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争论与结论
争论与结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回到旧鲁萨时给索菲亚·托尔斯塔娅伯爵夫人写了一封信。伯爵夫人跟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还有歌手兼作曲家的尤利娅·阿巴扎联名向他发出电报，恭贺他在普希金庆典上的巨大成功。他简单地复述了上文所讲述的情节，他如何机智地回应屠格涅夫和安年科夫（“后者确实是我的一名敌人”），然后他提到了另一个细节：“屠格涅夫告诉我，‘我并不是因为你赞赏了我的丽莎才这么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说了这么多关于我自己的事情”道歉并坚称：“我发誓，这不是虚荣作祟：一个人就是为了这样的时刻才活在世上，你来到世界上实际就是为了这样的瞬间。我的心现在已被填满——我怎么能够忍住将之分享给朋友们的冲动呢。我仍然十分激动。”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罗斯社会文化圈中浸淫多年，很清楚这次绝不可能无人对他进行攻击，而且深知这场战争马上就会打响。“别担心——我很快就会听到‘人群的笑声’”（引自普希金），他向伯爵夫人保证说，“文学界那各式各样的黑暗小巷和趋势绝不会饶过我的。”在诸多报纸杂志的报道中，他已经看出了两个被遗漏的演讲要点。其一是普希金“完全来自我们民族精神”的“普适响应”。所以普希金“实际上是我们最具民族性的诗人”。其二是“我给出了一个公式，一个词语，来调和各派人士的关系并指出前往新时代的道路。大家其实都感受到了这一点，但报纸记者对此要么不理解，要么不愿理解”。他相信，不管报纸说什么，不管月刊杂志在下一期里面印些什么，人民都是理解他的。
6月15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尤利娅·阿巴扎写信，她之前曾请求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一个关于她自己的故事进行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封回信中，充分发泄了逐渐主导其思想的反犹倾向。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概括的那样，阿巴扎的故事梗概是“那些种族不同并从其建立者那里得到原始思想的人民，还有那些只让自己屈从于这种原始思想的若干代人，他们最终都必然会堕落成灭绝人性的人，或者甚至在最好的条件下成为对人类总体进行敌视的东西——确实如此，十分深刻”。我们并不清楚阿巴扎是否对犹太人表达了这种思想，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犹太族的历史证明了这种说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称自己和俄罗斯人民都丝毫没有助长对犹太宗教的敌意，但是他之前把“犹太主义”称为物质化的现代社会，而这本身便已是偏见了。这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反犹问题上最糟糕的一面。
7月6日，他给柳比莫夫写去一封信，信中附上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第11卷的头几章，他在8月号中就曾许诺会写完这些文字。他写道“最后的第12卷”将会在9月出版，然后“10月号中会继续刊载……一个很短的《尾声》”。但同时他“被《作家日记》的出版稍微耽误了”，这份文稿中除了他关于普希金的演讲，还会包括“一段很长的前言，而且我认为还会有后记，在后记里我想对我亲爱的批评者们说几句话”。俄罗斯媒体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演讲的评论连篇累牍，而这些也将和《作家日记》一起或单独重新印制。
“我曾读过报纸中所有有关我和我的莫斯科演讲的东西。”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艾莲娜·施塔肯施奈德解释说，“而我决定对格拉多夫斯基进行回复，这并不单单回复他一个人，这也是对全俄罗斯表明我们所有的profession de foi［艺术信条］。”G. K.格拉多夫斯基是莫斯科大学的一位民法教授，他曾经在《声音》杂志中发表过一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讲颇为尊敬的批判性文章，名为《梦想与现实》。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格拉多夫斯基的文章大概是因为它十分清楚地陈述了自由派西化主义者的立场，且没有激进思想影响下的批评的尖刻气。他觉得自己非常有必要占领辩论的主动权，因为正如同他所告诉艾莲娜·施塔肯施奈德的那样，一种对俄罗斯的积极态度已经干扰到彼得堡的媒体，他说这种态度“需要被解体、摧毁、扭曲，而且媒体要所有人都接受这种劝告：没有发生任何新的事情，只是有一颗友善的心在莫斯科晚宴后一些优秀的幽默感”。但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新的事情确实发生了，他认为坚称让公众理解新事件已经发生是十分重要的任务，因此在他儿子生日的那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了对格拉多夫斯基回复的后记。“客人都来了，我却坐在一旁写对他的回复。”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复十分激烈，与格拉多夫斯基文章中的温和语调完全不同。格拉多夫斯基虽然称赞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普希金这名诗人的理解，却不接受他界定的普希金作品的社会历史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大为震怒，用一切能够用到的辞藻进行了激烈反击。在这份对他自己的演讲进行重新印制和解释性介绍的后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答确实体现了他的艺术信条（profession de foi），他在这份回复中宣称了一系列艺术原则，而不是试图通过论理来说服对方。“你我永远不可能达成共识。”他直率地说，“而且我并没有什么说服你的意愿。”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宣称自己完全不是在回复格拉多夫斯基，他是在对自己的读者说话。“我可以听见、感受，甚至看到新的势头，它们渴望着新意，而且对老式的自由派讪笑中提到的有关俄罗斯未来的每一个字都厌烦至极”（26：149）。他的这篇回复中总结了他自身的信念与准则，如同它们原先在《作家日记》中被展现出来那样，这些信念和原则从前只是曾经在某些相关主题中偶尔提到。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将它们毫不含糊地挑明，并宣称这些原则才是事物本原，他常常提到的那些自传式的逸闻也描绘、支持了这些信念和原则。
他首先处理了格拉多夫斯基的攻击，格拉多夫斯基称如果俄罗斯人都希望“启蒙”自己，那么它们必须要从西方源头寻找这份“启蒙”。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反问格拉多夫斯基，他所提到的启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西方的科学、实用的知识、贸易，还是精神启蒙”？如果是科学思想，那么所有这些思想都会从欧洲来，“而我们将完全无法从中逃脱，也没有理由从中逃脱”。但如果他意味着的是“照亮灵魂、照亮人心、引导思想、指出人生道路的精神启蒙”，那么俄罗斯人则没有必要去寻求西方欧洲的源头。“我坚持说，我们的人民早在他们接受基督和他的教导来当作基本信条时便已经被启蒙过了。”接着他简单地用逼真的形象描绘了俄罗斯人民在历史中所经受的无尽的苦痛——在那些他们除了对基督祈求安慰以外别无他物的年代里。但是他也非常清楚，相比格拉多夫斯基之言“自己的话看起来会像幼稚的唠叨”，实际上，“几乎到了不体面的程度”（26：150—151）。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西方及其“启蒙”的鄙视将世界那个部分当时社会政治状况缩成了一个事例，事例中的两句口号或许可以定义欧洲的道德水平：Chacun pour soi et Dieu pour tous（人人为己，神为众生），Après moi, le déluge！（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这些口号代表了最为傲慢、自私的利己主义，而它们统治着整个西方的社会政治生活。这些口号被“每一个身处那里的人所信奉。至少那里所有站在人民之上、桎梏着人民的人信奉着这一点，那些人上之人拥有土地和无产阶级，守护着‘欧洲启蒙’。我们为什么需要那种启蒙？我们在自己家里就能找到另一种启蒙”（26：152—153）。
格拉多夫斯基争论说，俄罗斯的“流浪者们”正在逃离果戈理的角色所展示的俄罗斯社会生活。如同格拉多夫斯基正确指出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出的唯一解决方式，就是对现存的社会政治秩序保持服从，同时带有一种模糊的期望，希冀沙皇可以对社会施以慈悲。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了这一点，并回应说这种果戈理的人物类型虽然看似扎根于俄罗斯生活，但实际上却被人民当作“流浪者”而进行疏远。实际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阿列科、奥涅金，还有其他与他们类似的人都是欧洲教育的产物，而“他们和人民的关系不过是主仆关系”。如果他们并非如此高傲，如果他们未曾“炫耀他们的高贵和优越”，或许他们可以“看到自己也是Derzhimordas［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中的一个警察］……［并且］他们可能已经找到了一条通往和解的道路”（26：157）。
格拉多夫斯基认为“流浪者”们“平凡而值得钦佩，因为他们从Derzhimordas逃离出来”。实际上，格拉多夫斯基曾“因为他们对压迫人民的奴隶制度十分仇视”而对他们加以赞扬，并且他附加说“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爱着人民，‘用欧洲的方式’，如果你喜欢这么说。但如果没有他们，谁还在为我们的社会中农奴制的废除做出准备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直接否认了这种说法，反驳说因“市井忧伤”而从俄罗斯逃离的人们，并不是“因为要代表为他们工作、喂养他们，被他们及其他人共同压迫的俄罗斯农民”而反对农奴制。如果“流浪者”们是“如此受到市井忧伤的感染、逃离到吉卜赛人那里或是巴黎城”（暗指屠格涅夫的罗亭，一个基于巴枯宁之上的角色），他们难道不会“直接用自己的手来解放农奴”吗？当然，他们如果没有收入就会这么做了，而且“他们还是需要钱来住在‘愉快的巴黎城’里的”（26：157—158）。
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以他的读者们都能够理解的方式对赫尔岑进行了小小的攻击，他说那些人“对农奴进行抵押、贩卖或当作货物交换（有区别吗？），然后拿着以此筹到的钱去巴黎支援激进的法国报纸和杂志，说自己要救赎人性”。（赫尔岑曾经帮助蒲鲁东处理报纸出版的财务工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控诉“流浪者”如此轻视俄罗斯农民，比如他们甚至认为贩卖奴隶仍然有必要。（实际上，在1879年写给叶甫格尼·奥博奇宁的对屠格涅夫的一段冗长的攻击中，他说所有被屠格涅夫如此诗意对待的俄罗斯农民都被他的母亲卖掉了，另外他还加上了一句并无必要的挑衅，说如果农奴买卖制度仍然允许的话，屠格涅夫也“一定不会拒绝这种乐趣”的）。他提到了那些“自己家里恶名昭彰”的人之间传来传去的那贬损农民家庭生活的流言，他还提到了那些接受了“欧洲最新流行的鲁克蕾齐亚·弗洛瑞亚妮思想”的人
（26：159）。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将讽刺的矛头对准了赫尔岑，赫尔岑刚刚写到自家夫人与激进派德国诗人奥尔格·赫尔韦格之间的情事，而赫尔岑自己也和其最好的朋友尼古拉·奥格辽夫之妻育有好几个孩子。
为了描述赫尔岑对这种“被启蒙的”蔑视人民的俄罗斯人的鄙视，陀思妥耶夫斯基叙述了一件最近在安年科夫的《辉煌的十年》中公开的事。1845年，在“一家可爱的莫斯科别墅”用过晚餐之后，举行了一场“有最为道貌岸然的教授，万众瞩目的情侣和艺术鉴赏家，……著名的最终成为世界重量级的民主分子，评论家，作家，还有饱含学识的迷人女媛”参与的晚会。他们看到了一帮白天劳作不停的农奴正在收割，其中女人因在烤人的阳光下工作了一天而感到非常不适，脱下了一些衣服，一位道学家对此评论说“全世界的女性中只有俄罗斯女性在别人面前毫无羞耻！”，而另一个人附和说“只有俄罗斯人在别人面前毫无羞耻之心！”虽然有人对此提出反对，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即使反对的人也并没有说到点子上。“永恒的流浪者，那个女农奴是在为你劳作；是因为她的劳作你才有饭可吃！”（26：159—160）。
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极为不恰当地认为，“流浪者们虽然自然地参与了农奴制的废除过程”，但是他们对农奴制的废除毫无帮助。在他的观点中斯拉夫主义分子尤里·萨马林这类人所做的工作要更为重要，萨马林在准备改革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积极的角色，并且他也是最终法令的撰写委员之一。他在标注中称格拉多夫斯基完全没有提到这些斯拉夫主义者，“而这些人”与“很快便厌倦了……而且变得更加阴郁易怒”的“流浪者们”截然不同。当他们收到了之前自家农奴的“救赎”费用时，“流浪者们立刻把自己的土地和森林卖给商人和富农，随他们去肆意拆毁，然后在国外定居，让国内的人丢掉工作”。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你［格拉多夫斯基］认为真正的普通俄罗斯人的理想就是变成这种优越的自由派，而我决计无法允许自己认同这一点”（26：160—161）。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争论时举出这种具体的关于俄罗斯生活的例子效果很好，而当他被迫去应对更为泛泛而论的论点时便表现不力。举例来说，格拉多夫斯基称“在基督的爱之精神下的个人进步”并不足以给社会带来基本的道德提升。即使是像柯博罗奇卡和索巴克维奇这样的地主（《死魂灵》中的角色），也曾经是“完美的基督徒”。在格拉多夫斯基看来，他们的信仰对农奴制的废除没有任何作用。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聪明地抓住了“完美的”这个概念来举出他自己的例子，但他所阐述的道理说服力要低得多。他坚称，没有哪个纯粹而完美的基督徒会拥有奴隶，即使世间会继续存在主仆关系也是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引用圣徒保罗给其仆人提摩太的书信，来证明若是有了基督完美的爱，“便不再有主人，仆人也不会是奴隶”。佐西马神父也曾阐述过类似的观点，他说主仆关系在基督教的意义上即将变形，从由一人主导的关系变为二人互相爱慕的关系。而且在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持的“未来的完美社会”的愿景中，在死后世界里，开普勒、康德、莎士比亚这样的人将会被那些能认识到人性之重要性的人们侍奉。这些人们将通过对这些天才的自愿侍奉证明自己“在道德价值上并不比你低，而且作为一个人，我和你是平等的”（26：163—164）。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基督愿景充满信仰，“如果我相信真理就在我笃信的基督教中，那么即使全世界都来嘲笑、贬低、拒绝我的信仰，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种理想的价值，不能“被直接利益所衡量，但是却指向未来，指向永恒的终结与绝对的愉悦”（26：164）。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坚守的这个愿景，就是他眼中俄罗斯对西方“启蒙”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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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日记》1880年的增刊在8月1日出版，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普希金的演讲和文章都引发了敌对自由派和激进派杂志毫无止歇的攻击。屠格涅夫仍然对自己在争议中的角色保持着极端不安，而7月中旬曾在巴黎见到他的V. V.斯塔索夫称屠格涅夫认为虽然“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阶层和数以千计的人们都为这场演说疯狂”，但这场关于普希金的演讲仍然“令人憎恶”。他“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讲中的谎言和捏造”，他的那些关于“俄罗斯所有人”的“令人困惑的辞藻”，还有俄罗斯的“所有的女性塔季扬娜”，都令人“无法忍受”。
即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朋友和政治盟友都无法全盘接受他的观点。O. F.米勒正在为《俄国思想》撰写一篇有关这次庆典的文章，而尤里耶夫写给他的信中讽刺地说“有必要取消一切关于政治自由的质问，因为佐西马认为即使身处锁链之中也很自由”。米勒在文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了辩护，但他还是警惕地让步说“如果只是在某几个问题上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生争执的话……当然是非常有可能的；他的强项并不在那些地方，但是……他的思想有着强烈的整体性”。而其中毫不妥协的保守分子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笔下的攻击最为强力，这入木三分的攻击质问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社会、宗教思想的根基。
7月中旬，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给波别多诺斯采夫写信，抱怨自己与他人的交战状态。波别多诺斯采夫是东正教教堂的世俗首领，他用一种很有趣的含糊方式安慰陀思妥耶夫斯基。“若你的思想清楚而坚实，成了一种在你体内牢牢固定的信仰而非时刻动摇——那么就没有必要为它在碎裂的镜中呈现的模样费神了——比如在我们的报纸和杂志里面那样。”之后，波别多诺斯采夫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寄去了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在《华沙日记》发表的3篇文章中有关普希金演讲的那一篇。这些文章确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脑中引发了一些疑问。列昂季耶夫一针见血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演讲中提到社会宗教问题时非常含糊其词，这种含糊其词与波别多诺斯采夫在一次修女学校的毕业致辞中所表达出的连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赞赏过的坚定不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波别多诺斯采夫没有显出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条有所怀疑，列昂季耶夫又为何会为此特地撰文呢？
列昂季耶夫在文章《四海兄弟之情》中进行了探索式的分析，这篇文章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与其文学作品整体中更为广义化的含义。列昂季耶夫常常被称为俄罗斯的尼采，在祖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他受过医学教育，是一位小说家，也是一名极为杰出的、充满智慧与原创性的论文作者，以改革掌舵手的角色写作。他彻头彻尾地痛恨着西方中产阶级文化，但喜欢奥斯曼帝国的中产阶级文化，他曾在那里担任外交官；他呼吁俄罗斯为了防止西方有关发展与普适人类进步思想的渗透进行极权统治。后来的几年中，他曾经经历过热忱地信仰宗教的时期，1871年时他在阿托斯山上的希腊东正教修道院里那十分隐秘的环境中度过了一年的时光。再后来，他住在奥普蒂娜普斯廷修道院，并且在他死前不久发下宗教誓愿。综上所述，列昂季耶夫从不只是反对格拉多夫斯基的自由派思想，他同样还要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前后不一的立场——起码他是以此攻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列昂季耶夫的思想，其实本质上是认为西方的理想才是东正基督教的奋斗方向。
列昂季耶夫非常清楚为什么那些在普希金节庆听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激情演讲的人们会如此被他感染。但在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纸质版的文字并进行冷静地考虑后，他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和他理解中的基督教不相容。没错，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作家中为数不多能够“不对人类本身失去信心”的人之一，因为他认为道德责任更多地在于个人，这不该被丢给社会。他在这个方面保持了对于真正的基督教中对人性的信仰的要求。但是基督教并不相信“无条件地……要么在更好的匿名个人道德之中，要么在人类总体的智慧之中，地上迟早一定会建立起天堂”。这种愿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核心，而列昂季耶夫因其和东正教相抵触而拒绝了这一点；他认为这一点和“在欧洲看来已经司空见惯的、只要行为能够创造更多幸福，反民族反国界也不为过的信条完全相等。我们可以在贝朗杰的诗中找到各式对世俗世界的爱与和平的期望，而在乔治·桑和很多其他人的诗中我们甚至可以找到更多。”列昂季耶夫在这里颇为清楚地点出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基督教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时代的持续的影响——这种基督教对自身的定义，就是让基督在世俗社会生活中体现爱的准则。
列昂季耶夫自己的立场与此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基督教的悲观主义”，以一种不退缩的现实主义的姿态对抗着“无可救药的世俗生活的惨剧”。“必须要对抗苦难，损失，对于不公正世界的幻灭感，”他写道，“和它们对抗甚至对我们的忏悔、对我们在自己的坟墓之外救赎自身的灵魂都有用处。”他将自己的立场对等于波别多诺斯采夫演讲中的立场，而后者完全没有号召过任何对人类无条件的爱。这位东正教教会的领导人宣称最为重要的爱是对东正教教会的爱，这种爱体现在毫不打折扣地严格遵循教会的教条之中。列昂季耶夫也说：“除了通过教会，我们无法用其他方式理解基督”，但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讲里，救赎“对教堂之外的所有人仍然如此唾手可得，我们给自己以权利，随便说基督曾许给我们一个承诺，但他其实并未承诺”（也就是，在地上建立起天国）。
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刻对波别多诺斯采夫进行了回复，他评论说“列昂季耶夫最后的分析有些异教徒的气息……［虽然］他的观点中有很多有趣之处”。但是实际上，因为东正教会的首脑波别多诺斯采夫也认同了列昂季耶夫的文章（波别多诺斯采夫引用了列昂季耶夫的文字），陀思妥耶夫斯基事实上也认为波别多诺斯采夫有一点“异教徒的气息”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草稿本中，曾经开了个头要回复批评他的人们（但是没写下去），而有人怀疑这位东正教的首脑或许也曾考虑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到的东西：“列昂季耶夫的想法是在这世上没有任何行善的必要，因为有人说善果早晚会被毁掉。这个观点草率而不诚实。最重要的是，这种想法很容易让人不去行善：一切都要消亡，何必逼迫自己行善呢？管好自己的肚子就够了”（27：51—52）。就这样，他在道德—社会的角度上，反驳了批评他的人那宿命论的、完全建立在其他世界上的世界观。他的批评者们认为邪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邪恶才会有救赎，所以人类几乎完全无法压倒邪恶。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人类被赋予了与邪恶斗争的自由，基督的爱将最终胜利，虽然他预言说人类的生活仍将在天堂降下的奇迹之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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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寄出了第11卷书的最后几章，他告诉柳比莫夫，描述伊万走访斯乜尔加科夫的第6、7、8三章“写得很顺利”，还说“但是我不知道你会如何看待第9章”。陀思妥耶夫斯基担心，这段炉火纯青地描写伊万在幻觉中和魔鬼相遇的描写未必会被读者接受，他向柳比莫夫保证这些细节“已经向医生求证过”，还解释说“当一个人开始偶尔无法区分幻想和现实的时候（这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几乎会发生至少一次），这种病症并不只是身体上（疾病）的，它同时也是精神上的，这和主人公的性格恰巧相合：他拒绝幽灵的存在，但是在幽灵消失的时候又为其存在辩护。他被缺乏信仰所折磨，同时（下意识地）希望幽灵并非存在于想象之中，而是真实的东西。”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之所以会出现“幻想”，是因为伊万在真实世界和超自然世界之间的摇摆不定，难以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当他写到伊万与魔鬼相遇的桥段时，他多次提醒自己，要写出伊万这位超越自然规则来到访客人身上那种脏兮兮的质感。“魔鬼走进屋来坐下（他是一位有着灰白头发的老人，身上长满了疣）”（15：320）。魔鬼同时还超乎寻常地关心自己的健康状况，他担心自己在天穹之外的冰川王国来到人间的时候不幸感冒；同时他还多次提到“霍夫的麦芽膏”“蜂蜜和盐”这些药物（15：336）。所有这些写法都将魔鬼与日常生活的真实状态连接在一起，来证明他的存在无甚特殊，但他同时又是一个超自然的魔鬼。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到此处时头脑中必然受到了但丁和弥尔顿的影响，他幽默地道歉说把这位魔鬼描绘成了如此平凡的形象——“他只是一个魔鬼，一个小魔鬼，并不是‘带着烧焦的翅膀’的撒旦。”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神来之笔，将伊万对魔鬼是否存在的怀疑，转化为他到是否相信超自然世界存在的问题，然后便是神是否存在的问题。他就这样为小说的主题加上了宗教哲学的维度。他希望相信眼之所见，说服自己并没有在心理上陷入疯癫；但是同时他又希望眼前的魔鬼只是幻觉，这样他就能保住自己那不相信神之存在的信念。就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描写伊万在“幻想”上的摇摆，将真与幻之间的模糊变成了探求宗教信仰的问题，这种手法在这里或许起到了无可比拟的文学效果。
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自己的《作家日记》出现后缺乏关注度而恼火（“如果冈察洛夫打了个嗝，所有的报纸都会立刻大叫起来：‘我们尊敬的小说家打嗝了’——他们却对我视而不见”），但他现在完全沉浸在撰写《卡拉马佐夫兄弟》最终章的工作里。9月3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完了第12卷，这一卷以对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弑父行为的定罪终结。这些章节的写作在9月2日被“一次剧烈的癫痫发作”而打断，并在11日恢复，期间的8天他都无法写作，所有这些书稿都在10月6日寄给了柳比莫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也在同一天从旧鲁萨回到了彼得堡。这部书只剩下尾声尚未完工，在尾声中有小伊柳沙的葬礼和阿廖沙在坟前对孩子们的讲话。
同时，他在10月15日给佩拉嘉亚·古瑟娃写去一封长信，这是他1875年在巴德埃姆斯遇到的小说家。古瑟娃曾给他写来若干封信，谴责他不积极给她回信，并在信中请求他从《光》（Ogonka）杂志中取出自己的一份手稿并放在别的地方。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了她的请求，虽然“我不会为别人动一根手指头”，但“这是为了你，为了我在埃姆斯的回忆；我对你的记忆太清晰了”。她在写来的一封信中承认自己虽然并没有在巴德埃姆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冷漠以待”，但是她曾“英勇地”对他“隐藏了自己不该发生的感觉”。或许她并没有如想象一般彻底隐瞒住自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慕感觉，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正因这一点，感到自己对这位认为他有着如此魅力的女士应负有一定的责任。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接受她的请求之前详细陈述了种种困扰。他保持高强度的工作，要把小说写完：“如果说有谁在繁重劳动，那必然是我。我在西伯利亚经历了4年的繁重劳作，但是那里的工作和生活比现在好受多了。”他完全没有任何时间读任何书籍，甚至没时间和自己的孩子说话（“而且我不说话”）。他的肺气肿越来越重，“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而且，他还被找上门来的人们强逼着，为他们的私人问题指点迷津。除非“我解决了一些无法解决的‘被诅咒了’的问题”，否则向他逼问的人说自己会“被逼得举枪自杀（而且我第一次见到这个逼上门来的人他就这么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各种慈善朗诵会的邀请函压得透不过气，哀叹道：“我几时才能思考，几时才能工作，几时才能读书，几时才能生活呢？”
4天之后，他抽空去参加了一场每周二在艾莲娜·施塔肯施奈德家中举行的定期聚会。这次聚会持续到早上3点，比往次晚得多，整个晚上气氛都十分活跃，女主人的日记中增添了很长的一段记录。有人读诗，有人在钢琴家的伴奏下歌唱，“没有人注意到时间飞逝”。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朗读了《先知》（自从普希金节庆后，这首诗就被与他个人联系在一起），同时他也读了普希金和但丁的另一些诗，和一首约翰·班扬写的《天路历程》。“多棒、多不寻常的老人啊！”她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自己就是一个魔幻故事，充满奇迹、意料之外的惊喜、诡谲多变，时而零碎琐屑，时而悚然惊人。”
在她的描绘中，他常常坐在她的客厅里，阴郁安静，沉溺于自己的想象之中。他垂着头，目不斜视，下唇像钩子一样扭出一个半笑不笑的表情。这种时候他不和任何人说话，即使说话也只会是突然爆发几句；但当他说起那些“带着一丝恶意”的言语，那种病恹恹的模样就消失了，“仿佛解开了某个咒语一样”。他也会带着微笑加入普通的对话。她还写道：“虽然他总是带有许多恶意，但对认识他的人来说他很和善，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和善；他或许会让你的灵魂受折磨，但是他会后悔并用友善加以补偿。”
艾莲娜·施塔肯施奈德在日记的另一段记录了安娜和她的孩子们到她家的一次来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那一天早些时候，将下午的日程定为要为文学基金会的午后慈善朗诵会进行朗读。“真的，她的丈夫是一个有趣的家伙，这从她的话中就能看得出来。”她写道，“他晚上不睡觉，思考供养孩子的办法；他如同犯人一般工作，不处理自己的所有琐事，并且从来不坐马车；虽然从不提起，但他还供养着他的兄弟和过继的儿子［有点夸张了——原作者注］……［而且］如果有人向他寻求帮助，他还十分为他人着想。”安娜还接着说，他慷慨大方，从不算计，愿意为那些对他示以好意的人散尽家财。“‘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她总结说，‘而且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我们何处可去？我们靠什么生活？我们很穷！一点抚恤金都没有。’”
他给文学基金会的朗读中包括了《先知》，这获得了巨大成功，她惊奇地发现本来“满脸病容，胸腔有病，还有肺气肿”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朗读时看起来却“变得高大而健康”。他在一般的谈话时一直咳嗽不止，但当他高声朗读的时候咳嗽却止住了，“仿佛这病症不敢”在人前现身一样。这类在舞台上的成功无疑令他对那加在自己头上的“先知”头衔安心下来。但在各种事情中，最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安慰的，无疑还是托尔斯泰在9月26日写给他忠实笔友斯特拉霍夫的信：“我最近感觉不好，读了《死屋手记》。我已经几近彻底忘记了它的情节，重读了它，然后我觉得在我们的新文学中没有任何一本比它好的书，包括普希金的作品在内。书中所表达的并不是一种腔调，而是一个完美的观点——一个纯真、自然的基督式观点。这是一本辉煌而具有指导意义的书。我已经很久没像这样一整天都沉浸在欢乐中了。如果你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他我爱他。”
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住在旧鲁萨，斯特拉霍夫直到11月2日才将托尔斯泰的褒奖传达到他那里。
“我看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斯特拉霍夫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在亚斯纳亚·博利尔纳隐居的托尔斯泰，“而且我转达了你的褒扬和爱。他当时极度兴奋，我不得不将你信中包括这些宝贵辞藻的那一页留给他。他对于你表达出来的对普希金的贬低稍有一点不满……‘怎么包括了［普希金］？’他问道。我说你（托尔斯泰）曾经是，现在更是一位成熟的自由思想者。”
11月7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写作，并且把最终的书稿寄给了柳比莫夫。“好，这样小说就写完了。”他不无悲哀地写道，“这本书的写作用掉了三年，出版用掉了两年——现在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请允许我不予道别，毕竟我还想再过20年写书生涯呢。”他这部最伟大作品的终结无疑令他感受到了一种重获新生、充满活力的愉悦，这份愉悦甚至压过了他之前对自己危险健康状况的评论。啊，多么不幸，他在过去的信件中那些更为悲观的预测终将成真。
PSS，30/Bk. 1：187—188；June 13，1880.
Ibid.
Ibid.，196—197；July6，1880.
Ibid.，197—198；July17，1880.
DVS，2：381—382.
鲁克蕾齐亚·弗洛瑞亚妮是乔治桑所写的小说主角，她与诸多情人生下了几个私生子，同时还一直在找理想中的伴侣。（鲁克蕾齐亚·弗洛瑞亚妮是乔治·桑笔下的同名小说女主人公，她嫉妒他人、占有欲极强、滥用感情。——译注）
Letopis zhizni i tvorchestvo F. M. Dostoevskogo，ed. N. F. Budanova and G. M. Fridlender，3 vols.（St. Petersburg，1995），2：449.
PSS，26：487.
LN15（Moscow，1934），145.
安德烈·瓦列茨基所做的《从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俄罗斯思想史》中，有对列昂季耶夫的思想的简短而周全的介绍。
Konstantin Leontiyev，Sobranie sochinenii，9 vols.（St. Petersburg，1912），8：188—189，199.
Ibid.，203，207.
PSS，30/Bk. 1：210；August 16，1880.
Ibid.，205；August 10，1880.
Ibid.
Ibid.，206—207；August 11，1880.
Ibid.，216—218；October 15，1880.
Ibid.
DVS，2：360.
Ibid.
Ibid.，363.
Ibid.
Letopis，3：478.
Ibid.，493.
PSS，30/Bk. 1：227—228；November 8，1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