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作家日记》，1876—1877

第51章
《作家日记》，1876—1877

《作家日记》中渗透的主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为杂志所写的作品中就时常出现。这些东西现在被赋予了新的生命，陀思妥耶夫斯基会从报纸中找寻各色鲜活的例证，辅以他对俄罗斯与欧洲在文学与历史方面的知识和自身生活中的轶事为这些主题进行润色。这种自传体的写法顺理成章地成为《作家日记》的一大吸引力；读者们的感觉就像是真的正在与一位伟人进行亲密交流。这种个人与公众之间的惯常互动——在社会时事、时常让人们的生活陷入苦难的“受诅咒的问题”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私人生活的窥探之间不停游走——这样的组合给了《作家日记》一种难以抵抗的独特文学魅力。

与此同时，《作家日记》所做的积累也不仅仅用于短故事与草稿的写作，这些积累还如他所愿地对他要写的主要小说起到了作用。那些即将用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题频繁出现其中。《作家日记》虽然并不是一本笔记，但它为作家起到了正如其名的积累素材的作用。它在作家的创作早期被便是一件纯粹的工具——这位作家一直在寻求其作品的灵感（并且确实找寻到了），他对生活中掠过的场景进行调查，希望能够使之变成更好的素材。

I.新闻

19世纪6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杂志曾推崇过一种名为pochvennichestvo的信条，它呼吁知识分子们回到自己身边的田地与自己的文化中去寻找道德与宗教的根源和价值。这种对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关系的理想是《作家日记》的核心背景。在1876年的6月号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到农民被土地所解放出来，“因为我们自视为俄罗斯人，沙皇对我们进行统治，正如地主普希金四十年前的梦想。当时……他诅咒自己在欧洲的少年经历，并且从原则上开始向大众靠拢”（22：120）。他用令人吃惊的平静语调宣布道：“我们的民众已经满足了，并且它将随着我们渐行渐远变得更加令人满意，它将变得更好，成为大家的共识。”（22：122）统治阶级会继续以大众自己心中的基督理想为名进行行动的观念深深地折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大量读者纷纷反对说俄罗斯民众还远未满足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仅仅将这些批评的声音当作受教育群体的好意和其自身观点的新佐证（“即使已经到了现在这个时刻，这里也没有任何人站起来支持这种观点：我们必须为了代表我们文化的另一批人的福利对不肯站出来的这批人进行严厉的谴责，正如欧洲所发生的许多例子一样”）（22：31）。

1876年2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处理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的事情时重申了pochvennichestvo的核心观点。他直率地提出“到底谁更好，是我们［知识分子］还是大众”的问题，并自己回答道：“我们一定要在大众的真理面前低头并承认那才是真理，大众行为的一部分即使在最糟糕的事情中依然来自圣人的生活之中。”（22：44）他还提出了“我们这些文化人不过从欧洲回来一趟，那些道德和本质上的优越感是从何而来”（22：110）的问题，并同样自己给出了非常明晰的解答：文化人并不比大众优越，反而是大众可能比文化人优越得多。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7年1月号中讨论福马·丹尼洛夫的例子时使用了相同的观点。后者是一名俄罗斯士兵，当他在突厥斯坦被俘时，酷刑也没能令他转变信仰（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斯乜尔加科夫认为他非常愚蠢）。沙皇最近向福马那一贫如洗的家里颁发了一大笔奖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认为他是“全俄罗斯人民的生动写照”。他认为，是时候让知识分子扪心自问了，他们自己到底有没有“道德，有没有值得［向大众］传扬、解释以及能够照亮他们黑暗灵魂的东西”？完全没有。“像福马·丹尼洛夫这样的人成千上万，我们却完全不信任俄罗斯的力量”（25：12—17）。

对《作家日记》影响最深重的政治事件发生在1875年夏天，斯拉夫的黑塞哥维那省爆发了反对土耳其统治的叛乱。1876年6月中旬，独立的斯拉夫自治区塞尔维亚和蒙地纳哥也接连对土耳其宣战。1877年4月，俄罗斯参与了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是土耳其拒绝了俄罗斯关于给土耳其治下的巴尔干基督徒们更多权利的要求。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斯拉夫慈善协会组织的一员，曾经在泛斯拉夫骚乱中表现活跃，同时他也是这次叛乱与战争的狂热支持者之一。虽然这场战争在外人眼中只是一场对土地和权利的争夺战，但是《作家日记》中越来越多的文章开始宣称这场战争是道德与灵魂的战争，它是为了俄国和世界的历史而打响的，这种文章在1877年的部分中出现得尤其频繁。这些让这场战争变得更合乎道德与宗教信条，并且加剧了爱国主义热情的煽动性辞藻，收到了热烈的反响。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就算他能够辉煌地将大众的贬损扫到一旁也很难找出证据来支持自己相反于他们那更高道德本质的观点。塞尔维亚和蒙地纳哥对土耳其宣战的事情对他来说是天赐良机。为支援斯拉夫人而组织起来的俄罗斯志愿军运动使大众们不满足于物质上的援助，大批男人开始志愿参加塞尔维亚的军队，而女人们则选择成为随军护士。人们发起了一场“新十字军”运动，因为他们听说“他们的斯拉夫同胞正在被折磨和压迫”。本来大家是不认为这“本以为是同质又粗鄙的群众”能够形成这种团结局面的。这样的局面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证明了俄罗斯人民依然崇拜着“持续为神服务、热爱真理、在需要时可以站出来为真理献身、为真理离开自己的家庭并牺牲生命”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告诉读者们“我们可以欢喜地展望未来，我们的远方已变得十分清晰，崭新的太阳正带着夺目的辉煌冉冉升起”（23：161—162）。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罗斯对土耳其宣战后进入了对俄罗斯人民的终极赞扬，现在他说俄罗斯人民有能力去建立新的基督教世界秩序。如果这一切能够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相信的民众和受教育阶级会走到一起这件事为前提，那么事态的确如此。欧化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可以和人民联合，虽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融合，但是他们都相信俄罗斯“将说出全世界所能听到的最伟大的词”，这个词即将成为联合了全人类、超越“个人的自我”“为存在而挣扎”、可以“人工地、非自然地团结人民和国度”的伟大宣言（25：19—20）。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区分开俄罗斯国家与俄罗斯民众，这种刻意拔高的宣言同时也成功为俄罗斯对巴尔干和中亚地区的帝国主义扩张提供了一个有着深刻吸引力的道德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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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没有什么比解放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人运动更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动的问题了，连他对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分析都着眼于小说所揭示出的当今俄罗斯社会中的问题，着眼于它对巴尔干的斯拉夫人的反对态度。他对托尔斯泰大肆攻击——托尔斯泰此时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他未来的和平主义和对恶的不抵抗态度——说他攻击俄罗斯志愿军运动。托尔斯泰讥笑这种军事行为做作而缺乏诚恳，不过是被国家宣传机器所鼓动，而非真正对斯拉夫同胞发自内心地进行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些话当作在直接挑战自己《作家日记》中所热心表达的观点。他无情地撕破了托尔斯泰的这个新观点，说对方现在已经彻底暴露出了反“人民”的一面，并认为托尔斯泰完全无法真正理解国民对巴尔干地区斯拉夫人的那种发自内心的援助。

作为一名“真理”的追寻者，托尔斯泰最终为一位农民几句随意的谈话所启发发现了“真理”，并受到了读者喜闻乐见的接受。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发现自己所受过的教育误导了他自己的一生。他直接而本能地开始信仰耶稣关于爱的法则，终于找到了信仰并成了“人民”的一员。但是无论这位“身处社会高层的莫斯科贵族的儿子”多么热切地希望自己被人民所接受——而且在这里他公然地谈起了托尔斯泰——“仅仅认为自己是人民的一员或是想通过行动来达成这一目的是非常离谱的”。事实上，他以滑稽的方式表现出了这个过程——讽刺托尔斯泰的教条主义——并因为这种教条主义在未来失去了自己的信仰。

小猫走路总是踉踉跄跄，但为何小猫一定会踉踉跄跄？它走路不稳当是因为有某种让它不稳当的原因。这个例子表现得很清楚，世间万物都遵循着某种严格的法则。既然如此，科学就应是万物的主宰，而神迹又在何时何处有所表现？它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人类的责任又是什么？如果没有神迹，我们该如何信神？以这样的思路一直思考下去，我们将会想到无限的问题。（25：205-206）

所有这些琐碎的言语不过是为攻击托尔斯泰的观点所做的铺陈。托尔斯泰认为俄罗斯的志愿者只是盲动的乌合之众，“他们随时可能去参加普加乔夫帮派”。实际上，托尔斯泰宣称在俄罗斯人中“这种因为斯拉夫人所受的压迫而直接生出的感伤并不存在，它也无法存在”（25：213）。这种认为俄罗斯人民对历史和地理一无所知，对巴尔干人也完全没有想法的论调彻底激怒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论调实际上表现出了在西化严重的上层社会中对人民普遍存在的鄙视和对其理想的忽视。与上层社会的想法相反，他们想象中的人民身上满是从神圣之地中来的贤者们的故事，并且他们清楚这片土地现在处于反基督教的人手中。俄罗斯人身上的“历史特征”之一就是他们对前往如此圣洁之处朝圣有着超乎常人的热情，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忏悔”之举，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将这种为基督教同胞而生的感情骚动与对救赎的不懈找寻联系起来（25：214）。

民众从解放农奴运动开始的经历并不算令人鼓舞。“他们看到了其他东西，如蔓延的醉意、数量渐增的根深蒂固的富农，以及他们身边的惨剧。而且他们时常会看到自己身上的野兽习性。很多人——这数量可能非常大——心中曾被痛苦所折磨，那是一种悲惨的自我控诉的痛苦，同时他们还有着追求更好（的事物）和神圣之物的需求。”这种需求被给予了一个目标，当他们听说自己的基督教同胞们被俄罗斯的异教敌人折磨时，他们会以“为了让他们忏悔，为了准备圣礼”的理由来解释（25：215—216）。无论是托尔斯泰、老公爵还是他的岳父，任何一个对这次志愿军运动带着娱乐或是贵族式态度进行蔑视的人都从来没能理解过这种感伤。

当托尔斯泰宣称自己“对斯拉夫人被压迫一事并没有直接感受”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愤怒了。他狂暴万分，开始痛诉土耳其人在巴尔干的种种暴行，他说那里的“人们成千上万地被消灭”“孩子们在母亲的目光中被抛向天空，落在刺刀上”，这处细节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某个细节很像。（他说）托尔斯泰看起来“没有人性”，在杀戮无度的土耳其人面前畏畏缩缩，完全不敢制止这样的暴行。托尔斯泰事实上对任何在自己自私而狭隘的个人兴趣之外的事物都缺乏兴趣。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让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当托尔斯泰读到“一场惨烈的屠杀，孩子们被压碎的头颅在地上滚来滚去，旁边就是他们被侵犯后杀害的，被砍掉乳房的母亲们……然后他站起来调停说：‘小猫真可爱；今天小猫吃东西的时候看起来食欲很好；我的儿子在澡盆里洗了澡，他开始逐渐能认得我了：我为什么要去关心在另一个半球上呼吸的生物呢——我对斯拉夫人被压迫一事并没有直接的感受，我也不可能有任何感受——因为我什么都感受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法理解托尔斯泰为何希望他的读者继续将托尔斯泰看作“一个正直而高尚的榜样”。最后他悲伤地总结说像《安娜·卡列尼娜》作者这样的人“是我们社会的导师……那么他们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教导呢？”（25：21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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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刊载于《作家日记》1876年4月号的对巴尔干危机的第一反应中，介绍了一段自己和另一位支持并赞赏战争公义的人之间的对话。这位“自相矛盾者”在对话中只是重申了在一种更为狂乱而受鼓舞的气氛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他的侄女索菲亚·伊万诺娃所写的信中更加不做保留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确实，《作家日记》的作者假意选择了与“战争”的立场相反的“基督教”的立场以哀悼战争中不可避免的流血与牺牲，但这一方在辩论中的发挥太弱，基本无法形成对话（与赫尔岑的《彼岸书》中情况完全不同，其中“对话”这一部分常常被《作家日记》用以比较）。但是，自相矛盾者对此保留观点称战争终将出现，其原因是人类无法“完全按照高贵的思想生活，而且我甚至怀疑人类热爱战争，因为战争恰恰符合某种高贵的思想”。在一段冗长的未曾被打破的和平局面中，社会腐败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社会平衡一直向着更为愚蠢和粗野的一面倾斜，它主要是向财富和资本倾斜”。战争对人民自身恰恰有着“最为良好的卓越结果”，因为战争“能够在战时给予人们平等，在调和主仆关系的同时更展示了人类最为尊严和高尚的一面——为大众利益而牺牲生命。比起和平年代，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在1812年的战场上显得亲密多了”（22：122—126）就这样，战争带来了阶级团结，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中阶级团结正是解决俄罗斯社会种种疾病的良药，通过俄罗斯对巴尔干地区斯拉夫人的援助，这种团结正在渐渐出现（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这种团结后来作为主题贯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个话题上所写的全部文章。

话题进展到了对俄罗斯在现代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陀思妥耶夫斯基勾画了他的国家那传扬基督教的伟大民族使命。即使在他对俄罗斯新政策的初步展望，亦即团结“所有斯拉夫人……在俄罗斯的羽翼下”，他也要解释说这种团结并不是“为了夺取领土……也不是为了用俄罗斯的整体去压制其他斯拉夫人的个性”。不，它唯一的目的就是让常年受苦的斯拉夫人回到人类的地位上，然后“让他们为人类精神的宝贵财富而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大胆地宣称君士坦丁堡（他也称其为沙皇格勒）早晚会不可避免地落入俄罗斯人手中并成为统一的斯拉夫人民的都城。在俄罗斯民族主义中他再三呼吁“第三罗马”的意识形态——把俄罗斯作为拜占庭帝国（第二罗马）那由神指派的继承者，而基督世界的领导权——比起君士坦丁堡，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不可思议的态度坚信俄罗斯队其他斯拉夫人“有着清晰而不可侵犯的道德权利”，他们甚至比希腊人更有这种资格（23：49）。

早在俄罗斯开始加入冲突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1877年1月号中以这种天启式的话语对巴尔干发生的事件进行评论。他写道：“很明显，是时候做一番永恒、不朽、在我们的文明早期就开始准备的壮举了”（25：6）。在他的描述中，世界历史的高潮是三个主导性的观点对世界的主导权彼此争夺的过程。这三个观点的其中之一是“天主教思想”，现在盛行于法国，并成了法国社会主义的核心。“对法国社会主义而言只有强制的团结，这是从古罗马流传的理念，后来被天主教所保留”（25：5—9）。第二个是德国新教，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泛斯拉夫主义者一样将其看成是对拉丁天主教文化的反抗，认为它并没有什么积极作用，最终将走向无神论与虚无主义。

直到最近，对于世界主导权的争夺都是发生在这两种世界思想之间的，而今第三种思想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东正教中所保留的“斯拉夫思想”才是基督真正形象的化身。这三种世界思想的碰撞会带来的结果还未可知，“但早已毋庸置疑的是这必定会彻底终结欧洲过去的人文历史，它将揭露它们最终的命运。虽然欧洲的前途在神的掌控之中，难以为人类所预见，但灭亡的预兆还是会出现。”其中（能够预见欧洲前途）的先知之一自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对于早有预期的铺天盖地的批判声——这批判声果然出现了——他提前回答说：“这种维度的思想［无法］附属于琐屑而犹太化的三流思量之下。”他宣称俄罗斯有“两种强大的力量，足以抵得上全世界的分量——其中之一是千百万人民那完整无暇、无法分割的灵魂，另一种是他们与君主那亲密无间的联系”（25：9）。

1876年10月，刚愎自用的俄罗斯将军车尔纳耶夫所率领的塞尔维亚军队被击败，俄罗斯志愿者被迫离开国家，而他们的行为侵略性过强，已经点燃了他们前往帮助的塞尔维亚人的怒火。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这所有的一切不幸都是由塞尔维亚的上层社会招致而来的！他坚信“塞尔维亚人民……只当俄罗斯人是他们的救世主和同胞兄弟，并且将俄罗斯沙皇看作他们的太阳”。回顾过去，他对俄罗斯其实一直倍加赞赏，认为它在众多国家之间闪耀着基督的光辉。他把对南部的斯拉夫人展开帮助的运动看成是“因为正直不屈和自我牺牲的天性，它有着虔诚的宗教欲望去为正直的原因受苦，这在其他国家中几乎没有先例”（23：150）。民族主义的编年史中，当然充斥了不同的人们（比如德国的费希特和法国的米歇利特）对终极美德的极端奉承。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欧洲诸国非常尖酸，特别是对因为害怕俄罗斯的扩张主义而支持土耳其的英国。他提到自己曾经听说一个八岁的南斯拉夫女孩因为目睹自己的父亲被活活剥皮而昏死过去。虽然被一些宣称代表“文化”价值的欧洲国家所阻挠，但俄罗斯就是要与这样的暴行抗争。“哦！文化！”他如此叫道，“哦，欧洲，这到底会伤害谁的利益？欧洲真的有去阻止土耳其人在女孩的面前活活剥掉她父亲的皮吗？这些欧洲文明的高等利益当然是贸易、海上航行、市场，和工厂；在欧洲人的眼里还有什么比这些更为重要的东西呢？如果保存这些文明需要从活人身上剥皮的话，就让这些文明的利益和它们本身都去死吧！（25：44）”迪斯雷利在评论中暗示俄罗斯志愿者在塞尔维亚的聚集只是一群激进分子和革命分子决定搅乱事态的举动，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以控诉来回应，称迪斯雷利对这次屠杀负有直接责任：“归根结底，是他准许了这次屠杀——而且并不只是准许——是他自己策划了这次屠杀；他自己是一名小说家，而这就是他的杰作（chef d’oeuvre）”（23：110）。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十年前写给迈科夫的信中曾经确认，认识到沙皇和民众之间的团结是他转而崇拜沙皇的重要因素之一。他坚定地认为这种团结在欧洲不存在，“（欧洲）依靠的完全是中产阶级的股票市场和‘普罗大众的老实本分’”。“就算全欧洲的犹太人加在一起，或用他们那数以百万计的黄金，或用他们那数以百万计的军队”，都不能征服俄罗斯（25：97—98）。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深陷狂热，他坚信欧洲现在已经“犹太化”了——他们完全被粗野的物质需求所统治——就像那些在几家主要报纸中质疑俄罗斯道路神圣性的所有俄罗斯自由派们和西化主义者们一样。

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根深蒂固的排外主义在极大程度上破坏了《作家日记》的声誉。这种排外波及了所有非大俄罗斯血统的人，特别是有着犹太血统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次又一次地直接控诉他们无情利用他人的惨剧，被贪欲支配，用他们的国际影响力来危害俄罗斯的利益。19世纪70年代，农奴解放运动导致了一段经济剧烈波动的时期，而这个时期中犹太人所扮演的角色日渐重要，特别是在急速发展的铁路建设事业中犹太人更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正是在那个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在他的《作家日记》中对犹太人进行责备，认为他们对俄罗斯与俄罗斯人的工业化和商业化都负有责任，他个人身上的每个细胞都对这种工业化和商业化深恶痛绝。他从未错过任何一次责骂犹太人的机会，他说他们在被解放的、债务缠身的无助农奴身上吸血（22：81）。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倾向于接受那种对犹太人的负面情绪，他认为他们不仅利用他人的惨剧养肥自己，还秘密地对世界政治进行操纵。

在围攻巴尔干的普列文城初期俄罗斯军队进展迅速，但后来在四个月的拖延中他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罗斯蒙受损失的同时全力维持着国民的热情，坚持称“俄罗斯人民……全都团结如一人，希望能够达成为基督而战的伟大目标”（26：44）。当普列文被攻下的那一刻，俄罗斯军队迅速地再次恢复进军，并且很快就将攻下君士坦丁堡。但当土耳其人请求和谈时，被战争拖得疲惫不堪的亚历山大二世同意了。最初的圣斯特凡诺条约为俄罗斯带来了非常辽阔的领土和对欧洲东南部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太过巨大，以至于欧洲列强向俄罗斯要求（并且成功了）修改条约，这夺去了俄罗斯大量的胜利果实。就这样，这场战争在俄罗斯人普遍的失望与郁闷中结束，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预言的世界历史新时代也最终化为了梦幻泡影。

II.故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天赋，在《作家日记》的短篇故事里以纯净与动人的方式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这些小故事写得较为讨喜，并没有沾染他意识形态当中那些令人生疑、频频伤害其文章的元素。即使那些曾激烈反对他那狂热而武断的言论的读者和评论家也对这些故事一致表示赞扬，他们对短篇作品《温顺的女性》（Krotkaya）、《一个荒唐人的梦》（Son smeshnogo cheloveka）等等交口称赞。第一批故事出版后不久，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就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发出了为《祖国纪事》撰写故事的邀请。就像萨尔蒂科夫在给朋友的信件中所写的那样：“你在读他的作品时想为之哭泣；有几篇文章就算放在欧洲文学当中也是灿烂的瑰宝。”这些故事中确实包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视野中最具同情心的精华——他准确地对人类所经受的精神与物质的苦难进行定位，并坚定地追求着理想中当人类实现基督要求中对彼此的爱时所获得的极度喜悦。

《作家日记》的第一期中就有一个小故事极端动人——《在基督身边过圣诞节的小男孩》（Malchik u Christa na Elke）——这个小故事极度清楚地描写了他的新闻评论与他的艺术造诣之间的有机联系。在此之前一个月的1875年12月2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带他的女儿们去了彼得堡艺术家俱乐部中一年一度的基督儿童舞会，这个活动的舞厅中有一棵圣诞树，因其尺寸巨大、装饰豪华、远超常规而闻名。在他带女儿们去参加活动的第二天，他如前文（50章）所述去探访了少年犯们。他在彼得堡的街上徘徊，思考着该放进第一个小故事的元素，然后他看见了一个沿街乞讨的小男孩。他后来对弗谢沃洛德·索洛维约夫写道，他对小男孩的印象解决了当时困扰他的问题；他决定在1月号中用大量篇幅“献给孩子们——所有的孩子们，无论他们有父亲或是没有父亲……在圣诞树下或是没有圣诞树，甚至是关在监狱里的孩子们”。他就这样以圣诞舞会开始，然后以对少年犯的访问收尾，并在中间插入了他虚构的小故事。

12月30日他为这个故事首次打下草稿。他写道：“圣诞树。吕克特曾写到过的小男孩。”（22：322）弗里德里希·吕克特是一位不太出名的德国诗人，他曾经写过一首名为《孤儿的圣诞节》（Des fremden Kindes Heiliger Christ）的散文诗。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德国居住，那里的圣诞节活动中总会有朗诵这首诗的音乐朗诵会（很像是英语世界中狄更斯的《圣诞颂歌》）。G. M.弗里德兰德首次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和这首诗在主题上极其相似。一名孤儿在圣诞节的街头徜徉，窥进那被照得通亮的窗户，看到其中拥有圣诞树的欢乐的孩子们。他敲敲房门，又敲敲窗户，希望有人能够对悲惨而孤独的他加以怜悯；可是门户依然紧闭。他被悲痛所压倒，痛哭流涕，口唤基督的名，希望自己能从孤独中被解救出去；突然，出现了一个身着白衣，手持火炬的孩子，他就是幼年基督。他指向星斗中闪耀着的一棵参天的圣诞巨树，它比任何房子都更加明亮。它为全世界的孤儿而亮，而天使们就如同在梦境中一般从闪耀的树上纷纷落下，搀扶着那些孤儿将他们带向光芒之中。他在那圣洁的永恒中忘却了自己在地上劳苦的生活。

吕克特的诗用一种动人的方式消解了穷苦孤儿的悲苦，将其变成了永恒的天国福祉。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正如人们期待的一般，用更为阴郁的手法处理了相同的主题，更深刻地写尽了乞儿的苦难。几名儿童的故事在《作家日记》的摆放位置就对比出了小乞丐的痛苦和孤独；并且由于它被放在两件确实发生的事情中间，又有着少年基督如奇迹般出现的片段，更是似真似幻。的确，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艺术”与“创造”之间那模糊的状态进行了有效的操控，使那极尽“真实”的创造变得真假难辨。故事开头这样写道：“我清楚地知道我确实虚构了此事，但我还是一直幻想这件事在某地某时曾（真真切切地）发生在圣诞前夜的某个被寒风笼罩的大城市中。”（22：14）

这件轶事在背景细节上的总体缺乏使其延展为某种寓言故事。我们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典型的故事背景中发现这种几乎遍及他的每一部作品的风格——在彼得堡的一个阴暗、寒冷而悲惨的小屋中，一名备受忽视的垂死女人孤独地躺在光秃秃的床上，一名饥饿发抖、衣衫褴褛的小男孩正困惑地旁观她死亡前的痛苦。“她为何会变成这样？——也许她带着这个小男孩来自某个偏远的镇子，然后突然被疾病所困。”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种模糊的气氛中，而这种状况就此成为一个谜一般的例证。将要死去的并不仅仅是这个女人，她的命运也代表着千万人的命运。在对比之下，作者对小男孩那种一边颤抖、一边无谓地在屋里四处张望以寻找一点食物的感官细节描写是那么敏锐，令读者不由得在这种糟糕的环境之中松了一口气：“他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将自己的手放在死亡女人的肩膀上，然后开始对自己纤细的手指呼气以取得一丝温暖。突然，他抓起自己挂在床架上的帽子，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将它戴在头上，之后静悄悄地离开了地下室。”（22：14—15）

这个寓言故事中接下来的篇幅里记录了小男孩走过闪着微光的城市街道时的反应，他凝视着在房子里围着奢侈圣诞树的孩子们，并为商店橱窗中的机器玩具深深着迷，驻足良久。他被年龄稍大的粗暴孩子吓到，躲在小院子里的一堆木头后面（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惯用的设定），然后在那里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人们找到了他冻死的尸体，但在他令人怜悯的死亡之前，他做了一个完美的梦：“他现在身处何方？一切都闪闪发光，熠熠生辉，遍地散落着小小的娃娃——不，那是小男孩和小女孩，只有他们在闪闪发光，并且他们开始围着他转动起来。”这些就是在圣诞晚会上围绕着基督圣诞树的孩子们，这个晚会是为了人类所有处于社会不公之下苦难缠身的孩子们所举办的。

有些孩子被留在篮子中，冻死在彼得堡官员的家门口；有些身处痛苦的医院病房中；有些孩子饿死在他们骨瘦如柴的母亲那干瘪的乳房前（在萨马拉饥荒中），还有些则在三等座车厢中被臭气活活憋得窒息而死。这些孩子现在都聚集在这里，像小天使一样和基督在一起。他站在孩子们中间，向他们和他们那有罪的母亲们伸出自己的手……第二天早上，搬运工们在木堆后面发现了逃走的孩子那冻僵的尸体……而他的母亲甚至比他更早被冻死，他们在上帝的天堂中相会（22：16-17）。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结尾段中又回到了自己这个叙述者身上，然后转向他自己的叙述中属于“想象”的部分：“但是我一直在想象着这些或许确实曾发生过——我是说在地下室和点燃的木堆后所发生的那些事情是可能存在的，而关于那基督的圣诞树的部分——我真的不知该告诉你们什么，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有发生过的可能性。”（22：17）无论这些事是否能发生或是否有发生，这个小故事的目的明显是为了让类似于基督的圣诞晚会一般的事真的在人间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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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2月号的头几页中赞扬了俄罗斯人民，认为俄罗斯文学中一切有价值之物，都是从俄罗斯作家对人民大众关于基督的理想所进行的吸收中起步的。但是他也对这些“讲经布道的文章”表现出某种疲劳感，于是决定提起一件往事：“出于某种原因，我非常渴望在此时此地仔细地描写这件事，以其结束这篇我们为人民所写的长篇大论。”（22：46）这件往事就是《农民马列伊》，它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它在《作家日记》中出现的本来目的。从某个层面而言，这个小故事是一种补充——并且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补充——对《死屋手记》的补充；在另一个层面中，这则是他在笔下唯一一次提到自己的童年。这个出自《作家日记》的短篇小说曾在之前谈论《死屋手记》的那一章中讨论过，而且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这不仅是因为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唯一谈及的童年回忆，更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尝试在这个故事中表现他对俄罗斯农民信仰的进化过程。这个部分的细节非常值得在这里再次进行简短的重复，以介绍它被创作出来时的大致背景。

这个小故事的开头尖锐而迅速地描写了在一片位于西伯利亚的栅栏那里举行的复活节庆祝活动。在这个活动中被流放到那里的犯人可以饮酒、狂欢、吵架，直到他们心满意足。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一种深重的厌恶感对他眼前这些喧闹而流于粗野的人冷眼旁观。他坦承说：“本来我就讨厌民间的狂饮活动，而在这个地方尤其如此。”另一名政治犯，同时也是一位有文化的波兰爱国者，表达了他们两个为躲避斗殴和喧闹在兵营外见面的通常反应：“他阴郁地打量着我，两眼炯炯发光，嘴唇打战：‘Je hais ces brigands（我恨这帮土匪）！’——他咬牙切齿地低声对我说，和我擦肩而过。”（22：46）

回到兵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会躺在木板上，那就是所有的罪犯休息并开始——如他为了得到安慰所做的那样——在脑中思索曾发生过的事情之时。他突然想起在九岁的暑假，他有一次开心地探索了父亲名下的那片森林。他用几句饱含深情的话来描写这片树林，清晰地表达出他在别处从未表达过的感受：“我生平最喜爱森林不过了；那里有蘑菇、野果，各种小虫、小鸟、刺猬、松鼠，还有我非常喜欢的腐烂叶子的潮湿气味。”（22：47）他的母亲曾警告他这附近有狼，而当他兴致勃勃地寻找食物时，他突然清晰地听到（虽然后来他发现那只是幻听）有人大喊发现了一头狼。他吓坏了，立刻跑向了一名正在附近犁地的农民。

“这原来是我们村的农民马列伊……这是个五十来岁的农民，身材高大壮实，宽而密的深褐色大胡子夹杂着不少银须。”农民安慰了小男孩，并为他祈祷。“他伸出他的手来抚摸我的脸颊。‘别怕！上帝保佑，画个十字吧。’（22：48）”这些安慰性的话语让骚动不安的小陀思妥耶夫斯基冷静了下来，并说服自己其实并没有狼出现。这件事在他的脑海中消逝了二十年，但却始终藏在那里，就像一颗种在土里的种子。当它开花结果、再次出现时，便会给人以启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这段童年经历中，在这个标志性的、无法忘却的瞬间曾经瞥见俄罗斯农民性格中所包含的所有灵魂之美。“他是我家的农奴，而我还是他的少爷。谁也不会知道他是怎样抚爱我的，谁也没有赏他什么……也许只有上帝能从天上看见：一个粗野的、极为不懂礼貌的，当然并没有盼望、也没有想到以后会获得自由的俄国农奴，他的心灵却充满了如此深邃的、有高度文明的人性，充满了如此细致的、近乎女性的温柔。”（22：49）

这件久未被想起的往事被陀思妥耶夫斯基重提起来，而这件事给他和他之前无比憎恨的环境带来了彻底的改变。他不再将那些醉酒的犯人看成粗野的暴徒，不再认为他们心中不存在任何有人性的、宽宏大度的感情；他们现在已经变成了有潜力成为马列伊的人，他们灵魂中的自然和纯洁被他们外表的粗野和其生命中那令人绝望的压迫所掩盖。“我往前走，注视着迎面走来的人的面孔。这个剃光头、脸上有烙印的醉醺醺的农民，正在声嘶力竭地大唱着醉醺醺的歌。或许他就是那个马列伊，因为我不能看到他的心灵深处。”（22：50）这件事情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范例，让我们理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何说服自己对俄罗斯人民充满信仰的。并且这件事也再次说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能，他能够将个人经历中一件无关而平常的事升华为一件有着广泛社会意义与标志性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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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日记》的第一期以当时舆论热点中大量年轻人自杀的事件作为开头；这个主题鼓舞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一系列最为动人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些事件悲哀地评论：“这些年轻人从来没有像哈姆雷特一样思索过‘死后的恐怖之处’（22：6）。”他就这样间接地提到有关灵魂不朽的问题，将永恒的“被诅咒的问题”与他所报道的令人消沉的新闻联系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10月重新写到这个主题，而这是被最近一名“十分著名的俄罗斯流亡者”那17岁的女儿的自杀消息所推动的。赫尔岑的女儿伊丽莎白自杀了，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引用了她的遗言。遗言全部由法语写成，要求说，如果她的自杀没有成功，她的家人和朋友们应该聚起来，“用皇牌香槟”庆祝“我的重生”。否则她希望在确认死亡之后再下葬，“因为若是被关在棺材里、埋在地下之后醒来是一件多么不悦的事情啊。那完全不时髦”。他用这种话和另一起自杀案做对比，另一起自杀是“谦卑的［smirennoe］自杀”，是一位穷困的年轻圣彼得堡女裁缝“跳下楼摔在地上，手中紧握圣像”（23：144—146）。

这两起死亡让他不禁遐思，而第二起自杀启发他写出了极其优美的故事：《温顺的女性》。丽莎·赫尔岑的自杀让他凭想象写就了一篇自杀遗言，题为《判决》。他为丽莎·赫尔岑写了几段话，在她那看起来很轻浮的语调下，敏感地察觉到了对人类犯下的“愚蠢”以及人类永远无法调和的压倒性的、无意义的因果关系的种种嘲讽。这个小女孩对这些东西完全没有任何意识，而是被“那自小在她父亲的房间里传达给她的思想”所影响（23：145）。这些无神论和物质主义的思想，最终将她压迫得自杀。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用最为有力的方式来展现这些思想的灾难效果，印制了他虚拟的自杀遗言。

这个留下遗言的作者，不愿为了虚无缥缈的天国福祉，来接受生为人类被强加的种种痛苦，因为他是无神论者，不相信灵魂不朽。小女孩的死给作者带来无可慰藉的悲痛，而这促使作者来在人类造物，特别是他自己身上，发现“对人类最为深刻的不敬，这十分侮辱我，但更为无法忍受的事情是，人们生来本是无罪的”（23：146—147）。他无法忍受这种生在没有意义的宇宙中的受到羞辱，在这个宇宙中人类不过是残酷而虐待狂的大自然的玩物，而他选择了自杀，将自杀当成了对生下来之后所受到的没有尊严的生活的唯一一次带有荣耀的抵抗。

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响，很符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预料。他有力地表现了他即将反对的观点，如此有穿透力地进入了他希望警告的人的意识之中，所以他立刻就被批评，他其实支持他试图攻击的那种观点。“我的文章印出的那一刻，”他在1876年12月写道，“我立刻就被信件和上门拜访的人淹没了——他们要我解释《判决》的意义。”他公开答复了这个问题，尽量不留任何怀疑余地地表明，若从无神论和物质主义者那里寻求答案，那么对生命总体唯一得出的可能的结论，在他看来，便是“依照逻辑应当自杀”。“我已经用简明的说法，表达了这个‘有关科学的最终结果’，将文章写得清晰而流行，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反驳无神论与物质主义——不是用推理和逻辑来反驳，因为逻辑根本无法反驳它……而是用我的信仰，用推想出的对灵魂不朽的信仰的必要性来反驳它。”

他强调说，用社会上的慈善活动替代宗教信仰来给生命赋予意义，仍然是走不通的。因为他坚持说，在缺乏宗教信仰之处，真正的“对人类的爱”不仅毫无可能，同时还可能起到相反的效果。想到人类忍受了如此之多的不该忍受的痛苦，同时还绝无可能将这种痛苦减轻，人类只会将最初的爱转为憎恨。他对民粹主义者们直接写道：“那些想要将人们对灵魂不朽的信仰夺走的人，正在用生命最崇高的目标——‘对人类的爱’——来想办法取代它。对这些人，我坚持说，他们只是在事与愿违，因为他们在向失去信仰的人们心中植入‘对人类的爱’的同时，还植入了对人类憎恨的种子。”（24：49）这些话预示了绝望的理想主义者伊万·卡拉马佐夫的处境，他会发现自己正是陷在对人类又爱又恨的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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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卑的自杀”的形象，一直萦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象之中，而在10月晚期他决定将它作为一个故事的主题。他最初想要将“带着圣像自杀的女孩”写入一部名叫《梦想者》（Mechtatel'）的小说中（没有写成）。他在最后一个故事的草稿中还保留了一些特性，在这些草稿里面有独白的形式，还有一个主角，这个主角拒绝前往决斗，并且认为他自己正在寻找纯粹的真理。但是《作家日记》的工作十分繁重，他无暇写作这部小说。他觉得这个主题已经足够丰富，值得单独处理，但是他还是使用了他的旧稿。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自己长久以来对“高利贷者”这样的人物十分着迷——这种人物极端自我、自私、卑鄙，毫不体谅他人。

他笔下高利贷放贷者的人物形象，早在他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小说初稿中便已出现，而在1869年写完《白痴》后他再度考虑将这种角色写入新故事当中。这里这个角色被描述为“纯粹的地底人；被侮辱过。变得尖刻，无法估量的自负……他的妻子无法不注意到他很有教养，但是后来才发现，教养不多；每次讽刺（他将所有东西都当成讽刺）都让他大怒，他十分多疑……一次他想要和妻子建立相互爱慕的关系。但是他伤了她的心”（24：382）。这些草稿其实已经包括了后来另一篇故事的梗概。

他在同时还有另一个构思好但是从未动笔的故事，对这位高利贷放贷者的心理状态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描写：

最为重要的特征——他十分厌世，但是在内心深处……他想要［向他人］吐露心扉，而他表露出来的则是糟糕的厌世状态和那十分讽刺的侮辱人的对人不信任……这种需求深埋心中，无法控制，所以他带着令人恐惧的天真（那种苦涩，甚至很感人的天真，值得怜悯），突然找到别人吐露心扉，然后不出意料地遭到嘲讽。但是他一旦受到嘲讽，便毫不宽恕对方，念念不忘，饱受折磨，最终将整件事变成一场悲剧。（24：382）

这些就是这位角色的心路历程，叙述者会将小女孩称为“温顺的女性”。虽然这个故事的思路最初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脑海时和“带着圣像自杀的女孩”有关，但是到了此时，故事最终成型，而女孩退居故事的背景之中。她的丈夫取而代之成为故事的叙事者，来到了读者面前，而他的自我认知给这个角色打上了一个特殊的烙印。他将他自己看成被误解、被忽视的主人公，他用自己的生活反抗社会不公，这种自我认知在情绪上支持着他，在行动上引导着他。因为叙事者没能在一些公开场合维护自己的尊严而被排除出社会之外，如同在俄罗斯浪漫主义中常常出现的那样，这位角色是靠着这种情绪才得以生活的。

但是在我们开始了解他过去的细节之前，这个叙事者不过是一个当铺掌柜而已；而这个角色类型再度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青睐。他们渴求金钱，而这通常是贪求权力所致，从根源上说这是一种社会阶层上的劣势感和屈从感。这种性格再度在叙事者身上出现，但是角色自己身上带有的正直和美德将他的性格凸显得更加复杂。“你们会说我是个当铺掌柜，大家都这样说。我是当铺掌柜又怎样？要知道，一个心地最最恢宏的人成了当铺掌柜，其中必有缘故”（24：16）。叙事者不愿用别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即使他自己身上的某些因素他无法抑制。这种身为当铺掌柜却心地恢宏的反差，就是故事中惨剧的根源，叙事者的行为本来毫无怜悯之心，但是他却又绝望地寻求爱与理解，还要把对自己的认知强加给他人。他寻找爱，但是却并不愿意付出爱（直到为时已晚），他希望通过主导他人的意识来获得爱，而结果却事与愿违。他看着他已经死去的妻子的尸体想着，“我此刻才明白我在这上头犯了什么错误”（24：17）。

这个故事追溯到了这段令人不快、最终以这位小女孩新娘绝望地跳楼自杀而收尾的关系的源头。当这个小女孩来典当她那一文不值的东西的时候，她贫穷之际仍然保持的那份骄傲、尊严和智慧都深深吸引了叙事者。她双亲亡故，投靠两位姨妈，却被当作奴隶使唤。但是她的独立个性吸收了一些她这一代人的文化与人文理想，在杂志中登广告来找工作职位（没有找到）。她绝不是一个完全屈从于别人的角色。

当她即将被卖给一个老裁缝做新娘的时候，叙事者把她救了出来。他出人预料地向她求婚，而这一幕其实经过作者精巧的设计，要借由这种形式给他一种浪漫的救世主身份。但是叙事者的动机并不是纯真的慷慨大方，连性方面的吸引都说不上（虽然后者不是完全没有）。他急迫地需要别人发现，他表面上很卑鄙的生活其实是受某种“思想”驱使，希望有人能够明白他内心中的正直，明白他选择的道路的尊严所在，希望有人能够从他那并不高贵的工作、并不光荣的过去之中，看到他那受伤的灵魂所受的折磨。“我既然接纳她到自己家里，我就要求得到充分的尊敬。我要她站在我面前，为我所受的苦难而肃然起敬——这种崇敬是我应得的。啊，我从来就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就要求得到一切，不然，就什么也不要！”（24：14）

他心中过于骄矜，这决定了他在婚后即将走向灾祸。他觉得自己任何温柔、示爱的行为，都会被她当成是羞辱行为。而在她眼中，叙事者只表现了自己心中的懊悔或者自我怀疑。这位年轻的小女孩在他们婚姻的头几天之后，真情自然流露，但他有意摆出一副冷漠的姿态，刻意泼上一盆冷水。“重要的是不管她怎样矜持，一开头，她就是怀着爱来投向我……可是我当场对这一切欣喜泼冷水。我的主意正是这样。对她的无限欢欣我报之以沉默，自然是好意的沉默……”（12：13）

这种对待女孩的方法自然是事与愿违。她并没有接受他生活方式的优越感（在他看来是如此），她也没有对他倍感崇拜，他们进入了一种暗战的胶着状态。“一开头，她跟我争论，争得多凶呵，可是后来，她开始不作声了，甚至完全不作声了，她只是睁大了眼睛听着，好大好大的、全神贯注的眼睛，而且……除此以外，我突然看到一种微笑，不肯轻信、不是善意的默然的微笑。我迎接她到我家里的时候，脸上就带着这种微笑。不错，她当时无路可走……”（12：14）

但是，到了最后，这个本该是“温顺的女性”出人意料地爆发出了直接的反叛。在他们冷战的高潮部分，他醒过来之后，瞥见她拿着一支上好膛的手枪对着他；他愤怒地等她扣动扳机，但是同时还在佯装熟睡，想着她到底有没有看见他刚才偷偷睁开眼睛。虽然她满怀憎恨，但是还是无法开枪要他的命——她最终被无可拯救地打败了。他只要在此之后揭露说他其实发现了妻子拿着枪对着他，就可以一下子将笼罩着他的污名除尽，因为他直面自己的懦弱，扭转了局面。那个偷偷摸摸等着人宽恕的人再也不是他了；他现在将会是那个好心、精神强健的宽恕别人的人。但是他心中藏匿的那份对未来向妻子摊牌的胜利感实在是太过巨大，以至于他故意迟迟不向妻子表明他知道此事。他希望品味妻子的屈辱，她得了“热病”之后再也没能恢复健康。“对，那时候，我有一种奇怪的特殊的感觉……我胜利了，对我来说，有这种感觉就足够了。整整一个冬天就这样过去了。啊，我从来没有像这一冬天那么满足过。”（24：23）

故事的尾声发生在春天。他们整个冬天都相对无言地住在同一间公寓当中，各自与对方完全疏远了。“说起来自然很奇怪，”丈夫说，“我不止一次有这样的想法：我这么爱偷偷地瞧她，而整整一冬天，我没有发觉她瞧过我一眼！我想这是她胆怯的缘故。”（24：25）这根本不是胆小，而是一种深切且无法抑制的厌恶——他最终发现了这一点，突然对她充满怜悯，并且被自己强烈的对爱的渴望所征服，最终跪在她的面前。“她又哆嗦了一下，在万分惊慌中闪开了身子，她望着我的脸，可是突然间——她眼里露出严厉的惊讶……‘原来你还想要爱情？’——她在惊讶之中好像突然发出了这句问话。她虽然一声不响，但是我全都看透了，全都看透了”（24：28）。叙事者无法再看控制自己的热情，一吐心中的苦水，倾诉他多年以来隐藏着的、心中压抑着的、受过的所有的痛苦，而这让原本不悦的女孩因为过于喜悦而变得歇斯底里、全身痉挛。

这种剧情的突转和崩盘，加速了灾祸的到来。叙事者现在已经准备好放弃一切，关掉当铺，停止对社会的报复，只为找回那原先在他手中的那份爱。妻子对丈夫充满深深的怜悯，丈夫则希望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充满真心的爱的生活。但他妻子原本那甜蜜、温柔的灵魂已经被不可逆转地扭曲了，她现在为她自己的无力回复这份爱的能力所深深内疚。最后她能做的，只有跳窗自尽，同时在胸前抱紧象征着永恒的爱的圣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未写过如此令人心碎的故事，叙事者在最终绝望地大吼，走到“温顺的女性”的遗体近前，当时整个世界对他来说充满绝望。“啊，这自然界！人们孤零零地在世上——苦就苦在这里！……一切都死了，到处都是死人。只有一些人，而包围他们的是沉默——这就是世界！‘人们，彼此相爱吧’——这是谁说的？这是谁的遗训？”（24：35）

这些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最为精炼、最为纯洁的作品之一。这种对叙事者的意识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其中还混合了震惊、内疚、不信任，最终还有几丝为自我找理由的意味），通过叙事者的眼睛来描绘妻子，写出叙事者竭力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的精巧手法，轻易地超越了那本来很陈腐而简单的剧情元素。《温顺的女性》同样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地底人”的角色类型最为完整、最为精细的描写。他从没有如此丰富地表现出一个敏感而痛苦的人的感官，没有表现过这种从对爱的需求当中萌生而出的、被自我和虚荣所扭曲的背离正常人类的性格。他在《地下室手记》的最后一部分中只表现出了一个雏形，当时地底人充满自尊地拒绝了深受苦难的年轻妓女丽莎向他表示的爱，而这种爱在这里被更精巧地表达出来，这段文字完全当得起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那热情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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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荒唐人的梦》同样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杀主题的青睐。这个故事其实最多只能被看作是一个续篇，而故事的原作其实是那封想象的自杀遗言《判决》。这两篇作品彼此辉映、相互应答：它们从自杀遗言这同一个出发点出发，但是《一个荒唐人的梦》并没有以绝望和自杀作为故事的结尾，而是满怀喜悦地确认了叙事人生存下去的渴望。这份确信，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对那种人类启示性的性格改变的信念，来自人类整体的道德复活，而这个主题在19世纪60年代进入了他的作品之中。他在为小说准备的笔记中积累了许多黄金时代人类的极乐形象。在《一个荒唐人的梦》中，他通过描写黄金时代的辉煌景象，给我们带来道德上的鼓舞。人类失去了与生俱来的和谐，而这便是人类不幸的根源。但是他同时也相信——或者希望着——这种人类本能的和谐或许会在基督对受苦的人类的爱与同情的鼓舞之下回到人间，哪怕只是部分重现也好。

这个故事的副标题是“幻想小说”，意指故事中前往另一个世界的梦中旅行。这个荒唐的人来到了真正的黄金时代社会，见到了尚未出现原罪、纯洁无瑕的人类社会。这个故事是一种哲思小说（conte philosophique），它基于“幻想”之上，同时经常被与伏尔泰的《米克罗美加斯》的小说进行比较。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个荒唐人的梦》中的梦想有所不同，他直接套用了19世纪40年代自然派俄罗斯作家所喜爱的写作背景，挑选了象征性的城市里的破烂而悲惨的地方来进行描写。故事的中心人物孤立而厌世，他与所有人都有所疏离；但是这个荒唐的人身上带着一种形而上学、宗教的维度。“我突然感到，世界是真的存在还是空无一物，对我全无所谓……从这时起，我突然不再生别人的气，也几乎不再注意别人”（25：105）。

这种信念让他对于外部世界强烈厌恶。他满心是自杀的念头，在一个特别阴郁而压抑的晚上，下起雨时，“这雨显然带有跟人作对的敌意”（25：105）——他决定举枪自杀。他在回家的路上，被一个小女孩拦住，小女孩请他救助自己将死的母亲。他无动于衷，对她大喊大叫，让她走开；但是他之后坐在自己的屋里，桌子上已经摆好了手枪，而他为一丝新的念头而感到不安。理论上来说，他本来对撵走那个小女孩不应该有任何感觉；这是一个在自杀边缘、对他来说整个世界都完全没有意义的人，为此事感觉到怜悯是非常不对劲的。但是，就像地底人一样，他的心和他的理性无法统一起来。“我记得我十分可怜她；甚至感到一阵奇怪的心疼，一种在我的处境里完全不可思议的心疼”（25：107）。

在这段短暂的插曲之后，他陷入了对生活的沉思，渐渐睡着了，做了一个梦。“一句话，小姑娘救了我，因为我由于思考问题把开枪的时间推迟了。”但是这个小女孩还在更深刻的层面上拯救了这个男人：他们见面之后男人身上留下的感触，让他心生不安，进入梦乡。而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从自杀的念头中永远解脱出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左右梦境的好像不是理智，而是愿望；不是头脑，而是心灵。”（25：108）在梦里，这个荒唐的男人揭露了心中的欲望，想象出了一幅黄金时代的全景；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中，这个心和脑之间的冲突，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冲突，成了人类的整个灵魂史中的核心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了希腊群岛中的一座岛屿。它熠熠生辉，在阳光下特别迷人。他从来没有如此特别地写下这种人和自然之间能包容一切的和谐感。“温驯的大海碧波荡漾，拍岸无声，带着坦然外露的、几乎是衷心属意的柔情亲吻着海岸。树木挺拔俊俏，秀丽葱茏，无数叶片发出轻柔的簌簌声，我觉得它们好像在倾吐情愫，欢迎我的光临”（25：112）。这个天国一般的世界靠爱来存活，起码在这些岛民对于人类生命的理解中是这样的。他意识到，他——这个“现代的追求进步的俄国人和卑微的彼得堡人”——已经无法理解这些岛民，因为他们完全生活在直觉感觉的层面，这个层面其实是一种更高层面的知识。虽然没有和人间相似的被称为科学的东西——也就是处于理性的顶点的东西——“但是他们掌握的知识要比我们的学问高深得多……我不了解它们的知识”（25：113）。这种更高一等的知识，大概就是他们完全无私地和他人、和所有事物用爱联系在一起。

这些黄金时代的岛民们的生活，就这样完全没有任何自我意识，也不被任何自我和虚荣所困扰。“他们男女相爱，生儿育女，但是我从未看到他们有淫欲冲动的狂暴表现。在我们的地球上，几乎每个人毫无例外都有这种冲动，它几乎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犯下各种罪行的唯一根源。”他们没有特定的宗教，也没有有关上帝和永恒生命的宗教信条，但是他们平静地面对死亡，而且“不妨认为，他们甚至和业已去世的死者仍然保持着联系”。他们为彼此谱写赞歌，同时生活在“某种宏大完美、无所不包的博爱感情”之中（25：113—114）。这个荒唐的人用他自己那种对身边的人类那种又爱又恨的感情，与岛民这种毫无瑕疵的爱、也就是整个世界在人类陷入原罪之前的世界形象进行对比，他的自我和他强烈对交流的渴望之间正在激烈碰撞。

不知怎的，这个荒唐的人将人世间的自我意识、自我认知——那些便是人类自私的心理源泉——引入了天真无邪的黄金时代天堂之地。这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岛上的居民立刻腐坏堕落。他充满歉疚之情地强调，从自我主义、自私自利中衍生出的自我意识，让这个世界的子民们意识到了自己实际上失去过什么东西。首先便让大家意识到，自己不再生活在和谐的与他人相亲相爱的环境当中，而是将自我意识提炼出来，让下意识、本能地对别人的接受的感官、将自己和他人等同的感官割裂出去。这种自我意识的出现，让人们意识到自己与他者的不同；于是人们开始有了心理和性方面的冲动，同时还有“为了让自己独立出来的冲动——为了割裂开，为了个人，为了‘我的和他们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开始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并且用自我认知的方法来想办法将失去的东西再度创造出来。“当他们胡作非为时，就高谈友好和人道，而且很懂得这些概念的含义。当他们犯罪时，就发明了正义，并且制定出整套整套的法典来维护正义，为保护法典的贯彻执行，还架设起断头台”（25：115—116）。

邪恶就开始这样征服世界，而它还带来一系列的文明顽症。奴隶制度，对贤者处以极刑，兄弟相互残杀的战争，邪教和对权力的信仰——全都来自这个信条：“学问赋予我们智慧，智慧能发现规律，对幸福规律的了解——高于幸福。”（25：116）但是事情逐渐变得更糟，并且在提倡痛苦的邪教的发展之下达到顶点，这个邪教所说的痛苦并不从内心的冲突或者对痛苦的感觉中来。正相反，它是一种扭曲的对痛苦的享受，将痛苦当成美学上的愉悦，或者当成智力优越性的展示。对痛苦本身的讴歌，已经和怜悯、同情、自省没有任何关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就是人性的终极堕落。

荒唐的人内心充满歉疚之情，想要为那些本来很纯洁，但现在已经被扭曲的人们介绍基督教，还有它那自我牺牲、为他人受苦的价值观（“我恳求他们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我教他们怎样去做十字架”）。但是于事无补——他们只是嘲讽着他们不懂的东西。“最后，他们向我宣布，我对他们越来越危险了，如果我再不闭上嘴巴，他们就要把我送进疯人院去”（25：117）。这个结果让荒唐的人痛苦而压抑，而他的感情此时已太强，让他无法承受——然后他便醒来了！

这个卓越的梦是一次上天赐予的启示，改变了荒唐人的一生。“我整个人突然被一种无法估量的喜悦所充满”——他立刻决定，就像涅克拉索夫的弗拉斯一样，要成为巡游的传教士，讲述他梦中的真理。这个荒唐的人将要传播的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真理，但是他笃信这个真理，因为他曾经看到过、感受到过那真理统治着的世界上的所有的美。“最重要的是——爱你的邻居如同爱你自己一样。”他同样看到过敌视这种真理的力量。“对生活的认识高于生活，对幸福规律的了解高于幸福——这种论调必须驳斥！”他回到了自己的世界，所有的人都嘲笑他，觉得他疯了，就像他梦中最后梦到的样子一样；但是他的信仰现在已不可被撼动，因为“我看见过它（真理），目睹过它，它那活生生的形象永远充满了我的心。”他走上这崭新道路的第一步就是去找那个小女孩：“我已经打听到了那个小女孩……我就去！我就要去！”（25：117—118）

荒唐的人曾经因自我主义而几近崩溃，而且，“他察觉一切”，却对上帝失去了信仰。但是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描写，基督来到了地上并赐予人类新的理想，而这包括“回到本真，回到大众，但是保持自由……最高程度地保持清醒和意识——而这种更高尚的意志是……与一种更高的意志的重新融合”（20：189—194）。荒唐的人献身于真理，在从梦中醒来之后，他将这个“回到本真”的思想四处传播，在地上实现基督的爱的法则。他是一个悲剧人物，同时是一个俄罗斯式的乐观人物，向着那嘲笑他的世界来传播他所看到的黄金时代光辉景象。而且通过对基督的信仰，那黄金时代的一切都可以重现。《一个荒唐人的梦》中包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为强力、最为动人的对他的积极的道德宗教理想的描述，他用这部幻想式的、狂想曲般的小说，比他其他任何作品都更为有说服力地表达了他的道德宗教理想。

五卷本的作者（约瑟夫·弗兰克）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惊人之语找到了根源，原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从一封普希金写于1824年的信中找到了一处引用。当时普希金住在乡下，这位诗人描述了自己的活动，并且评论说在晚上他倾听农民的故事（skazki）。普希金说，“我就是靠这些来弥补我那所受的糟糕的、短缺的教育。”——单卷本原编者注

PSS，28/Bk. 2：281；March 21—22/ April 2—3，1868.

在1877年三月号杂志中的一篇特别的文章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到了“犹太问题”。他面对一名犹太读者的抗议，说自己用“犹太人”并不是用来指单个的个体，而是用它“来指出一个众所周知的概念：‘犹太主义’，‘犹太人的王国’，等等。这些词只指向了广为流传的概念，指向了一种倾向，一个年代的特征”（25：75）。陀思妥耶夫斯基解释说，“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一个整体，还有这个概念；我们正在讨论的是犹太主义和犹太人的思想，它们在基督教‘不成功’的地方广为蔓延”（25：85）。直到此时，所有的个体与史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如同噩梦般的、认为犹太式的欧洲物质主义已经占领全世界的幻想中，完全被消解掉了。他认为犹太物质主义将主导世界，就像他认为那“基督救赎的思想”必将消解掉国家、政治的实体一样，将来的基督思想会在神圣的俄罗斯的荫庇之下，带领世界走向友爱与和平的新纪元。

PSS，24：390.

PSS，29/Bk. 2：72；January 11，1876.

G. M. Fridlender，Realizm Dostoevskogo（Moscow-Leningrad，1964），290—308.

此处译文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曹中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536—537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曹中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538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曹中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538—539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曹中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540—541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曹中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541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成时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558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成时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559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成时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556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成时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569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成时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571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成时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575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成时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585页。——译注

Micromegas，又译为《小大由之》，伏尔泰从来自地球之外的客人的视角，对欧洲当时的文化进行了评述。——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潘同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587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潘同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588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潘同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590—591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潘同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592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潘同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596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潘同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597—598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潘同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598—599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潘同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601—602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潘同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602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潘同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603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潘同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604—605页。——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