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发现泄漏和溢出的问题之外，令肯德拉感到失望的，还不只是山脉资源一家。截至2012年，山脉的股价已经从每股20美元涨到了70美元，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燃料发电厂用天然气代替煤炭，它的股价还有可能再创新高。山脉是一家资产十亿美元的上市公司：它有责任为股东的利益服务，在电话里和证券分析师吹嘘自己的季度利润，当然不会提废料池泄漏这些小问题了。这一点肯德拉非常明白。她不能理解的是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的角色。环保部老是出错。其中一个错误和州政府在几个井场（包括耶格尔井场）做的空气研究有关。环保部从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空气没有明显的问题。但是当肯德拉拿到原始数据后，却发现环保部的计算有严重错误，她重新计算了一遍，发现里面含有大量的甲硫醇，这种气体本身是有害的，而且经常和硫化氢成对出现。当肯德拉向环保部的技术人员指出他们的计算错误时，对方承认是自己失误，并且肯定肯德拉的数字是正确的。空气和水的质量依然令人担忧。有房主抱怨石油和天然气可能污染了自己的水源，环保部为他们的水质做了检测，但是当肯德拉查看这些检测报告时，却发现里面的资料少得可怜——“真是开玩笑。”她说。
2012年秋，肯德拉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更大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下，环保部给人们发送的报告内容非常有限，从而有意地误导他们。问题主要出现在那些有潜在危害的金属上。环保部的水质检测员到某户人家检测水质时，他会把提取的水样交给实验室，等检测结果出来，再在电脑里输入一个代码，获取这些报告。但是他拿到的报告并不完整。环保部的检测和他们给房主的报告之间有偏差。环保部的实验室检测了24种不同的金属，然而报告上只有8种。铜、镍、锌、铬、硼、钛、钴、锂——所有这些都可能有害并且和钻探产生的污染有关。但是，假如某户人家的水源中检测到这8种化学物质中的任何一种，房主看到的报告上却不会显示。
假如环保部是家企业，那么肯德拉将按照公司法起诉它犯了欺诈罪。但环保部是一个政府部门，一开始肯德拉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觉得自己除了引发争论之外别无他法。她写了一封公开信，指责环保部向公众隐瞒重要的结果，并将这封信寄给了当时的环保部部长迈克尔·克兰瑟。克兰瑟部长毫不隐瞒自己对石油和天然气的立场。他认为身为环保部部长，自己有责任推动钻井的进行。“不管怎么说，我的工作就是确保天然气得到开采，而且开采顺利。”他在上任的第一天说。2013年辞职后，克兰瑟回到私人律师事务所，成为一名油气行业的律师，山脉就是他的客户之一。
2012年11月，《纽约时报》报道了肯德拉发现环保部隐瞒井场附近存在有毒物质的事，消息顿时在全国传开。环保部立刻否认了指控。环保部的发言人凯文·森迪称肯德拉的说法“骇人听闻”。环保部还出了一份声明，称这封信是“一名原告律师试图误导公众，操纵新闻报道的卑劣做法，目的是为了在媒体上打官司而不是对簿公堂”。按照环保部的说法，检测的方法符合标准，与其他州的检测方法也大同小异。山脉资源的马特·匹兹雷拉——他曾经公开宣称史密斯夫妇是“唯利是图的低级律师”——也同意这种说法。“他们绝对一个案子也没有，他们也知道，这就是他们选择在媒体上辩论的原因，”他说，“我们将继续坚决捍卫我们的业务和声誉。”
华盛顿民事诉讼法庭是一座有着半月形柱廊的宏伟的石头建筑。乔治·华盛顿的雕像依然屹立在穹顶的上方，他俯瞰着这座城市，同时小心翼翼地等待着三月份一年一度的“威士忌暴动”重演。和县里的大部分地方一样，华盛顿法院最开始只是一座小木屋，但它见证了繁华的过去。法院前方有一块地长期被用作办理“尽快保释保证书”业务的专用停车场。
2013年1月29日，当黑尼起诉山脉一案首次开庭时，穿着黑色长裤套装一头鬈发的肯德拉，看到至少十几名公司辩护律师出场，他们代表的分别是山脉资源、为井场提供一部分化学品的哈里伯顿公司，以及其他15名当事人。那天，有几名被告认为此案和他们无关，不应该把他们牵涉进来。
法庭的墙壁被漆成了红色，黑色的木凳类似教堂的长椅，此时如果有人漫不经心地从后面看过去，他可能会以为这个被一群西装革履的男人围在中间的小个子女人遇到麻烦了。其实不是。
肯德拉并非坐在法庭前排的唯一女人。那天，华盛顿县的首席法官黛比·奥戴尔·塞尼卡听取了双方的观点。年届六十的奥戴尔·塞尼卡是华盛顿县的第一位女法官，她当法官已经22年。肯德拉知道这名法官审判过石棉案，这意味着她熟悉化学品危害的基本原理。这使得肯德拉在深入浅出地解释复杂学科时要容易许多。但是那天肯德拉不用对此做出解释，取而代之的是她不得不说服奥戴尔·塞尼卡，为什么这些被告对她的当事人负有责任，因此不应该被排除在案件之外。
被告的论点集中在对严格责任的解释上。哈里伯顿的律师认为斯泰茜、贝丝、巴兹及其家人并非他们产品预期的最终用户。在严格责任的条款下，公司对他们没有责任，因为他们是局外人。按照宾夕法尼亚州的法律，如果一台有问题的拖拉机的刀片飞出来，砍断了驾驶这台拖拉机的农民的头，那么可以追究生产刀片的公司的法律责任。但是如果同样的刀片飞出来砍断的是邻居的头，那么刀片公司则没有责任，因为邻居并不是他们产品预期的最终用户。管道公司红橡树水务被控犯有疏忽罪，他们的律师秉持的观点与此相似。他们的临时管道是否冻裂，并使化学品泄漏到住户上方的坡地里，这并不重要。泄漏并没有发生在原告的住地，而史密斯夫妇也没有在他们的案情摘要中引用任何案例，证明管道公司对“远处的人”负有责任。
允许山脉资源通过他们的“全接”系统修改水质检测报告的独立实验室“美国检测”，他们的律师所做的陈述也与此类似。黑尼一家、沃尔斯一家和基斯卡登一家都没有付钱给“美国检测”，因此不是他们的客户。而山脉资源是他们的客户，因此这家公司有权对“美国检测”提供的报告做任何修改。
这一切都在肯德拉的意料之中，她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不管她的当事人是否是局外人，他们已经受到这些公司的伤害。这些公司都有自己的职责。他们违反了职责，损害了他人的健康。伤害已经发生，她说：“局部皮肤增厚、鼻孔和喉咙起泡，再加上他们体内发现的各种毒素，苯、甲苯和砷，这些都是当事人未来生病的原因……问题不在于他们将来是否会生病，考虑到他们体内的毒素，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这些原则同样适用于那些自称独立的水质检测实验室。他们的雇员接触过她的当事人，他们造访过她当事人的家里。他们有责任提供完整的检测报告。他们现在不能简单地推卸责任。肯德拉说，“这不是我们的问题，这件事和我们无关，客户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是他们给报告做的手脚”这种论调，和给人一把枪和几颗子弹，再在他们面前放一瓶威士忌，然后说“不关我们的事，你想怎么做都可以”本质上没什么分别。
威士忌、子弹和枪。坐在法庭后面的贝丝和斯泰茜听到这几个词，不禁互看了一眼。听到律师大声地为她们说话，她们备感欣慰，这证明了她们确实存在，而且肯德拉比她们想象的还要不好惹。
“肯德拉个子虽小，说话却很有分量。”贝丝说。斯泰茜和贝丝相隔一排，坐在几乎空无一人的旁听席上，陌生人不会把她们俩联系在一起。斯泰茜的双臂交叉在前，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她意识到自己正是法庭前面双方激烈辩论的对象。贝丝则刚好相反，她似乎很喜欢在那本新买的笔记本上涂涂写写，恨不得把每一分钟都用来记录。贝丝的旧笔记本几个星期前被偷了。她的同父异母妹妹洛丽是名前科犯，曾经因被指控吸毒和卖淫而在监狱待过一段时间，洛丽来沃尔斯家参加除夕之夜的聚会，临走时，把一把装满硬币的迪安氏水务的水壶、贝丝为圣诞节准备的几口新锅，和那本笔记本也带了去。她曾打电话给贝丝告诉她这件事。
洛丽对贝丝说她把贝丝的笔记本给了山脉。这真是太奇怪了。这事可能吗？洛丽一直都在想方设法弄钱。她有可能找到对这些笔记感兴趣的其他买家吗？真是太离谱了——在外人看来可以说难以置信——但在意外频频发生的和睦镇，尤其是在贝丝·沃尔斯家周围，这种可能性却无法排除。后来，贝丝被一名山脉的律师盘问时，曾经问这名律师，她的笔记本是否在山脉手上，对方的回答是没有。
在日复一日的所有失望中，唯一一件令斯泰茜和贝丝感到满意的事是找对了史密斯夫妇。随着2013年冬天的到来，她们每个人寄托在史密斯夫妇身上的希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斯泰茜已经不再奢望州政府能保护自己。环保部是一群废物，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山脉破坏她们的水源和空气，从而导致斯泰茜和两个孩子不得不离开农场。斯泰茜对联邦政府也失去了信心。那群曾在她家走来走去的环保局调查人员好像已经成了局外人。事实证明，他们的调查没完没了且毫无结果。
我完全不知道环保局是怎么回事，斯泰茜在日记中写道，他们本应保护我们的。就连费城来的好心的卫生稽查员洛拉·沃纳也对环保局的拖沓感到失望。她向斯泰茜道歉，让她等了这么久，斯泰茜很感激她。但是她认为联邦政府不是无能就是故意行事拖拉的观点并没有改变。
过去一年中，斯泰茜对环保局的介入也越来越持怀疑态度。发现废料池泄漏后，州政府命令山脉在井场安装地面钻井监测器。检测报告出来后，他们又指出乙二醇出现的位置是在地下82英尺的深处。在肯德拉看来，污染的位置那么深，意味着压裂液已经到达了地下水。但是环保局并不打算检测她的几名当事人的水质，看看里面是否含有乙二醇或者丙二醇，尽管黑尼家和沃尔斯家的水中已经发现了小剂量的这类物质。
“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没有检测那种二醇吗？”2012年3月，肯德拉写信问环保局研究小组的负责人里克·威尔金，“在山脉所做的检测中，沃尔斯家和黑尼家的饮用水源中都发现了丙二醇。”
“我们不会检测丙二醇——我们正在研究更可靠的检测丙二醇和乙二醇的方法。”威尔金回答说。
在肯德拉听来，这句话像是遁词，目的是为了使环保局故意不去发现水里面的问题。事实上，环保局一直都在寻找更可靠的检测低浓度二醇类的方法，而且环保局的一名科学家最近成功找到了这种方法。但是据熟悉检测的人透露，油气行业正在努力阻止新方法的通过，因此环保局只好继续使用他们并不完全相信的检测方法。但是，联邦政府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因此肯德拉允许威尔金的团队返回，同时提醒他们注意：“我们和我们的全部当事人仍然希望，第二轮检测以科学为依据，且不掺杂任何的政治动机，因为我们的当事人已经被他们所信赖的、本该帮助弱小群体的政府部门所抛弃。”
肯德拉和环保局打交道的过程依然令人担忧。终于，2013年3月，里克·威尔金联系了肯德拉。由他的团队所做的黑尼家、沃尔斯家和基斯卡登家的水质检测报告出来了。但是威尔金希望在电话里说，而不是像肯德拉要求的那样，把书面报告发给他们。史密斯夫妇因此在办公室安排了三个不同的电话会议，一个是斯泰茜的，一个是贝丝的，一个是巴兹的。在每一个电话会议中，肯德拉都不停地朝扬声器问问题。电话的另一端坐着几个政府机构的成员，肯德拉认为这是他们获取技术问题答案的机会。
环保局的答案很复杂。贝丝、斯泰茜和巴兹的水中都含有化合物，这可能预示着柴油的存在，但也不一定。问题非常严重，他们谁都不能饮用自家的井水。但是政府部门的官员不愿把这些问题和钻探联系起来。他们也不会出书面报告，除非史密斯夫妇向环保局申请，而这可能耗费数年时间。肯德拉发现自己正在电话里恳求他们这么做，这使她非常吃惊，因为恳求这个词从来就不在她的字典里。如果联邦政府出具一份信函，大致说明巴兹家的水有什么问题，那么她就可以拿着这封信到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去，争取让他们给他提供新的水源。
没有这封信，她什么也做不了。卫生稽查员洛拉·沃纳建议肯德拉向联邦政府提出申诉。那将花费多长时间？肯德拉问。一年半，沃纳说。这样一来，案子就要到2015年才能结束，肯德拉想当然地认为——事实证明，她错了——案子在那之前早已结束。电话会议结束后过了几分钟，他们的扬声器响了。按照肯德拉和约翰的说法，一名卫生稽查员从自己的小隔间打来电话，再次向他们强调巴兹家的水千万不能喝。但是，后来我直接联系这名稽查员，向他求证这件事时，他却矢口否认打过这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