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森很会讲故事。他总是妙语连珠，根据他那狂热的世界观，每一天都是一次冒险。他会把自己说成吟游诗人、电台脱口秀主持人和低俗喜剧演员的结合体，不时用爆笑打断自己的故事，而且常常是冲着自己笑的。他的母亲认为他辜负了喜剧演员的天份，她带着理所应当的母爱偏见告诉我，杰森是“我认识的最有趣的人”，但通常杰森的行为和大胆才是故事中最有趣的部分。
当我思量杰森的癌症故事时，总会想起2011年春末的一个特别之夜，那天我们在电话中闲聊。在经历了完全不同的生活后，那天晚上，我和杰森开始以一种更真实的方式恢复了联系。
我住在旧金山一个近郊住宅区的浅棕色灰泥公寓里，杰森住在拉斯韦加斯，和他的货车相伴。他打电话给我的那天晚上，我刚帮忙把两岁的麦洛和刚出生6个月的妹妹哄睡。他们睡在后面的卧室里；梅瑞狄斯，我的妻子，也就是他们的妈妈，在隔壁的房间里读书。我坐在前厅一个巨大的蓝色弹球上，当孩子们难以平静下来或难以入睡时，我们就坐在上面弹跳。
杰森谈到了他的癌症。他谈到自己错过化疗时，还保留着忘记复习法语考试时的那种谦逊的幽默。这没什么好激动的，也没什么好夸耀的，尤其是在还有那么多风险的时候。
他讲起开车横跨整个国家去参加一个展销会的故事。这时，他拥有一辆福特风之星。在长途跋涉中，他开车穿过堪萨斯，从收音机里听说那里正在举行一场精彩的高中篮球比赛，于是他决定穿过堪萨斯去看比赛。
“汽车旅馆都挤满了人，”他说，“我睡在货车里。小货车里装满了小饰品盒，里面塞得太满了，几乎都挤不出空间。我简直不能呼吸了！”我担心他的笑声会吵醒孩子们。我仿佛和他在一起，完全沉浸在他的旅程中。
然后突然间，他就开始下一个话题了。他给我讲了一些曾经约会时的成功或失败的下流故事，他还表示那些日子可能已经过去了。“老兄，我跟你说过贝丝吗？她真是太好了。”
他的女友贝丝·施瓦茨全身上下写满了天使这个词。她就在杰森的驾驶室里。她热爱足球，曾是休斯敦一所高中的校报体育编辑；她本人也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和田径运动员；她喜欢笑，觉得他很欢闹。他觉得她很漂亮。那时的他可能没有完全理解她究竟有多大的能耐，是无视还是欣赏他的飞行和梦想。
他们在2006年的劳动节周末相遇。她在一次直排轮滑事故中摔断了腿，当她拄着拐出现在西弗吉尼亚校友俱乐部在塞拉黄金这家中等规模的小酒馆举办的西弗吉尼亚登山者队比赛直播活动中。那时的她站在混音台前，正看着屏幕上播放的流行音乐。贝丝无意听到后面的房间里有人提到她的名字。那是校友俱乐部里的一位前辈，杰森问他：“那个拄着拐杖的女孩是谁？”“贝丝。”前辈答道。
杰森那时在酒吧工作。他正在设计一个梦幻足球终端（贝丝称之为“一个疯狂、愚蠢、不可能成功的体育网络”）。
她告诉我：“我看着他，心想：‘哦，糟了。’”
为什么呢，贝丝？
“他看起来很麻烦——穿着洞洞鞋和工装裤，T恤也几天没洗了。”
但很快，他们就在酒吧里喝酒了。当杰森试图搞定她时，另一个男人跑来跟贝丝搭讪。那家伙想开个玩笑，说贝丝怎么看上去那么年轻，他想知道她妈妈是不是也在酒吧。这很尴尬，杰森很自然地反驳道：“让我给你一些友好的建议，永远不要通过打听一位女士的母亲来搭讪她。”
贝丝说：“我被他俘获了，就在那一刻。”
除了贝丝的其他特质外，她的工作也十分契合杰森对冒险的热爱。她是拉斯韦加斯一家高端奢侈品杂志的编辑，这意味着她会受邀参加一些著名餐厅的开业典礼和音乐会。那可是在拉斯韦加斯，还是免费的。
“作为一个健谈的意大利裔人，他坐在那里就可以成为全场的焦点——如果我可以让他穿着得体的话。”贝丝说。
他们也有安静的时候。他们俩约会时会一起去书店或咖啡店看书。杰森如饥似渴地读着历史书，贝丝也是个狂热的读者，这让他很开心。有时，这会让人有家的感觉。
那天晚上，在电话里，杰森问了我一个问题。
“里克（里克特的简称，他经常这样称呼我），”他说，“你觉得我该有一个家吗？”
我听到了他的问题，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认真的。
“你、诺埃尔、迈耶都安定下来了，你们看起来很开心。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没有多少时间了。”他听起来有些凄凉。
“很好，格林尼。9点睡觉适合你。”我半开玩笑地说，试图缓和谈话的气氛，也在试探他的反应。
“我是认真的。我该有个家吗？”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有了家，你会非常自由。我有很多时间思考我喜欢的事情，写作、打网球，甚至玩音乐，而不是和谁去约会。等你有了你爱的孩子和妻子——直到你身临其境时，你才知道那有多棒。”
“我不知道，老兄……”
他确实很讨厌这个话题；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学到了很多。他爱贝丝，珍视她，但当我问他是否想给贝丝戴上戒指时，他不再说话。我意识到，这与贝丝无关，更多的是有关承诺。也许是因为他失去了父亲，也许是因为他喜欢开阔的道路——我也说不准。
那天晚上，或者之后不久，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和杰森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是真正的朋友了，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自己的疾病有关。我告诉了杰森我都经历了什么。
那时我刚25岁。
虽然不能精确到哪一天或哪一年，但我仍记得那一刻。大概在1991年或1992年年末，我在帕洛阿尔托慢跑，我当时在那里做着第一份报业工作。我忽然感到头晕，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于是，我去看了一位医生，他是我的医疗保险公司为我指定的。他是个好人，大概七八十岁的样子。我找了他几次，告诉他这些症状，但他只是给我开了抗生素，然后好心地送我离开。
我也知道这不是正确的做法。我应该自我反省的。
在那之前的大约三年，我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和朋友一起去了欧洲。在罗马的一家青年旅社，我写了一张改变我一生的明信片。这张明信片是在仲夏写的，准备寄往我所申请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它当时已把我列入了候补名单。我在明信片上用押韵的语句解释说，如果他们不录取我，我会把所有的学费都花在酒上。
我对能在这所一流学院的候补名单上没有一丁点儿怨言。我从未做过任何新闻工作，这往往是一个先决条件。我之所以在伯克利的最后一个学期申请，是因为我深知自己喜欢写作，喜欢提问，喜欢探索，我天生拥有一颗强烈的好奇心。真实的故事是：从欧洲回来的两天后，我回到了博尔德，正当我对自己的人生该做什么毫无头绪时，电话铃响了。
“马修在吗？”
“我就是，您是？”
那家伙介绍说，自己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的助理。
“昨天学院开学了，有一个名额空出来。老实说，马修，你在候补名单上排得很靠后。但是院长看到了你的明信片，觉得你很有趣。你愿意来哥大吗？”
等一等，这是不是高中同学在搞恶作剧？不是。
当然愿意。
在哥伦比亚大学，我表现得很高冷。表面上，我仍然认为自己属于杰森称为“忧虑者联盟”的那个与校园格格不入的酷酷的团体。但让我惊呆的是，我居然是班上最年轻、最缺乏经验的学生。更可怕的事不止如此。当我回首往事时，我意识到就是在那时候，我潜意识里决定要做些伟大的事，不管那意味着什么。我儿时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可以像杰森一样冒险，成为一名记者。可问题是，这种激情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出于真正的兴趣——我当时还不明白当记者或作家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我想要成功。这种可怕的脱节让我变得很恐惧；我知道，在某种程度上，我只有大概的目标，而且对我来说还不一定适合。
为什么我要告诉你这些呢？
因为它解释了我为什么无法入睡。我指的不仅是无眠的夜晚，我是几乎完全睡不着。一整个星期我都在辗转反侧，一次只睡几个小时，脑子里满是我不理解的故事，或对我自己不感兴趣的课程的抨击，抑或，保持一种在现实中不存在的平静。
在我意识到有些地方不对劲之后，我花了三年时间认真、深入地了解我自己和这种疾病，而这确实是一种病。实际上，这对我的行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整天汗流浃背、疲惫不堪，难以集中精力工作，做出一些愚蠢的社交行为，更可怕的是，这些都为我严重的焦虑和抑郁埋下了伏笔，让我的肾上腺素狂飙，令我在没有好好休息的情况下还勉强工作。当我着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回顾过去，发现当时让我不知所措的东西与免疫系统及其与睡眠和压力的关系密切相关，尽管它看起来“只是”一个心理学问题。或许，也有一些这方面的原因吧。
在为这本书做准备的过程中，我向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名誉退休教授，也是研究人体压力和神经系统与免疫功能关系的专家威廉·马拉基博士描述了我当时的情况。他与贾尼丝·基科尔特–格拉泽和罗·格拉泽有密切的合作，是研究压力的起因及其影响方面的专家。
“你是在寻找一种使命和意义，”他说，“在某个时候，你拍出了这个不可思议的长镜头（意思是申请哥伦比亚大学），但你并没有真的想清楚。你只是碰巧击中了一个本垒打。然后突然间你想，‘我一定要成为巴比·鲁斯[1]。现在我是职业棒球大联盟的一员了。’”
然后他讲起了生物学术语。他说，战斗或逃跑反应接管了我的身体，就像“我被扔进了狮子窝，或者和一群熊在一起”。
他说，这当然不是真实的。但这就是我的想法，我和许多人都倾向于犯同样的错误。“现在的情况是，很多人在他们生命的每一步都与虚构的熊相伴——一些新闻或疯狂的事情会淹没他们。”接下来他提到了“去甲肾上腺素升高”。
在短期内，这是一种生存机制。但从长远来看，这是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
如前所述，去甲肾上腺素是两种主要的神经递质或激素之一，是由神经末梢或肾上腺分泌的一种信号，可以在产生战斗或逃跑反应时立即释放。另一种主要激素叫作肾上腺素。当我们察觉到危险的情况或任何威胁时，这些激素就会被分泌出来，开始影响身体的其他细胞。“你被扔进狮子窝或被熊包围后，就会开始警惕周围发生的一切。”
免疫细胞也会受到影响。事实上，根据马拉基博士的说法，免疫系统和肾上腺系统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我跟马拉基博士说，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听起来就像白细胞介素一样，因为它们发出的信号都会影响免疫细胞。他笑了起来。“完全正确！”他说，“我已经这么说了好多年了。它们的区别在于，它们是由不同领域的人发现的。如果是免疫学家发现的，它们可能会被称为IL–1或IL–6等。”
言归正传，他说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会让人感到异常兴奋。“你会上瘾的，你需要它。突然间，一切都开始了。是大脑在驱动它，但你得承受它们分泌过剩的恶果。你的免疫系统会失调。”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睡眠专家欧文博士解释说，接下来产生了“一种由炎症引发的疾病综合征和病态行为”。你会感到抑郁、社交孤立、孤僻、疲劳。
这正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那段时间里，我试图去发现自我。我知道这有些陈词滥调，不过在这里，我认为它是健康的核心。我不会停下脚步，直到我更好地理解自己。我早已忘记了诸如“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之类的问题。很快，这个愚蠢的想法分解成为一些更基本的问题：对于我来说什么是最合适的？什么样的活动和环境感觉是对的？
失眠大大增加了回答这些问题的必要性。我日常的交感反应水平和持续的睡眠障碍显然影响了我的健康、幸福以及焦虑程度。可以说，我对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上瘾了。我感觉很兴奋，但这一切都是假象。
科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开始冥想。我不记得这是如何发生的，也不记得为什么，只剩下那个显而易见的概念。
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深深地呼吸，一直在冥想，一个小时，或者更久。我觉得下巴松了下来，感到身体平静了，我睡着了。早上，我神清气爽地醒来，终于得到了真正的休息。这和我长期以来的感觉不一样。我继续保持了这个做法，很多个夜晚我都会冥想，一个多小时，也许两个小时。
现在我已经掌握了这门科学，我知道我关闭了我的交感免疫系统。[2]我正在缩短欧文博士所描述的危险循环，在这个循环中，我的中枢神经系统给我的身体注射了肾上腺素，增强了战斗或逃跑反应，加剧了肿胀，刺激了免疫系统，导致了进一步的肾上腺反应。我不知道那段时间是否会延长我的寿命，但那段时间我学到的东西千金不换。
与此同时，我也要把自己的心田抽干了，我常常坐在心理医生的沙发上抽泣。我对父母、女友和在哥大新闻学院遇到的好兄弟鲍勃·泰代斯，亏欠得太多。我提到这些人不仅是为了表示感谢，也是因为科学证明，在患病时期，包括焦虑和抑郁期间，情感联结对治愈是有帮助的。它帮助免疫系统找到平衡，这从进化的角度讲是有道理的；你属于一个团体的想法，是你的身体机器寻求和谐的强大动力。如果孤身一人，你可能会退得更远。
在这段时间里，我绞尽脑汁，开始领悟到那句老话的智慧：除了恐惧本身，没有什么更可怕的。回顾过去，我发现我的心理探索的结束和开始冥想放松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简单地说，我让自己放松了一下。我感到了舒服，而最终，我也不需要去证明什么了。通过这种艰难的方式，我学会先倾听自己，再忽略其他的声音。
这不是在夸大其词，因为这关系我的健康，甚至很多人的健康。我变得更加自信，我相信自己，这反过来又让我倾听生活中那些让我兴奋和激励我的东西，那些让我感到舒适的环境和朋友，那些我需要摆脱的不真实的东西。我找到了自我。
倾听并追寻自己的声音，而非追求一般的外部验证，对健康更具价值。我能提供的最好的例子，就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我身上。那时，我是《纽约时报》的自由撰稿人，一切进展顺利。我喜欢新闻工作，它能让我保持写作的习惯，不断探索，对世界充满好奇心。而我也很高兴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这样我就可以更多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工作。这不再是绩效的问题，也无关老板的认可。我喜欢我的工作，我得到了报酬，但我不想升职。
后来《纽约时报》给了我一份工作，这是一个年轻记者梦寐以求的机会。唯一的问题是我不能留在旧金山，我必须搬到纽约去，而那里正是我大学毕业后离开的地方。
这个想法吓死我了。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知道我不属于那个城市，我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备受煎熬。我担心在那里，我可能会丢掉我的优势，在那个竞争激烈的世界，我感觉周围的人都在盯着我的一举一动。我想象自己将被困在肾上腺素的旋涡中，在办公室里和比我更有能力或更愿意承受这些的人熬过漫漫长日。于是，我拒绝了那份工作。
意外的是，报社的态度缓和了。他们希望雇用我，但我可以留在旧金山。两年后，这家报社改变了主意，我被告知我必须搬到纽约。“每个人都是这么做的，”一位编辑告诉我。这不是针对我个人。
我飞到纽约，想说服他们允许我继续留在旧金山。我告诉他们，他们看起来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没有什么不妥。一位编辑告诉我：“这与快乐无关，而是完成每个人都应当面对的课题。”
我对这种想法深恶痛绝。
他们给了我一个截止日期——2001年10月1日，要么去纽约，要么被炒掉。那时我已经开始和梅瑞狄斯约会了（不是梅瑞狄斯·布兰斯科姆，而是另一个叫梅瑞狄斯·巴拉德的科罗拉多人），这个了不起的女人后来成了我的妻子。10月1日，我醒来后，走到办公桌前，等着电话铃声响起。我边工作，边等待。下一个电话，或者任何一个电话，都可能会通知我被解雇。
我没有接到这个电话，一个星期、一个月、几个月都没打过来。我继续写作、生活、工作，我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声音，我的缪斯女神。我娶了梅瑞狄斯，并开始写书，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讲给自己的故事源源不断，如同美妙的歌声，远非往日的我所能模仿。有一天，报社妥协了。他们很高兴，我也很高兴。
我想再说一次，这不是题外话。同样，我也想再次强调，作为免疫系统的一课，它的价值是巨大的。我越顺应自己，越抛弃那些陌生的东西，我就越健康。我讲这个故事也是因为它让我和杰森成了真正的朋友，我们比小时候更坦诚。
与此同时，杰森一直在追随自己的缪斯女神。这使他不断想出下一个业务，他从事销售，他谈论、赞美小物件的力量，也为他真心认为与众不同的想法付出过——从销售话费到榨汁机等，直到他踏上最新的一次冒险——赌场小玩意儿。
2011年春天的那个夜晚，我们之间渐渐形成一种新关系。我们谈论生命，谈论癌症。
“我要打败这个东西，”杰森告诉我，“然后我才能想出下一步该做什么。”
“感觉如何？”我指癌症。
“我不想骗你，里克，这太他妈糟糕了。”
他跟我说了化疗的事，说化疗是如何毁了他的身体，他得服用类固醇来抑制炎症，这让他晚上无法入睡。“这是我感到最难受的时候，我痛苦万分。我只能坐在那里，夜不成寐。我浑身疼痛，躺在那里，甚至看不了书，也看不了电视。这太残忍了。我从没想过我最大的敌人竟是这样的。”
我猜，在那种情况下，我可能也会故意错过几次预约。
杰森的第一次治疗失败了。在化疗领域还有其他选择，他正在尝试。
然而，在这一背景下，一个建立在多年免疫学研究基础上的新的医学领域正在形成。它被称为免疫疗法，其背后的科学原理让人震惊。
[1] 巴比·鲁斯，美国著名棒球运动员。
[2] 有研究初步表明，交感神经与免疫系统调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