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山脉的股价创下历史新高，达到每股93美元。可开采的页岩气资源的丰富程度，甚至超过了最大胆的预测，而山脉在马塞勒斯地区的生产规模和占地面积，均排在第一位。山脉成为行业主导，分析师经常把山脉评为中型企业中的佼佼者。
九月份，山脉收到了宾夕法尼亚州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罚单，消息传来，肯德拉和约翰都吃了一惊。因为有八个废料池发生了泄漏，环保部向山脉罚款415万美元，并勒令他们永久关停其中五个。这些废料池全部位于华盛顿县，耶格尔废料池是其中之一。当这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时，史密斯夫妇正在准备巴兹争取洁净水源的案子。一名山脉的律师私下里跟史密斯夫妇说，要不是他们在巴兹的案子上死缠不放，这些泄漏永远也不会曝光。
如果说《13号法案》被否决是法律意义上他们取得的最大胜利，那么关闭废料池就是实际意义上他们取得的最大胜利。然而事实证明，关闭废料池却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要关停井场，企业必须先证明他们已经成功清除了残留的污染物，但是样本测试的结果却显示，土壤中依然含有苯系物、油、油脂和氯化物。从环保部持续发来的整改报告上，肯德拉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污染物。至少山脉现在公开承认耶格尔井场出现了麻烦。“我们承认那个地方出了一些问题，这在我们的工作中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山脉的马特·匹兹雷拉说。现在有证据表明，在巴兹家上方半英里的山坡上，曾经发生过化学物质溢出、泄漏和没有清理的情况。环保部还发现，一些井场泄漏的化学物质，也出现在了巴兹家的水中。
到了2014年9月，约翰·史密斯希望所有这些不利于山脉的公开调查结果，能在环境听证会上给巴兹的案子增加获胜的机会。环境听证会是个审判庭，作用有点像上诉法庭：个人和企业就环保部的调查结果在一名法官面前展开辩论。但是，就史密斯夫妇所知，宾夕法尼亚还没有土地所有者在环境听证会上指控油气企业污染了自家的水源，以及环保部的判断有误。他们的质疑用艺术一点的话来说就是“无例可循的新案”。正因如此，基斯卡登起诉环保部和山脉资源一案很可能获得许多本地人的关注。
在所有可能抽到的法官之中，个头不高、脾气火暴的环境听证会主席和首席法官托马斯·雷文德似乎是个恰当的人选。自从1995年上任以来，雷文德便与环保部展开了长期的斗争，正是在他的支持下，环境听证会才同意就基斯卡登一案举行听证会，史密斯夫妇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即使听证需要勇气。约翰·史密斯相信，他们有机会为巴兹争取到洁净的水源。肯德拉则对此有些怀疑。
“我觉得法庭没有勇气按照我们说的做。”她对我说。如果判巴兹获胜，将会有一大批愤怒的民众涌到环保部，声称环保部把他们的水质检测也弄错了。
为期20天的审判在匹兹堡市中心的皮亚特广场举行，这栋豪华的办公大楼距离巴兹的废品场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但感觉却像是另一个世界。审判庭的一侧坐着环保部的律师迈克尔·海尔曼，他旁边是山脉聘请的经验丰富的诉讼律师约翰·吉斯雷森。山脉要求参加这场听证会，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吉斯雷森来了，他是来给史密斯夫妇拆台的。吉斯雷森对巴兹的主张提出怀疑，他希望通过这种方法，从根本上引发大家对史密斯夫妇另一个针对山脉的大案的质疑。另外，虽然环保部最近处罚了山脉，但他们对巴兹家水源受污染一事的立场并没有改变。海尔曼在听证会上说，虽然既有事实证明耶格尔废料池确实发生了泄漏，虽然巴兹家的井水受到了污染，但是依然没有证据表明应该由山脉资源负责。另外，海尔曼又说，为了符合举证的要求，史密斯夫妇必须在井场和巴兹家的水井之间建立明确的联系，而这一点他们做不到。缺少一颗“银色子弹”[1]，海尔曼在开庭陈述中说。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山脉的行为污染了巴兹的水源。他接着说道：
法官大人，夏末秋初对我来说是个怀旧的时刻。因为我们正在回想我们的生活，现在是变革的时代，是我们转变的时代——我们做着不同的事情，迈向新的不同的征途。上个月，我突然意识到，自从到圣母大学报到以来，已经过了38个年头。令人惊奇的是，当时发生的一切，却依然历历在目。我记得和好友乔·蒙塔纳一起参加的橄榄球全国锦标赛……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我甚至记得课堂上发生的一些事……那就是，巧合不是因果……考虑到要参加听证会，在为案子做准备时，这个小插曲总是浮现在我眼前，它一再浮现在我眼前，是因为不管出庭律师如何，这个上诉人的案子看起来都似乎有理有据，然而事实上他们只是把巧合作为证据，把巧合和因果关系混淆在一起……
还是让我说得明白点吧，环保部在这里不是为了向听证会证明环保部已经尽自己所能对这个井场实施了有效监管。我们并没有做到。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证明山脉资源完全遵守法律或其许可证和规章制度。他们并没有做到。我们在这里甚至不是为了争论洛伦·［巴兹·］基斯卡登家的水质很棒，实际上正好相反。我们在这里想说的是，即使上诉人［提的］所有这些巧合都属实，也不能证明是气井的操作污染了上诉人的井水。巧合再怎么说，也只是巧合。
作为回应，肯德拉列了一条具体的时间线，以说明井场的问题是如何影响到她的当事人的水质的。为了强调自己所说的一切属实，她把环保部的文斯·扬特科请到证人席，向他梳理了一连串的灾难事件——从泄漏和溢出，到塑料膜上的洞，再到泄漏监测区域的错误设计。她一一列举了环保部未能执行法律法规的事实——未把泄漏的废料池停用，也未检查废料池的塑料膜，找出破洞的位置。肯德拉还详细描述了那次规模宏大却以失败告终的整改行动，那次一共清理了2,125吨泥土。接着她向法庭展示土壤检测报告如何被做了手脚，从而使外行人以为那块地一直存在污染，虽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肯德拉还帮扬特科回忆起卡拉·萨茨科夫斯基做的一个决定——萨茨科夫斯基不顾他的反对——朝已经受到污染的钻屑坑灌了30,000加仑清水。这是一次“故意而鲁莽”的行为，肯德拉回顾了扬特科对此事的评价。扬特科曾亲口说这么做会使污染物更加深入地下，到达地下水。肯德拉坚持认为，两个星期后，原本储存在钻屑坑的压裂液中的三种已知成分，出现在了分水岭底部她当事人的水井里。
但是，在史密斯夫妇看来，仅仅证明罗恩·耶格尔家所在的地块仍然受到了污染，或者是环保部凭借篡改过的水质报告便断定巴兹家的水未受油气污染，这么做并不足够。这些事实每一个都已记录在案，而环保部也已经承认对耶格尔井场的监管没有到位。
海尔曼的开案陈述说得没错：为了符合举证的要求，史密斯夫妇必须明确指出，位于山顶A点的化工原料，为何会朝西南方流了半英里，来到位于谷底的B点，也就是巴兹住的地方。问题的关键在于地下水是怎么流的。听证会进行期间，环保部的一名水文地质学家说，水是向北流，和巴兹家的方向背道而驰。史密斯夫妇请来的专家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山上的地下泉水往山下流，而且是往西南方向流。另外，废料池发生泄漏之后，环保部曾要求山脉安装监测井。监测井的报告显示，乙二醇不知何故已经穿透了废料池西侧的土壤，抵达82英尺深的地下。这些监测报告不仅揭示了污染的存在，还证明了水流的方向。而且污染物并非只通过地下水流动。按照史密斯夫妇聘请的专家的说法，有毒的泉水还流进了宾夕法尼亚一条名为“四号支流”的小溪。溪水流经贝丝和斯泰茜家后向山下流去，直到巴兹家。
山脉的律师约翰·吉斯雷森对史密斯夫妇聘请的专家的调查结果表示怀疑。因为他们当事人的饮用水中发现了和井场同样的化学物质，便以此作为污染的明确证据，这么做过于草率了，他说。另外，巴兹家水中化学物质的比率和山上的不同。当涉及石油和天然气污染，特别是和盐类有关的污染时，这些比率尤为重要。巴兹家那座位于“谷底”的废品场周围也有许多潜在的污染源。巴兹家的水也许不适合饮用，但这不是山脉的错。吉斯雷森同时把矛头对准了斯泰茜和贝丝的案子，他说，如果同样的溪水在流向山下的过程中途经他们三家，那么为什么三家检测出来的化学物质不一样？
吉斯雷森提出的有关斯泰茜和贝丝的疑问，史密斯夫妇并没有太在意。他们认为他什么也没有证明——仅仅暴露了他知识的匮乏。按照史密斯夫妇的说法，他一度得求助于肯德拉才能看懂水质检测报告。随着漫长的听证会逐渐接近尾声，史密斯夫妇认为一切都很顺利。然而，考虑到州政府的利害关系，和法庭做出有利于他们的判决之后，可能会有大量的案子产生，肯德拉对此不太乐观。她对案子的成本也有认识。他们聘请的专家出庭作证时，一直都是来去匆匆，肯德拉巴不得他们快点从证人席下来，因为这些专家大部分都是计时收费。不管他们为案子付出多少，史密斯夫妇都不会有任何回报，因为即使胜诉也不会有损害赔偿金。他们代表贝丝·沃尔斯起诉环保部的案子也是这种性质。胜诉对史密斯夫妇仅仅意味着，为巴兹争取到了清洁的饮用水。不过虽然没有钱，打赢这些官司也还是有好处：它们使史密斯夫妇收集到了黑尼起诉山脉一案的证据，并能让他们在开庭之前获得舆论的支持。
最后一天的审判结束时，约翰和肯德拉抱着一大沓文件走出皮亚特广场，在黑暗中朝停车场走去。等他们把所有东西都装上车，时间已经接近晚上8点，整个室内停车场已经看不到其他的车子。在绿色的荧光灯下，肯德拉开始嘤嘤地哭起来。在20年的婚姻生涯中，约翰从未见过她在工作时间哭泣。一次也没有。但是肯德拉打心眼里认为他们会输掉这场官司，而巴兹既不是铁路公司也不是其他的公司客户。他只是一个依靠政府帮助的穷人，而政府却拒绝对他施以援手。约翰搂着肯德拉。
我们做得够吗？她问他。
我们已经尽力了，他回答。
在为公司辩护时，一个惯用的策略便是拖，把耗资巨大的案子拖延下去，使那些拿固定律师费的原告律师因成本过高而放弃。但是史密斯夫妇没有放弃，他们坚持了一年又一年，这使得案件的另一方产生了怀疑。有一次，约翰去参加几乎每周一次的基斯卡登案听证会，在走进会场时，他听到一名环保部的律师在问山脉的律师：谁付他们钱？
就在史密斯夫妇等待基斯卡登案的裁决时，山脉资源提出一项动议，要求法庭命令史密斯夫妇透露他们的资助人。到这时为止，史密斯夫妇针对山脉资源和环保部的三个不同官司已经打了三年半，山脉认为很难相信史密斯夫妇没有收到过一分钱。在2014年9月的动议中，山脉的律师指出，在盘问证人时，史密斯夫妇一方的两名律师——约翰和肯德拉——经常同时出动，这是一笔不必要的开支。没错，约翰和肯德拉经常一起到哈里斯堡盘问证人。首先，约翰想了解这些人，从而可以制定策略如何在证人席上和他们接触。其次，随着案子的火药味渐浓，他不想让肯德拉独自一人前往。准确地说，并不是他认为肯德拉需要保护。肯德拉能够照顾好自己。她可能只是需要有人帮她见证一下那些她已经厌倦的滑稽行为。
史密斯夫妇的当事人都很穷，因此山脉的律师说，他们“在证据开示的过程中笃信，有一个或者多个第三方可能正直接或间接地支付诉讼费，以支持原告对本案的起诉”。史密斯夫妇以正式的法律文件回应说，动议“纯属无中生有和可怕的妄想”。
“因为财务状况不佳，华盛顿县的居民就应该减少支持或者使用我们的司法系统吗？”史密斯夫妇在回复中反问。穷人和富人一样，有权保护自己的健康和财产。这是环境正义的基础：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法律概念一直在努力平衡贫富社区之间的环境收益与负担。约翰·史密斯翻遍司法史，终于找到一个与贫穷和司法公正有关的崇高观点。这句话是退休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小刘易斯·鲍威尔说的：“司法公正不仅仅是最高法院外墙上的一句标语，它可能是我们社会最鼓舞人心的理想。它是我们整个司法系统存在的目的之一……无论经济状况如何，在实质性和可用性方面，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公平的对待，这是最基本的。”
在华盛顿县法院，黛比·奥戴尔·塞尼卡法官称山脉公司的指控“令人感到不适”。但是，没过多久，奥戴尔·塞尼卡自己就卷入了一桩丑闻。她因为被指控更改一宗谋杀案的笔录，和窃听华盛顿县法院同事的谈话，而被迫辞职，这使黑尼案成了没有人管的弃儿。
山脉继续努力挖掘史密斯夫妇的资金来源，他们似乎认为史密斯夫妇的法律诉讼得到了“海因茨基金”的暗中资助，海因茨基金是一个关注西宾夕法尼亚环境健康和其他社会问题的家族基金。这个指控相当具有煽动性：它指控一个备受尊敬的民间社会团体使用了卑鄙的手段。海因茨基金曾经见过斯泰茜和贝丝一次，但山脉却威胁要给海因茨家族的每个成员发传票，包括特雷莎·海因茨·克里和她的三个儿子。山脉的律师还传唤了其他海因茨基金资助的小型民间组织，包括在做与压裂法相关的疾病研究期间，曾与斯泰茜和贝丝合作过的“西南宾夕法尼亚健康计划”和“煤田正义中心”。“我们从未给过史密斯-巴茨什么钱，”煤田正义中心的执行理事韦罗妮卡·科普蒂斯告诉我，“但是在查看资料时我们发现，他们倒是给我们捐过两百美元。”
在调查史密斯夫妇的资金链时，山脉的雇员还有一种工作理论：他们的钱来自俄罗斯，通过海因茨这样的基金会进入美国，目的是为了瓦解美国的能源行业。别忘了，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俄罗斯正在资助国外的反压裂法斗争。但是却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或者其他任何人给过史密斯夫妇钱。
2015年10月，史密斯-巴茨律师事务所发现自己成了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审查的对象。审计员希望查看史密斯夫妇有关销售税的记录，这实在是非常奇怪。因为除了购买办公用品，律师事务所是不用交任何销售税的。但是，如果事务所收到过不是简单的律师费，而是咨询费或者游说费，那么这笔钱就应该上税，并且一定会出现在审计的账目中。虽然没有办法证明，但史密斯夫妇认为，正是由于他们起诉了环保部和对《13号法案》提出了质疑，宾夕法尼亚州政府才把他们单挑出来审查。史密斯夫妇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难：审计员说他在找他们有没有“游说服务”的收入。但结果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史密斯夫妇没有把自己面临的压力跟贝丝和斯泰茜说，她们仍有自己的健康问题需要面对。早在气井出现之前，斯泰茜就患有甲减，至今已经十年。这种名为甲状腺机能减退的病比什么都麻烦，她总是觉得冷。
至今，斯泰茜仍每半年要去看一次内分泌医生，她在那里遇见了一个名为唐娜·吉斯雷森的执业护士。两个女人的关系非常亲密，斯泰茜觉得吉斯雷森除了很有同情心，一直在认真聆听她的倾诉，还是个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二月份一次就诊时，斯泰茜坐在检查台的边沿，吉斯雷森用手摸了摸她的脖子，然后用听诊器听了听她的胸部。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双方各执一词。根据斯泰茜的说法，吉斯雷森在有意无意地刺探她，因为这名执业护士开始谈论起了巴兹·基斯卡登。巴兹的案子报纸上有报道，而唐娜·吉斯雷森又知道斯泰茜和油气公司之间的纠葛，因此一开始她说的话并没有什么异常之处。但是知道吉斯雷森不相信巴兹的故事后，斯泰茜心里很不是滋味。斯泰茜回忆说，吉斯雷森说她不相信巴兹。她打赌说，他家的水多半是他住的那个废品场污染的。斯泰茜静静地听着这名护士继续说下去，她说巴兹没有做钻前水质检测，所以他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污染和气井有关。
斯泰茜听到“钻前水质检测”时，非常吃惊。这个词相当专业，经常在对方的辩词中出现，她好奇吉斯雷森是怎么知道的。吉斯雷森解释说，她的丈夫约翰就是巴兹案辩方的首席律师之一。约翰·吉斯雷森可是个厉害人物，斯泰茜回想起她这么说，山脉之所以请他，就是因为他是个以强硬著称的诉讼律师。根据斯泰茜的回忆，唐娜说她丈夫在证据开示阶段看体检报告时看到了自己妻子的名字，于是问唐娜斯泰茜是不是她的病人。是的，她说。她已经给斯泰茜看了好几年病，知道斯泰茜不是那种没病说病的人。斯泰茜记得唐娜轻飘飘地说，她知道斯泰茜也没有做钻前水质检测。可能对她来说，庭外和解要比打官司来得明智一些。唐娜把手放在斯泰茜的喉咙上，轻轻地按压她的甲状腺时，斯泰茜感到十分气愤。
哦，可是我们不打算和解，她记得自己这么回答吉斯雷森。我们手头有大量的证据。
回程途中斯泰茜给史密斯夫妇打了个电话。约翰·吉斯雷森确实是山脉负责巴兹和她案子的首席律师。作为一名护士，在一个人与人之间关系如此紧密的地方工作和生活，斯泰茜已经习惯了给邻居治疗各种疾病，同时不向任何人透露自己工作中遇到的人和事。为了防止违规，斯泰茜严格地遵守着《医疗保险便利及责任法案》，她觉得和任何人谈论病人的私密问题都是违法行为，更别说你的律师丈夫了。史密斯夫妇认为唐娜·吉斯雷森的话听起来很不寻常，但是这类事件不在他们的业务范围之内。他们建议斯泰茜请一位专门处理《医疗保险便利及责任法案》问题的律师。
于是斯泰茜和乔恩·卡明签订协议，后者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护士唐娜·吉斯雷森和身为律师的丈夫议论斯泰茜，违反了职业操守和法律。吉斯雷森夫妇否认指控，他们在法律文书中回应说，唐娜实际上是在夸奖斯泰茜——说她不会“没病说病”。他们认为，这项指控是为了抹黑他人的名声。再说，当斯泰茜在黑尼起诉山脉的案件上签字时，她就已经放弃了自己的隐私权，因为作为案子的具名原告，对方的律师随时都可以查看她的体检报告。最终，案子开庭时，唐娜·吉斯雷森的律师要求法官驳回原告的诉求。吉斯雷森的丈夫正坐在法庭上。他认为，这个案子纯粹是报复。他是山脉的首席辩护律师，他认为史密斯夫妇为了惩罚他而让他妻子出丑，而且试图让他从黑尼一案中消失。法官不同意吉斯雷森丈夫的观点。黑尼起诉吉斯雷森一案继续向前推进。（唐娜·吉斯雷森的律师拒绝对案子进行评论，他说原告的指控“纯属无中生有，已经全被否认”。）
辩论结束，获胜的乔恩·卡明正准备离开，猛然发现吉斯雷森先生已经来到他身边。卡明本身是个咄咄逼人的律师，他已经习惯了代表当事人进行抗争。但是接下来他们交流中的火药味之浓还是非常罕见。两人对接下来说的话产生了分歧。吉斯雷森记得自己对卡明说约翰·史密斯是个骗子，而卡明则记得吉斯雷森说的是，告诉约翰·史密斯，我会去找他。
[1]银色子弹：欧洲民间传说中致命武器的代称，比喻良方、高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