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群魔》中的历史与神话
《群魔》中的历史与神话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创造过可以被视作广义“历史”人物的虚构形象，代表了某种社会—文化理念和态度，但直到《群魔》（Besy）中，他才把广为人知的现实事件作为基础。显然，他的小说并不局限于涅恰耶夫事件微不足道的现实维度。如果是那样，那么“事实”只能带给他一个相当令人同情的故事，讲述了发生在一群学生及其依附者中间的悲剧事件，他们受到某个革命狂热分子的蛊惑，毫无必要地谋杀了一个无辜的受害者。相反，此事只是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情节的内核，凭借着“想象现实主义”的手法，他将之扩充和放大为对涅恰耶夫及其支持者的作品中所设定的大胆得多的策略和目标的充分的戏剧化演绎。
因此，《群魔》中发生的是神话（对现实富有想象力的放大）而非历史，是艺术而非字面上的真实——就像拉斯柯尔尼科夫可以被视作皮萨列夫和扎伊采夫（Zaitsev）的“无节制虚无主义”造就的“神话”。无论如何，他从文件中读到的许多信息很难教给他新的东西，因为他可以借鉴自己作为革命密谋者时的回忆，当年他的秘密团体暗中操纵着更大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忠于他对涅恰耶夫事件的记录所显示的精神，即便并不认同其内容。
乍看之下，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这个狡猾的怪物——就像莎士比亚的埃古，一个唆使他人干坏事的危险煽动者——可能与任何可以想到的19世纪俄国革命者形象（特别是真实的涅恰耶夫）天差地别。但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如此巧妙和津津有味地从事的活动正是涅恰耶夫所完成的那些，或者说本会完成的，如果他有力量把欲望变成行动的话。
我们有幸找到的一封信中令人难忘地生动描摹了工作中的涅恰耶夫，信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巴枯宁。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日内瓦的熟人——富有同情心但意志软弱的奥加辽夫——都曾是涅恰耶夫最热情的支持者。许多学者对两人奇特的个人关系做过猜想，一边是年轻的革命者，一边是策划过上百次颠覆阴谋的老兵，充满激情和善于雄辩，因为过去难以置信的起义经历而笼罩着光环。因为巴枯宁很快发现自己对这个年轻人着迷，赞许地称其为“阿布列克”（abrek，高加索民族中无情的武士）和“雏鹰”。不过，这是在涅恰耶夫（伊万诺夫谋杀案发生后逃到欧洲）开始用两人都认同的方法来对付巴枯宁本人和他们共同的朋友圈子之前。涅恰耶夫这样做了之后，巴枯宁觉得有必要在1870年7月给与涅恰耶夫有接触的一个家庭写信。信中描绘了涅恰耶夫的完全不择手段，既准确又富有启迪性。
我亲爱的朋友，我刚得知N［涅恰耶夫］造访了你，你忙不迭地把你的朋友（M夫妇）的地址给了他。我曾给你写了两封信，警告你和请求你把他赶走，显然信来晚了；毫不夸张地将，我认为这次延误是真正的不幸。你也许会觉得奇怪，为何我们建议你赶走一个我们曾写信向你引荐的人……但……后来我们不得不承认问题如此严重，迫使我们切断与N的一切关系……
N仍然是俄国政府最想抓到的人，他们在欧洲大陆遍布密探，在所有国家寻找他，请求德国和瑞士引渡他，这仍然完全是事实。同样千真万确的是，N是我见过的最活跃和精力最旺盛的人之一。当涉及为他所谓的事业服务时，他会毫不犹豫；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他对自己和对别人一样毫不留情。这是他吸引我的首要特质，驱使我在很长时间里寻求和他结盟。有人断言他只是个骗子，那是说谎！他是个虔诚的狂热分子，但同时也是个非常危险的狂热分子，与他结盟只会危害所有人。原因是这样的：首先他属于一个曾经真实存在于俄国的秘密委员会。那个委员会已经不复存在，所有成员都被逮捕。只有N逍遥法外，他一个人组成了所谓的委员会。他在俄国的组织被消灭了，正试图在国外创造一个新的。这一切本来都极其自然、合法和非常有用——但他采用的方法令人憎恶……他逐渐让自己相信，为了建立一个严肃和无法破坏的组织，他必须把马基雅维利的策略作为基础，并完全照搬耶稣会的制度——即以暴力为本体，以虚伪为灵魂。
真相、相互信任、严肃而严格的团结只存在于十多个人之间，他们组成了那个组织最为神圣的部分。其他成员必须只是作为盲目的工具和可以利用的材料……组织允许——甚至命令——欺骗其他所有人，牺牲他们，掠夺他们，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可以干掉他们——他们是密谋者的草料。比如，由于我们的推荐信，你接待了N，给了他信任，把他引荐给了你的朋友们……他被移植进了你的世界……他会首先做什么？首先他会对你说一大通谎言，提升你的同情和信任，但不会就此罢手。有些人只是一定程度上投身革命，除了革命还有爱情、友谊、家庭和社会关系等其他人类兴趣——在他看来，这些人不冷不热的同情不足以作为基础，他将试图以革命的名义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完全控制你。为此，他会监视你，试图掌握你的全部秘密；当你不在时，他会独自走进你的房间，打开你所有的抽屉，读你所有的信。如果有封信令他感兴趣，即从某种观点看来让你或你的朋友有失体面，他就会偷走那封信，非常小心地作为对你或你的朋友不利的档案保管起来……当我们在全体大会上指责他这样做时，他会毫不脸红地说——“是的，那是我们的制度。我们把所有不完全和我们一条心的人视作敌人，有责任欺骗和牺牲他们”。这意味着所有不相信他们的制度，以及不愿将其应用于自身的人均在其列。
如果你把他介绍给朋友，他首先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流言和八卦在你之间播下不和——简单来说就是制造争执。你的朋友有妻子和女儿，他会试图勾引她们，让她们怀孕，从而使她们脱离官方道德，强迫她们对社会展开革命反抗。
他们认为一切个人联系、一切友谊、一切［阙文］……都是罪恶，他们有权摧毁这些——因为这一切形成了秘密组织以外的力量，削弱了组织的独有力量。别告诉我这是夸大其词：这一切都已经被充分地揭示和证明。看到自己暴露后，可怜的N仍然如此天真和幼稚，尽管表现出系统性的乖张行为，他还是认为可以感化我——他甚至请求我在他提议创办的俄语杂志上发展这种理论。他背叛了我们所有人的信任，他偷走了我们的信，对我们造成了巨大牺牲，总而言之，他的行为就像一个恶棍。他唯一的借口是他的狂热！此人野心勃勃，自己却不知道，因为他最终把革命理想和他本人等同起来——但他不是平凡意义上的利己主义者，因为他冒了巨大的生命危险，过着的充斥着各种贫穷和难以置信的活动的殉道者生活。
他是个狂热分子，他的狂热使其成为一名完全的耶稣会成员——有时，他也会犯蠢。他的大部分谎言都全无根据。他像别人操纵革命一样耍弄诡计。尽管此人相对幼稚，但他非常危险，因为每天都有行动、滥用信任和背叛，由于很少有人怀疑其可能性，它们更加防不胜防。凭借着这一切，N因为他的旺盛精力而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他最新的计划是在瑞士组织一批匪徒和小偷，目标自然是获得某种革命资本。为了救他，我劝说他离开瑞士，因为他和他的团伙肯定在几周内就会被发现；他将遭到失败，并把我们所有人拖下水……
请劝说M，他家人的安危需要他与他们完全切断联系。他必须防止N接触到他的家人。勾引和颠覆年轻姑娘使他们的制度和快事，由此控制整个家庭。我对他们得到了M的地址深表遗憾，因为他们将可以揭发他。他们不是胆敢在有见证者的情况下公开对我承认，揭发某个成员——无论是全心全意还是部分忠诚的——被他们视作完全正当，而且有时很有用的手段之一吗？……我对他们知道了M的地址非常害怕，乞求他秘密更换住所，好让他们别发现他。
反讽的是，——巴枯宁现在如此激烈地斥责和如此努力地与自己撇清关系的“方法”不过是将臭名昭著的《革命者教义问答》中的理论付诸应用，那部作品由涅恰耶夫和巴枯宁合作完成，或者出自他们中的一人之手（学者对该问题仍有争议）。巴枯宁无疑完全了解这本最阴险的革命策略手册，并认同其准则。让他感到恐惧的只是，书上推荐的方法现在被用来对付他自己和他的朋友们。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封信当然一无所知，但巴枯宁对成为自己原先支持的理论的受害者感到困惑和愤怒，这不免让人想起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对儿子彼得的思想和活动的反应，他认为后者歪曲和庸俗化了他自己年轻时的崇高理想。巴枯宁的信显示，陀思妥耶夫斯基极其准确地（经过必要的修改）捕捉到了两代人之间的历史象征关系的实质。
巴枯宁对涅恰耶夫的迷恋没有随着这封信中所记录的分道扬镳而告终，获悉昔日的门徒被瑞士警方逮捕并将被引渡回俄国后，他悲伤地致信奥加辽夫，表示“我对他深表遗憾……他是个拥有罕见能量的人；当你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体内清楚地燃烧着对我们穷苦和受压迫人民的爱，他对人民由来已久的苦难感到真正的痛”。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剥夺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这种救赎特征，尽管并未突出展现这点。彼得对斯塔夫罗金说：“听着，我曾看到一个六岁的孩子把喝醉的母亲领回家，而母亲却用脏话骂他……如果交给我们，也许我们会把她教好。”（10：324—325）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加入这一丝同情保持了对涅恰耶夫真实形象的忠实，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也没有那个举动是涅恰耶夫不曾有过的，或者即便有机会也不会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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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事实准确性的关注展现在书中的整个社会—政治阴谋中。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在《群魔》中的力量建立在他自称是一个世界性革命组织的代表之上，书中含糊地称该组织位于欧洲某地，他在瑞士与其有接触。涅恰耶夫带着的证书证明他是“世界革命联盟俄国分部”的第2271号代表，由巴枯宁签署的这些证书上还盖了“中央委员会”和“欧洲革命联盟”的章。这些机构都只存在于巴枯宁密谋想象的庞大世界里，涅恰耶夫是否过于相信它们的力量存在疑问。毕竟，他向巴枯宁介绍自己时自称是一个同样虚构的俄国学生组织的代表，但他非常乐于利用巴枯宁的威望光环，用这些万能组织的巨大幌子来打动他在莫斯科的受骗者。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威，他曾带着一个陌生人（来自彼得堡的一位不讨人嫌的访问学生）参加自己团体的会议，介绍说此人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前来日内瓦考察他们的活动。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如出一辙地授意充满魅力的斯塔夫罗金作为“来自国外的创始成员之一”出席会议，“知道最重要的秘密——那就是你的角色。”（10：299）
系统性地使用谎言和欺骗是涅恰耶夫人生的标志，甚至针对盟友和追随者。《教义问答》中明确把这种策略作为原则：“对某个成员的……友谊、忠诚和其他责任的程度仅仅取决于他在毁灭一切的现实革命世界中的有用程度。”彼得·韦尔霍文斯基透露，他只和斯塔夫罗金一起行动，后者是他的革命计划的关键。他把团体的其他成员都视作“原材料”，按照他认为对革命有益的方式加以利用的操纵。《教义问答》中关于“多嘴的革命者”（对维尔金斯基团体的完美描绘）的段落预见了这种操纵，他们将被“不断推进和卷入危险的政治声明，其结果是让大部分人消失，他们中的一些人则将成为革命者”
。涅恰耶夫干掉伊万诺夫正是遵循了对功利原则的这种无情应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此人想要通过让他的追随者们共同卷入对某个麻烦的异议者的犯罪来牢不可破地控制他们。
小说被安排在一座外省小城，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作为贵族子弟斯塔洛夫金的亲密同伴来到那里，他同时也是同样富有的德罗日多夫家族的密友。得知斯塔夫罗金与玛利亚·列比亚德金娜的不正常婚姻的秘密，并意识到丽莎·图申娜对斯塔夫罗金的迷恋后，他显然希望控制斯塔夫罗金（无论是通过威吓抑或迎合其情欲），利用他实现自己的革命目的。此类手段完全符合《教义问答》的理论：“以无情毁灭为目标的革命者可以（经常必须）生活在社会中，伪装成与他的真实身份截然不同的样子。”与彼得一样，这种伪装的目的是控制“一大批凭借地位获得财富和人脉的身居高位者”。对这些受骗者“必须不择手段地利用，智取和迷惑他们，通过获得他们肮脏的秘密将其变成我们的奴隶”。就这样，在我们的各种活动中，他们的权力、关系、影响和财富将成为取之不尽的宝藏和无价的帮助。
彼得·韦尔霍文斯基采用同样的策略控制了冯·列姆布克省长夫妇，利用他们为自己的革命目标服务。《教义问答》宣称，革命者应该与自由派合谋，“以他们［自由派］自己的计划为基础，假装盲目追随他们”，但事实上却牺牲了他们，“利用他们在国家中挑起事端”。彼得完全遵循上述指示，他颠覆了尤利娅·米哈伊洛夫娜为救济省内女家庭教师而举办的自由节日，将其变成反对当局的骚乱示威。
彼得还扮演了对冯·列姆布克的煽动者角色：怂恿这个头脑迟钝和不知所措的官员镇压什皮古林工厂工人的造反苗头，并指责他在形式省长职责时“过于软弱”和“开明”。彼得告诉犹豫的冯·列姆布克：“这种事必须用老办法来对付……应该把他们每个人都鞭打一顿，那样就了解了。”（10：272）彼得化身为“老办法”的支持者，这样做得到了《教义问答》的支持，其中一个段落要求革命者“对灾难和各种罪恶推波助澜，这会最终耗尽人民的耐心，迫使他们一起造反。”巴枯宁和涅恰耶夫以所谓的“留里克的后裔和贵族革命委员会”名义发布的两份传单
宣扬了最极端反动的情感，旨在引发旧贵族中的右翼成员对改革派的沙皇提出反对。它们可能促使彼得与退休上校加甘诺夫建立友谊，后者从军队辞职的部分原因是农奴解放的“宣言让他突然觉得自己受到了人身攻击”。加甘诺夫“属于俄国仍然存在的那个奇特的贵族群体，他们极其重视自己纯洁而古老的血统。（即‘留里克的后裔’）”（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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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魔》中其他所有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几乎都能在巴枯宁——涅恰耶夫的宣传或其他容易辨识的历史事件中找到源头或相似点。巴枯宁——涅恰耶夫宣传的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其彻底的否定主义，完全没有任何具体的目标或意图可以为其想要制造的恐怖提供理由。其中包含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命令和全面毁灭的末世意象：“我们必须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连续、不倦和不懈的破坏，直到现有的各种社会形式都被毁灭。”这种正面意图因为不可能在历史中实现而原则上不被允许，必须一直包裹在关于未来的弥赛亚式迷雾中。“由于现在的那代人本身受到他们所反抗的可憎社会状况的影响，建设工作无法被留给他们。这项工作属于将在新生时代中形成的纯洁力量。”这种否定主义帮助解释了为何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将自己同希加廖夫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划清界限，后者的确关心未来社会秩序的形式：“在我看来，所有这些书，无论是傅立叶和卡贝，还是关于‘工作权’的讨论和希加廖夫理论——所有这些就像我们能够数以十万计地写出的小说——都是一种美学消遣。”（10：313）作为真正的巴枯宁式革命者，彼得只让自己致力于铲除现有道德—社会准则的工作。他告诉斯塔夫罗金：“但现在必须要有一、两代罪恶的人，他们可怕而卑鄙的罪恶能把人变成可憎、残忍而自私的爬虫……我没有自相矛盾，我只是在反驳博爱主义者和希加廖夫主义，而不是我自己！我是个恶棍，不是社会主义者！”（10：325）
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同样的区分，完全认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涅恰耶夫的策略和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分开的做法。事实上，巴枯宁——涅恰耶夫的宣传成了他们将巴枯宁及其支持者从第一国际开除的武器。他们用警句式的语言写道：“这些毁灭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想要把一切变成无组织状态，以便用混乱取代道德，将资产阶级的不道德推向最后的极端。”
涅恰耶夫的系统性马基雅维利主义不同于当时的其他激进团体，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与他的地下组织的成员和同情者的关系是一场战胜他们的反对和不信任的不间断战斗。与会者中没有人真正认同彼得，但通过利用他们的虚荣和好奇，他迫使他们服从了自己：所有人都同意“开足马力”，以便能够听到他从他自诩代表的全能组织获得的神秘“指示”。在沙托夫被害前，就连彼得的内部圈子成员也对所发生的事感到恐慌——纵火，已经犯下的多起谋杀，暴动和骚乱——他们决定除非彼得给出“明确解释”，否则就“解散五人小组……新成立一个‘宣传他们自己的理念并基于民主和平等’的秘密组织取而代之”（10：415—416）。在最后一刻，希加廖夫出于原则问题拒绝与谋杀扯上任何关系；维尔金斯基始终没有停止抗议，甚至在谋杀发生时。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五人小组的成员显得多么令人讨厌或者可笑得让人觉得可悲，他们都不相信系统性的不道德和普遍的毁灭是社会秩序弊病的万灵药。
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希加廖夫的讽刺并不比对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轻多少，但他承认激进派观点存在程度不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记中，希加廖夫原本被称为扎伊采夫——就是那个在自由派杂志《俄国言论》上撰文的激进派批评家V. A.扎伊采夫，此人声称如果没有奴隶制的保护，黑人将因为自己天生的低劣性而注定灭绝。希加廖夫最初同样是个诚实的民主激进派，最后转而支持由万能的激进派精英来“奴役”大众（这让他本人也大为吃惊）。他承认：“我对自己的数据感到困惑，我的结论与我最初的想法完全矛盾。我从无限的自由出发，最终得到了无限的专制。”（10：311）
有激进倾向的扎伊采夫的观点源于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希加廖夫也提到了这种理论，他表示此前所有的社会思想家“都是幻想家，是童话的讲述者，是自相矛盾的白痴，对自然科学和被称为人的强大动物一无所知”（10：311）。希加廖夫本人关于实现“人间乐园”的理论无疑是生物学的，尽管只是以缩略版本提出。（他严肃地请求召开十次会议来做出恰当的表述，但革命等不起！）一个读了他手稿的“瘸腿教师”解释了其主要的思想：“希加廖夫建议……把人类分成不平等的两个部分。十分之一的人享有绝对的自由，并对十分之九的人拥有无限的权力。其他人则必须放弃一切个性，可以说成了牲畜，通过无限的服从，他们将通过一系列的重生获得原始的纯真，类似在最初伊甸园中那样。不过，他们仍然需要工作。作者为如何剥夺十分之九的人的真实意志，并通过对整整几代人的再教育使之成为牲畜而提出的各项措施……基于自然的事实，非常有逻辑。”（10：312）
我们可能会想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只是让他的讽刺想象按照斯威夫特的方式任意翱翔，希加廖夫通过选择性地培育社会主义者来创造“人间乐园”的计划不可能有文本来源。但事实上，19世纪60年代的激进报刊观点中的确存在这种源头，陀思妥耶夫斯基熟悉此类观点的各种形式，这让他很有可能利用它们为自己服务。特卡乔夫的作品中就能找到这种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时世》上发表过他的一篇文章，此人还和涅恰耶夫一起在1869年煽动彼得堡的学生闹事。他们共同撰写了《革命活动方案》，这导致特卡乔夫在伊万诺夫被害后围捕涅恰耶夫追随者的行动中北部。特卡乔夫和扎伊采夫都在俄国激进主义的语境中发展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含义，但相比那位黑人奴隶制的反传统辩护者，特卡乔夫得出的结论甚至更加极端，更加令人吃惊地不人道。
特卡乔夫接受达尔文主义的生物学基础，但强烈反对从其理论中能够得出的社会—政治结论。他声称，如果不加限制和控制，生存斗争只会导致永远存在不平等和不公正。正义只有在完全平等的世界中才可能存在，但这个目标“绝对不能和政治、法律、甚至经济平等相混淆”；相反，它意味着“有同样的教育和共同的生活状况早就的有机和生理上的平等”。特卡乔夫写道，这种平等是“人类生活的最终和唯一可能的目标……是历史和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因此，它是“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绝对目标和最高理想”。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宣称“希加廖夫是个天才”，因为“他发现了‘平等’”，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没有戏仿特卡乔夫，那无疑是个不寻常的巧合。“才智出群者不可避免地将成为暴君，带来的坏处总是超过好处……割掉西塞罗的舌头，挖掉哥白尼的研究，用石头把莎士比亚砸死——那就是希加廖夫主义！奴隶必然平等：没有暴政就没有自然或平等，畜群中注定有平等，那就是希加廖夫主义！”（10：322）
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终极目标是通过把斯塔夫罗金变成假冒的皇位竞争者“伊凡王子”来攫取权力，以此把农民争取到自己的革命旗帜下。甚至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做的也正是将俄国的历史现实逼真地变成他作品中的“神话”。“隐藏的沙皇”的思想深深植根于俄国人民的想象中，被认为有朝一日将会现身纠正世界的不正义。在俄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有人以在位沙皇是“冒牌货”为借口发动叛乱。17世纪初率众对鲍里斯·戈都诺夫发动起义的叛教僧侣格里高利·奥特列佩耶夫（Gregory Otrepeyev）宣称自己是“真正”的沙皇，是伊凡雷帝被害的儿子。同样的传说也出现在18世纪末，哥萨克叛军首领普加乔夫自称是在宫廷阴谋中被杀的彼得三世。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试图利用俄国人民想象最深处的历史隐秘，通过沙皇的半宗教地位来实现他为了社会革命而进行的颠覆。
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似非常异想天开的虚构大厦的坚实历史基础的一部分。大部分怀有敌意的早期评论中最常见的指责之一是，这部小说完全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病式天才”的产物——就像别林斯基早就注意到并严厉批评的，他喜欢执着于只能被视作不正常和有心理疾病的人物。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确信（时间证明他是对的），相比同时代文人所偏爱的更加肤浅逼真与温和平庸的描绘，他的“想象现实主义”更加鞭辟入里地揭示了俄国生活的问题。不过，在放任“想象”的同时，他也知道为了让批评者的指责失去理由，他必须煞费苦心地让想象的飞跃基于我们在上文试图记录的“现实”；接下去我们将看到，他同样注重俄国文化，就像对待涅恰耶夫及其小组的“神话”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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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恰耶夫事件及其后续只是《群魔》中相互交织的各种历史—意识形态线索之一。另一条线索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和他的虚无主义者儿子彼得的讽刺式冲突。尽管这种冲突在最终的文本中变得次要，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成功地让《群魔》成为俄国文学中描绘这场代际大战的两部经典作品之一。
屠格涅夫在《父与子》（1862年）中描绘了战火的打响，但相比任何当着巴扎罗夫的面为过去辩护的角色，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与屠格涅夫更早的小说《罗亭》（1856年）的中心人物要类似得多。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一样，罗亭也是19世纪40年代的浪漫理想主义者——一个真正纯洁而高尚的灵魂，但过于软弱，无法践行自己的崇高话语和炽热理想。因此，《群魔》可以被视作屠格涅夫的两个人物在他们后来的某个人生阶段中的样子，此时罗亭已经成了一个自我纵容的装腔作势者，富有奇特的魅力，而巴扎罗夫则成了无情的狂热分子。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热情地对迈科夫的话表示认同，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让他想起了“屠格涅夫的主人公变老后的样子”。
因此，《群魔》拥有极其重要的文学—文化维度，包括与屠格涅夫的小说和他本人（通过卡尔马津诺夫这个形象对其做了恶毒但极富魅力的讽刺）的关系。此外，它还包括了各种其他的文学、道德—哲学和文化现象，在19世纪的小说中，只有巴尔扎克的《幻灭》和福楼拜的《情感的教育》在丰富性上能够与其媲美。这本小说几乎是其所涵盖的那个时期的俄国文化的一部缩编版百科全书，它采用尖刻嘲讽和经常显得荒诞有趣的视角，在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坚实基础上重塑了一个关于这种文化主要冲突的不寻常“神话”。
就像我们看到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形象主要源自格拉诺夫斯基，后者是活跃于19世纪40年代的一位历史学家，在1869年时已经被很多人遗忘。由于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中的描绘，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珍视此人的形象。在著名的一章中，赫尔岑描绘了1846年夏天他和格拉诺夫斯基友谊的终结。这是别林斯基和赫尔岑成为激进无神论者的关键时刻，但格拉诺夫斯基拒绝追随赫尔岑走上这条情感上让人痛苦的道路。赫尔岑引述他的话说：“我永远不会接受你将身体和精神等同起来的枯燥无情的想法，这意味着灵魂不朽的消失。也许你不需要这个，但想要放弃这种信仰，我将不得不埋葬太多的东西。对我而言，个体不朽是必需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顽强地坚持个体不朽，把格拉诺夫斯基视作心灵知音，认为那是一个开明的西欧派，拒绝放弃宗教信仰的最后圣所。这个形象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动摇和忐忑，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将其描绘成巴扎罗夫们所代表的新一代所展现的不道德虚无主义的先驱，同时也是受惊的对手。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格拉诺夫斯基的源头不仅可以在1855年去世的那位莫斯科历史学家的个性和传记中找到，而且更加广泛地出现在1858年中期随着两代人的矛盾公开爆发而开始的争论中。作为平民知识分子新的高调代言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写了大量文章贬损19世纪40年代的那代人，斥责他们软弱和优柔寡断，认为他们的成员只是崇高原则的奴隶，这些原则只被用来支持他们的利己主义和虚荣：
那代人执迷于崇高但略显抽象的追求。他们向往真理，渴求良善，迷恋一切美好的东西；但对他们来说，原则是至高无上的……他们以这种方式脱离了真实生活，迫使自己为原则服务，他们无法真正估量自己的力量，承担了远远超过他们能力的工作。于是，他们永远站在错误的一边，永远对自己不满，永远说着冠冕堂皇的话，认可和鼓励自己，永远无法在任何实践活动中成功。他们渐渐地陷入了自己的消极角色，在过去的一切中，他们只保留了年轻人的容易激动，并习惯于同有良好教养的人谈论好的行为，梦想在溪流上架起一座小桥。［即局部和不重要的改革和改良——原作者注］
没有什么比这更好地刻画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性格；陀思妥耶夫斯基只需加入特征即可。
上述攻击很难不引起回应；赫尔岑就很快做出了回应，他是19世纪60年代存在于俄国的各种激进和社会主义潮流最初的启发者和宣传者。格拉诺夫斯基可能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提供了外部形象，但后者与彼得的对立关系（作为一个对虚无主义者“儿子”感到恐惧的“父亲”）的史实依据是赫尔岑坚决拒绝向19世纪60年代那代人屈服。我们知道，在《群魔》初稿的创作过程中，赫尔岑经常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头脑中。赫尔岑于1870年1月去世，斯特拉霍夫旋即撰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概括了他的一生，它们的发表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出写一部“传单小说”的决定几乎同时。
我们已经提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些文章的反应；在这里，我们只需回忆一下他曾说过“赫尔岑所有活动的实质［是］他时时处处首先是一个诗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此人性格的这个方面甚至解释了“他的轻率，以及他在最崇高的道德和哲学问题上喜欢用双关语（这是他非常让人反感的一点）。”上述评价显示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象中，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和赫尔岑在多大程度上融为一体。因为赫尔岑身上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不满的特质也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让叙事者不满的地方。当后者在等待与可怕的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斯塔夫罗金娜命运攸关的见面时，他绝望地喊道：“为什么这星期不能没有周日——如果存在奇迹？对上帝来说，从日历上抹掉一个周日算得了什么呢？哪怕只是为了向无神论者证明他的力量，或者无论什么！”叙事者尖刻地评论说：“如果他能放弃那个时代流行的廉价而俏皮的自由思想，他就不是自己了。”（10：100）
赫尔岑的《多余人与坏脾气》（1860年）是19世纪40年代的那代人第一次对自己的批评者做出回应，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一样，赫尔岑为父亲辩护，或者至少是为其中拒绝放弃父亲受尊敬权利的那些。“坏脾气”的儿子们则通过代言人（车尔尼雪夫斯基）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讽刺地表示19世纪40年代的“多余人受到不同的教育，他们周围的世界是肮脏的，没有打上足够的蜡，被手脚弄脏。他们更喜欢抱怨自己的不幸命运，但同时又心安理得地吃吃喝喝”。这些正是彼得对父亲说的话，而且确定无疑地带有盛气凌人的鄙视口吻。
正如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19世纪60年代试图回归彼得堡时遭到了新一代激进派的抛弃，就像对待“一顶旧棉帽”（他回到家时已经奄奄一息），赫尔岑同样被车尔尼雪夫斯基斥责为如同“被挖出的兽类优美骨架……属于拥有不同太阳和树木的另一个世界。”但赫尔岑不愿如此轻易地被扫进历史的垃圾桶，顽强地拒绝以功利和革命的名义向他本人和全人类的过去道别。因为如果接受19世纪60年代的狭隘观点，那么就像赫尔岑的雄辩之词所指出的（会得到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响应），“不仅意味着同温泉关和各各他道别，也将同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亚道别，乃至同那首无尽的长篇史诗道别，它不断以疯狂的悲剧告终，并不断以历史为名继续下去”。
尽管策略上存在分歧，特别是当卡拉科佐夫试图刺杀亚历山大二世后（赫尔岑在《钟声》中对此进行了谴责），赫尔岑还是坚称，俄国本土的激进运动（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视作领袖）的目标与他在流亡中所倡导的那些运动并无区别，他敦促两代人应该联手前进。这种对团结的呼吁反而引起了亚历山大·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的愤怒回应，这位“年轻侨民”的领袖之一对赫尔岑的贬斥甚至更加不堪。他的措辞与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用的惊人相似，声称赫尔岑只是另一顶“旧棉帽”，与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评价如出一辙：
你是诗人，是艺术家……是说故事的人，是小说家，是你想做的任何人，但政治家除外……你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落伍，仍然全力以赴地扇动你无力的翅膀；然后，当你看到人们都在嘲笑你时，你勃然大怒，指责年轻一代对他们的领袖，对他们学校的奠基人，对俄国社会主义的第一任大司祭忘恩负义……回到地面上来吧；忘记你是个伟人；记住刻着你肖像的奖章不是感激你的后世所铸造，而是来自你沾着鲜血的财富……赫尔岑先生，你是个死人。
赫尔岑没有直接回应这种无礼的诋毁。相反，他把这本小册子连同一封信寄给了巴枯宁，后者对年轻一代不加选择的同情后来会将其同涅恰耶夫联系起来。在赫尔岑看来，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无礼而愚蠢，但最糟糕的是，大部分俄国年轻人同样如此，而我们对他们变成这样难辞其咎……这不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是俄国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伟大现象。不。这些是披着伪装的失产贵族、退伍军官、农村抄写员、当地教士和小地主。”
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过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的高谈阔论，表示那个年轻的激进派和涅恰耶夫一样属于被“从俄国人身体里跑出来的……群魔”感染的“猪群”。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对赫尔岑的信一无所知，但凭着犀利的洞察力，他可以本能地感到信中交织的吃惊和负罪感。谈到作为虚无主义者“教义问答”的《怎么办？》时，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表示：“我同意作者的根本思想是对的，但这让它变得更加可怕。它正是我们的思想，完全是我们的；我们首先播了种，培育了它，并做好了准备，在我们之后，他们还能说出什么新东西呢？但是天啊！它被如何表达、歪曲和糟蹋了呀……这些是我们追求的结论吗？谁能从中看出原先的想法呢？”（10：238）
赫尔岑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致老同志书》（1869年）是特地为了反击巴枯宁——涅恰耶夫宣传中猛烈的破坏风潮。这些写给巴枯宁的公开信被收录了赫尔岑死后出版的文集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定会忙着购买。赫尔岑写道：“野蛮的叫嚣命令我们合上书本，抛弃科学，投入荒唐的毁灭战斗，这些叫嚣属于最无法控制和最有害的煽动行为。它们总是能激发最可怕的激情。我们耍弄着可怕的字眼，完全没有想过它们对自己的事业和听到它们的人造成的伤害。”赫尔岑显然不相信巴枯宁——涅恰耶夫的运动（导致伊万诺夫遇害）仅仅是孤立和异常事件，他觉得自己有责任高声疾呼，反对他可以如此清晰地预见的可怕后果。
我们很容易想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读到赫尔岑的谴责之词时感到满意，在他听来，那些话几乎就是自我揭发和改弦易辙。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无须赫尔岑教给自己艺术和文化的价值（他在1849年和1861年分别面对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为其做了辩护）但他无疑会满意地看到，赫尔岑如此坚定地和自己站在一起反对皮萨列夫式的破坏圣像行为（在这个词的字面意义上），这种行为成了19世纪60年代的那代人中的普遍现象。赫尔岑感叹说：“精神上贫乏和艺术感上薄弱的革命多么可悲，它会让历史上获得的一切变成令人沮丧的作坊，唯一的兴趣是苟活，只是苟活！”这让我们想起了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臭名昭著的口号：“只有必要的才是必要的，那是今后整个世界的座右铭。”（10：323）赫尔岑继续表示：“被释放的破坏力不仅会消除财产的限制，还将抹掉自从文明开始以来人类的努力在各方面达到的高峰……当我站在导游面前，看着他把一堵光秃秃的墙，一件破损的雕塑，或者从墓中挖出的一具棺材指给我看，一遍遍告诉我‘这一切都是毁于大革命期间’时，我经常会深切地感受到这点，沉浸在阴郁的悲伤和近乎羞耻中。”
只有在上述背景下，我们才能完全理解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群魔》中不屑的“最后发言”——他在年轻一代的倒彩声和讥笑声中喊出那些话（他们无情地骚扰他，就像他们骚扰晚年的赫尔岑），用赫尔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呼声回应他们。“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兴奋至极地尖声说：‘但我坚持认为，我坚持认为莎士比亚和拉斐尔要高于农奴解放，高于民族主义，高于社会主义，高于年轻一代，高于化学，高于几乎整个人类，因为他们是成果，是全人类的真正成果，也许还是可能达到的最高成果！这是一种已经取得的美，如果没有这种美，我可能会不愿活着……上帝啊。’他紧握双手，高喊道：‘十年前，我在彼得堡也曾经用同样的措辞喊过同样的内容，他们同样什么都听不懂，像现在一样发出嘲笑和嘘声；你们这些侏儒，需要什么才能让你们明白？’”（10：372—373）十年前，赫尔岑在《多余人与坏脾气》中采用了如出一辙的措辞，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的沸腾喧嚣的节日（还包括19世纪60年代初的激烈事件中的其他场景和典故）让这场巨大的历史——文化冲突在艺术上被人铭记。
事实上，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并非小说中唯一代表19世纪40年代那代人中的杰出成员的形象。如果不对恶毒但采用了巧妙夸张手法描绘的卡尔马津诺夫（Karmazin来自法语cramoisi，在俄语中表示绯红色，嘲笑了那位大作家所谓的社会—政治同情）做些讨论，那么对《群魔》的任何描述都将是不完整的。对人物的夸张描绘在俄国文学中司空见惯，屠格涅夫本人在《罗亭》中没有放过巴枯宁或者其他一批著名人物（特别是奥加辽夫）。但想要找到对某个著名文学人物同样的大段嘲讽，我们很可能不得不举出狄更斯在《荒凉山庄》中通过哈罗德·斯金普尔这个人物对雷·亨特（Leigh Hunt）的攻击。
卡尔马津诺夫在外貌上与屠格涅夫仪表堂堂的英俊形象没有相似之处，但从其他方面可以确定无疑地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靶子，他取笑了作家同行身上所有早就引起他反感的方面。屠格涅夫的贵族派头和举止，他对在欧洲生活的偏爱，在《烟》中对俄国文化的诋毁，他的散文诗中非常明显的哲学悲观主义，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描绘特洛普曼被处决的那篇文章中看到的赤裸裸的神经质和自我保护的利己主义——这些都没被放过！叙事者与大作家的第一次相遇伴随着对那篇文章的讥讽戏仿，改为描述一艘轮船在英国沿岸的沉没。屠格涅夫年轻时在吕贝克沿岸遭遇过类似的海难（1883年，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后写到过此事），文学圈中广泛有传言说，他当时的行为一点也不英勇。
就像特洛普曼被斩首时那样，卡尔马津诺夫—屠格涅夫更关心自己的反应，而非灾难的受害者。“写这篇相当冗长和啰唆的文章的唯一目的是自我表现。我们似乎可以在字里行间独处：……‘为什么要看那个用僵死的手臂抱着死孩子的溺水女人呢？还是看看我，看我如何无法忍受这种景象并背过身去。我背对现场站着，感到恐惧，不敢去看；我眨着眼睛——难道这不有趣吗？’”叙事者又表示：“当我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说起我对卡尔马津诺夫文章的看法时，他完全同意。”（10：70）
虽然卡尔马津诺夫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虚荣和自恋，但屠格涅夫为重新取悦19世纪60年代的那代人而想方设法所做的尝试更明确地界定了他的角色。与赫尔岑直截了当和坚定不移地为自身价值辩护不同（后来表现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形象中），屠格涅夫可耻地屈从于虚无主义者的威吓，含蓄地认同巴扎罗夫主义乃至其最新的化身谢尔盖·涅恰耶夫。当然，他对涅恰耶夫的所谓认同并非字面意义上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象征神话中完全有理由这样做。卡尔马津诺夫要对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社会威望负责，就像屠格涅夫要对巴扎罗夫及其后来在现实生活中的衍生者的威望负责，他还担任着那个年轻人的导师和拥护者。他告诉彼得：“我来的时候向每个人保证，你是个非常聪明的人，现在我相信每个人都对你发狂。”（10：286）就像多林宁（A. S. Dolinin）犀利地指出的，尽管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是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肉体上的父亲，但后者更多是卡尔马津诺夫“精神上的儿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屠格涅夫的取消在节日场景中达到高潮：卡尔马津诺夫纡尊降贵地同意为饥饿而暴躁的人群朗读自己的告别之作，他决定——或者假装如此——在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后永远封笔。这一章发表后，屠格涅夫收到一封友人对他表达同情的信，他带着克制的尊严，用受伤的口吻回复说：“真是奇怪，他选择戏仿我发表在他曾经主编的杂志上的唯一作品［《幻影》］，他曾为了这部作品给我写来好多表达感激和恭维的信。我还留着那些信。发表它们会非常有趣！但他知道我不会那么做。我只是遗憾他用自己毋庸置疑的天赋来满足这种令人讨厌的情感。”
《幻影》完全不是屠格涅夫戏仿的主要基础，后者事实上来自另一首散文诗《够了》（Dovol’no）。屠格涅夫的性情在这些散文诗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它们的主要情绪是厌世感和形而上的绝望，经常通过不受时空约束的梦幻般的事件得以表达。陀思妥耶夫斯基准确地把目标对准了屠格涅夫散文诗的这些极其脆弱的方面，嘲笑它们足够简单，只要在它们的忧伤想象中引入一个严肃而乏味的音符就可以了。这样做的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一再嘲讽了那位伟大天才的妄自尊大，把所有的事件和场景都变成对他本人的存在焦虑的反思。在一个场景中，诗人从融化的冰上掉进了伏尔加河，按理说他应该淹死，但“他看到了一小块浮冰，像豌豆那么大……彩虹般的光芒让他想起从你眼中滚落的那颗泪珠，当时我们坐在翡翠般的树下，你高兴地喊道：‘不存在罪行’。我噙着眼泪说：‘是啊，但如果是那样，也没有圣人。’我们抽泣起来，永远分别”（10：366—367）。这段话对屠格涅夫新近宣布支持虚无主义的行为做了攻击，用滑稽可笑的基调描绘了虚无主义的道德—形而上学否定，而非像斯塔夫罗金的故事中那样采用悲剧基调。
在一个类似的段落中，这位崇高的诗人在莫斯科的苏哈廖夫塔下挖了三年，在洞中找到一个隐修士，圣像前点着一盏油灯，这时他突然听到一声叹息。“你以为叹息是隐修士发出的吗？你的苦行僧和他有何相干？不，这声叹息只是让他想起了她的第一声叹息，那是在37年前，你应该记得我们如何坐在德国的一棵玛瑙树下，你对我说：‘为什么要爱？看，金雀花正在四周生长，我恋爱了，但当金雀花停止生长时，我就不爱了。’”（10：367）然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戏仿了屠格涅夫在作品中加入博学典故的爱好。“薄雾再次升起，霍夫曼出现了，水中宁芙哼着肖邦的曲调，突然从雾中出现了安库斯·马尔基乌斯，他站在罗马的屋顶上，头戴桂冠。一阵快感从我们的背上涌过，我们永远分离了，等等。”（10：367）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事者最终承认，自己完全听不懂卡尔马津诺夫读了些什么，他最后用一连串对照句复制了这类俄国天才在吸收欧洲思想的崇高成果后所陷入的道德—精神混乱：“存在罪行存在，不存在罪行；不再真理，不存在求真者；无神论，达尔文主义，莫斯科的教堂大钟……但天哪，他不再相信莫斯科的教堂大钟；罗马，桂冠……但他不再相信桂冠……这里你可以看到拜伦式脾气的惯用攻击，看到海涅的冷笑，看到毕巧林的某些东西——然后他开着火车隆隆前进，引擎发出尖啸。”在这一切的背后，叙事者只看到了作者的利己主义，他没有一刻相信作者会因为疲倦和悲伤而永远封闭，就像卡尔马津诺夫—屠格涅夫所承诺的。（10：367）对屠格涅夫的文学矫饰主义和个人缺陷的这种戏仿不能更加切中要害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炫目地展现了自己的讽刺才华，为《群魔》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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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错综复杂的主题结构的基石是斯塔夫罗金这个形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记中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个人物的原型的线索，多年来，人们一直激烈地争论他的灵感是否来自巴枯宁。但如果我们需要把斯塔夫罗金同某个现实人物联系起来，那么最可能的候选人将是神秘的尼古拉·斯佩什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参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期间称此人为靡菲斯特。这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是一个七人秘密革命团体的核心，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成员。该小组在更大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圈子内部活动，试图操纵后者为己所用，就像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为了他的目的而操纵自己的小团体，乃至整个社会。斯佩什涅夫非常熟悉当时流行的左翼进步圈子，他的道德—哲学观点类似于后来被归给斯塔夫罗金的那些。斯佩什涅夫在私人书信中表达了这些观点；他很可能在与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密友的谈话过程中表达过同样的思想。
斯佩什涅夫密切关注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出版后在黑格尔左派中出现的争论，在这些问题上，他和马克斯·施蒂纳一样支持完全的主观利己主义。他富有洞见地写道：“人神论［费尔巴哈的立场］也是一种宗教，只是有所不同。它神化了一种不同的新对象［人，人类——原作者注］，但神化的事实没有任何新意……神—人和人—神之间的区别真的那么大吗？”斯佩什涅夫拒绝接受凌驾于个体自我之上的任何权威，并因此得出结论说，任何东西都不存在客观标准。“美与丑、善与恶、高贵与低贱这些概念过去总是，将来也总是品味问题。”
应该把这番话和斯塔夫罗金在被删去的“在吉洪那里”一章中的忏悔对照起来看，他解释说：“我第一次提出了我眼中自己的人生准则，即我既不知道也不感到善与恶，不仅因为失去了对它们的感觉，而且根本不存在善与恶（这让我很高兴），那只是一种偏见：我可以摆脱任何偏见，但一旦达到了那种自由度，我就完了。”（12：113）这种理论将导致自我毁灭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结论，除此之外，斯塔夫罗金对善与恶之间存在任何区别的否定与斯佩什涅夫的观点有惊人的相似。事实上，对小玛季廖莎的侵犯是为了在实践中检验这种观点而进行的可怕实验。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当初稿中面貌模糊的“公爵”开始变成斯塔夫罗金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起了斯佩什涅夫的某些特征，后者引领他走进了地下革命和道德—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
但就像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不是涅恰耶夫，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不仅是格拉诺夫斯基，也不应该把斯塔夫罗金等同于斯佩什涅夫。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个原型“神话化”为19世纪20和30年代的俄国文学中经常出现的迷人但遭受诅咒的俄国拜伦式花花公子。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就把俄国拜伦式人物的巨大文化和道德—宗教意义解读为对发生在民族灵魂中的深层变化的线索。这种解读在1861年他为《时代》所写的一些文章中得到了最充分和最清楚的展现，他宣称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象征了俄罗斯精神史上的一次重大危机：“奥涅金正好属于我们历史生活中的那个时代，当时我们刚刚开始拥有痛苦的意识……在环顾四周时陷入痛苦的彷徨……在那个时代伊始，我们的领袖人物鲜明地分为两个阵营［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然后展开了激烈的内战。”（19：10）那场危机就是浸淫于欧洲文化中的俄罗斯精神意识到自己失去了民族根基，于是转而用破坏性的怀疑主义看待自己。“奥涅金的怀疑主义在根本原则上包含了某种悲剧元素，有时也用恶意的讥讽表达自己”。
与后来的斯塔夫罗金一样，奥涅金也是俄国贵族成员，这个群体“最严重地脱离了祖国的土壤，文明的外部性在其中得到了最大的发展”（19：11）。世俗快乐或社会地位带来的轻易满足无法让奥涅金满意，这证明了他在道德上的崇高；他真正因为生命内在的空虚的受苦。他的受苦源于他不知道让自己关心什么，“他甚至不知道该尊重什么，尽管他坚信某些东西必须被尊重和爱。不过……他甚至不尊重他自己对生命和真理的苛求……他成了利己主义者，但同时又嘲笑自己，因为他甚至不知道如何做一个利己主义者”（19：11—12）。
然后，这种类型进入了俄国社会的意识，随着每一代人发展出更加致命的新变种。“在［莱蒙托夫的］毕巧林身上，它达到了无法满足的愤怒怨毒状态，形成了两种异质元素的奇特反差，具有最高程度的原创和俄国特色：一边是发展到自我崇拜极限的利己主义，一边是怨毒的自我鄙视。永远是这种对真理的苛求，永远是同样的‘无事可做！’毕巧林出于愤怒，仿佛自嘲式地做出反常而奇怪的行为，把他引向愚蠢、可笑和无用的死亡。”（19：12）这种类型的最极端和最不妥协的发展当然是斯塔夫罗金本人，他无情地尝试了最大限度的道德沦丧和自我堕落。
一旦从这个角度看待斯塔夫罗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初稿中意外地变得如此重要。随着斯塔夫罗金的轮廓从公爵的苍白形象中浮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情不自禁地想要把自己的历史眼光投向更早的时候，将19世纪40和60年代的冲突同此前的拜伦式类型联系起来——那是俄罗斯文化的灵魂在彻底吸收了西方影响后第一次感受到后者的破坏作用。对俄国的否定（最终在可憎的涅恰耶夫身上达到顶峰）便源出于此，由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俄国的概念与俄国基督和东正教信仰的概念密不可分，斯塔夫罗金的悲剧——在他看来也是奥涅金和毕巧林的悲剧——具有道德—宗教危机的形式。在欧洲启蒙的诱惑下，他们放弃的正是对绝对信仰的追求，尽管迫切需要“新的真理”，但尚未找回那种信仰。
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魔鬼离开俄国人的身体，附到了涅恰耶夫和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之流的身上”，斯塔夫罗金的拜伦主义的上述社会—文化意义为这种稍嫌含糊的断言提供了更加特定和具体的意义。斯塔夫罗金——或者他作为最伟大代表的那种类型——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理解的完全意义上的“俄罗斯人”，在历史上，正是这种类型催生了此后肆虐俄国文化的意识形态“群魔”。但斯塔夫罗金作为“群魔”源头的历史角色被蒙上了面纱，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保留了把他作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门徒的情节结构，事实上颠倒了奥涅金类型与19世纪40年代那代人的顺序。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用上“在吉洪那里”这章，从而揭示斯塔夫罗金消除善恶边界的最高尝试的整个意识形态范围，那么作者就有可能明确地把“群魔”归咎于他，尽管存在年代错乱。因为最初的手稿中并不包含读福音书的场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其中宣称自己要为“群魔”负责），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无论如何，斯塔夫罗金的象征性文化地位帮助我们理解了他与基里洛夫和沙托夫的关系中某些令人困惑的特点，它们常常被视作专断和神秘的。在想象拜伦式类型的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必然也会想到西欧派和斯拉夫派这两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它们为斯塔夫罗金的道德—精神困境提供了不同的回应，一旦从上述历史——文化背景来看待斯塔夫罗金与这些人物的关系结构，以及他们身上的奇特组合（从过去的友谊变成后来的冷漠），这一切就变得容易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严格按照与宗教信仰问题的关系对这些意识形态做了戏剧化演绎，就像他看到的，这个问题是拜伦式类型的自我折磨的根源。基里洛夫和沙托夫的信仰（出自斯塔夫罗金这个被污染的源头）被描绘成真正和自发的宗教信仰的世俗替代品，与他们的导师一样，两人渴望但无法获得那种信仰。
基里洛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最伟大形象之一，他的身上集中了受费尔巴哈启发的美学人道主义——主张人—神（即整个人类）可以取代传统的神—人——的全部感染力和崇高性。沙托夫代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即尽管斯拉夫拍宣称效忠俄国东正教信仰，但他们仍然过于西化，无法在内心完全顺从地接受俄国的基督。丹尼列夫斯基不久前发表的《俄国与欧洲》进一步强调了斯拉夫主义的这种观点，身为前傅立叶主义者和前费尔巴哈主义者的作者在书中称上帝是每个民族的“合成人格”，就像费尔巴哈称上帝是人类的“合成人格”一样——换句话说，上帝是人类自身的创造，而非超越理性的神性真理。沙托夫从斯塔夫罗金那里学到，然后又向老师重复的思想直接从丹尼列夫斯基的书上转抄了斯拉夫派版本的费尔巴哈主义。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政治上认同丹尼列夫斯基的做法，把斯拉夫世界和俄国标榜为新的世界文化的基础，但他对作者没能看到东正教的普世宗教使命感到不安。因此，沙托夫代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丹尼列夫斯基的批评，他把俄国人民升华为神的做法很好地对应了斯塔夫罗金（沙托夫重复了他的理念）悲剧性地无法让自己达到接受救赎的宗教信仰的卑微状态。
普法战争提供的背景同样帮现代人的审美理助丰富了斯塔夫罗金的象征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公社最后的日子里吞噬巴黎的火焰充满了恐惧与愤怒。对于他认为要对此负责的公社成员，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对他们（和其他许多人）来说，这种暴行看上去并不疯狂，反而觉得是美。现代人的审美理念变得模糊了。”这番话无疑对小说中的一个场景产生了影响：当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对斯塔夫罗金的“美”着迷时，他终于暴露了自己是一个热情和爱幻想的狂热者，而不仅是冷酷无情的恐怖谋划者。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几近迷狂地喊道：“‘斯塔夫罗金，你真美。我爱美，我是个虚无主义者，但我爱美。虚无主义者就不能爱美吗？他们讨厌的只是偶像，但我喜欢偶像。’”（10：323）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真正的美通过基督展现在世人面前，将其等同于暴力破坏是最可恶的。
就这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象中，平静而冷漠的斯塔夫罗金形象被不久前在西方文明的中心城市燃烧的地狱般的火光所笼罩。正是他把这种被当成偶像的否定的全部“美”带到了俄国，如果没有受到基督“真正的美”的挑战，它将在神圣的俄国点燃已经肆虐了西方的毁灭火把。因为斯塔夫罗金的“美”是魔鬼般的，是拜伦的《该隐》中的路西法之美，赫尔岑令人难忘地表示：“［路西法］是阴郁的黑暗天使，它的眉头闪着怨念之星的微光，充满了永远无法调和的内心冲突。”它像“月光下的平静水面”一样诱惑着人们，“承诺的只是在它没有安慰、冰冷和闪着微光的怀抱中死去”。
形容为人阴险虚伪。——译注
这封信的译文见Daughter of a Revolutionary，ed. Michael Confino（La Salle，IL，1973），305—309。他的译文和我的措辞略有差别。
Ibid.，323.。1872年，涅恰耶夫作为被控谋杀的普通法罪犯从瑞士引渡回德国，于翌年1月受审，被判二十年苦役和终生流放西伯利亚。他在法庭上态度不屑，拒绝承认其权威。亚历山大二世下令秘密将涅恰耶夫终身监禁在彼得保罗要塞。在单人关押期间，他的反抗态度招致了更多惩罚，尽管他得到了自己提出想要的书，似乎还写过若干作品，不过都已荡然无存。最值得一提的是，他逐渐让受命看守他的士兵们接受了革命理想，把他们变成听话的信差。1879年，当他通过新的囚犯获悉存在一个名为人民意志（Narodnaya Volya）的地下革命组织后，他给该组织的执行委员会送去了让他们难以置信的消息。涅恰耶夫还活着，并非在西伯利亚，而是在圣彼得堡！人们制定了越狱计划，但1880年3月1日亚历山大的遇刺让在外借协助下脱逃的希望破灭，尽管涅恰耶夫在监狱驻军中的盟友帮助下试图亲自组织越狱。但有人向狱方揭发了他在士兵中的影响，他的看守被替换。1882年11月21日，他死于败血症。见弗朗哥·文图里，《革命之根》（纽约，1966年），第15章。
Yury Steklov，Mikhail Alexandrovich Bakunin，4 vols.（Moscow-Leningrad，1926—1927），3：489.
我引用了孔菲诺书中（见注释1）的《革命者教义问答》译文，这是最新和最容易找到的版本。见Daughter of a Revolutionary，226。
Ibid.，228.
Ibid.，227.
Ibid.，228.
Ibid.
Ibid.，229.
Steklov，Bakunin，3：455—456.
Ibid.，464—465.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Werke，39 vols.（Berlin，1959—），18：426.
对特卡乔夫的引述见Venturi，Roots of Revolution，399；另见B. P. Kozmin，P. N. Tkachev i revolutsionnie dvizhenie 1860—khgodov（Moscow，1922），119—120。
Alexander Herzen My Past and Thoughts，trans. Constance Garnett，rev. Humphrey Higgens，4 vols.（New York，1968），2：586.
N. A. Dobrolyubov，Selected Philosophical Essays，trans. J. Fineberg（Moscow，1956），156.
PSS，29/Bk. 1：113n.28；1870年5月28日/6月9日（应为1870年3月24日/4月5日书信正文。——译注）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卷4，1581和1579页。Herzen，My Past and Thoughts，4：1581，1579.
Ibid.，1581，1583.
引自Abbott Gleason，Young Russia（New York，1980），132—133.
B. P. Kozmin，Iz istorii revolyutsionnoi mysli v Rossii（Moscow，1961），547.
A. I. Herzen，Sochineniya，10 vols.（Moscow，1955—1958），8：417.
Ibid.，405，417.
A. S. Dolinin，“Turgenev v Besakh，”in his Dostoevsky i drugie（Moscow，1989），173.
PSSiP，10：9.
Proizvedeniya Petrashevtsy，ed. V. I. Evgrafova（Moscow，1953），496—497.
PSS，29/Bk. 1：214；1871年5月18日/30日。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卷2，744页。Herzen，My Past and Thoughts，2：7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