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以汉萨同盟为切入点，回顾一下商人秩序的历史。
汉萨同盟的基础不是什么帝国雄心，而是具体的“人”一 一个个商人、市民。虽然它后来发展成商业城市间的同盟，但这种商业城市并不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机构，而是商人们形成的自治机构。所以，在政治面相上，我们看到的不是顺从的臣民，而是活跃的市民。汉萨商人遵从的法律，则是在他们长期的商业活动中逐渐演化形成的。
德意志商人 1 在北海一波罗的海一带的活动可以追溯到11 世 纪。到 12 世纪后期，欧洲北部逐渐发展起远程贸易，相距较远的地方开始互通有无。比如，今天的瑞典、挪威所在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需要谷物，而今天的比利时、荷兰所在的弗兰德地区需要
羊毛、蜂蜡、毛皮，斯拉夫地区需要工业制成品等，就会有商人 开始经营相关的贸易。这些商品都不是奢侈品，利润并不丰厚，商人们只能靠贸易规模来确保利润。而单个商人是无法进行大规模贸易的，商人们就有联合起来的必要。
不过，那个时代的北欧并不是今天这样的理想天堂，商人们 面临的是不安全、不自由的环境，在经商途中可能会面临各种未知的风险，比如，恶劣难行的陆上交通，变幻莫测的海上天气，海陆上都可能存在的拦路盗匪，以及沿途无数封建领主的繁重捐税。这些现实状况要求商人们必须团结起来，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抵御风险，把生意做下去。而要团结起来，就得有大家公认的行为规则。并且，这些规则只能是大家共同磨合出来的，不能是由谁自上而下规定的。否则，这种合作就只能是被动发起的，而不是主动的选择，团结互助这个事情也根本走不远。
波罗的海中部、今天归属瑞典的一个小岛——哥特兰岛，地 处海上航线的中心位置。早期的德意志海外商人们就在这座岛上建起一个小城维斯比，把它作为中枢，彼此宣誓互助，组成了一个商人委员会。随着贸易规模日渐扩大，需要更加成体系的互助机制来协调和组织海外商人。到13 世纪后期，商人委员会发展为汉萨同盟，德国北部商业城市吕贝克崛起为汉萨同盟的牵头者。
汉萨同盟就是这样基于微观层面上长久的商业过程，自下而 上地聚合起来的。它的组织机构极为分散，却在商人们的长期合作、互助、互动过程中磨合出属于自己的法律。“汉萨同盟用其超越国界的商业成就证实了，在没有国家和君主存在的领域，商人也可以用其自身的力量建立正义和秩序的共同体……同盟内部纠纷的解决和同盟法律的发展完全是一个自治的过程。”1
汉萨商人们每到一个城市开展贸易，就会组建起法庭，以便 裁决各种纠纷。法庭所适用的法律，有两种来源。
一个来源是商人们在长期的跨区域商业活动中形成的通用商 事习惯法。商事习惯法的适用范围会延伸到汉萨同盟在外国设置的商站。对外国君主来说，这些商站像是一个拥有自治法律地位的租界，商人们在那里拥有贸易特权。今天我们一说到“特权”，通常都是指各种盛气凌人、不遵从法律的行为，但在中世纪的欧洲，“特权”仅仅是指在某个领主的地盘上，一个群体被授予的一种专属法律权利。商人特权意味着他们获得了可以在当地自由经商且法律自治的权利。2
外国君主之所以授予商站法律自治，是因为这对君主自己有 好处。商事习惯法的适用能够让商人放心地开展贸易、扩大贸易
1张玲玉：《没有国家的正义：汉萨同盟的法律与实践》，《兰州学刊》 2010 年第 12 期。
2比如， 1215 年的英格兰《大宪章》中规定，“所有商人为了买卖的目的可以安全地出入、逗 留以及由陆路和水路通过英格兰，按照古老公正的习惯，他们可免交法律上的捐税”。再比如，英国要为贸易中心城镇中的“异国商人”提供保护，在 1353 年的《贸易中心城镇法》中规定，每个贸易中心城镇的商人及其仆人和家庭成员，“在所有涉及贸易中心城镇的事情上都应该由商法支配，而不是由国家的普通法支配，也不是由城市、自治城市或其他城镇的习俗支配”。转引自［美］哈罗德 J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17 、 422 页。规模，反过来商人会给当地君主一系列财政支持。比如，在英法百年战争（ 1337—1453 年）中，英国国王急需经费，德意志商人及时提供援助，英国国王便授予其特权。
汉萨法庭适用法律的另一个来源是各城市的城市法，尤其是 那些中心性的城市（如吕贝克）的城市法。来自两个不同城市的汉萨商人做生意时，可能会采用它。城市法也不是君主制定的，而是在市民自治、市民与领主的博弈过程中形成的。随着汉萨同盟长期进行的海洋贸易而演化形成的海商法，更是直接影响了后世海商法的形成。
总结一下就是，无论汉萨法庭所适用的是何种法律，都有这 样的特征：基本上不是由君主制定的，都是商人们在长期互动中磨合演化而成的。
汉萨同盟还有自己的管理机构。1356 年，汉萨同盟召开了第 一次全体大会，形成了汉萨议会。汉萨议会的代表一般都是各个城市的市政机构成员， 15 世纪后，代表越来越多地由法学家担任。汉萨议会是同盟内部的最高权威，对同盟的重要事务做出最终裁决，包括商业章程、与外国统治者的协议、战争问题、财政问题、成员资格问题等。
汉萨议会还会调解城市间的纠纷，并且明确规定，议会的调 解就是最终裁决，相关城市不得向封建领主上诉，否则就会被汉萨同盟制裁，制裁的方式包括罚款、被同盟开除等。这是为了把领主的影响力尽可能排除在商业城市的自治空间之外。一旦哪个城市被开除，它的商人就无法到别的汉萨同盟城市做生意，也无法再享有汉萨商人在其他地方享有的商业特权。这种制裁是相当严重的，所以商业城市通常会做出让步。
不允许向封建领主上诉，在特定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不允许 上诉到官方机构，I 这是民间自生秩序的一个基本原则。只要上诉到官方机构，自生秩序本身的自治性就被打破了。然而，自治空间有一种内生性的衰败危机，如果涉及的利益足够大，争讼中失败的一方是有动力引入第三方（通常也就是国家）的强大力量的，这种第三方的介入会打破自治空间的自主性。
但人们对自主性的追求不会因此丧失。于是，在我们通常看 不见或者过去想不到的方向，会浮现出新的自治空间。在汉萨同盟后来的发展中，我们能看到这种衰败逻辑，但又可以在更大的历史格局中看到新的自治空间的生长。
中国的海商则没有汉萨商人的那种历史机运，因为中国更多 地走上了政治秩序遮蔽商人秩序的路径。要注意的是，政治秩序和商人秩序的关系是“遮蔽”与“被遮蔽”，商人秩序本身并没有
1 我在这里所说的“官方”的意涵，可以大致用马克斯•韦伯对“国家”的定义来理解，“国家 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55 页。）对应地，民间自生秩序并不排除使用暴力，但民间的暴力使用并不拥有垄断地位，而只能是在多元主体之间进行博弈。消失不见。虽然明太祖推行了海禁政策，但民间的海外贸易需求仍在，朝廷的政策和民间的现实活动就走上了分岔的路径。
“被遮蔽”的一个表现是，民间海外商业力量经常落入被朝廷 污名化的命运。海商被污名化的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明朝中后期的“倭寇”。倭乱令朝廷大为头疼，屡剿不绝。原因就在于，倭寇的主体并不是日本海盗，而是亡命海外的中国商人，他们与大陆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商人秩序的一种极度畸形化的存在。
这些商人原本的主要贸易据点有福建漳州南部的月港——那 里是明朝民间与东南亚最主要的走私贸易据点，以及舟山群岛的双屿港——那里靠近大明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葡萄牙人在16 世纪来到中国之后，便以双屿港作为活动基地。适逢 1540 年以后，日本的白银大规模流向中国，双屿港就成为中国、葡萄牙、日本等商人聚集的国际交易港。这些地方的民间贸易相当发达，将中国南方经济与刚刚开始大航海的世界经济联系起来。 2
这样发达的民间贸易必定有着相当程度的自治秩序。因为走 私贸易本就处在非法地带，如果没有一定的自治秩序，连最基础的信任都无法形成，走私商人就会陷入囚徒困境，他们的最优选项就不是合作走私，而是抢先告发以便拿到赏钱，走私根本没法持续下去。以双屿岛上遍布的妈祖庙、天妃宫等打造出的海商们共孚的道德空间，是自治秩序存在的象征。
但在明朝嘉靖年间中后期，走私港口陆续被朝廷派兵袭击剿 灭，昔日繁荣转眼成为一片废墟。海商无处可去，只好投奔已在日本成为霸主的大海商汪直。汪直及一系列类似的人物开始了大规模武装走私，这与武装劫掠的边界并不是那么清晰，遂有了“嘉靖大倭乱”。汪直被朝廷擒杀之后，没有一个大头目来节制下面的海商，倭乱便愈演愈烈，东南几无宁日。直到隆庆年间，朝廷认识到“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开放海禁后，倭乱无须费力去剿，很快便平息了。
这些海商无论在贸易层面还是军事层面，都已经主导了整个 东亚海洋，甚至节制着来到这里经商的西方人。但他们能否拥有合法身份，是受制于朝廷的政治意志的。商人自治秩序始终会面对朝廷的压力，没有机会可持续地发展起来。
海商的污名化身份直到明末才摆脱掉。这源自一个人，他是 朝廷栋梁，受封“国姓爷”——这个人就是郑成功。郑成功的家族是当时东亚海上世界的绝对霸主，但他能够一举摆脱污名，并不仅仅是因为他致力于反清复明，更在于当时东亚大陆在政治空间上岀现了多元竞争结构——明清之间的激烈搏杀让挣扌L 续命的南明急需海上力量的支持。否则，郑成功的政治命运走向也未可知。
等到大清底定天下，大陆上政治空间的多元竞争结构终结， 海商的地位再次急速下降。郑家在台湾成了大清的心腹之患。为了消灭郑家，大清不惜颁布“迁海令”，将民众迁离大海30—50 里，严禁民船私自下海贸易。犯禁者不论官民，一律处决；货物入官，犯人家产全部赏给告发人；地方文武官一律革职，从重治罪。虽然在灭掉郑家、收复台湾之后，康熙重新开放了几个口岸通商，但是到了乾隆年间中期，在将新疆收归版图的同一年，朝廷又下令将通商口岸削减到只有广州一处，并且唯有十三洋行可以合法对外通商。
这一系列政策逼出了大量新的走私商人和海盗，他们在东南 沿海一带横行。到了嘉庆年间，最富传奇性的大海盗出现了，就是今天在华南地区民间传说里仍然赫赫有名的郑一、郑一嫂和张保仔。|郑一的海盗家族自称是郑成功的部下，但他们以及其他海盗只是在广东海面上小打小闹。直到18 世纪末，越南内部改朝换代，华南海盗们才迎来机会。越南新成立的西山政权需要海军巩固自己的统治，华南海盗就成了雇佣兵，并被授予越南官军头衔。华南海盗经过越南国内多场战争的考验和训练，战斗力比之前提高了一个档次。等到 1802 年越南再次发生政权更迭，他们被迫离开，回到广东海面后，便成了清朝的心腹大患。
在郑一的主导下，海盗们在1805 年组成了海盗联盟，分成六 大帮派，联合出海，按协议分赃——秩序也成型了，可惜不是建设性秩序。郑一去世后，郑一嫂成为海盗联盟的主导者，并嫁给
了郑一的养子张保仔，海盗联盟继续纵横华南海上。在巅峰时期, 海盗联盟有7 万多人，个个骁勇善战，还有 2000 多艘船，火器精良，控制了整个广东沿海的航行、贸易和渔业，连欧洲人都不得不为安全问题和他们谈判。大清发现自己根本没法剿灭这群海盗,最终在 1810 年对他们进行了招安。郑一嫂被封为诰命夫人，移居澳门，颐养天年。郑一嫂的故事甚至进入了西方文学界，好莱坞电影《加勒比海盗》中都有以她为原型的角色。
由此可见，清朝海盗联盟的崛起依赖与越南陆地政权的合作。 海盗们在传统的中国王朝地域之外，找到了一种多元竞争性的政治空间。陆地政治上的多元竞争，为海洋秩序打开了生长空间。
对比明清的状况，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明朝的汪直、 郑芝龙、郑成功等大海商在海上担负着远距离交易的角色，为跨国境的交易增添了活力，海盗并非他们的主导身份；而张保仔、郑一嫂的海盗联盟是对远距离交易的商船发动攻击，导致海上交易陷入停滞，海盗才是他们的主导身份。 3
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异，一方面是因为，清朝并未像明朝前中 期那样完全禁绝海上贸易，从而为合法海商留下了一些生存空间;另一方面是因为，清朝的海盗联盟是在与越南政权的合作中真正获得发展的，骨子里有的就不是经商的基因。
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商人没有影响力，只是他们不在我们 通常的视野中而已。在清朝被西方冲击不得不开放通商之后，西方人发现，中国存在广泛的商会和行会，形成了很丰富的商业制度，这些商会和行会虽然与西方的有很大区别，却很有力量，导致西方人完全无法绕开中国商人进入中国市场。不仅如此，甚至连要进入东亚其他地区的市场，都不得不和中国商人合作。在19 世纪下半叶，来自曼彻斯特的棉织品搭载英国商船到达上海之后，需要通过中国商人才能分销到中国内地、日本、朝鲜等市场。上海作为曼彻斯特和远东之间的一个交换枢纽，协调起来的并非是国家间的关系，而是一个庞大的民间贸易网络。|在西方殖民地上，华人的商业网络也是不可替代的。比如，在被荷兰统治的印度尼西亚，进口货物需要通过华人分销商才能到达当地普通民众手中，印度尼西亚人生产的出口产品也要经由华商渠道才能向外销售。再比如，海外华人掌握着整个东南亚的稻米市场，运营着从稻米收购、加工到海运出口的整个链条。 4 5
这样一种网络覆盖能力是无法通过国家主导建立起来的，只 能靠来自民间的自生力量。西方人抱怨，中国广泛存在的行会和商会“是高度权力下放、非常不透明的组织。’我们在中国最糟糕的敌人既不是官员，也不是被称为文人的含糊的群体。他们是我们自己的买办和前买办。’” 6 这些行会和商会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内地，还遍布整个东亚世界，其中有着大量的隐性知识。这些隐性知识是历史长期演化的产物，形成了一系列商业秩序，构成了社会生命力的基础之一。随着西方到来，新的多元竞争性政治空间出现，再加上西方现代经济的刺激，中国的传统商人秩序变得更有生机。
但是中国的这种商人秩序长期处于人们的视野之外。就算郑 成功有如此之大的历史影响力，人们在他身上看到的通常也是民族大义，忘记了他能够坚持反清复明的前提是他拥有庞大的海上商业帝国。我们过于习惯从…种政治性的视角来解读历史，而屏蔽掉了很多别的视角。
与汉萨商人的历史相比，中国的海商有着自己的力量，却无 法被看到。因为在强大的帝国政府的压制下，他们的力量很难转化为对商业空间和商人秩序的有效建构，经常是在政治空间中寻找夹缝。连夹缝都不易寻得的时候，海商的力量就会转化为狂暴的反抗。汉萨同盟针对丹麦国王也有强烈的暴力反抗，反抗的结果是商人秩序的自主性得以进一步确保；而中国的商人秩序未能获得历史机遇，以展示他们是否拥有这种建设性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