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也就是杰森宣布要终结生命的第二天，梅瑞狄斯和我去了医院，我们完全不知道杰森是什么情况。我们看到了一个活够了的人。他几乎没有反应，头往后仰，嘴巴张着。他妈妈坐在床脚边，贝丝坐在他旁边，轻抚着他的额头。
我把我们过去辉煌岁月里的一些故事复述给杰森听，好像他能听见似的，我们都试着笑出声来。
护士给杰森注射了吗啡。他平静了下来，有人说他还能撑几天。然后，凯茜出去找点儿东西吃。
“快看。”我妻子突然说。杰森的呼吸变得特别吃力，梅瑞狄斯作为医生，对此非常了解。
贝丝拂去他前额上的头发，深深一吻。“再见了，我亲爱的。”她说。
杰森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他活着的时候就做事果敢，他离开这个世界也是一样。他选择在这个时间离去也合乎情理，这样他的母亲，他的坚定支持者，就不必承受这一幕了。
几分钟后，在情感和医疗的真空中，我发现自己独自站在杰森的床前，看着一个在他50年的生命中从未懒惰过的人。
“我爱你，格林尼，”我对他说，“我想感谢你从来没有看不起我这个无名小卒。我希望我的儿子也能拥有你这种尊严和高贵。”
几天后，杰森的追悼会上充满了力量、悲伤和欢乐。我赞美了他，并讲了他和汤姆上大学时开着从父亲那继承的大众甲壳虫车，从博尔德到伯克利的故事。杰森和汤姆在怀俄明州就把钱花得差不多了，此时这只“臭甲虫”还坏了，他们只好雇了一个机械师来修理汽车。到里诺时，他们只剩50美元，汽油也很紧张。杰森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去赌场把钱翻倍。他们玩21点把仅剩的50美元也输得差不多了，只好睡在车里，他们用最后5美元买了清爽干酪味多力多滋玉米片。最后他们筋疲力尽地赶到伯克利，刚好赶上足球赛的开球时间。我把杰森描述成一个只用一箱汽油就能走得比别人都远的人。我说，我想象杰森现在就在天上开着甲壳虫车，也许是朝着他的父亲乔尔的方向，乔尔戴着他那破旧的棕色棒球手套，正在天堂里等着他。
我之前在《纽约时报》写过杰森的故事，我写了一篇讣告来更新这个故事，描述了免疫疗法的潜在希望。毕竟，它让杰森多活了一年。
但现在杰森死了，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