之间的斗争；斯特拉霍夫关于托尔斯泰的文章中刚刚重新使用了同样的术语。这些类型不仅被理解为道德—心理类别，还具有强烈的社会—文化意义。“掠夺”的形象——专横、英勇而炫目，拥有夺目的拜伦式光辉——被等同于西欧文化，而“朴素”或“温顺”的形象则被与俄国和俄国的民族性格联系起来。斯特拉霍夫认为，《战争与和平》完美地体现了格里高利耶夫的观点，对俄罗斯民族心理内部这种令人难忘的矛盾做了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描绘。
作为格里高利耶夫的狂热崇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受前者对俄国文化的这种类型学影响，但从未接受其所有细节。事实上，就像格里高利耶夫在一组题为“有机批评的悖论”（副标题为“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的文章中所透露的，小说家曾私下诟病他过于“理论化”。从《永远的丈夫》中也许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格里高利耶夫说的话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小说中，高傲的韦利恰尼诺夫与温顺和被戴了绿帽子的特鲁索茨基暂时交换了人格，在事件的压力下展现出对方的特点。因此，这个中篇不仅可以被视作对格里高利耶夫的评价，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他心目中斯特拉霍夫对托尔斯泰过高评价的回应，针对后者的单纯人格类型，他提出了自己对人类性格的易变性和不确定性的更复杂观点。当这两个人物的生命中发生危机时——只能通过对自我的超越来克服这种危机——他们都包含了“掠夺”和“温顺”中任一类型的可能性。就这样，《永远的丈夫》可以被视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托尔斯泰日隆声誉的第一次艺术回应；他正在计划的那部伟大作品将是第二次，那部作品题为《大罪人传》，宏大的规模堪比《战争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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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12月中旬，陀思妥耶夫斯基焦虑地谈到了他对《俄国导报》的义务，并说明了他会如何继续进行下去。他告诉外甥女，自己正在创作一个篇幅巨大的长篇，“只有第一部分会在《俄国导报》上发表。写完它至少需要五年，将被分成三部独立的中篇。这个长篇是我生命的全部希望和梦想——不仅仅关乎钱”。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出意料地表达了对这个决定的各种担心。他坚称：“为了写这部小说——我需要身处俄国。比如，第一个中篇的下半部分发生在修道院。我不仅需要看一看（我已经见过许多），还要在修道院住上一阵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记大部分与“大罪人”的童年和少年有关，此人来自一个“意外之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如此称呼没有固定的秩序或礼节传统的家庭。核心人物是一个私生子，被送到乡下和一对老年夫妇共同生活，成长过程中没有见过父亲（这种安排后来将被用在《少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定义了他希望自己的人物所能代表的内容，从中可以看到他与托尔斯泰的较量。“与托尔斯泰在《童年和少年》中所描绘的堕落到像猪一样的贵族伯爵子弟完全相反。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类型］只是一种原始的类型，在潜意识中受到原始力量的鼓动，这种力量完全是自发的。”（9：128）
大罪人将拥有这样的基本力量，象征了俄国人民所包含的力量，“一种令拥有者难以忍受的不寻常内在力量，要求从几近苦难的生命风暴中获得安宁，但在找到安宁前又情不自禁地挑起风暴。他最终在基督那里获得安息，但一生都在风暴和混乱中度过”。这种类型的人物“兴奋地把自己投入——在寻找和漫游阶段——可怕的离经叛道和试验中，直到找到一个足够强大的思想，与他自身直接而原始的力量完全相称——这种思想如此强大，以至于最终能够把他的力量组织起来，使其变成令人镇静的安定”（9：128）。
为了训诫其桀骜不驯的行为（通过亵渎圣像之类的事件得到描绘），大罪人被送去了修道院。他在那里遇到一位名叫吉洪的圣洁僧侣。吉洪这个人物的原型是18世纪中期的俄国教士——扎顿斯克的圣吉洪（Saint Tikhon-Zadonsky），此人于1860年被封圣，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15卷）。1870年春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告诉迈科夫“我很久以前就狂热地把［他］放进了我的心中”，随着吉洪的封圣，当时可能出版了他的作品集。最伟大的现代俄国神学史学家格奥尔基·弗罗洛夫斯基神父表示圣吉洪像圣约翰那样经历了灵魂的“黑暗之夜”（la noche oscura）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可能被圣吉洪公开表达的抑郁、绝望和易受诱惑的情绪深深打动。他还在后者的作品中找到了许多道德—宗教准则，它们构成了他本人对俄国东正教理解的基础。
圣吉洪认为，世界需要恶来催生善，作为基督徒的人类的最主要任务是征服自身的恶的倾向，“用卑微征服骄傲，用温柔和耐心征服愤怒，用爱征服恨”。只有通过在恶的内部与其展开斗争的经历，人类才会发现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上述观点无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段著名笔记的来源，他在其中定义了主导自己作品的所谓“东正教观点”：“人并非生来幸福……因为对生活和仪式的知识……是通过正反两面的经验所获得，我们必须亲身经历。（通过磨难，这是我们星球的法则。）”（7：155）
事实上，在吉洪看来，甚至犯罪也是为发现基督教真理扫清道路的方式之一；原则上，启蒙和净化的可能性始终存在，无论罪行会对人的意识造成多大的负担。他宣称：“凡世间不可能有什么罪是上帝不愿宽恕的，只要人们真诚地悔罪。”吉洪的作品中多次提到“大罪人”，他坚称，无论犯了多少和多大的罪，上帝总是会宽恕悔过的心。圣吉洪一生中最广为人知的故事之一是与一位自称“伏尔泰主义者”的地主的争论。这个脾气暴躁的地主在与吉洪争论信仰问题时突然发怒，打了神父一记耳光。尽管吉洪以脾气火暴著称，但他马上跪下，乞求宽恕自己引发了那记耳光。一边是西方理性的解体作用，一边是俄国人的虚己主义信仰（现在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的重要主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会把这个故事作为两者冲突的早期象征性例证。
在修道院期间和吉洪门下时，大罪人的利己主义开始转向自身。他仍然执着于对权力和主宰的需求；但他开始相信，想要满足这种需求，必须首先征服自己。在一段题为“主要思想”的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离开修道院和吉洪后，大罪人再次进入世界，想要成为最伟大的人……他是骄傲者中的最骄傲者，用极度的傲慢对待别人……但（这至关重要）得益于吉洪，他产生了这样的思想（信念）：只要征服自己就能征服整个世界。”（9：138—139）
因此，自我征服成了对意志自由的最高表达，成了最强大人格的最崇高目标。大罪人后来的人生被做了快速勾勒：“突然的青春期和堕落……没有理智的傲慢。出于傲慢而成为禁欲者和朝觐者……［他］对所有人表现得温柔和谦卑——恰恰是因为他比所有人都高贵得多。”（9：138）与他为未来作品所做的所有笔记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关心叙事技巧和形式。他的叙事“口吻”将是圣徒传式的。“注意：口吻，比如叙事是圣徒传，尽管来自作者笔下……读者还应该始终明白，整个思想是虔诚的。”他还表示：“未来之人将被呈现在所有人面前，被放在底座上。”（9：132—133）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在《少年》（农民“漫游者”马卡尔同样将给一个少年讲述启迪性的寓言和格言）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佐西马的生平被作为圣徒传叙述，对“未来之人”的半圣徒传式处理则将在阿廖沙身上实现）中重新用到这些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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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们所知，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按照上述笔记中的提纲动笔创作这部小说。相反，就像一个月后他对迈科夫说的那样，新的灵感让他改变了全部计划。他热情地告诉朋友：“我正在忙于一个内容丰富的想法，我还没有动笔，只是想法。这个想法无疑会在公众中引发共鸣。和《罪与罚》一样，但甚至更贴近显示，更有生命力，与最重要的当代问题有直接的关系。我将在秋天完成；我既不着急也不赶进度。”这番话是他第一次提到《群魔》，后者的构思的确与不久前破获的一桩由某个革命密谋者团体犯下的谋杀有关。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的“永恒”主题（无神论）放到一边，代之以那个热门话题，因为他相信这样一部作品会解决他的全部问题。他可以一劳永逸地抨击激进派，用一部长篇满足《俄国导报》，收获丰厚的经济回报，而且在创纪录的时间里完成这一切。“我希望至少能赚到和《罪与罚》一样多的钱，这样的话就有希望在年底把我的一切事情安排好，回到俄国……我从未如此愉快和轻松地工作。”
新小说的创作马上开始，《大罪人传》（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弃它是一定松了口气）则被留给了回国后某个不那么动荡和经济上不那么窘迫的未来时间。不过，他的想象无法抛弃后者创造的宏大景象，他继续为了阐释它们而努力着。3月下旬，陀思妥耶夫斯基向迈科夫提到了五部小说，而不是三部（表示它们的规模堪比《战争与和平》，再次显示了同托尔斯泰的竞争），并把自己的“主要问题”认定为“那个有意识和无意识折磨着我终生的问题——上帝的存在”。他还承认，在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这两位伟大对手面前相形见绌的感觉让他感到多么痛苦，以及他希望通过自己将要尝试的崇高主题来提升自己的地位。他悲伤地抱怨说：“也许人们最终会说，我没有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写些鸡毛蒜皮的东西。”
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希望以圣吉洪为模板创作一个“庄严、正面和神圣的形象”。现在，他的巨大野心是为俄国文学带来一个表达其最高宗教价值的庄严形象。他在《白痴》中的第一次尝试效果令人失望，但这没有让他气馁，圣吉洪的历史威望可以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颂扬者免于像经常看到的那样被诟病为过于“异想天开”。他对迈科夫保证：“我不会生造任何东西，只会描绘真实的吉洪。”站在吉洪身边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罪与罚》的后记以来就一直试图刻画的那种类型的人物——大罪人，此人将令人信服地完成宗教皈依，展现出圣吉洪的教义和榜样的重生效果。
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把他的“当代”主题同更“崇高”的无神论主题分开，将后者留到更有利的工作情况下，而是迅速（和有利可图）地完成前者。不过，这样做意味着在与托尔斯泰的竞赛（他羡慕和想要模仿后者对主题内容的升华）的诱惑下，他与自己天赋的鲜明特点背道而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感总是来自当时最直接和最轰动的事件——这些事件常常司空见惯，甚至是丑恶的——然后在他最好的作品中把这些材料提升到真正悲剧的高度。当下与悲剧的这种结合是其天赋的真正秘密，他最终发现自己无法在两者间维持这种强迫和刻意的分离，就像他曾以为能够做到的那样。被他称为“诗”的伟大作品无法与他所投身的社会—政治“传单”分开，两者最终在他史无前例的小说——悲剧《群魔》中融为一体。
PSS，29/Bk. 1：58n.1；1869年8月29日/9月10日。（应为《全集》，卷28，第2册，329页；1868年12月11日/23日。——译注）
Ibid.，123；1870年5月7日/19日。（应为卷29，第1册，11页；1869年1月25日/2月6日。——译注）
应为2月底，见《全集》，卷29，第1册，第20页；1869年2月26日/3月10日。——译注
应为200法郎：“从一位先生那里借得200法郎。”见《全集》，卷29，第1册，23页；1869年3月8日/20日。——译注
米考伯先生（Mr. Micawber）是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虽然生活贫穷，但对未来充满乐观的期待。——译注
Ibid.，32；1869年3月18日/30日。（应为23页，1869年3月8日/20日。——译注）
Ibid.（应为32页，1869年3月18日/30日。——译注）
Ibid.（应为34页，1869年4月6日 /18日。——译注）
Ibid.，43；1869年5月15日/27日。
Ibid.，56—57；1869年8月29日/9月10日。
Ibid.，57n.37.（应为1869年8月29日/9月10日书信正文。——译注）
Ibid.，49n.2，51；1869年8月14日 /26日。
Ibid.，51.
Ibid.，63；1869年9月17日/29日。
Ibid.，67，69，70；1869年10月16日/28日。
Ibid.，71—73；1869年10月27日/11月8日。
Ibid.，77—78；1869年11月23日/12月5日。
Ibid.，81；1869年12月7日/19日。
Ibid.，88；1869年12月14日/26日。
Nikolay Strakhov，Kriticheskiya stat’i，2 vols.（Kiev，1902—1908），1：247.
塞尔曼（I. Z. Serman）关于格里高利耶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关系的讨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见Dostoevsky i ego vremya（Leningrad，1971），130—142。理查德·皮斯（Richard Peace）分析了《永远的丈夫》中与斯特拉霍夫和格里高利耶夫的论战，见Richard Peace，“The Eternal Husband and Literary Polemics，” Essays in Poetics 3（1978），22—49。
PSS，29/Bk. 1：88；1869年12月14日/26日。（应为93页。——译注）
Ibid.，11；1869年2月6日/ 1月25日（应为94页；1869年12月14日/26日。——译注）
Ibid.，118；1870年3月25日/4月6日。
Georgy Florovsky，Puti Russkogo bogoslaviya（Paris，1983），123—125.
关于对圣吉洪作品的引用，见The Life of a Great Sinner in PSS，9：511— 514。
PSS，29/Bk. 1：107；1870年2月12日/24日。
Ibid.
Ibid.，117；1870年3月25日/4月6日。
Ibid.，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