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父亲、儿子和斯塔夫罗金
父亲、儿子和斯塔夫罗金
1869年5月底，卡特科夫在《莫斯科新闻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谈到了不久前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爆发的学生骚乱，他把学生们的领导者称为“某个涅恰耶夫”。此人被描绘成一个“死硬的虚无主义者”和“青年的煽动者”，曾遭逮捕，却又史无前例地成功从彼得保罗要塞逃走，并远遁国外。在欧洲，他炮制了一系列号召学生们暴动的煽动性宣言，“大量印制了它们”，并通过公共邮政大批寄回俄国。而事实上，涅恰耶夫从未被捕，更别说逃离那座戒备森严的要塞了，宣扬这个传奇是他为了革命目的而精心筹划的欺骗策略的一部分。巴枯宁和奥加辽夫在涅恰耶夫的宣言运动中提供了热情帮助，刚刚在日内瓦见面时，他们对其大加赞美，认为这个年轻人重现了他们自己年轻时代的革命抱负。只是稍后，当这年轻人肆无忌惮的作为转而对准他们时，两人最初的热情才变成懊悔的否定。
六个月后，《莫斯科新闻报》刊载了一则新闻：在安娜的弟弟伊万·斯尼特金就读的彼得罗夫斯基农学院，有个学生杀了人。但直到12月29日，涅恰耶夫的名字才被和这次谋杀联系起来。此后，报纸上经常出现关于此人的故事，提到“与宣言有关的某种疯狂密谋”，表示遇害学生伊万诺夫“是因为想要揭发犯罪阴谋才被杀的”。（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伊万诺夫反对的是，涅恰耶夫提出自己有权对五人团体成员实行专制独裁控制。）
1870年1月4日，卡特科夫的一篇头版文章（总结和评论了外国报纸对涅恰耶夫事件的报道）把很大的篇幅留给了巴枯宁，后者与意志软弱和顺从的奥加辽夫一起曾帮助涅恰耶夫发动了宣传行动。卡特科夫年轻时与巴枯宁非常熟悉（有一次几乎和后者发生了决斗），他引述了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呼吁，即要求不仅彻底摧毁俄国政府，而且要摧毁任何现存的政府。
他还引述了巴枯宁对年轻一代的建议，即向他们灌输“残暴毁灭和冷酷狂热的激情，让我们的敌人头脑麻痹，血液凝固”
。
整个1月，卡特科夫的报纸继续刊登报道，逐渐披露了涅恰耶夫案的更多情况，经常使用来自外国报纸（特别是德国）的信息作为佐证，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可以独立地阅读那些报纸。正是在那个时候，1869年12月到1870年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改变了文学道路，将《大罪人传》放在一边，而是投入一部“与最重要的当代问题有直接关系”的小说的创作中。“涅恰耶夫事件”——谢尔盖·涅恰耶夫领导的秘密革命团体谋杀了一个名叫伊万·伊万诺夫的学生——抓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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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记从那时起开始提到涅恰耶夫、宣言和那起谋杀。当时，他每天都仔细研究大量的传言和猜测，以及各种媒体报道中出现的少量确凿事实；他在读那些东西时一定同时感到了愤怒和深深的绝望。毕竟，他在创造拉斯柯尔尼科夫时不是事实上预言了激进理念的这种后果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只是将其想象成极端和“异想天开”的可能性，而涅恰耶夫和他的团体则将其作为结论，并采取了行动。
谁该最终为俄国青年的这种反常行为负责？他们现在可以为革命犯下最骇人的罪行。难道不是19世纪40年代的那代人，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以及像别林斯基、赫尔岑、巴枯宁和屠格涅夫（他的《罗亭》被广泛认为描绘了春风得意的青年巴枯宁形象）这样的名人吗？事实上，在不久前为新版的《父与子》（1869年）所写的前言中，为了打消激进派对其作品的敌意，屠格涅夫不是事实上亲口承认了这种责任吗？他告诉读者，一个他熟识的“风趣的女士”在读了小说后表示：“你自己就是个虚无主义者。”屠格涅夫打趣地说：“我不会反驳：也许那位女士说的是事实。”他在另一段话中表示，除了巴扎罗夫的艺术观，“他的几乎一切信念几乎都与我的相同”。在12月的《曙光》上，惊愕的斯特拉霍夫感叹道：“屠格涅夫——一个虚无主义者！屠格涅夫与巴扎罗夫的信念相同！”
在过去的几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断累积着对自己那代人的怨恨。他对别林斯基的回忆中提到了后者当着他的面对基督的恶毒攻击，而与亲口宣布变节的屠格涅夫的激烈争吵进一步加深了他的敌意。涅恰耶夫事件重新打开了这些昔日的伤口，他从报纸上读到的东西不仅被与斯特拉霍夫关于屠格涅夫的讽刺性文章结合起来，也与同一位批评家之前的一篇文章联系起来。作为19世纪40年代那代人中最杰出的成员之一，格拉诺夫斯基的传记于1869年出版，斯特拉霍夫为其写了评论。斯特拉霍夫写道：“他是个纯正的西欧派”；然后，斯特拉霍夫用涅克拉索夫的诗句定义了这种类型的俄国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在《群魔》的第1章中引用这些诗句——“作为责难的活的丰碑……/你站在你的祖国面前/啊，自由的理想主义者。”斯特拉霍夫认为，当代俄国的虚无主义是这类“纯正”西欧派的影响的直接结果，即便那一代人的幸存者拒绝承认他们诞下的“不纯正”后代是他们的子孙。
另一方面，年轻一代对于像格拉诺夫斯基这样的“纯正”西欧派也几乎没有敬意，斯特拉霍夫写道：“他们天生偏爱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皮萨列夫，这些人的立场要极端得多。”就这样，两代人的冲突再次在俄国文化中展开，就像在《父与子》中那样。1870年1月或2月初的某个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条题为“T. N.格拉诺夫斯基”的笔记下用几句话描绘了“尽显风采的纯正和理想的西欧派”，他的“独有特征”被刻画成“观点漫无目的和缺乏坚定……这……曾经导致他痛苦，但现在成了他的第二天性（他的儿子拿这种倾向取笑）。”（11：65）
很可能是斯特拉霍夫的文章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白了如何从对自己这代人的满腔怒火和对他们所制造的涅恰耶夫式化身的强烈仇恨中创造性地获利。写下那条笔记后不久，他忙着向斯特拉霍夫索要“斯坦科维奇（Stankevich）关于格拉诺夫斯基的那本书……我急需那本小书，就像我需要空气呼吸，请尽快寄来，那是我的作品最重要的材料”。一个月后，他致信迈科夫表示：“我正在写的东西有点倾向性，我希望尽可能说得激烈一点。所有的虚无主义者和西欧派都会叫嚣说我是反动派。让他们见鬼去吧，我毫无保留地说出我的想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斯特拉霍夫，他对自己的新小说寄予厚望，“但并非在艺术性方面，而是在倾向性方面；我想谈谈几件事，即便会毁了我的艺术性。吸引我的是在我的头脑和内心积累的东西；让它变成一份传单好了，但我必须说出来”
。
把格拉诺夫斯基确定为19世纪40年代的典型后（尽管其他许多人也将被融入其中，特别是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象力开始迅速运转。未来的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几乎马上被敲定下来，始终再未改动。“无意识地把他本人放在底座上，就像被朝觐者崇拜的圣物那样，并且爱它……回避虚无主义，不理解它……‘把上帝和艺术留给你，我将给你基督……基督不懂女人。’50岁。文学回忆。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赫尔岑……屠格涅夫等人。”（11：65）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是在调动他的全部记忆，用它们填满自己的意识形态画布。
笔记中还包含了一个被称为“公爵”的人物和家中保姆的浪漫阴谋。这本是原来主要的代际冲突主题的点缀，但“公爵”将演变为斯塔夫罗金，不再仅仅是点缀。到了1870年4月，斯塔夫罗金已经发展成主角，从格拉诺夫斯基和涅恰耶夫手中夺走了这部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也无法向最初设想的那样把小说仅仅写成倾向性的“传单”。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分开的两个创作计划在此时开始了融合过程，很难再把两者分开。
5月的某些笔记表示，大罪人拥有“骄傲和无法衡量的傲慢”，还犯下了“骇人的罪行”。就这样，他的两部小说的主人公几乎如出一辙，“传单”和“诗”的界限此时完全消失：“瘸腿姑娘”变成了未来令人难忘的玛利亚·列比亚德金娜，吉洪也作为斯塔夫罗金的告解神父和交谈者出现。最终，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法把自己的小说仅仅写成是对虚无主义的一代人及其自由理想主义先辈的讽刺性政治抨击；先在，他的作品拥有了全然不同和更加丰富的特点，符合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深刻的信念和价值。因为斯塔夫罗金吸收了原本留给大罪人的信仰斗争的宗教主题——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地涉及俄国本身的主题，以及他相信俄国在人类的命运中被选定将要扮演的弥赛亚式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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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向卡特科夫承诺他将在1870年6月前完成新小说的开头——作为回报，他将重新获得每月的补贴。不过，这个承诺的基础是他能在几个月里赶完“传单”的草率假设。但随着构思变得越来越复杂，他的承诺无法兑现。7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外甥女，他计划将新的截止日期定为8月底或9月初。五个月后，他向斯特拉霍夫描绘了甚至在创作伊始就遇到的一些困难：“这一年来，我只是在撕毁和修改。我涂满了那么多堆纸，甚至对于写下的那些东西都丢失了参考系。我修改了不下十次构思，每次都完全重写了开头。”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如既往地拮据，由于在交出一部分稿子前无法再从卡特科夫那里获得更多的预付款，他转而向《曙光》求助。他收到了900卢布，但直到《曙光》于1873年停刊，该杂志再没有刊登他的任何作品。7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每周都会癫痫发作，完全无法进行写作，直到8月才回到书桌旁。但这种强制的休息让他能够以新的眼光看待已经写好的东西。一个月后，他告诉卡特科夫：“已经写好的15个印贴中［第一版——原作者注］，可能只有12个会进入小说的新版本。”
现在，他可以向卡特科夫做出承诺，随后的五个月中将交给杂志足够多的稿子，确保在1871年1月发表。
他告诉编辑，小说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将是“涅恰耶夫在莫斯科谋杀伊万诺夫的著名案件”，尽管他忙着补充说：“我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可能完全不像涅恰耶夫，但在我看来，我兴奋的头脑通过想象创造了与那起犯罪真正对应的人和类型……让我吃惊的是，我创造的这个形象有一半像是喜剧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表示，因此“虽然整件事［谋杀］构成了小说的主要事件之一，但它只是另一个人物活动的点缀和背景，此人可以真正被称为主要人物……这另一个人物（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也是个邪恶的角色，也是个坏蛋。但我觉得他是个悲剧人物……我开始创作关于这个人物的诗，因为从很久以前我就想描绘他。我认为他是一个俄国人，也是个典型人物。”与此同时，为了平衡这些“阴暗的形象”，还要有“光辉的形象……我选择扎顿斯克的吉洪作为这类人物的理想……我让小说的主人公遇到他”。
就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8月认可了我们在他4月和5月的笔记中所看到的变化：公爵变成了斯塔夫罗金，就像他所承认的，他越来越觉得难以将这个形象纳入原先确立的框架。随着斯塔夫罗金获得更大的声望、复杂性和悲剧意义，他开始复制对涅恰耶夫的某些特征，成为“我们时代的英雄”，以及具有令人无法抵挡的魅力和力量的撒旦式形象。因此，必须把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描绘得带有一定的喜剧色彩，在8月中旬的一些题为“某些新东西”的笔记中，我们还发现了其他内容：“涅恰耶夫作为赫列斯塔科夫出现在场景中。”（11：202）在这里，涅恰耶夫（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不再是巴扎罗夫或毕巧林，而是被重新想象成果戈理《钦差大臣》中的那个善于逢迎、语速飞快和善于行骗的冒名顶替者。和其他所有人物一样，他围着斯塔夫罗金转悠，成了有潜在危险和半喜剧的坏蛋。做出这一改变后，困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结构问题迎刃而解。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的政治小说现在变成了《群魔》，一首关于道德—精神弊病的“悲剧之诗”，这些弊病一直折磨着俄国文化，涅恰耶夫及其同谋的出现是它们的高潮。寄出前几章的第二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致信迈科夫，解释了他如何看待自己刚开始写作（或重写）的那部作品：“诚然，事实还向我们证明，折磨俄国文化的那种疾病远比我们自己所想象的更加猛烈，不会随着别林斯基和克拉耶夫斯基之流而终结。但圣路加见证了那时发生的事：有个人被名为‘群’的魔鬼附身，它们请求耶稣：‘让我们钻进猪的身体’，耶稣同意了。魔鬼们钻进了猪的身体，结果整群猪疯狂地跑下悬崖，在海里淹死了。当众人出来看发生了什么时，他们看到那个被魔鬼附身的人现在坐在耶稣脚下，已经穿上衣服，神志也恢复了正常，看见这事的人就把被魔鬼附身的人如何得救告诉了他们。”
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希望相信俄国也能被这样治愈：但他知道这种希望仍然只是遥不可及的可能性，即便可见，也只有像迈科夫和他本人这样具有先知般远见的人才能看到。他到处所见和将在自己的小说中描绘的是感染和自我毁灭的过程，而非净化的最终结果。他在信中继续表示：“我们国家正在发生如出一辙的事，魔鬼离开俄国人的身体，附到了一群猪，即涅恰耶夫和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Serno-Solovievich）之流的身上。他们已经或将被淹死，而摆脱了魔鬼后得救的人则坐在耶稣脚下……亲爱的朋友，请记住这点，失去了他的人民和民族之根的人也失去了对先辈和他的上帝的信仰。好吧，如果你真想知道——这基本上就是我的小说的主题。小说名为《群魔》，描绘了魔鬼们如何附身那群猪。”这种自我解读通常被认为只是宽泛地用寓言形式解释了为何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路加福音》中的一段话作为题铭；但在我看来，这种解释具有更加字面上的意义，为斯塔洛夫金与其他人物和小说意识形态结构的关联方式提供了宝贵的解读线索。不过，他究竟用了什么方法将留在后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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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越来越觉得必须回到俄国，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写作。1871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外甥女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甚至因为思念俄国而病倒了，这让我非常痛苦……是的，因为一整年来照顾孩子，她身体上已经精疲力竭……医生说，她有严重贫血的症状，主要是照顾孩子引起的……她很少散步，大部分时间坐着或躺着。我担心极了。”安娜变得如此情绪低落，甚至拒绝按照医嘱服用补铁剂，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她的很大一部分沮丧归咎于流亡的忧郁：“她无法消除内心的渴望和思乡。”
就这样，夫妇俩决定一旦筹到足够的路费就回俄国；相比他们无法抑制的回归故土的需要，对监狱的恐惧已经退居第二位。他从一则广告中获悉，斯捷洛夫斯基即将推出新版的《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让迈科夫向那位出版商收取按照合同需要向作者支付的3000卢布。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的财政困境一度看上去将会结束，这笔意外所得足以确保他安全地回国。但斯捷洛夫斯基采取了惯用的拖延手段，他开始哭穷（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白那是假的），甚至强迫支付违约金的威胁也无法让这个狡猾的商人就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最需要钱的时候却连一个卢布也得不到，他用了五年时间才从斯捷洛夫斯基手中索回了自己的稿费。
德累斯顿拥有大批俄国侨民，包括住在当地的这位作家的一些仰慕者，他算得上是个名流，尽管过去的入狱经历让他颇受怀疑。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勉强重新开始社交生活完全是为了缓解严重致损于安娜的抑郁。就像安娜后来提到的：“在他看来，我们在德累斯顿的俄国朋友们不是俄国人，而是自愿的移民，他们不爱俄国，永远离开了它。”但无论如何，当这些俄国人为了爱国理由向他求助时，他很乐于用自己的文学才能为他们服务。1870年10月，俄国政府宣布单方面废止在克里米亚战争的羞辱失败后签署的《巴黎和约》中的一条条款。俄国政府将不再接受对其不得在黑海部署海军的禁令。为此，德累斯顿的俄国人准备致信俄国首相表示支持，当人们请陀思妥耶夫斯基执笔时，他欣然应允。
俄国政府的挑衅行动是法国（与南德诸邦结盟）在普法战争中速败与普鲁士之手的结果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同情法国人，他密切关注着战事的发展。他相信德国人将最终获胜，但这场失败会帮助法国本身获得重生。“法国变得过于冷漠和小气。暂时的痛苦无关紧要；它会经受住痛苦，重新崛起，走向新的生命和思想。”这场战争很可能会让物质主义倾向被更崇高的价值取代。
和法国和欧洲的其他许多人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对随之而来的巴黎公社起义和城市破坏（一定程度上是公社成员殊死抵抗的结果，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昔日的意中人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感到恐惧。在写给斯特拉霍夫的回信中（后者不认同他对别林斯基的恶俗攻击，即“像屎壳郎别林斯基这样的白痴宣扬了污秽的俄国自由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批评和小说的主题直接与法国首都发生的灾难性事件联系起来。他提醒说：“看看巴黎，看看公社吧。难道你也和那些人一样声称再次失败是缺乏人手和条件不利之类的原因造成的吗？整个19世纪，那场运动……都在梦想着人间天堂（从法伦斯泰尔开始）……实质上，这仍然是老一套的卢梭思想，仍然是通过理性和知识重塑世界的梦想……（实证主义）……火烧巴黎是暴行：‘没有成功，那么就让世界灭亡吧，因为公社高于世界和法兰西的幸福。’……对他们（和其他许多人）来说，这种暴行看上去并不疯狂，反而觉得是美。现代人的审美理念变得模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真正的美通过基督展现在世人面前，将其等同于暴力破坏是最可恶的。
就像我们看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对别林斯基毫无悔意，尽管他暂时试图把这个人与他的思想分开。他解释说：“我对别林斯基的批评更多针对的不是个人，而是俄国生活的一种现象：那是俄国生活中最肮脏、最愚蠢和最可耻的现象。”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小说中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观点用到别林斯基那代人身上时，他再次提出了控诉。“如果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和整个那群恶棍能够目睹现状，他们会说：‘不，那不是我们梦想的，那是偏差；让我们稍等一下，光明会出现，进步会登上宝座，人类将在健全的原则上得到重塑，他们会变得幸福！’”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的是，一旦你走上了这条路，你就只能走向巴黎公社。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想象别林斯基会说“巴黎公社的失败源于它是法国的”，而俄国人会做得更好，因为那里完全没有阻碍美丽新世界的民族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永远无法原谅1845年别林斯基在他们的谈话中对基督的指责。他愤怒地告诉斯特拉霍夫：“不仅如此，你不了解他，但我了解并见过他，现在已经完全理解了他。此人当着我的面用最肮脏的辱骂基督，但与此同时，他永远无法把整个世界的全部推动者和动摇者与基督相提并论。他无法发现在他和他们身上有多少渺小的虚荣、恶意、不宽容、易怒和卑鄙，而最主要的是虚荣心。在辱骂基督时，他从未问过自己有谁可以取而代之——显然不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如此卑鄙。不，他永远不会想到他自己如此卑鄙这个事实。他极度自满，这是一种个人的、肮脏的和可耻的迟钝。”说实话，别林斯基可能经常进行严厉的自我批评和自我谴责，但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其攻击基督的回忆，再加上那番攻击（在他看来）对涅恰耶夫团体成员的明显影响，小说家失去了克制。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文学和文化问题的评论中可以看到，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一直密切关注着祖国发生的事。他对迈科夫表示：“我每天要从头到尾读三份俄文报纸（！），还订了两本杂志。”他始终担心《曙光》的命运，这本杂志无法吸引订阅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度地为斯特拉霍夫提供了如何提高受欢迎程度的建议。他提醒说，“必须好好教训一下虚无主义者和西欧派”，对他们的攻击应该“更加激动和粗野……［虚无主义者］会把你视作用弓箭作战的落伍老头，而他们很早就用上了来复枪”
。不过，这种战斗技巧和热情完全不符合斯特拉霍夫的低调脾性和学者气质。
除了斯特拉霍夫关于格拉诺夫斯基的文章，他为《曙光》撰写的一组关于赫尔岑（1870年1月，这位伟人刚刚在巴黎去世）的重要文章同样可以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这个人物联系起来。读完第一篇文章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赞许地表示：“你非常好地指出了赫尔岑的主要观点——悲观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赫尔岑的看法特别有意思，他看到了斯特拉霍夫完全没有提到的方面：“赫尔岑所有活动的实质［是］他时时处处首先是一个诗人……诗人宣传家，诗人政治活动家，诗人社会主义者，还是最高程度的诗人哲学家！我认为，他本性的那个特质可以解释他行为中的许多东西，甚至是他的轻率，以及他在最崇高的道德和哲学问题上喜欢用双关语（这是他非常让人反感的一点）。”赫尔岑的脾性中带有“诗人”特质，而且他无法全身心投入任何他参与的思想或实践活动，这些将构成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古怪多变的性格中最吸引人的特征之一。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性格中的这种赫尔岑元素还为他与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紧张关系和他儿子的虚无主义思想提供了历史背景。
当时，斯特拉霍夫写了一些关于屠格涅夫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指责它们不够严厉。屠格涅夫在《欧洲导报》（Vestnik Evropy）上发表的《特洛普曼的处决》（The Execution of Troppmann）一文让本已势同水火的两人更加敌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屠格涅夫也反对死刑，他记录了作为目击者所见证的一个著名罪犯的死刑。不过，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看到的，屠格涅夫更关心自己的难堪和反感，而非犯人的痛苦，这种刻意的挑剔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充满了几乎无法克制的怒火。
他气呼呼地对斯特拉霍夫说：“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你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那篇浮夸而精美的作品让我愤怒。为什么他不断感到尴尬，反复说他无权待在那里？当然，如果他只是看戏的话确实如此；但世间无人有权回避和无视世间发生的事，这里有最高的道德理由。诸如‘我是人，没有人类的［事］’……文章给人的主要印象是……对他本人、他的安全和他的心安理得的极度关心，到了极其令人动容的地步，而这是在看到人头落地的时候！”
。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在《群魔》中戏仿这篇文章，还利用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我认为屠格涅夫是所有江郎才尽的俄国作家中最江郎才尽的一位——无论你在《为屠格涅夫辩护》中怎么写”这一观察。《为屠格涅夫辩护》是斯特拉霍夫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温和地批评了屠格涅夫近来宣布与虚无主义结盟，但坚称此人的艺术天赋让这种结盟变得不可能。
斯特拉霍夫继续称赞屠格涅夫的艺术水准，坚持认为此人的文学天赋绰绰有余地弥补了他在意识形态上的摇摆不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难以置信，以为自己可能误解了斯特拉霍夫的话。他反对说：“如果你认识到屠格涅夫已经失去了主见，变得支支吾吾，对俄国生活的某种现象不知道说些什么（以防万一，他对其抱着嘲笑的态度），那么你应该认识到，在他最新的作品中，他最伟大的艺术能力已经不如过去（这不可避免）。”但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大为惊讶的是，斯特拉霍夫并未得出这样的结论：“你甚至在他最新的作品中也看到了他过去的艺术性。真是这样吗？也许我错了（并非我对屠格涅夫的观点，而是对你文章的理解）。也许你对自己观点的陈述并不完全正确。”
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错，对屠格涅夫的那篇辩护还让他获得了一种后来成为关于俄国文学的发展和他本人在其中地位的经典洞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认为屠格涅夫的作品因为其长期旅居欧洲而水准下降，但现在他觉得“原因更加深刻”，而且远远超出屠格涅夫个人。“事实上这些都是贵族—地主文学，已经说完了必须要说的一切（托尔斯泰做得非常出色）。但这种最高程度的贵族—地主话语是它们的绝唱。尚没有新的话语可以取代贵族—地主的，而且还没来得及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认为自己可以提供这种新的话语——方式是对导致虚无主义兴起的道德—精神困惑和混乱进行戏剧化演绎，并与其进行斗争。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斯特拉霍夫关于赫尔岑和屠格涅夫的文章的反应直接对他新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他还密切关注着正在创作同一主题的文学竞争者。在《俄国导报》上，他读到了一部新的反虚无主义小说《结仇》（Na nozakh）的连载，由列斯科夫（N. S. Leskov）用笔名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轻蔑地对迈科夫评论说，书中“有许多废话……仿佛发生在月球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到的当然是自己的小说和它的不同，他在其中煞费苦心地刻画了逼真的社会框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小心地避免把《群魔》中的虚无主义者描绘成出于不诚实或纯粹自私的动机行事的坏蛋，而是虚荣、自负、轻浮和完全幼稚的人——他们很容易成为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这样知道如何利用他们人性弱点之人的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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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春天，就在启程返回俄国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次尝试了赌博。这是他最后一次走上轮盘赌桌。他一直在努力创作《群魔》的前几章，情绪上低落而焦虑。安娜又怀孕了，家中添丁的指盼加剧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家资贫乏的痛苦。他们都迫切地想要在孩子出生前回到俄国，这意味着在7月初之前启程。安娜刚好攒了300塔勒尔，愿意拿出100塔勒尔供丈夫消遣。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岳母在身边，他们必须想好借口，因为前者不赞成赌博。夫妇俩约定了简单的暗号，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从威斯巴登发来电报要钱。安娜事后写道，她确信丈夫会像往常一样输钱，但也许就连她也抱着一丝希望，觉得丈夫可能为家里赢回些钱，就像偶尔发生的那样。
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马上就输光了的钱，更糟糕的是，他还输掉了寄给他做回程路费的30塔勒尔。他的信一如既往地充满了令人哀怜的恳请、乞求和自责，甚至没有请求原谅，反而表示：“如果此刻你对我感到同情，不要那样，我不值得。”他对这个消息会如何影响安娜（已经怀孕5个月）而抓狂，并在想到小女儿时感到内疚：“柳芭，柳芭，我多么卑鄙！”在请求安娜再寄来30塔勒尔时（他发誓不再用来赌博），他想象了如果自己再次背叛她的信任的话会发生什么。“不过，我的天使啊，请试图理解，毕竟我知道如果我再次输钱，你会死去！我根本不是疯子！毕竟我知道那时我会完蛋……最后相信我一次，你不会后悔。”
最后这句话指的是几行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承诺，即他永远不会再赌博了——他在过去经常这样做，但又经常违反。不过，从事后看来，我们也许可以从他信誓旦旦的声明中察觉到新的决心，他的这个愿望终于一劳永逸地实现了。“安妮娅，我的守护天使！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折磨我将近十年的一个卑鄙幻想消失了。十年来（或者说自从我哥哥去世开始，那是我突然被债务压垮），我一直梦想着赢钱。我严肃而狂热地梦想着。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这绝对是最后一次！安妮娅，你会相信我的手现在松绑了吗？我一直被赌博束缚着。”和往常一样，信中充满了强调想要重新开始工作，他还宣称：“现在我将考虑正事，不再像过去那样整夜想着赌博。因此正事会进行得更好和更快，愿上帝保佑。”安娜此前听到过这一切，可以理解地对此表示怀疑；但时间将证明已经发生了某种决定性的东西。
因为他的愚蠢而悲痛至死的安娜的幽灵不应仅仅被视作修辞手法。事实上，这种恐惧已经在两个可怕的梦境中活生生地出现在他面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她：“昨晚我梦见了我的父亲，但他的样子如此可怕，这在我一生中只出现过两次，预示了可怕的灾难，两次的梦都应验了。（现在我还想起了三天前的梦，我梦见你头发变白，我吓得心跳停止！上帝啊，你收到这封信时会发生什么啊！）”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重视这些梦境，而且相信征兆和预感；总体而言，他是个迷信的人，容易受到对更高意旨的暗示影响。在威斯巴登，他一直玩到晚上9点半，输光了一切后，他跑去寻找俄国神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安娜解释说：“我在黑暗中沿着不熟悉的路跑去见他，路上我想，毕竟他是上帝的牧人，我不是作为私人和他谈话，而是进行忏悔。”他在黑暗中迷了路，看到面前出现了一座依稀带有东方轮廓的建筑，以为那就是自己的目的地。“但当我走到那座我认为是俄国教堂的建筑前时，一间店铺的人告诉我那是……犹太教堂。我仿佛被冷水浇头。我跑回了住处；现在是午夜，我坐着在给你写信。”
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表示他的整个神经系统受到了震动，他可能把这种感觉解读为不祥之兆。也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个错误是来自上天的信号，表明对赌博的狂热让他可耻地接近了那些传统上被和蓄积肮脏钱财联系起来的人。未来每当他受到赌博诱惑时，这次（让他觉得）羞辱和恐惧的经历也许会重新浮上他的心头，约束他的行为。信的附言证明，他觉得自己来到了人生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我不会去见神父，无论为了什么，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是旧的、过去的、之前的和已经消失的生活的见证者之一！甚至见到他都会让我痛苦！”在后来的几次欧洲之行中，他再未赌博。
从威斯巴登回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输掉了180塔勒尔）决心在7月返回俄国。他估计安全回国需要3000到4000卢布，但即便现在只有1000卢布，他也决定踏上旅程。他告诉迈科夫：“在德累斯顿再待上一年是最不可能的事。这意味着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将死于她无法控制的绝望……对我来说，一年不搬家也是不可能的。”卡特科夫承诺在6月底给他1000卢布；但就像在赌博惨败后常常做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马上开始诉苦，请求尽可能快地把钱汇来。尽管旅程将十分艰难——陀思妥耶夫斯基沿途无人相助，还要抱着柳波芙——但时间紧迫：安娜预计将在8月初分娩。
百依百顺的卡特科夫同意汇钱，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于7月5日出发。夫妇俩终于回到了祖国，虽然还要坐24小时的火车，但他们觉得仿佛神奇地实现了由来已久的梦想。安娜回忆说：“我们意识到自己正行驶在俄国的土地上，周围都是我们的同胞，是俄国人民，这如此令人欣慰，让我们忘记了旅途的一切麻烦。”
见对《群魔》的注疏，PSS，12：198。总的来说，第192—218页包含的材料让我受益良多。
Ibid.，199.
Philip Pomper，Sergei Nechaev（New Brunswick，NJ，1979），112.
1840年，巴枯宁散布消息说，卡特科夫与奥加辽夫的第一人妻子有染（俄国知识分子的圈子很小）。经过在别林斯基家中的激烈争吵——其间，卡特科夫称巴枯宁为“太监”（这个革命煽动者事实上似乎的确性无能）——巴枯宁向他提出决斗。但他们并未设定日期，巴枯宁很快在1840年6月前往了欧洲。见Aileen Kelly，Mikhail Bakunin（New Haven，CT，1947），64—65。
PSS，12：200.
PSSiP，14：103，100—102.
Nikolay Strakhov，Kriticheskiya stat’i，2 vols.（Kiev，1902—1908），1：82.
Zarya7（1869），159；cited in PSS，12：170—171.
PSS，12：172.
PSS，29/Bk. 1：111；1870年2月26日/3月10日。
Ibid.，116；1870年3月25日/4月6日。
同上，111—112页；1870年3月24日/4月5日。——译注
Ibid.，151；1870年12月2日/14日。
1870年1月7日/1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记录道：“注意，总体而言，发作的后遗症——紧张、记忆衰退、神志不清和某种忧伤——现在持续得比前些年更长了。此前，这些症状会在三天里消失，现在至少要六天。特别是在晚上，在烛光下会毫无原因地陷入病态的悲伤，仿佛一切都被染上了血色（不是浅浅的红色）。这些天几乎无法工作。”康希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记本》（莫斯科—列宁格勒，1935年），83—84页。E. M. Konshina，Zapisnie tetradi F. M. Dostoevskogo（Moscow-Leningrad，1935），83—84.
PSS，29/Bk. 1：139—140；1870年9月19日/10月1日。
Ibid.，141—142；1870年10月8日 /20日。
Ibid.，145；1870年10月9日/21日。
Ibid.
Ibid.，163—164；1871年1月6日/18日。
Anna Dostoevsky，Reminiscences，trans. and ed. Beatrice Stillman（New York，1975），164.
PSS，29/Bk. 1：138n.14.（应为1870年8月17日/29日书信正文。——译注）
Ibid.，214；1871年5月18日/30日。
Ibid.，215.
Ibid.
Ibid.，115；1870年3月25日/4月6日。
Ibid.，125；1870年5月28日/6月9日。
Ibid.，113n.28.（应为1870年3月24日/4月5日书信正文。——译注）
原文为拉丁文：Homo sum et nihil humanum。化用自罗马喜剧作家泰伦提乌斯的《自责者》77，原文是Homo sum，humani nihil a me alienum puto（我是人，我觉得人的事没有与我无关的）。——译注
Ibid.，127—129；1870年6月11日 /23日。
Ibid.，216n.21；1870年12月2日 /14日。（应为1871年5月18日/30日书信正文。——译注）
Ibid.，216n.21；1870年12月2日 /14日。（应为1871年5月18日/30日书信正文。——译注）
Ibid.，172；1871年1月18日/30日。
Ibid.，196—199；1871年4月16日 /28日。
Ibid.，199.
Ibid. 187.（应为197页。——译注）
Ibid.，198.
Ibid.
Ibid.，205；1871年4月21日/5月3日。
Reminisceneces，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