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1日，杰森来到布伦万医生位于科罗拉多血癌研究所那间四四方方的办公室，进行了80分钟的会面，一切都很愉快。杰森在2012年服用本妥昔单抗后存活时间超过22个月，并且在2013年经历了整整一年的缓解期，没有复发；在第24个月的时候，他已经处于一种完全康复的状态。
“你感觉怎么样，杰森？”
“很好。日子时好时坏，有些时候真是太棒了。我做了很多事，直到筋疲力尽。”
布伦万医生告诉他，这在情理之中。他的身体毕竟经历了三年地狱般的折磨。但现在杰森只需服用阿昔洛韦即可，这是一种预防唇疱疹等的药物。
“你正在转危为安，杰森。”
他只需要再坚持6个星期，痛苦就会过去。
一周后，杰森回到拉斯韦加斯，享受了按摩。第二天醒来，他的左腋下方，腋窝和肩膀的交界处，也就是咯肢窝，肿了起来。这持续了一个月。随后，他回到丹佛去检查，扫描了发炎的地方。那时，他只剩几个星期就可以脱身了。
2月2日，杰森精神大振。他感觉很好，打算和老朋友鲍勃·内斯比特（也是高中帮的一员）痛快地玩一晚，看看深爱的丹佛野马队在超级碗上与西雅图海鹰队的比赛。坏消息是野马队以8比43惨败。好消息是，一切很快就结束了，在第一季度末结束。杰森和鲍勃玩得很开心，感觉很好，无论比赛结果如何。
第二天，他和母亲正在博尔德的杂货店里，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是波比·碧丝打来的，她是杰森在癌症中心的护士。
“你好，波比！怎么说？”
“杰森，我有个坏消息。”
“什么？告诉我。”
“测试结果出来了。不如你还是过来见一面吧。”
2月11日下午4点半，杰森去了布伦万医生的办公室，想知道自己的命运。“我复发了，是不是？”
“听着，杰森，我们不是没有选择了。”
他们之间讲话早已不再藏着掖着、畏首畏尾了。
“我们还有很多种选择，”布伦万医生重复道，“但目前还没有标准的治疗方法。”
“那是什么意思？”
“服用本妥昔单抗后，你有一年没有生病，所以我们可以再试一次。”
杰森听着，觉得自己被彻底打败了。他无法忍受癌症不断复发时再次经历化疗的痛苦。
布伦万医生解释说，另外两种药物也可能会有所帮助。其中一个的目的是使癌症过度表达一种叫CD30的分子，这样它就更容易被本妥昔单抗靶向。
“但它们有风险，杰森。它们实际上可能会导致其他恶性肿瘤，但这些风险并不比你已经患上的恶性肿瘤更严重。”
“如果我不这样做呢？如果我无法再忍受一次呢？”
“平均存活时间不到6个月。”
布伦万医生建议六天后开始战斗。在他的印象中，杰森同意了。
“里克，我做不到。”
他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想放弃了。他受够了。我认识的这个终极竞争对手已经准备好重新定义这场战斗。它已不再关于战斗，而是关于不再受折磨，关于和平。
“我不想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感觉那么糟糕。”
“我理解你，格林尼。你说得很对。”
“不应该是这样，我本来要痊愈了。我感觉很好，好极了。”
他说他还想再谈一谈。
杰森两个最好的朋友——诺埃尔和汤姆，和我发短信谈了许久。我们决定是时候把忧虑者联盟的成员召集起来了。我们定了个日期，汤姆将从明尼苏达过来，我从旧金山过来，诺埃尔将在博尔德与几位杰森最要好的老朋友筹备。我们告诉杰森我们要重聚了，但并没有说得那么清楚：我们要一起向杰森道别。
鲍勃·内斯比特到机场接我，傍晚时分，我们到了诺埃尔在博尔德的家。汤姆也在场，还有阿里尔·所罗门，一个绝对的王子，他比我们晚一年上高中，但很久以前就加入了这个联盟。阿里尔曾是匹兹堡钢人队的一名巡边员，在超级碗比赛中赢得过一枚戒指，后来成了铁人三项运动员，现在看上去仍像个健硕的巨人。事实上，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好，似乎确实很好，只是刻上了岁月的痕迹而已。
我们当然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伴随着我们青春的狂饮烂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中有两个人摆脱了酗酒的问题，转而喝苏打水。现在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了，而在那天夜幕降临时等着我们的，是一些好消息。比起高中和大学时期醉酒的我们，如今成熟的自己似乎更加轻松舒适。我们聊家庭，聊生活，等待着贵宾的到来。
就这样等着。
在某个时间点，杰森打电话或发短信说，他马上就到。他一大早就从拉斯韦加斯开车过来了。
九点钟，他到了。他还是那个杰森，人字拖、牛仔裤和法兰绒衬衫，身上散发着陈旧的气味，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笑声尖厉，一到就讲起了故事。
“你们一定要听听这个，”他说，“昨晚我和贝丝参加悲伤咨询，我试图用这种方式来和她分手。”
“不是吧。”
“我是认真的。我一直跟她说她不需要这个，但她不接受。我在想也许我能让我们的咨询师站在我这边。”
“你是个见多识广的人，格林斯坦。没有人可以通过死亡咨询来摆脱一段关系。”
“我知道，但不管用。”
他的生命是美丽的。这不是他刻意为之，而是他真实的自己——微笑，大笑（一般伴随着尖叫），不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在自己的派对上迟到，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他看起来帅呆了。
杰森还有一个故事要讲。他被拉斯韦加斯的警察关起来过。事情是这样的，这么多年来，他攒了一大堆停车罚单，但他没有支付过，因为——好吧，为什么要费这个事呢？后来有一天深夜，他失眠了，于是去散步。天气很热，他热得冒汗。他在市区一个普普通通的地方漫无目的地走着，忽然他意识到一个警察注意到了他。杰森浑身是汗。祸不单行，警察检查了杰森的信息后，发现他严重拖欠停车罚单。于是警察把杰森关了起来，他在里面筋疲力尽，还得忍受癌症引发的淋漓大汗。他坐在拘留室里，等着被处理，那间拥挤的房间里满是20多岁充满戾气的壮汉。
“我得大便，但是这个银色的座便器却在正中间！”杰森还是老样子，他嚎叫着，回味着自找的麻烦，我们不确定我们是在嘲笑他还是乐在其中。但就我自己而言，我认为他看起来和房间里的其他人一样有活力，绝对不像一个只剩六个月或更少时间的人。
渐渐地，谈话变得严肃起来。杰森召集起大家，他向大家讲述了已经跟一部分人说过的话：他不能再做化疗了。
他说：“我想再享受一次四强赛。你们觉得我该怎么做？”
他的问题是反问，我不知道我们的建议是否重要，我甚至不知道我们是否应该提出什么建议。阿里尔第一个回答道：“如果是我，我会尽我所能去战斗。如果你有机会，就要抓住它。”
在这之前的几年里，阿里尔并没有怎么参与这个传奇的故事，当然也没有听到杰森最近对治疗的疑虑，所以他的立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他人则对杰森的立场表示尊重。谈话并不长，阿里尔的话似乎给杰森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他不想成为一个半途而废的人。
我们很晚才睡，打了台球，还约好一起吃早餐。我们重新点燃了团队的热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关系因为时光而变得成熟，但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与我们的创始人告别。
在一家名为艾格切泰拉的餐馆，我们吃了早午餐。事先，鲍勃、诺埃尔和我曾说过要花点儿时间让杰森知道，我们理解并尊重他对放弃治疗的决定。这并不是说我们明白他—这也不重要，而是说，他能想通对我们来说才有意义。
他点了点头，接受了我们的看法。他说：“阿里尔的话让我有些在意。”但他仍然不愿接受治疗。
在停车场，他想要一个离别礼物。他想在我旁边照张相，肩并着肩侧身拍照，他想看看我们中谁的鼻子比较大。
在我看来，这就像最后的一场平局。
我们拥抱后，我前往机场。我可能再也见不到杰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