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星期天，斯泰茜就会把牛奶罐装满水，给下十里长老会教堂送去。她和谢莉的孩子们是家族里第五代在这个教堂受洗的人。教堂的井水被死去的教区居民尸体中渗出的福尔马林给污染了。墓园里，薄薄的花岗岩石板讲述着和睦镇十几代人的故事。在过去的250年里，和睦镇的居民曾经相依为命，他们一边抱怨家族或社区的义务，一边砍柴、割草，或屠宰当季的猪。这些故事打破了拓荒者独来独往的神话。在这里没人能独自生存。
撒迪厄斯·多德牧师也埋葬在这个墓园，墓碑上已长满苔藓。多德于1777年从普林斯顿来到这里，他的祖上是清教徒，他自己则是一名热情的长老会教徒。虽然身患风湿病，但是为了建教堂和帮助处境艰难的移民，他带着妻子和襁褓中的儿子，六次从新泽西艰难地翻越阿勒格尼山脉。这里的大部分移民是1773年来的，只比他早四年，当时有15到20个家庭从新泽西迁移到这里。他们和一些欧洲移民以及贝恩五兄弟住在十里溪定居点，这里就是后来的和睦镇和繁荣镇。
十里溪并非人迹罕至，这里有一条颇为繁忙的小路，与明戈路平行。明戈路是古代一条贯通东西的要道的一段，这条要道后来成了美国联邦公路（国道）。十里溪也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拓荒者正在和原住民打仗。肖尼人和特拉华人会在森林里猎熊、野牛、麋鹿、火鸡和鹿。多德的日记中记录，定居点以西大约半英里处有一个特拉华人的村子，叫作“安纳瓦那”。
1773年移民们差不多刚到这里，就遭到特拉华人的袭击，被赶了出去。移民们不久后返回，这一次他们建造了带有枪眼的木堡垒和有尖刺的木栅栏，以防御每年春天冰雪融化时美洲原住民的袭击。
这群困境中的人亟须精神上的指引。多德给婴儿施洗，并在堡垒中宣讲个人救赎的必要性。他呼吁人们摈弃罪恶，并用生动的色彩唤起人们对地狱烈火的恐惧。多德是大觉醒运动的热情支持者。大觉醒运动是一场始于18世纪40年代，席卷欧洲和众多殖民地的新教运动。那时人们对救赎的需要和对天堂的渴望极为迫切。死亡的阴影笼罩在人们心头。大觉醒运动在道德和精神上把移民对原住民土地的占有合理化。扩张成为上帝的旨意。
对土地的争夺还导致移民的分化。这也是威廉·佩恩的遗留问题。威廉·佩恩是贵格会信徒、和平主义者。1681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把2,900万英亩的土地赐给了佩恩。佩恩把这个新世界视为建立一个和平王国的神圣试验。作为这一神圣契约的一部分，佩恩认为应该从美洲原住民手里购买，而不是窃取土地。对于美洲原住民而言，他们不必相信个人可以拥有土地。佩恩和科内斯托加人签署了一份土地条约，规定双方“今后将永远同心同德，相亲相爱，和睦共处，如一家人”。
费城的贵格会精英和急需土地的“边地居民”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后者为了获得土地不断向西挺进。1763年12月，一群名为“帕克斯顿小伙”的拓荒者屠杀了科内斯托加的男人、女人和小孩之后，向东来到费城，要求获得土地所有权和代表权，并要求严惩美洲原住民。帕克斯顿小伙抵达费城时，本杰明·富兰克林听取了他们的诉求，最终成功让他们返回边境，没有引发费城街头的暴力冲突。
然而，边境的暴力事件却在不断增加。边地居民不顾贵格会的反对，执意西进。他们把自己名字的缩写刻在树上，他们用“印第安战斧权”强占了强大的六族联盟[1]世代共同拥有的土地。此时的殖民地总督、威廉的孙子约翰·佩恩想努力控制移民。1768年2月，他公布了殖民地历史上“最可怕的法律”。佩恩宣布：“未从印第安人手中购买土地所有权而在本省[2]定居的任何个人或群体，如果不遵守且拒绝搬走的话……将被判处死刑，神职人员也不例外。”
那年冬天，佩恩派殖民地官员到非法定居点去执行新法。但那些侵占土地的人无视死亡的威胁，拒绝离开。同年春天，移民们还在继续侵占更多的土地，六族联盟的酋长托合尼萨加拉瓦向佩恩抱怨说：“兄弟，看到你的人未经知会或允许就在我们的地盘上住下来，我们深表遗憾。”
将近十年后多德来到十里溪时，法律已经变了，最终，移民们被允许在边境拥有自己的土地。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向西部，小规模冲突愈演愈烈。独立战争使移民和美洲原住民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糟。许多原住民本指望英国人会比那些残暴的殖民者好相处一些。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甚至向原住民承诺，英国会在战后保障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因此许多原住民倒向了英国一方。西部边境是独立战争中最血腥的战场之一。一名原住民酋长说，假如他们的人有办法把移民们对妇女和儿童所做的事公之于众的话，那么被称为野蛮人的就不是美洲原住民，而是这些移民们。
独立战争过后，边境地区一片疮痍。许多拓荒者本来就穷，又因为整修房屋而债台高筑。他们在战争时当兵，又陷入宾夕法尼亚与弗吉尼亚之间持续不断的边界纠纷之中，这纠纷直到1780年才彻底解决。当这些负债累累的退伍老兵回到华盛顿县时，发现自己的房子已经被美洲原住民烧了。
作为回应，这些来自华盛顿县的人开始了一连串的报复性杀戮。1782年，不久将当选华盛顿县警长的戴维·威廉森带领一帮人越过俄亥俄河，在一个由摩拉维亚弟兄会传教士建立的村子里，把96名皈依基督教的原住民重击致死，其中包括39个孩子。一些民兵反对这种屠杀行为，而另一些像内森·罗林斯一样的人——他的父亲和叔叔死于美洲原住民之手——则成了袭击的领导者。用印第安战斧砍杀19个人之后，罗林斯“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一名目击者这样写道。罗林斯“说即使这样也抵消不了父亲和叔叔的死”。
正是在如此血腥的背景下，撒迪厄斯·多德努力使十里溪的社区变得文明起来。他开办了“木屋学校”，向男孩们传授拉丁语和古典文学。除了建学校和教堂，多德还建了一座漂亮的木屋。这座房子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有两层楼和三个壁炉：一个用来做饭，一个用来取暖，还有一个在地下室。1785年，他们在木屋旁边挖了一口公共水井，现在那口井依然在那里，上面盖着一个圆形的木盖。水井为村民们提供了用水，也带来了安全，因为妇女和儿童不必再冒着受到袭击的风险单独到下面的小溪去打水。这口井除了满足实际需求之外，还有精神上的作用。那年的9月7日，撒迪厄斯·多德牧师在宣讲《以赛亚书》41:17时念道：“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
边境的退伍老兵准备重建家园时才发现，他们当兵服役的工资要么还没结，要么收到的是代金券而不是钱。代金券很晚才发，等他们拿到时，已经变得几乎一文不值。边境居民陷入更深的经济危机之中。
威士忌反而成了最有用的货币。大多数农场都有小型蒸馏器，这种烈性酒可以用来支付房租或者工钱，还可以向东翻越阿勒格尼山脉，运往费城和纽约。在山区运谷物既费劲，成本又高，根本划不来。威士忌则没有这方面的麻烦，而且利润可观。
1791年，在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支持下，联邦政府开征威士忌税，旨在帮助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还债。汉密尔顿还希望借此机会帮助大型酒厂把小型的乡村酒厂挤出去。汉密尔顿的这个想法不太高明，遭到华盛顿县居民的激烈反对。当联邦政府的税官来收税时，“威士忌暴民”往他们身上涂焦油，沾上羽毛，还捣毁了那些与税官合作者的酒厂，最后华盛顿总统不得不亲自召集一支将近13,000人的队伍，前往西部。
因为生病再加上对冬季的严寒天气准备不足，华盛顿不得不中途折返。大部分士兵则继续向前，去华盛顿市内捉拿“威士忌暴动”的首领戴维·布拉德福德。但是布拉德福德早就逃跑了，他迅速沿着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华盛顿的士兵确实抓住了几个暴动首领，并把他们送至费城，但这些人最终都获得赦免。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现任总统率军镇压自己的民众。
每年春天，这股反联邦主义的精神就会洋溢在华盛顿市内，届时，人们将扮演“威士忌暴民”，在乔治·华盛顿的雕塑下举行游行。这座雕塑现在依旧矗立在县法院的房顶上，带着忧虑的目光。游行队伍会经过闲置的临街店面、一家名为“爆米花威利”的小餐馆、停车场旁为纪念“威士忌暴民”而立的几个不修边幅的男子的塑像，以及舒倍生诊所对面、他们的首领戴维·布拉德福德的故居。活动的高潮是美格威士忌在乔治·华盛顿酒店举办的宴会，主办方会在酒店大堂摆上一个巨大的充气的威士忌酒瓶。现在宴会的举办地改在希尔顿花园酒店。
庆典以一种欢快的方式重新讲述叛乱。过去几年里，有几家手工酒厂在华盛顿重新开业。其中一家叫作“明戈溪工艺酒厂”，他们生产的“自由之杆烈酒”，就是以那根自罗马帝国时代起便被作为摆脱暴政争取自由的象征的木杆而命名的。当年华盛顿的军队进城时，家家户户窗口都挂出这种木杆。现在，这家酒厂品酒室的墙上，倒挂着一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画像。
[1]六族联盟：由易洛魁五大部族和塔斯卡洛拉人结成的原住民联盟。
[2]当时宾夕法尼亚是英国的殖民地，被称为宾夕法尼亚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