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惟忠血战加藤清正
宋应昌、李如松率领明军主力撤回辽东以后，副总兵刘驻守在庆尚道大丘，节制诸将。（《经略复国要编》）吴惟忠、骆尚志两名南兵将领驻守在庆尚道庆州，与退据沿海的日军相持。其中，吴惟忠出身浙江义乌，是戚家军中的抗倭老将。他早年跟随戚继光在东南沿海的浙、闽抗倭，后随戚继光奉调蓟镇，驻守山海关，修葺长城。（《万历援朝战争中的南兵》）
明、日两军在朝鲜沿海对峙时，小西行长派遣家臣内藤如安跟随宋应昌、李如松前往明朝乞求封贡，双方约束手下，暂时罢战。正因为此，宋、李二人才放心大胆地进行伪报，声称日军已经全部渡海回国了。但屯兵在庆尚道西生浦的加藤清正与小西行长交恶，想要找借口破坏议和，便故意扬言说：“内藤如安入明，而不见其报，乃是明人杀之也！行长讲和之弊如此！”（《续本朝通鉴》）
以此为口实，加藤清正发兵入侵庆州，挑起了与南兵的战争冲突。但是吴惟忠、骆尚志发兵堵截，将加藤军击退。侵犯庆州未遂的加藤清正，又打起了庆州北面安康县的主意，再次挑起了与明军南兵的冲突。
事实上，加藤清正侵攻安康，是为了抢夺明军军粮。对此，《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指出：“倭久屯海上，以完和事为言，而时出抢掠，收粮谷。”由于安康县在庆州北面，如果日军占据了安康，那将会切断庆州明军的兵粮补给，使其陷入绝境。正如《五峰集》所言：“本道输运军粮、接济大军皆由此路。此路若失，则粮道断绝。而庆州在贼围中，则危甚矣。”
十一月三日，加藤清正部日军，包括朝鲜伪军在内，兵分三路，进犯庆州北面的安康。（《宣祖昭敬大王实录》）日军突入安康县城，在县内纵火焚掠，取仓谷千石，安康人民四散逃走。（《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这时候，驻兵在庆州附近的朝鲜将领，有兵使高彦伯、别将权应铢、府尹朴毅长、助防将洪季男等，但他们全都不敢抵抗日军，只是一味退避。
由于日军此次出动的人马很多，驻守在庆州的吴惟忠、骆尚志，一开始也不想迎战日军，只是“托以众寡不敌，闭城自守，不敢交锋”。于是，朝鲜人只好向刘求援，刘
随即派遣提调马禹卿等人带领援军来到庆州。马禹卿反复劝说吴惟忠和骆尚志，认为很有讨伐日军的必要，吴惟忠这才决定出城迎战。（《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但是骆尚志还是有所迟疑，便告诫吴惟忠不要轻举妄动。吴惟忠坚持自己的意见，与其他将领一同出城，去迎击日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安康之战的结果是明军战败，朝鲜史料《宋经略书》对此记载道：
惟忠与贼战于安康县，兵败，多死伤。惟忠曰：“吾恨不听老将之言，以至于败。”
明军在安康之战中是怎么战败的，骆尚志在写给柳成龙的信中进行了说明。这封信是不折不扣的一手史料，被收录于《唐将书帖》，上面是这么说的：
十月内，倭奴突犯庆州，迤南二十里之间烧掠，随发官兵堵截，不遂而遁。又于十一月初三日复统大众，六路连营，恣肆烧荡，延至安康。离庆州北数十里之程，系各县运粮通衢，焉得不发兵救剿？生带兵守住营寨，以为后应。吴游府统兵前去，相机拒堵。彼处草深林厚，被贼诱入咽喉，两下冲杀，讵料贼众漫山塞涧而来，不但无暇取级，抑且折损官兵，深愧无谋，以致如此。但生所部不满六百，安能自展庸才，徒付之慨叹！虽然安康遭害，幸得庆城安堵，亦可塞其责耳。
根据骆尚志的说法，明军之所以在安康战败，是由于吴惟忠被加藤清正部日军引诱到了“草深林厚”的咽喉之地，结果被漫山遍野的日军夹击，吃了败仗。而骆尚志的部队不足600人，难以抵挡日军，只能留守庆州。
另外，南兵游击王必迪也写信给柳成龙，提到此战的情况：
十（一）月初三日，倭犯安康。本营防守庆州，势不容于不援，距州北三十里许，遇贼截杀。众寡不敌，彼此多伤。本营阵亡官兵二百一十六员名，丁壮之夫横罹锋刃，情实可惨。第不能代贵国歼灭贼寇，久戍于此，只增汗颜。（《唐将书帖》）
除了骆尚志、王必迪的书信以外，《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也提到了安康之战，该书收录的朝鲜接伴使金瓒的驰报对此记载道：
诸将日出行师，贼之去处，无从访问。忽有二十余贼，快走天兵之右，似为掩后之状。天兵一时退走，不复回顾。贼高声追后，斫杀如麻。天兵死者，几至数百。大概贼不过数百，而以千余兵不能抵挡，大失兵机，终至于此，不胜痛愤。
按照金瓒的说法，明军从庆州出城追踪日军，但是无迹可寻，不料突然间有20多名日军士兵绕到明军背后发起偷袭，明军大为恐慌，以致大败。明军在安康之战中出动了千余人，而直接与明军交战的日军只有数百人。
在《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中，安康之战的经过，还有柳成龙对朝鲜国王李昖口述的另一种版本：
唐兵闻贼来，见山谷间有可容隐处，欲往设伏。而贼先据伏兵，一时相值。唐兵放炮，贼少退。唐兵皆着羊皮长衣，不能善走。贼十余名，挥剑冲突，唐兵多死于水中。适洪季男，得射数贼，救出被掠唐兵七十余名。
柳成龙的说法，与骆尚志的说法有所出入。据他所说，明军并没有被日军引诱到险要之处，而是主动想在山谷间设伏，但是没想到日军已经在这里设伏了，结果不敌战败。笔者认为，由于骆尚志是亲历者，所以他的说法更加可信。
此外，在《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中，安康之战还有这样一个版本：
时，天将吴惟忠、骆尚志、马禹卿在庆州，出兵千余人，阵于城外，见倭兵少，长驱直进，发炮杀贼数十。既而，倭兵舞剑突前，天兵不能抵挡，一时溃退。背有大川，争先涉水，衣甲尽湿，不能运步。贼自后乱斫，死者二百余人。
《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对安康之战的叙述，明显参照了柳成龙的说法，有明军对日军放炮、被日军逼退到水中等细节。但是这份史料没有说清楚明军是不是被日军引诱到险要之处，才导致失败的。
而明朝人诸葛元声的《两朝平攘录》，最接近当事人骆尚志的说法，该书记载道：
十一月初三，倭见小西飞信不回，清正复发兵抢安康。此时三将所统苗兵一千，在庆州未撤，闻之往救，被倭诱入险地。伏起，杀我兵三百余人。
无论安康之战的具体经过如何，明军都以惨败收场，损伤很大。据《经略复国要编》收录的刘揭报记载，游击吴惟忠折损麾下官军227人，千总陆承恩折损麾下甲兵49人，参将骆尚志折损麾下官兵24人，提调马禹卿、李为瑚折损官兵27人，合计战死327人。
安康之战后，日军对明军感到轻视，就连朝鲜人也不把明军当作靠山。《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对此记载道：“贼初畏天兵，自是意甚轻之，我人亦无所恃。”前一年，祖承训率领的辽东骑兵在第一次平壤之战中败给了日军，但是日军反应却很大，此后就一直回避与明军作战，断绝了征服明朝的想法。但吴惟忠的南兵在安康之战战败后，换来的却是日军对明军的轻蔑。这一情况，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明军骑兵在壬辰战争中起到的震慑作用还是胜过南兵的。
闰十一月五日，副总兵刘将安康之战上报给了已经退兵回国的经略宋应昌：
十一月初二日，据守庆州游击吴惟忠呈报：“残倭与同朝鲜叛民犯抢安康等处粮食，请发官兵防范。”随发马禹卿等领兵前赴吴惟忠调遣，与贼接战，折伤多于我军。虽有斩获，不敢报功。（《经略复国要编》）
安康之战的爆发，对宋应昌、李如松来说都不是什么好消息。此前，两人向朝廷伪报，说日军已经渡海回国，只有小西行长在西生浦、釜山浦留下了少量兵力，等待日本使者内藤如安的回音。但是宋应昌非常狡猾，他将西生浦曲解为地处海中，解释成了一个离岛；又捏造事实，说日本人在百余年前就已经聚居在釜山浦了，这里居住的日本人早已演化为当地土著，是“旧有倭户”，声称这个地方的日本人是难以驱逐的。而安康之战的爆发，无异于揭露了宋应昌、李如松二人的谎言，证明日军并没有从朝鲜撤兵回国，并且还和驻守在庆尚道的明军发生了冲突。
为了压住这件事，宋应昌不惜上本弹劾吴惟忠和刘，声称：“倭众已归，惟行长一支远住海岛，自遣小西飞前来乞款，安静不敢生事……游击吴惟忠好大喜功，寡谋轻敌，驱杀无知乱民，不足为武，伤折远戍，我军实已损威……伏乞敕下兵部，将臣首先罢斥，刘
量为罚治，吴惟忠先行革任，其功罪俟臣查明议处，庶赏罚明、军令肃矣。”（《经略复国要编》）
宋应昌将吴惟忠与加藤清正部日军的交战，曲解成了吴惟忠因为好大喜功，驱杀一股朝鲜乱民，结果自身伤亡惨重，请求将其革职，又说刘不加以管束，也应对此负责，量为罚治。因为宋应昌的弹劾，吴惟忠最终惨遭革职，和其他5名将领一同被征召回国，而刘
暂时还不受影响。吴惟忠等人撤回国内以后，驻朝明军就只剩下了刘
率领的5000人了。
《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了吴惟忠离开朝鲜前，朝鲜国王李昖接见他的情形。那一天，李昖在南别宫接见骆尚志、吴惟忠、王必迪、胡尚忠、谷燧、葛逢夏六将，他始终担心日军屯聚沿海不退，而诸将现在又撤还，因此很焦急地说：“海边丑类屯聚不归，而诸大人今皆撤还。小邦之危亡迫在朝夕，不胜闷迫。”
吴惟忠听了以后非常激动，故意对李昖说：“去十（一）月初三日，奉圣旨，倭贼尽退，唯有朝鲜乱民屯结，速撤入归云。国王何不具其始终，达于朝廷乎？”
李昖诧异地说：“安有乱民乎？行长在釜山浦，清正在西生浦。贼之留屯，大人皆知之矣。倭贼若已尽渡海，则沈游击岂入贼阵乎？且前后奏闻，非一非二，而中路阻遏，不得上达。”
李昖指出，他多次想将倭贼尚未渡海退去的事情上报给大明朝廷，但都被大明方面的相关人士阻拦了下来，没有成功。吴惟忠见李昖的这番表态，知道李昖是明白是非之人，便情绪激动地大声说：“朝廷以俺安康之战，为捕杀乱民！乃至参劾亏官！李提督辈，报以贼退……”
但吴惟忠抱怨归抱怨，还是不得不收拾行囊，回到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