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徒劳无功
音乐的蒙太奇此刻奏响。首先响起的是欢快的水手号子，随之登场的是大卫·斯塔尔·乔丹，他站在一艘大船的甲板上，卷起袖子，身边是十几个头戴圆顶礼帽的男子。他们手持钓竿、长矛、拖网、三叉戟，以及任何能让他们捕获更多鱼类的工具——一切都是为了捕鱼，捕更多的鱼。
离开佩尼克斯岛之后，大卫在阿加西的祝福下认真对待收藏这一工作，将研究重点投向水面。“鱼类学文献既不准确也不完整，”他写道，“鲜有比较研究，因此该领域看似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大卫在美国中西部不断更换教职，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发现北美洲的每一种淡水鱼。他雇了一位伙伴协助他开展工作：康奈尔大学的同学，专门研究分类学的赫伯特·科普兰，一个肌肉强健、蓄着茂密的棕色胡子的家伙。他们搬到了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一间廉价旅馆里，我脑海内浮现出《自然系统》的书页散落在旅馆浴室中的画面。不过我没法确定他们的住处有没有浴室，那会儿建筑的管道系统尚未完善，尤其是在印第安纳州那么偏远的地方。
他们造访各类水系、河流与湖泊，钓上来各种标本：一些有胡须，一些有尖牙，一些散发出绿藻和泡菜的混合味道。慢慢地，他们开始发表自己的分类学研究论文，阐明物种间的新关系并剔除以往研究中的重复信息，比如美洲斑点叉尾鮰（Ictalurus punctatus），大卫说它“先后二十八次被认定为新物种”。慢慢地，政府注意到这位蓬头垢面的西部鱼痴，并与他签订类似雇佣兵的合同，派遣他每年暑假进军美国鱼类的未知领域。他去过得克萨斯州、密西西比州、艾奥瓦州、佐治亚州、田纳西州，致力于寻找新的鱼类，在它们身上打下“由美国发现”的烙印。
1880年，大卫被派去（代表美国普查局）登记太平洋沿岸的鱼类品种。他带上了一名他较为欣赏的学生，一个名叫查利·吉尔伯特的“阳光男孩”。他们从圣迭戈出发，沿着海岸线搜寻美国的鱼类居民，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有太多“泛着油光”的“宝藏”，令大卫目不暇接。他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这一切：跳出水面的“重达六百磅”的巨型金枪鱼，长着“彩带一样的长长胸鳍”的长鳍金枪鱼，以及“向上飞跃八分之一英里”时翅膀会像蜻蜓一样抖动的加利福尼亚飞鱼。日复一日，他们驶过一英里又一英里。渐渐地，大卫和查利开始捕捉这些鱼，这些尚未确定身份的物种，科学档案中没有记载其踪迹的鱼：布满光点的小灯笼鱼“会在风暴来临时从海底浮上水面”；一条长有彩虹鳞片的小鱼藏在一条鳕鱼的肚子里，而这条鳕鱼则被一条长鳍金枪鱼吞下了肚；一条身披黄色条纹的亮红色鱼被他们戏称为“西班牙国旗”。
他们连着好几个月在海上搜寻，在圣迭戈过圣诞节，在圣巴巴拉过农历新年，3月他们搜遍了蒙特雷半岛。大卫尽量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鱼类身上，但他的目光还是会不时投向植物。他总是忍不住叫出沿途树木的拉丁语名，比如Cupressus macrocarpa（大果柏）和Pinus radiata（蒙达利松）。他给途中看到的每一种生物下定义。太平洋细齿鲑：“最好吃的鱼”；银槭：“二级遮阴树”；盲鳗因为其谋生之道——扑到猎物身上，钻入其体内，贪婪地吞食鱼肉——被列为最糟糕的一类：黏液覆体的“海盗”且“习性恶劣”。
作为路易斯·阿加西曾经的学生，大卫像自己的老师一样检视沿途遇见的生物，寻求道德上的启示。他把阿加西尚未成形的“退化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搅在一起，并发扬光大。在他看来，黏糊糊的盲鳗证明了懒惰或寄生等“坏习惯”能让一个物种退化、衰退或“变得更糟”。大卫在一篇科学论文中表示，海鞘从较高等级的鱼类“倒退”为披有囊包且滤食生活[1]的固着动物[2]，就是因为“无所事事”“不活跃及依赖性强”的综合作用。大卫并不清楚导致这种衰退的具体机制，但海鞘对他来说是个明确的警告，一则关于懒惰的警世故事，一个名副其实的废物。
大卫和查利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北，检查每一块海域，同时学习渔夫们不同的捕鱼方式。圣迭戈的中国渔夫用细网捞起满满一兜渔获；圣巴巴拉的葡萄牙渔民站在岩石上，将手中的三叉戟掷向海浪；就连海鸥和鹈鹕也能令人眼红地精准俯冲捕食。这些技巧大卫能学就学，不能学就偷。他一头扎进中国鱼市，贪婪地搜寻未知物种，他剖开鸟和鲨鱼的肚子，寻找漏网之鱼。仅这一趟，大卫和查利就命名了八十种新的鱼，生命之树上的八十个分杈揭开了神秘面纱；八十个新物种在他们说出种名的那一刻终于诞生，它们是扇形泰勒灯鱼（Myctophum crenulare）、细盗目鱼（Sudis ringens）、红缚平鲉（Sebastichthys rubrivinctus）等等。
八个月之后，大卫回到印第安纳州，这次他来到了布卢明顿。在这里，他获得了一份固定教职，成了印第安纳大学的一名基础科学教授。与此同时，大卫完成了一件曾经看似困难的事情：他结婚啦！新娘就是他在佩尼克斯岛上遇见的红发植物学家苏珊·鲍文。大卫说服苏珊离开家乡，离开马萨诸塞州苍翠的伯克希尔山，随他来到印第安纳州。她带着些许惊恐搬了家，印第安纳州对她来说就是一片狂野的西部，这里尚未被开发，远离家乡，且没有规则。但是她爱大卫，爱他拥抱世界的样子。婚后不久，他们有了孩子，先是伊迪丝，接着是哈罗德，最后是托拉。在印第安纳大学任教仅六年，也就是在大卫三十四岁的时候，校董事会请他担任该校校长。大卫接受任命，成为全美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大概在同一时期，大卫留起了胡子，仿佛鼻孔下横着的两条尖牙。
当然，这不过是猜测。但一个人怎么能够这么快从默默无闻——因自己的追求被世人嘲笑甚至侮辱——转变为受人追捧呢？我想象中的大卫隐忍且阴郁，风尘仆仆、脸色苍白。他悄悄地从你身边经过，慢慢地被那光、那空气、那闪耀的东西填满，而这一切都与目标有关。
目标让一个生命焕然一新。
尽管达尔文抹杀了上帝之光，但在大卫心中，他的鱼类捕捞事业依然神圣。在他看来，自己依然在这一过程中勾勒出等级阶梯的形状，进而揭示所有动物和植物的秩序——不过现在他相信，这种安排是由时间而非上帝造就的。尽管如此，这一阶梯背后的秘密依然重要，依然具有深远意义。仔细研究被解剖的鱼类时，大卫认为自己依然在揭晓真正的创世故事，即生命需要经历怎样的试炼才能成为人类。这些线索蕴含在其他物种偶尔的过失和成功之中，大卫认为，寻找这些线索或许能够帮助人类再度进化。这与阿加西的使命如出一辙，只是不受造物主掌控。
大卫在这条路上不断取得进展。他的团队，那些高大魁梧的戴眼镜的分类学家们，一直在发现新的鱼类，种类多到他们来不及命名的程度。科学家们把鱼类保存在一罐罐乙醇溶液中，然后送到大卫位于科学楼顶层的封闭的实验室里，堆在室内的架子上。上千个神秘物种，越堆越高，等待着神圣的命名仪式。
直到1883年7月的一个深夜，宇宙伸出双手，掰响手指的关节，于是那些藏在空气里的一团团离子咔咔作响，放出一道闪电击中电话线。火花蹿进大卫实验室楼下的办公室，烧着了几张纸，接着烧着了更多纸。火舌蔓延至墙壁，最终蹿上了那些安放大卫的宝贝罐子的架子。尽管乙醇善于阻止宇宙的腐烂势头，但它却是火的内应，那些罐子像一颗颗微小的炸弹般炸开，鱼的标本瞬间升华为气态。所有的标本都被毁了，那些未命名的物种很可能再难寻觅同类，但这还不算完。同样被毁的还有大卫多年来费尽心血制作的一份秘密文档，一幅揭示前所未见的生命之树分支的藏宝图。这幅图如同一盏巨大的吊灯，有着繁复的分支，饱含大卫的个人见解，展示了物种间的进化关联，如今却付之一炬。负责评估损失的记者没法掩饰自己的悲痛。“一个小时的大火几乎毁了他一生的心血。”这位记者在《布卢明顿电话报》中这样写道。
但大卫没有因灾难而停下脚步。他拍去身上的灰烬，再访美国的各个水域，重新收集被毁掉的标本。他没有纠结浪费的时间，没有想过，试图在混乱统治的世界里建立秩序，是一件多么徒劳无功的事情。他声称整场浩劫只给了他一个教训。是什么呢？保持谦卑？设定比记录北美洲的每一种淡水鱼更合理的目标？“立马发表（新发现的物种）。”他这么写道。啊，这教训原来是“比过去更努力”。
当悲剧击中大卫的个人生活时，他也以同样的方式应对。火灾后不过两年，11月的一天，他的妻子苏珊感染咳疾，红棕色的头发被发热的汗水打湿。几天后，她就去世了，死因据女儿伊迪丝解释，是一场“让乡下医生束手无策”的肺炎。
大卫又一次快速地做出反应。他大费周章地订购白色菊花，用以覆盖苏珊的棺材；他发表感人肺腑的悼词，回忆两人对分类学的热爱——他们在佩尼克斯岛的海滩上漫步，“在微生物的作用下，海水像布满星辰的天空一样闪亮”。他甚至有可能告诉自己这是苏珊希望的结局，在两人寻求崇高秩序的这一过程中遗憾伤亡。
大卫还有他的鱼需要关心，他立即回到野外，重新收集火灾中被损坏的标本。苏珊去世不到两年，大卫再婚，新娘是一位名叫杰西·奈特的大二学生。对大卫来说，这段婚姻在很多方面都有进步。已故的苏珊对大卫的旅行颇有怨言，曾在信中表示她感到孤独，讨厌大卫总是不在家中，而杰西只求与大卫同行。她年轻且精力十足，黑色的眼睛让大卫倾倒。他看着这双被他形容为“黑曜石般”的眼睛，寻找一个游荡在她基因中的遥远身影——某个“来自西班牙的流浪者”？某个施“巫术”的人？“某个Do a Plácida[3]”？遗传成了大卫观察世界的镜头，这正是他试图通过鱼类揭示的东西——特质如何传递，某些生理属性如何透露出进化方面的关联。面对人的时候，他也无法摆脱这种惯性。
十八岁的杰西一到布卢明顿，就把大卫年纪较长的两个孩子送进寄宿学校，这一举动让当时十岁的伊迪丝与继母永远对立。“那时我就知道，我永远不会叫她一声妈妈。”伊迪丝在晚年的一份回忆手稿中这样写道。家里最小的孩子托拉不会成为杰西的麻烦：在苏珊去世后不久，她因不明原因的疾病随之而去。
家里没了孩子，自由的杰西加入了大卫的标本收集之旅。照片里的她戴着一顶招摇的贝雷帽，挂着望远镜，脸上满是害羞的微笑。据大卫描述，每当他捕鱼时，她便会坐在不远处，倚靠在树下读书。他在回忆录中坦言：“她的陪伴对我的意义，无法用言语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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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认为，迅速从闪电造成的火灾和苏珊去世这两件事中恢复，让他铸就了一面“乐观之盾”。他猜测或许这与自己的身高有关。大卫发育良好，身高六英尺二英寸[4]，在那时可以算是巨人了。同一时期，美国男性的平均身高是五英尺六英寸[5]。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大卫说，朋友们都在议论他的这面盾，以及挫折看似没有让他迷茫的事实。他的一个同事开玩笑说，不管日子多么难，他们总能看到大卫“哼着歌在拱廊下行走”。
“厄运只要过去，我便从不为其担忧。”大卫解释说，他的语气中有满不在乎的意味。
此时，加利福尼亚州一对富有的夫妇听说了大卫·斯塔尔·乔丹——一个开朗活泼、体格高大的巨人，有数百个科学发现的荣誉在身。这对夫妇名为利兰·斯坦福和简·斯坦福。1890年的一天，两人直奔布卢明顿，询问大卫是否愿意担任他们在帕洛阿尔托的农场上创立的一所小型学术机构的首任校长。大卫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薪水丰厚，学校所在地气候宜人，加上他自己许诺要再访太平洋里那些滑溜溜的宝藏。唯一的顾虑是斯坦福夫妇。利兰·斯坦福是共和党议员，在多数人心中是一位强取豪夺的巨头。他的妻子简，没受过什么教育，热衷于通过灵媒与她过世的儿子联系。大卫担心，一旦接受这份工作，他就成了受人挟持的傀儡，被两个在道德和智力上都不如自己的人驱使。但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天气……丰厚的薪酬……1891年，大卫宣誓就任斯坦福大学首任校长，那一年，他只有四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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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一到帕洛阿尔托就发现，说服斯坦福夫妇允许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使用他们来路不明的财富，并非什么难事。他随即在蒙特雷半岛的靠海处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海洋研究机构——霍普金斯滨海实验室。这一机构模仿阿加西在佩尼克斯岛设立的夏令营，将直接观察奉为金科玉律。建筑物上的窗户多过墙面，海水顺着管子流进教室。大卫招募了许多朋友和学生来斯坦福大学的理学院系任职。查利·吉尔伯特，曾经的“阳光男孩”，如今已经是一位“出色的”分类学家，大卫任命他为动物学系系主任。大卫还把自己新收集的鱼类标本运来：罐子摇晃，鱼眼翻转，伴随着火车的行进声，这些标本越过白雪皑皑的高山。它们随后被放进斯坦福大学最雄伟的建筑中——一座牢固的砂岩巨兽，四周环绕着宽阔的拱廊，顶部是充满节日氛围的黏土瓦防火屋顶。在建筑的正前方，一座大理石雕像矗立在主入口。那是一位蓄着茂密络腮胡、胸膛宽厚的著名自然学家，手里拿着一本书。猜猜他是谁？
当然是路易斯·阿加西。
放这座雕像其实是斯坦福夫妇的主意——两人一直仰慕阿加西的教学理念，这让大卫欣喜若狂。制作雕像时，阿加西的名声不是很好，这似乎没有影响到大卫的心情。阿加西不仅没有接受进化论（相信进化论在那时是傻子的标志），还依据对自然等级的信仰，提出了科学史上最令人厌恶、最具毁灭性的谬论。直至临终，阿加西都是多祖论最笃定的支持者。该理论认为，不同人种属于不同物种，特别是黑人，属于低等人类。他广泛且主动地宣扬这一观点。在美国内战期间，林肯政府向他征求意见，他给出的说法是，黑人一旦获得自由，就应当与白人隔离，因为他们没法与白人和平共处。阿加西以莫须有的措施和想象中的等级为依据，认定黑人在生理上就“不适合”在文明社会中生存。这并非他们的错，仅仅是一项科学事实：黑人天性过于“幼稚”“感性”且“耽于玩乐”，处于固定的生命阶梯的较低层级。
而阿加西的这些理论并没有让大卫感到不快。雕像矗立在大卫的科学“避难所”的入口处，这让他感到欢欣鼓舞。大卫说，他可以原谅阿加西对达尔文的排斥，因为，他辩称道：“（阿加西）教会我们独立思考。”他似乎并不担心自己的头脑可能受到“某些人种带有生理缺陷”这一想法的影响。大卫继承了哥哥鲁弗斯的衣钵，一直被视为一名废奴主义者；或许他觉得，这一点足以让自己对阿加西的想法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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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和杰西搬进一间距离科学楼没多远的小石屋，他们把它叫作Escondite，即西班牙语的“藏身之处”。石屋掩映于一片茂密的桉树林里，两人在散发着松树和薄荷香味的清新迷雾中构筑自己的伊甸园。大卫种下几棵无花果树、苹果树和柠檬树，栽上几丛火棘、仙人掌、南瓜和各类热带花草。这里的植物来自“世界各个角落”，“最终长成毫无章法却令人愉悦的丛林”。大卫还带来一只猴子，给它起名鲍勃，随后他又搞来两只鹦鹉（一只说西班牙语，一只说拉丁语）、一窝喵喵叫的小猫和一只大嘴巴的大丹犬。大卫声称，条件适宜的时候，待猴子安静下来，递给它缰绳，它就会像骑马一样骑着大丹犬到处逛。很快，大卫和杰西搬进更大的房子，两人的奇幻动物园又添两位人类成员：奈特和芭芭拉。
芭芭拉让大卫着迷。她继承了杰西黑曜石般的眼睛，大卫开始叫她“黑眼睛清教徒”，并且用诗歌唤她：“到我这儿来，告诉我实话，这双黑眼睛何时落于你身。”芭芭拉长大之后，大卫欣喜地发现，她和自己一样热爱分类学。两人会一起漫步于校园，搜寻甲虫、鸟类或花朵标本，然后对其进行分类。某天芭芭拉指着一只黑色的鸟儿，“不假思索”地将其归为连雀属，那时她才七岁。大卫认为，这证明有一个基因片段主管分类技能，未来的科学家们应当积极研究分类学天赋的遗传属性（他完全忘了家里的书架上就摆着各种分类学图书，而芭芭拉可以明显感觉到，只要展露出对分类学的兴趣，便能迅速获得爸爸的青睐）。大卫在回忆录中犯了父母常犯的错，把芭芭拉看作所有孩子中“最可爱、最聪明、最标致且最招人疼的那一个”。
身为斯坦福大学校长，大卫不再有经济上的限制，终于可以踏上过去梦寐以求的鱼类标本收集之旅。他去了夏威夷，还去了萨摩亚、俄罗斯、古巴、阿尔巴尼亚、日本、韩国、墨西哥、瑞士、希腊，甚至更远的地方。
在这段时期的回忆录中，大卫加上了各种各样的副标题：“我跌入谷底！”“我参加了烤猪野宴[6]！”（这里的感叹号是为了强调，但似乎也反映了大卫高涨的情绪。）除此之外还有：“日式幽默”“月之祭祀”“跳船的响尾蛇”“重回帕果帕果”“鲨鱼和鲨鱼”“诅咒上层”“女士忏悔”和“进退两难”。翻到题为“杰西小姐遇上格里芬”的章节，你便会发现在他们前往萨摩亚的旅途中，杰西并没有遇见希腊神话里鹰首狮身的怪物。她看到的不过是只大蝙蝠，大卫将其认定为“飞狐”。
他们在旅途中拍摄了一系列照片：戴着圆顶硬礼帽的男士们一拥而上，挤进划艇，或是在搁浅的鲸、沉船的残骸和高耸的悬崖峭壁前挺起胸膛。照片中还有飞鱼、跃出水面的鲸和正在喷发的火山。镜头捕捉到一个令人倒吸一口气的时刻：和大家一起攀登马特峰时，查利·吉尔伯特被一块落石击中。他侥幸大难不死，但头部受了重伤，被一位向导背下了山。这次，大卫罕见地承认自己感到“一阵慌乱”。他们探索新的水域，一桶桶地带回不常见的鱼类，将它们浸泡在乙醇溶液里：花鳗鲡、电鳐、肺鱼、猪齿鱼、灯笼鱼、海马、锤头鲨和比目鱼。他们在命名方面不断涌现创意，遇见难看的鱼就冠上敌人的名字，碰到好看的鱼就献出朋友的名字，并且直截了当地向他们的领导致敬。他们从夏威夷水域捕捉到一种鲜艳的热带鱼，并将其命名为乔氏丝隆头鱼，除此之外，还有乔氏笛鲷、乔氏喙鲈和乔氏虫鲽。他们发现的鱼接近一千种；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只有大卫和他的同事能发现近千种新的鱼。
在大卫这种梦幻般的生活中，唯一的污点竟是让他梦想成真的那位女士，简·斯坦福。大卫担任校长后仅一年，利兰·斯坦福去世，一切事务交由简打理。她对大卫这位大个头并不感冒，并对他在鱼类上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感到担心。她希望斯坦福大学能够在其他领域取得进展，比如……关于招魂的科学研究！空气中有X射线——X射线、电子和放射现象均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被人们发现。简认为，这些技术或许可以在同逝去之人沟通方面获得突破。
大卫认为简的想法不可理喻，他的爱好之一就是揭穿灵媒的真面目。他经常参加旧金山的各类降灵会，想弄明白这些“骗局”的真相，揭露他们的假胡子，藏起来的电线、磁铁、喇叭、氢气和其他施展“这些戏法”的装备。大卫根本不可能把简的请求当真。相反，他开始发表文章，几乎是半公开地谴责相信这些把戏的人。《科学》和《大众科学》等杂志都刊登过大卫文笔辛辣的文章，讽刺那些声称发现了“原子的灵魂”或经历过“灵魂出窍”的江湖术士。他甚至给这个圈子起了个名字：伪科学（sciosophy），由科学和哲学的英文单词混合而成。“伪科学不需要精准、逻辑、数学等工具，也不需要望远镜、显微镜和解剖刀等设备，”他打趣道，“人生苦短，想要快速得到答案也是人性使然。”
大卫最终针对的，并不是轻易从人们身上赚取钱财的江湖术士，而是动辄上当的受骗者本身。这样漏洞百出的想法，如此“努力地相信已知的东西并非真相”，他写道，“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我并不清楚简·斯坦福是否读到过这些文章，是否“碰巧”一把将这些文章从桌上拂掉，或是毫不掩饰地借此释放了一些怒气。
不管是哪种情况，简的身影——身着黑色维多利亚裙，头戴花边帽穿过校园——似乎成了大卫不愿看到的风景。每次碰见大卫，她似乎都能找出新的理由抱怨他的管理水平。简信不过大卫招来的人，觉得他任人唯亲，还将理学院系的员工称为大卫的“宠儿”。
尽管大卫需要承受这些批评、侮辱和让人痛苦的鞭笞，但他总能在鱼儿身上获得解脱。那宽广的水世界能提供无尽的宽慰，比任何酒精或药物都更能安抚人心。每次发现新的鱼类，每次捕捉的过程，每次为宇宙间不为人知的新物种命名，都让大卫深深地感到沉醉。那是舌尖上的蜜糖、无所不能的幻想、秩序带来的愉悦感。区区一个名字，便能抹去所有伤痛。
注释：
[1]靠特有的滤食器官滤取水中的悬浮有机质（浮游生物、细菌、腐屑等）为食。——编者注
[2]固着于他物而生活的动物。几乎均限于水生动物，其幼体多营浮游生活，固着而成为成体。——编者注
[3]西班牙语，意思是“安静的小姐”。
[4]约合1.88米。——编者注
[5]约合1.68米。——编者注
[6]即luau，夏威夷传统宴席。