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无神论间奏

或许科德角[1]是催生存在主义的沃土，或许那里的沙土中含有催化形而上学的金属，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我自己也在那里经历了世界观的重构。这一切发生在我七岁的时候，有意思的是，从那一刻起，我注定陷入对大卫·斯塔尔·乔丹的痴迷，在我的人生分崩离析之时，他注定会是那个我向之求助的人。

那是一个初夏清晨，我和家人在马萨诸塞州的韦尔弗利特度假，这里与佩尼克斯岛的直线距离不过五十英里。

我和爸爸站在露台上，轮流用一副笨重的黑色望远镜观望前方黄绿色的沼泽地，试图辨认远处芦苇丛中的一个小白点。爸爸个子很高，那会儿他还蓄着大胡子，顶着一头浓密的黑发。他穿着牛仔短裤，光着上身，露出总是长着淡淡绒毛的可爱肚皮。屋里其他人，我妈、我的两个姐姐和我家的几只猫，还在睡着。我没法让镜头聚焦在白点上，于是把望远镜递还给爸爸，然后继续盯着那个白点沉思。那是一只天鹅，或者一个浮标，还是别的什么更有趣的东西？突然间，忘了出于什么原因，我向爸爸发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或许是因为眼前的沼泽地一直绵延至海边，而海又绵延至我无法知晓的某处——海的尽头，帆船倾覆的地方，我在心里勾勒出这样的画面。我突然想弄明白，我们究竟在做什么。

爸爸安静了一会儿，在望远镜后面挑起一边黑色的眉毛。然后，他朝我咧嘴一笑，大声宣布：“什么都不是！”

从我出生起，他似乎就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等我最终开口问这个问题。他让我知晓，生命没有意义，无所谓意义。没有上帝，没人在看着你或关照你；没有来世，无所谓命运和计划。不管谁告诉你生命有意义，都不要相信。这不过是人们臆想出来的自我安慰之语，用以驱散那可怕的感觉：一切都无关紧要，你无关紧要。但事实就是如此，一切都无关紧要，你无关紧要。

接着，爸爸拍拍我的头。

我不知道当时我的表情是什么样的，面色苍白、毫无血色？那一瞬间，我感觉天地间一床巨大的羽绒被突然被扯开了。

爸爸对我说，混乱是我们唯一的统治者。那是无言的力量形成的巨大旋涡，它在无意间造就了人类，也会随即将其摧毁。它的眼里根本没有我们，我们的梦想、目标和最高尚的行为都不值一提。“牢记这一点，”爸爸指着露台下的松针土说道，“不管你觉得自己多么与众不同，你实际上和一只蚂蚁没什么区别。你可能比它大一点，但你依然无足轻重。”他顿了顿，研究了一会儿脑海中的层级结构图。“不对，我见过你松土的样子吗？见过你啃噬木头加快其分解进程吗？”

我耸了耸肩否认。

“我从没见过。所以按理说，在这个星球上，你还没一只蚂蚁重要。”

接着，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张开双臂。我以为他要拥抱我，然后说：“开玩笑啦，你当然重要！”然而，他却说：“好，现在想象这是所有的时间。”他在胸前模拟了一条巨大的看不见的时间线。“人类存在的时间不过这么长！”说到“这么”两个字的时候，他煞有介事地捏住指头。“我们可能很快就消失了！如果你将视角扩大到地球之外，那……”他感叹道，“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是。宇宙中还有其他行星，行星之上还有更多的‘太阳系’……”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他的原话。但将近二十年后，听闻天文学家尼尔·德格拉斯·泰森的名言“我们是一颗微粒上的一颗微粒上的一颗微粒”时，我觉得这就是爸爸的心声。而当时只有七岁的我没法用语言描述回荡在胸中的凉意：“那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还上学干吗呢？何必把通心粉粘在纸上呢[2]？”我静静地观察，用我的童年时光观察爸爸的言行，自己去寻找答案。他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一位生化学家，用颤抖的双手研究离子这种为所有生命活动赋能的带电粒子——心跳、闪电，甚至是离子的自身活动都需要电能。他开车从不系安全带，写信从不留回信地址，还会在禁止游泳的地方畅游。一天，他回家后宣布，他再也不打算穿带袖子的衣服了，因为袖子总会带翻他的试管。他拿起剪刀，怒气冲冲地对着衣柜发泄一通。接下来的好几年，他上班的打扮都让人一言难尽，说好听点，他就像个搞学术的海盗。

他特别疼爱我家的狗（它调皮得很），拒绝按食谱喂它，总喜欢让它尝试实验室里剩下的各种试验对象，例如青蛙的腿和电鳐的器官。尽管我妈已经明确表示，她只能接受让狗吃老鼠肝脏，不准带着油腻的纸袋进入厨房大肆煎炒，可爸爸却依然如故。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去养老院看奶奶，刚要穿过大门，一位坐轮椅的老奶奶不小心挡住我们的去路。“慢点儿！”爸爸大声叫道，接着倒在地上，脸滑稽地扭作一团，装作被撞得不轻。我尴尬极了，生怕他真的把这位可怜的老人家吓死，但是，老奶奶的眼中闪过一道光，脸上也绽开笑容。我这才明白，她能听懂爸爸的笑话，也渴望这样的笑话，渴望被看作一个能开玩笑的人。

“你无关紧要。”爸爸每走一步路，每吃一口饭，似乎都是受这句话的驱使。所以，他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他骑摩托车骑了好多年，他大口大口喝啤酒，他一有机会就跳进水里，而且一定是肚子先落水。他好像只接受一条谎言，以限制自己走向贪婪享乐的极端，而且那条谎言已经成了他的道德准则：尽管其他人也无关紧要，但还是要好好对待他们，让他们觉得自己重要。

他几乎每天早晨都给我妈冲咖啡，五十年如一日。他全心全意地对待自己的学生。他在我们的餐桌上刻满数字，那是他颤抖的双手刻下的真凭实据，见证他帮助我和姐姐们理解数学之美的无数个夜晚。

冷酷的现实让他的生命充满活力，他度过了精彩纷呈的一生。我穷尽一生试图模仿他，脚蹬小丑鞋迈开虚无的步子，正视我们的虚无，并且摇摇摆摆地迈向幸福。

但我学得并不像。

“你无关紧要”这句话，常常将我带向另一个方向。

◆◆◆

别为此心烦意乱。加缪估计，大多数人时刻都把这句话放在心上。这剂针对痛苦的解药是那么诱人，18世纪的诗人威廉·考柏曾称之为“绝妙诱惑”。

而我，是在上五年级时感受到了它的召唤。那时我大姐在学校被欺负得很惨，被迫退学。我可爱的姐姐，遗传了爸爸的黑发，一副红框眼镜架在黑色的眼睛上，一笑就露出闪亮的牙套。她很容易感到焦虑，没法理解那些社交暗示，沮丧时会甩动自己的手，甚至拔睫毛和眉毛。我恨她的同学，为什么不能对她好一些？为什么不肯放过她？想到她走过学校的一条条走廊，却找不到一双眼睛能给予她庇护，这样的场景让我心绪难平。有时，我真想把这一切都抛在脑后。

我试着像爸爸一样自我安慰，享受大地的乐趣，玩泥巴、萤火虫和水坝。我可喜欢搭雨水坝了！有一次，我挖了一条特别棒的排水沟，甚至引来一只鸭子！然而，升入中学后，学校走廊的恶意开始针对我。“你的锤子呢？”男孩们会这么嘲笑我，用力拉扯我木工裤上的圆环。我把棒球帽压得很低，但这一举止同样招来了他们的嘲笑。他们还叫我“杰瑞”，让我不明所以。九年级的时候，我从一群男孩身边经过，他们叫着：“七！”显然是在给经过的女孩打分数。七分，我想，还不错！后来我才明白，七指的是他们喝七瓶啤酒才愿意同我发生关系。七瓶，就是彻底的溃败，完全不值得他们接触。

我认识一个女孩，她比我勇敢，是个狠角色，会反过来嘲讽那些男孩。我知道自己遇到的问题微不足道，但是我心中没有那种东西，虽然我说不清那是什么。在我需要骨气的时候，内心只有一盘散沙。

我又长大了一些，我姐姐的情况却越来越糟。她试着在社区大学读书，却和室友闹僵，只得回家住。她好不容易获得学位，却没法维持稳定工作。收银员工作让她紧张，图书馆又太安静。回到家，面对妈妈的担心和爸爸的失望，她只能躲在卧室门后大喊大叫。我想象她化身为一股孤独和眼泪的旋风，再次现身时，她脸上全是眉毛和睫毛。我被吓到了，不是因为这景象看上去诡异，而是因为我知道自己心中也蛰伏着同样的悲伤，但我只会在皮肤上刻下条条伤痕，如此发泄而已。

爸爸对我俩失去了耐心，他迫切希望我们能重新振作起来，重拾生命的美好，在生命终结之前尽情享受。“由此观之，生命何等壮丽恢宏”[3]，挂在爸爸实验室书桌上的这句达尔文名言，是一种无声的斥责。用棕色花体字写的这句话，装裱在上了清漆的木质画框里，是《物种起源》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这是达尔文的情话，对抹去了上帝的存在表示歉意；也是在许诺，只要你观察得足够仔细，就能发现生命的壮丽恢宏。但有时候这句话像是一种谴责：如果你看不到生命的壮美，你真该感到羞愧。

每当爸爸情绪低落，或是结束了一天漫长的工作，肚子里灌满啤酒或者波本酒时，他会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楼上，告诉我们他受够了。他会抛开让别人觉得自己重要这一准则，大声摔门，摇动我们的身体。有几次他狠狠地扇了我姐姐一巴掌，在她脸上留下粉色的掌印。气氛逐渐紧张时，我妈妈便会流下眼泪。我二姐曾经是全家人的精神支柱，后来不出意料地离开了家——在我升到十年级的时候远赴马里沙漠求学。

那时，我感觉自己没什么地方可去：外面的世界只有充满恶意的学校走廊和空空的地平线，家里只有砰然关闭的门。“看不到任何光亮”，1999年4月8日，我在日记中写道，那天我刚满十六岁。第二天放学后，我开车去了沃尔格林连锁药店，找到店里卖安眠药的那排货架。有些药的包装是浅蓝色，有些是深蓝色，有些是紫色，都用纸一般苍白的星星来展示催眠功效。我拿了几瓶薰衣草色的药瓶，藏在外套里，不想引人怀疑。

回家吃晚饭的时候，我感觉轻松多了。待到整栋房子都睡去，万事俱备：爸妈蜷缩在一起，两人睡着的时候才不会吵架；大姐像鱼一样睁开的眼皮终于在夜间闭上；二姐睡在非洲中部一个比家更好的地方；小白狗查理也睡了。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地下室，那时我还不知道，动物在死之前会给自己挖个洞。我只知道，我想在地下室死去。我煞有介事地去掉每颗药片的塑料包装，一分钟一颗。即便是无神论者也需要仪式感。

再次醒来时，我的眼前一片明亮，耳边传来护士的羞辱，妈妈忧心忡忡地坐在医院椅子上，卫生纸垫在我屁股下，目力所及是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搭建的格状天花板。我心想，这种材料看起来真像苏打饼干。那是我服药的第二天。一位心理医生给我开了帕罗西汀[4]，我羞于服用。我被禁止参加学校的实地考察旅行，他们觉得这次出行对我来说过于危险。我服药的事情悄无声息地在学校走廊上流传开来。

我给自己买了粉色唇釉，努力挤出微笑，心里暗暗发誓下次一定会成功。我开始在脑海中幻想一个物体，一个闪光的金属物体，它定然会比药品更管用。高中结束的那段时间，我脑子里净是这个想法。

◆◆◆

然而，进了大学之后，我的世界里终于有了一丝光亮。某天在走廊上，一个看上去傻乎乎的宽肩卷发男人经过我身边。他有一双泰迪熊般的棕色眼睛，身上散发着肉桂的味道，还是学校即兴表演社团的成员。他是社团中最棒的演员，动作舒展，用善意且诙谐的方式搞笑，在这个冷酷僵硬的世界里掀起欢笑的涟漪。我常常坐在观众席观看他的表演，并和大家一起由衷地赞叹：他仿佛世间不存在的美好。

我花了好几年时间，慢慢地通过共同的朋友和他认识，不断地给他主持的即兴说唱深夜节目打电话，让自己的舌头试着……即兴押韵！我甚至加入了即兴表演社团。终于，我在一个晚上向他袒露自己的心意，他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逃避——过去学校走廊上那些男孩的所作所为让我以为他会这么做。他吻了我。

大学毕业后，我们同居了，住在布鲁克林区。我们的公寓只有一间小卧室，不过门廊特别棒，公寓里面摆了一张红色的富美家桌子。我混到一个广播节目的制作工作，节目里讲的都是科学奇观。他则继续自己的喜剧事业——单口喜剧、即兴表演和编剧，还一边开出租车赚取生活费。我们常常在门廊喝啤酒喝到很晚，聊聊各自白天的经历，把那些尴尬和失误变成笑话讲出来。我获得了以前觉得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庇护所。它有肉桂的味道，四周是糟糕的谐音梗和韵脚组成的高墙，墙越垒越高，足以抵挡世界的寒意。我脑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我们写的电视剧集，我们一起搭建的树屋，我们穿过庭院追赶孩子，小草钻进脚趾间。直到第七年，我把一切都毁了。那是一个深夜，在离他五百英里的海滩上，月光、红酒和篝火让我昏了头，我勾搭上了那个我一整晚都避免直视的人。星星把我们围在中间，我们的气息交混。我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向那个卷发男人坦白，他跟我说，我们结束吧。

但我不相信他的话，不相信两人这么多年亲手建造的错综复杂的东西一下子毁在我手里。我求他再考虑一下。我向他保证，我的艳遇不过是过眼云烟，是个意外，不会再发生。可他气急了，受伤了，不想和我这种把如此神圣的东西看作儿戏的人在一起。没了他，世界一片漆黑。朋友们知道了我的所作所为，同样疏远了我。我不跟家人沟通，不想解释发生了什么。我的工作，那些我曾经满怀兴趣追寻的科学故事，也失去了光彩。它们不过是证据，不同学科的证据——化学、生物、神经学，证明一切毫无意义。

慢慢地，那绝妙的诱惑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它的羽翼在召唤，许以最耀眼的礼物：解脱。

但是我身体的深处——终于现身的脊梁骨？抑或是我脑中一个被迷惑的角落？——萌生出一个截然不同的计划。假如我忏悔得足够虔诚、足够耐心，那个卷发男人最终或许会明白我有多么愧疚，然后重新接受我。所以我拿起了自己的武器：一支笔。我一封接一封地给他写信，我在等待，我在盼望。我学着他的样子，不时抛出蹩脚的笑话，那是我们的秘密暗号。“十二周年快乐。”2012年的第一天，我这么写道。没有回应。一年过去，两年过去，转眼三年，我试着不去担心。窗外，寂寞飞转，愈发吵闹，热力学第二定律炫耀着它深不见底的尾巴，我努力维持着自己的信念。

这就是大卫·斯塔尔·乔丹吸引我的原因。我想知道，是什么驱使他不断举起缝衣针修补世界的混乱，罔顾所有告诫他不会成功的警示。他是否偶然发现了一些技巧，一剂充满希望的解药，用以消除世界的漠然？他是个科学家，所以他的坚持不懈背后也许有什么东西，能够与爸爸的世界观契合，我紧紧抓住这一丝微弱的可能性。或许他发现了关键：如何在毫无希望的世界里拥有希望，如何在黑暗的日子里继续前行，如何在没有上帝支持的时候坚持信念。

◆◆◆

但读完大卫在佩尼克斯岛上的经历后，我开始担心了。如果上帝是指引他度过黑暗时代的光明，那么他也帮不了我。

在大卫撞上达尔文的新观点的时候，我找到了答案。离开佩尼克斯岛后，大卫在威斯康星州阿普尔顿市的一所预科学校教基础科学。达尔文的观点在大卫小时候还是点点星火，到了这时已经发展为每一位严肃的科学家都需要应付的燎原之势。《物种起源》中充斥着各种异端邪说：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是从“一种原始类型”进化而来的；人类还在进化中，甚至有可能会走向灭绝。但对一位分类学家来说，达尔文最令人难以接受的观点就是，自然界中的物种不是固定的、永恒不变的。达尔文观察到，过去一直被人们看作同种的生物拥有那么多变种，以至于原本横亘在物种间不可逾越的界限逐渐模糊。即便是最神圣、最不可侵犯的那条界限，即不同物种间杂交的后代无法繁育的理论，也被他视作一派胡言。“我们不该认为物种杂交的后代一成不变地皆是不育的，”达尔文写道，“也不该将它们的不育性视作一种特殊的天赋或造物者的安排。”他最终宣称，物种，即分类学家大张旗鼓认定的永恒不变的等级分类（属、科、目、纲等），不过是人类自己的创造，为了“方便”在不断进化的生命路线上划出有用但武断的界限。“Natura non facit saltum”，他这么写道，意为“自然界中无飞跃”。自然没有边界，没有固定界限。

假如你是那时的分类学家，心里该有多么烦闷？听闻你手中持有的知识并非自然的拼图，而是无序的产物；它们不是神圣文本的其中一页，不是神之密码的符号，不是通往天堂的阶梯，而是不断变换的混乱片段。这观点让一些人十分恼火，地球没了希望，他们的追求也失去了意义。路易斯·阿加西到死都强烈反对达尔文的观点，他以此为主题四处演讲，称人类起源于猴子这一观点“令人恶心”。

但是年青一代的大卫·斯塔尔·乔丹思想较为开放，经过一番挣扎，他最终决定在这一议题上与“恩师”决裂。他越仔细观察自然，就越被达尔文的观点吸引——物种之间存在灰色地带，他不得不正视这一事实。“我朝着达尔文的方向走去，像被男孩吸引的猫一样高耸着尾巴，优雅地跨过地毯！”他写道。

天哪，这句话让我对大卫心生崇拜！我想用双手拥抱他的胸膛，在他脸颊上亲一下，让他知道他有多么勇敢，有多么棒，敢于正视进化揭示的近乎毁灭性的事实，然后想办法继续前行。

当然，这意味着，我可以继续将他视为人生导师。尽管挥舞着缝衣针的他看上去有些疯狂，但他如此孤注一掷，必定有着自己的理由。这意味着，否定自己过去的信仰并不一定会通向耻辱的终点。有可能，仅仅是可能，追随他过分自信的脚步，我终究能够回到那闪光的庇护所。

注释：

[1]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南部半岛。——编者注

[2]即将或已经过期的通心粉常被用作儿童手工的材料。

[3]本书中引用的《物种起源》原文，部分摘自苗德岁译本（译林出版社，2013），部分有改动。——编者注

[4]一种抗抑郁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