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一部新小说
一部新小说
1877年10月号的《作家日记》中刊载着一则公告。公告表示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因身体问题休刊两年。这则消息引来了一百多封读者来信，读者们希望他能继续出版，而他对读者们回复说：“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我会停止出版期刊，让自己稍做休息。我期待的是下一步要创作的严肃文学作品，它们不知不觉、不由自主地在我主持《作家日记》的两年间形成了（26：126）。”这两个原因确实都是存在的，但是其中令人难以抗拒的艺术创作冲动可能在其中更为重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接下来的三年间主要沉浸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写作，它最早被刊载于1879年的《俄国导报》。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在这部月刊中频频为俄罗斯的文学大众们献上自己最杰出小说的最新部分。它将一桩弑父事件放进广大的宗教和道德哲学的背景中，主题引人入胜；当时俄罗斯的读者们无法自抑地将它那深邃而具探索性的篇幅与当时逐渐增加的沙皇暗杀事件联系了起来。
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多了一些像是邪教人物的元素，有人对他怀以敬畏和毫不吝惜的钦佩。这些年以来，即使是那些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社会与政治观点反对得最为激烈的人也常常对他报以尊敬之心，并在其文字中感受到了对俄罗斯的未来与命运的先知能力。对大部分知识分子公众而言，他象征着历史对俄罗斯与她的人民所强加的种种苦难，更象征了他们对理想世界（基督世界）中那同胞之爱与和谐的渴望。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担任这种先知般的角色并不反感。他已清楚地感受到了自己这样的命运。他的生命给了他一个卓越的地位，而他可以在这个地位上很好地理解俄罗斯社会的问题，他艺术方面的意识形态发生了进化，包含并表达了俄罗斯社会文化中充斥的所有冲突与矛盾。在当时那个国家危机重重的时代，俄罗斯公众正前所未有地需要引导。这个动荡而不安分的年代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后一个月走向了高潮——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尊重的那位解放大众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遭遇了暗杀。
——※·※——
从《作家日记》休刊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进入《卡拉马佐夫兄弟》繁重的创作之间的那段间隔的时间使他有空来阅读读者来信。他一次又一次地提到自己不喜欢写信，但他依然对读者的来信一一答复，并似乎在读者的信中汲取心灵慰藉。有一封来自匿名人士的重要信件，后来被确认是哲学家尼古拉·费奥多罗夫所写的。尼古拉是一位奇怪的谜样人物，他是一个贵族家庭的私生子，在彼得堡的鲁缅采夫博物馆担任馆员。他在地下有着相当的名望，但他从未以自己的名字出版过任何东西，因为他坚信人类拥有任何私有资产（包括观点和著作）都是有罪的。早在187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曾收到过他的一份匿名手稿，并在《作家日记》中引用了这份手稿的一部分。这段被引用的手稿认为俄罗斯缺乏私人组织（包括工会），但这并不应该被当作社会的缺陷。所有这一类的组织都在社会中针锋相对，但俄罗斯“依然有一种带着活力的事物，那就是人类社会一旦丧失就无法存活的团结（22：82）”。在《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最后做了一个梦，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令人恐惧的笔触在这个梦中栩栩如生地描写了这种社会分裂，他认为费奥多罗夫的思想支持了自己这种艺术性的洞见。
这封新信件是关于死后复活和灵魂不朽的。在19世纪70年代，费奥多罗夫那被标以“某种神秘的实证主义”标签的思想大受欢迎，它不仅吸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也吸引了托尔斯泰和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他思想的核心总是一种向死而生的希望，这种希望同时鼓舞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索洛维约夫——世俗的生命在这种观点中将迎来彻底的变形，进入神的国度。他相信基督曾经的出现不仅仅是为了简单地保证人们能够死而复生，并在复生的世界中辉煌地战胜死亡；更重要的是他将为人类指出一条自我救赎之路。他断言这个目标可以通过采用人类的集体愿望而达成，并且他决意要将基督的启示变成实证中的现实。
费奥多罗夫的观点是科幻小说和某种被他称为“超道德主义（supramoralism）”之物的古怪结合。他就如同年轻时影响过他的傅立叶一般沉溺于科学的幻想之中，比如进化出的新器官，或是将世界从原先那盲视、富有敌意并压迫着人类的力量变为人类欲望的实现体。科学发展的这个最终目的就是要进入一种“多数联合”的状态之中，所有一切（包括自然）都要作为一个巨大有机体的一部分存在于这种状态当中。这个条件达成时，人类发展的自然路线将被逆转；人们将不再生育，而是用收集自己祖先散落在宇宙中那些原子和分子的方式去复活他们的祖先。对他而言，人类对父亲的尊敬是家庭的根本，这也从经验上指出了人类将来会统合为一个有机体状态的可能性，所有恶之源头——也就是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都将在这个未来中消失，因为它们不再有生存的物理基础。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封信件的回应——由一名笃信费奥多罗夫的名为皮特逊的前革命分子转交——是一封长而热情的亲笔信。信中他如此宣称：“我必须要说我心中完全同意［费奥多罗夫的］这个观点。读到它们时我甚至错觉这是出自我自己之手。”他对这个观点如此认同，以至于他在第一时间就抓住机会将其告诉了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他对皮特逊说：“他［索洛维约夫］与你认识的那位思想家有着很深的共鸣，并且他已经打算在下一个演讲当中讲一模一样的东西了。”事实上，很久以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自己的笔记中简单地记述过类似的东西，他当时正警觉着他第一任妻子的情夫。他同样将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定为停止生育并复活前人，让全人类成为一个新的实体。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种人类发展的终极阶段只会出现在末日审判之时，而非世俗生活之中；他并不认为人类以实际的经验和努力就可以达成这种目标。因此他非常关心费奥多罗夫的科学幻想，却并未将自己引入某种乌托邦式的世俗主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费奥多罗夫的书信关系，恰好发生在他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一批手稿进行反复修改的时候。两人在书信中一直讨论着父子关系在形而上学中的终极必要性。他曾考虑过将自己与费奥多罗夫的讨论放进佐西马的修室那一幕当中。在他笔记中有一段独立的文字写着：“让（我们的）祖先复活这件事就靠我们自己了。”（15：204）而另一段笔记则写道：“我们的家庭会变得更为庞大：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可能加入我们的家庭，而我们自身将形成一个新的有机体。”（15：249）最后的一段笔记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计划中与佐西马的对谈与鼓舞的部分；而最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的也正是那个部分。即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总是强调相互负责的道德责任如何重要，但没有哪部作品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一样，在作品中人人都宣称对他人负责。这种未来的人类将成为一个巨大、团结、互相依赖的有机体的大胆概念，引导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他跨时代的杰作。
——※·※——
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强度地沉浸于为新小说建构情节的工作之中，他的癫痫依然时时发作，并且其肺气肿也在恶化，即使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一直保持着大范围的社交活动。他参加了米歇尔斯基公爵主办的“星期三聚会”，经常于周六晚上去波别多诺斯采夫的家中做客，并且还继续参加艾莲娜·施塔肯施奈德主办的沙龙。在周日晚上他招待斯特拉霍夫这样的客人吃完饭，也时常外出去接受别人的招待。每个礼拜他还会去参加作家协会组织的聚餐，那里聚集了所有的文学流派。正如安娜所说：“费尧多尔·米哈伊诺维奇在那里和他的文学死敌们见面、交流。”
1878年11月，他在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引荐下接受了伯爵夫人索菲亚·安德列叶夫娜·托尔斯塔娅的殷切邀约。这位伯爵夫人是诗人兼剧作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遗孀，并且她在安娜的记载中是一位“极富智慧、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建有自己的沙龙。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的记载，陀思妥耶夫斯基频繁地造访索菲亚伯爵夫人，他在那里见到的不仅仅是其他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还有诸多上流社会的女士们。那些为穷苦人的慈善筹款会——特别为是一贫如洗的学生们举行的筹款会——都会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前往朗读。这样的邀请鲜少被拒绝，因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与俄罗斯那日渐庞大的青年群体保持联系。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那严格的贡献之外，他还继续留意犯罪和政治审判。这种留意并不仅限于新闻中关于审判的信息，他还会去亲眼见证。他在年初出席了维拉·查苏利奇的审判，并当场感受到了俄罗斯社会阶层的深重裂痕，这让他看到了阴郁的不祥之兆。查苏利奇是一名坚定不移的年轻女性，她28岁，曾加入过革命学生圈，并因其与1871年的涅查耶夫事件有关而遭到逮捕。她曾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国后的一名旅行从仆，但她与谋杀了伊万诺夫的组织并无关联。
虽然没有被指控，但查苏利奇仍被关押了两年。她后来被宣称无罪并以一名顽固的革命派而著称。在发现圣彼得堡的总督特列波夫将军曾非法要求对一名拒绝在将军面前脱帽的民粹主义政治犯进行残酷折磨时，她平静地找了个借口走进了将军的办公室，并开枪击中了将军，后者只受了轻伤。她的公开审判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A. F.科尼主持。科尼不顾官方人士们施加的压力，进行了一场极为公正的审判。科尼后来的职业生涯也因为这次案件而受到了波及，他当时允许了律师对政治犯查苏利奇受折磨的场景进行详细说明，这导致了被告被光荣地宣判无罪。法庭里挤满了政府官员和彼得堡的显要，他们热烈地鼓起了掌。虽然当时能够进入法庭的名额有限，但借由一张假造的法律从业人员名片，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混进了现场。
其他民粹主义犯人们所担当的辩护证人在审判过程中一致证明，他们时常被酷刑加身。这次庭审对于曝光监狱内的恐怖现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伊丽莎白·纳雷什金—库拉吉娜是一位即将嫁给某大公的女性（同时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位熟人），她几乎从未有同情革命派的嫌疑。但在她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些年轻的政治犯出现在法庭上时引发了一阵骚动，为了为这个监狱案件作证，他们被从彼得保罗要塞带上法庭。他们面容苍白，颤抖的声音中藏着哭腔并且满是屈辱，他们所描述的种种细节——所有那些细节都让我不得不低下头陷入了深深的羞耻。”曾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替换的《公民》杂志前总编格拉多夫斯基记得自己当时感觉受审的已不仅仅是查苏利奇，整个俄罗斯社会，包括他自己都随着这些年轻辩护人的证词接受着审判
。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曾对酷刑表示震怒，而特列波夫将军的命令大概令他回忆起了自己在劳改营那些年里从克里夫佐夫少校那里遭受过的虐待式的暴行。正如很多出庭者一般，他也无法抑制自己对查苏利奇产生的同情。查苏利奇在庭审中说：“对另一位同胞下手是非常糟糕的事……但我决定这么做，因为那正是我该做的。”她的道德良心和社会政治立场之间的冲突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觉得法律审判并不是解决一切的最佳道路。如果最终法庭判决她有罪，她将会成为一名烈士；若是无罪，她的行为则会被法律合理化，而这损害了俄罗斯的国家权威。
陀思妥耶夫斯基猜测查苏利奇很快就会成为一名女英雄，但他没想到这个戏剧性的时刻降临得如此之快。她在法庭出现之时就已被庆祝的人群托在了肩上，而这个激进的庆祝人群最终变为一场游行，并引发了武装镇压，一人因此而死亡。当警察出现在现场再次准备逮捕查苏利奇时，她已消失在人群当中，并在之后偷偷离开了俄罗斯。她出国后在瑞士继续做她的著名革命分子，最终和普列汉诺夫与孟什维克分子一同开始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革命。
查苏利奇的枪声震惊了整个俄罗斯，而她的例子则激励了许多人去拿起武器反抗沙皇政府的官员。在她接受审判的之后几个月中，她那些曾经只在人群中发放传单的和平同志们开始了一波恐怖袭击。政权的高级官员在基辅和敖德萨惨遭刺杀，而凶恶的特勤警察局长梅津采夫将军也在光天化日之下于圣彼得堡的中心被人用匕首刺中。这名刺客叫作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是一名曾与塞尔维亚人并肩作战、一同征讨过土耳其军队的年轻民粹主义分子，他想要为死在监狱里的一位民粹主义罪犯报仇。刺杀成功后，他逃往国外，成了一位知名作家。他所写的《地下俄罗斯》至今仍是研究民粹主义运动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当他在伦敦流浪时他帮助康斯坦斯·加尼特学习了俄语。人们常常认为他就是康拉德的《在西方目光下》中人物拉祖莫夫的原型之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维克多·普齐科维奇评论了梅津采夫谋杀事件。普齐科维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位相识已久的记者朋友，他刚收到了署名“敖德萨社会主义者”的威胁信，这封信威胁说他如果不停止印制攻击虚无主义者的文章，就会面临生命危险（他将这些话直接传达给梅津采夫，但并没有得到答复）。在讨论这件事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仅揭露了秘密警察的无能，还暴露了自己对于犹太偏见的执念：“敖德萨就是一个被犹太人所占据的城市，但它却成了我们那极端活跃的社会主义的中心。欧洲也有一个相同的现象：犹太人在社会主义方面特别活跃，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社会发生剧变与动乱，这些犹太人就可以牟利，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国中之国，可以建立永不动摇的社会，但他们只会盘剥非犹太的事物来获利。”其实民粹主义者中犹太血统是很少见的（犹太青年在世纪末才聚集到激进派的大旗之下），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倾向于在斥责中避开那些纯种的俄罗斯小伙子，从而将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引导到其他方向去。
以他现在享有的巨大名望，的确可能萌生引导青年人的念头。一位《声音》的评论者提到了《作家日记》的休刊，并为其消失感到遗憾。他认为“它和青少年一代息息相关”，并评论说“绝大部分年轻人都有着未懈怠的直觉，他们可以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赋奇才，并认识到这种天赋的价值”。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有着神谕人一般的地位，这一点在莫斯科大学的一群学生于1878年4月8日写给他的一封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亲爱的费尧多尔·米哈伊诺维奇。”学生们这样写，“两年来我们已经习惯在你的《作家日记》中为那些困扰着我们的问题寻求答案，我们已经习惯了以你给出的选择为基础构筑我们自己的观点，即使对于有分歧的观点我们也会倍加尊敬。”信中附有六个签名，帕维尔·米留科夫也是其中之一，他后来成为了俄罗斯文化中很有名的一位历史学家，在1905年后他还成了俄罗斯下议院的立宪民主党的领导者，并在布尔什维克夺权成功后担任了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部长一职。当这封信件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手中时，国内公众普遍正在向年轻的异议分子们表达愤怒。
一批莫斯科的学生与在警察护送下从基辅大学远道而来的学生们会面，他们曾因一些小事被逮捕并送到警察那里接受监视。当他们一同和平地前进，穿过大街的时候，本地的一家食品店中蜂拥出一群屠夫和商人，他们高喊着“揍他们！”并把几个年轻学生痛打一顿。如此对学生的大规模攻击还是第一次，这明确地反映出当时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参与运动的学生之间缺乏团结。这件事让学生们陷入自我反思的危机。他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讲：“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些学生到底犯了多大的过错？从这件事情中，我们从社会和我们自身应该得出怎样的结论？”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个问题的第一部分做出了清晰的回答：“在我看来你们是无罪的。在这个你们试图推翻的‘充斥着谎言’的社会中，你们只是一群孩子。”接下来他说学生们“正在进行一场合理反叛——遗憾的是你们只能用这种欧洲式的方法去反叛……你们并没有在人民当中体验他们的生活，年轻人对此都一无所知……你们对支撑人民的宗教信仰嗤之以鼻，完全不向大众学习，而是……带着傲慢和鄙视去指导人民——这纯粹是有闲阶级贵族式的无聊消遣罢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为被打的学生感到哀痛，但（他认为）这种暴力无可避免；人民“十分粗野，他们只是一群农民”。
虽然1878年春夏的暗杀活动引起了全国性的普遍恐慌，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就此丧失信心。他所看到的，或者说他所希望的，是与某种威胁相对抗——他给列奥尼德·格里戈里耶夫写信称：在俄土战争之后，人民之中开始萌发一种新的意识，他们意识到“乡村地区管制制度和道德体系恶化、沉湎酗酒、赤贫农民与富农阶级间逐渐拉大的贫富分化，那就是欧洲的工薪阶级和中产阶级发展的后果”。“在人民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意识，这种意识准确地理解了俄罗斯的意义和使命”。但即使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要将这种“准确”的意识传达给人民也太过困难了，他又称这种意识至少“一直在变得更为准确……简而言之……那些高贵的思想一旦出现……其他的东西也会水到渠成。我们必须要先透过民众的表象才能揭露这隐藏着的现实”。我们并不应该相信目前“丑恶的现实”（学生与平民间的矛盾）揭露了人民理想的本质。陀思妥耶夫斯基依然对民粹主义向基督教道德理想的回归深信不疑，而这只是他们最终接受超自然基督的第一步，陀思妥耶夫斯基需要在这场缺乏理论指示的运动中为他们指明方向。
在这几个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收到这样一群年轻人的询问，这些年轻人即使没有在街上鬼鬼祟祟地带着左轮枪走来走去准备行刺，也对刺客们怀有同情。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和另外一群年轻人见面，这批年轻人则可能轻易成为上一批刺客的目标。1878年2月的第一周，D. S.阿尔森尼耶夫前去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见面，他是亚历山大的两位幼子谢尔盖大公和保罗大公的导师。他为了传达沙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召见而来，并且他也希望能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自己的两位学生认识。根据安娜的记载，“费尧多尔·米哈伊诺维奇可能会通过谈话对这些年轻的大公施以有益的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的感受可想而知。他——曾是一名犯人！他——曾在西伯利亚戴着枷锁，穿着囚服，服苦役长达四年之久！他——曾身陷俄罗斯社会的最底层，感受着最为痛苦的罪犯命运！他——现在作为一位尊贵的客人被最为荣耀、最为高级的圈子邀请进入皇宫，去担任即将掌管俄罗斯未来的人的导师与顾问！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皇宫的第一次出现被大公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记在日记中，后者是谢尔盖和保罗的侄子，也是俄罗斯海军司令之子。“我在谢尔盖家用了餐。”他写道，“他有两位客人，K. N.别斯图热夫—留明和费尧多尔·米哈伊诺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对后者极有兴趣，也拜读过他的作品……他的演讲正如他所写的作品那样精彩。”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次与王室成员的会面获得了巨大成功，从那以后他就经常收到前往王宫用餐的邀请。他觉得自己现在正处于绝佳地位，不仅仅给这个时代激进的年轻人以建议，更为统治阶层的年轻成员做导师。他感觉到命运（或者神）在俄罗斯历史重要关头赋予他的使命，而他在客观上也确实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历史重担即将落在自己的肩上。事实上他自19世纪60年代从西伯利亚回归以后，就一直在努力扮演其现在被赋予的角色——为存在异见的知识分子阶层和俄罗斯整体社会担当仲裁者和调停者。
确实，陀思妥耶夫斯基感觉自己对公众舆论有着前所未有的影响力。难道《作家日记》还无法充分证明他的文字对读者心灵的吸引力吗？但他从未觉得有任何一个别的时代比19世纪70年代晚期更需要影响公众舆论，此时的俄罗斯比19世纪早期时面临着远为更加严重的危机。一部分民粹分子因政府对他们无休止的迫害，农民对自己和平宣传又全无反应而深陷绝望，他们针对沙皇政府的官员们开始了有组织的恐怖活动，并最终危及沙皇的安全。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创作的小说和他两年后为普希金竖立纪念碑的典礼上所做的感人演讲，都标志着他正在努力调停那让俄罗斯社会分崩离析的致命社会矛盾。
——※·※——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井井有条，这让他得以跟上他为《作家日记》定下的严格日程——直到1878年4月30日，他三岁的儿子阿廖沙癫痫发作，第一次长达四分钟之久。5月16日，孩子突然再发癫痫，这次发作持续了12小时40分钟，一直到他失去性命。“我的丈夫被孩子的死击垮了。”安娜在她的回忆录里记叙，“他对阿廖沙的爱几近病态……而孩子死于癫痫这件事令他尤为痛苦——这是他遗传给孩子的。”安娜·菲洛索福娃在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冲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在看到他们时她被那巨大的孤独、压抑和无助感惊呆了。安娜泣不成声地告诉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阿廖沙的床前跪了整夜
。
安娜写道：“我完全无法自制，沉浸在止不住的哀悼和痛苦之中，哭得模样都变了。”而她的丈夫在悲恸之下“外表上看起来依然冷静，他勇敢地承担起了落在我们头上的灭顶之灾；但是我很害怕，我怕这种对痛苦的压抑可能会让他本来就不稳定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安娜很快就从悲恸的状态中恢复过来，对他恳求“顺应上帝的愿望”做出回应，并开始“怜悯丈夫和孩子，因为他已经指责我对他们太过‘冷漠’了”。稍事稳定之后，安娜觉得她必须要立刻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注意力从他自己那沉默的哀悼中吸引开来，于是她鼓励他去实现那早就想实现的对奥普蒂娜普斯廷著名修道院的探访计划。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也常在阿廖沙死后邀请他们，安娜说服了弗拉基米尔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游说并陪他们一起旅行。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能在6月中旬前往莫斯科向卡柯夫交付自己的新小说以供《俄国导报》出版，而从那里前往修道院会十分可行。
虽然旅途劳顿，但安娜认为“我的丈夫从奥普蒂娜普斯廷回来后看起来平和冷静多了，他对我讲述了很多有关隐士们的习俗，他在那里待了两天。他与著名的老者［导师］安布罗斯神父进行了三次会面……这几次会面和谈话对他造成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当时唯一一名向安布罗斯神父寻求安慰的著名俄国人，一年前托尔斯泰也在斯特拉霍夫的陪伴下参观了奥普蒂娜普斯廷，并在之后写道：“安布罗斯神父是真正的圣人，我仅仅跟他小谈了一会儿，就立刻感到自己的灵魂放松了。当人们和这样的人交谈时，会认识到神就在我们身边。”
安布罗斯神父如此受人尊敬是因为他不仅是一位有灵性的聊天对象，同时也是一位知识丰富的博学者。他对翻译、编辑希腊神父的文字工作进行了指导，这给奥普蒂娜修道院带来了神学学习中心的名声。他因其可以与佐西马神父相提并论的道德和心理预测的天赋而扬名立万；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神父对哀悼自己幼子阿列克谢的农妇母亲进行安慰的一幕中所用的言辞正是安布罗斯神父当时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去转告自己妻子的。神父对母亲说：“无论是否得到安慰，只要哭就好了。每次哭出来的时候，你都要记得你的孩子成了神身边的一名天使，他在从天上俯瞰这里，他会看到你并为你所流的泪水而喜悦，并将向神指出这一幕……但是［你的哭泣］最终将变为一种静默的喜悦，你充满苦难的泪水最终也只会化为温柔的忧愁，它会净化你的心灵，并将其从罪恶中解放出来。”（14：46）
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留下关于他和安布罗斯神父见面细节的第一手文字记载，但索洛维约夫说他“在整个会面过程中都”处于“一种极为兴奋的状态”。然而斯特拉霍夫的一名挚友，另一位目击了这次会面的人则记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顺从而谦恭地聆听神父那充满智慧的演讲，而是比［安布罗斯］说得更多，他带着彻底的兴奋和热切提出反对的观点，引申、解释神父话语中的玄机，并不知不觉地从一个渴望聆听玄妙演说的人变成了一名老师”。无论如何，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次对修道院的参拜中为其下一部小说寻得了许多灵感，然而这并不完全如索洛维约夫几个月后在给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的信件中所说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特意前往奥普蒂娜普斯廷……只为给小说的第一章寻求灵感”。
——※·※——
自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索洛维约夫再次亲密起来，他就开始积极参加索洛维约夫在1877年冬季与1878年早春于彼得堡进行的有关《论神人》的著名系列演讲。这个系列演讲是著名的公众文化盛事，而讲堂里一反宗教与神学演讲的常态，不仅仅塞满了学生，还有彼得堡文化界的精英前来参会。斯特拉霍夫也在那里，并且陀思妥耶夫斯基某一次注意到他见到自己时显得躲躲闪闪，而非像平时一般上前寒暄一番。对此斯特拉霍夫解释说：“当时列夫·托尔斯泰正与我同行，他不希望自己被介绍给别人，因此我只得与你们保持距离。”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很失望，他觉得斯特拉霍夫至少该给他一个近距离观察托尔斯泰的机会：“可是你为什么没有悄悄告诉我与你同行的人是谁呢？”他带着斥责式的语气问斯特拉霍夫，“这样我起码能看他一眼！”这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两名巨擘生命中的唯一一次现实交集，但他们却以这样的形式被隔开了。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参加索洛维约夫的演讲与他自己反复推敲的小说有着密切的关系。读过《论神人》有关演讲的人都会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主题与思想中反复渗透出的索洛维约夫之影响所震惊。但索洛维约夫到底是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产生了影响则很难说。也许这位受过训练的年轻哲学家的头脑刺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他注意到了自己信念的一些含义（19世纪60年代斯特拉霍夫也起到过类似的作用）。其中一个让两人都十分感兴趣的话题，与神之国度在凡间的建立有关，这个概念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似乎是神学领域而非现实领域的问题；它是一种超乎于现存宇宙之外而非处于现实宇宙之中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披着一件华丽而新奇的外衣，无人可以想象神之国度在人间的辉煌实现。但索洛维约夫认为，基督教的神权可能会自由发展，在这样的神权统治之下，基督关于爱的律法将完全渗透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使其属灵化。他的演讲对逐渐接近此类福音之国的可喜前景进行了粗略的展望——在这样的社会中，神权将会尽可能地遵循基督的教导在东正教及其教会的领导下与人类完全融合。索洛维约夫后来记录他们探访奥普蒂娜普斯廷的旅程时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告诉他：“教会是社会的正面理想，它必须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小说或是系列小说中的主体，这个系列小说中的第一部已经开始动笔——那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
索洛维约夫心中的乌托邦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期望明显相似，但这种由东正教教会独揽社会与宗教统治权，将基督神权下的爱渗透进统治之中的理念在二者眼中可实现的程度是不同的。伊万·卡拉马佐夫曾精确地表达过这种观点，并争论说“教会应当把整个国家包含在自身之内，而不是仅仅在国家中占一席之地；即使由于某种原因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从本质上说，无疑要把这一点作为整个基督社会今后发展的直接目标和首要目标！”（14：56—57）西方文人米乌索夫指责伊万说这是教皇绝对权力主义，是罗马天主教遗留的政府在教会统治之下的糟粕，这与国家在道德与属灵上转变为教会国家是不同的两件事。
佐西马神父同意人类社会的目标应当完成这种转变，但他将这个目标抽离于实际历史之外并以末世审判终结论的角度去观察这个问题。他说基督社会虽然尚未准备好，“但由于这样的贤人不会减少，教会仍将处于不可动摇的地位，以期从几乎还是异教联合体的社会完全转变为全球统一、主宰一切的教会。将来定当如此，定当如此，即使等到地老天荒亦无妨，因为只有此事才是注定要实现的！”（14：61）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这段有关教会和国家的论述来揭示伊万的理性与道德敏感性之间的裂痕，但当时的人们立刻将这种观点与索洛维约夫联系起来。
在这两个人的哲学之中还有另一个可比之处，那就是对基督所受的三次诱惑的分析。它在对《论神人》的演讲中，和一年后的诗剧《宗教大法官》中都有出现。对索洛维约夫而言，基督战胜这三次试探，是创世过程的一部分，基督通过这种过程实体化并让自己能够身处时间与世俗生活的范围之内，同时他也以此确证了自己愿意让人的肉身来限制自己的神力。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个伟大主题的处理方式完全不同，他并没有暗示出基督对自由有着强烈的悲怆感，而是在作品中突出描写基督为了保护人类的良心自由、为了让人类免于被外部的物质力量所奴役而极力抵抗诱惑。
我们并不知道这场发生在小说家与哲学家之间的亲密对话从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部诗剧；但我们不应该忘记《作家日记》中所出现的那些对《宗教大法官》的预期。索洛维约夫曾写过一段与此直接相关的记载：“几年前，我在巴黎听一位法国天主教徒进行了如下一段论述：‘当然，现在基督教信条中的绝大部分都不为人所信，比如基督的神性。但你肯定会同意文明社会在缺乏有力权威和有组织的等级社会时必然不复存在，只有天主教教会拥有这种权威与等级制度；因此任何一个尊重人类价值的文明人都应和天主教教会站在一起，意即必须成为天主教徒。’”这段话无法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任何启迪，他不相信也没有描写过有关罗马天主教会的事；但天主教徒自己如此坦率地承认自身信仰无神论，而且又是发生在这个关头，或许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诗剧最终成型的模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恰好是在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演讲的几个月中准备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前几章的笔记。
——※·※——
现存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准备笔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晚期常做的笔记非常相似。如我们所见，《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写作核心——包括剧情和叙事技巧——早就出现于他更早期作品的笔记之中。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有可能依靠了更早的笔记材料，而非完全从头开始。
陀思妥耶夫斯基还重新翻阅了他长期深爱的文学作品。他在笔记中记录了弗里德里希·席勒对《卡拉马佐夫兄弟》在概念上的强烈影响。我们知道，席勒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童年与青年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而这位德国剧作家、诗人、哲人，对俄罗斯境内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代人其实都同等重要。186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写道：“席勒……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全能作家——在此之上——他更是我们的国民诗人。”（19：17）十五年后他又重复说，席勒“完全浸泡在俄罗斯的灵魂之中，留下浓墨重彩，并几乎开创了我们历史发展的新时代”（23：31）。他的这份坚信为我们揭示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所有角色中为何都展示出席勒的影响。德米特里、伊万、甚至淫荡的老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都能够随手引用席勒的文字。阿廖沙间接提到了席勒的艺术理论，辩护律师菲久科维奇还在演说之中化用了几行席勒的诗句。《卡拉马佐夫兄弟》从扉页至尾声都被席勒式的气氛所笼罩，而这大大提升了它的诗学价值。
他的笔记中只用了一个简洁的句子便表达出了这种席勒式的气氛：“卡尔·摩尔，弗兰茨·摩尔，领主冯·摩尔公爵”（15：209）。这些词汇将这部小说与席勒那引起轰动的第一部戏剧《强盗》连在了一起，而老卡拉马佐夫那讽刺性的话语突出了这部小说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重要性。他指着儿子伊万说：“这是我的儿子，他和我血肉相连，是我最心爱的亲骨肉！可以这样说，他是最孝顺我的卡尔·摩尔。而刚刚进来的另一个儿子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是最不孝的弗兰茨·摩尔……他俩都出自席勒笔下的《强盗》，而我，我本人则是领主冯·摩尔公爵！请您做出公断，救救我们吧！”（14：66）
这场演说那种讽刺性的扭曲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席勒主题做出的自行变奏。没什么比这怀疑一切、妄图支配一切、脾气暴烈的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与心地善良、意志薄弱、受虐的冯·摩尔公爵之间的差距更大，但他们因与儿子的争执而在结构上被联系了起来。卡尔·摩尔同时反抗着法律秩序与道德秩序，因为他（错误地）相信他的父亲拒绝给予他爱和宽恕；虽然他在主题上与伊万有着同样作为受苦受难人类代表，反对神主宰的世界等相似点，但他那猛烈的、爆炸式的精神特性让他更接近于德米特里的角色类型。冷血的知识分子伊万无法爱上人类，除非是在抽象的概念中那种隔着距离的爱，这一点和弗兰茨·摩尔很像，后者是席勒笔下一个唯利是图的马基雅维利式恶棍，他的理性让他怀疑神与灵魂不朽，并无情地促成了自己父亲的死亡。
《强盗》不仅通过兄弟父子之间的致命矛盾描述了一个家庭分裂的悲剧（卡尔与弗兰茨·摩尔都爱慕着阿玛利亚，就像德米特里和伊万争夺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一样），它还将弑父主题放进了更为骇人的背景。对席勒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家庭关系的神圣性与家庭的感觉是宇宙永恒道德秩序暂时的反映。它是神与其造物之间关系的表征，并且对第一样东西的否定同时将意味对第二样东西的摧毁，无神论者与渎神者弗兰茨·摩尔对家庭关系能够制造出彼此之间爱的义务这件事嗤之以鼻。“我已听过很多嘈杂的声音说，所谓的爱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这本就足以让人头晕……但这还不够——那个人还是你的父亲！他给了你生命，你是他的骨肉，他的血肉——所以对你来说他必须是神圣的！”
如同伊万的理性一样，弗兰茨的理性用一幕发生在法庭上的文字消解了这些在起源上的关系与家庭中关于爱的责任：“我必须要问你，他为何创造了我？一定不是因为对我的爱才创造我的，那么为什么创造了我？”这个演说的剩余部分与后来的另一个演讲一起被辩护律师菲久科维奇用在了自己的论证中，他表示“被杀的老卡拉马佐夫这样做父亲的，就不能、也不配称为父亲。爱一个不配做父亲的父亲是荒谬的，不可能的”
。不值得被爱的父亲逼着他的儿子去问这些问题：“他生我的时候难道爱我吗？他生我难道是为了我吗？在那个时刻，在或许是被酒激起了情欲的时刻，他连我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15：171）
《强盗》展现了理性从道德上消解人们日常生活中道德根基的方法，同时它也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那样，揭示了人们灵魂中这些根基是何等强悍，这些根基要么在与理性的战斗中胜利，要么在日后卷土重来。弗兰茨·摩尔对一切的怀疑在最后被他对自己犯下的诸多罪恶催生的歇斯底里的恐惧所取代；他恳求自己的老仆人为自己祈祷，并最终死于恐惧。卡尔·摩尔，惊讶于自己反叛当时的社会不公时所留下的灾难而不人道的后果——这种反叛只会在他的匪帮里释放最糟糕的热情，其中包括对一个孩子的杀戮——他本来只想成为复仇的工具，却在最后为永恒的道德秩序做出牺牲，自愿放弃了复仇。伊万发现自己的想法被斯乜尔加科夫实现时也被自己智力上的叛逆后果所震惊。并且他也如同弗兰茨·摩尔一样，因为无法化解自己心中那怀疑一切的理性主义和支撑着道德秩序的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饱受折磨。德米特里和卡尔·摩尔一样，在饱经痛苦后开始了对他人的怜悯与同情，为了为他曾经欣然接受过的杀父冲动赎罪，而接受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公。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对席勒诗歌的引用无处不在，这种引用深化了它的主题。在描写德米特里心中圣母与恶魔的冲突时，作者用席勒“厄琉西斯节”（Das eleusische Fest）的片段，与著名的《欢乐颂》片段营造了宇宙的、历史哲学的维度。还有些引用没有这么明显，比如伊万的反叛也是沿着席勒诗句的轨迹而前进的。伊万将那保证他可以进入终极、永恒、和谐的神之国度，但是要以人类的苦难为代价的“入门券”交还给上帝时，其实是对席勒《断念》一诗的效仿，而伊万和《断念》中主角的语言也有所重复：
Empfange meinen Vollmachtsbrief zum
Glucke！
Ich bring’ ihm unerbrochen dir zurucke；
Ich weiss nichts von Gluckseligkeit.
席勒的《欲望》（Sehnsucht）中所摘取的两句诗则更为重要，它被放在诗剧《宗教大法官》最开始的部分，蕴含了这个宗教主题的重要方面。诗人V. A. 茹科夫斯基所作的俄语版本是对席勒原文的意译，这个版本比原文更适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下文。俄文原版的翻译如下：
没有来自天上的朕兆，
相信你的心声勿动摇。
——※·※——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记中还记录了他的阅读清单，其中提到了两部可能与《卡拉马佐夫兄弟》相关的作品。这两部书都由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时喜爱的另一名作家乔治·桑所写，近期在《作家日记》陀思妥耶夫斯基曾重新提到过她。V. L.科马洛维奇的研究为我们指出了乔治·桑的小说《莫泊拉》（1837）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在剧情上很有说服力的相似点。两部小说中都有这样至关重要的一幕：一名女性即将被迫失节，但是本想侵犯她的人在最后一刻放弃了这歹毒的念头，而这让他们在未来产生了情绪上的交缠。这两部作品中，都有年轻人被错误地指控杀人，并同样在看似确凿的证据面前被定罪。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也像乔治·桑书中的女主角艾德密一样临场改换了自己的证词——但这是为了给伊万脱罪而非让他认罪。在法庭上二者都曾出人意料地引入一封被告人写给女主角的信件，而且都曾预料到罪案的发生，也在刑讯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这种对审判片段的对比清晰地证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莫泊拉》中的一些故事情节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乔治·桑的另一部作品是其未有先例的宗教哲学小说《斯匹里底翁》（1839），这部作品有着比《卡拉马佐夫兄弟》更为深邃的主题。《斯匹里底翁》的故事完全发生在一座修道院里，大部分由一名将死的僧侣亚历西斯——他从已死的导师斯匹里底翁手中继承了一种半异端的宗教传统——与另一名年轻的新人安格鲁之间的对话构成。阿廖沙·卡拉马佐夫常常被称为“天使”，而且他对佐西马神父的崇敬如同乔治·桑小说中年轻信徒对他那圣人般的老师一般，两者所崇敬的僧侣也都被更为正统的教派所怀疑。亚历西斯如同佐西马一样即将面临死亡；而他将遗言传达给被他称为“我的智慧之子”的安格鲁，也像是佐西马临死之际将自己一生的故事和教导坦诚地吐露给在他眼中如自己兄弟马卡尔转世的阿廖沙一样。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写出这个发生在修道院中的故事做了长久的准备，而《斯匹里底翁》这部甫一出版就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拜读过的作品也许在其文学生涯伊始便鼓励了他这样的意愿。
在小说的高潮中，法国大革命的军队入侵了修道院。亚历西斯被杀害了，但他的遗言宽恕了暴躁的士兵们，因为他发现他们的名义是“大革命民主派基督的名”“他们亵渎了教会的圣坛”。耶稣以这样的方式，在他心中成了一名投身革命的极端民主派分子，虽然这些躁动的士兵们完全没有自觉，但他们践行了基督理想中的自由、平等、友善。而我们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的人类特质中，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基督精神——他从未放弃半世俗化的基督社会理想，但他早已不相信改革式的暴力可以达成这种目标了，特别是在俄罗斯。
当安格鲁在亚历西斯死后打开斯匹里底翁的坟墓时，发现其陪葬品是圣约翰的福音书（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喜欢的部分，他为《卡拉马佐夫兄弟》写的铭文也是摘自这里），若望巴马写的《永恒福音入门》（这本书由12世纪的意大利修士费奥莱约雅金的学生所写，它在1260年被称为异端且被烧毁）以及斯匹里底翁自己对《永恒福音入门》的评论。他认为那是一本预言书，预言着圣灵即将君临统治——这个统治的原则已经被那些法国士兵所展现，他们正在实现神的意愿。他以灵魂上的引导将这种信条传给了安格鲁，而安格鲁将会把它传达到全世界——就像佐西马神父将教导传承给阿廖沙一样。这两位导师都有着相同的救世愿望（对佐西马来说这种念头更是直到地老天荒），希望将世俗世界彻底变成基督的神权国度。
除此之外，我们在读《斯匹里底翁》时很难不被亚历西斯的某些话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身最坚定的信念之间的共通点所震惊。对他而言，19世纪70年代没有什么比对基督的最初的诱惑——将石头变成面包更重要的东西了。对这种诱惑的让步将会牺牲人类对良心的自由；而乔治·桑在40年前也表达过相同的思想。“这场巨大的法国大革命的目标并非如此，它不应如此。”亚历西斯宣称，“穷人只有面包和住所的问题；它却是更为高尚之物……它必须，它唯有……完全实现这样的目标，给全人类以良心的自由。这个折磨着我的灵魂，这个欲望无限、吞噬着我的灵魂，它会在这个身体无欲无求之时得到满足与抚慰吗？”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没有什么比强调人类生命获得永恒的终极意义和与无神论对世间生命存在之限制的对抗更重要了。我们在这里会发现亚历西斯的雄辩表达着同样的渴望，他渴望人类内在的需求能够突破现实的藩篱。“然后……当人类内部的责任感靠一套互利的系统建立起来，人类就会开心吗？……无论人们对世间生命抱有多么和平与甜美的希望，它都能满足人类的欲望吗？世界的大小足以包容人类的全部思想吗？”同样地，亚历西斯还讲述了佐西马最为卓越的一条道德准则：每个人都对一切负责。人们可以很好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何从乔治·桑的作品中毫不犹豫地提取出来这一条文学上的、历史上的真理。他在《作家日记》中悼念乔治·桑的文章里称其为“基督最完美的忏悔者之一”。
——※·※——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于10月3日回到彼得堡时，他们搬进了一间新公寓。安娜尖锐地指出了原因：“我们已无法在从前的家中继续生活，那里充斥着我们与死去的孩子一同度日的回忆。”安娜同时还写到了阿廖沙之死给他们生活带来的阴影。“无论我和丈夫多么努力地顺应上帝的意愿、避免悲伤，我们都无法忘记我们亲爱的阿廖沙。那个秋天和接下来的冬天里，这悲伤的回忆让每一天都变得灰暗起来。我们的损失已经让我的丈夫受到了影响（他一直热情地与孩子们共处），他对孩子们爱得更深，同时也更为孩子们感到担惊受怕。”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写作上，而伊万在呼喊中激动地提出的几个问题——小孩子们并无过错却深受不可消解的痛苦，而孩子们这种苦楚令他难以顺从神的意志——其实直指他自身生活与感受的核心。
1878年11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完成《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头两卷后奔赴莫斯科以做一些出版方面的财政安排。他邀请了柳比莫夫，后者是《俄国导报》的合作编辑，并即将主管小说的出版事宜。卡柯夫当时疾病缠身，无法接待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自己应该向可能有些怀疑的安娜做出保证：“他不是在找借口，他真的病了。”卡柯夫自己当时正在被便秘所折磨，并且斥责地抱怨“所有东西都是恶毒的”“我现在特别孤独”“已经无法忍受了”。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无穷无尽的哀伤中，这次对亲戚们的探访对他来说算得上是一抹亮色，但即使是在与亲戚聊天时候他仍会想到阿廖沙的夭折。即使寻访了对那些帮助他进行那永不完结的库玛尼纳资产诉讼案的律师们，他的脾气也没能改善。卡柯夫终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旅馆前带着处理好的钱出现了，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终于可以在处理完其他一切事务的两天后离开莫斯科。他这一连串的旅行可能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他在月底去自己的外科医生冯·布拉曹那里做了检查，后者建议他最好在家静养几天。
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公众钦佩，这在他1878年去竞选帝国科学院、俄罗斯语言与文学系会员的时候表现了出来。他很高兴官方如此认可他，虽然他对妻子评论说，比起一些同代人来说，他33年的文学生涯开花结果得太晚了些。参见Anna Dostoevsky，Reminiscences，trans. and ed. Beatrice Stillman（New York，1975），297。
关于费奥多罗夫思想的介绍可以参见George M. Young，Jr.，Nikolai Feodorov（Belmont，MA，1979）。
PSS，30/Bk. 1：13—15；March 24，1878.
Reminiscences，297.
Ibid.，325.
引自Samuel Kucherov，Courts，Lawyers，and Trials under the Last Three Tsars（New York，1953），217。
G. K. Gradovsky，Itogi，1862—1907（Kiev，1908）.
PSS，30/Bk. 1：42—44；August 29，1878.
Letopis zhizni i tvorchestvo F. M. Dostoevskogo，ed. N. F. Budanova and G. M. Fridlender，3 vols.（St. Petersburg，1995），3：243，247.
PSS，30/Bk. 1：21—25；April 18，1878.
Ibid.
Ibid.，40—41；July21，1878.
Reminiscences，297—298.
康斯坦丁大公有着浓厚的文学兴趣，他后来以假名出版了自己的诗歌与戏剧，同时他还有许多首诗被送去让彼得·柴可夫斯基谱曲。
LN 86（Moscow，1973），135.
Reminiscences，292.
Letopis，3：273.
Reminiscences，292，293.
Ibid.，294.
引自John B. Dunlop，Staretz Amvrosy（Belmont，MA，1972），60—61。
Letopis，3：279.
Ibid.
Reminiscences，291—292.
V. S. Solovyev，Sobranie sochinenii，10 vols.（St. Petersburg，1911—1914），3：197.
此处译文来自《卡拉马佐夫兄弟》，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62—63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卡拉马佐夫兄弟》，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67页。——译注
参见Vladimir Solovyev，Chteniya o bogochelovechestve（St. Petersburg，1994），195—196。
此处译文来自《卡拉马佐夫兄弟》，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73页。——译注
Friedrich Schiller，Samtliche Werke，16 vols.（Stuttgart，n.d.），3：15.
Friedrich Schiller，Samtliche Werke，16 vols.（Stuttgart，n.d.），16.
Friedrich Schiller，Samtliche Werke，16 vols.（Stuttgart，n.d.），813页。——译注
Friedrich Schiller，Samtliche Werke，16 vols.（Stuttgart，n.d.），815页。——译注
这一段直译为：“收回那让我得到幸福生活的许可吧！/我会把它原封不动地交还给你/我对快乐一无所知。”
V. L. Komarovich，“Dostojewski und George Sand，”in Die Urgestalt des Brüder Karamasoff（Munich，1928），214—219.
参见Isabelle Hoog Naginski的优秀著作George Sand（New Brunswick，NJ，1991），260. An appreciative discussion of Spiridion is contained in chapter 6。
Ibid.，146.
Ibid.，149—150.
Ibid.，150，143.
Reminiscences，294.
PSS，30/Bk. 1：48—49；November 9，18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