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天，佩奇上六年级，有一天，老师给全班同学布置了一项任务，要他们在谷歌地图上找到自己的家。佩奇从学校回到家，在家里的笔记本电脑上把自己找到的地方拉大。一个相当于他们家房子八倍大的黑洞赫然出现在马路对面的山顶上。它看起来像个池塘：表面反光，好像装着某种湿乎乎的东西。池塘周围停着几辆拖车，旁边还有另一个小坑。池塘的边缘似乎有一些超大的黑色塑料垃圾袋。网络不太好，图像有些模糊。斯泰茜看得不是很清楚，但可以看到池塘表面漂着一些白色的圆点。她想知道这些圆点是什么。
进入深秋，白天越来越短，斯泰茜从医院下班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她在后门脱掉那双上班不得不穿的白色布鲁克斯运动鞋，尽管已经过了九个月，动过手术的那只脚依然隐隐作痛，她担心伤口恢复得如此缓慢和自己一直暴露于化学污染中有关。没来得及把手术服换下来，她就仔细研究起那一大堆尿检结果来。她用黄色的荧光笔标出自己认为可能有问题的地方和不明白的地方。尽管网上相关的医疗信息不多，她还是仔细查找并尽可能地做出分析。几乎找不到什么可靠的信息。当时尚处于马塞勒斯热潮初期，行业认可的医学研究尚不成熟，更不用说发表了。为了了解砷等金属对孩子健康的影响，她找遍了疾病控制中心网站。网上的信息令她感到不安。孩子们由于身量小且神经系统正在发育之中，接触后受到不利影响的风险更高。
另外山脉公司提供的水质检测也无法让斯泰茜放心。虽然公司声称为保证业主得到客观公正的检测结果，他们聘请了独立实验室来进行检测，但斯泰茜仍担心检测结果可能并不那么客观公正，因为是山脉公司花钱雇的他们。斯泰茜自己雇了一个水文学家鲍勃·法戈。法戈不太了解油气污染，但他教会了斯泰茜如何快速检测井水中是否含砷。他让斯泰茜在一天的不同时段，把一张纸条放入井中，如果水里含有砷或者其他金属，纸条会变色，就像pH试纸一样。斯泰茜定期到地下室去检测，结果通常显示水里含有少量砷，但并不严重。法戈解释说，这只是一部分问题。所有这些样本只能代表某个时刻的情况，就跟照相一样。为了弄清蓄水层的工作原理，斯泰茜从克里斯的书架上取出一本大学课本。她一直以为地下水是待在地下静止不动的，就像池塘一样。但她后来发现蓄水层更像是一条地下暗河，水一直在流动。如果砷含量高的水流过她却恰好没检测到呢？如果她的检测方法过于原始，无法体现真实情况呢？
法戈跟斯泰茜说，他怀疑砷不仅存在于水中，还存在于空气中。这可能就是她和孩子们一直感觉不舒服的原因。或许，他们在洗澡时还吸入了砷化氢。
斯泰茜把这些疑虑讲给医院的护士同事听。两年来，她的同事们一直在听她讲述哈利的病情，也亲眼见过哈利到急诊室时脸色灰白、身体蜷缩的样子。一起工作的其他护士都束手无策，就连那些有同情心的医生也不知道该怎么帮斯泰茜。没人了解这些深井。普通的浅层气井并不复杂，一个周末就可以把磕头机安装好。现在一些农场还有这种气井。但是当时对这个行业的认识不足，除了护士同事凯莉·塔什和在附近的高级外科医院管理手术器械的妹妹谢莉之外，斯泰茜不知道该向谁求助。
凯莉和别人换了班，以便有时间和斯泰茜讨论哈利的病情。凯莉和斯泰茜关系很好。自从凯莉在医院的老年病房照顾过斯泰茜的祖父母之后，她们两人就成了密友。后来凯莉转到监护室，还成了三个调皮男孩的继母，斯泰茜帮着她适应新的工作和为人父母的角色。现在反过来，凯莉成了斯泰茜的情感支柱。她给斯泰茜发短信和电子贺卡鼓励她。“友谊不在于认识的时间有多长，”其中一张写道，“而在于她来到你身边就不再离开。”
谢莉已经习惯了帮姐姐平衡生活和工作。斯泰茜在卫校上课时，谢莉就会把哈利和自己的两个孩子放在一起照顾。现在，当斯泰茜需要把尿样送去福克斯医生的诊所时，谢莉就开车送孩子们去四健会，还和老爹一起去给斯泰茜的动物运水。谢莉自己的情况也不是很好：她在骨科医院里全职工作，身患糖尿病，正痛苦地挣扎在即将破裂的婚姻中。但斯泰茜需要时她总是会出现，她认为姐妹之间就应该这样。谢莉一直不停地询问和她一起工作的医生，是否认识什么人可以帮她姐姐的儿子一把，后来终于有个骨科医生给她介绍了一个华盛顿县人，这个人名叫罗恩·古洛。
古洛住在距离和睦镇一小时车程的芒特普莱森特镇区，那里是山脉公司租地和钻探活动的中心。2004年，山脉公司就是在那里用压裂法打出了华盛顿县的第一口气井。古洛家农场上的气井属于最早开挖的一批，但是事情并不如他预想的那样。他正在和山脉公司打官司，从池塘里的死鱼到工人们在他的树林里大小便，他和山脉公司之间存在无数矛盾。随着对压裂法的讨论日趋激烈，古洛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因此当斯泰茜给他打电话时，她发现他没完没了地唠唠叨叨，自己几乎不可能把电话放下。古洛开始给斯泰茜打电话，告诉她宾夕法尼亚西南部一群记者带来的最新消息以及他们的要求。记者的到来是天然气热潮出现的一个征兆。斯泰茜拒绝了他的邀请。她不想成为一场更大的反压裂法抗争中的焦点。她不相信那些有着自己计划的陌生人。
而且，在她成长的地方，没人喜欢老是抱怨的人。斯泰茜心里很清楚，和睦镇最体面的居民拿到了利润丰厚的租约。而她最担心的是如果她站出来公然反对山脉公司，他们会把她的“水牛”收走。没了“水牛”，她和孩子们就得搬家，然而他们没有地方可去，没钱支付1,200美元的按揭贷款，也没钱支付另一套房子的租金。
古洛介绍斯泰茜认识了芒特普莱森特一户和她有相似遭遇的家庭。斯蒂芬妮和克里斯·哈罗维希有一个十英亩的农场，并在农场上建造了自己梦想中的房子。但是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有毒垃圾场。他们有两个孩子，6岁的阿莉和9岁的纳特，也是头痛和流鼻血，和哈利与佩奇的症状相似。哈罗维希夫妇认为，是一个和斯泰茜家附近那个相似的废料池和他们家农场上的压缩机站引发了这些问题。两年以来，他们一直准备搬家，但没有人愿意买他们的地。
我们家陷入了困境，斯蒂芬妮·哈罗维希对斯泰茜说。在深夜通过几次电话之后，两人成了好友。除了忍受病痛的折磨，哈罗维希一家还因为公开反对给当地带来丰厚收益的行业而遭到排挤。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们起诉山脉公司，现在，他们正深陷在这桩有争议的诉讼案中。最终，为了能搬走，哈罗维希夫妇把房子卖给了山脉公司，并以750,000美元和公司达成和解。作为交换条件，哈罗维希夫妇签了一份禁言令，终身禁止父母和两个孩子对马塞勒斯页岩或压裂法发表评论。虽然双方已经和解，但是《匹兹堡邮报》向法院要求将协议的内容公开，并赢得了法庭的同意。协议公开后立即引发全国范围内对第一修正案中儿童权利的热议，最终，一位山脉公司的新律师撤回了之前禁言令也适用于孩子的声明。
在和睦镇，没人会说斯泰茜和她的两个孩子是赚了钱就走的外来者。他们不会走。他们要在这里熬着，就像和睦镇和繁荣镇的居民一直以来对待采掘业那样。他们让公司送水来，自己则稳稳地待在家里的农场上，等山脉公司滚蛋。从现在开始，她要留下来继续战斗，尽可能快地收集证据。
在贾斯塔布里兹，沃尔斯夫妇也有自己的麻烦要解决。贝丝和约翰住在废料池山下800英尺处。（黑尼家距废料池1,530英尺，几乎比沃尔斯家离废料池的距离远一倍。）沃尔斯家的饮用水也来自耶格尔井场流出的地下泉水。他们自己以及家里的马和狗都喝这些泉水。那年年初山脉公司开挖废料池之后，沃尔斯家的水量直线下降，后来只剩涓涓细流——“就跟洒水一样。”贝丝说。她给山脉公司打电话反映情况，山脉付钱让迪安氏送水过来，同时还出钱让贝丝和约翰打了一口新井。但贝丝不太相信这口新井的水质，他们自己做了检测后发现，井水里大肠杆菌严重超标。“水牛”送的水根本不够沃尔斯家的21匹马喝。因此，贝丝经常待在地下室里，看着地下室墙上挂着的约翰的马蹄铁艺术品——一个写着“信念”的十字架，以及阿什莉的奖杯。她不停地给买家和拍卖会打电话，直到为这15件纪念品找到买主。
那年秋天，贝丝的拳师犬斯莫克和普雷斯莉各生了一窝小狗。其中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狗天生腭裂，吃奶困难，奶汁总是流进肺里。小狗最终死了。贝丝做了七年饲养员，从未见过这类先天缺陷。她用一个塑料袋把小狗包起来，放在地下室的冷冻柜里。她希望对小狗进行尸检，找出他身体畸形的原因——可能是接触有害物质后导致的基因突变。但卡明斯的死让她了解到这类测试的结果尚无定论，而且还要花费2,000美元。现在，除了卡明斯，约迪和这只小狗仔的死促使贝丝再次给山脉公司打电话，告诉他们动物正陆续死亡，以及她担心它们是乙二醇中毒。山脉的员工劳拉·罗斯米塞尔随即打电话给贝丝的兽医，告诉他，山脉公司在压裂法开采中并未使用乙二醇，兽医把她的话记录下来。得知山脉公司未经她同意就给兽医打电话，贝丝大发雷霆。贝丝认为这是在暗中损害她的合法权利。而且，事实证明，罗斯米塞尔错了。
这件事让贝丝陷入深度怀疑。走投无路的贝丝只能不停地给处理这类投诉的政府部门环保部打电话。自1995年成立以来，环保部的主要职责就是执行宾夕法尼亚的环保法。十年来，这个部门一直处于人手不足和资金匮乏的状态。从2008年开始，情况变得更糟。环保部的缺陷预示着公共贫困这个更大的问题。受经济大衰退的影响，宾夕法尼亚州面临着16亿美元的预算缺口。州长埃德·伦德尔，一名民主党人，将环保部217,515,000美元的预算削减了27%，为史上最大削幅之一。州长还把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部113,369,000美元的预算调低了19个百分点。该部门主要负责州立公园和森林的养护。为了填补预算缺口，他还出租公有土地的油气权。州政府在三笔交易中一共租出了138,866英亩土地，进账4.13亿美元。这标志着宾夕法尼亚近代史上最大规模公共资产抛售的开始。
环保部对居民投诉的处理也非常糟糕。沟通不力，一拖再拖，检测报告含糊不清——环保部未能履行保护公众这个最基本的职责。检察长在2014年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这些问题无疑降低了公众的信任度。”由于当下的天然气热潮，环保部收到了无数的钻井申请。他们几乎从不回绝。从2005年起收到的7,019份钻探申请中，政府只拒绝了31份。
尽管贝丝一再敦促，斯泰茜还是很少给环保部打电话。上班时，偶尔会有30分钟的午餐时间，她赶紧用这段难得的空闲给医生回电话。她不想浪费时间给环保部的人打电话。因为即使打了，也不会收到任何答复。公平地说，健康问题超出了他们的职责范围，因此她只能靠自己。斯泰茜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把取尿样的杯子发给孩子们，然后穿着睡衣去做没有说服力的水质检测。她跟新朋友斯蒂芬妮·哈罗维希说，自己需要更多帮助。哈罗维希建议斯泰茜报告联邦政府。如果环保部不能履行职责，那么也许国家环保局会介入。他们管的范围更宽，权力似乎也更大。1970年，尼克松总统和国会成立环保局的目的就是“联合治理”跨州界污染。从那时起，环保局的职责便无所不包——从制定大规模清理整顿的基本准则到调查严重的环境罪。
斯泰茜不确定是否想让或者需要联邦政府的官员在自己家里走来走去。她相信和山脉公司直接协商更有把握把事情处理好，因此她一直在等。至少他们现在已经有了干净的饮用水。她和孩子们喝的是餐厅门外“水牛”里的水，但需要更多的水来喂牲畜，因此老爹一直在帮她运水。但有时运水的速度跟不上需求，动物们就开始喝污水。
十一月底，布茨即将分娩，斯泰茜准备把小山羊送到山上的披屋去养。布茨开始宫缩了，但是生不出来，斯泰茜只好把手伸进去将小山羊拉出来。第一只断成了三截，第二只完好无损。平安夜那天，布茨开始抽搐。圣诞节当天拆完礼物之后，斯泰茜和孩子们去看布茨。布茨依然在抽搐，斯泰茜用一条毯子把她包起来抱到屋里。斯泰茜请来兽医，医生给布茨开了类固醇、止痛药和抗生素。但是这些药都不起作用。圣诞节后的那天，兽医来给布茨实施了安乐死。
布茨的离去让全家心痛。76.60美元，斯泰茜在笔记本上记下。她开始记录这次的磨难所带来的每笔开支，有情感上的也有金钱上的。布茨的死是个转折点：斯泰茜同意和联邦政府合作。第二天，斯蒂芬妮·哈罗维希把环保局的刑事侦查员马丁·施瓦茨带到斯泰茜家。施瓦茨秃顶，是一名退役军人，当了25年警察。他解释说自己的工作和警探差不多，通过情报、采访、搜查令和传票搜集证据。和州政府的环境督察不一样，施瓦茨随身带着一把枪，这让斯泰茜感觉环保局办事严肃认真。施瓦茨坐在斯泰茜家的厨房里，他发现斯泰茜是个诚实可靠的人。“身为一名警察，你对人有一种直觉，”他后来说，“她不是江湖骗子，也不是那种环保狂人。”而且她还是一名护士。然而问题不在于斯泰茜说的是否属实。施瓦茨不太确定斯泰茜的话中有多少经得起验证。他对斯泰茜说，就拿动物生病来说，通常都有太多的环境因素，从而难以确定中毒和疾病之间有真正的联系。
12月27日一早，斯泰茜用一张床单把布茨包起来，放进庞蒂亚克的后座，然后开车三个小时，来到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虽然知道检查结果很难定论，但她还是想试一试。而且这次州立大学会付这笔钱。结果显示，布茨的血液中寄生虫的数量极高，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动物感染寄生虫有很多途径，但斯泰茜知道，这种情况在金属中毒的动物身上很常见，因为动物骨骼中的钙被金属取代，致使免疫系统再也无法抵御感染。
拿到布茨的检查结果后，斯泰茜将它们放在越来越厚的活页夹里，作为提交给联邦政府的证据。由于哈罗维希夫妇再也无法公开谈论他们的遭遇，恐怕和睦镇发生的一切只能由斯泰茜来揭露了。也许她可以悄悄地进行：受到关注只会带来麻烦。哈罗维希一家的遭遇使她明白了这一点。一想到要暴露在公众面前并且发起抗争，斯泰茜就感到害怕。从现在开始，她将在那本圆点日记本的角落里记下兽医的账单和共付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