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大辩论
大辩论
1879年2月1日，《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连载正式开始。几天后哈尔科夫的总督——无政府主义改革分子彼得·克罗波特金的侄子——被杀，而3月时继任梅津采夫将军位置的秘密警察新局长也在带着行李穿过彼得堡中心的时候遭遇了未遂的暗杀。4月份，一名革命分子自主行动，根据民粹主义组织“土地与自由”提供的情报，试图暗杀在冬宫的广场进行清晨散步的沙皇。这名差点成功的刺客叫作亚历山大·索洛维约夫，他没能击中目标，并在5月被公开处以绞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作品就在这充斥着谋杀与惨剧的气氛中面世了。在这种气氛中还发生了另一件事，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屠格涅夫在慈善朗读会和宴会上共同出现，他们各自代表了一场正发生于所有受过教育的俄国人脑海中上演的大辩论中的两个极端——即寸权不让的沙皇专制统治，与广开民权、自由的西式宪法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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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第一部分出版前的1月31日所写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6—11章的内容中看出他此时惊人的工作强度。他让艾莲娜·施塔肯施奈德帮忙校对前两章刚刚到达的书稿，并在她校对完毕后发回了稿子，附带了一份左拉的《小酒馆》。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明显地努力赶上日期，而《卡拉马佐夫兄弟》还包括了一句引用生理学家暨心理学家克劳德·伯尔纳的讽刺之语，左拉在论述遗传学与环境理论时主要便是引用了这位学者的思想。左拉在文学上突出了伯尔纳关于人类性格的决定论，这给法国小说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和文学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部为人类个性的自由而辩护的家庭小说，这与左拉《卢贡·马卡尔家族》中的命定论恰好针锋相对。
大约就在此时，一位名叫E. P.莱特科娃—苏塔诺瓦的女性（她是在为女性开设的高等教育课程中的一个库尔德人）在日记中记载了她在诗人雅科夫·鲍伦斯基组织的一次著名星期五聚会上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见面的情景。她走进画室，看见所有尊贵的绅士们和穿着得体的女士们都聚集在三扇窗户之一的前方，聚精会神地听一个人讲话。她突然认出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声音并瞥向讲者，而此前她从未见过讲者。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印象与她之前脑中的印象并不相符；他身材矮小、满脸皱纹，且因似乎正在为什么事而内疚（vinovaty）而让她震惊。他身边的窗户正对着西蒙诺夫斯基广场；而他对过去的生动描述让其他客人听得入迷。鲍伦斯基带他走到窗户前，问他还认不认得他所看到的东西。“是的！……是的对！……真的！我怎么可能不认识呢。”他回复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语如同痉挛一样脱口而出。他想起了清晨的寒冷，想起了当他和佩特拉谢夫茨一起听到死刑判决时那种将他击垮的恐怖感。“不可能，在那还活着的几千条生命中，我——再过五六分钟，就即将不复存在！”一位牧师带着十字架出现，让他知道这次死亡无可避免。“他们如果带了十字架，那就不是开玩笑了！……他们不可能刻意安排这样一场悲喜剧！”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记得一阵麻木感与疲倦感扑面而来：“和堕入某处……堕入未知与黑暗之中的一分钟相比，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毫无意义。”而这种麻木感在他得知自己被饶过一命后依然无法缓解。为了缓和气氛，鲍伦斯基走近他并安慰说：“哎呀，都过去了。”并邀请他和女主人一起喝茶。“真的结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悄声说。这种直面死亡所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影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剩下的日子留下了某种决定性的效果。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深深地打动了莱特科娃，令她完全屏住了呼吸。她如此描述演讲完毕的他：“如同一具蜡像：蜡黄苍白，眼窝深陷，嘴唇发紫，露出痛苦的笑容。”在此之前，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没有什么喜爱可言，而且她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那些会热切地对《作家日记》的每一期展开讨论的学生们。大家基本都觉得他反犹思想之激烈令人完全无法忍受；同样，她们也无法忍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土战争时期的文章中那好战的沙文主义意识，当时在战争中牺牲的人命现在看起来完全没有任何意义。莱特科娃和她的学生们一致对《群魔》充满反感，并且她们的政治观点与主张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水火不容。
但是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印象在他的那段演讲之后完全改观了。她现在所见的是“他满是牺牲的道路：在等待死亡时所受的折磨与后来取而代之的劳役、《死屋手记》及其带来的一切恐惧。这名瘦小的男人承受了这一切，他看起来突然比我身边的人都更为高大”。在这一幕前，所有其他的一切都彻底消失，被完全遗忘，并且“一种难以置信的仅在我年少时体会过的快乐感完全占据了我。我只想跪伏于地，为他所受的痛苦而鞠躬”。
每个人都读过《死屋手记》，而所有那些曾在各个公开活动中听他朗读的人们都体验到了她所经历过的感情。她的反应便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公共平台或大量听众前所做的演讲给大众带来的反应十分震惊——而且这些听众大多数更为清醒，也许还曾厌恶过他的政治观点。如果像他不知疲倦地坚称过的那样，俄罗斯农民确实特别尊敬其基督圣人们所受的苦，那么这种对基督的尊敬，看起来已经被这个再次接受苦痛和自我牺牲的新一代转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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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谢尼耶夫从谢尔盖大公那里给陀思妥耶夫斯基送来了3月5日的晚宴请柬，并通知他大公已经精读过了《死屋手记》《罪与罚》，以及《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一部分。他对至今为止的会面都有着“愉快的回忆”，并且在读过这些作品后他更渴望能够从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谈话中得到启迪。参席的还有波别多诺斯采夫和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后者在当晚的日记中评论道：“费尧多尔·米哈伊诺维奇让我十分喜悦，这不止是因为他的作品，更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几天之后，他又在日记中写道：“我已经拿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白痴》。他的作品真的有让人灵魂出窍的力量。”
即使皇室家族的年轻成员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赴宴，来拓宽他们自己的眼界和感官，俄国皇室中还是有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仍是一个曾被判刑的、被秘密警察所监视的罪犯。为了结束这种可能激化的状态，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调用自己现在巨大的影响力。3月1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收到了一封中尉将军A. A.基列耶夫写来的信，他是沙皇的弟弟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副官。他很明确地回应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权威人士了解其困境的请求。基列耶夫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他需要自己去对合适的权威人士提要求。在同一天里，另一封文件只凭寥寥几笔便把他的人权恢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总结称：“我曾下笔不辍……以书写自己的政治与宗教信念。我希望这种信念不会成为他们怀疑我政治道德的理由。”自此之后，他的名字被第三部门
的监察名单永久地剔除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要参与的社会义务活动越积越多。3月8日，安娜·菲洛索福娃前来拜访陀思妥耶夫斯基，她曾忙于慈善事业，而现在则正为文学基金会的一场读书会做准备。屠格涅夫在回到俄国的前一天已经答应参加，而她现在正是前来怂恿陀思妥耶夫斯基参与其中的。屠格涅夫回到俄罗斯就意味着他的名声将在激进分子中再度鹊起，即使他们曾在他写下《父与子》后批判过他。屠格涅夫的后一部小说《烟》在各派人士中激起了更深的敌意，因为书中的一个角色曾挖苦地称俄罗斯除了一种有加热装置的茶壶之外，没有为世界文化贡献过任何价值。他最近的作品《处女地》则对民粹分子们“到人民中去”的运动表达了一种并非完全不认同，却依然偏于谴责的观点，他认为这场运动基本是失败的。少数支持者站出来为他后来的这些小说进行辩解，而屠格涅夫的自我流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躲避俄罗斯文学界中那不可调和的敌意。他离开俄罗斯这件事损害了他的名声，即使是安娜·菲洛索福娃这种认同他的改革派文学观点远超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毫不妥协的沙皇主义的人也评论说：“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尊敬超过对他的。费尧多尔·米哈伊诺维奇担负了俄罗斯的全部惨剧，他承受了那一切并被自己的信念所折磨，而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在恐惧之后选择了逃避，终其一生都只是从那美丽的外围对我们进行批判罢了。”
然而，1879年春季的俄罗斯社会已经在政治形势上陷入了令人无法忍受的扭曲，暗杀事件接二连三，而欧化文学家屠格涅夫此时参加公众宴会并庆祝其荣誉的回归，便放出了特殊的政治信号。他归来后人们的欢庆可以被解读为人们渴望的一种象征，这种渴望不能被公开表述，因为即使铁拳的专制政府也要对日渐绝望的激进青年们做出让步。在群众的热情已被屠格涅夫回到俄罗斯这件事点燃时，与屠格涅夫持相同观点的安年科夫在4月发表评论说“人民和19世纪40年代的代表们之间的关系已完全修复，公众认识到他们所做出的贡献，而且对他们致以不分等级的、典型的俄罗斯式的深深一躬，甚至到了趴到地上的程度。造成这种局面的可能是涅查耶夫、特卡乔夫等人的功绩，将社会推向在艺术、哲学、道德大旗下的发展与进步；但是或许这份关系的修复是因为——俄罗斯正面临过去25年以来从未面临过的重要关头”。
安娜·菲洛索福娃告诉我们屠格涅夫在这个朗读会受到了观众们如何的接待，这充分证明了安年科夫的话。“大厅里挤满了人，屠格涅夫突然登场……每个人都站起来向这位伟大的智者鞠躬，这让我想起当维克多·雨果结束流放回到巴黎时那万人空巷的场景。”其他作家也参加了这个朗读会，但所有的目光都锁定在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他们共同登台，让俄罗斯对立的文化两极直面彼此。作家B. M.马尔科维奇对此表示：“我对自己提了个问题。屠格涅夫自称是‘没救了的西化者’，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纯正俄罗斯真理的永恒追随者，在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两个人都在彼此竞争，他们在这些名义上无政治性的场合中竞争着公众的思想与心灵，竞争着那个将会被大众所依靠的角色；而每个人都开始像安年科夫一样觉得他们的国家正面临克里米亚战争以来最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
在活动中率先开始朗读的是屠格涅夫，他选了《总管》这个故事，摘自他自己的经典之作《猎人笔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乐于在下半场朗读，他选择的是当时还没有出版的“一颗炽热的心的自白”，这引发了轰动的反响。如安娜·菲洛索福娃所记述的一样：“他朗读的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给米嘉·卡拉马佐夫带钱去片段，后者是一头野兽，只会对她表现出优越感，并因她的骄傲而对她进行贬损。但接下来野兽变得冷静，人性得了胜利……天啊！我的心脏鼓动着……它能不能承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个片段的阅读所带来的感受呢？我们全部开始哭泣，每个人心中都充斥着某种道德上的喜悦。”她继续说道，“对我而言，那个晚上的屠格涅夫在某种意义上消失了，我几乎没听到他说什么。”
瓦尔瓦拉·季莫菲耶娃当时也身处现场的观众之中，她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担任《公民》杂志主编时做他的助手和联络人。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辞职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但她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声音时，回忆立刻在脑中浮现出来。对她而言“那就像是在揭露我们的命运……那是对我们那病态而腐败的尸体所进行的无情解剖——他从我们那腐坏的良心上，从那不健康的，像奴隶一般的腐败生命中切去溃疡和发病的部分”。所有观众都被他深深地打动，而季莫菲耶娃描述说一名坐在她身边的陌生男子“颤抖着叹息”，“他的脸色忽红忽白，他像痉挛一般摇着头，握紧拳头，就仿佛在抑制自己鼓掌的冲动”。当掌声最终响起时，声音持续了十五分钟，震耳欲聋，陀思妥耶夫斯基连续返场了五次。季莫菲耶娃写道：“我们突然感觉犹豫被一扫而空……因为每一个瞬间我们都更加贴近永恒的黑暗或是永恒的光明……更加贴近福音的理想或是贴近兽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天才般的感触与当时充满紧张的听众们毫无隔阂地融合起来，而他自身的情绪也在激烈地冲突。一方面，他正在为那个曾对他极端压迫的沙皇政权而努力奋斗，另一方面那些援引基督为例的革命分子们正犯下杀人的罪行。第二天，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前去探访菲洛索福娃时，还没等他用颤抖的声音问昨晚“是否顺利”，她就用双臂搂着他的脖子充满感伤地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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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公共场合的表现至今为止都非常得体，但两名作家之间的敌意还是在3月13日的一场彼得堡文人对屠格涅夫的赞颂宴会上公开出来。其中一些人的话虚情假意得令人尴尬，比如格里高利维奇称屠格涅夫如果站在一扇窗前，光将会像透过一块水晶那样透过他这个人。“他的道德在我们之间是如此纯洁。”屠格涅夫曾在《父与子》中描述过俄罗斯不同世代之间人们的代沟，而他站起来向他觉得可以填平这种代沟之物敬礼。他承认这条沟壑终于到了被最终填补的时刻，因为现在两代人都接受了“这样的理想……这种理想即将实现，而他们在这个理想周围一致团结”。大家都知道他所说的理想是“为大厦加冕”的可能性（如同俄罗斯人喜好的叫法那样），意即由亚历山大二世颁布一部西式的宪法来创设代表民主制，然后从解放农奴开始完成这个民主化的进程。
这场演讲引起了如雷的掌声，但正当其他人都围聚过去恭喜演讲者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出了一件俄罗斯文学史上著名的不当举动——这种不当举动可能也与他那天早些时候因刺杀新闻引起的不快有关。他走近了屠格涅夫，然后暴躁地喊出了一个问题：“现在请你告诉我，你这个理想是个什么东西？说啊！”屠格涅夫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低下头无助地摇了摇胳膊，但其他在场的人都喊道：“不用说！我们都知道！”如一份日志中所书，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失礼的举动打破了“当时对屠格涅夫那种统一的尊敬之声”，但这更像是他个人的攻击性幽默感或是嫉妒心的爆发。他一直毫不动摇地反对俄罗斯宪政，因为他认为宪政只会惠及全民中受过教育的那一部分人。
在那之后不久，屠格涅夫由于权威人士的鼓动而离开了俄罗斯，而他自己也为俄罗斯进行的社会政治活动和以他的名义进行的公众游行后果而不安。在第二次文学基金会晚会次日、伯爵夫人索菲亚·托尔斯塔娅的沙龙上，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再度碰面。对于他们是否在稍做敷衍之外进行任何交流我们不得而知，但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年轻向上的法国撰稿人欧仁·梅尔希奥·德·沃古埃子爵，他当时正在位于圣彼得堡的法国使馆工作。在来到俄罗斯的前两年中他练成了一口熟练的俄语，还和尊贵的安年科夫家族组建了婚姻关系（他的妻子也是沙皇候选人之一），搬进了首都的上流住宅区。子爵当时必然因沉浸于俄罗斯文学而熟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留下观察了两位作家之间的会面。这份观察因其中立的外籍观察者而变得极具价值。他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脸“是一张普通俄罗斯农民的脸，是莫斯科真正农民的脸：他的鼻梁塌陷，小眼睛在弓形的眉毛下眨动，眼神时而阴郁时而温柔；他的眉毛很大，上面凹凸不平，他的额头也是凹陷的，就像是曾被锤子砸过一样；所有这一切特征在扭曲与塌缩中被引向他那张痛苦的嘴。我从未见过哪张脸能这样表露出如此之多的苦楚经历……他的眼睑、嘴唇、所有的肌肉纤维都在紧张地抽动”。
他们之间的一部分对话被保存在子爵那破冰式的研究《俄罗斯文学》中，子爵借由这本书向西方世界介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他颇为讥讽地写道：“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文学讨论很快就宣告结束；他用一段充满骄傲话制止了我：‘我们有全人类的天才，也有我们自己的天才；所以我们能够理解你，你却无法理解我们。’”在《作家日记》中也有对相同观点稍显具体的同样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观点中也调侃了粗俗的法国人，认为他们“滑稽而天真”。他提到有一天晚上在巴黎“如同约拿一定提过尼尼微大城一样，带着《圣经》的火种”。他称“一个预言者会在某个夜晚出现在英国咖啡店，在墙上写下三个燃烧的单词；那是预示旧世界终结的表示，巴黎将在血与火中与其所有自傲之物一同坍塌，包括它的剧场和英国式咖啡馆”。陀思妥耶夫斯基将“那种看起来毫无恶意的建筑物”当成是“魔鬼那反圣经的绳索”。但他不知道的是，六年之后，那名被他所讥笑的优雅的法国外交官成了让受过教化的欧洲读者们了解他自己的最重要之人。
3月中旬，《声音》杂志中出现了一篇记录两名外国人庭审的文章，其中写到的外国人是一对名为布鲁斯特的夫妇，他们被控告虐待了他们五岁的女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伊万·卡拉马佐夫对神创造了一个可能会发生这种暴行的世界的叛逆的指责中引用了这篇文章的一些细节。另一场当时进行的不幸的审理也引起了他的注意力，九名格鲁吉亚犹太人被控告在那一带的库泰斯区杀害了一名小女孩。每个人都知道这次指控所为何物，而这次审理也反映了改革后的俄罗斯诉讼系统的问题，其中的库泰斯地区的犹太人在3月17日因证据不足而被无罪释放。一年后，对更高一级法院的上诉也无果而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报纸的报道中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他给奥尔加·诺维科娃写信（奥尔加·诺维科娃对英文报刊所做的贡献让她得到了“来自俄罗斯的M. P.”的头衔）称：“那些库泰斯犹太人获得的无罪审判是多么令人恶心啊，毋庸置疑，他们一定是有罪的。审讯本身和与之相关的一切东西都让我对这个结论更加坚信，包括亚历山德罗夫那恶毒的防御性辩护也一样，他在我们这儿是出名的大恶棍——‘一个良心待价而沽的律师’。”当然，这则有趣的新闻同样成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部分，而它在小说中出现的那几页则在俄罗斯的阅读公众中引发了骚动。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成就不言自明，而在此之外他的书中凸显的主题——以摧毁某种巨大邪恶的目的为前提，杀人是否可以从道德上被接受——在读者们每次打开报纸时都会浮现出来。民粹主义者向沙皇宣战，一个又一个官员在他们的复仇中倒下；4月2日，沙皇也直面刺杀。1866年，亚历山大从刺杀中幸免于难，全国的民意开始明显地倾向于政府一方，并且全国上下都为了沙皇的幸免而欢庆。但此时的情形全然不同，如同一份政府文件在两个月后记载的那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政府与一小撮恶势力分子的斗争中，受教育阶层几乎对政府完全不予支持……他们［受教育阶级］……只是在等待这场斗争的结果。”在1866年那次沙皇幸免的刺杀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已在听到消息后几乎陷入了歇斯底里，而这次我们也可以想象他是多么坐卧难安。在一份回忆录文学中，可能有一个片段与此相关。
M. V.卡梅茨卡娅是安娜·菲洛索福娃的女儿，她回忆起某日当她们公寓的门铃响起时，她打开门，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尴尬并饱含歉意，［开门后发现是女儿］突然发觉一切都毫无必要。他站在我面前，面色苍白，一边擦拭眉毛上留下的汗滴，一边因上楼过快而气喘不已。‘你妈妈在家吗？啊！感谢上帝！’他说着摸了摸我的头，亲吻了我的眉间，‘感谢上帝！我刚听说你们两个都被捕了！’”城里散布着这母女俩遭遇逮捕的谣言，这件事可能正发生在暗杀失败的那一天，尽管卡梅茨卡娅并没有详细记录这次会面的具体日期。
的确，不久之后，权威人士们决定停止针对菲洛索福娃的活动，1879年11月，她被人彬彬有礼却不容拒绝地邀请去了经常前往度假的威斯巴登，然后再也没有回来。亚历山大二世告诉她的丈夫，正因他感激她丈夫为沙皇效力的功劳，她才没有被流放到那些条件艰苦的地方去。
《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小说进展非常顺利，4月17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前往旧鲁萨，在那里他可以相对安静地持续写作。那些已经出版并获得了巨大成功的部分让他确信这本书触碰到了大众那敏感的神经。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一点还抱持着任何怀疑，这种怀疑都会被他所收到的一封信所打消。这封信出自具有影响力的编辑谢尔盖·尤里耶夫之手，他刚刚得到刊发自己新杂志《俄国思想》（Russkaya Mysl’）的许可，并再三敦促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这本杂志写一部小说。这部小说将不仅仅是“页面的装点”，同时它也将切除那些“正在将我们的生命力吞噬殆尽的道德脓肿”。
伯尔纳认为人类的认知、举止、决定和行动完全事出有因。——译注
DVS，2：444—445.
Ibid.
Ibid.，445.
Ibid.，446.
Letopis zhizni i tvorchestvo F. M. Dostoevskogo，ed. N. F. Budanova and G. M. Fridlender，3 vols.（St. Petersburg，1995），3：303—306.
PSS，30/Bk. 1：247.
沙皇统治时期直属于沙皇的秘密监察机关。——译注
DVS，2：377.
Ibid.，553.
Ibid.，377—378.
Letopis，3：306.
DVS，2：178.
Ibid.，192—193.
Ibid.，193.
Ibid.，378.
PSS，25：60.
I. Volgin，Posledny god Dostoevskogo（Moscow，1986），75—76；以及Letopis，3：308。
E. M. de Vog u.é，Le roman Russe（Paris，1910），269.
Ibid.，270—271.
PSS，30/Bk. 1：59；March 28，1879.
Franco Venturi，Roots of Revolution（New York，1966），633.
DVS，2：380.
Letopis，3：312.
Ibid.，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