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普希金庆典
普希金庆典
1880年春天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庆典被后世铭记，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庆典上对这位伟大诗人的赞颂引起了轰动。但是在当时，这次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整个国家社会政治气氛十分紧张凶险，任何公众观点的大规模表达都不免染上一层政治色彩。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知识分子精英聚集在旧都（同时也在俄罗斯其他主要城市），颂扬这位曾经招致尼古拉一世不快、遭遇流放、密友们参与1825年12月革命的诗人普希金。这样的庆祝本身便未有先例，而且这庆典也是俄罗斯文学界和社会渴求言论自由的表现。
不仅如此，这次巨大活动的起始资金是由私人来提供的（普希金还活着的在皇村［Tsarskoye Selo］学校的同学们），而且建立雕像的款项也是私募而得。最终这个工程还被沙皇批准甚至赞助，而莫斯科下议院同意为邀请所有客人承担花销；但是参与者们并未感觉他们在出席官方活动，而是如同一位观察者所言，在此“我们首次如此广泛地实现了自由社会的愿望。参加这次活动的人感觉自己是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
同时，官方如此接纳这次民间活动，标志着沙皇和知识分子之间进入了新时代。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下令，莫斯科政府在演讲前无须审核演讲的内容，而这证明受教育阶级已经开始有自己充足的影响力。“在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尤里耶夫抱怨说，“就算是最清白的文学读物……每一行字，即使是20年前的东西，［也要被］呈交……为了提前得到官方批准……他们在某人预先审查之前，会允许有人读什么新写的东西吗？”一种令人心生期待的气氛出现了；或许政府会做出更多的让步呢！这原本纯粹是文化事件的庆典，就在俄罗斯这个政治监控无孔不入的地方，带上了重要的社会政治寓意。从更加私人的角度说，因为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就开始进行的意识形态争斗达到顶峰，这种寓意被表现得更为夸张。
5月1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波别多诺斯采夫写信问好，并且也希望他担任神圣宗教会议的主管人、监督东正教教会的元首。他祝波别多诺斯采夫“在新的工作中取得美好的成功”。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他最近自己要到莫斯科去，并且揭露了一些在准备这次盛会时逐渐出现的意识形态分裂。他写道，“我已经听说，即使是在彼得堡，也有一批人跑到俄罗斯去……而且他们很害怕某种革命式的文字，被某人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的会场中说将出来。”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坚定地说：“我已经准备了我关于普希金的演讲，而且就是对我的观点（是我们的，但是我为了突出所以说了‘我’）最为极端的表达，所以我估计或许会有人攻击我……但是我并不怕，人应该为自己的理由而行动，而我将会无畏地说出这一切。教授们正在向屠格涅夫献殷勤，而他则当然正在成为我的一名敌人。”
上面这一席话，意指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准备禁止卡柯夫登台演讲。协会负责组织节庆事务的委员会，在意识形态上与轻度偏自由派的莫斯科大学教授们的西化方向比较一致，而且他们觉得屠格涅夫出席庆典让他们声势壮大。屠格涅夫特意回到俄罗斯参加庆典，并且被协会授予荣誉会员称号。屠格涅夫和卡柯夫一直相互攻击，后者最近刚刚攻击了屠格涅夫，说他同情革命分子们。不仅如此，卡柯夫还曾反对洛里斯—梅利科夫提出的与知识分子的合作的呼吁，他认为这是贵族向知识分子低头的标志，而这一点惹怒了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没必要从社会中寻求支持和援助，”他在冬宫爆炸案后写道，“巩固社会秩序，让所有人老老实实、不欺瞒政府权威，并且在受教育阶层中传播爱国主义——这才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正因如此，屠格涅夫想说服委员会把卡柯夫加入黑名单便十分合情合理，即使卡柯夫是协会的一名成员，并且在19世纪60年代在激进派评论家的攻击下极力为普希金作品的艺术价值辩护。同时还有人试图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加入黑名单，因为他在之前一年与屠格涅夫在晚宴上曾发生不快，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仰慕者过多，包括大会主席尤里耶夫，所以此事便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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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5月22日离开旧鲁萨，安娜、他的孩子和他的岳母与他同行。安娜曾经考虑自己和孩子们去莫斯科，但是这趟路程实在是过于遥远。安娜十分担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体状况，料到他可能会神经紧张，于是要求陀思妥耶夫斯基必须每天写信，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到了这一点——经常不止写一封，而是写两封。这一轮活动本应不到一周，但它却延长到了21天，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些书信中对这铺天盖地、将他完全淹没的活动做了一手的完整描述。
节庆之所以会延长，原因之一是沙皇皇后玛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动身那一天去世。他从身旁的乘客们口中听说此事，而他的第一反应是普希金节庆会因此取消，但是他还是决定动身。到了莫斯科之后，他在早晨拜访了各种显要人物，包括伊万·阿克萨科夫，然后去拜访尤里耶夫。“热情得满是亲吻的会面。”他向安娜稍带讽刺地报告说。他完全没有对这个编辑留下深刻印象，将这个人比作格里鲍耶陀夫《聪明误》中的人物列别季洛夫。“他是个愚蠢而虚浮的人，就像列别季洛夫换了个样子。”那天晚上，他去探望柳比莫夫和卡柯夫，他们殷切地招待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是也在焦急等待他为六月号的杂志写的小说（“当我回到家我必须像魔鬼一样开始工作”）。
在25日，一场在冬宫的晚宴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名召开，因为“所有年轻的莫斯科作家们都极其渴望要见我一面”。一共有22人参加晚宴，伊万·阿克萨科夫和尼古拉·鲁宾斯坦也位列其中，后者是莫斯科音乐学校的创建者和督导，负责节庆活动的音乐安排；同时还有四位大学教授。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场极尽奢华的宴会留下了深刻印象：“鹌鹑肉、顶级笋尖、冰激凌、数不清的上好葡萄酒和香槟……晚饭后，在咖啡和酒之外，还有两百支昂贵的高级雪茄。”当晚共进行了六个赞颂性的演讲，并且“提到了我作为世界扬名的艺术家，作为纪实文学家，作为俄罗斯人的‘伟大成就’……所有人都情绪亢奋……我在演讲时对每一个人都施以回礼，演讲很成功，效果不错；除此之外，我还把普希金作为演讲的主题。”
在晚餐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宣布说，他会在27日离开莫斯科。他告诉安娜：“当时喧嚣四起：‘我们不让你走。’”在那天早些时候，多尔戈鲁基公爵曾经告诉组织代表们，节庆活动会在5月1日到5日的某个时候开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人劝说：“如果你离开的话，全莫斯科都会伤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恳求说，他必须为《卡拉马佐夫兄弟》工作，大家便立刻决定派出代表，强迫卡柯夫更改出版日期。在这种压力之下，陀思妥耶夫斯基退缩了，说他会在第二天最终决定是否离开。
5月27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俄罗斯下议院会承担全部房间和所有受邀代表的开销。他并不开心，激烈反对此事，但是会场方告诉他，如果他再拒绝就是侮辱所有莫斯科人。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何如此反对？即使是普希金尚且在世的家庭成员，都接受了下议院的热情招待，住在同一间旅馆里！人们可能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开销由谁承担之事如此介怀，不过是过分虚情假意地推脱罢了，但是作家一旦接受了任何形式的官方补贴，那么就可以认为是丧失了独立性，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作家名声受损。他告诉安娜，自己要“故意去饭店吃饭，然后尽可能地降低在下议院包下的宾馆的开销”。他不希望有任何流言说他利用这个机会大揩油水。
5月26日，参会代表们得知典礼会在6月4日正式举行。大部分从俄罗斯各处而来的代表都决定留下。庆典活动的准备工作也是热火朝天：“就连围绕广场的楼的窗户都以50卢布一个的价格租了出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向安娜解释“我应该留下……不仅是［文学爱好者协会］需要我，在这里的所有人、我们的全部思想，都需要我留在这里，我们已经为这一刻奋斗了30年。我们的敌人们（屠格涅夫、柯瓦列夫斯基，还有几乎整个大学的人）必定想要贬低普希金作为民族性格代言人的意义，否认俄罗斯民族性格……我已为这一刻奋斗一生，决不能在这个时候逃离战争。”
不仅如此，他在一天前还从更加实际的角度告诉安娜说，“如果我在聚会上的演讲很成功，那么我的作家名气便会在莫斯科（因此也在全俄罗斯）更加传扬开来（也就是取得和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一样的文学成就与名望）。冈察洛夫就没有离开彼得堡，这里的人的确也知道他，但是觉得他不过是个边缘、冷僻的作家而已”
。
屠格涅夫曾经肩负一份十分令人艳羡的任务，他要到托尔斯泰在莫斯科郊外的亚斯纳亚·博利尔纳庄园去说服托尔斯泰来参加普希金庆典。当时的托尔斯泰已经退出了文学界，其原因和普希金在19世纪60年代被激进评论家们批评的原因类似。在5月2日到3日之间他们的会面上发生了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是传话成瘾的格里高利维奇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在看望列夫·托尔斯泰回来的路上生病了，而此时托尔斯泰几乎、甚至已经完全疯掉了”。一天之后，托尔斯泰告诉斯特拉霍夫：“我和屠格涅夫谈了很多有趣的事情。直到现在……人们还常说：‘托尔斯泰在干什么，成天光写一些废话。得有人告诉他，不要再瞎写了。’而说出这种话的人自己却遮遮掩掩的。我觉得屠格涅夫也是这种人。我觉得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又痛苦又让人安慰，而我们友好地分开了。”
但是另一段描述，屠格涅夫被这次会面“伤害、冒犯”了。在那之后的一封信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卡柯夫同样证实说，列夫·托尔斯泰确实有点疯了。尤里耶夫一直希望我去看望他……但是我不去，即使去看望他可能会很有趣。”
5月31日，他终于收到了安娜写来的信，并且得到了很大的宽慰：“我心口的大石挪开了。”节俭的安娜交给他一个任务，在莫斯科将他们的儿子费尧多尔的名字登记为贵族；但是在她几次提起此事之后，他回复说：“首先就算我能办到此事，我也没时间，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需要通过某些人从彼得堡做起。”就在那天，庆典组织方在屠格涅夫的住处召开会议，做庆典做最终安排，而两天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安娜抱怨说他被这个会议排除在外。在6月1日早上他才发现，他要朗读的并不是最开始给他的文本，而是普希金的《先知》，他对这首诗当然是熟记于心。“我可能并不会拒绝朗读《先知》，但是他们怎么能不正式通知我一声呢？”
这种私底下的手段，比起卡柯夫同一天受到的打击来说其实不算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天晚上去看望卡柯夫时遇到了柳比莫夫，柳比莫夫告诉他由于卡柯夫在报纸上对知识分子阶层进行了抨击，尤里耶夫已经以文学爱好者组织之名，收回了对卡柯夫这名《莫斯科新闻》的编辑的庆典邀请，就说是请柬因为工作错误发到他那里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这种意识形态的集团主义激怒了，尤其是他听那口无遮拦的传话者格里高利维奇说“是别人让尤里耶夫这么干的，主要是柯瓦列夫斯基但是屠格涅夫也有份”的时候更为生气。“这太恶毒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怒道，“如果我自己没有被卷进这些节庆活动，我可能都和他们断交了。”
在6月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了文学爱好者组织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虽然之前大家对活动安排几度猜疑，但会议还是做出了最终决定。“所有事情都安排得尽如人意，”他满意地告诉安娜，“屠格涅夫对我以礼相待，但是柯瓦列夫斯基（又高又胖，我们的敌人）一直故意瞪着我。”陀思妥耶夫斯基“会在第二天早会的时候做关于普希金的演讲，而在第六天晚上会阅读《鲍里斯·戈都诺夫》中大主教的剧本……第八天，会读普希金写的三首诗（两首诗来自《西斯拉夫人之歌》），而在收尾的时候，作为节庆的总结，会读普希金的《先知》”。他在公众场合阅读这首诗，每次都会引起巨大轰动，声名远扬。“他们有意让我来压轴，这样可以造成轰动效果。”
在晚上10点钟回到旅馆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一张来自苏沃林留下的卡片，然后立刻跑向他下榻的旅馆，这位来自彼得堡的盟友带着妻子住在那里。“（见到他们）我太高兴了。他就像卡柯夫一样，因为自己写过的文章，被‘爱好者［组织］’肆意抹黑。”苏沃林曾经写过好几段文字，攻击尤里耶夫的《俄国思想》杂志，他虽然没有直接为卡柯夫辩护，但是攻击了卡柯夫的敌人们。这些观点足够让他与组织反目成仇。“他们连第二天早上会议入场的票都没给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格里高利维奇计划在第二天去参观克里姆林宫古迹博物馆，而苏沃林恳求他们“带上他和他的妻子”。“可怜的家伙，”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说，“他看起来对他的妻子很腻烦”——这和他自己对安娜的感受正相反。他挑逗安娜，说“我不爱你”，又坦白说“我一直做噩梦，每天晚上都是，梦见你背叛我和别人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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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节”的开幕典礼活动在6月5日正式开始。在下午，所有的106名代表都在下议院大厅受到了总督多尔戈鲁基，还有奥登伯格斯基公爵的接待，后者是为普希金雕像筹款的负责人。“现场的喧嚣、混乱——完全无法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每个代表依次上台，到铺满了奢侈的草坪、装饰着巨大的普希金半身像的舞台上，为雕像献上花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苦于无法用自己的钱买到这样的花环）。然后代表们便献上致辞，而媒体对这些代表的演讲却鲜有称赞。民粹主义作家赫莱布·乌斯潘斯基为《祖国纪事》撰写节庆相关报道，他评论说：“这些演讲十分奇怪，即使你再怎么努力，也没法听明白他们的主句在哪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演讲没说什么，但是提到他在排队的时候和普希金的女儿聊天，而且“屠格涅夫殷勤地跑过来”，“本地的大红人”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也是如此。
6月7日，他给安娜写的信里首先描述了前一天普希金雕像的揭幕仪式。但是在他记下这个创纪元的事件时，却不知如何动笔。“就算用20页都无法详述，而且不仅如此，我的时间特别紧。我每天只能睡5个小时，已经这样3天了，今晚也会如此。”在揭幕仪式正式开始之前，斯特拉斯特诺伊修道院人头攒动，与雕像只有一个广场之隔，组织成员梅特波利坦·马卡里发言，庄严地希望人民“永远铭记”普希金的荫庇。接着按照计划，梅特波利坦·马卡里会带领庄严的队列从教堂向雕像行进，他会一路洒下圣水，但是实际上神职人员还是待在了教堂里，而且这个雕像并没有如同计划一般接受圣礼，因为有人反对说胡乱施加圣礼实际上是对神的亵渎。于是在没有神职人员陪同的情况下，队列缓缓行进，鲁宾斯坦带领的“4支交响乐团，几个合唱班，还有很多上学的孩子们”也在其侧。“代表们戴着徽章，带着花环；有人挥舞着上面印着红、白、蓝的旗帜，把代表的名字用金字镶在旗子上”
；其他的横幅上，也绣着普希金诗作的名字。
揭幕仪式让人们倍加欣喜。所有对仪式的文字记录都写道，“人们‘欣喜若狂’；很多人泣不成声，连最为苛刻的新闻工作者，后来也承认流了眼泪”。《声音》杂志的专栏记者写道：“多少诚挚的握手，多少美好真诚的吻——而这常发生在根本不熟的人之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我们在他演讲之前，人们便已对他投来狂热的赞美，而判断此事究竟真实与否时，我们应该把这种蔓延开来的狂喜情绪记在心间。当揭幕仪式开始的时候，代表们和着迈耶贝尔的《先知》音乐前进，走向纪念碑献上花环。
在莫斯科下议院的支持下，那天晚上先举行了一场重要作者们参加的朗诵会，然后是一场晚宴。虽然文学爱好者组织竭力操纵，但是卡柯夫仍然受邀，作为下议院的一员进行演讲。盖德布洛夫是《民粹主义半周刊》的编辑，他在晚饭前碰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十分不安。“我碰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他的状况特别糟糕；他整个人都抽搐过去，他的眼神充满紧张；他的动作充满惊吓和警觉。我知道他本是一个很容易紧张、很容易被影响的人，他很容易受到各种情绪的操纵，但是我还是从来没见到过他处于这种状态。”当盖德布洛夫问他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啊，会发生什么，会发生什么？’他带着绝望地大叫起来。”盖德布洛夫理解，他意指马上就要开始的晚宴和卡柯夫的演讲。这个被排挤的人现在要走上舞台公开演讲，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天前就开始害怕这个演讲可能导致人们相互攻击。
但是当卡柯夫上台演讲的时候，他说这场庆典是“和平的节日”，并且希望“这段短暂的和睦时光，足以让我们期冀更加坚实的团结，最终带领我们彻底消除敌意，起码是调和敌意”。他以普希金那富有诗意的祝酒词做结：“祝福太阳永在，但愿黑暗消亡！”这些抚慰的话语被大家广泛接受，并且引起了一些掌声（掌声大小和大家读什么报纸密切相关）。阿克萨科夫和盖德布洛夫都站起来为演讲者祝贺，但是当卡柯夫伸手与屠格涅夫碰杯的时候，屠格涅夫走掉了。根据柯瓦列夫斯基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在那天晚上都说起这件事情。“有些事我始终无法忘怀，”屠格涅夫坚持说，“我怎么可能对我觉得是叛徒的人伸出手去？”
在6月6日下午5点的宴会上，他告诉安娜，“两名女士给我带了花”，但是大家对他的赞颂仍然无法缓解他在那天晚上感受到的失望。当他和皮谢姆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格里高利维奇一起，还有他唯一关心的另一位参加者——屠格涅夫，读到被分配的朗诵选段时，“我读了大主教的剧本，”他在次日给安娜写信说，“他们说我读得非常棒，但是他们说他们听不太清我说话。”虽然他“被热情接待”，并且连续3次叫回场上，他仍然感觉他被打压了：“屠格涅夫读得很不怎么样，却好几次被叫回场上，比我次数多。”
听众们为屠格涅夫的朗诵不停喝彩，而且当他读到《还乡》时，因他自己曾经自我流放，听众反响特别热烈。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坚持怀疑柯瓦列夫斯基安排了大量托儿（“屠格涅夫出场时，一百个年轻人狂热地叫喊着”），而且这些人的目的，不仅是给屠格涅夫喝彩，而且“如果我们要和他们作对的话，还要羞辱我们［这些非自由派］”。即使如此，他也无法说公众对他缺乏称赞。“昨天大家对我的反应实在是太棒了。在间歇休息时我走过大厅，然后一大群人，年轻人、灰白头发的人、女士们，站起来围住我，说，‘你是我们的先知。你让我们在读过《卡拉马佐夫兄弟》之后变得更好了’。简而言之，我这次相信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确实有着巨大的意义。”而所有的这些赞扬，只是第二天将会出现的赞扬的小小预演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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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普希金节庆上现身的最为重要的两名文学巨擘，而他们几乎毫不遮掩的敌对关系，一直潜藏在所有庄严仪式之下。两人对普希金的解读完全不同——屠格涅夫在欧洲文学的背景里解读普希金，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宣称普希金的天才与任何欧洲出现的天才都可以相提并论，甚至超越他们。两位作家不仅对普希金做出了文学评论，而更是含蓄地将俄罗斯的历史成就与欧洲历史成就相比。观众们都很明白，这个争论只是打上了普希金这个文学人物的幌子罢了；这场争论实际上也是19世纪长久以来的西化主义与斯拉夫主义之间辩论的缩影。而关于这场争论，历史所记录下的结果十分清晰：陀思妥耶夫斯基明显胜出！他给大众讲出了他们早就想听到的话，并且取得了连他自己都大吃一惊的胜利。
6月7日，普希金庆典的第一个活动，由唯一的一个外国代表，法国的斯拉夫主义者路易·莱热发表关于普希金的演讲。他阅读了来自维克多·雨果、伯托·奥尔巴赫、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电报，但是大家都在焦急等待着的主要活动——如果是为了与此不同的原因所等待的——是屠格涅夫的演讲。屠格涅夫将他在19世纪60年代做过的关于普希金的两个演讲，还有他写过的著名文章《回忆别林斯基》捏在一起，为这位首次奠定普希金在俄罗斯文学中地位的伟大文学批评家致以敬意。确实，屠格涅夫关于普希金的历史地位中的论述，与莱蒙托夫和果戈理不同，大部分是从别林斯基关于这位诗人的著名的系列论文里衍生出来的。
他首先宣称普希金是“头一位俄罗斯诗人、艺术家”，然后赞颂他是现代俄罗斯文学之父。他说普希金的艺术是“人民生活［narodnoi］最基本的理想的化身，这种特性界定了它精神上、道德上的特征”，然后迅速把问题移到一些普希金艺术生涯中众所周知的事实上。他说，普希金在艺术模型上曾经模仿他人（提到了伏尔泰和拜伦），然后迅速从这种束缚中解放出来，找到了他自己的声音。但是接下来，面对一群被爱国热情浸染的听众，屠格涅夫比较笨拙地说，普希金在诗歌创作上拒绝了西方模式，但是同时也拒绝了俄罗斯民间诗歌的模式：“普希金那份天才般的独立性迅速……自我解放，从模仿外国形式、从仿制民间诗歌［narodnoi］风格的诱惑之中解放出来。”当他向这个诱惑让步的时候，比如写就《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时，他创造了“他所有作品中最差的作品”。在俄罗斯，“简单的人民（prostoi narod）”深爱普希金，就像德国人读歌德、法国人读莫里哀、英国人读莎士比亚一样。因为“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而平常的生活是低于这种艺术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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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屠格涅夫用自己的方法来界定歌德、莫里哀和莎士比亚，说他们确实是民族诗人。对他来说，民族诗人意味着在文化价值里加入民族性，从而在诗中传达出一种普适意义，穿透单纯的阶级和地区的界限。这种诗人毫无疑问地代表着他们的人民，但是他们如此认同这种民族价值，以至于他们将这些民族价值提升到了普世价值的高度。为了让观众更为接受这一点，屠格涅夫贬低了“艺术中的民族形象［narodnost］”的口号，认为这种口号是弱小、落后、被奴役的人们努力保存他们的存在与身份的标志。幸好俄罗斯并不是一个这种弱小的国家，因此也没有理由来寻求这样的口号来自我安慰。屠格涅夫所做的这一番演讲，在那民粹主义（narodnichestvo）主导着俄罗斯知识左翼与右翼分子社会政治理想、艺术理想的时代，无疑与大多数听众的想法针锋相对。
他继续提出了最为重要的问题：普希金到底可不可以和莎士比亚、莫里哀、歌德一样，被认为是“国民”诗人？然后他自己逃开了这个问题：“目前这个问题尚待讨论。”但是，普希金无疑“给我们的诗歌、文学赋予了一种新的语言。虽然有一些争议说这样的语言并非他所创，因为这种语言只能如同其他保留下来的传统一样，从‘简单的人民’当中萃取而来”（这其实是暗暗攻击了民粹主义分子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将普希金的文学成就归因于俄罗斯农民社会的美德）。普希金的语言表达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卓越的品质——它“力量强健，充满魅力，表意清晰，毫不造作，外向奔放，言辞诚恳”。但是为了支持这些论点，屠格涅夫接下来引用了维克多·雨果和普罗斯佩·梅里美对他的评价，仿佛他的俄罗斯听众会被这些显赫的外国权威的褒扬打动一般。屠格涅夫援引梅里美的观点，认为普希金的诗当中“并未给出解释、并未给出道德结论”
。屠格涅夫其实是在夸奖普希金诗歌的艺术性，但这在他的观众看来，其实被认为是贬损普希金的诗歌并没有任何道德价值。
他提起了激进分子在19世纪60年代对普希金的激烈抵制，而当时这份抵制只是别林斯基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对普希金做出的文学批评的衍生品。他解释说，之所以这些人曾抵制普希金，是因为“社会历史，在孕育新生命的条件下的历史发展，从文学纪元踏入了政治纪元”。大众不再崇拜艺术和普希金，取而代之的是充满愤怒的莱蒙托夫、精于讽刺的果戈理、“充满复仇和忧虑的诗人”（尼克拉索夫）。这些人才是接下来的几代人所爱戴的人，他们的文学方向完全不同，对当时社会的道德需要做出了更多的回应。
屠格涅夫就这样并没有谴责激进分子对普希金的攻击。他说他们对普希金的攻击毕竟还是反映了俄罗斯生活中的新现实，但是他很欣喜地看到，这个反对艺术偶像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在普希金的时代，高雅文学曾经是表达俄罗斯社会的独特方式，但是在接下来的时代里，这种艺术目标完全被丢到一旁。“原先的范围过于广泛了；接下来的时代则又把范畴缩得太小；在诗歌摸清了它的自然局限之后，才能坚实地挺立下去。”在诗歌地位最终巩固之后，或许会出现一位“完全值得国民诗人的头衔的诗人”，“我们不能决定把这个头衔给普希金，但是现在我们也并不敢把这个头衔从他头上剥夺下来”。
屠格涅夫在结尾段当中尝试褒扬普希金，但是为时已晚。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安娜写的信中说，屠格涅夫“讥笑普希金，说他配不上国民诗人的头衔”。而且大多数观众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受相同。屠格涅夫终于停下对普希金的攻击，十分犹豫地将俄罗斯人放在他曾用来比较过的、第一等的欧洲诗人中间。典礼的热烈气氛被这迎头而来的冷水突然浇熄，这似乎象征着俄罗斯文化本以为能够与欧洲文化平起平坐，但实际上仍然会继续低上一等。
屠格涅夫的讲话，给他的听众们留下一种奇特的感觉，斯特拉霍夫认为这种感觉“不满足且莫名困惑”。他的思虑微妙而中庸，想要在讴歌普希金的同时，表达对曾经批评过19世纪60年代激进评论家的歉意。他还表达了自己作为一名西方主义自由派，反对斯拉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将“人民”抬上圣坛。所有的这些观点，全都和当时那极端热烈的情绪氛围格格不入，而他也非常清楚，他完全没能感染听众。
在屠格涅夫下午进行的演讲之后是一场晚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安娜写信说：“年轻人们在我到来时迎接我，宴请我，等待我，对我狂热地倾诉——而且那还只是在晚餐之前。”席间有人祝酒，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提议为俄罗斯文学干杯，怂恿陀思妥耶夫斯基上台发言。“我只说了几句话——然后人群中赞美声如炸雷般——确实如炸雷般响起。”他举起酒杯，称赞普希金是最杰出的诗人之一，是“最为纯洁、最为光荣、最为智慧的俄罗斯人”，而这次演说可以当成他在次日下午演讲的预演。当晚会结束的时候，他被一大群年轻人围住。和他们聊天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抱怨了他的病情，这让他无法工作，而且在停了停之后，他继续说：“‘我会写完《孩子》，然后再辞世’。他正在构思《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续作《孩子》。在这部小说中，《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孩子们会来到故事的中心，成为主人公。”
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描述他在演讲前夜受到的赞颂：“当9点30分我回到住处的时候，他们为我喝彩，即使是并不赞同我意见的人也被迫参加了。然后，这一大群人和我一起走下楼梯，没穿外衣、没戴帽子，就跟着我走到街上，把我放进马车里。然后他们突然开始亲吻我的手——不止一个人，而是几十个人，不只是年轻人，还有灰白头发的老人。屠格涅夫只有一群托儿，而我的人才有真正的热情。”“明天，第8天，是我命中注定的一天，”他继续说道，“我将在早上进行朗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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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的活动以一些介绍性的评论和一首诗来开场，阿列克谢·普列谢耶夫写就并朗读了《纪念普希金》，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佩特拉谢夫茨圈子里的老伙伴。然后轮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上台，用马库斯·莱维特的话说，他走到讲坛上“绑架了这次典礼”。虽然很多文字描述直接记下了这个历史性的事件，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比他自己在晚上对自己这次大胜利的描述更能够把我们带入他的心中。“不，安娜，不，”他写道，“你永远无法感受到、想象到它的效果！我在彼得堡做成过什么事！和这个比起来，全都是零，什么都不是！我走出来的时候，整个大厅里立刻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而掌声长久不息，我完全无法念稿。我向他们挥手，做手势，希望他们能够让我念稿——一点用都没有：狂喜，热情（全都是因为《卡拉马佐夫兄弟》）。我最终开始朗读：每一页我都会被掌声不停打断，有时候甚至每句都会被打断。我大声朗读，浑身像着起火一样。”
从赫莱布·乌斯潘斯基那里，我们得到了外来的观察者的意见，这个人从活动的最开始，就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坐在舞台背后，“安静得如同一只老鼠”（smirnekhonko），仿佛在躲着什么，“快速地在笔记本当中写字”。
当轮到他的时候，这只安静的老鼠走到了演讲台上，不过五分钟，所有人就无一例外地聚精会神起来，场上全部的心灵、思想、灵魂，都受他掌控。他对他们说着简单而坚定地说着话，就仿佛只是在和熟人说着话一样，而不是高声扯着脖子喊着高尚的辞藻。他的演讲简单而直接，没有一丝离题或者不必要的修饰。他告诉公众说，他认为普希金是一个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挣扎与希望的人，而且普希金为公众们祈愿——也就是当时在座的倾听演讲的所有人。他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普希金也带到了那个大厅里，而且用他的语言成功减轻了那里聚集的人心中的焦虑、痛苦。
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能够完成这个令人惊叹的成就的？他通过自己一生作品中时时处处对普希金的观察，还有他气势雄浑的评论风格，将种种观点联合起来，对普希金进行有力赞颂，称他为俄罗斯完成人类历史中光荣使命的诗人先驱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诠释文学作品的时候，经常不从作者的个性或当时作者可能遇到的社会文化历史问题出发，而是一直从一些更大的角度入手，而这就是尼采所说的“纪念碑式”的历史写作风格。他的写作主题象征性很强、层面更高，比如心理学、抽象道德、宗教层面。在这次演讲中，他将普希金变成了他自己的俄罗斯救世精神的标志，代表他自己不断讴歌的“人民”概念，而这现在和他的广大听众的情绪起到完美共鸣。
他首先便引用了果戈理的话——“普希金用一种卓越的、或许是独一无二的方式，表达了俄罗斯精神”——这段援引一下就抹去了屠格涅夫先前用果戈理的讽刺取代普希金的艺术地位的论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普希金不只是“卓越”，超越了“先知”，而他正是要点明这种“先知”的本质是什么。他将普希金的作品分为三个阶段，强调阶段之间并没有特别严格的界限。“在大众看来，在第一阶段中普希金模仿了欧洲诗人……特别是拜伦。”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坚持说，“即使［他的模仿］都展示了他天才的卓越独立性。从来没有什么模仿能够像普希金展示出来的那样，包括个人苦痛和自我警觉的深度”（26：136—137）。
作为例子，他举了普希金的早期诗歌《茨冈》（1824）。在诗中，一位俄罗斯名叫阿列科的贵族离开文明社会，和他的吉卜赛情妇住在一起，并且加入了她四处流浪的部落。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个剧情诠释为可以代表俄罗斯人最基本的困境，而这种困境让普希金得以描写一种新的性格类型。“在阿列科身上，普希金写出了、并且辉煌地演绎了那个在自己的故土上流浪的郁闷的角色，这个在历史上饱受苦难的俄罗斯人，不可避免地与人民割裂开来，然后以知识分子的姿态重新出现在社会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讲继续讲述着普希金创造了这种角色类型，而用乌斯潘斯基的话来说，他此时成功地将普希金带到了那个大厅里。这个“俄罗斯流浪者”的形象，成了俄罗斯文化中“永恒的意象”。而且现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里，这种流浪者的后代们“奔向了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在阿列科的时代并不存在。”普希金的“流浪者”就这样与社会主义青年们完全画上了等号，而这些青年们现在正抱在讲堂的屋檐上，聆听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每一个字——更不用说像乌斯潘斯基这个民粹主义社会主义分子他自己了。而正当此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暗指“俄罗斯流浪者”们有了新的性格特征，这种特征就是“带着这个新的不同领域的信仰，并且为它热情地奋斗”（也就是指那些“到人民当中去”的人）。多余人所需要的东西不再纯粹限于个人范畴，而是更为普适之物：他需要“为了找到他自己内心的平静，需要拥有全世界的快乐”（26：137）。
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归历史，界定了这种形象的历史根源，并把它出现的时间定为“在伟大的彼得大帝改革之后的第二世纪初”；就是在那个时候，俄罗斯知识分子阶层才开始“从人民群众、人民的力量隔离开来”。当然，这两个阶层之间的割裂并没有影响大部分的俄罗斯人，但是“即使它只发生在‘被选中的几个人’身上那也够了……因为通过他们，剩下的绝大多数人头脑中的平静会被剥夺。”阿列科曾在不断追寻，他并不知道他在追寻什么，但是实际上他和那些正在找“在某处丢掉了且找不到的真理”的人特别相像。后来的俄罗斯世代们，在找寻这个丢失的真理的时候，并没有回归自然，而是转向了欧洲的“稳定历史秩序、有序公民与社会生活”。但是向欧洲的方向寻找真理只不过是自我欺骗罢了，因为“流浪者”必须要“首先在他心中”找到真理；但是在多余人已经成为自己故土上的陌生人时，他又如何知道自己必须要回归自己的内心呢，他“不过是一叶小草，从它的根茎被撕扯下来，随风飘逝。他能感受到自己无根可依，而常常为此饱受折磨！”（26：138）。
阿列科被吉卜赛人称为“不纯洁的人”，在他因嫉妒而谋杀别人之后，吉卜赛人将他驱逐；而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这个浪漫的高潮很“牵强”，他还是认为阿列科这个角色“真实，而且普希金对他的认识很恰当”。阿列科仍然是一个俄罗斯贵族，充分利用他的地位，并且在受到冒犯的时候“愤怒地攻击他的对手并且惩罚之”。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普希金诗中发现了解决阿列科的愤怒的“俄罗斯式的解决方案”，且这个方法“和人民的信仰与真理保持一致”。这个解决方式是：“保持谦逊啊，高傲的人；首先控制汝的高傲；保持谦逊啊，懒散的人；首先在汝的土地上劳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明确表示了他的思想，他认为这便是人民“真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怂恿所有“俄罗斯流浪者”——还有所有那些听众中像多余人一样的人——来完成这个目标：“你们会出发去完成一项巨大的任务，而且这个任务会让他人自由……你们会找到快乐……而且你们最后会理解你们的人民，还有他们神圣的真理”（26：138—139）。他这一段呼吁大众更为谦逊、虔诚的演讲，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热烈讨论，当然讨论中既有积极观点也有消极观点。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如果说在《茨冈》中“这个解决方式……已经被强烈地写清楚”，那么在《叶甫盖尼·奥涅金》（1833）中这种回归人民的观点便表达得更加清晰。《奥涅金》的头几章恰好就是在写作《茨冈》的时候写成。《奥涅金》的主角也“漫步在痛苦之中，穿过他的祖国，穿过陌生的土地”，而且在任何地方都显得陌生。“他确实爱着它的祖国，但是他对它没有信仰”，而且对那些有信仰的人“带着悲伤的嘲笑”地鄙视。奥涅金杀死了连斯基“只因为私仇”，而这个私仇“可能是因为他对什么普遍的理想的追求而起”。他将奥涅金与达吉雅娜比较，并且认为达吉雅娜才是俄罗斯理想的化身，但遗憾的是普希金并没有用她的名字作为作品名；毕竟，她才是这部作品中的正面主角。“人们甚至会说，这样一个如此美丽的正面的俄罗斯女性，或许除了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中的角色丽萨以外，在我们的作品中几乎从未被重复过”（26：140）。这个对屠格涅夫的称赞十分出人意料且令人欣喜；屠格涅夫当时就坐在台上，而且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称赞他的时候，他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方向飞了一个吻。
在将奥涅金和达吉雅娜比较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她定义为“坚定地站在她自己的本土之上”的人，而且是真正俄罗斯民族价值的化身（虽然实际上她不过是“人民”的一员，就像奥涅金一样）。在这部诗体小说的开头，奥涅金拒绝了达吉雅娜给他的爱，而这便象征着他拒绝了自己的故土留给他的宝贵财富。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步说，“他并未对她待以尊严……奥涅金的鄙视人民的姿态，致使他在第一次见到达吉雅娜的时候，面对这个谦虚的、纯净、无瑕的、如此害怕他的存在的女孩的时候，完全忽视了她”。他无法赞赏她出众的道德品质，因为“这（奥涅金）是一个抽象的人，这是一个一辈子都不安分的幻想家”。奥涅金并不理解达吉雅娜，但是，在那著名的描写她到他的房间里造访的桥段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提到“它们无与伦比的美与精巧”），她在检查了他的外国的书籍和小玩意儿之后，最后终于明白了他那心中深处的空虚：“Uzh ne parodiya li？”（“他不是一种讽刺吗？”）（26：140—141）。
只是在后来，当他再次见到她、她成为彼得堡社会的名媛、“忠于这个年老的将军，她由于爱上了奥涅金而不能爱他”的时候，他突然被她的魅力征服了。但是当他将自己跪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的时候，她将他赶走：“No ya drugomu otdana / Ya budu vek emu verna”（我已经嫁给了别人。/我要永远忠实于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达吉雅娜的这个决定赞赏为其品质的“升华”；这里她所说的话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理解中，便是“作为一个俄罗斯女人”、实现了俄罗斯的道德价值。同时听众中人人皆知，他此刻正在影射别林斯基的一段著名的论述。别林斯基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乔治·桑影响下，写下文章，拒绝承认达吉雅娜行为中有任何的道德优越性。别林斯基认为她对婚姻的忠诚，并不是基于永恒的爱之上，不值得赞赏。（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少年郭立亚·克拉索特金便是受到别林斯基这篇文章的启发，在书中夸夸其谈，附和这段对达吉雅娜的攻击。）
但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达吉雅娜对婚姻的忠诚是从她那价值观中那深深植根的俄罗斯民族灵魂中得来的。她拒绝逃避她早先做出的选择的道德责任。她明白，抛弃她的丈夫“会使他蒙受耻辱，置他于死地。难道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不幸的基础上吗？”。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伊万·卡拉马佐夫的腔调问道，假设人类在建造一座充满幸福的“大厦”，“如果其基础是建立在，比如说，一个微不足道的生物的痛苦之上，被毫不怜悯地、不公正地折磨过”，这样的大厦究竟能否存在。这个问题展示了达吉雅娜，作为“一个纯净的俄罗斯灵魂”，绝无可能做出任何牺牲她自己之外的事情，而不是把她自己的快乐建立在毁灭她那无辜的丈夫之上。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惊讶的，其实是“我们居然长久以来对这个问题的道德解决方式表示怀疑”（26：142）。
他进一步分析别林斯基的误解，坚持说即使达吉雅娜是自由之身，仍然会拒绝奥涅金。达吉雅娜很清楚，奥涅金性格虚浮，他只是被她的社会地位迷住了；他对达吉雅娜的迷恋，并不能说明他更加理解了她的灵魂，对“如同之前一样谦逊的达吉雅娜”有着更好的理解。但是另一方面，她的“心灵赖以依托的某种坚实和不可动摇的东西。这是她童年的回忆，故乡、偏僻的乡村的回忆，在那里开始了她的温顺和纯洁的生命，这是‘可怜奶娘坟上的十字架和一片阴影’”。所有的这些意象，都“代表了她和自己的故乡之间、和老家的人民、他们神圣的价值观之间的联系”。奥涅金身上则完全没有这样的联系：“他缺乏根基，这是一棵被风卷起的小草。”（26：143）
他因此总结说，普希金用奥涅金的形象，证明了自己是“一名伟大的民族［narodny］作家”，曾经“写出我们社会中站在人民之上的上层社会人们的内心本质”，而且还“写出了‘俄罗斯流浪者’这一典型，他直到今时今日仍在四处流浪”。但是除了描述俄罗斯生活的消极面之外，普希金还“给我们展示了他找到的在俄罗斯人民中一系列的积极俄罗斯典型”。在达吉雅娜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提到了“跨越俄罗斯时代的僧侣形象”（在《鲍里斯·戈都诺夫》中的大主教），提到了《母熊的故事》和农民祝酒歌。与其他作家不同，他所描写的层面完全是另一个世界，而且他的作品“展示了一种将人民提升到他们自己的等级、借擢升人民来获得心灵慰藉的愿望”，在普希金当中有一些东西“真正让他对人民十分亲近，让他达到了纯粹的温柔的程度”。结果，俄罗斯人从普希金那里衍生出了“对俄罗斯中每个个体的信念，我们现在对我们的人民有着非常清醒的期望，而且对于那欧洲大家庭的其他人民，我们在未来还有特别的任务，对这一点我们也有信心”（26：144）。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最后一段演讲的内容中详述了普希金作品的“第三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我们的诗人如同奇迹，杰出得前无古人”，他的普适性甚至超越了欧洲文学中最伟大的巨擘——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席勒。在这段时期中，普希金开始写“反映在其他民族中的诗性形象，成为各民族天才的化身”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充满表现力地描述了一系列这样的诗作，但是不像屠格涅夫对这些作品只是很敷衍地称赞一下，他将这些作品称为扛鼎之作。在世界文学中，没有其他诗人或者作家有如此能力，来如此入情入境地渗入其他文化、复制其他文化的精神，因为除了俄罗斯人，没有人对其他民族会有如此普适性的通感能力。“我们只在普希金身上找到，而且我要重复这一点，他是前无古人的，在我的观点中，他就如同先知一样。”他之所以是“先知”，因为他的作品中，有“将灵魂融入其他的民族的这种能力”，而这份能力恰好显示了俄罗斯人民在未来的伟大使命（26：145）。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来就相信救世主即将降临，而这份信仰因普希金的这份先知能力，被赋予了新的力量和感染力，恰好回应了他那躁动不安、对充满前途的未来望眼欲穿的观众们。陀思妥耶夫斯基宣称，俄罗斯的使命是“联系伟大的雅利安人种族的全部人民、全部部族”。（这是他头一次使用“雅利安人”这个词，这揭示了当时的排犹太文学的影响，并且引起了巨大的批评声）。然后宣称说“全部的泛斯拉夫主义与西化主义”全都只不过是巨大的误解而已，因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完整的俄罗斯人，大概只是意味着（在最后的分析中——请记住这一点）要成为全部人民的兄弟，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成为一个泛人类”（26：147）。陀思妥耶夫斯基重申他曾经做过的论断，他认为俄罗斯外交政策，一直以来都对欧洲比对俄罗斯更有利。
他承认“我的话可能显得过于狂热、夸张、幻想”，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希望自己的话就这样直白地表达出来。就在此时他走出了最为卓越的一步，将普希金、俄罗斯与俄罗斯宗教中基督主动放弃神性、体会人间疾苦的本质相对等，也就是将普希金、俄罗斯与受苦痛的、羞辱的基督对等。当然，他对俄罗斯做出的论断还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实际上，这种充满“赤贫的、未开发的大地”的俄罗斯，怎么能够承担起如此高尚的命运？“俄罗斯会是那命中注定的将要改写人类历史篇章的民族吗？”但是他提醒他的听众们，他并没有强调“经济繁荣……军事强大或科技发达”。他引用了一首丘特切夫的诗作，朗诵道：“‘我们的土地可以一片贫瘠，但是身着褴褛的基督穿过这片贫瘠的土地，并对它祝福！’我们为什么不听一听上帝最终的话语呢？”“如果我的想法是幻想，”他总结说，“那么起码在普希金当中，我们同样可以找到一些幻想的成分。”但是普希金英年早逝，“而且毫无疑问他带着很多巨大的谜团进入了坟墓。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猜出他的谜团”——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心中笃信的一般，他的演说必然很大程度上帮助解释了这个谜团（26：148—149）。
——※·※——
这次演讲对观众的效果无疑振聋发聩，而且它所释放出的情感可以与典型的宗教节庆活动并驾齐驱。有关这一事件的回忆录连篇累牍，而我们可以从D. A.柳比莫夫的一份记载开始说起。柳比莫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编辑的儿子，当时还是一名年轻的学生，而且正要毕业。“陀思妥耶夫斯基用那种鼓舞人心的耳语一般的方式来为他的演说作结，他低下头，一切都完结在死亡一般的寂静之中，然后快步走下讲坛。整个大厅里的人都紧闭呼吸，仿佛在等着他再多讲几句。突然在后排的人群中爆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你已经解开它了！’［普希金的谜题］，而这是几个女性的声音一同喊出来的。整个大厅开始骚动。你可以听到人们大声喊叫起来：‘你解开它了！你解开它了！’掌声雷动，出现隆隆的声音，跺脚的声音，女性的尖叫。我觉得莫斯科贵族大厅从没有，也不再会有这种充满狂喜的喧嚣声音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安娜描述他巨大的胜利，但当时这也被他自己兴奋的感情所压倒了：
我说的所有关于达吉雅娜的话都被大家热情接受（我们的思想在二十五年以来从未取得如此的成功）。而当我最后谈到人民的全面团结的时候，整个大厅就仿佛疯起来了一样。当我总结时——我就不提那喧嚣声有多大，人们狂喜地大叫出声，人群中的陌生人落泪、抽泣、相互拥抱，并相互发誓，今后要变得更好，再也不憎恶他人，而是要相互珍爱。大会的议程被完全打乱；所有人都跑上讲台来见我，上流社会的女士，女学生，政府秘书，学生——全都抱着我，亲吻我。我们协会［作家协会］所有在舞台上的成员都来拥抱我、亲吻我。所有人，他们所有人都喜极而泣。这叫声又持续了半个小时。人们挥舞着手帕，比如，两个我不认识的老人突然叫住我：“我们两个过去曾经当了二十年的敌人，但是现在我们相互拥抱，言归于好。这是你让我们言归于好的，你是我们的圣人，你，是我们的先知！”“先知，先知！”人群中的人们大叫起来。
屠格涅夫……冲过来带着眼泪拥抱我。安年科夫跑上来和我握手，亲吻我的肩膀。“你是个天才，你比天才还厉害多了！”他们两个这样告诉我。阿克萨科夫（伊万）跑上舞台，向我的观众宣布，我的演说不仅是一个演说，而是一场历史事件！地平线上出现一片雷云，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讲就仿佛旭日高升，将一切都驱散，将一切都照亮。从今往后，我们有了手足之情，再也不会有任何困惑了。“是的，是的！”所有人都叫起来，并且再次相互拥抱，再度落下泪来。大会已经被完全打断。我跑到会堂侧面想要逃走，但是会场里的所有人都聚在那里，大部分都是女性。他们亲吻我的手，折磨着我。学生们跑着过来。其中一个人，满脸泪水，在我面前浑身痉挛，晕了过去。这是一场完全，彻底的胜利！
刚刚提到的所有细节，除了两名老敌人重归于好之外，所有的其他的细节都被别人的描述所证实了。倒在他脚下的学生在那些激动的人当中十分明显，但是库尔西斯卡·莱特科娃—苏塔诺娃，这个刚刚在诗人鲍伦斯基那里见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也提到她有一名女性朋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做结语的时候晕了过去。至于安年科夫，他不止拥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抓住了斯特拉霍夫，激动地说：“看吧，那就是天才所做的文学描述！它把整个活动一锤定音！”
整个会场花了整整一小时才恢复秩序。虽然阿克萨科夫非常不情愿走上讲台，他还是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所有其他人怂恿上台演讲。他很聪明地临场做了几句评述，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语，不仅像他一样的斯拉夫主义者会同意，而且最为重要的西化主义者屠格涅夫也会同意。所以所有的误解都已经被澄清，而和谐的俄罗斯文学新纪元即将来临。正当此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浑身虚弱，想要离场，但是他被强留在那里”。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演讲过后的一个小时，库尔西斯卡的朋友们做了一个巨大的花环，冲上讲台（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有一百多人）然后给他戴上了这个有分量的献礼。花环上刻着金色的字母，“代表您仗义执言惠及的俄罗斯女性”。再一次，“所有人都哭泣了，大家再度陷入热情之中。”莫斯科下议院的议长代表莫斯科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致以感谢，活动渐渐结束。他在晚上8点开始写信，但是他一天的行程远未结束。“在一个小时之后”，他告诉安娜，“我就要到第二次文学庆祝活动上去朗诵，我会朗诵《先知》。”
在这最后的一段活动中，在活动的第一阶段，他从《西斯拉夫人之歌》和《母熊的故事》中选出诗来阅读；在第二阶段中，他朗诵了《先知》。斯特拉霍夫将最后的这次表演称为当晚“最为杰出”的表演，而当晚屠格涅夫其实也参与了朗诵。“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诗背诵了两次［他被观众热情要求返场］，而且每一次他都有着如此之炽烈的感情，听起来丝毫不做作……他的右手因情绪过于激动而不停颤抖，他的声音几乎变成了嘶吼。”
这些活动当晚并未结束，在庆典活动开始时公众对普希金半身像的“神化”过程，在晚上又重复了一遍。所有在场的作家都分到了花环，而这一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非屠格涅夫给普希金的半身像戴上花环；屠格涅夫则在雕像的基座下做了演讲。这样的安排，在活动之前其实是为了让这两位声名显赫的作家来轮换角色，但是在现在看起来这仿佛是一种象征，这种安排将很多观众的感觉实体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大胜利，而且继承了普希金的先知披风的人是他，而不是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得以回到自己的旅馆，得到他早就该得到的休息，但是他实在过于兴奋、过于快乐，无法长时间保持安静。如同安娜描述的一样，“在深夜中，他再次去了普希金的雕像那里。那天晚上气温很暖，但是街上几乎空无一人。他来到了斯特拉斯特纳亚广场，费了很大力气将早上他演讲过后观众给他的那个巨大的桂冠举起来，把它放在他的‘伟大的老师’的纪念碑脚下，然后在它面前深深鞠躬。”
——※·※——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莫斯科又待了两天，终于从他一到莫斯科就开始深陷的一大轮活动中得到一点休息。在9号早上，他在莫斯科最好的摄影师M. M.帕诺夫的请求下，为他担任了人像模特。他已经决定要将他关于普希金的文章给卡柯夫在《莫斯科新闻》出版，而文章在那里出版得会更快，还会比尤里耶夫的杂志受众更广。
在那天下午，他在离开前最后访问一圈的时候，偶然遇到了一位来自彼得堡的熟人，叶甫盖尼·奥博钦尼，他当时在（俄罗斯）旧文学爱好者协会的图书馆、博物馆工作。这两个人迎面走到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认出了他。他们坐在一张长椅上继续谈话，突然身后传来一声“高兴的声音”呼唤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是屠格涅夫的声音。屠格涅夫加入两人的对话，而非常遗憾（虽然很难相信），奥博钦尼对这段对话的内容未加注意。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从长椅上站起来的时候，他的思绪被打断了，“他的脸突然十分苍白，双唇颤抖不止”。“‘莫斯科太大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生气地向屠格涅夫丢出这句话，‘但是走到哪儿都躲不开你！’他大甩着胳膊，大步流星地从街上走开了”。
他们会面时说的话，或许是屠格涅夫对报纸杂志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演讲的描述而不安，这些报纸都十分热情地描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参与。阿克萨科夫谈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西化主义者和斯拉夫主义者之间的团结，这也使得屠格涅夫深深不安。而且因为他在大家欢欣鼓舞的时候什么都没说，他很害怕当时他的沉默会被当成是同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在6月11日屠格涅夫给M. M.斯塔修列维奇写信，后者是《欧洲导报》的编辑，而屠格涅夫要求斯塔修列维奇报道普希金节庆的时候，必须放进一篇文章，来驳斥“他［屠格涅夫］完全折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讲，并且全盘接受他的观点的说法。“不，不是这样，”屠格涅夫坚持说，“那是一个非常聪明、精彩、技巧老道的演讲，但它虽然满怀激情，可是它的基础完全错误。它是在很极端地呼吁俄罗斯人要自恋。”
在第二天早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火车站等车的时候给《莫斯科新闻》写了信，要求他的文章“尽快”印出来，而编辑不准“做任何编辑上的改动（也就是，在理解上、内容上都不能动）”。写完信之后他便回家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时间中，他完全身陷创作热情之中，同时享受着在节庆活动时公众给他的那份崇敬。他带着这全新的精力，投入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收尾工作，还有重开他的《作家日记》杂志的工作当中去。
PSS，26：442.
Ibid.，30/Bk. 1：153—154；May 5，1880.
神圣宗教会议是自1721年到1917年掌管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小团体，由十名教士组成。——译注
Ibid.，155—156；May 19，1880.
引自Marcus C. Levitt，Russian Literary Politics and the Pushkin Celebration of 1880（Ithaca，NY，1989），62.我关于普希金庆典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本优秀的著作。
PSS，30，Bk. 1：158—159；May 25，1880.
Ibid.，160—161；May 26，1880.
Ibid.
Ibid.，165；May 27，1880.
Ibid.，169；May 28/29，1880.
Ibid.
Ibid.，169；May 27/28，1880.
Ibid.，165；May 27，1880.
此段引文出自Levitt，Russian Literary Politics，101.
PSS，30/Bk. 1：168；May 27/28，1880.
Ibid.，173—174；May 31，1880.
Ibid.，175—176；June 2/3，1880.
Ibid.，179；June 3/4，1880.
Ibid.，177—179；June 3/4，1880.
Ibid.
Ibid.
DVS，2：396.
PSS，30/Bk. 1：180；June 5，1880.
Ibid.，182；June 7，1880.
Levitt，Russian Literary Politics，83—85.
Ibid.，85.
Ibid.，86.
此处译文来自《普希金文集·第二卷抒情诗》，乌兰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39页。——译注
Letopis，zhizni i tvorchestvo F. M. Dostoevskogo，ed. N. F. Budanova and G. M. Fridlender，3 vols.（St. Petersburg，1995），2：429.
PSS，30/Bk. 1：182；June 7，1880.
Ibid.
PSSiP，15：66.
Ibid.，68.
Ibid.，69.
Ibid.，69—70.
Ibid.，70.
Ibid.，73—74.
Ibid.
PSS，30/Bk. 1：182；June 7，1880.
PSSiP，15：827.
PSS，30/Bk. 1：183；June 7，1880.亦参见ibid.，354.
Letopis，3：430.
PSS，30/Bk. 1：183；June 7，1880.
Levitt，Russian Literary Politics，122.
PSS，30/Bk. 1：184；June 8，1880.
DVS，2：398.
在PSS，26：445—451的评述中，有对这段演讲的评价。
与其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引用普希金，不如说他在重写普希金。在诗中，吉卜赛部落的长老在阿列科犯下谋杀罪之后对他说：“ostav nac，gordy chelovek”（“离开我们，骄傲的人”）。这里并没有要保持谦逊或者让他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的意思。A.S.Pushkin，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6 vols. （Moscow，1949），2：240.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到了丽萨之后，他还提到了《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罗斯托夫，但是当时他已经被提到丽萨之后如雷的掌声淹没了。参见PSS，26：496。
此处译文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论艺术》，冯增义、徐振亚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275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论艺术》，冯增义、徐振亚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276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论艺术》，冯增义、徐振亚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277页。——译注
此处译文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论艺术》，冯增义、徐振亚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279页。——译注
DVS，2：418.
PSS，30/Bk. 1：184—185；June 8，1880.
DVS，2：453.
PSS，26：461.
PSS，30/Bk. 1：185；June 8，1880.
Ibid.
Ibid.，358.
Anna Dostoevsky，Reminiscences，trans. and ed. Beatrice Stillman（New York，1975），235.
引自I. Volgin，Posledny god Dostoevskogo（Moscow，1986），300—301.
PSSiP，12/Bk. 2：272.
PSS，30/Bk. 1：186；June 10，1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