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见到，我们努力再现的这种农民文化的基本潮流，与最进步的16世纪文化圈中的那些潮流，存在着许多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而这些相似之处穿透了覆于其上的深刻语言差异，不断地冒出头来。单纯基于自上而下式运动的理由来解释这些相似之处，等于是在紧紧抓着一种令人无法接受的主张不放，顽固地认定思想只会从支配阶级中起源。而在另一方面，拒绝这种简单化的解释，则意味着一种更复杂的猜想，一种对于这一阶段支配阶级文化与被支配阶级文化之间存在的各种复杂关系的猜想。
它是更复杂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无法证明的。显然，历史文献的状态反映了两个阶级之间权力关系的状态。一种几乎纯系口头的文化，比如工业化以前欧洲被支配阶级的文化，通常不会留下许多痕迹，或者说，留下的那些痕迹，也都是扭曲变形的。因此，在像梅诺基奥这种有限的个例中，存在着某种察知症结的价值。它有力地提出了一个其重要性刚刚才得以认识的问题：无论是在中世纪还是中世纪之后的高雅欧洲文化中，都有相当一部分存在着大众根源 [575] 。像拉伯雷和布吕格尔（勃鲁盖尔）这样的人物，可能并非异数。同样，他们也结束了一个以隐秘却成果丰富的文化交换为特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双向进行的。然而，在接下来的那段时期 [576] ，其标志特征却是统治阶级文化与手工艺人和农民文化之间的日益泾渭分明，以及自上而下对大众的灌输规训。我们可以将这两个阶段的分界线划在16世纪的下半叶，基本上与物价革命 * 驱动下的社会加剧分化相重合。但那场决定性的危机，却发生在几十年前，与农民战争 [577] （Peasants’ War）和再洗派教徒占领明斯特 † 同出一个时代。在那个时候，对于那些威胁着要摆脱来自上层的各种控制的大众群体，在保持甚至强调阶级之间的距离的同时，从意识形态和肉体两方面予以重新征服的必要性，也以戏剧化的形式清楚地展现在了支配阶级的面前。
这种重新获取支配权的努力，在欧洲不同地区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但耶稣会士在乡村的传福音事工 [578] 和新教教会以家庭为基础建立的分支宗教组织，都可以被追溯到同一潮流。而在镇压的问题上，强化巫术审判力度，加紧对游民和吉普赛人这类边缘群体的控制 [579] ，也对应着该潮流。梅诺基奥的案子，应当被置于这种对大众文化进行镇压和抹杀的背景之下，去审视打量。
* 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大量黄金白银流入欧洲，由此导致的商品和农产品产量不足、物价上涨的危机。
† 这里的农民战争指爆发于1524年、广大农民和城市平民参与的德意志农民战争，主要领导人为闵采尔，1525年以失败告终。十年后的1534年，再洗派教徒（大多来自荷兰和比利时）在德国北部主要城市明斯特发动起义，驱逐该城的封建领主，一度建立追求平均主义的政权，多称“明斯特起义”，1535年遭到天主教当局的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