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反叛与大法官
反叛与大法官
7月17日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待在旧鲁萨努力地完成小说。当时他在写第2部分的第5卷《正与反》，其中包括伊万对神之世界的反叛与《宗教大法官》的诗剧。他这段时间的生活完全就是在书桌面前一章章地写出这部他最后的杰作。为了避免可能带来反对意见的误解，也可能因为审查制度，他会为每一章附上一封解释信一同送去他的编辑柳比莫夫那里。这些资料为他作品中那些独特的意识形态与艺术目标提供了一份连续不断的自我简介。
5月7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寄出了他第5卷的上半部分。他把自己写作的意愿描述为“展示最严重的渎神行为，展示在脱离现实的当代俄罗斯青年中萌生的充斥着毁灭的思想，而不只要展示这种渎神和无政府主义，还要驳斥它们，我正准备将这份驳斥写进将死的佐西马长老的遗言里”。他将伊万的这些信条描述为“当代俄罗斯无政府主义的集大成者。他拒绝的不是上帝而是其造物的意义。所有社会主义都始于拒绝历史现实的含义，并终结于一系列的毁灭与无政府主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佐西马的教谕单独准备了一卷的篇幅，这样《正与反》就只涉及伊万内心的争斗：一方面是基督教理想的神圣性，另一方面是他对整个世界上那些痛苦与苦难的愤怒（而且还是在世界历史规模上的世界，在诗剧《宗教大法官》中他一直在质问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的根源）。民粹主义者重建了十年前被否定的基督道德体系（当然这与民粹主义者对基督神性的观点无关）；而且他们现在正将它用于自己的创造之中。实际上，他们在拒绝陀思妥耶夫斯基自以为自己曾建立起来的“历史现实的含义”，这份含义之所以被建立起来，是为了以他曾宣称过的基督原则为准绳，来纠正他的作品。伊万对神之世界的反叛被作者以这种符合基督教怜悯之心的方式表达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或《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曾经将这份怜悯之心称为“人类最重要的，也许是唯一的法则”（8：192）。“我的主人公继承了这个主题。”在给柳比莫夫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我认为不可反驳的是——对孩子们的苦难麻木不仁——这诞生于所有历史现实的荒唐之中。”逻辑与理性都对这种麻木不仁束手无策，而佐西马只用提到对上帝的信仰、终极美德与怜悯便足够回应它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权贵求助以提前预防那些经常针对他的攻击。他告诉柳比莫夫虽然《群魔》中部分角色被批判为病态的幻想，但这些攻击“都因（这部作品）准确地揭露了现实而作罢。［波别多诺斯采夫曾说］有两三批被捕的无政府主义者都与我所描述的那些人有着惊人的相似”。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伊万的狂热言语中表述的全部痛苦都是从报纸描述或历史资料中取材，并且他已经做好了将其全部附以出处的准备。他同时向编辑保证其小说中没有“任何一个不体面的词”，但他担心有些细节可能写得不够到位。他“恳求、呼吁”这些描述孩子所受的惩罚的语句被保留下来。“你不能改写这部分……否则那会非常、非常悲哀！我们不是在给十岁孩子写书。”（最后这段文字没有被修改。）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到了一件更重要的事。他向编辑保证“我的主角的渎神行为……会在接下来（六月）的一卷中被庄严地驳斥，而我现在写这一段时心情畏惧、恐慌而尊敬，我觉得我的目标（驳斥无政府主义）是一桩文明的功绩。”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常常借伊万之口提出有关神的种种问题——世界上存在着恶与苦，而这个世界本该是神怀着怜悯之心来创造的。犹太教的读者读到这里时必然会联想到《约伯记》，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能与《约伯记》在文采与哲思上相提并论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虽然在这些章节中并没有明显的草稿显示其参考了《约伯记》，但是约伯的名字在其他章节中共出现三次，而且佐西马在他的遗言中会叙述约伯的故事，强调其令人安慰的结尾。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在1875年给他夫人的信中写道：“我正在读《约伯记》，它给我带来一种痛苦的狂喜状态：我放下书，在屋里踱步，几乎为之哭泣……亲爱的安娜，那本书真是太奇妙了，在我生命当中那是第一本让我眼前一亮的书。我现在只是一个孩子。”这种感受后来被移植在佐西马身上，他回忆起八岁时听到有人在教堂中高声朗读《约伯记》：“我如同当年一样感到惊异、惶恐和喜悦……从那以后，我每次读这篇神圣的故事总止不住潸然泪下。”
（14：264—265）这个伟大的章节不仅吸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丧子之痛的养分，还描写了他一生中无法平静的内心感受
。
5月中旬，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他写出了这样一份有力却令人不安的对上帝的谴责做出了另一种解释。他重复说第五卷书“在我的小说中是一个高潮”，他将“小说的重点”定义为“对上帝的亵渎与对其进行的反驳”。“我将我能够感知到的对上帝的亵渎都尽我所能地以最强力的方式进行表现，而这恰好正发生在俄罗斯（几乎）整个上层社会之中，特别是年轻人之间。虽然从科学与哲学上拒绝神的存在早已被禁止，如今现实的社会主义者们都全然不会从这个角度自找麻烦（如同上个世纪以及这个世纪前半段的人们一样）。但另一方面，神之造物、神之世界，还有它的意义却被这些人们强烈地否定。这就是当代文明无法说通的唯一一个地方。”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一直争辩说，斯塔夫罗金和基里洛夫这种角色几乎没有反映某种可以识别的典型“现实”，他们只是揭露了俄罗斯生活中的核心，而现在他坚持说伊万·卡拉马佐夫的表现完全不仅是一个艺术式的创造品。“所以我要自夸。”他坚持道，“即使是在如此一个抽象的主题中［拒绝承认上帝的世界］我都没有背离现实主义的道路。对此的反驳（并不是直接的人对人的反驳）会出现在一位将死长者的遗言里。很多评论家们批评我，这是因为他们以为我的小说主题错误或不真实，等等。但恰恰相反，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这个主题更真实了。”他用写作技巧，一直夸张着他的角色身上出现的、他正在驳斥的这些思想导致的结局，他以此来“间接”地驳斥这些思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提供了精确的指导，告诉人们该如何阅读这部作品，同时也显示了他多么细心地创造了这些角色的事迹。在《作家日记》中，他以自己的名字和第一人称写作，但：
现在在这部小说中“用悲叹、夸张、荒诞的语调说话的人并不是我，而是我小说中的角色伊万·卡拉马佐夫”。这是他的语言，他的风格，他的悲悯，而不是我的。他是一个阴郁而易受刺激的人，对很多事都保持沉默。若不是为了那偶然间对他兄弟阿列克谢那突如其来的同情，他很可能一言不发。他同时也是一个很稚嫩的年轻人。若不是以这种特别的情感迸发为契机，他又怎能对一直不予评论的这件事突然开始长篇大论呢？他为了不让自己的心弦绷断已将其拉紧到极致。我非常希望这个角色能够吸引人，希望读者能注意到他这种特殊的情感，这种突变，这种文学式的、突然而冲动的行为。
为了回应编辑给他的另一项“不需过于翔实”的批评——这项批评委婉地说小说中有一个不太合适的细节写到孩子的脸上被涂上了粪便——陀思妥耶夫斯基坚称伊万这个角色能够观察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他自己在这个角色身上希望能表达出的复杂性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一个23岁的年轻人能够注意到这一点，这意味着他真的将它放在心里了。也就是说，他会在脑中翻来覆去地思考［这些细节］，他热爱孩子们，并且无论在后来的表现中他多么丧失人性，那种对孩子的怜悯与最发自肺腑的爱仍然保留在他的心中。”伊万的角色中这个根深蒂固的特点会影响读者们看待他的方式：“后来走上邪路、犯下罪行的是这个伊万……他打着某种他当时无法处理的思想的名义；而他最后的自暴自弃恰恰是因为在某个时刻他心中或许正一直思索着孩童们所受的苦难，因为他未曾忽视这样一件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
六月中旬，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宗教大法官》一节书寄给柳比莫夫并附上了一段评论。他解释说：“这段小说总结了，什么样的口中说出神圣伟大和亵渎神明的话。”“伊万是一个现代的反对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说：
“他极端狂热，十分直率，坦率地承认自己同意恶魔所说的话，说人们的快乐比基督更为真实。这么写就是为了给我们如此愚蠢（且危险，因为年轻一代赞同它）的俄罗斯社会主义上一课——一个人每天的面包，巴别塔（i.e.将来社会主义的统治），以及对良心之自由的完全奴役——这就是这个绝望的拒绝者、无神论者的最终目标！
我们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并不只是地下的虚无主义渣滓——你很清楚）有意识地信仰基督，但他们满口谎言，不想承认自己的偶像对人们的良心施加暴力或是将人类的高度放得与一群牲口平齐；而我写的社会主义者（伊万·卡拉马佐夫）与他们不同，他是一个殷切的人，直接跑出来承认说他同意宗教大法官在人性和（设想中）基督信仰方面的观点已经将人类带到了一个比他所站之处更高的境界。他以最为直率的方式点出了问题所在：‘未来的救世主们，你对人性到底是鄙夷或敬仰？’所有的一切对她们而言都看似顶着人类的爱之名义：他们说基督的律法累赘而抽象，对弱小的人们来说它过于沉重——而他们给弱小的人民的不是自由与启蒙的法则，而是用面包来奴役人们的法则。”
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为了驱除编辑们的恐惧而费尽全力。“长老佐西马将死在下一卷之中，他死前会与朋友们对话……如果成功，我会让人们认识到纯粹而理想的基督徒并不是空洞之物，这种基督徒可能就真实地在我们的面前存在着，而俄罗斯是唯一一块基督教能够借以避开邪恶的土地。我向上帝祈祷自己成功；若是我的灵感奏效，小说的这一部分将非常感人……整部小说都是为这里而存在的，请让它成功吧，这就是现在最让我担忧的事情！”
同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给他的记者朋友普齐科维奇写信，说他为大众对最新几章小说的接受度而坐立不安：“我不得不在小说中展示几种读者或许会不喜欢的观点和立场，它们在小说收尾之前都非常易于被误解；而现在这正如我所害怕的那样发生了；他们开始讥笑我；校对后柳比莫夫在原稿版边写了很多问号。迄今为止我已经战胜了不少困难，但我非常害怕他们暴跳如雷地对我说，我昨天寄去那份原定六月出版的小说没法出版了。”
在他写作第五卷时留下的草稿中有些段落与宗教大法官相关，这些草稿比终稿版本要激进得多。比如其中老法官有一次对基督的指责极其无礼：“我只有一句话要对你说，你不过是从地狱里喷出来的异教徒罢了”（15：232），在终稿中这些话并没有被保留。这些草稿如同爱德华·瓦修列克所写的那样，论断更为清楚：“基督是有罪且残酷的，而宗教大法官是友善而无辜的。基督要人们为他而受苦，宗教大法官则是为人们受苦。”
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草稿中并没有记录这部诗剧究竟引用了什么文学经典，但是其核心应当是《圣经新约》中基督受到撒旦三次诱惑的故事。大法官这个角色可谓是凌驾于其人类良心之上的精神暴虐的化身，我们可以在19世纪40年代米哈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译为俄语的席勒的《唐·卡洛》中找到其原型。这部戏剧为世间邪恶的存在寻找了同样的理由，对神权统治的问题用了同样的答案，这些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剧的核心——而且实际上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世界观的核心。在那宏大的一幕中，波萨侯爵试图说服西班牙的菲利普王将良心的自由赐给他在尼德兰的新教臣民们。在论述中侯爵使用了自然与世界的例证，而菲利普王在侯爵劝服下意识到，上帝宁愿邪恶存在也不愿干涉人类道德灵魂区分善恶的自由：
……看看你
自然多么辉煌！它建立在
自由之上——而且它是多么丰富
通过自由——他，伟大的造物者——
——他——……为了不打扰那迷人的
自由的样貌——
他留下恐怖的成群的邪恶
在他的宇宙中暴怒——他，艺术家，
保持着不被看到的姿态，谦逊的他
把自己隐藏在永恒的律法之中。
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分析基督面临的第一次诱惑“将石头变为面包”时已表达过的基本观点，还解释了上帝为什么没有给人类美和面包。
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这部诗剧告诉他的编辑，自己“已经攀上了文学活动的最高峰”。当他的朋友普齐科维奇问他这首诗剧为何如此重要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应说他“已经将这首诗剧的主题融进了自己的灵魂里，因此这部诗剧在他的整个生命过程中，特别是它即将推广的现在特别重要，他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再刊发什么有重量的作品了”。他补充说这部诗剧就是“针对天主教和教皇制度，而且特别……针对宗教大法官时期，当时宗教大法官对基督教乃至全人类都有着如此恶劣的影响”。即使在这些评论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提及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与天主教对他来说正相当于撒旦对基督的第一次和第三次诱惑，它们背叛基督关于灵魂自由的训诫以换得面包，它们极度渴望世俗权力。
——※·※——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日程要求他在每月十号寄出一部分小说文本，而他在紧张的交稿时间之余仍会与朋友们保持联系。他曾在安娜·菲洛索福娃被流放之前给她写过一封安慰信以回应并安慰她令人十分痛心的状况。她在信中写道：“我曾经处于两难之间：一方面我的丈夫收到了虚无主义者要杀掉他的宣言；而另一方面政府流放了我的儿子，并同样威胁要流放我。”她还写信给丈夫称：“你很清楚我痛恨当前政府……那群匪徒只是将俄罗斯带向灭亡而已。”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即使是试图鼓励安娜时他也仍然“抑郁”着：“最主要的是，我的健康日渐恶化，而我的孩子们也都病了——天气简直糟糕得不像话，整天阴雨连绵……又冷又湿……我在那种状况下每天写个不停，工作到深夜，听着狂风咆哮，将百年老树折断。”
时至此刻，他决意再去巴德埃姆斯旅行一次，并且告诉他的编辑们自己绝不可能在一年内完成这部作品。他除了健康状况之外，还提到：“我希望好好把它写完，而现在我有个想在书中尽可能清楚地实现的想法。这个想法中包括对伊万·卡拉马佐夫……的审讯、惩罚。”对于伊万的审讯和惩罚当然是在道德心理层面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如此看重这一部分，是因为他正在试着通过描写伊万内心所受的折磨，从内部化解民粹主义者们心中那强烈的痛苦。7月17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推迟了最初的截止日期后离开旧鲁萨，前往彼得堡、柏林和巴德埃姆斯。
他在7月18日抵达彼得堡，在旅途劳顿之后，他给安娜写信说：“我现在已经疲倦至极……眼前天旋地转，可以看见很多小光点。”虽然觉得“我现在虚弱得如同一个五岁孩子”，他还是坚强地为完成前往德国的旅行而做准备。首先，他为了写作小说的最新几章去筹钱，然后去了“木头脑袋大使馆”（他就是这么称呼德国人的）去办签证。去柏林的旅行一样十分令人疲倦；他并不是为了看望等着的普齐科维奇而特意去柏林的，当时普齐科维奇正在试着将《公民》杂志在德国的土地上办出一个新的版本。这两个人去看了水族馆、博物馆，还去看了蒂尔加滕，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虽然他之前决意不掏钱，却还是“交了他的酒钱、店钱、车马钱等等”。除此之外，“他（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我（普齐科维奇）这里借了45马克，准备装一周之内即将出版的头一期杂志买信纸和邮票”
。有人猜测，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大方，大概是因为他十分愿意支持这份新杂志。
7月24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抵达埃姆斯并立刻去见了奥斯医生。他向安娜报告说：“他发现我的肺有一部分脱落移位了，而我的心脏也从原先的位置上挪去了另一个位置——这全都是因为肺气肿，但是他安慰我说我的心脏绝对健康，这些位移并不很碍事，而且我也不必接受特殊治疗。”他并没有心生安慰，而是补充说：“如果肺气肿的初发阶段就已经有这么多并发症，那之后又会怎么样？”医生让他漱口与饮用时分别用两种治疗性的水（Kranchen and Kesselbrunnen），而他满怀希望地写道，“现在的我很依赖这些水，今天我就已经开始喝了。”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次身处巴德埃姆斯的几天里，他感受到了出发前就在预料到的孤独和与世隔绝。他常为环境中那时髦的温泉感到郁闷，并且又开始变得敏感易怒。虽然他在作品中尽量表现得很公允，在左右两种思潮之间纵横捭阖，但是他的“反犹太思想”的倾向已经有所展露。略显讽刺的是，他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写下了佐西马遗言中的教诲，传达着爱与宇宙间万物的调和的讯息，他希望能以此回应伊万·卡拉马佐夫所厌恶的一切。很难想象，这位作家日常的感受和情绪，与他在艺术作品中倾注的感受竟是如此天差地别。
普齐科维奇十分坚韧不拔，他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气会为自己的新杂志带来他所需要的光环。他提醒陀思妥耶夫斯基要遵守其帮助自己这份新杂志的诺言，而7月28日他收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写来的一封可以刊出的信，这封信说这本杂志的前进方向是“诚挚而且不会腐坏的”。这封正式信件之外还附上了一封私人信件，在这封信件里，他希望普齐科维奇注意一下他在卡柯夫的报纸中读到的文章《莫斯科新闻》（Moskovskie Vedomosti），他总结道：“这是一种刚刚出现在德国的苗头：这里的犹太人哪里去了？多有趣啊，这篇文章和我自己进入德国时的想法是一样的：德国人会彻底被犹太化并失去他们自己的民族精神。”
这篇文章里还提到一本为回复别人而写的小册子，它出自一位前社会主义者之手，其中攻击了德国生活中正在发展的犹太影响。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他将这场争论作为自己观点的佐证，认为在德国“犹太人有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力”
。
在给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一封信中他描述自己“灵魂病态、过于紧张”，并且他认为自己那可悲的精神状态“源自看到俄国报纸中与知识分子中那‘疯人院’一般的图景所留下的压抑印象……‘泛欧洲’要求学习与启蒙的论点统摄着每一个人，没有任何人敢于站出来陈述自己的观点。”这些事情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继续写作《作家日记》的渴望所折磨，因为我确实有话可说……那并不是无果而终、笨拙至极的论调，而是坚定不移、无所畏惧的话语”。
然后他写了一段话以准确定义那个独特的位置，他在这个位置上成功地战胜了他那在俄罗斯社会文化生活上致命的对手们——这个位置让他孤身一人无畏地说出这些话：
我觉得自己的文学地位……几乎是无与伦比的：要一边向《群魔》永远妥协（说话遮遮掩掩，犹如惊弓之鸟），一边还要为反对欧化原则而执笔直言；要一边与所有欧化杂志、报纸和批评为敌，一边让自己的言论传遍年轻人之中，传遍同样年轻的、失去了精神港湾的虚无主义者们之中……这些人说他们在等待的只有我，只有我说出了那恳切而同情的话语，只有我才会被认为是能够引导他们的作家。这些年轻人做出的宣言，震慑了我们的文学领袖、执笔的匪徒们、印刷报纸的骗子们，否则他们绝无可能放任我想写就写！他们会像恶狗一样将我生吞活剥，但现在他们十分恐惧，他们在观望事态，充满困惑地想要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些文字揭露了他在自己身上感受到的那种焦灼的使命感，并且这使他相信自己提前感受、预知到的那危及国家的巨大灾祸正在到来，而他可以为了拯救国家尽到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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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待在巴德埃姆斯时想得最多的自然是他的小说。8月初，他一如既往地为自己的手稿附上了一封解释信并将其寄出。“我称这一卷为《俄罗斯修士》——这是一个大胆而激进的标题，因为那些不喜欢我们的批评家会为此大叫：‘这是俄罗斯修士的模样吗？你怎么敢为这种人冠以这样头衔？’但这种大叫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没错，俄罗斯修士就是这样，在理想和现实中都是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解释道：“我从古代的俄罗斯修士和圣人中提取出他们的人物形象，他们深刻、谦逊、宽厚，对俄罗斯未来的道德甚至政治有着纯真的期望。圣谢尔盖和贤者彼得、阿列克谢在脑中不是一直对俄罗斯有着这样的想法吗？”他恳求柳比莫夫给自己分配一个可靠的校对人员，因为他用的语言并非普通的俄语。他在《<圣经>对佐西马神父一生的影响》一节的解释信中写道：“那一章富有赞颂性与诗性：它的原型来自扎顿斯克的圣吉洪的部分教诲与修道士帕菲尼的书中那纯真的风格。你自己好好读读，亲爱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然后（对这一章）表现得像个父亲一样！”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此显示出了自己在风格上试图模仿的对象，而这与其剩下的小说中的语言风格截然不同。V. L.科马洛维奇曾介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修道士帕菲尼走过俄罗斯、摩尔多瓦、土耳其、神圣之地前往亚陀斯圣山朝圣的旅行故事》中吸收小说风格。这部作品一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喜爱的作品之一（在1866—1870年间的欧洲之旅中，这是他所带的为数不多的书之一），同时这本书也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屠格涅夫等西化主义者所喜爱，它对俄国那种旧式虔诚的描写十分动人。帕菲尼自己的书中充满了令人感动的友善、慈悲精神，即使对那些和他争论信仰问题的人们也同样如此，这一点不止吸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读者，还吸引了很多在文化而非宗教观点方面与基督教有关的人。
如同科马洛维奇曾指出的那样，人们会在佐西马神父的故事和传道当中发现“在这些部分的安排与它们的一切句法中都有一种从未出现于俄罗斯文学演讲中的韵律。这就像是对现代句法全部常规的彻底背离，这种叙事方式同时也传达了一种情绪上的特殊节庆色彩与理想中的平静。同一个词或同一个短语在连续的句子中频繁出现……它在从韵律上结合的长句子与间接演讲的介绍句之间自由切换；在最后，刻意的赘述、同位语的堆积、对同一个东西的反复描写，它们就仿佛叙述者对其希望达到的丰富性无能为力似的——所有这一切都为这次教诲打上了一种无法言说的阴影”。作者对修道院生活的描写中也有许多方面受到了修道士帕菲尼作品的影响。
1860年，18世纪中期的俄罗斯修道士扎顿斯克的圣吉洪被提升到了圣人的高度，这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道德—灵魂的提升有着深远的影响。他很有可能曾在19世纪60年代读过圣吉洪那冗赘的文学传承，那时他正在编辑《时代》杂志，并开始发展出了自己回到土地、人民之间去的社会政治理想。圣吉洪曾是经过痛苦的内心挣扎后达成了宗教理想的为数不多的俄国圣人之一——他征服了“由谦虚达到的骄傲，由温柔与耐心达到的愤怒，由爱达到的恨”。如同科马洛维奇所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可能曾经看到了他笔下的角色和圣吉洪角色之间的联系。“大主教身上一直表现着为小病而紧张、为自己的健康焦虑不已的趋势。”他有一名仆人这么写道。这些事情表明他曾经愤怒而不悦，而他在生命的最后还“陷入了彻底为自身健康而忧心忡忡的状态”
。对他来说，要极力自我控制、彻底不让自己对他人表现出愤怒反应，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与此同时，在修道院中他还常常是众人嘲弄的对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再次感觉到自己作为一名作家与他在处境上的相似之处。
这位牧师在农奴时代最为黑暗的日子里，曾经尽他所能地为被虐待的农民们代言，试着干涉他们的社会生活，并实现他所传播的基督的爱的思想。他有好几次都被愤怒的地主们阻拦，这些地主们受到了兴盛的反宗教的伏尔泰主义的影响（而且这仍然在卡拉马佐夫家庭中那肆无忌惮的老父亲的话语中出现）。虽然并非没有经历内心的争斗，但最终每一次圣吉洪都会请求攻击他的人们原谅他，因为他惹火了他们；正是这种谦逊使攻击他的人们心境发生了变化。也许就是在这些片段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看到了两种相互冲突的道德—宗教原则——旧式的俄罗斯虔诚，以及新式的、破坏式的无神论精神——还同时看到了谦逊的力量确实可以产生道德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样作用于那些在理性主义熏陶下自以为对这种尊崇高贵的力量毫无反应的人们。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道德宗教信仰是建立在灵魂不朽的前提下的，而圣吉洪也在反复思索这种死后复生理想之中蕴含的基督教愿景。科马洛维奇写道：“圣吉洪灵魂的耳朵对教会的这条准则格外敏感，这位圣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将他的时代中四处横行的信仰缺乏现象，归咎于人们对死后复活信条的遗忘。”圣吉洪在提到死后复生的时候几乎不会提到末日审判（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会提）；死后复活“从来未曾与救赎和对罪孽的惩罚等联系在一起，但是却一直与荣耀和‘神的子女’最终之祝福息息相关”。圣吉洪眼里的死后复生几乎不可动摇地与“神的子女”之荣耀联系在一起，而他以这样的狂喜之辞来庆祝人类最终即将得到如此的荣耀：“我们卑下的肉体即将变形……被神拣选的人［基督徒］将披上这种崇高而美妙的荣耀，他们看起来会像太阳一样光辉。”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会在圣吉洪的作品中找到这种仿佛出自自己笔下的描述，以一种狂喜的姿态描写基督那乌托邦式的爱在他充满喜悦的双眼前闪烁，而这就是他最为终极的世俗理想。“哦，那时候一切该多么美好啊！”圣吉洪写道，“如果每一个人都爱着其他人！那么我们在那里将不会有偷窃、抢劫、欺骗、谋杀……监狱里不会关满了犯人，不会锁住那些犯罪的、借钱后无法还清的人们；最后将不再有穷人、不再有贫困，所有人都将平等。”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到的有关世俗世界中建立的天堂的启示，在此被这种预言以极其清楚、极其逼真的方式表达出来。在自己的草稿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次又一次地变奏着他最重要的主题：每一个人都为其他人负责，并且“每一个人在一切人与事面前都是有罪的，因此每一个人都足够强大，可以为他人原谅一切，所有人都会成为基督的造物，他自己将出现在人们当中，而他们将看到他并和他联系在一起”（15：249）。但是所有这些想法几乎不会被当时的审查制度所允许，它们全都没有在文本中出现。
波别多诺斯采夫评论说他正在焦急地等待对伟大的宗教大法官的“排斥、斥责和澄清”，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回应中表达说，他很害怕自己到底是否对这部作品的“消极一面”做出了“充足的回应”。他继续说：“我越想越畏惧，毕竟这种回应只是间接的……它是一种艺术式的表述……人们对这位修道士的某些格言必定回之以大吼大叫，说它们不符合常识，但是在我们内心的另一个维度中，我觉得这些［佐西马的格言］是正确的。”
在写完第6卷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刻开始动笔写作将于9月在杂志上出版的下一部分小说。但8月29日他离开埃姆斯后连续六日的休息延缓了下一部分的写作进度。从巴德埃姆斯到旧鲁萨的旅行是如此令他疲倦，他需要一周的恢复时间。9月16日，他寄出了第7卷的头3章，这3章中描述了佐西马神父的葬礼与其尸身发出的腐坏气味引发的丑闻。陀思妥耶夫斯基担心自己使用的“腐臭”一词会过于冒犯，但他坚持认为这个词很适合让菲拉邦特神父说出来。他同时还请求柳比莫夫“仔仔细细地”校对格露莘卡念的这首关于“洋葱”的诗剧。“它是一块瑰宝。”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它的灵感来自一位农妇，而且它当然是头一次被记录下来。”1859年，一位俄国民俗学家曾刊出一份相同的诗剧，但这只是证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运用了民俗传统中纯粹的道德宗教故事而已。
10月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告知柳比莫夫自己的下一部分小说“将再次不得已地迟到”。这一部分的第一章中有这样的情节：德米特里藏在他父亲的花园里发出信号，将老人引到了窗前。在德米特里“忽然从兜里拔出那根铜杵”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插入了几行省略号并停笔以给读者们制造悬念；但是在这个悬念之后接下来的一句话便意味着他其实并没有犯下谋杀罪：事后米嘉本人说：“当时上帝在守护着我”
（14：355）。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对读者的洞察力期待过高了，他以为自己的读者能够读出这里上帝护佑了德米特里（没有让他杀人）。这些章节在11月1日出版，而11月8日他回复了一封烦恼的读者写来的信，这位读者迫不及待地想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信中那进一步的澄清：“老卡拉马佐夫被他的仆人斯乜尔加科夫所杀。随着小说的发展，一切细节都会有的……伊万·卡拉马佐夫只是十分间接地参与了这场谋杀。伊万去莫斯科前与斯乜尔加科夫谈话时，他（有意）没戳穿斯乜尔加科夫装模作样的样子，并清楚了当、全无例外地告诉他，他很厌恶自己察觉到的这份罪恶（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清楚地预料到罪案或将发生），但同时他看似允许斯乜尔加科夫去犯下谋杀案。这份允许对斯乜尔加科夫来说必不可少……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在他父亲死亡一事上则完全无罪。”
很明显，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所写的谋杀案情节及其主题上的意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在他的回复中，他总结了解读自己的要诀。“对于读者来说重要的不只是剧情，”他告诉这位读者，“一些关于人类灵魂的知识（心理学）也同样重要，而作者有权要求读者对此有所了解。”德米特里并没有直接逃走，而是从篱笆上跳下来检查了格里果利的伤势并为其前额进行了止血，这样的举动“其实正是告诉读者，自己并非那个弑父之人”。他的行为表现的是同情心而非凶犯应有的残忍，而且“如果他杀死了他的父亲，他便绝不会站在仆人身旁，说出怜悯的话来”。他的某些行为必然与谋杀一事格格不入、水火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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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58岁生日，这一天他的夫人在伯爵夫人托尔斯塔娅的帮助下筹备了一份大礼。长久以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都对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像》充满崇敬之情，在他长居德累斯顿时，他探访过德累斯顿美术馆，而当时这幅画作深深地震撼了他。伯爵夫人安排人制作了这幅圣母像的巨大影印复制品，并由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之手送给了安娜。那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满怀惊喜和愉悦地发现了这幅画，它已经被安娜裱好并挂在了沙发后的墙上面。安娜回忆说：“我已不知多少次地看见他站在那副巨大的画作面前，细细观看，深深思索，全然没发觉我的出现。”通常她都不会在这个时候打扰陀思妥耶夫斯基。
11月16日，他寄出了第8卷的剩余章节，并告诉柳比莫夫自己将对最开始的计划做一处修改。他并没有只限于描写刑侦案件，而是希望以一章的篇幅来表现“我们刑侦过程中的一处问题”：在预审过程中“年轻律师、审判官等等身上那老掉牙的过场，还有他们那抽象的缺乏人性之处”。所有这些材料都将成为新的第9卷的组成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保证将在12月完成它。他除了被允许用更大的篇幅来描写西方传入的法律中空虚理念的缺点（这种法律的非人性之处他已经用《罪与罚》的拉祖米欣进行了攻击）以外，还告知柳比莫夫：“我将更强烈地刻画出米嘉·卡拉马佐夫的性格：他在被错误指控的不幸风暴中经历了一次心灵和良心上的净化。他接受了灵魂上的惩罚，但这份惩罚并不是源于他已犯下的罪行，而是源于他曾经的凶恶。他曾经有机会与意愿犯下罪行，并由于法律程序的漏洞而受到了错误指控。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俄罗斯性格：农民绝不会在打雷之前画十字架。他在道德上的净化开始于预审的几小时里，而在第9卷我将会描写这一点。”
12月8日，他给柳比莫夫写信说：“我是如此努力于工作，结果我的疾病却使书的主题（预审环节）变得更长、更复杂了。”除去他自己对于写一部极尽完美的作品的渴求，其作品也正如他所强调的那样：“读者遍及天下，囊括了年轻人和高层社会，人们给我写信，报纸会对其进行批判或褒扬，我从未在作品的影响力方面获取过这样的成功。”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柳比莫夫保证说第九卷将出现在1月号的杂志上。
12月末，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圣彼得堡大学生参与了一场慈善活动，他在活动上朗读了《宗教大法官》。活动组织方曾经将这段文本呈交给宗教权威以求批准。而作为答复，大司祭伊奥西弗说“有一些里程碑式的宗教文学作品，甚至是描写东正教圣徒的作品”因其缺乏“应有的尊重”而无法被批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得到了朗读这首诗剧的许可，但他被迫删除了它引用的段落，其中包含引用但丁和维克多·雨果的部分。或许是这次来自教会的压力让他发表了一些作为前言的评论，来填补他被禁止的文字。他向公众朗读了自己对《宗教大法官》的解释，选摘如下：
其基本思想是，你若将世俗世界的目标等同于基督的目标以扭曲基督存在的真实性，你便立刻失去了基督教的意义；你的理性必定会毫无疑问地被这份对基督的不信所征服；人们建立起的并不是基督的真正理想，而是一座新的巴别塔。
后来文学基金会曾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朗读《宗教大法官》，或许我们可以集中而间接地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复此邀请的信中看出当时听众们的反应。他遗憾地拒绝了这个邀请：“监督［主管圣彼得堡所有学校的M. S.沃孔斯基公爵］……告诉我说，鉴于我朗读所带来的公众反应，他从今往后都不会再让我读它了。”警惕的公爵觉得引发如此程度的群情激昂是非常不明智的。
PSS，30/Bk. 1：63；May 10，1879.
Ibid.
此处译文来自《卡拉马佐夫兄弟》，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68页。——译注
Ibid.，64.
PSS，29/Bk. 2：43；June 10/22，1875.
此处译文来自《卡拉马佐夫兄弟》，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322页。——译注
俄罗斯学者同时还找到了另一处更为现代的文献，它或许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有所影响。A·N·皮平曾经在1875年出版了一部别林斯基的传记，其中包括了他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书信梗概。此时别林斯基正在与巴枯宁对黑格尔做出的错误解读划清界限。巴枯宁坚持说黑格尔是在号召“与现实结合”（也就是让人们适应当时俄罗斯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因为黑格尔曾经说“存在即合理”。别林斯基觉得这种解读方式完全无法忍受，他在信件中情感爆发，就像伊万一样，斥责了那为了让整体显得和谐而去牺牲某些人的利益之行为，并且为恶的存在做辩解。他写道，“即使我爬到了人类发展阶梯的顶端，我在顶点仍然要质问［黑格尔］，要为宗教法庭与菲利普二世治下所有生命、历史中的受害者，所有事故与迷信的受害者等等等等质问他；否则我会从这顶端大头朝下地跳下来”（引自PSS，15：470）。有人猜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读过皮平的书，而且这封信同样也被米哈伊洛夫斯基在1875年11月号的《祖国纪事》上的《蒲鲁东与别林斯基》中引用过。
PSS，30/Bk. 1：66；May 19，1879.
Ibid.，67.
Ibid.，2：45—46.
Ibid.
Ibid.
斜体的短语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詹姆斯一世本《圣经·启示录》所引用的章节。俄文《圣经》中同样的章节内容是“傲慢并渎神的嘴”。
PSS，30/Bk. 1：68；June 11，1879.
Ibid.
Ibid.，70.
The Notebooks for The Brothers Karamazov，ed. and trans. Edward Wasiolek（Chicago，1971），63.
Schiller，Samtliche Werke，4：161.
Letopis zhizni i tvorchestvo F. M. Dostoevskogo，ed. N. F. Budanova and G. M. Fridlender，3 vols.（St. Petersburg，1995），3：332.
PSS，30/Bk. 1：301；July11，1879.
Ibid.，77—79.
Ibid.，75—77；July8，1879.
Ibid.，79—80；July19，1879.
Ibid.，83—84；July24/August 5，1879.
Ibid.，85—87；July25/August 6，1879.
Ibid.，91；July28/August 9，1879.
Ibid.，90—91.
Ibid.，104—105；August 9/21，1879.
Ibid.，120—122；August 24/September 5，1879.
Ibid.
Ibid.，102—103；August 7/19，1879.
Ibid.
Die Urgestalt des Brüder Karamasoff，ed. V. L. Komarovich（Munich，1928），127—128.
Ibid.
Georgy Florovsky，Puti Russkogo bogosloviya（Paris，1983），123—125.
引自Komarovich，Die Urgestalt，78。
Ibid.，107.
Ibid.，108.
Ibid.，114.
LN15（Moscow，1934），139.
PSS，30/Bk. 1：121—122；August 24/ September 5，1879.
Ibid.，125—126；September 16，1879.
Ibid.，127；October 8，1879.
此处译文来自《卡拉马佐夫兄弟》，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434—435页。——译注
Ibid.，129；November 8，1879.
Ibid.
Anna Dostoevsky，Reminiscences，trans. and ed. Beatrice Stillman（New York，1975），326.
PSS，30/Bk. 1：130；November 16，1879.
Ibid.
Ibid.，132；December 8，1879.
Letopis，3：360.
PSS，15：198.
PSS，30/Bk. 1：143；March 21，1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