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美少女”之约
从宋应昌、李如松二人的种种行为来看，他们欺瞒朝廷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声称在碧蹄馆打了胜仗，使日军畏罪乞降，向明朝乞求通贡。
二、声称派遣哨丁金子贵等人烧毁了粮仓龙山仓，使日军粮尽退兵。
三、为了确保与日军议和之事顺利进行，阻挠朝鲜向明朝上奏日军发动第二次晋州之战并已攻陷晋州的事实。
四、竭力隐瞒日军仍屯据在朝鲜庆尚道沿海的事实，伪报日军已经渡海回国。
五、试图掩盖《大明日本和平条件》的存在，想私下送民女到日本，冒充大明公主与日本和亲，落实与日本的议和，使日军撤兵回国。
六、安康之战发生以后，为掩盖日军仍然屯聚在沿海不退的事实，压下安康之战的实情，弹劾吴惟忠、刘。
七、使用各种手段，阻止朝鲜将真实情报传递给明朝朝廷。
不过，并不是没有人揭露他们的欺瞒行为。十月，留守庆州的明军副总兵刘找到朝鲜都元帅权栗，告诉他宋应昌向明廷伪报日军已经尽数渡海回国，让他把这个消息告知朝鲜国王，再让朝鲜国王上奏明廷，揭穿宋应昌的谎言。
根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权栗随后上奏朝鲜朝廷，使朝鲜朝廷得知了丰臣秀吉提出的七个议和条件，也就是《大明日本和平条件》的存在。从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来看，这必然也是刘告知权栗的。由此可见，虽然宋应昌、李如松二人试图掩盖《大明日本和平条件》的存在，但这件事在当时根本瞒不住。不过，朝鲜人得到的七个条件内容与原本的有出入，他们得到的是丰臣秀吉向明朝提出了和亲（此处指两国通好）、割地、求婚、求王、准贡、赐蟒龙衣、赐印信这七个条件。
虽然信息存在误差，但这些条件同样非常苛刻，朝鲜朝廷深感震惊。朝鲜国王李昖与群臣召开会议商讨此事，他们一开始以为宋应昌不知道这些苛刻条件，想要派人将这些条件细则传给明朝方面。但朝鲜朝廷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因为宋应昌的刻意阻挠，无论是宋应昌、李如松向明廷伪报日军已经尽数撤兵，还是丰臣秀吉提出的那七个苛刻的条件，朝鲜都没能传达给明廷。
另一方面，已经回国的宋应昌、李如松也急于落实与日军的议和，他们想以许婚、封贡作为条件，使日军尽快撤退到对马岛，否则他们伪报的日军已经尽数撤回日本的骗局终有暴露的那一天。在此之前，宋应昌面对别人弹劾他“轻许封贡”，向明神宗狡辩说他其实“许封不许贡”，又狡辩说他的“许贡”只是诱骗日军退兵的计策。但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得不想办法尽快落实封贡。
许婚方面，宋应昌、李如松准备委托沈惟敬找一个民间女子送到倭营。但封贡方面，虽然作为小西行长使者的内藤如安已经跟随明军进入辽东，但从明朝的册封程序上讲，必须讨来关白降表，使日本在名义上向明朝臣服、认错，宋应昌才能据此上奏，让明廷实施封贡。此前沈惟敬虽然从釜山带来了小西行长的乞贡书信，但那份书信用词很不恭敬，绝不可能被明廷接受。
为此，宋应昌、李如松派出了辽东都指挥使谭宗仁，让他携带两人的书信，前往小西行长所在的庆尚道熊川倭营，试图讨来关白降表，并劝谕日军尽快撤兵到对马岛。但是小西行长却将谭宗仁羁留了下来，他要求明朝方面派出沈惟敬，亲自过来与他谈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小西行长一直是与沈惟敬谈判的，他始终很介怀沈惟敬在此前的议和中欺骗了他，加上沈惟敬带内藤如安去乞贡以后，迟迟没有动静，因此他对沈惟敬十分不信任。在写给沈惟敬的信中，小西行长一一列举了沈惟敬以往的欺骗行为，要求沈惟敬必须亲自前来。
因为小西行长的这一要求，宋应昌再次派遣沈惟敬出使倭营。闰十一月，沈惟敬带上内藤如安麾下的一个日本小兵以及一个日本翻译，向着庆尚道熊川倭营出发。而这个时候，明朝内部对于与日本议和一事（即同意日方的封贡要求）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沈惟敬出发后，宋应昌遭到给事中许弘纲弹劾“主和之非”，结果被革去经略一职，致仕回籍。（《宋经略书》）兵部左侍郎顾养谦替代宋应昌，成为新任经略，“经略防海御倭军务”。宋应昌虽然被革职，但从某种角度来讲，也因祸得福，此后与日本议和的首要责任人，就成了兵部尚书石星。不过对石星来说，却又是很大的灾难。正如《明史稿·宋应昌传》所言：“应昌去，而石星独受祸矣。”
话说回来，在沈惟敬未至熊川之前，谭宗仁还被羁留在熊川倭营。日本人告诉他，他们不会轻易退去，因为“沈惟敬在平壤讲和时，许割朝鲜汉江以南四道以与之，今不割地，吾无退去之期”（《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日本人所说的，确有其事。万历二十年，沈惟敬与小西行长在平壤初次谈判时，小西行长向沈惟敬提出了以平壤为界，划分朝鲜的提案。沈惟敬当时将其作为一种羁縻日军的谈判策略，爽快地表示了同意，最终麻痹了日军，赢得了停战50天的协议，为明军出兵朝鲜、收复平壤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但是之后，明军未能强行使用武力手段将日军驱逐下海、赶出朝鲜，结果留下了后患。于是，当初沈惟敬的这个口头承诺又被日军旧事重提，并作为不从朝鲜撤兵回国的理由。谭宗仁听了日本人的说辞以后，非常生气。十二月，沈惟敬来到熊川倭营，谭宗仁一见到他，就非常生气地怒骂他，沈惟敬无言以对。
但无论如何，该谈的还是要谈。沈惟敬这次过来，目的是为了取得关白降书，然后由兵部向明廷上奏请求封贡，真正完成与日本的议和，使残留在朝鲜沿海的日军全部撤回国内。但关白降书也不是能够轻易讨得的，此前丰臣秀吉制定的《大明日本和平条件》，这时候已经到了小西行长手里，上面的条件非常苛刻，俨然是丰臣秀吉以胜利者的姿态，指导小西行长与明朝和谈。这次沈惟敬与小西行长会谈，便是围绕着《大明日本和平条件》上的内容展开的。
不过，小西行长并没有让沈惟敬接受《大明日本和平条件》中的每一个条目。此前，日方与谢用梓、徐一贯在名护屋和谈时，透露的议和底线是通婚这一条，即大明公主下嫁日本。对此，宋应昌、李如松早已决定妥协，指示沈惟敬找一个民间女子，冒充大明公主送到日本，以便完成议和。于是，沈惟敬遵照宋应昌、李如松此前的指示，与小西行长就通婚一事达成协议。沈惟敬向小西行长承诺“以大明美少女，许嫁日本王子”（《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定以五月为期，送到小西行长这里。小西行长则对沈惟敬表示，如果到时候能把“大明美少女”送过来，日军就撤兵回国；如若做不到，日军就添调新兵，从朝鲜全罗道直入明朝，又请兵于南蛮国，渡海攻打浙江，到时南北夹攻，吞并中国。（《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对待明朝表面上一贯温顺的小西行长，此时态度如此强硬，可见他是忠实地执行了丰臣秀吉的命令，围绕《大明日本和平条件》与明朝展开谈判。加上小西行长一直以来坚持的通贡，实际上小西行长代替丰臣秀吉，使明方接受了《大明日本和平条件》中的通婚、通贡（勘合贸易）这两个议和条件。
在沈惟敬向小西行长许诺会送来“大明美少女”以后，小西行长也表示了退让。他为了使明廷尽快落实封贡，便按照沈惟敬的要求，交付了“关白降表”。根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该降表是这么写的：
万历二十三年（此为误记，实为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日本关白臣平秀吉，诚惶诚恐，稽首顿首，上言请告。伏以上圣普照之明，无微不悉，下国幽隐之曲，有求则鸣。披沥愚衷，仰干天听。恭惟皇帝陛下，天佑一德，日靖四方。皇极建而舞干羽于两阶，圣武昭而柔远人于万国。天恩浩荡，遍及遐迩之苍生。日本渺茫，咸作天朝之赤子，屡托朝鲜而转达，竟为秘匿而不闻，控诉无门，饮恨有日，不得已而构怨，非无谓而用兵。且朝鲜诈伪存心，乃尔虚渎宸听。若日本忠贞自许，敢为迎刃王师。游击沈惟敬忠告谕明，而平壤愿让。丰臣行长等输诚向化，而界限不逾。讵谓朝鲜构起战争？虽致我众死伤，终无还棺。第王京，惟敬旧约复申，日本诸将初心不易。还城郭、献刍粮，益见输诚之悃；送储臣，归土地，用申恭顺之心。今差一将小西飞驒守，陈布赤心，冀得天朝龙章恩锡，以为日本镇国宠荣。伏望陛下，廓日月照临之光，弘天地覆载之量，比照旧例，特赐册封藩王名号。臣秀吉，感知遇之洪休，增重鼎台，答高深之大造，岂爱发肤？世作藩篱之臣，永献海邦之贡。祈皇基丕著于千年，祝圣寿绵延于万岁。臣秀吉，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
这一降表，俨然是以丰臣秀吉的口吻，恭顺地向明朝乞求封贡。但该文件的真伪也有不同的说法。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这封关白降表或出自“中国文臣之手”，或是“行长自为假表”，总之没人相信出自丰臣秀吉之手。日据朝鲜时期，由朝鲜总督府命人主编的《朝鲜史》，则认为这封关白降表是小西行长和沈惟敬联手伪造的。也有另一种说法，按照《乱中杂录》的记载，此降表确实是丰臣秀吉授意的，目的是“怀羁縻误我（朝鲜）之计”。
笔者认为，从该降表的文脉来看，思维方式确实有些肖似小西行长，但文辞却不像是日本人能够写得出来的。因为那时候的日本人汉语水平非常差，绝不会有如此高的汉语素养。《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也指出，沈惟敬往返倭营不到一个月，就把降表带了回来，非常可疑。从当时的交通情况来看，如果是丰臣秀吉亲自授意奉上降表，速度断然不会这么快。因此有理由相信，这份关白降表，确实是沈惟敬与小西行长伪造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小西行长愿意与沈惟敬伪造这份降表，目的不是为了单纯地让日本向明朝谢罪，他是以追求封贡为前提的。所以，这可以理解为小西行长为追求日本的利益，而采用的一种外交手段。
但不管怎么样，沈惟敬总算完成了任务，拿到了“关白降表”，之后他从庆尚道熊川倭营返回辽东。可纸包不住火，沈惟敬向小西行长私许和亲之事很快就暴露了。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一月，朝鲜全罗道防御使李时言捕获到一个外出的日军士兵，对其进行审讯。此人交代，前一年十二月，沈惟敬来熊川讲和，承诺“以大明美少女，许嫁日本王子”。这名日军士兵的供词，让沈惟敬私下许婚的事实暴露了出来。于是在同月十七日，李时言将这个情报驰报给了朝鲜朝廷。
而除了和亲一事外，沈惟敬向日军承诺割让朝鲜南部的传闻也逐渐流传了开来。要知道，沈惟敬与小西行长在平壤初次会谈时，确实承诺过割让朝鲜领土。至于沈惟敬是否在熊川之行再次重申割地旧约，确保此前的承诺仍然有效，在史料中并没有非常确凿的证据。但从《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来看，无论是驻守在庆尚道大丘的明军副总兵刘，还是占据庆尚道西生浦的加藤清正，明、日两军阵营都听到了沈惟敬与小西行长约定许婚、割地的传闻。
一月二十五日，刘招来朝鲜翻译李希仁、柳依摈，告诉他们沈惟敬和小西行长谈判的内情：
谭宗仁则捆住在倭营，沈游击近日赍表文出来。而天朝尔国之事，沈也都坏了。表文非关白之书，乃行长自为假表也。关白使行长，专主和亲及攻伐尔国之事。沈也与行长同心，谓行长曰：“天兵尽撤，只留刘总兵军五千。”行长闻之大笑：“且关白所欲，在于两件事，第一与天朝为婚，第二汉江以南割地事也。”沈惟敬曰：“割地事，石爷已许之，准汝封贡后，任意为之也。”谭则好汉子，言直而不屈。（《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朝鲜朝廷根据李时言和刘提供的情报，判断沈惟敬不仅私下许婚，还向日本人做出了割让朝鲜南部的承诺。朝鲜国王李昖为此非常紧张，立即让人出使大明，把这些情报传递给新任经略顾养谦，竭力阻止明朝与日本和谈。（《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不过，此时兵部尚书石星、经略顾养谦都一意主和，竭力避免再起冲突，因此不愿节外生枝，他们和宋应昌一样，阻拦朝鲜上奏大明朝廷。据《宋经略书》记载，宋应昌、李如松去见顾养谦，对他说“伊贼势大，可以计退，不可以战胜”，明确表态难以用武力战胜日军。顾养谦听了前任经略、提督的这番话后，态度直接就趋向议和了。朝鲜差遣陪臣许琐去陈奏倭情，阻止明朝与日本和谈，结果被顾养谦阻拦。
而对于朝鲜使臣已经送达到兵部的表文，凡是提到倭情的，石星都做了淡化处理，甚至肆意篡改朝鲜使臣的奏文，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写，然后再转奏朝廷。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
冬至使许晋[9]启曰：
臣赍去呈文一件，礼、兵部誊书进呈。凡干贼情，既已详尽，臣等请贸军资呈文中，亦陈贼势。而石尚书厌闻贼势之言，略不见答，覆题奏闻之时，乃敢删去，自以己意，做出文字，有若出于臣等之言，不胜痛闷。
四月，朝鲜国王李昖又派遣金睟、崔岦出使大明，将丰臣秀吉提出的七个条件上报兵部，试图阻止和谈。带去的表文中，对丰臣秀吉所提七条是这样说的：
号名非慕也，恭顺非其性也，此果甘心封贡，受约束而退者乎？虽其言初止如此，为不足信。而况所要七件之事，如曰割地、曰封王、曰通贡、曰印颗、曰蟒龙衣、曰冲天冠，而其一乃欲效单于之于汉室，悖嫚无礼，所不忍详而道也。言之已播，不可掩也。而说和者独摘封贡二件，告于当事之也。（《简易集》）
按道理说，朝鲜国王这次上奏，已经将丰臣秀吉的七个苛刻条件上报到了兵部，将会使兵部察觉到《大明日本和平条件》的存在，知晓丰臣秀吉想要的远远不止封贡这么简单，还有求婚、割地等极其严苛的议和条件。但是，兵部对此没有任何回复，此事再无下文。出现这一情况，很可能是石星仍然与过去一样，因为自己厌闻倭情，把这件事情压了下来。正如郑学稼先生在《日本史》中指出的那样：“这一反和平运动，因为未得到新经略顾养谦的支持，并为兵部尚书石星所不喜，当然不会发生效力。”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一些明史通俗读物将沈惟敬塑造成了一个“大忽悠”的形象，认为沈惟敬在与日方的谈判过程中，一直竭力向朝廷隐瞒《大明日本和平条件》的存在，甚至私自答应日方这些要求，而明朝主事者全不知情，被蒙在鼓里。但事实全然不是如此，从史料上看，宋应昌、李如松、顾养谦、石星等人，对此必然是知情的，但他们一直努力在向明廷掩盖这些事情，希望以封贡了结战争，避免节外生枝。至于沈惟敬，只不过是替他们执行谈判任务的人而已。但出了事情，就需要沈惟敬替他们担责，这一点也正是他的可悲之处。
同样是四月，沈惟敬向日本私许和亲之事，在大明不胫而走，消息流传开后，李如松受到了波及。原来，李如松家里曾有个名叫诸龙光的塾师，受到过李成梁、李如松父子的礼遇，但后来渐渐与李氏父子疏远了，因而积累了很多对李氏父子的怨恨。等到沈惟敬私许和亲这件事流传开来以后，诸龙光知道与李如松有关，就想借机打倒他。于是诸龙光便控告李如松私许与日本和亲，将状纸投给了广东道御史唐一鹏。唐一鹏上疏弹劾李如松以及石星、宋应昌、顾养谦、刘黄裳，说他们联合起来蒙蔽朝廷。给事中乔胤也附和唐一鹏，认为确有私许和亲一事。
这件事闹得很大，震动了明神宗，无论是否有和亲之事，这一说法的散播着实让明神宗脸上无光。为此，明神宗下令审讯诸龙光，问是谁指使他控告李如松的，却不得要领。主张与日本议和的兵部尚书石星，站出来替李如松说话，极力诋毁诸龙光，结果使诸龙光下狱。明神宗大怒，最终将诸龙光处死。这件事尽管被压了下来，使李如松幸免于难，但沈惟敬还是要给个解释。沈惟敬在这种情况下，编了一个谎言，颠倒是非地说“彼国有天王女，欲献当今（明神宗）”，曲解成日本天皇想把女儿下嫁给明神宗。沈惟敬把这个谎言说给石星听，石星据此力保沈惟敬，此事才算了结。（《万历野获编》《国榷》《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不过此事过后，沈惟敬也不敢兑现原来给小西行长的许诺，找一个“大明美少女”送到日本去。原本按照宋应昌、李如松的计划，沈惟敬找一个民间女子，冒充大明公主送到日本，那么议和之事多半可成。但因为诸龙光事件引来了朝廷上下的关注，计划的实施变得非常困难。因此，沈惟敬最后只能告诉小西行长，大明公主已经出发了，但途中不幸生病离世。（《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然而另一方面，沈惟敬已经与小西行长做了约定，实在难以违约。于是作为大明公主的替代品，沈惟敬后来赠送了300匹马给日方，作为两国无法通婚的补偿。沈惟敬赠送马匹的行为，根据《明神宗实录》《再造藩邦志》的记载来看，实际上就是兵部尚书石星直接授意的。由此而言，石星对于“和亲”传闻的内情，必然是清楚的。更进一步讲，沈惟敬始终不过是按照朝廷主和派首脑的意志办事，并不敢擅自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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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 据《宋经略书》记载，宋应昌渡过鸭绿江，驻扎在朝鲜平安道的安州，是在万历二十一年三月。但根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记载，宋应昌渡过鸭绿江的时间应是一月二十四日。
[2] 从这个记载可以推断，此前金子贵、金善庆来到龙山仓，试探日军有无和谈意愿的可能性很大。
[3] 根据《明史稿·石星传》的记载，沈惟敬在会谈过程中向日军私许和亲，这一点超过了石星授权的谈判底线。又根据《文英清韩长老记录》的记载，沈惟敬向日军承诺：日军退出王京、释放朝鲜王子以后，朝鲜国王将渡海到日本，并对丰臣秀吉施礼致谢；朝鲜归服日本；朝鲜割让领土给日本。不过，这些说法是否正确还有讨论的余地。
[4] 此据《惩毖录》《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二书认为宋应昌、李如松在日军撤出王京之前，态度已经转变为主和，所以两人串通起来，只是做做追击日军的样子而已。但对宋应昌和李如松的态度，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宋应昌在日军撤出王京之前一直是主战的，但由于李如松等将态度消极，才逐渐转变为主和。据朝鲜史料《宋经略书》记载，日军从王京撤退以后，宋应昌督令李如松追击，又移咨朝鲜，令朝鲜将官协同明军追剿。但李如松不肯进兵，宋应昌又令副总兵刘督众追击日军。宋应昌担心李如松制约刘
，又使赞画员外刘黄裳与刘
一同进兵。但刘
到了庆尚道南部以后，得知日军兵力众多，也不肯进兵。宋应昌为此责怪李如松，但李如松回到定州见了宋应昌以后，极言不可轻敌，宋应昌相信了，此后其方针便由主战转变为主和，而且主和的意志甚至超过了李如松。朝鲜屡次恳请宋应昌进兵，但是宋应昌都不听。
[5] 此据《岛津家文书》。朝鲜史料《乱中杂录》声称日军的兵力达到30万人，这自然是夸大其词。
[6] 《乱中杂录》记载，30万日军进犯咸安时，“李薲、权栗、宣居怡等诸将数万余兵，一时溃走”。但这个记载似乎存在疑问，因为根据《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的记载，当时宣居怡在晋州城，不在咸安。
[7] 《乱中杂录》记载，全罗道兵使宣居怡、永川郡守洪季男也在六月十九日从晋州退到咸阳，但这一记载存在疑问，因为根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宣祖昭敬大王修正实录》的记载推断，两人最迟在六月十六日就已经退出了晋州。
[8] 又据明人诸葛元声的《两朝平攘录》记载，顾养谦接替宋应昌出任经略之后，派胡泽出使朝鲜。胡泽从朝鲜带来了小西行长的亲笔书信，顾养谦从中发现了日本要求和亲的蛛丝马迹，对此起了疑心。然而谢用梓、徐一贯与沈惟敬合谋，竭力向顾养谦隐瞒日本求亲的事实，并将日本求亲曲解成日本要求停止战争。沈惟敬甚至想效仿汉、唐之事，找一个宗室女子（非皇帝之女）嫁去日本。顾养谦严厉要求他们在朝中不得妄言和亲之事。由此来看，沈、谢、徐三人正是秉承了宋应昌的意向，替他隐瞒真相。
[9] 许晋是另一名朝鲜使者，他成功地出使了明朝，将朝鲜陈奏的相关文书送到了明朝兵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