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公众人物

第50章
公众人物

随着《少年》的完稿，接下来该做什么再次成了困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难题。他虽然已经出版了自己的若干部作品，但仍旧缺少稳定的收入来供给家用，而家里在1875年8月10日新添了第三个孩子阿列克谢，这更迫使他去寻找下一份收入。他重拾了在《公民》杂志中曾付诸实践的想法——出版新期刊《作家日记》。虽然正如安娜所写：“如果《作家日记》最终失败了，我们就会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但这仍然是他在整个家庭的重压之下所能做的唯一选择。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建《作家日记》月刊的决定其实是赌命一搏，这标志着他的作家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虽然再次成为俄罗斯的文学、文化圈当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但他的名号依然几乎仅在知识分子的圈中流传。但是借助《作家日记》，他的名气打入了更为驳杂的受众当中去。他对俄罗斯民众最为关心的事务高谈雄辩，从未有人以如此雄浑、简明、直率、逼真的笔触对这些事亲身进行评价。不难想见，当他的杂志在书报亭中面世之后，公众立刻回之以热烈的反响，那些观点各异的回信瞬间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淹没。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年经常去拜访艾莲娜·施塔肯施奈德主办的沙龙，她的聪慧、敏感、和善以及面对自己因脊椎病而变形的后背时体现出的勇气，为她的沙龙吸引了许多座上之宾。她在自己的日记中对《作家日记》的风靡做出了这样的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望并不来自他坐牢的经历或是他的《死屋手记》，甚至也并不——至少并不主要来自他的小说，而《作家日记》才给他带来了真正的名气，它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扬名整个俄罗斯，成为青年人的偶像与导师，是的，（尊崇他的）并不只是青年人，同样也包括被海涅口中那‘诅咒’般的问题所困扰的所有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接下来两年的生活都与《作家日记》息息相关。他的日常生活的确因为《作家日记》月刊的频繁出版而变得紧张疲倦，基本没有时间去做其他事情。《作家日记》的全部内容都由陀思妥耶夫斯基亲自执笔，每月一期，每期16页。它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刊发，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让杂志按时上架抱有十分的热忱。他身边的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作家日记》给他带来的压力，这种压力对他的心理和生理均有影响，令他精疲力竭。现在在杂志印刷厂工作的米哈尔·亚历山德罗夫评论说：“如果说哪个作家是用自己的心血在写作，那么没有比费尧多尔·米哈伊诺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更适合这种说法的人了。”确实，在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之近地工作了两年之后，亚历山德罗夫相信《作家日记》“缩短了他的寿命”，并且“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它甚至比劳改营的那几年经历更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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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都住在旧鲁萨，但是他们现在需要为《作家日记》而搬回彼得堡。9月中旬他们回到了首都，在一间老旧的公寓楼中租下了五个普通的房间。亚历山德罗夫为这种空荡荡的环境所震慑，这让他想起了修道院的单人房。屋里有一个土耳其沙发，铺上油布就可以兼备床的功能，此外还有两张桌子，一张堆满杂志和报纸，另一张稍大一些，桌上的装点物只有墨水瓶、钢笔和一本厚重的笔记，“笔记中记载着费尧多尔·米哈伊尔维奇对于将来作品的一些观点和论据”。桌子上放挂着一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片，相片前面放着一把硬座扶手椅。任何人都可以一眼看出有一名作家在这里工作，而且这里“简洁到几乎空空如也”，这让亚历山德罗夫“十分崇敬”。

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的生活日程朴素明了。他每天从深夜写作到清晨，睡到下午两点起床。起床后，他会披上一件松垮的黑色棉布大衣去餐厅拿水壶，然后带着茶回到书房，在看报纸和用厚黄纸卷烟草时喝上几杯。用茶时间之后他会开始待客，并且于下午三点钟在餐厅用餐。陀思妥耶夫斯基习惯在用餐时喝上一杯伏特加，吃一口黑面包配一口酒，他曾对亚历山德罗夫解释说这是最健康的饮酒法。他在餐毕后会外出散步，顺便溜达到他的印刷厂，然后在六点钟时回家与家人共进晚餐，并在坐下来工作之前先哄孩子们去睡觉。

他平时每天的日程就是如此，这一切在没有意外的时候都会顺畅地进行，但若他不小心在自己习惯的时间之前醒来，就会陷入“阴郁、严肃、安静”的状态，并可能怒气突发：“他非常易怒，并且言辞尖锐伤人”，并且“即使对身边的人也表现得粗鲁而暴虐”。对此，亚历山德罗夫又急忙补充辩解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熟的人都知道这只是他暂时性神经紧张的表现。

他对自己年幼的孩子们颇为关心，这无疑加重了他的焦虑；与此同时，他还一直警觉地关注着关于库玛尼纳不动产的诉讼进程。11月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向他最小的弟弟安德烈保证，有谣言说他进行诉讼是为了让姑妈家的一些亲戚无法染指这份资产，而事实恰恰相反，他只是“为这些亲戚自身的利益着想”，会在得到钱之后“立刻将钱分给亲戚们，而他自己除了这笔诉讼费之外将分文不取”。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表示他“将按照法律本该属于我的一份分给她们［他的姐妹们］”，为的是“只是为自己的孩子争取他们的合法所得”。（在他的诉讼最终以失败告终的）几个月后，他在给安德烈的信中称自己希望“至少再活七年”来为孩子们的未来建立一份稳固的家业。肺气肿使他一直对死亡满怀恐惧，但原先他更恐惧着突如其来的暴毙，而现在他更坚信肺气肿及其并发症会将自己的身体逐渐拖垮。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开始《作家日记》发刊的几个月后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来自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女性克里斯蒂娜·阿尔切夫斯卡娅。他从信中得知有人认为他正在把时间浪费于“琐屑的事情上，不过是对时事稍做调查，然后拿出几个小故事之类的玩意儿罢了”。显然，他也曾经在其他人那里听到过类似的评价，他对此回复道：“我曾经得出无法推翻的结论，一名作家必须同时了解（历史和当代）现实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才能得到最真实的艺术灵感。”他并没有将《作家日记》当作是他艺术目标的终点，而是在解释中称其为对他将来的作品所做的不可或缺的铺垫。“实际上当我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时，总是已经准备好让自己深陷对现实生活的细节研究之中，而这便是原因”，在这些细节里“最重要的……是年轻一代，而当代俄罗斯家庭也同等重要”。

《作家日记》第一期（1876年1月）的主题是孩子，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让自己在法律方面的朋友A.F.科尼安排了一次对少年犯的探访。1875年12月末，两人踏上行程，科尼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参与此事时满怀激情：“他用大量的问题去探询他们生活中最为微小的细枝末节。”他们将孩子们聚集在一个大屋子中，科尼很快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跟孩子们交流的能力所震惊。“陀思妥耶夫斯基问了他们很多问题，有的问题很天真，有的问题则刨根问底。然而，这场谈话逐渐变得更像是一场教育……其中满是曾闪耀在他作品每一页中的对孩子的爱。”当这两个人离开房间去访问教堂时，孩子们依然聚集过来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讲述他们的生活。“你会觉得……他们已经产生了灵魂上的羁绊，而且孩子们开始将他认作一名悲悯他们的朋友，而非一名猎奇的访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回家的路上谈起了他们刚刚去过的教堂。教堂里有很多圣像，一部分破破烂烂的，是警察们从旧信者手中没收的；另一部分，特别是放在讲经台后面的圣壁部分的那些圣像，看起来则更新一些，有意大利的风格。“我不喜欢那座教堂，”他嘟囔着，“它看起来像是座博物馆……几幅圣像就足以对参拜者的灵魂起到作用，而且圣像应该严肃而呆板，就像对基督的信仰和责任一样。”当孩子们落入城市的迷场之中，这种图像将唤醒他们对久远而纯净的乡村孩提时代的回忆，这将有助于他们的道德价值抵御犯罪活动带来的诱惑。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对法庭审判表示关注，他认为那是时代的道德水平指向标。虽然在《作家日记》所提到的全部案件中，他并不全在场（首都、省日报中有关于案件的详细报道中获得证据说明），但他若在场，便在法庭上表现得十分积极。在一次对年轻的母亲判决西伯利亚劳役的审判上，叶卡捷琳娜·科尼洛娃把她六岁的继女推到了公寓的窗外，孩子并没有受伤，而母亲也立刻投案自首。当时科尼洛娃正处于预产期，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她的境遇让她对自己的继女心生暗恨（同时她也对女孩的父亲、自己的丈夫心怀仇恨，因为她每天早上都会遭受他的殴打）。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众所周知的理由为这位母亲辩护，他说怀孕的女子有时会行为不当，并希望以此改变法院的判决。当庭有一名非常熟知如何为犯人辩护减刑的律师是《作家日记》的读者，他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称自己当时被说服了，建议陀思妥耶夫斯基去探望科尼洛娃并告知她可以用这种理由争取减刑，此外他还自愿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庞杂的官员系统中疏通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按照他所说的去做了，尽管陪审团被警告说不要被“某些有天赋的作家”左右他们的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依然毋庸置疑地为她的改判起到了重要作用。

陀思妥耶夫斯基使公众为之侧目的不仅仅是他的思想，他的语言——他仿佛与读者们面对面地促膝相谈而非撰文写稿——也同样令公众对他产生了难以言表的亲切感。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件蜂拥而至，而他同时在杂志和私下两方面进行回应。这种想要联系《作家日记》编者的冲动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很多读者神奇地不期而遇，举例来说，1876年4月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给阿尔切夫斯卡娅的信件中提到：“前天早上，两个大约20岁的女孩子突然登门造访……‘每个人都嘲笑我们，他们觉得你不可能接见我们的……但我们还是想试试。’”无论是早期在《死屋手记》中展示出可怖的信念并给公众留下印象时，抑或是完成那主人公们备受折磨的小说时，人们都难以想象他今日的名望。对公众而言，《作家日记》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一位朋友，一位建议者，大量像这两个姑娘一样不请自来的客人开始频繁涌现。“她们说自己是医学院的学生，那里大约已经有五百名女学生了，而且‘她们进入学校受到高等教育后，就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

这些未来的医生们所定下的人道主义目标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而且她们的出现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作年轻女性中令人倍受鼓舞的心灵现象。他开心地用这类“新女性”与之前的女性相互比对。“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女性（我只认识很多陈腐的女性虚无主义者），在过去的两个小时里，当我和这些姑娘待在一起时，我感到前所未有、难以置信的欣喜。这是多么简单自然、鲜活纯净的心灵！”在接下来的两期《作家日记》（5月号和6月号）中，他就对为女性提供高等教育资源一事做了强烈的肯定。

在回忆录中，阿尔切夫斯卡娅强调：“在我记忆中残留的一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特征里最为突出的是……他害怕失去对年青一代的理解，害怕失去与之的联系……在这种潜意识中他毫不在意自己作为作家是否广受喜爱，也不介意自己的读者数量；不，他与那些在道德上已经死去的自暴自弃的青年有着明显而根本的分歧。他大胆而自豪地维护他心中的信念；同时他又害怕自己可能无法完成肩头重任，最终不经意地失去目标”。这段评论一针见血。他确实感到了肩头担负的那份压力，这压力来自他对年轻一代的引导之责，他要引导他们回到俄罗斯人民的真理上去——对他来说这主要就是对上帝的信仰。因此，他认为与年轻读者失去联系就意味着自暴自弃和道德层面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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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来到了巴德埃姆斯，他在那里喝了一个月的泉水。当然，这就意味着他的《作家日记》月刊无法按时出版，他也只写了7—8月的合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埃姆斯写的信件里充满对安娜的关怀，其中也同样提到了这对夫妇之间的激情。在多年之后的今天再次读到它们时，安娜认为我们可以跳过一些过于直白的段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的文学经典中，这些信件其实是删减最严重的部分，但即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婚后对妻子做出了四五次爱的誓言，在以下文字中便可窥见一斑。“安涅契卡（Anechka），我一直在想你，我在所有可能出现的图景中思念着你……我对你的爱意让我备受折磨。”这种激情可能与他离开前的一幕有关，他当时和安娜吵了一架，这件事在安娜的回忆录中有所提及。

他们的朋友曾经写过一部他们都读过的小说。小说里，一封匿名信称某个角色的妻子曾经不忠，证据就是她佩戴的有肖像的项链。安娜决定“开个玩笑”，她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寄了同样一封信，希望他会回忆起这部小说中的内容并开怀大笑，但令她没有预料到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暴跳如雷，直接从她的脖子上扯下了项链，鲜血四溅。“‘你一直在开玩笑，安涅契卡。’他说，‘但是想想看你刚才开的玩笑有多糟糕，我一怒之下甚至可能勒死你！’”当他的怒气有所消减，安娜“在他的道歉、忏悔和最甜蜜的温柔之声中度过了那一夜”——这可能才是这场闹剧的目的。安娜与她之前的追求者之间也有着信件上的往来，这同时也证明了她再次试图刺激他的忌妒心，可能为了让他在出国后抵御可能出现的诱惑。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埃姆斯买下了一间客房，但他既无法在病友中找到适合同住的人，也没有见别人的意愿。他们全都只是“俄罗斯犹太佬和德国人——银行家和贷款商们，连一个熟人都没有”。有一回他偶然遇见了赫赫有名的激进派评论家格里高利·Z.叶利舍耶夫，后者当时也在那里接受治疗。在圣彼得堡时两人曾经爆发过冲突，那时叶利舍耶夫曾经写了一篇挖苦性的敌对文章去评论《罪与罚》的前几章，但他也曾对季莫菲耶娃要在《祖国纪事》上刊载《少年》一事做出过宽宏大量的回复。即使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叶利舍耶夫的第一印象依然非常糟糕。“这个老‘对头’什么都不肯相信……他肯定有一种神学院式的自命不凡之气。”两人的每次会面都会让彼此非常不愉快，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九天之后终于大发雷霆：“这个粗野而渺小的垃圾自由派彻底惹火了我，他们（叶利舍耶夫夫妇）迫不得已来见我，跟我打招呼，但同时又做出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样，就像是‘防止被我的保守主义所污染’似的。这是一帮忘恩负义的东西，特别是她，还在陈旧的小本子里写满自由派的规矩。‘哦他在说什么啊！他在辩解什么啊！’而这两个人居然还想给我上课。”叶利舍耶夫夫妇自此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中彻底消失无踪——但他依然会在自己的文学圈中提到他们。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所出现的拉基津，那个永远不忘捞上一票的怀疑一切的角色，很可能就是以格里高利·叶利舍耶夫为人物原型的。

在这段时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在顽强地为小说写作做着准备，他对安娜说：“我重读了我带来的全部［来自读者的］信件，我在图书馆（一个非常糟糕的图书馆）借了一本左拉的书，因为这几年里我实在是太忽视欧洲文学了。想想看吧，那里面充斥着令人反胃的东西，简直让人不忍卒读。在俄罗斯，左拉被当成是名人，是现实主义的指路灯。”当时，埃米尔·左拉在他的朋友屠格涅夫的推荐下，正从巴黎定期给自由派期刊《欧洲导报》写稿。他同时也以时下流行的文学自然主义领军人物的身份而被大众尊崇。他的一本小说有着好几种译本——Le ventre de Paris（《巴黎的肚子》），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埃姆斯的图书馆中借出的正是这本出版于1873年的书。在俄罗斯报纸上，关于左拉的作品与理论也有大量的讨论。

在记事本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记下了他对这本书的第一观感：“他会细致地描述脚后跟中的每一根钉子，而当十五分钟后太阳升起，他又会细致地描述出钉子在不同光线下的变化。这才不是艺术，一个必要的词就足够（就像普希金那样），否则……就算数以万计的辞藻也无法堆砌出清晰的文字，他却还能对此自鸣得意，饶了我吧。”左拉的道德观与他描写的小商贩那种只重物质欲望和物质满足的道德恰恰相反，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无法接受左拉的道德观。“弗洛伦特［一个曾经参与改革并从监狱中出逃的人］死于饥饿，并且他骄傲地拒绝了来自一位诚实女性的帮助。左拉认为这是一种非常英勇的行为，但事实上他的心中不存在任何友情，他能是什么样的共和党人？（弗洛伦特应该）接受她的帮助，然后用一颗满怀高贵的心将它转送他人——这样才能创造出人间天堂（24：238—239）。”尽管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但他所不知道的是他自己的小说将在十年后帮助法国文学的新一代作家打破左拉对自然主义的垄断。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天来忧郁的心情被弗谢沃洛德·索洛维约夫的一封信大大地缓解了，后者给他写了一封热情的文章来赞颂《作家日记》的6月号。这篇文章赞颂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概念中俄国在历史和世界上的任务，并认为俄罗斯的任务就是联合所有的斯拉夫人民，同时解决东方问题，这将是俄国东正教这个唯一保留了真正基督的教派一统人民的前奏。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在这一期杂志当中，他觉得自己第一次敢于“确认自己信念里最终的那个词，并直抒自己对俄罗斯在人类中的角色和使命的梦想与期待……我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并且……这件事已经开始成为现实。”他如此直抒胸臆的结果是，“即使是一直友好待我的出版物和报纸也立刻开始对我喊叫，说我扯得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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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记》存活的两年半期间，它成了同类杂志中传播最广的一部读物。它不仅在俄罗斯各省的读者间流传，还进入了统治阶层的视野之中。1876年秋天，波别多诺斯采夫希望每个月给亚历山大太子送去一期杂志，这位给即将继位的王子担任导师的人写道：“我知道他昨天在自己的兄弟面前提起了《作家日记》中的数篇文章，希望能引起他们的注意。”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喜之下立即给亚历山大写了一封信，还附上了一本三年前出版的《群魔》。他在信中说：“现在的俄罗斯历史中所渗透出的巨大力量给俄国民众的灵魂与心灵带来了莫大的提升，使其上升到了原先无法企及的高度，并且这种力量给我们带来了启示，让我们前所未有地认识到俄罗斯思想的圣洁……陛下，我很久以前就梦想着如果能够像这样给您发去自己卑微的作品该有多么快乐。”紧接着他又为自己的“直率”道歉，希望王子“不要谴责如此深爱你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深知自己长久以来的渴望，他希望能够让清醒的年轻人们理解并效仿自己对沙皇制的尊崇。的确，有些明显的迹象表明激进活动已经不再限于“到人民中去”。由于在乡村曾经大大受挫，1876年的民粹主义者正在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同时制造政治骚动来达成目标。他们所举行的从广场一直到圣彼得堡喀山大教堂的游行，公然表明他们的策略已发生变化。1876年12月，一些人在G. V.普列汉诺夫（他后来成了俄罗斯共产党的建党人，并且是列宁的导师）的带领下聚集起来，聆听他们领袖的发言，并亮出了一幅写着“土地与自由”（Zemlya I Volya）的红色标语，这是他们革命组织的名字。警察和当地的工人与商人一同冲进他们的队伍痛打游行者，并将其抓走拘禁。

这次游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只是再次证明了俄罗斯青年们自身纯良的理想主义是多么容易被误导。在《作家日记》中，他写道：“12月6日出现在喀山广场的年轻人们无疑是被狡诈的恶棍们所驱使的……那里必然有无数恶毒而缺乏道德的蠢事，愚蠢的人们沐猴而冠；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美好的，为大义牺牲自我等辞藻将他们聚集起来，就有可能团结他们（24：52）。”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作家日记》的目的之一，就是鼓励青年们去为他觉得比喀山广场的人们之诉求更有价值的东西而牺牲自我。

1877年5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圣彼得堡前往马里普利克尔避暑。这片地处库尔斯克省的土地归安娜的兄弟伊万·斯尼特金所有。安娜在同时扮演母亲、持家者和出版经理三种角色的压力下健康逐渐恶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坚持认为她在夏天需要好好休息一下。1877年4月，俄罗斯对土耳其宣战，安娜回忆说在前往马里普利克尔的路上每经过一个车站都会有很久的延误：“我们的火车必须因为开往前线的军队而停上数个小时，费尧多尔·米哈伊诺维奇每一站都会去商店买很多面包卷、蜂蜜蛋糕、烟和火柴带回车厢，他会在跟过路的士兵们长谈后送他们一些礼物”。

6月末，陀思妥耶夫斯基全家都离开了马里普利克尔并在铁道分岔处分开，安娜带着两个大孩子去了俄罗斯的文化摇篮基辅，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回到彼得堡。在回到首都的两周内他只收到了妻子的一封来信，他为此发狂并写了四封信，每一封中都夸大了他现在出版《作家日记》时遇到的实际问题，比如按时出版、印刷、修订、向各个批发商邮寄杂志等等。在他的文学生涯中，他所写过最痛苦的一幕就是描写此时一次严重的癫痫发作。“今天早上六点半，病突然发作了，我当时冲向了你的房间，但普罗霍洛娜告诉我你并不在家。‘她在哪？’‘啊？她在你们农村的住所里啊。’‘这怎么可能？她应该在这里，她什么时候走的？’对此普罗霍洛娜劝服我说连我自己都是前天才回到这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动地描述出了那种当一个人因潜意识中的冲动而与现实生活脱轨的头脑不清的状况。他给弟弟尼古拉写信称那次发病“将我击得粉碎”，并请求平时鲜少见面的尼古拉来看望自己。

显然，他的癫痫症状已经影响到了他的长期记忆。P. V.贝科夫，一位19世纪60年代时曾见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兼记者，最近正希望为俄罗斯作家们立传并编辑其作品年表，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其承认说：“我现在必须得说，我做不到［给你一份很详细的传记］。在得了肺气肿之后……我的记性总是不好，而且——希望你会相信——我已经忘记（完全忘记，毫不夸张）了自己小说的情节、写过的角色，甚至连《罪与罚》中的角色我都不记得。但我确实还记得自己这一生的大致情况。”他向贝科夫保证，在自己接下来按照计划待在埃姆斯的夏天里，应该会“编写一份完整的自传发给你”。

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无法忍受自己寄出的信石沉大海。他向马里普利克尔那里拍了两封加急电报以询问安娜的境况。7月16日，他终于收到了一封回信，第二天他写了一封回信以解释自己慌乱的行为：“我开始陷入彻底的失眠，满心担忧，想遍了各种可能性。我在屋里走来走去，眼中全是你和孩子们的身影。我的心跳得很快（最近三天以来我的心脏开始乱跳）……天终于要亮了，我开始抽泣，一边在屋里来回踱步一边大声哭泣，全身发抖（我自己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我唯一能做的只有竭力避免让那个老女人［普罗霍洛娜］听见我的哭声。”在他描写自己失控的众多段落之中，这一段最为生动地描述出了他所能想到的一切能发生在他家庭中的灾难，特别是关于孩子们的。

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期盼着回归家庭的温暖，他依然觉得自己必须立刻去一趟达罗芙，那里有他父母在乡村的资产，而他自儿时起就再也没回过那里。他的姐妹瓦尔瓦拉·卡瑞皮娜现在继承了那处资产并占有了那里。他“与自己在莫斯科的一个老熟人”的对话里曾提到这次旅行（可能是伊万·阿克萨科夫），这场对话刊载于《作家日记》1877年7—8月合刊中。他对朋友说：“这个微小而不值一提的地方曾经在我的整个人生中留下了深刻而强烈的印象。”他强调为孩子们留下“神圣的回忆”的重要性（这一点他会借阿廖沙·卡拉马佐夫之口叙述），并写道：“一个人如果完全没有从儿时继承的神圣而宝贵的东西，那么他是没有办法生活的（25：172）。”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那里的访问无疑让他回忆起了自己的父亲，他接下来所写的一段话可以被当成是他对自己父亲的判断（和宽恕）。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当今的父亲们”没有任何“伟大的思想”能传承给自己的孩子，而且“在他们心中”他们也不肯相信自己有着这样的思想。然而他们“只有相信自己至少有能力在孩子们记忆中留下美好之物，并且也真的可以做到，虽然道德的污秽同样包围着孩子们的摇篮……即使……最堕落的父亲……也有能力将这种伟大的思想与感受播种在自己可怜的孩子们那渴求的灵魂之中……孩子们以后也会衷心原谅自己的父亲，他们只会记住父亲们所做过的光辉之举而忘记其他东西（25：180—181）”。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使用“伟大的思想”一词来表述基督教关于爱的道德准则与基督对永生的保证。他应该有所感知，在达罗芙之旅后，他对于父亲的原谅已经在自己的孩子们的心中成功地播下了种子。

1877年的秋冬两季陀思妥耶夫斯基虽“因发烧而卧病在床两周之久”，可他依然继续着对《作家日记》的精心创作。但是在1877年10月，他告诉《作家日记》的读者们他打算在年底结束这份刊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老朋友斯捷潘·扬诺夫斯基从瑞士的沃韦写信给他，代表在瑞士的俄罗斯人民感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为声援祖国而做出的努力。像其他很多人一样，扬诺夫斯基也对《作家日记》的停刊表示非常遗憾。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解释说，他准备停刊并不仅仅是由于癫痫的恶化，更因为“现在我的脑中有一篇新的小说，我要开始动笔了”，并且在未来“我还希望试着去写一份新的期刊，《作家日记》将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在1878年早期已经产生了创作一本新月刊的想法，这本新的刊物将不再仅由他一人撰写，还会包含更多文学材料和批判性的文章。“你无法相信这两年俄罗斯人民对我的期刊的声援使我收获了多大的喜悦。”他兴奋地如此告知扬诺夫斯基，并对其关于克拉耶夫斯基的报纸《声音》（其中充斥了对俄罗斯—土耳其战争的批判）的贬损断言说：“这些先生们今后将会消失……不理解人民的人无疑都已加入了股票经纪人与犹太佬的行列，而那就是我们‘进步’思想代言人们的最终去处。”就这样，犹太佬被自动与那些对战争产生怀疑的非犹太教俄罗斯人联系起来，而在他那极端偏颇的眼中，他们的动机只可能是极端下作而肮脏的物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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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12月，涅克拉索夫过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了他在新圣母教堂举办的追悼仪式。学生与倾慕者们成群结队地前来瞻仰这位曾经对19世纪40年代的社会人文主题做出过尖锐表态的诗人，涅克拉索夫曾动情地在《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中描写了对俄罗斯农民生活的无限忧愁。墓碑旁有几位致辞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其中之一，他即兴对涅克拉索夫进行了评价。在安娜后来的记述中“他的身边围满了年轻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评价说涅克拉索夫“是最后一个给我们带来‘新词汇’的诗人”，而“这样的诗人中，他仅逊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这时“人群中发出一个持不同意见的声音，大喊涅克拉索夫比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更加伟大，那两个人不过是‘拜伦主义者’”。几个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人立刻帮腔喊道：“是的！更伟大！”

我们可以从这个小插曲中看出至今为止的民粹主义者中逐渐加剧的骚动。1877年，政府审判了三批人：第一场审判了喀山大教堂的游行者们和三年前“到人民中去”的两批人，第二场审判了被称为“五十人”的群体，而这对当时的激进分子们造成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被告人出于自己的尊严，指证他们被关押时的环境完全无法忍受，并向在座受过良好教育、悲天悯人的听众揭露了这个政权压迫他们的灰暗事实。这些年轻人犯下的“罪行”本身并无危害，或许还出于好意，但他们在受审前就遭到了长久关押，并被法庭处以严酷的刑罚，这一切都令公众震惊。

当时有一些对审判“五十人”时笼罩法院的宗教气息的文字描述。根据民粹主义激进作家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的记录，审讯室里的被告人们常常被用“圣人”一词来形容。D. N.奥夫夏尼科·库利克夫斯基这样写道：

很多人，甚至可能是所有在场的人都被他们那种充满福音的理想、对身边之人的爱和对自己世俗财产与个人欢乐的牺牲所鼓舞……当所谓的“五十人审判”揭示出这些年轻的女性们为社会主义的“好消息”所做出的自我牺牲时，我们的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来的，是福音主题，还有基督的《山上宝训》。这些年轻的女士们原本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幸福而富足，她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有着可观的财富……但她们却宁可选择这样一种圣人的生活，牺牲自身欢乐来做出如此英勇的事，为了更高的理想献祭自己，而这一切对她们而言只不过是一种对福音的新的表达方式。

其中一名被告人索菲亚·巴尔蒂尼在审判中进行了一场迅速扬名的演说：“关于宗教［她刚刚被指控违背了宗教信条］，我只能说自己一直深信着宗教现存的原则，基督教的创始者也教诲我们要使用最纯粹的形式。”涅克拉索夫写于病床的最后几首诗就有一首受到了这次审判的启发，而且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次审判同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有所反映。在短短一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而且在他描述刚刚出场、即将在第二部（最后未能成文）中担任主角的年轻的阿廖沙时，他写道：“他设若认定灵魂无法不灭，上帝并不存在，那就马上去加入无神论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行列。因为，社会主义……主要是一个无神论问题，是无神论在当代的表现以及恰恰在不要上帝的情况下建造巴比伦塔的问题；建塔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从地上登天，而是把天挪到地上来。”（14：25）阿廖沙那种天生的美德和对公义的追求让他在相信上帝与灵魂不灭后立刻成了修道院里的一名僧侣。他和社会主义者都对美德、慈悲和爱心存希望；他们唯一的分歧是这一切应该由世俗世界和基督二者中的哪一个来主导。

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能够影响年轻的激进派们，让他们追随阿廖沙的道路，除了他的小说，他这两年多里还在《作家日记》中对这个目标予以尝试。现在，让我们来回头看看这部以前所未有之势主导着俄罗斯公众观点的庞杂作品。

Anna Dostoevsky，Reminiscences，trans. and ed. Beatrice Stillman（New York，1975），213.

引自DVS，2：364—365。

Ibid.，286.

Ibid.，282—283.

Ibid.，285.

PSS，29/Bk. 2：66—67；November 10，1875.

Ibid.，75—76；March 10，1876.

Ibid.，78；April 9，1876.

DVS，2：242—243.

Ibid.

引自写给律师马斯拉尼科夫的信中的注释。这位律师曾帮助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见Dostoevsky i ego vremya（Leningrad，1971），277。

PSS，29/Bk. 2：79；April 9，1876.

Ibid.

DVS，337.

PSS，29/Bk. 2：95—98；July13/25，1876.

Reminiscences，264.

PSS，29/Bk. 2：105；July18/30，1876.

Ibid.，104；July21/August 2，1876.

Ibid.，117；July30/August 11，1876.

Ibid.，99—100；July15/27，1876.

Ibid.，101—103；July16/28，1876.

Ibid.，271；November 13，1876.

Ibid.，132—133；November 16，1876.

Reminiscences，283.

PSS，29/Bk. 2：163；July7，1877.

Ibid.，80；April 15，1876.

Ibid.，170—173；July17，1877.

Ibid.，176—177；December 7，1877.

Ibid.，178—179；December 17，1877.

Ibid.

Reminiscences，288.

PSS，26：112—113；416.

参见Franco Venturi，The Roots of Revolution（New York，1966），586。

D. N. Ovsyaniko -Kulikovsky，“IstoriaRusskoi intelligentsia，”Sobranie sochinenii，10 vols.（St. Petersburg，1910—1911），8：193—194.

引自V. Bogucharsky，Aktivnoe narodnichestvo semidesyatikh godov（Moscow，1912），298。

此处译文来自《卡拉马佐夫兄弟》，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3页。——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