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恐怖和戒严法

第55章
恐怖和戒严法

1880年的新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吉兆连连。2月3日，斯拉夫慈善组织（Slavic Benevolent Society）的成员们选择由他来代表组织起草将于2月19日献给亚历山大二世的祝词，那一天是他即位25周年的纪念日。但在节庆活动的两周前，一次事件给俄罗斯的节庆笼罩了一层阴郁的气氛。

2月5日晚上6点22分，一颗炸弹在冬宫的沙皇用餐室楼下爆炸。当时用餐室里正举行一场招待保加利亚新任统治者亚历山大·冯·巴顿伯格公爵的外交晚宴，炸弹在晚宴的参与者们正要走进宴会厅时爆炸。沙皇与客人们都安然无恙，但是当时执勤的士兵中有10人死亡，56人受伤。恐怖组织“人民意愿”（Narodnaya Volya）宣称对该次恐怖事件负责，他们曾经是一群民粹主义激进分子，认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是一切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斯捷潘·哈尔图林是他们的成员之一，他是个熟练的橱柜匠和木工，用假名在皇宫中工作，住在地下室的房间里。他偷偷地分批带进少量的炸药并将其藏在床边，直到他觉得炸药量已经足够完成他的目标。但是这些炸药并没有强力到能够将宴会厅的地板震塌。

这是“人民意愿”对沙皇的第四次失败刺杀。他们曾计划炸掉沙皇所乘坐的火车车厢，在一连串事故的阻挡下仍成功地将一节车厢炸得粉碎。虽然这次刺杀依然以失败告终，但哈尔图林对沙皇寝宫的大胆入侵，制造了一种革命四处爆发、革命分子随心所欲的印象。政府权威对他们无能为力，而且这种恐慌状态已经完全压倒了统治阶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一切。“我们现在生活在恐慌的时代。”他在2月7日记录道，“但是这次尤为不同。革命时期的巴黎人民可以面对面地看到他们的敌人，而我们不止看不见他们、不了解他们，甚至对他们的数量都一无所知……四面楚歌。”

2月7日，“人民意愿”组织公布了一份对此次爆炸事件负责的宣言，他们在宣言中对士兵们的死表达了“深深的悲哀”，同时也宣称在沙皇向立宪大会移交权力之前，这样的行动仍会继续。像是原先亚历山大·索洛维约夫曾试图刺杀沙皇时那样，受教育的上层阶级依然对沙皇不满。在这个沙皇忠实的臣民们按理来说应表现出一片忠心的时候，亚历山大二世决定大刀阔斧地采取措施以回应这个新爆发的威胁。米哈尔·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是一位在俄土战争中战胜封官的军人，他就任哈尔科夫的总督时曾成功地镇压了恐怖主义分子，但是同时他也理解他需要对略显自由派的观点进行安抚。沙皇现在任命他为管理整个国家的行政官，令其“全权决断”，保证国家全境内的稳定。因为政府稍稍放松了一些控制，他从2月12日开始的统治时期被称为“发自内心的统治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洛里斯—梅利科夫的掌权时期大加赞赏，虽然他曾对记者苏沃林抱怨说洛里斯—梅利科夫向俄罗斯社会（也就是它的受教育上层阶级）发出的那份希望大家精诚团结、保持秩序的宣言“写得不好”。

2月14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公布了一份给斯拉夫慈善组织的周年纪念祝词，并且从历史学家别斯图热夫—留明的说法来看：“当他朗读自己如何坚持自己的信仰时，在场所有人都大受鼓舞。”祝词开头例行客套一番，表达了组织成员和俄罗斯全体人民对他们慈爱统治者的热爱。在那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讴歌了沙皇的统治，说他解放了农奴并进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值得赞扬的其他改革。但让这篇文章成为一席不平常的祝词的，则是其他段落。

这份文件告诉沙皇——仿佛他并不知道一般！——在祖国绝大多数热情和忠诚的仆人中，在“知识分子［intelligentny］阶层”中，早已出现了“不相信俄罗斯人民，不相信人民的真理，甚至不相信神”的人。在这些人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失去耐心的破坏者，他们甚至对自己的信念都一无所知……还有宣称着破坏一切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烂透了的恶棍”，但是他真诚地相信那些大破坏之后的幸存之物一定比现有之物强得多。现在“年轻的俄罗斯力量，如此热衷于让他们自己晕头转向，最终掉入不能见光的黑暗力量之中，并落入俄罗斯与基督教的敌人之手”。这些力量“有着前所未有的愚勇”，不久之前“在我们国家犯下了闻所未闻的罪行，让我们的国家和整个世界里正直有力的人们都愤怒得发抖”。（对于提到不久前的冬宫爆炸案或是更早的刺杀沙皇的行为，即使是间接的，其得体与否依然值得推敲。）

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如同大家所期待的那样用谴责的话语对这些渗透者加以攻击。这些人对他来说是“年轻的俄罗斯力量”，无论犯下了多大的“罪行”，他们的动机都不能说是完全邪恶的，他们因为这份诚挚被误导并走入了歧途。当这些年轻人被当作俄罗斯整个社会文化发展路线的产物时，当发展过后有人开始不相信俄罗斯人民与其真理也不相信神（可能是19世纪40年代的一代），他们行为的恶名便开始消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沙皇保证，斯拉夫慈善组织“在他们目前的观点中，坚定地反对一切信仰恐怖主义并向其忠心鞠躬的，畏首畏尾的父亲们和他们过于疯狂的孩子们。”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断重复激进分子们多么“诚挚”，而沙皇十分不适应他如此形容那些要摧毁沙皇和沙皇政权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强调了斯拉夫慈善组织里与激进分子正相反的信念——但当然也说到了他自己的观点——关于沙皇和人民之关系的观点。这种关系完全是父权统治式的，而且“从太古时代就刻进了俄罗斯人民灵魂中的上古真理：沙皇是人民的父亲，而孩子们来到父亲身边时永远不应带着恐惧，那样他就可以带着对孩子们的爱倾听他们的需求和愿望；孩子爱着他们的父亲，而父亲相信他们的这份爱；俄罗斯人民和他们的沙皇之间的父子关系充满爱的自由，没有一丝畏惧，它不是那种正式的，没有生命的契约式关系。”最后一个短语反驳了宪政式的西式“为制度加冕”的观点。有一则广为流传的谣言说，在纪念日上沙皇会颁布一部西式宪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这种形容沙皇和人民之间如家庭一般和美只是长久以来的梦想，而非现实。无论人民对他们的沙皇父亲感觉如何，若是他们真的能够来到沙皇身边，能做的也不过是参与那密切安排的仪式而已，而仪式基本不可能是来去自由的。他两次强调让人们“无畏地”自由接近沙皇是多么重要，并简洁地暗示说（在沙皇与人民之间）缺乏这样一种令人渴望的状态。确实，他在生命中最后一年所留下的一本笔记中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我像普希金一样是沙皇的一名仆人，因为他的孩子们、他的人民，并不肯低下头去做沙皇的仆人。如果沙皇相信人民都是他的孩子，人民会更愿意成为他的仆人。长久以来他都不肯去相信这一点。”

如同对立宪大会的激进分子们所提的要求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警告沙皇应听取人民的意见。同时，他并没有强调沙皇政权如何不可侵犯，而是向前展望了（虽然当然非常谨慎）政权最终可能为大众利益而做出的让步。因为它建立在“不可动摇”的父子关系上，他确认说：“当人们意识到这一切多么必要，这种父子关系大概会在我们政府每一次的转型中实现。”他也展望“为制度加冕”，但并不是以颁布宪法而实现；他渴望农民会在开明沙皇统治下分到更多的土地。

2月19日，这份文件经由内务部长L. S.马科夫之手呈交给沙皇，沙皇仔细阅读了这份文件，并可能比其官方的赞助人更为清楚地理解当中提到的种种暗流。沙皇对他的部长评论说（有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将这段话告知了安娜）：“我从未怀疑斯拉夫慈善组织能够成功与虚无主义者联手。”沙皇只可能以讽刺的意味说出这句话，这代表着他已经明白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演讲中不仅仅稍显反叛地隐含了对那些诚挚的激进分子们的同情，他还希望沙皇可以允许人民更为“无畏”地表达自己的愿望。

在其祝词被献给沙皇的同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探访了苏沃林。这位记者和他聊了两个小时并觉得他的精神状态极端良好：他“非常活泼”，而且对洛里斯—梅利科夫治下的国家抱有充分希望。他告诉苏沃林：“你会看到社会正在焕发新意。我不是先知，但是你确实将会看到。很多东西看起来都不太一样了。”

——※·※——

在沙皇周年庆典次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苏沃林之间发生了一场卓越的对话。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刚忍受了另一次癫痫发作，苏沃林发现他的精神状态现在阴郁而压抑。他们的话题转移到进来一系列的政治犯罪，并提到了冬宫爆炸案。苏沃林回忆说：“对这些事件，陀思妥耶夫斯基显得深思熟虑，他强调了社会与这些案件之间奇特的关系。社会同情它们，仿佛它们更接近真理，但社会不知该如何看待它们。”然后就像他经常对小说人物所做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些事件放进了一个假设的情境，他必须在这个情境中选择一种行动以定义自己的道德态度。如果他和苏沃林偷听到两个恐怖分子正在计划马上将冬宫炸毁该怎么办？他们会去报告警察并抓捕犯人吗？当苏沃林表示自己并不会这么做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意说：“我也不会……为什么？……我找遍了一切能够驱使我这么做的理由，那些理由很充分……然后我考虑了所有能制止我这么做的理由。反对的理由——很是微不足道。我不过害怕自己会被人们说成是一个告密者罢了。”

没有任何东西能将人们此时对沙皇政权道德的不信任表达得更明显，任何一个俄国人在发现有人试图杀害他们的沙皇父亲时都会身处令人折磨的道德政治两难境地。无怪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所有新连载片段都将迅速售罄并以如此的热情被读完，这就像是文学阶级正希望这部小说能够帮他们找到解决其困境的答案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任何状况中都不会被质疑地感觉到了这种困境，这种在他和苏沃林的思索中与小说主题有着重大联系的困境。这种假设被放在了对话的结尾，并且他在这个假设中给了听者一个可能的接续，这预示着他的第二部小说。在这个版本中，阿廖沙·卡拉马佐夫准备让自己“进入修道院并变成一个革命分子。他要犯下一场政治罪。他将被处刑，但他会寻找到真理。并且在这种寻找中他将自然地变成一个革命分子”。这样的话，当然显示出了他道德上的正面主人公阿廖沙和激进分子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也会帮助我们理解即使有着如此“切实”的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何还是不会将恐怖分子交给警察。

在这次对话发生的同一天，有人试图刺杀洛里斯—梅利科夫。年轻的犹太激进分子伊波利特·洛德茨基向这位新就任的官员近距离开火，但是没有打中。洛德茨基被捕，并由军事法庭在审判中宣判死刑。不久之后苏沃林写道：“这次对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的刺杀令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不安，［他］害怕这件事的后果。”据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神禁止我们重新回到老路上。”苏沃林同样记下：“在我们出现政治犯罪的期间，他极端害怕会出现一场由前来复仇的汹涌群众发起的大屠杀，一场对受教育阶层的大屠杀。‘你不知道我看见过什么。’他会说，‘你不知道人民发怒的时候会做什么。我曾经见过糟糕的，极端糟糕的例子。’”

2月22日，洛德茨基在西蒙诺夫斯基广场被公开处以绞刑，那正是30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以被宣判之身所站之处。现在他混在为数大约5万的人群中观望。两天后，当伯爵夫人A. I.托尔斯塔娅去他那里做客时他依然闷闷不乐，而托尔斯塔娅给女儿叶卡捷琳娜·云戈的一封信中则称陀思妥耶夫斯基“病弱而不安，并且十分苍白”；她因对他的足够了解而把他这种状态归因于洛德茨基的绞刑。为了让他振作起来，她让安娜给他读了一封来自云戈太太的褒扬信，信中有着对《卡拉马佐夫兄弟》已刊发的部分很有见地的评论。她告诉母亲：“你会不自觉地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欧洲的小说家们做比较——我只选最好的欧洲小说家——法国的左拉、龚古尔兄弟、都德——他们全都充满荣誉，渴望进步；但是，天啊！他们不过是在浅水里拍打而已！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同时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是一位精准的观察者，一位心理医生，一位理想主义者，一位哲人。”

在表达了对其他作家的感受之后，她总结说自己在读过关于孩子们的苦难和《宗教大法官》的长诗之后完全无法继续阅读，她觉得自己应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前忏悔，并且从他那里听到某种必需的，有帮助的……言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听着这位年轻女士的赞词时，他的脸渐渐“有了光泽，出现了一丝活气，他的眼中闪烁着满意的光辉，不时流下泪来……就仿佛他突然变年轻了一样”。他请伯爵夫人代为传达自己的谢意，感谢她对自己的小说如此理解，并表示“至今为止从没有人读得如此通透”。

在叶卡捷琳娜·云戈给母亲写信的一个月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收到了一封直接邮给他的信。一个月之后他写下回信，抱怨说他本希望能更早地直接答复她的信件，但是“向上帝保证，我的生活乱七八糟，甚至连我自己都完全无法掌控自己”。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云戈太太是一名画家，而且他（从她的母亲那里）知道她是一个郁郁寡欢的人，“离群索居，用回忆拷打自己的灵魂”。他怂恿她去寻找一种“单一的良药：创造性的艺术作品”。她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了自己在性格中感受到的恼人的“双重性”，而他对这个问题安慰性的评论也触碰到了他自身一个主要的作品主题。他告诉她这种个性特征“总体来说对人性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但并非所有人都像她——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为这个性格特征而受苦不已。“这就是你我之所以能成为一类人的原因，你心中的裂痕和我一生中的内心伤痛是一样的。这是巨大的折磨，但同时也是巨大的快乐。这是一份有力的自觉，是一种对自我评价的需要，而且在你的性格中那是对你自己、对全人类道德义务的需求。这就是两面性的意义。”

这些文字为对他思想的理解提供了洞见，同时也为理解他展示出来的所谓“精神分裂症”性格的道德意义提供了灵感。“如果在智力上你并没有巨大天赋。”他写道，“如果你是泛泛之辈，你不会被良心所困，也不会有那种两面性。取而代之的将是你那非常强的虚荣心。但两面性并不只是一种巨大的折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痛苦”那积极的道德价值一直是与自我的内心搏斗；而唯一得到安慰的途径就是去寻找基督。正如他给云戈太太的建议：“如果你相信（或者非常想要相信），那就将自己彻底托付给上帝，那些源于你心中裂痕的痛苦将会就此大大减轻，而你也将得到一个能够抚平你情绪的灵魂答案，这就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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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种社交频繁、暴露于大众眼中的生活也许会让年轻一些的人焦躁起来，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他仍然能够在这种生活之中平稳地进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写作。1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柳比莫夫寄出了第9卷，而3月末到4月初的某时第10卷也被寄出了。同时他读到了文学西化杂志《欧洲导报》4月号中的一条注释并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刚刚在文学界登场的窘相，这与他如今在俄罗斯文学界中得到的地位无关。这本有影响力的刊物当时正在刊载安年科夫19世纪40年代的一系列回忆录，后来它们作为《辉煌十年》的系列丛书被重新出版——这本书紧追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成了对那个时代最为尖刻、最有洞见的描述。当时的中心文化人物别林斯基在其中占据了巨大的篇幅，这位批评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部小说《穷人》的热情回应也出现在了连载之中。屠格涅夫最亲密的俄国密友兼文学追随者安年科夫当时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针对屠格涅夫的尖锐讽刺完全无法保持平心静气，他准备对最近一次宴会上发生的事情进行反击。根据安年科夫的描述，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声名鹊起、自我膨胀，而别林斯基请求《彼得堡年鉴》的总编涅克拉索夫，“用一种特殊的打印版式将［《穷人》］从其他作品中标注出来，比如——用边框。当时，这部小说在年鉴中也确实真的被这样的边框标注出来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这样的攻击激怒并迅速给苏沃林写了一封信，几天后苏沃林在自己那保守的彼得堡报纸《新时代》（Novoe Vremya）中刊登了一份否认声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几位另外的公众人物也加入混战之后终结了争论，他希望苏沃林刊登以下文字：“我们已经收到了来自F. M.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份公开声明，他说类似《欧洲导报》中发生的事情从未发生过，并且那也不可能发生。”陀思妥耶夫斯基本希望在1881年的《作家日记》中进行详细的反击，因为这个有关“边框”的流言已经开始让人们猜疑他和别林斯基之间的关系，并且“如果我不反对，他们就会说［安年科夫的版本］才是正确的”。在安娜的记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安年科夫的谣言气得暴跳如雷，并决定如果他在普希金纪念活动上认出了安年科夫，就不和他打招呼。如果对方来打招呼，他就拒绝握手”。

按照计划，安娜提到的普希金节庆活动将会为刚落成的普希金纪念碑在莫斯科举行揭幕，同时活动中还会有一系列的公众招待、演讲、宴会等以纪念这位俄罗斯的国民诗人。浪漫的贵族普希金曾在一场反对他的运动中受到了名望上的严重损害，这场运动由19世纪60年代的激进派公众分子发起，是总体反对艺术的。但受教育的俄罗斯人们大多数都读过普希金并对他充满敬仰，他的诗作是学校课程的内容，而且莫斯科也一直存在着为他竖立纪念碑的呼声。1871年，筹款的事情落实。雕塑家A. M.奥佩库申在几轮竞争后被选中制作真人大小的雕像；它的揭幕仪式与其他计划中的活动最终被定在1880年6月5日至9日。4月5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收到了一封来自谢尔盖·尤里耶夫的信，准备动笔写一篇与普希金相关的文章。谢尔盖·尤里耶夫是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的主席（负责准备这次节庆活动），早先曾请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他的杂志《俄国思想》撰写一部新小说；这次他则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普希金动笔。陀思妥耶夫斯基怀疑自己“是否能找到时间写点什么”，但他依然保证自己会记住《俄国思想》杂志这件事的。

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公务缠身，他觉得自己完全不可能为《俄国导报》写出新的连载。他向柳比莫夫道歉说：“我真的没有机会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将为此再次受到谴责。每天有如此之多的人来探望我，这么多人……请我去他们家——而我对此黔驴技穷，唯有逃离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计划“一周之内”到旧鲁萨，然后“在三周之内把小说写完”。

如果能够在旧鲁萨不受打扰地完成工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还能跟得上其编辑原先的计划。但是5月1日他收到了尤里耶夫代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写来的另一封信，邀请他在揭幕仪式之后进行演讲以“为这位伟大的作家献上敬意”。尤里耶夫在另一封私人信件中则怂恿他参加莫斯科的节庆活动而不是彼得堡同期举行的纪念活动，他列出了将出现在莫斯科纪念活动上的参与者们：伊万·阿克萨科夫、皮谢姆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5月4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次斯拉夫慈善组织的会议上（当时他刚刚被选为副主席）被任命为组织派往莫斯科节庆活动的代表，次日他接受了尤里耶夫的邀约。

5月8日，他再次成为康斯坦丁大公的客人，在主人的请求下他朗读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片段，其中包括佐西马神父的独白，大公认为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所有作品中写得最好的一段。沙皇的女儿整晚“都在热切地倾听，并且显得极端愉悦”；其中一名女士直接落下泪来。5月9日至1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完成了这个令人满足的任务后动身前往旧鲁萨。

引自P. Zaionchkovsky，Krisis samoderzhaviya na rubezhe 1870—1880—kh godov（Moscow，1964），148。

Letopis，zhizni i tvorchestvo F. M. Dostoevskogo，ed. N. F. Budanova and G. M. Fridlender，3 vols.（St. Petersburg，1995），3：379.

Ibid.，379.

Ibid.

这一段落可参见PSS，30/Bk。2：47—48.

Biografiya，366；引自I. Volgin，Posledny god Dostoevskogo（Moscow，1986），84。

Letopis，3：381.

Ibid.

Ibid.，381—382.

Ibid.

引自A. S. Suvorin in Volgin，Posledny god Dostoevskogo，141。

Letopis，384.

LN86（Moscow，1973），496.

Ibid.

Letopis，3：384.

PSS，30/Bk. 1：147—149；April 11，1880.

Ibid.

这是一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关的讽刺诗，由屠格涅夫与涅克拉索夫共同创作而成。这首诗在1845年到1846年之间，在别林斯基Pleiade组织中的年轻作家成员之间广为流传。这首诗中讥笑地提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被“打上了边框”，而安年科夫曾经将这则讥笑他的轶闻还原为事实。

Ibid.，335.

Ibid.，155；May 14，1880.

PSS，27：198.

Anna Dostoevsky，Reminiscences，trans. and ed. Beatrice Stillman（New York，1975），330.

PSS，30/Bk. 1：147；April 9，1880.

Ibid.，151—152；April 29，1880.

LN86（Moscow，1973），509.

Ibid.，153—154；May 5，1880.

LN，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