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泰茜把最高法院的判决视为哈利和佩奇出生以来自己一生最重要的成就。虽然判决书不能给她和两个孩子带来分毫收益，但在贯穿2013年全年的经济重压之下，斯泰茜对改变公众看法所抱的希望却越来越大。到那年年底，斯泰茜的负债已经高达224,000美元，包括那辆宿营车的费用、两座房子的按揭贷款，和佩奇的英语补习费。斯泰茜把经济上的全部挫折都归咎于气井。每天都有新的事情激怒她，她似乎离自己预想的生活越来越远。她曾经如此笃信，自己的善良再加上不懈的努力，最后一定能取得成功。在斯泰茜的心中，一度认为自己和父母不同：父母每天不知疲倦地工作，仍在努力实现自己向上流动的美国梦。现在她和他们一样，无法再向上走，但这不是她的错。这种乐观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崩塌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令人痛苦的世界观。全世界都在和她作对。她每天必须应付医院的紧张工作，她得设法协调三份工作，教师、护士，以及在骨科医院与谢莉共事。谢莉最近突然变得很忙，而且非常开心。
谢莉爱上了华盛顿县养蜂协会的会长。这名会长是个善良的老人，他坚持认为谢莉不应该再住在一个冬天床边水杯里的水会结冰的房子里。他帮谢莉装了个壁炉，谢莉又回到教堂，并开始在主日学校[1]教课。谢莉成年以来第一次有了被呵护的感觉。谢莉虽然担心斯泰茜，但有时也为姐姐那种觉得被全世界不公平对待的看法感到厌倦。谢莉一点也不怀疑哈利的病很严重——她在农场闻过那种有毒的气味，见过那些黑乎乎的脏水，也感觉到头疼和头晕——但她有时希望姐姐可以放下这种自以为是的愤怒。这种战斗的心理可能会对哈利和佩奇造成伤害，使他们永远地陷于受害者心理，走不出来。
斯泰茜感到无比孤独。她和克里斯虽说已经订婚，但她背着巨额的债务，根本就不可能结婚。“我买不起婚纱，更不要说举办婚礼了。”她对我说。她想把婚礼推迟到与山脉的官司结束的那一刻，但那简直遥遥无期。斯泰茜心中依然认为自己是个和两个孩子一起生活的单身母亲，而每逢夜深人静之时，对未来的恐惧总是无法抑制地涌现出来。即使努力入睡之后，斯泰茜做的梦也泄露了她和两个孩子正在经历的混乱与动荡不安。
她梦见佩奇被困在一个装满压裂液的水箱里滚下山来。
她梦见自己买的一千美元食品突然被偷了。她哭了，因为知道自己和两个孩子要挨饿了。
她梦见自己和两个孩子走在一个废弃的郊区。一切都很质朴，但却一个居民也没有。这个地方发生过一起可怕的灾难，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得挑一间空屋子住下。
她梦见他们回到那座被污染的房子，准备尽快收拾东西离开。佩奇的朋友要来接他们，但是等他们一上车，佩奇的朋友却一直往后倒车。佩奇掉进了一个满是泥浆的洞里，斯泰茜努力想把她拉出来，佩奇大喊：“我只是想做个正常的青少年！”
她梦见自己生了个孩子。她想把畜栏收拾一下，突然意识到还没给孩子喂奶，然后畜栏嗖的一下不见了。她用奶瓶给婴儿喂奶，接着又给他输液。她忘了婴儿叫什么名字。
她一次次地半夜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心脏怦怦直跳。在半睡半醒之间，她既喘不过气来，又害怕空气。这么多事情都是她无法控制的：如果新邻居签了天然气租约，她早上起来发现附近又多了个井场怎么办？如果她自己或者哪个孩子得了癌症怎么办？他们的癌症保险到底够不够付医疗费？她的嘴里老是有股灰味——那是肾上腺素的副作用皮质醇升高的症状。被噩梦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斯泰茜去找查克·波奇，那个给哈利看过病的精神治疗师。查克让她开始吃他之前开过的左洛复[2]。但是又一次被斯泰茜拒绝了。“如果我得吃那种药，那说明山脉赢了。”她再次对他说。现在查克诊断她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这使她意识到自己正步父亲的后尘，因为她从少女时代起，就目睹父亲睡觉经常做噩梦，那些梦都发生在他服役过的越南，而且场面大都非常激烈。
等老爹最终获得帮助时，斯泰茜已经36岁，早就搬出去住了。2006年的一天夜里，老爹做了个特别激烈的噩梦，醒来时他看到琳达脖子上被自己弄出一道道瘀青，于是决定到摩根敦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去求助。老爹和一名精神治疗师聊了聊，对方诊断他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和其他退伍老兵一起治疗了几个疗程之后，老爹这才意识到自己过去几十年是多么孤独。老爹在去越南之前已经是一名神枪手，他获得了三枚紫心勋章，但是只接受了其中一枚。“很多小伙子都这么做。”他说。老爹发现和人交谈能使自己感觉好一点。于是他开车去西弗吉尼亚参加团体治疗，琳达也一起去参加老兵妻子们的集会。他们开着宿营车，去参加各种售卖军帽、军服、军事纪念徽章和军旗的纪念活动。他们还经常参加年轻士兵从伊拉克和阿富汗归国的欢迎仪式，以感谢他们做出的贡献。很多年前他回家时，因为双脚溃烂而无法回钢铁厂上班，那时要是有这种欢迎仪式就好了，老爹想。在他最珍视的私人物品中有一套身份识别牌，上面刻着：永远不会再让一代人抛弃另一代人。
不管他喜欢与否，老爹的生活都围绕着越南展开，就像斯泰茜担心自己的生活会永远都围绕着气井转一样。每个人的生活似乎都有一件核心事件——之前和之后分割的一个标记。这就是她的标记。但是，她是如何染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呢？医生的看法似乎过于偏激了。她从来没挨过子弹。查克·波奇让她去看专科医生，斯泰茜一开始拒绝了，因为看专科医生的共付额要25美元。
我不想再花钱，她在日记中写道，也许这病自己会慢慢好起来。然而并没有。最终，不堪夜夜惊梦折磨的斯泰茜去华盛顿看了心理医生。医生使用一种名为“眼动脱敏再处理”的方法，让她回想自己最恐惧的事情——这是为了帮助她的身体在清醒时接受那些创伤，医生向斯泰茜解释。另外，医生还试着让斯泰茜接受那些自己控制不了的东西。她控制不了自己的新家附近是不是会突然冒出一个井场来。她控制不了空气的质量。她控制不了癌症。与其整天想着《约伯记》中的种种苦难，她可以练习感恩自己尚能对愤怒和自怜进行反击。斯泰茜努力花更多的时间来感谢上帝，感谢他让她和孩子们依然拥有现在的一切。
2014年感恩节那天，斯泰茜写道：我们有太多需要感恩的。我们的住房条件和健康状况正逐步得到改善。我们有洁净的空气、纯净的水和安全的住处。我们拥有彼此和我们的家庭。我每天都要感谢上帝。我们要感谢约翰和肯德拉以及他们的家人和同事，感谢他们做出的牺牲。我们要感谢那些和我们一起活下来的宠物。所有人又都聚在了一起。我们要感谢一路走来帮助过我们的所有好心人。我每天都要感谢上帝。
唯一能让斯泰茜嘲笑自己，甚至嘲笑自己做的噩梦的，是克里斯。一天夜里，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到一条狗背上绑着一支火箭，正准备摧毁和睦镇。她在睡梦中大喊大叫，克里斯在旁边听到了。从那以后，每逢斯泰茜很不开心时，克里斯就会逗她，突然来一句：“那条狗背上绑着火箭！”斯泰茜就会不由自主地开怀大笑。但是这种小插曲很少发生。
那年秋天的一个深夜，斯泰茜接到贝丝打来的电话。沃尔斯家又有一匹马死了，一名卡车司机在贾斯塔布里兹附近的山坡上使用发动机制动的时候，基受了惊吓，后腿直立起来。她撞上了栅栏，几乎把腿摔断。沃尔斯夫妇给她实行了安乐死，阿什莉努力照常工作，但是整个2014年她的情绪都非常低落。她刚从伯克马厩（她刷洗马匹的地方）给贝丝打电话，歇斯底里地说她想自杀。
我失去了一切，卡明斯、约迪、欧基，农场已经一文不值。我的生活失去了意义，她对妈妈说。
阿什莉有个新男朋友，在企业工作，这是当地人的叫法，意思是油气企业。事实证明，阿什莉的这个新男朋友有些咄咄逼人。考虑到自己饱受家庭暴力的忧伤往事，贝丝有些担心。听完贝丝的倾诉，斯泰茜感到很难受。她知道贝丝正在经历什么。
把家里所有的枪都收起来，然后打电话给家庭医生，她对贝丝说。第二天，贝丝开车把女儿送到华盛顿医院，阿什莉自己签字，住进了精神病房。阿什莉进了3A病房，斯泰茜在日记中写道。阿什莉看完病后想立刻离开，但是在医生的劝告下留了下来。和人聊天对我一点帮助也没有，她对医生说。身高5英尺6英寸的她，体重已经降到了100磅，在住院的三天里面，她拒绝吃任何东西。最后，阿什莉自己签字，办理了出院。她带着医生开的处方回到家里，处方上是阿普唑仑[3]和一种抗抑郁药，阿普唑仑她一个星期吃一次，抗抑郁药她吃了几个月后就不再吃了。也许这就是社区毒品泛滥的代价，她对我说。但是阿什莉和斯泰茜一样，认为靠吃药来缓解精神上的痛苦等于自己认输，并承认山脉已经赢了。
[1]主日学校：指基督教堂或犹太教堂星期日为儿童提供的宗教教育。
[2]左洛复：一种抗抑郁药。
[3]阿普唑仑：一种缓解焦虑和抑郁的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