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7 我最好的队友们
我最好的队友们
“她是金斯伯格大法官。我是欧康纳大法官。”
——桑德拉·戴·欧康纳，于1997年
工作伙伴大法官们入座法官席前的五分钟，蜂鸣器会提示一次。提示音后，大法官们就会聚集到法官衣帽间中举行一个不公开的仪式。房间里摆放着一排用白橡木镶嵌板隔开的衣帽柜，每扇柜门上都装着一块刻有大法官名字的金制名牌，柜子里挂着黑色大法官袍。金斯伯格柜中的架子上还摆着她提前选好的颈饰。
换上了法官袍的大法官们互相握手，然后按资历长幼顺序依次进入法庭。金斯伯格很喜欢这个传统。对她来说，这是她一直珍视的法庭协作精神的体现，也是一种对于“我们在同一条战线上”信念的表达。可是，有人问，如果其他大法官用一篇“辛辣的异议意见书”来对抗她期待协作的愿望呢？那么，最高法院追求公平与正义的理念一定会超越个人的怒气。
很长一段时间里，最高法院中都少了点什么。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法官桑德拉·戴·欧康纳在其任职的前十二年中一直是最高法院中唯一的女性。在开庭的过程中，她要是想上厕所就只能飞快跑回办公室，因为法官衣帽间附近只有男厕所。金斯伯格加入后，最高法院才终于在衣帽间边建了女厕所。在金斯伯格看来，这是一场胜利，她说这个改变是“女性大法官将在最高法院中一直存在的标志”。
但两位女性大法官的加入并不能消除性别歧视。金斯伯格刚被任命时，美国女性法官联盟送了她几件分别写着“我是桑德拉”和“我是鲁思”的T恤。欧康纳和金斯伯格不论是长相还是声音都完全不像：欧康纳留着雪白短发，操亚利桑那州口音；而金斯伯格则一头黑发、戴着眼镜，说话时有纽约布鲁克林腔。但是，正如其他女性法官根据自己多年经验做出的预测一样，人们经常搞混这两位大法官。
①索尼娅·索托马耶尔大法官：2009年8月8日由贝拉克·奥巴马总统任命。索托马耶尔刚被提名时曾被指责为顽固不化的性别主义者，当时金斯伯格曾站出来为她争辩。“说索尼娅是咄咄逼人的提问者——这有什么新鲜的？你们难道没看过斯卡利亚和布雷耶在大法官席上提问时有多咄咄逼人吗？”金斯伯格又补充道，“而且她一定会拥有自己的大法官席位的。”
②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1994年8月3日由比尔·克林顿总统任命。2015年的国情咨文中金斯伯格不小心睡着了，当时布雷耶和肯尼迪大法官试图把她叫醒，金斯伯格说“他和肯尼迪戳了我一下，但戳得不够重。”
③埃琳娜·卡根大法官：2010年8月7日由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任命。卡根在说起自己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申请法官助理职位时的经历常常会大笑，因为“华盛顿巡回法院里所有卡特总统任命的自由派法官们都想雇佣我，除了金斯伯格。她觉得我不够优秀，甚至连面试的机会都没给我”。但这并没有妨碍她与金斯伯格成了很好的朋友，而且现在共用一位健身教练。
④克莱因·托马斯大法官：1991年10月由乔治·布什总统任命。托马斯称金斯伯格为好友，并称赞她是“一位极好的法官”，尽管他们的观点大相径庭。法学教授安妮塔·希尔曾在托马斯的就职确认听证会上公开指控其性骚扰。1997年，有人发现金斯伯格的书架上放着一本希尔所著的《美国的种族、性别与权力》（Race,Gender, and Power in America）
⑤安托宁·斯卡利亚大法官：1986年9月26日由罗纳德·里根总统任命。斯卡利亚曾与金斯伯格同在华盛顿巡回法院任职，从那时开始，尽管两人对于宪法哲学有着不同的见解，但金斯伯格会用斯卡利亚的昵称来称呼他，还说“我一直都很喜欢尼诺”。当他们一起旅行时，斯卡利亚是金斯伯格的购物伙伴。斯卡利亚说：“如果你无法跟与自己法律意见迥异的同事成为私人朋友，那你不如换个工作！”
⑥约翰·罗伯茨首席大法官：2005年9月由乔治·布什总统任命。在成为大法官前，罗伯茨就常作为律师在最高法院辩论。他填补了伦奎斯特大法官的空缺，金斯伯格现在还常称伦奎斯特为“我的长官”。金斯伯格在2013年说：“我认为现任首席大法官非常擅长与人相处，他在各种场合发表的短暂讲话都恰如其分。”金斯伯格说她希望罗伯茨能和伦奎斯特一样逐渐理解那些对她来讲很重要的议题。
⑦塞缪尔·阿利托大法官：2006年1月31日由乔治·布什总统任命。2013年，当金斯伯格在宣读一篇针对他撰写的判决书的异议意见书时，坐在大法官席上的阿利托翻了白眼还做出了各种表情。“这是很自然的反应，不过如果重来一遍的话，他大概会克制一下自己的表情。”金斯伯格大度地表示。但对于极度保守的阿利托替换了中立的欧康纳一事，金斯伯格则感到很烦恼。“如果欧康纳没走的话，现在每一次我作为异议大法官五比四输掉的判决，我原本都可以在多数大法官一方。”金斯伯格在2015年说。
⑧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1988年2月18日由罗纳德·里根总统任命。肯尼迪也是戏剧爱好者，他曾和金斯伯格、斯卡利亚一起在戏剧舞台上客串过。但在法庭里，他曾因为自己在“冈萨雷斯诉卡哈特案”中撰写的盛气凌人的判决书而激怒金斯伯格。
这种低级错误有时甚至发生在绝不该犯这种错的律师身上。举例来说，1997年的一次法庭口头辩论中，哈佛法学院教授劳伦斯·特赖布和代联邦副检察长沃尔特·德林杰这两位经常在最高法院开庭的律师竟然都弄混两位女性大法官的名字。最后，坐在大法官席上的欧康纳不得不出言纠正：“她是金斯伯格大法官。我是欧康纳大法官。”她的语气很坚决。
当然，要是欧康纳的语气太坚决的话，媒体可能又会找到另外一个理由来大做文章。
“有一次法庭口头辩论中，欧康纳大法官正在向律师提问，”金斯伯格回忆道，“我以为她说完了，所以我就问了一个问题，然后桑德拉说：‘稍等一下，我还没说完。’我马上向她道了歉，她说，‘没关系，鲁思。其他大法官也经常打断彼此，抢着提问’。之后《今日美国》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差不多是‘粗鲁的鲁思打断桑德拉说话’。”
金斯伯格称欧康纳为“大姐”。多年以来都是最高法院中唯一女性的欧康纳说，她当时是以“无与伦比的欣喜”迎接金斯伯格的到来。当金斯伯格在为首席大法官指派她撰写的第一篇判决书着急时，是欧康纳鼓励了她。后来，当金斯伯格在大法官席上宣读该判决时，在此案中持异议的欧康纳给她递了一张小字条。“这是你在最高法院中写的第一份意见书，”欧康纳写道，“写得不错，我期待未来看到更多你的杰作。”金斯伯格一直记得那一天欧康纳的小字条给了当时极度紧张的她多少安慰。所以，后来两位女性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耶尔和埃琳娜·卡根，第一次撰写意见书时，金斯伯格也为她们做了同样的事。
欧康纳和金斯伯格经历过同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中，女性必须比男性优秀很多才能得到一个同他们竞争的机会。但是，这大概也是她们之间唯一的相同之处了。欧康纳在成为法官之前是共和党积极分子，她还曾演讲安慰那些因为女性做法官这件事而感到忧心忡忡的男人，她说，不像那些激进女权主义者，她来的时候“穿着文胸而且戴着结婚戒指”。金斯伯格和欧康纳的法律观点也大相径庭。有人做了研究，在她们共同任职大法官的十年间，大法官席上与欧康纳法律观点分歧最大的是约翰·保罗·史蒂文斯，其次就是金斯伯格。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们之间的分歧也让金斯伯格感到高兴：这些分歧证明了女性也会持有不同观点。而且，不像其他里根总统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在影响女性权益的问题上，欧康纳并不总固执于保守派的观点。在金斯伯格成为大法官的一年前，是欧康纳、肯尼迪和苏特大法官在“计划生育联合会诉凯西案”中斡旋，从而拯救了宪法中的女性堕胎权。每隔一年，金斯伯格和欧康纳都会邀请参议院中的所有女性参加她们举办的晚宴，她们第一次举办这个晚宴时，参议院中还只有六位女性。
而且，她们的家庭也都曾抗争过癌症。欧康纳曾得过乳腺癌，1999年，当金斯伯格罹患直肠癌时，是欧康纳建议她挑星期五去做化疗，因为这样她就可以在周末休息两天，然后星期一重回大法官席。
奇异的友谊金斯伯格第一次被诊断出癌症时，她感恩于当时最高法院中其他大法官对她的态度，她认为这是她所珍视的互相尊重、互相协作的法庭精神的体现。“当时所有人都在我身边支持我。”她说。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还特意把她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问她需不需要“把工作量减轻一些”，并且让她任选自己喜欢的案子来撰写意见书。（金斯伯格没有减轻工作量，但选择了两个她喜欢的案子。）
伦奎斯特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一直都对金斯伯格的女权主义观点充满怀疑，但在金斯伯格持续的努力下，他最近终于慢慢理解了她的想法。2002年最高法院中有一个案子是“内华达州人力资源部诉希布斯案”，该案子的事实与上一代的“斯蒂芬·维森菲尔德案”很像。该案的原告是一位需要无薪休假照顾病中妻子的男性。这一次，坐在金斯伯格身边的伦奎斯特没有开玩笑。他撰写的判决书中不仅引用了金斯伯格作为律师在最高法院辩论时的言论，而且还引用了她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案”中撰写的判决书的内容。“男性不需要承担家庭责任的刻板印象同时也会加深女性被认为只需承担家庭责任的刻板印象。”伦奎斯特写道，“正因为雇主们依然认为家庭是女性的主要职责，所以他们才常常不允许男性灵活安排工作，或者打压男性希望休假照顾家庭的意愿。”
这篇判决书中充满了金斯伯格对于男女平等的看法，马丁甚至问是不是她为伦奎斯特代笔写的。伦奎斯特的改变大都是受了金斯伯格的影响，但她认为伦奎斯特自己也做了许多努力。伦奎斯特的女儿离婚后，这位首席大法官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开始提早下班去接孙女放学。“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伦奎斯特还有这一面。”金斯伯格说。但她知道之后就开始默默在他身边支持着他。
“布什诉戈尔案”判决之后，有一张以金斯伯格为灵感的图片在网上疯传，这大概是最不符合金斯伯格真实面貌的图片了。在这张图中，金斯伯格竖着两个中指，旁边写着“我异议”。金斯伯格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也永远不可能这样做。没有人比金斯伯格更懂得坚守谦让的原则，也没有人比金斯伯格更懂得在意见不同时也要保持微笑。最高法院中最著名的奇特友谊就是明证。
这段友谊开始于斯卡利亚发表演讲大声斥责华盛顿巡回法院的某个判决，当时斯卡利亚还是法学教授。但很快，他和金斯伯格就都成了华盛顿巡回法院的法官。尽管温和友善、属于自由派的金斯伯格从一开始就不同意直率易怒、属于保守派的斯卡利亚的观点，“但我对他很是着迷，因为他非常聪明风趣，”金斯伯格说，“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你不可能不喜欢他这个人。”等到他们一起在最高法院任职时，斯卡利亚说金斯伯格是“一位聪明、友善、善解人意的女性，拥有所有讨人喜欢的品质”。
一些自由派人士觉得斯卡利亚和金斯伯格之间的友谊有些令人难以接受。“去年12月的一次节日派对上，金斯伯格邀请了她所有的朋友，”金斯伯格刚被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时，《时代周刊》在一篇报道中说，“斯卡利亚也去了，当时在场的自由派马上就走到房间的另一侧避开他。”在金斯伯格的就职确认会上，一些民主党人甚至担心金斯伯格已经被斯卡利亚的想法影响了。连金斯伯格和斯卡利亚的法官助理们也对这段友谊感到疑惑。但助理们只在最高法院工作一年，而大法官们却要在一起工作一辈子。不管他们之间有多大的差异，在退休之前，他们都将一直被捆绑在一起。而且，他们俩还都热爱戏剧，金斯伯格又喜欢可以逗她笑的人。两人性格迥异，却成了多年挚友，这样奇异的友谊成了舞台剧《斯卡利亚/金斯伯格》的主题。
多年来，斯卡利亚都和金斯伯格一家一起跨年，他的九个孩子和十多个孙辈偶尔会参加。斯卡利亚有时还会把自己狩猎时得到的猎物带到金斯伯格家。“斯卡利亚打来猎物，然后马丁把它们做成美味佳肴。”同为宾客的布什政府前联邦副检察长西奥多·奥尔森在2007年说。“我从未听到过他们谈论任何有关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话题，因为没有意义。”金斯伯格的孙子保罗·斯佩拉说。（关于这些著名的新年派对，保罗说：“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那些派对特别无聊，因为大人们不知为何都要西装革履的。”）
金斯伯格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张她与斯卡利亚的合照，照片里瘦小的金斯伯格和胖嘟嘟的斯卡利亚坐在一头大象背上，那是他们1994年去印度旅游时拍的。“那是一头非常美丽优雅的大象。”
金斯伯格说，她的一些“女权主义朋友们”问过她为什么斯卡利亚，一个男人，可以坐在她前面。“因为那样重量分布比较合理。”金斯伯格面无表情地回答道。
但金斯伯格偶尔也会表达一下自己玩笑式的不耐烦。“我爱他，”她有一次谈到斯卡利亚时说，“但有时我会想要掐死他。”金斯伯格对于斯卡利亚的温情并不是对所有保守派大法官都适用的。媒体就从未报道过金斯伯格与塞缪尔·阿利托大法官一起去看戏剧，尽管阿利托有时会参加每年一度金斯伯格组织的莎士比亚剧场模拟演出。阿利托曾是普林斯顿大学某保守派毕业生团体中的成员，该团体曾公开反对普林斯顿大学招收女性和有色人种。虽然当时引起了巨大争议，但阿利托还是成了最高法院大法官。
不过，虽没有证据表明阿利托曾经积极参与过该团体的活动，而且他在就职听证会上也宣布了与该团体脱离关系，但无可置疑的是，他和同为保守派的欧康纳有着本质的不同。
只有一件事能够超越金斯伯格对最高法院中谦让文化的追求，那就是阻止职场中的性别歧视。哪怕是在最高法院这种非常引人注目的工作场所，金斯伯格也会温和但坚定地指出任何存在性别歧视的小事。当我问她现在是否还会经历性别歧视时，金斯伯格爽快地回答道：“是的。虽然比以前要少。以前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说了一个观点之后大家毫无反应，但当一个男人接着说了和我一样的观点，大家就会说，‘好主意’。”金斯伯格大笑，“不过现在这种事少多了。”
对于性别歧视的回应，金斯伯格说，是“试着通过撰写意见书和发表演讲来告诉大家，基于长相、肤色或性别来评判一个人是错误的”。
2009年，贝拉克·奥巴马总统提名了联邦上诉法官索尼娅·索托马耶尔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索托马耶尔的到来把金斯伯格从最高法院中唯一女性的角色中解放了出来。作为第一位被提名的拉丁美洲裔大法官，索托马耶尔很快就因为自己在2001年发表的一次演讲受到了毫不留情的指责。“我不知道完全忽视有色人种与白人之间的差异是否实际上会损害我们的社会与法律，”索托马耶尔在那次演讲中说，“欧康纳大法官常说，一位智慧的老先生和一位智慧的老太太在对案子进行判决时会得出相同的结论……但我说，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智慧拉丁美洲女性会更经常比一位没有过那些经历的白人男性得出更正确的结论。”当时共和党对她的这番言论大肆批判。保守派评论家们开始指责这位在贫民窟长大，经历过无数磨难的女性才是真正的种族主义者。
金斯伯格以一种不寻常的直率态度参与了这场争论，她在索托马耶尔的提名听证会还未开始前就在为这位未来的同事辩护。“我认为他们对这件事小题大做相当荒谬。”她这样告诉《纽约时报周日杂志》：“我确定她说的意思不过就是这样：不可否认，女性会为最高法院带来差异化的经历，而正是这些差异才让最高法院变得更好。我是女性，这是一种差异；我是犹太人，这也是一种差异；我在纽约布鲁克林长大，曾在阿迪朗达克山脉参加过夏令营，这些都是组成我与别人不同的一部分。”对于索托马耶尔把自己称为平权行动的产物，金斯伯格尖锐地评论道：“我也是。”这无疑是金斯伯格对于另一位即将创造历史的女性的鼓励与支持。
索托马耶尔在最高法院上任之初就决心要展示真实的自己。琼·比斯丘皮克关于索托马耶尔的书中提到，在最高法院古板严肃的年终晚会上，索托马耶尔居然播放了萨尔萨舞曲[1]，并甜言蜜语地哄骗其他大法官和她一起跳舞，这一举动震惊了所有人。当时马丁·金斯伯格才刚过世，金斯伯格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一旁。索托马耶尔弯下身去在金斯伯格耳边说，马丁会希望她去跳舞的。“金斯伯格缓和了下来，跟着索托马耶尔跳了几步，”比斯丘皮克写道，“后来金斯伯格伸出手去，用手掌托着索托马耶尔的脸，说，‘谢谢你’。”
作为历史上第四位女性大法官，埃琳娜·卡根的到来标志着有史以来第一次，最高法院中同时有三位女性大法官。金斯伯格非常高兴。1973年的时候，年轻的卡根曾要求她的拉比为她举行一个女性版本的犹太受戒仪式，这在卡根信奉的东正教中闻所未闻，而且同为犹太人的金斯伯格都根本没想过这种事。作为哈佛法学院的第一位女性院长，卡根曾为金斯伯格推荐过许多法官助理。卡根也是第一位成为联邦副检察长的女性。但是，她承认，自己奋斗的道路已经比金斯伯格的轻松太多了。“女性律所合伙人和女性法学院教授虽然还不是惯例，但数量在不断增加，而且她们的存在也不再会被认为是为了刻意表现平等或是会引起人们好奇的事了。”卡根在讲到自己早期职业生涯时说，“而且几乎所有联邦法官和最高法院大法官都很乐意雇佣最聪明的女性毕业生来做他们的法官助理。”（卡根曾做过瑟古德·马歇尔大法官的助理。）“尽管我不能说我从未经历过偏见，但我想要挑选自己的道路还是比较容易的。”卡根说。她又马上补充道，她需要感谢金斯伯格，“是她让美国的法律公平对待女性，她对此的功劳大过任何其他人”。
现在再也没有人会搞混这三位女性大法官了。金斯伯格开心地说，她的两位新同事可不是什么畏首畏尾的人。不知为什么，老是有人问金斯伯格什么时候才会觉得最高法院上的女性足够多了。她总能一句话就堵住提出这种愚蠢问题的人的嘴：“等到最高法院里有九位女性大法官时吧。”
金斯伯格自己也不是畏首畏尾的人。在法庭口头辩论时，她以总是第一个发问而著称。她的问题总是很尖锐，尽管有时人们会需要努力才能听清楚她的问题。“她瘦小的身材和轻柔的声音，加上法庭里不怎样的音效，可能会导致一些旁听者低估这位大法官。”经常在最高法院出庭的律师汤姆·戈德斯坦写道：“但律师们可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放不下笔在撰写意见书和讨论案情的过程中，案件的最终判决经常会发生改变，毕竟，判决需要至少五位大法官同意同一个观点。“有时在阐述自己看法的过程中，你会开始想，我的想法对吗？我是不是忽视了这个或那个问题？”金斯伯格解释道，“有时一位大法官会说，我不写这篇意见书了。我开会的时候错了。我现在赞同另外一个看法。虽然这种事并不常见。”
她给其他大法官传阅自己写好的意见书之后，金斯伯格说，她有时就会收到便签上写着，“亲爱的鲁思，如果你愿意改变你意见书中这个或者那个内容，我可能会站到同意你意见的这一边”。她一般都会同意做出这些让步，即便最后成稿的意见书可能和她最理想的状态有出入。“即便在有了五票赞同后，我也还是欢迎多一位同事的加入。”她说。
作为自由派中资历最长的大法官，金斯伯格经常可以指派撰写异议意见书的人选。“我尽量公平，这样就不会一个人拿到的全是无聊的案子，另一个人全是有趣的案子。”她告诉《新共和》杂志，“但在那些最受关注的案件中，我大概肯定会自己多写一些异议意见书。”
但即便到了撰写异议意见书这一步也不一定代表异议大法官们输定了。很偶尔的情况下，异议意见书太有说服力而使投了多数票的大法官改变了看法。金斯伯格曾经成功过一次，她把那次经历称为“令人欣喜若狂的经历”。有的时候，异议意见书虽没能改变多数大法官的投票决定，也会让他们修正自己判决书中确立的原则。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案”中，斯卡利亚大法官在一个星期五下午把他完成的异议意见书扔给了金斯伯格。金斯伯格开玩笑说斯卡利亚毁了她的周末，但是却让她写出了更好的判决书。
2015年，金斯伯格在国情咨文时睡着了，这件事非常出名。就在那天的前夜，金斯伯格告诉我，“我跟自己说，‘不要一整夜工作’，但我放不下笔”。在深夜金斯伯格总是放不下笔。
金斯伯格的法官助理们一般自己决定上班时间，金斯伯格则会在半夜给他们留语音消息指导工作。金斯伯格前法官助理理查德·普力玛斯记得，有天他工作到很晚，所以金斯伯格给他留语音消息时，他自己接起了电话。“理查德，你怎么还在这儿？”金斯伯格惊讶地说。当时，最高法院的大铁门每天凌晨两点关闭。
“两点之后，你必须打电话给值班法警，请他们来开门。”普力玛斯回忆道。1997年审判年度中，他经常需要打那个电话。“肯尼迪大法官喜欢早起，”另一位前法官助理丹尼尔·鲁宾斯回忆道，“我们有个笑话是，通常肯尼迪来上班的时候金斯伯格才刚刚下班。”从没有人怀疑过金斯伯格的职业道德。大家都知道，她以前会带着小手电筒去电影院，趁着放预告片的时候读信件，打高尔夫的时候都会在击球间隙坐在高尔夫球车上读辩护状。金斯伯格儿子还小的时候，他半夜醒来经常会发现餐桌上摊着一大堆笔记本，妈妈一边在笔记本上写字一边吃李子干。
让金斯伯格明白了法律重要性的那位法学教授，罗伯特·库什曼，很早之前就告诉过金斯伯格她的文笔有一点过分考究。在那之后，金斯伯格就非常注意删减自己文章中的形容词。“如果我的意见书超过了二十页，”她说，“我就会烦恼自己没能更加简练地写完。”她办公室里贴着的准则是“做正确的事，写简练的文章”。她不屑于使用拗口冗长的拉丁文，而力求把意见书的起始段落写得尤为清晰，因为她希望普罗大众也可以理解这些文字。“如果你可以用通俗易懂的话讲清楚，就不要用复杂的语言。”金斯伯格说。金斯伯格会写“不计其数的草稿”，目的是写出一篇没有一句话需要读两遍的意见稿。“我认为法律应当是一种以文学写作为基础的职业，”金斯伯格说，“在最优秀的律师看来，法律不仅仅是一项技术，也是一种艺术。”
金斯伯格的法官助理一般的工作是总结提交到最高法院的上诉请求和撰写意见书的第一稿。他们狂热地牢记他们知道金斯伯格喜欢的词语，比如说，“开拓新道路”，这是她在瑞典学的一个词语，以及用“因为”（而非“由于”）来表达因果关系。上交稿件后，他们就开始忐忑不安地等待金斯伯格把他们的稿子改得面目全非。金斯伯格的前法官助理，后来曾担任哥伦比亚法学院院长的大卫·施泽，记得另一位法官助理给他看过一篇金斯伯格改过的意见书草稿。其中有一段话，她划掉并重写了每一个字，除了一个“这”字，她把这个字圈了出来，大概是为了稍微照顾一下这位助理受伤的情绪。
金斯伯格还有一件事很出名：她会修改演讲稿中细微的标点符号错误，包括那些不会被发表、只用来朗读一次的演讲稿。而且，在她的法官助理中流传着一个不知真假的传说，有一次，金斯伯格收到的一份法官助理职位申请中有一个错别字。这位申请人并没有得到面试的机会，但金斯伯格还是特意给她回了一封信指出“这里有个错别字”。某个审判年度结束时，金斯伯格的法官助理们送了她一份菜单，他们用金斯伯格的风格编辑了这份菜单——基本上所有词语都被改掉了。
施泽还记得自己做法官助理时曾得到过一次金斯伯格的高度赞扬。那天他刚刚提交了一份草稿。“马丁想约我晚上去看电影，我拒绝了他，”金斯伯格告诉施泽，明显是为了修改他的稿子而空出了整个晚上，“但这篇稿子写得太好了，所以我决定陪马丁去看电影。”
确保文章中语法正确只是开始，之后还有许多功课。金斯伯格教导她的助理们要永远记得大众会受到最高法院判决的影响，而且撰写多数意见书时一定要尊重失败的那一方。金斯伯格写的意见书有时甚至像是故意要跟那些希望在里面看到煽动性词语的人对着干。“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的写作风格有点过于平淡，”金斯伯格在2012年说，“我写的意见书可能不是一开始就能抓人眼球，但我希望我写的东西拥有持久的力量。”她经常引用勒恩德·汉德，就是那位因为不愿意在女士面前改掉自己说脏话的毛病而拒绝聘用金斯伯格的法官，他经常说，一个人不该对对手太不留情面。
“她能够敏锐地感知法律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而且她明白重要的不仅仅是法律条例的内容，还有用来描述法律条例的词汇。”金斯伯格的前法官助理艾丽莎·克莱因说：“对参加了诉讼的普通人来说，最重要的结论不应该只是‘我输了’，而是‘我理解这个司法过程，而且我受到了公正的对待’。”金斯伯格还教导自己的法官助理们不要使用下一级法院或下层法院这样的词语来称呼地方法院与上诉法院，这是她对这些法院表达的额外尊重。
但尽管存在着这些严苛的要求，金斯伯格却以完成意见稿的速度而闻名。“我们都笑她写得那么快。而且她的工作成果还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高质量，”卡根说，“我在自己的书里说她是拥有精湛技艺的司法工匠。每次和她谈话我总能学到新的东西。”
金斯伯格的办公室内室里装着一个召唤法官助理进来的蜂鸣器，而她的花岗岩书桌上总是扔满了被啃得乱七八糟的铅笔。大多数法官助理都有备而来，他们需要耐心地等待金斯伯格开口说话，他们中的一些把她的沉默称为“她对静默对话的忍耐力”。
但他们认为这是因为金斯伯格会和她写作时一样谨慎选择她要说的话。理查德·普力玛斯说他有一个“五个密西西比规则[2]”，数完五个密西西比之后他才能确定金斯伯格一句话讲完了。
“总有的时候你觉得对话已经结束了，但你不完全确定她有没有彻底讲完，”前法官助理保罗·伯曼回忆道，“那你就开始慢慢向门口走去，如果她又说了什么，你就马上回来，而如果她没有再说，你就继续走出门去。”
这个世界应该有的样子大卫·波斯特的简历有一栏上带着星号，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在家做全职父亲的两年。他妻子当时在世界银行工作，经常需要出差，所以波斯特白天在家带孩子，晚上去乔治城法学院上夜校。他在递交法官助理职位申请的时候不太确定要如何解释自己当时的决定，现在也已经忘了自己当时到底是怎么说的。但不论他当时是如何解释的，金斯伯格注意到了他。
“我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这样做的男人，但是这在当时还是很少见的。”波斯特在谈到自己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时说。他当时不知道金斯伯格做律师时最喜欢的案子是“斯蒂芬·维森菲尔德案”，维森菲尔德在妻子去世之前就承担起了养育孩子的主要责任。1986年秋天波斯特成为金斯伯格在华盛顿巡回法院的法官助理时，女儿莎拉大概四岁，儿子山姆刚刚出生。他跟金斯伯格说他可能偶尔需要提早下班去托儿所接孩子，金斯伯格也知道他需要回家吃晚饭。实际上，她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我当时想，‘这就是我认为这个世界应该有的样子’。只有父亲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承担了平等的责任，女性才有可能真正被解放。”金斯伯格1993年在最高法院的内部刊物上解释道。在最高法院就职后，金斯伯格又邀请波斯特来做她在最高法院任职第一年的助理。“我很高兴看到有男人真的在承担父亲的责任，而且不认为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我希望，对于那些担心如果自己花时间照顾孩子事业就无法成功的男人，以及那些担心如果自己把家庭放在第一位就没了男子气概的男人，波斯特这样的人可以成为他们的榜样。”
波斯特后来开玩笑说，在家照顾两年孩子是他做过的最明智的职业决定。“当然，很多女性也都这样做了，但是没有人会特意照顾她们。”他说。
不久之前，波斯特写了一篇博文讲述自己当时的经历。金斯伯格看到后提醒了他一件三十多年前发生的事。金斯伯格大法官是戏剧爱好者，当时很高兴地发现波斯特申请法官助理职位时提交的写作样本是关于华格纳撰写的舞台剧《尼伯龙根指环》与合同法。在这两个问题上可没有什么是金斯伯格不知道的。“鲁思·巴德·金斯伯格是真正的专家。”波斯特说。他永远都不会忘记在他父亲的弥留之际，金斯伯格给他父母寄的一封信，在信里，金斯伯格说他们应该为他感到非常自豪。
苏珊和大卫·威廉姆斯一同面试，并在之后担任了金斯伯格在华盛顿巡回法院的法官助理，面试与入职之间的十八个月中，他们结婚了。“金斯伯格大法官对于我们俩这样处理工作与家庭之间的时间冲突感到非常高兴，她还特意做了一点调查，发现我们俩，用她的话来说，是‘联邦第一对’，意思是说我们俩是联邦政府历史上第一对要为同一位法官工作，却在开始工作前跟彼此结婚的夫妻。”威廉姆斯夫妇写道。
金斯伯格对许多法官助理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尊重她的两位秘书。“曾经有过一位申请法官助理职位的哈佛法学院尖子生来面试，他很鄙夷地对待我的秘书们，”金斯伯格回忆道，“就好像他们不过是仆人一样。你如何对待我的秘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他们不只是被雇来干活的人。就像我告诉我的法官助理们，‘如果真的要裁员的话，我可以干你们的活，但没了秘书们我可就没法工作了。’”
法官助理们会受邀和金斯伯格一起去看戏剧，或是去她位于水门大厦的家中品尝马丁做的晚餐。金斯伯格似乎很喜欢了解助理们的家庭生活。当助理们生了孩子之后，她还会给他们寄去带有最高法院标记，并印着“金斯伯格孙辈法官助理”的T恤。
当金斯伯格听到小道消息说她的法官助理保罗·伯曼正在和一位曾为前大法官布莱克门做法官助理的姑娘谈恋爱时，她从自己的办公室内室中给伯曼打了个电话。伯曼记得自己忧心忡忡地接起了电话，以为自己大概搞糟了什么工作。“我不知道你居然在最高法院里还有一位特别的朋友！”金斯伯格轻柔地说，“你应该带她来和我一起喝茶。”两天之后，金斯伯格在她的办公室中弄了一个小茶几，茶几上铺着餐桌布，摆着全套茶具，她与这对年轻的情侣聊了三十分钟。后来，她还成了他们俩的证婚人，她曾为好几位法官助理证过婚。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证婚词的结尾，”伯曼说，“她没有说‘以某个政府赋予我的权利’，而是说‘以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赋予我的权利’。我太太总是开玩笑说我们俩离婚可是违宪的。”
金斯伯格甚至有时会参与助理们的恶作剧。在阿利托大法官任期的第一年，他的法官助理们说服他参与其他法官助理组织的线上棒球比赛。“金斯伯格法官助理对战阿利托法官助理的那一星期，他们惨败。”当年担任金斯伯格法官助理的斯科特·赫什维茨说。事后，赫什维茨急切地向金斯伯格汇报了这次胜利，并建议她给阿利托写一份备忘录炫耀一下。
“她好像我疯了一样地看着我。”赫什维茨回忆道。但他又大胆地将自己提前写好的备忘录草稿从桌上递给了金斯伯格。
金斯伯格看了一眼那张纸。“再跟我解释一遍线上棒球是什么意思来着？”她问道。然后，她拿出了笔做了一些修改。最后，赫什维茨记得，这份备忘录上写着：“亲爱的山姆[3]，我刚得知本星期我的助理们以十比一的比分打败了你的队伍。即使是一个年纪轻轻的法官也不至于这么菜吧。”
[1] 源自拉丁美洲的一种欢快热烈的舞曲。
[2] 美国人在数数时经常会在一、二、三等数字之后加上Mississippi这个词，如one Mississippi，two Mississippi……
[3] 阿利托大法官名字的昵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