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分兵为左、右两军之后，朝鲜庆尚道右兵使金应瑞为刺探敌情，派遣麾下郑玉寿潜入日军占据的昌原（属庆尚道）。郑玉寿带回了日军贴在路旁的公告榜文，上面写有日军分道进兵的路线规划：
八月三日，发自各阵，水陆五道，直犯大明。（加藤）清正领兵十万，由密阳向草溪、居昌。（锅岛）直茂等领兵三万，由金海、昌原向晋州。（长宗我部）盛亲等领二万兵，由南海、兴阳，向罗州荣山浦。（小西）行长、（宗）义智、（岛津）义弘领数十万兵，由巨济、南海，向求礼。（寺泽）正成、甲斐守（黑田长政）等领五万兵，由光阳、顺天、求礼，十五日皆会南原、全州。战将凡二十七，军兵六十万。或向忠清，或指京城，或由庆尚左道还下。（《乱中杂录》）
侵朝日军公然将分道进兵的路线规划贴在路旁，还被朝鲜人取去，应是刻意放出消息，通过炫耀武力的手段震慑朝鲜人、明朝人，达到瓦解敌人士气的目的。日军在公告书中故意夸大自身兵力，还夸张地说要直犯大明。
从八月三日开始，日军左、右两军大举进兵，水、陆并进。庆尚道的密阳、金海、镇海、巨济等地，在这一天遭到日军兵火荼毒，升起了漫天硝烟。当天，日军最远打到了晋州，并攻陷了此城。[5]
八月四日，日军左军先锋小西行长等部入侵庆尚道的泗川、南海岛，沿途纵火。日军右军先锋加藤清正等部在同一天攻下庆尚道的咸安、草溪。
八月五日，日军左军的岛津义弘等部将船只停靠在庆尚道沿海的昆阳、金鳌山下以及露梁等处，沿途搜山杀戮，烧光了公家和私人宅邸。岛津军的先锋经过庆尚道西南沿海的河东，船只驶入通往全罗道的河流蟾津江[6]。
日军左军中，有一个叫作庆念的从军医僧写了一部日记，名为《朝鲜日日记》，记载了他在朝鲜战场的所见所闻。八月五日这一天，庆念见证了日本军兵的残暴掠夺行为，他在日记中写道：
在战船开始战斗之前，我方部队就行动了。他们杀人夺物，其惨景不堪入目。本无罪过之人的财宝，为何掠夺？
这一天，朝鲜庆尚道各地守将吓得望风逃窜。晋州牧使放弃了鼎盖山城，庆尚道右兵使金应瑞放弃了岳坚城，逃到陕川。作为朝鲜最高统帅的都元帅权栗逃到了星州、金山之境，都体察使李元翼逃到了金乌山城。（《宣祖昭敬大王实录》）
八月六日，日军左军将船只停靠在庆尚道南部沿海的岳阳，沿海20多公里内，日军的船只遍布海面，逼近全罗道求礼。求礼作为全罗道的门户，位置极其重要，然而求礼县监李元春吓得不敢抵抗，直接弃城而逃，向北方的南原逃去。被重新起用为朝鲜三道水军统制使的李舜臣当时也在求礼，但由于没有船只抵抗，他逃到了全罗道西南方的珍岛碧波亭。（《乱中杂录》）
此时，被明军副总兵杨元抓捕的沈惟敬已被押送至辽东，但他仍然记挂着让日军撤兵。当他听说朝鲜的情况非常危急，便想办法派出他麾下的牛把总带上5名家丁、1名翻译前往小西行长所在的营地，试图劝说日军退兵。
八月七日，牛把总在朝鲜南原府的军官带领下，抵达了求礼城外。日军左军的先锋部队这一天即将侵入求礼城，正在城外作乱，但看到明将的标旗后立即停止了暴行。牛把总要求见小西行长，但小西行长此时不在求礼，而是和岛津义弘等人在庆尚道的岳阳。于是牛把总一行人又赶到了岳阳，与小西行长、岛津义弘等人会面，将沈惟敬的意愿转告，宣谕日军退去。但是小西行长告诉牛把总，关白命令诸将必要攻陷全罗道，势难中止，所以难以答应这一要求。牛把总不得已，只能回去复命。临行前，小西行长馈赠给牛把总金、银、刀、剑。（《乱中杂录》）
就这样，沈惟敬的调解尝试以失败告终，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行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沈惟敬在北京街头被处以斩首之刑，结束了他充满争议的一生，给后世带去了无数猜测与争论。
再说回朝鲜战场，在庆尚道岳阳停留了一番的岛津义弘等部队继续出发，入侵全罗道求礼，并毫不费力地将其占领。岛津军的先锋从求礼出发，侵入南原境内，焚烧村舍。跟在日军左军队伍中的庆念在《朝鲜日日记》中写道：
无论是田野、山里还是城内，全都被烧光了，遍地尸首，妻离子散，这一次看到了如此悲惨的景象。田野与山谷，烧毁成废墟。武者的声音，宛如修罗场。
从庆念的日记来看，日军左军这一天在全罗道到处屠杀朝鲜人。不独日军左军如此，日军右军当天也在庆尚道做出了同样的暴行。同一天，日军右军先锋加藤清正等部入侵庆尚道的昌宁、草溪、陕川、三嘉，沿途大肆展开屠杀，无数朝鲜百姓被害。（《乱中杂录》）
为了稳定军心，坐镇全罗道南原城的明军副总兵杨元与朝鲜接伴使郑期远、南原府使任弦一道出城，先发兵南原城外的驿站源川院，又发兵求礼城北面的山头宿星岭。他们隔着宿星岭与日军遥遥相望，在山头巡视一番后回到了南原。然而，杨元的出兵巡视并没有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当天晚上，南原城内的朝鲜将士纷纷逃向城外。
日军左、右两军洗劫庆尚道、全罗道时，许多朝鲜将领、官吏逃散一空，不敢抵抗。即便是明军高层、朝鲜国王下令他们抵抗，他们也不曾理会。甚至有朝鲜将领与日军私相往来，约定彼此互不侵犯。明朝御倭经略邢玠在上奏给明神宗的《直陈朝鲜情形疏》中直斥这些朝鲜将领的无耻行为：
李元翼、权栗、成允文等该国将兵之官也，今各避于极东一隅。经理（杨镐）牌催而不应，国王督发而不理。而李元翼领兵一枝与清正往来私通，经过彼此，俱不相杀，此已足骇异矣。
邢玠的这一指控，并不是毫无来由。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当时朝鲜都体察使李元翼驻兵在庆尚道的星州，都元帅权栗驻兵在星州南面的高灵。星州和高灵所处的位置非常微妙，都在加藤清正八月七日洗劫的庆尚道昌宁、草溪、陕川的北面，但是加藤清正却没有领兵北上，对这两个地方继续动手，而是“从陕川、草溪等处，并趋南原”，直接向杨元所在的全罗道南原方向进兵。其中缘由，恐怕正如同邢玠所说，部分朝鲜将官已经与加藤清正私下相通，约定彼此互不相杀。正因为朝鲜将领的不作为，甚至与日军暗中勾结，才让南原城前线的庆尚道、全罗道防线顷刻奔溃，任由日军长驱直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